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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与恶
天地间只是一动，此动无终无始，不已不息。试问何以能然？而且此一动既是无终无始，不已不息，在如此长时期里，一往直前，日新又新，他将何所成就，叫人又如何去认识他？在中国传统思想里，似认为此动并非一往直前，而系循环往复。惟其是循环往复，故得不息不已，又得有所成就。而并可为人所认识与了解。
姑举一例言，如生必有死，便是一循环，一往复。若使一往不复，只有生，没有死。你试设想在如此无穷尽的长时间中，生命一往直前，永是趋向日新，而更不回头，这岂不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转成为生也无涯而知也有涯了吗？这将如何使我们能认识此生命究是什么一回事呢？不仅不可认识，也将无所成就。并且我们也不能想像他如何地能如此不已不息。现在生命走的是一条循环往复的路，生了一定的时限便有死，死了另有新的再生，如是般一而再，再而三，而至于无穷。无穷地往复，无穷地循环，在此无穷尽的不可想像的长时间里，因为有了循环，遂可把来分成一段段相当短的时间而重复表演。数十年的生命，便可表演出几百京兆亿垓年的生命过程之大概。这才使人可认识，这才使生命有成就。而在此无穷无尽的往复循环中才得不息不已。因为虽说是无穷无尽无始无终的长时期，其实还是往复循环在短的路程上兜圈子。
再以天象言，天运循环，虽似神化而有节序。如寒往暑来，如朔望盈虚，昼夜长短，一切可以历数记之。因此，在变动中乃有所谓恒常与静定。譬如一个钟摆，摆东摆西，他虽永远在摆动，但你也可看他永远是静止，因他老在此一摆幅中，尽是移动，并不能脱出此摆幅，而尽向一边无尽地摆去。又譬如一个圆圈或一个螺旋，他虽永远地向前，其实并不永远向前，他在绕圈打转弯，一度一度走回头，因此循着圆周线的动，也可说是静，他老在此圆线上，并未越出此圆周之外去。
凡属圆周的，或是摆幅的，必有一个所谓中。这一个中，不在两边，不在四外，而在内里。一个摆动，或一个圆周的进行，并没有停止在那中之上，但那中则老是存在，而且老是停停当当地是个中。好像那个中在主宰着那个动。那个无终无始不息不已的动，好像永远在那中的控制下，全部受此中之支配。所以说至动即是至静，至变即是至常。在此观念下，始有所谓性与命。
告子说，生了谓性，禅宗说作用见性，这无异于指此无始无终不息不已之一动为性。但儒家则要在此不息不已无终无始的一动中指出其循环往复之定性的中来，说此中始是性。宋明儒喜欢说未发之中，说知止，说静，说主宰，说恒，都为此。宋儒又说性即理，不肯说性即气，因气只是动，理则是那动之中。若果纯气无理，则将如脱缰之马，不知他将跑到哪里去。天地将不成为天地，人物也不成为人物，一切样子，千异万变，全没交代。现在所以有此天地并此人物，则只是气中有理之故。气中有理，因有恒常，由内言之则说性，由外言之则说命。由主动言则说性，由被动言则说命。其实此一动即主即被，即内即外，无可分别，因此性命只是一源。都只是这一动，不过所指言之有异。
于是我们称此变异中之恒常，在此不息不已的变动中之中，这一个较可把握较易认识的性向而谓之曰善。善只是这个动势中一种恒常的倾向。既是一个恒常的倾向，因此在变动中时时出现，时时继续，一切变动不能远离他，无论如何变，如何动，终必向他回复，终必接近他而继续地存在，因此好像他成了一切动的主宰了。好像无此主宰，则万象万变全不可能了，那他又如何不是善的呢？离他远远的便认为只是恶。善是此一动之中，恶只是过之与不及。
善恶本属专用于人事界之名，脱离了人事界，无善恶可言。人事界虽亦千变万化，不居故常，但亦有个恒态，有个中。若要脱离此恒态与中而直向前，到底不可能。举一例言之，和平与斗争，是人事中更互迭起的两形态。常常循环往复，从和平转入斗争，又从斗争回归和平。这里面便有一个中势与恒态。斗争须能觅取和平，和平须能抵挡斗争（即不怕斗争）。所以接近斗争的和平，与接近和平的斗争，都是可继续的，都可称为善。若远离了和平的斗争，和远离了斗争的和平，则距中势皆远，皆将不可成为一种恒态而取得其继续性。如是则过犹不及，皆得称为恶，恶只是不可常的。健康和疾病亦然。普通看健康人像无疾病，其实若无疾病，何来新陈代谢。代谢作用，便是离健康不远的疾病。工作休息也是一样。休息过分不能工作，是恶不是善，工作过分不能休息，同样是恶不是善。但人类思想普通总认生是正面，死是反面，和平是正面，斗争是反面，健康工作是正面，疾病休息是反面。便不免要认正面的是善，反面的是恶。但依上述理论，恶的只接近善的，也便不恶。善的若太远离了恶的，也便不善了。
孟子提出辞让之心人皆有之作为性善论的根据，荀子则提出争夺之心人皆有之作为性恶论的根据，其实辞让固善，争夺亦非恶。争夺而过是恶，辞让而过亦不是善，两说各得其一偏。惟辞让属正面，争夺属反面，但没有反面，却亦不成为正面，因此反面并不就是恶，而有时正面也不便是善。这番理论，《易经》里讲得较透彻。《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一阴一阳便是一反一正，往复循环，继续不断便是善。从此往复循环继续不息中便形成了性。我们从后向前逆看上去，却像性是先夭命定的，这不过是人类易犯的一种错误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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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与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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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与干涉
自由是西方思想一大主脑。但他们以为一个人的自由，应以不侵犯别人的自由为限，此语实无理致。若你的自由，以别人的自由为限界，这便是你的不自由。若别人的自由，以你的自由为限界，这又是别人的不自由。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他们所揭橥的自由主义，目下都起了摇动，正因为自由在相互间没有一个明确的限界。
自由的反面是干涉。只要天地间有两个以上东西的存在，这一个终不免要受那一个的干涉。受了那一个的干涉，便损害了这一个的自由，干涉愈多，自由愈少。对付外来干涉，不出三途，一是用强力压制，二是调和，三是屈服。各人的自由，以别人的自由为限界，本来像是一种调和，可惜此种限界不易确定，因此调和遂不可能。无限向前，又是西方思想在内心要求上一特征。若以无限向前来争取自由，则相互间只有压制与屈服之两途。一面既有压制，另一面自不能无屈服。在压制与屈服的过程中，则有斗争。其实则无异于以干涉来求自由。因此最爱自由的反而最爱干涉。难道那也算是相反相成吗？
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中庸），这是中国人的想法。但物与物之间，真个可以不相干涉不相冲突吗？还是在相互干涉中毕竟可以觅得一个理想的调和呢？侵入自然界的暂不论，专就人事方面言之，不能天地间只留你一个人，你既与人并生此天地间，便不能不受到别人的干涉。这便不是你的自由。天地间只有独一无二的才能真自由。试问人生在世，是否可以独一无二地存在呢？在我想，只有在人的内心上是可以独一无二的。何以说在内心上可以是独一无二的呢？先举知识言。知是所知能知相接而成，这已超乎能所之上而独立，亦可说调和能所而中立了。能知接触到所知，或可说所知对能知发生了一番干涉。但若仅从知的方面说，那番干涉是绝不损害到【创建和谐家园】涉者之自由的。受饿受冷的人，从物质生活言，可说他不自由。但若仅从知识言，饿了知饿，冷了知冷，那个知是没有什么不自由可言的。知识超乎物我对立之上，是调和物我之对立而成的，知是绝对的，因此是自由的。或者要说，知识若果自由，如何又有不知？其实知道你不知也是知。知识的正面和反面同样是个知，所以人心之知到底是绝对的，又是自由的。
进一层说情感。喜怒哀乐种种情感，人们往往为此而感到不自由。其实就喜怒哀乐情感之本身言，也是绝对而自由的。因其亦超能所而独立，亦是调和能所而中立的。所以喜是自由的喜，怒是自由的怒，哀乐是自由的哀乐。如好好色，如恶恶臭。一面是干涉，一面即是自由。你不该说，因有外面好色干涉我，使我不得不好，因此失却了我的自由。或说因有外面恶臭干涉我，使我不得不恶，因此失却了我的自由。当知是由你好了，才见他是好色。由你恶了，才见他是恶臭。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是自由，求之不得，辗转反侧，也是自由。当知求之不得的求，仍是我心之自由。得与不得是外面事。外面事，自然不在我们的自由之内。但求之不得而辗转反侧，这又是我心之自由了。你若专从自己内心喜怒哀乐一切情感上说，则应该是自由的。
由上所述，自由是内发的，干涉是外来的，但两者间并非没有可以调和融通之点。内心的知识与情感，都已调和内外，超物我之相对而中立。因此凡属科学艺术文学宗教道德一切内心生活，属于知识与情感之积极伸展者，都应该尽量让其自由，而且也无往而不可得其尽量之自由的。但一牵涉外面事物，则干涉往往有时要超过了自由。其关于物质自然方面的，可以说知识即权力。知识进步，即是权力进步。所谓权力者，无异即是对外面物质施以高压而使之屈服。但此也有限度，而且只可施之自然物质界。若在人文社群方面，此乃属人类之自身，未必便可应用对付物质自然界之同一途径与同一方法。因此对物质自然界可以知识为主，或说偏重知识。对人文社群则仅可以情感为主，或说偏重于情感。当知高深的知识与恳挚的情感，同样是一种权力，同样可以使人走上自由大道。中国古语，天王圣明，臣罪当诛，以及天下无不是的父母云云，皆是一种情感恳挚的话。如大舜之孝，屈原之忠，并不是对外屈服，而是一种内心情感向外伸舒之无上自由。融和了外面干涉的一种内在自由。瞽瞍和楚怀王，无异是对舜和屈原的内心要求的一个强烈的干涉，舜和屈原并不为之屈服，也非要加瞽瞍与楚怀王以高压而使自我胜利。舜与屈原之孝与忠，乃是超人己而中立一元化的一种情感完成之表现。老子说：“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这是实话。当知六亲不和与国家昏乱，并不能使忠臣孝子不能自由完成其忠孝之心情。人文历史上一切艺术文学宗教道德之最高成就，都是这一种内心自由的表现。
科学知识是一种融通物我之知之向外伸舒之无上自由，艺术文学宗教道德是一种融通人我之情之向外伸舒之无上自由。（其间艺术亦有对物，科学亦有对人，此间只举大体论列。）这些都是内发的。至于政治上的权势，经济上的财富，这都不在内心方面建立基础，其重要的条件，都偏倾在外面事物上。若向此等处要求自由，一方面未可必得，另一方面又将转换成对别人的一种干涉。真爱好自由的人对此应感淡漠。
中国传统思想似乎只偏重在内心情感方面，对于知识自由，未能积极提倡。西方近代自由呼声，最先是为科学知识之觉醒所唤起，但后来无限度引用到政治和经济方面去，则亦不胜流弊。英哲罗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即提出创造冲动和占有冲动之区别，大概亦是有见于此而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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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与仁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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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与仁慈
西洋历史，若从外面讲，自然是该从希腊罗马直讲下来的。但若从西洋史之内心讲，则应该由中古时期讲起的。换言之，近代欧洲人之心灵开发，显然是从【创建和谐家园】教开始的。后来拐了弯，从中古神学传统里逃出，而有他们的所谓文艺复兴，古代希腊罗马人的心灵，才在近代欧洲人心上重见复活。但在其思想传统上，他们仍保留了一个上帝，神的观念。此后再三转身，而变出他们哲学上的唯心论，变成一个超乎物质以上的绝对精神来。直到黑格尔的辩证法与其历史哲学，才把唯心哲学的重心又全部降落到人事上来。但其宇宙观的底里，则始终还是中古神学之变相。我们若从斯宾诺莎之泛神论，费尔巴哈之无神论，直看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如此禅递而下，可见近代西方想把上帝和神和绝对精神等等神秘观念尽量从人事中排出，是一件费大力的事。但无神论和唯物论，西方一般思想家，究是不能予以赞同的。正因【创建和谐家园】教乃是近代欧洲之最先心灵的曙光初射呀。
但在中国则不然。中国人自始便不曾建立起一套具体的、肯定的、太严肃的一神论，因此也不会反激出无神和唯物的极端思想来。儒家思想并不从上帝和神出发，但仍保留着神和上帝，并没有明白加以破弃。庄子思想，似可归入无神论，但庄子也不是主张唯物的。无宁说此下中国的思想界，主要是想把神物交融来作人文中心之外围的。近来的中国思想界，因感染了西方潮流，遂认为中国思想传统一向是唯心论，又要盛夸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来尸祝供奉，认为惟此可对马克思一派的唯物论作祛邪吓鬼之用，那就显得无聊了。
就中国论中国，中国人自有一套中国的历史哲学。黑格尔与马克思同样注重在解说历史，求在历史中发现定律，再把来指导人生。只是黑格尔把历史必然地推演到绝对精神上去，那未免玄之又玄了。而且那种历史开展的大责任，又专放在日耳曼民族的肩膀上，又嫌太狭窄了。马克思则一反黑氏之所为，把历史必然地推演到无产阶级专政，那像是比较具体而切近了，而且他又把历史开展的大责任，放在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肩膀上，便无怪其多方有人闻风兴起了。至于中国人的历史哲学，却并不专重在解释历史，而更重在指导历史，并不专重在发现将来历史事变之必然性，而更重在发现当前事理事情之当然性，这便与黑马两氏大相径庭了。
历史是人造的，人生基础不能全抹煞了物质经济生活条件。中国史学家无不承认此一点。但人生问题至少不能全由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领导，来解决。人生问题，至少有一个理所当然，而中国思想之看此理字，则既不是唯物的，也不是唯心的。因此从中国传统思想来看，马克思至少是不深入，而且是不妥当。若我们也来承认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也有其真理，最多只说马氏谓人生历史上一切上层精神活动，无论为政治的，社会的，道德的，宗教的，文学的，艺术的，都将由下层的基本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而决定，如是则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究竟也并不能否认了历史上有一批上层的精神活动之存在。而且我们也可说，物质经济生活条件之所以重要，所以有价值，正为其能补助一切上层的精神活动之故。若使上层的一切精神活动全失其价值，则在其下层而补足他的物质条件之价值之重要性，亦将连带动摇而失落。若是则人类应该如何来选择他们的物质生活，正应该看其如何能影响其一切上层的精神生活之差异而加以判别。明白言之，我们正因为欢迎那样的精神生活，所以才赞成那样的物质条件。若就纯自然界的立场看，纵说物质生活决定了精神，（仔细说来，则也只能说是规定而不能说决定。）但若改就人文界的立场看，则还应该是精神领导着物质。唯物史观只发挥了上一节，而忽略了下一节。由此试再连带说到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
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自然也和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有其内部精神之相通处。马克思自己说，达尔文的书，给予了他论历史的阶级斗争以一个自然科学的基础。但在中国人看来，达尔文的创见，似乎也不见有怎样的奇创。因中国根本没有认【创建和谐家园】张过上帝创世造物那一套理论。所以中国人骤然看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也不觉得他的伟大的革命性，却只以为事实有如此而己。但其间仍有一不同。中国人只说天地之大德曰生，或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无论儒家道家，都不说上帝造物，亦没有达尔文万物竞存优胜劣败天然淘汰那一套意想。正面说，生是天地大德。反面说，生如刍狗。你生我灭，在天地的不仁与无心中转圈子。因此达尔文心目中的自然，是强力的斗争的。就使如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也依然把强力与斗争做骨子。中国人心目中的自然，却把这一种强力与斗争的意象冲淡了，只觉得轻松散漫，甚至活泼自在。这一层同样可以来分别东西双方的历史观。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以阶级斗争为其历史发展之主要骨干。而中国人看历史也如看自然般，总是看不起强力，看不起斗争。虽则中国人并不抱着上帝一神、博爱救世等等信念，但总主和平，主顺随，警策人虔敬恪恭。走上不好的路固是轻松散漫，走上好的路，则是活泼自在。儒家在这上又加上了一个指导精神，便是人类相互间的仁慈。那种仁慈，却不定说是上帝的爱，只在人与人间，指出那一番恻怛至诚便是。亦并不是什么宇宙的绝对精神，只是在日常人生物质经济生活上相互间之一种体谅与同情便是。儒家提出此一点人心所与知与能者来领导历史发展。又何尝硬要演绎出一套唯心哲学来。
其实这一种差别，亦可用外面物质条件来解释。西方的地理环境，气候物产，生活条件，经济状况，多在分裂状态中，遂引得他们看宇宙看历史总偏重在强力与斗争。中国的地理环境，气候物产，生活条件，经济状况，常在混一状态中，遂引得他们看宇宙看历史，总偏重在和平与仁慈。最多也只可说双方各得一偏。在生物进化，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固有强力与斗争，终不能说没有仁慈与和平。而在中国人传统思想方面说，和平与仁慈终还是正面，强力与斗争只像是反面。纵说强力与斗争是必然的吧，但必然里还该有一个偶然，斗争中还该有一种仁慈。却不该说仁慈中必该寓有斗争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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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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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与法
礼治和法治，见称为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两大潮流。依照中国国情而论，中国是一大农国，以一个中央政府统治若大一个国家，应该有一种普遍而公平的法律，才能将全国各地摄合在一起。而且农业社会比较稳定，不多变动，那一种法律，因而也必得有其持久性以相适应，因此中国政治从其客观要求论，实在最易走上一条法治的路，用一种统一而持久性的法律来维系政治。但中国思想界却总是歌咏礼治，排击法治。尤其是儒家可为代表。这里面也有一番理由。
比较而言，礼之外面像是等级的，其实却是平等的。法之外面像是平等的，其实则是等级的。礼是导人走向自由的，而法则是束缚限制人的行为的。礼是一种社会性的，而法则是一种政治性的。礼是由社会上推之于政府的，而法则是由政府而下行之于社会的。无论如何，礼必然承认有对方，而且其对对方又多少必有一些敬意的。法则只论法，不论人。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那曾来考虑到被罚者。因此礼是私人相互间事，而法则是用来统治群众的。礼治精神须寄放在社会各个人身上，保留着各个人之平等与自由，而趋向于一种松弛散漫的局面。法治精神则要寄放在国家政府，以权力为中心，而削弱限制各个人之自由，而趋向于一种强力的制裁的。中国人传统提倡礼治，因此社会松弛散漫。不是自由太少，而是自由太多。政治只成为一个空架子，对社会并没有一种强力与束缚，往往不能领导全国积极向某一目标而前进。
深一层言之，法的重要性，在保护人之权利。而礼之重要性，则在导达人之情感。权利是物质上的，而情感则是性灵上的。人类相处，不能保卫其各自物质上之权利，固是可忧，然而不能导达其相互间之情感到一恰好的地位，尤属可悲。权利是对峙的，而情感则是交流的。惟其是对峙的，所以可保卫，也可夺取。惟其是交流的，所以当导达，又当融通。因而礼常是软性的，而法则常是硬性的。中国社会沉浸在此尚礼的风气中，一切讲交情，讲通融，像是缺乏力量。但弱者在其间，却多回旋转身之余地，因此一切可以滑溜前进，轻松转变。若在尚法的社会，遇到权利相冲突的当口，法律虽为保护权利而设，但既是双方权利相冲突了，保护了甲方，便不能同时保护到乙方。若乙方硬要维持乙方的权利，而不能乞援于法律，便只有要求法律之改制，法律操握在政府，若要改制法律，便只有推翻政府，来另创政府。因此尚法的社会，在其演进途程中，常不免有革命，尚礼的社会，则将无法革命，而亦不需革命。因此尚法的社会常易有剧变，而尚礼的社会，则无法来一个剧变，而且也不需要剧变。中国社会比较建立其基础在农业经济上，本不必有剧变，而且在大一统政府之下，剧变也是害多而利少。中国人宁愿软性的尚礼，不肯硬性的尚法，在这方面，不失为一种优深思远。
本来政治最多是件次好的事。人类不能没有社会，但不一定不能没有政治。人类是为了有社会而始须有政治的，并不是为了有政治而始须有社会的。法律只是政治方面的事，更其是最多也不能超过次好的。若使能有一个操握得权力最少量的政府，能有一个政治居在最轻地位的社会，那岂不更合理想吗？是否更理想的社会，将是一个无政府的社会呢？此层姑勿深论。但中国的礼治思想，总像是朝着这一理想的方向而迈进。至少是想把政治融入进社会，不是把社会来统制于一政府。现在人痛恨中国【创建和谐家园】，因而讨厌礼治而欢迎有法治。其实中国人提倡礼治，正是要【创建和谐家园】，而多把责任寄放在社会。因此想把风俗来代替了法律，把教育来代替了治权，把师长来代替了官吏，把情感来代替了权益。
中国道家思想，迹近提倡无政府，因此他们不希冀成为一广土众民的大社会，而仅希冀停留在一小国寡民的小社会。他们反对法，同时也反对礼。他们不知道人类纵可以无政治，却不能无社会。于是道家既反对礼治，而到底取消不了那政府，则反而要转到法治的路上去。因而在中国，道家思想常与法家思想互为因果，道家反礼治的思想盛行之后，必然法家继起。所以司马迁要说申韩源于老庄，而老庄深远矣。此为道家与法家之辩。
西方晚近的无政府主义者，常易与共产主义结不解缘，克鲁泡特金即其一例。若果共产主义而定要在法治主义的圈子里进行，则必提倡阶级斗争，必提倡无产阶级武装起来夺得政权。由无产阶级来立法造法。但若果真到达了理想的共产社会了，那时谁也不需要保护他自己的产业权益，谁也不需要夺取别人的产业权益。至是则法律的最大效用便不存在，政府根本不需有法律，则岂不便可无政府？然而人类纵可以无政府，到底不能无社会。而有社会，就不能无礼治。所以儒家究竟是更深远于道家了。克鲁泡特金比中国道家高明处，正在其能明白提出人类可以无政府，而同时不能无社会。中国儒家比克鲁泡特金高明处，在其能在社会上安装着一套礼治精神。从礼治精神切实做去，应可由有政府转移到无政府。而今天西方人所想像追求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也应可以包括在内了。这正是小戴《礼记·礼运篇》里所揭举的大同世界之理想所追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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匆忙与闲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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匆忙与闲暇
顾亭林《日知录》曾引用《论语》里两则话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是当时北方人易犯的病。而“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则是当时南方人易犯的病。其实此二病乃一病。正因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才至于群居终日言不及义。若使生活艰难，饱食不易，那有闲工夫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呢？大抵此两种病弥漫中国古今南北，并不从晚明始有。至少在宋以下的中国，更显然地曝着了。那是一种农村社会所最易犯的病，尤其在农村社会的小地主阶层更易犯着。
张横渠尝说：“世学不讲，男女从幼便骄惰坏了。”这里惰字却是中国人之真病。惰了便骄，骄即惰之外相，亦是惰之内情。其所以惰者，则由其生活闲散，不紧张，不迫切。横渠是关中人，关中地区，在北宋时生活尚较艰，但横渠已如此说。关中以外的地区更可想见了。
朱子曾说：“内无空寂之诱，外无功利之贪。”试问如何能不贪功利，岂不先得要生事易足？但生事易足，便易为空寂所诱。朱子所说的诱人空寂，乃指佛教言。佛教思想来自印度，正因为印度人生活更较中国轻易，才爱走向空寂的路去。目下西方人的功利观点远较中国人为强烈而认真，则因西方生事更较中国艰难也。
功利是纯现实的，而空寂则是纯理想的。功利是纯物质的，而空寂则是纯精神的。因此想到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标榜着一种中和态度的人生哲学，显然是由中国北方农村经济下产生。他们不耽空寂，但也不着功利，儒家的中和态度是笃实的。墨家在当时，大概他们的出身较儒家是更艰苦些，因而他们笃实的意味也较儒家更浓厚了。由笃实而走上艰苦的路，便不免有些像贪功利。当时中国北方农村需要笃实，却不必定太需要艰苦。因此墨家思想终因其太接近计较功利，而没有儒家般易受人欢迎。道家则较闲散，但又折向空寂了。只有儒家在不太紧张，又不太闲散之中道上，这是中国思想之正脉。
两汉儒生，都从半耕半读的北方农村中产出，他们不算太艰苦，但也不能太闲散，总仍还是要笃实。董仲舒曾说：“明其道不谋其利，正其谊不计其功。”他们不能不担着实际生活的担子，但那担子压得不太重，不紧张，还有一部分闲散工夫，可以让他们来求正谊明道。所以他们能不空寂，又不肯汲汲去谋利计功，而确然成其为儒家态度。到东汉以下，门第逐渐成长。半耕半读的儒生，渐渐在大门第之养尊处优之生活中转变而为名士清谈。那时则老庄道士占了上风，又染上了空寂的味儿。
佛教在那时传入，正投中国人当时所好。但南北佛教风气不同，北方佛教比较在社会下层生根，因此也比较笃实。南方佛教则寄托在门第士大夫间，尚玄想，尚清谈。若说空寂，则南方佛教更空寂，后来天台禅宗都盛行在南方。南方气候温暖，地面也狭小了，水土肥沃，生事更轻松，小家庭制也开始在南方蔓延。人事牵犁，亦较北方轻减。下及唐代，一辈士大夫，论其家世，比较还是北方传统占优势。北方农村比较南方笃实，大家庭制亦先在北方生长。门第力量还在，每一个人（此指士大夫言）至少都还有家庭重负。因此唐代佛学虽盛，而却重事功。下到宋代，中国一切文化学术重心，逐渐南迁。门第破坏了，小家庭制普遍了，士大夫一得科第，衣租食税，生事易足，生活担子更轻松，人事更宽弛，心地上觉得一切闲散不紧张，禅宗思想流进儒学，便成为宋明之理学家。
理学家说敬说静，总是在小家庭里个人生活无忧无迫，遂能欣赏到这一种生活。朱子说：“敬有甚事，只如畏字相似，不是块然兀坐，耳无闻，目无见，全不省事之谓。只收敛身心，整齐纯一，不恁地放纵，便是敬。”其实敬也等如没事了。只要你在没事时莫放纵，莫惰，莫骄。莫惰了，又没事，便成了宋儒心中所认识的所谓敬的体段。陆象山常教人收拾精神，总因在散闲生活中精神易散漫，易放纵，故而要你收拾，这些全是在比较轻松无事中才讲求。宋儒亦讲明道正谊，但实在是个人身上的意味重了，并不像先秦儒家般，常从国家社会大处着眼。先秦儒讲的义与道，常指的政治性，社会性的，个人日常生活的意味比较淡。因此宋儒好譬如儒家中的出家人。他们不是崇信佛教的僧徒，但可说他们是崇信孔子的僧徒。他们不是慕效老庄的道士，而只是慕效孔孟的道士。
宋明理学家不喜欢佛教，也不喜欢老庄，但那时是南方士大夫为主体的时代了，虽则他们极力想像追求古代中国北方农村的一种朴笃精神，而终于要走样。他们常爱说眼前日用，却实在闲散没事。因此他们爱说孟子“必有事焉”，一面便连带说中庸鸢飞鱼跃活沷沷地。可见他们的那些事，还只是云淡风轻，寻花傍柳，窗前草不除，在闲中欣赏雏鸡，观盆鱼，乃至静听驴子叫之类。好言之，可说是一种淡宕的艺术人生。恶言之，还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所以用心到这些上面来。阳明教人也说必有事焉，切莫空锅煮饭。其实正因闲事没事，故而时时想到必须有事。真使你生事忙迫，哪有闲工夫说必有事焉呢？然则宋明理学家正已在空锅煮饭了。到底他们也不免要带几分空寂味儿吧。我们纵不说他们也犯了骄惰之病，但劳谦之德总是视古有愧了。
明末北方社会在生事十分难窘的状态下产出了一个颜习斋。但清代康雍升平以后，南方人又操着学术思想之霸权，当时江浙人的生活，在像扬州苏州那种环境里，哪能接受颜习斋的思想呢？而且习斋晚年生活，也就在习敬习静中安度了。西方文明，一开始便在希腊雅典等商业小城市里发展，根本和中国古代北方农村的闲散意味不同。近代欧洲，至少从文艺复兴以下，生活一天忙迫似一天，一天紧张似一天，直到如今，五六百年来紧张忙迫得喘不过气来了。他们中古时期在教堂里的一些儿空寂气味，现在是全散失了，满脑满肠只是功利。彼中哲人如英国罗素之流，生长在此忙迫生活中，讨厌功利鞭子，不免要欣赏到中国。然中国文化之弱点则正在此。从【创建和谐家园】战争五口通商直到今天，全国农村逐步破产，闲散生活再也维持不来了，再不能不向功利上认真，中国人正在开始正式学忙迫，学紧张，学崇拜功利，然而忙迫紧张又哪里是生活的正轨呢。功利也并非人生之终极理想，到底值不得崇拜，而且中国人在以往长时期的闲散生活中，实在亦有许多宝贵而可爱的经验，还常使我们回忆与流连。这正是中国人，尤其是懂得生活趣味的中国人今天的大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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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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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人生
科学头脑，冷静，纯理智的求真，这是现代一般知识分子惯叫的口头禅。然而整个世界根本上就不是冷静的，又不是纯理智的。整个人生亦不是冷静的，亦不是纯理智的。若说科学只是冷静与纯理智，则整个世界似及整个人生就根本不是科学的。试问你用科学的头脑，冷静，纯理智的姿态，如何能把握到这整个世界以及整个人生之真相。
张目而视，倾耳而听，如何是真的色，如何是真的声。视听根本便是一个动，根本便带有热的血，根本便参杂有一番情绪，一番欲望。不经过你的耳听目视，何处来有真的声和真的色。因此所谓真的声和真的色，实际都已参进了人的热的血，莫不附带着人之情和欲。科学根本应该也是人生的，科学真理不能逃出人生真理之外。若把人生的热和血冷静下来，把人生的情和欲洗净了，消散了，来探求所谓科学真理，那些科学真理对人生有好处，至少也得有坏处，有利也须有弊。
人体解剖，据说是科学家寻求对于人体知识所必要的手续。然而人体是血和肉组成的一架活机构，血冷下了，肉割除了，活的机构变成了死的，只在尸体上去寻求对于活人的知识，试问此种知识真乎不真？面对着一个活泼泼的生人，决不能让你头脑冷静，决不能让你纯理智。当你走进解剖室，在你面前的，是赫然的一个尸体，你那时头脑是冷静了，你在纯理智的对待他。但你莫忘却，人生不是行尸走肉。家庭乃至任何团体，人生的场合，不是尸体陈列所。若你真要把走进解剖室的那一种头脑和心情来走进你的家庭和任何人群团体，你将永不得人生之真相。从人体解剖得来的一番知识，或许对某几种生理病态有用，但病态不就是生机。你那种走进人体解剖室的训练和习惯，却对整个人生，活泼拨的人生应用不上。
先把活的当死的看，待你看惯了死的，回头再来看活的，这里面有许多危险，你该慎防。解剖术在中国医学史上，也曾屡次应用过，但屡次遭人非难，据说在西方历史上亦然。这并不是说解剖死人的尸体，得不到对活人的身体上之某几部分的知识。大抵在反对者的心里，只怕养成了你把活人当死人看的那种心理习惯。那就是冷静，纯理智和科学头脑。反对者的借口，总说是不人道。不错，冷静，纯理智，便是不人道。人道是热和血之动，是情与欲之交流，哪能冷静，哪能纯理智。若科学非得冷静与纯理智，那科学便是不人道。把不人道的科学所得来的知识，应用到人生方面，这一层不得不格外留神。
科学家所要求的，在自己要头脑冷静，要纯理智，在外面又要一个特定的场合，要事态单纯而能无穷反复。那样才好让他来求真。但整个世界，整个人生，根本就不单纯，根本就变动不居，与日俱新，事态一去不复来，绝不能老在一个状态上反复无穷。因此说世界与人生根本就不科学，至少有一部分不科学，而且这一部分，正是重要的一部分。让我们用人为的方法，把外面复杂的事态在特设的场合下单纯起来，再强制的叫他反复无穷，如此好让我们得着一些我们所要的知识。然而这真是一些而已。你若认此一些当做全部，你若认为外面的世界和人生，真如你的实验室里的一切，也一样的单纯，也一样的可以反复无穷，科学知识是有用的，然而你那种心智习惯却甚有害。而且你所得的知识的用处，将抵偿不过你所养成的心智习惯的害处来得更深更大。
原来科学家本就把他自身也关闭在一个特定的场合下的，他把他自身从整个世界整个人生中抽出，因此能头脑冷静，能用纯理智的心情来对某些单纯的事态作无穷反复的研寻。他们所得来的知识，未尝不可在整个世界与整个人生中的某几处应用，让我们依然把这些科学家在特定的场合中封闭，研究人体解剖的医生，依然封闭在解剖室里，整个医学上用得到解剖人体所得来的知识，但我们不要一个纯解剖的医学。人生中用得到科学，但我们不能要一个纯科学的人生。科学只是寻求知识的一条路，一种方法。我们用得到科学知识，但我们不能要纯科学的知识。否则我们须将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大大地解放，是否能在科学中也放进热和血之动，在科学中也渗入人之情感与欲望，让科学走进人生广大而复杂的场面，一往不复的与日俱新的一切事态，也成为科学研究之对象呢？这应该是此下人类寻求知识一个新对象，一种新努力。
前一种科学，我们称他为自然科学，后一种科学，则将是人文科学了。近代西方科学是从自然科学出发的，我们渴盼有一种新的人文科学兴起。人文和自然不能分离，但也不能用自然来吞灭了人文。人文要从自然中出头，要运用自然来创建人文。我们要有复杂的变动的热情的人生科学，来运用那些单纯的静定的纯理智的非人生的自然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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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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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他
理想的我，应该放在人人心目中，无不发现有一个他，而同时又无不发现有一个你。这话如何说呢？
据说现世界的人类，约莫有二十万万之多。你在此二十万万人中，只占了二十万万分之一。而且自有人类以至今日，据说至少也有五十万万年。你的生命，若以百岁计，也只占了五千万分之一。而且此后人类的生命还是无穷无尽，那你在此无穷无尽的人生中间，所占的分量，若说是沧海一粟，岂不太夸大了吗？则试问在此若大沧海中，投进你这渺小之一粟，究竟价值何在？意义何在？然而这却不关紧要。人生总是这样一个人生。人生有一个大同，同此五官四肢，同此视听食息，同此生老病死。在五十万万年以前，直到五十万万年以后，在此二十万万人之内，推到二十万万人之外，若你略其异而观其同，你既把握到此七尺之躯的五官四肢，你既尝味到此百年间的视听食息和生老病死，你当知天下老鸦一般黑，岂不反正相差无几？你见到了一个圆，不必定要看尽天下万世之圆。圆总之只是这样一个圆。你既见到了一个方，不必再定要看遍天下万世之方。方总只是这样一个方。所以你莫嫌渺小，莫恨短促，你只要活得像个“人样子”，你便是无穷无尽人生一榜样。长宙广宇，往古来今，只要是一人，总跳不出你的规模，离不了你的格局。若使把你的一生放在人人眼里，放在人人心中，人人觉得你也如他一般。回过来说，便是他如你一般，你也该够无遗恨了。所以说要放在人人心目中，无不发现有个他。
但这里却有一个问题。倘使在此长宙广宇，往古来今，五十万万年，二十万万人，全是一色一样，同此五官四肢，同此生老病死，同此视听食息，同此喜怒哀乐，同此圆规方矩，则试问又何必定要多你一个呢？当知我之所以可贵，一面在能与人大同，另一面却在能与人小异。在此长宙广宇往古来今无穷无尽的人生中间，当知只许有一个我，不许再有第二个我。也只能有一个我，不能再有第二个我，如此我才可贵。我只是我，不能又是他。若你又就是他，他已有了一个他，不希罕再有一个你的他。因此你若放在他之眼里，放在他之心中，应该使他觉到你有些处确实不是他，在他身上缺了你，他才觉得你之可贵。在他身上有着你，他才觉得你之可爱，所以你应该像他，同时又该不像他，这始是你之有意义处，始是你之有价值处。
因此说，理想的我，应该放在人人心目中，无不发现有他，而同时又无不发现有你。
其实人生本来是这样，人人与人相同，人人与人相异。谁也不能与众不同，谁也不能与众全同，谁也不能与众不异，谁也不能与众全异。长宙广宇，往古来今，无穷无尽的人生，本来就是这样了，哪值得大惊小怪把此来作宣传，作描写呢？然而人生之真价值真意义却便在此。若使人生本来不如此，要人来大惊小怪地作宣传作描写，要人来刻意奉行，穷气竭力还恐做不到，那便决非人生真理了。强人所难，人又谁肯来接受你那一套宣传？承认你那一套描写呢？
让我们把此问题缩小，只就一个人的生命来讲。我一天的生命，便是一天的我。理想的一天的我，应该和天天的我有其同一处，同时又有其相异处。前者表示其人格之坚强与鲜明，后者表示其生命之活泼与动进。中国古语有云：“昨日种种譬如昨日死，今日种种譬如今日生。”此事不可能，而且也要不得。死却一部分，又新生一部分，同时也还保留一部分，这才是人生之正轨。其实这也是人人生命之共有状态，人人本来就如此。惟其人人本来就如此，所以可以把来做人人生活的标准与理想。
孔子释迦和耶稣，他们人格的伟大处，也只在人人中间都有他，而又人人中间都没有他。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的全生命之内心历程，也只是永是那样，而又永不是那样。
一切的一切，都该作如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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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与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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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与圣
人的生活，总要不满意他的现实，总要超出他的现实而别有所想望。因此便不免要不满他自己。人和人的现实，大体相差不甚远，不满他自己，同时便就要不满意别人。不满意自己，又不满意别人，那便同时不满意到人类的全体了。不满意人类的全体，但同时又跳不出人类的全体，而别有所想望，于是遂有所谓神与圣者出现在人们的心里。神与圣只是一种超人的思想，而同时又是一种不离人生的想望。神与圣皆是超人生而不离人生者。但中间也有别。神是非人间的，圣则是人间的。神是超人间而投入于人间的，圣是人间的而又是超出于人间的。换言之，就人而言，神应该是非自身的，超越的，绝对的。圣则是内在的，相对的，即自身而存在的。在人生中间确曾有过圣，但亦确没有过神。神是纯想像，纯理论的，而圣则是经验的，实际的。纵然其间多少也有些人类的想像参加了。但神是在纯想像的底子上而涂抹上人生的实际经验，圣则是在人生实际经验上而涂抹上些想像。因此，圣与神，也可说是分数上的不同，同时也可说是性质上的不同。有些人想像人神合一，有些人想像人皆可以为尧舜，人人皆可成佛。圣人与我同类，即身即佛，是崇圣者的理论。中国人容易接受佛教，这也是一个因缘吧。
神应该是全体主义的，而圣则是人本主义的。中国人常说，万物一太极，物物一太极。圣即是物物一太极，在物物一太极之上，而建立起一个万物一太极来。这是由人而上通于天的。物物一太极，这个太极也是可以成为现实的。神则是要求万物没入一太极中，而万物尽失其存在，而其实这一个太极，由人本主义者看来，也不免要成为一个虚无的。主张泛神论者，可说把万物一太极降入万物之中，而成物物一太极了。如是则木石瓦砾、粪秽臭腐，莫非神圣，如是则神虽是绝对的，而泛神论者反而视神为平等的了。圣虽是相对的，而崇圣论者却转而认为圣人与人之间有阶级了。
神造物，又造人，因此人与物在神之面前，应该是没有地位，没有权力的。圣则是由人自做而成。人自己做成圣，无论性善论者性恶论者都如此般主张，所以说崇圣论者是人本主义的。崇圣论的终极主义，一定要说成人皆可以为尧舜，人皆可以为禹，人人皆可成佛，那时则是一个圣世了。但圣世与神国又不同，神国须把现世倒转到创造者那边去，圣世则即在现世上建造，依然是一现世。换言之，神国在天上，圣世在地下。神国在以往，圣世在将来。或者说神国在外，圣世在己。
神不仅创造了人类，而且创造了整个的宇宙。人类在神的面前，固是地位低微，而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在尚神论者的意想中，也不见得特别伟大与重要。因此，尚神论者必然会注意到人类以外的世界与万物。所以自然神论泛神论等，都是尚神论的题中应有之义了。如是则神学一转身便走上了自然科学的路。圣则是由人类自身创造完成的，而且圣是在人类社会中而完成其为圣的地位的。圣和自然万物之关系疏，和人类自身的关系密。因此崇圣论者的目光，便不免要常常固滞在人文圈子的里面了。原始佛教，本来应是一个祈求出世的宗教，如是则依然面向着自然，依然不失其探讨自然的热忱。但佛教一到了中国，出世的意味转淡，台贤禅净中的佛菩萨，便和中国社会的圣人益发接近了。眼光心血转向到人圈子里来，中国高僧们的终极想望，其实只不过要做一个中国化的西方圣人，即是一个寄迹于人圈子里而闪身在人事外面的新圣人。这便成为佛教之中国化。道家非圣无神，他们则在想做一出世的仙人。仙人只想跳出人世间，但并不想跳出自然界。似乎在中国人的想像中，自然界之外，或自然界之上，好像再没有别一世界了，好像再没有别一种东西像神之存在了。因此中国社会一向所崇奉之神，其实仍是由人类转变为神的。中国人心中所想像之神和仙，其实也都还是人呀！
这里要说到神秘主义，此在东西双方，也各有不同。东方的神秘主义特别在其观心法，使己心沉潜而直达于绝对之域，把小我的心象泯失去了，好让宇宙万有平等入己心中来。西方神秘主义则不同，他们要把全能无限的神作为对象，舍弃自己人格，而求神惠降临，摄己归神，进入于无限，此乃双方之不同。因此东方神秘主义不过扩大了一己的心灵，泯弃小我，而仍在此人世界之内。西方神秘主义则转入到整个世界以外之另一界。换言之，东方神秘主义乃是依于自力而完成其为一圣者，西方神秘主义，则是依于外力而获得了神性。
由此言之，尚神论者认为这一世界之上或外另有一世界，崇圣论者则认为只有这一个世界了。故自尚神论之演变而有哲学上之本体论，崇圣论者则至多只讲此世界有理性之存在，然此理性仍与西方人所想像之本体不同。总之，尚神论者目光兴趣偏重在人类以外之自然界，而尤富于超现实的理想精神。崇圣论者，则以人文为本位，而讲社会现实主义。在西方神学弥漫的思想界，直要到孔德提倡人道教，以及此后的现实哲学，才算渐渐有些处接近了东方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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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与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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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与思维
人生根本是一个对立，我以外不能没有非我之存在，我与非我便是一个对立。即就我而论，有生便有死，死与生又是一对立。若谓生者是我，则死了便不是我。若认死者为我，则生的又不是我。死与生即已是我与非我之对立，故有生死便有是非，彼我生死是非，是人生最基本的对立。庄子齐物论已经指出。人的意见，总想在此对立上面寻出一个统一来。然而若超出此对立之外求统一，则此超出之统一，又与被超出之对立者成为对立。若深入此对立之里面求统一，则此深入之统一，又与被深入之对立者成为对立，这样则依然仍是一对立。
上帝和神，是超出此死生彼我而求统一的一个想法。据说一切由神造，一切回归于神，如是则神与一切对立。宗教转变成哲学，在一切现象之后面探究一本体。据说生死彼我均属现象，现象后面还有一本体，如是则本体统一了现象，然现象与本体仍属对立。此两种对立，宗教的和哲学的，其实形异而神同，只如二五之与一十。
人类在语言与思想中发明了逻辑，最先也只是求在对立中寻统一的工具。如说“这是甲”，好像把这与甲统一了。然而此统一中，便显然有这与甲之对立。神与万物，本体和现象，亦只是这与甲之复杂繁变而已。与其说“这是甲”，不如说“这是这”。不要在这之外另寻一个甲来求与这统一，如此般寻求统一，无异在寻求对立。若真要避免对立，寻求统一，不如只在这之本身上求之。所以说这是甲，不如说这是这。与其说人生由神创造，不如说人生便是人生。与其说现象背后有本体，不如说现象便是现象。
然而这是这，依然还是一对立。前一这与后一这对立，依然不统一。若真要避免对立，寻求统一，则不如只说这，更不说这是什么。一切人生，一切现象，这这这这，直下皆是，生也是这，死也是这，我也是这，非我也是这，是也是这，非也是这，一切对立，一切矛盾，只一这字，便尽归统一，尽归调停了。佛家称此曰如，道家称此曰是，又曰然。佛家说如如不动，道家说因是已，又说万物尽然。一切皆如，一切皆是，一切皆然。生与死对立，如只说如，或只说是，只说然，便不见有对立。然而在此上便着不得言语，容不得思维。若要言，只言这，若要思，只思这，这是惟一可能的统一。
然而这一个宇宙，只见这这如如是是然然，便成为一点一点分离，一节一节切断了的宇宙。这一个这这如如是是然然的人生，也是一个点点分离，节节切断的人生。人们在此宇宙中，过此人生，便只有突然顿然地跳跃，从生跳跃到死，从这一这跳跃到那一这。因为点点分离，节节切断了，这与这之中间似乎一些也没有联系，没有阶层次第了。所以虽像极静止，实在却是极跳动。但人生又哪耐得常如此突然顿然地跳动？形式逻辑本来是一种静止的逻辑。这这如如的逻辑，更是形式逻辑之彻底倒退。点点分离，节节切断，把宇宙人生的一些联系全解散了。但极度的静止之下禁不住一个大反动，却转成为极度的跳跃。这正犹如近代物理学，把一切物看像是静止的，分析又分析，到最后分析出最跳动最活跃的原子粒一般。
西方人的观点，经验见称是主观的，主观常易引起对立。思维见称是客观的，他们想把客观的思维来统一主观的经验。一切逻辑皆从思维中产生。但形式逻辑根本免不了对立，这已说过。黑格尔辩证法，见称为动的逻辑，一连串正反合的发展，其实仍还是一个正反对立。他的绝对的客观精神，仍不免和物质界现象界对立，这在上面也说过。东方人这这如如的观法，则是从经验倒退到纯经验直观的路上去，在此上把对立却真统一了。但又苦于太突兀，太跳动。柏格森说的绵延与创造的所谓意识之流，其实则并非纯经验的直观，此二者间应该有其区别的。依柏格森的理论，应该说在心之解放之下，始得有纯经验之直观。但在东方人看法，纯经验直观里，似乎不该有记忆，而柏格森的所谓意识之流则不能没有记忆的，这是二者间区别之最要关键。再换言之，上述佛家道家这这如如的直观法，用柏格森术语言之，应该是意识之流之倒转，而非意识之流之前进。应该是生命力之散弛，而非生命力之紧张。柏格森要把纯经验的直观来把握生命之真实，其实仍是在深入一层看，仍逃不出上述所谓哲学上的对立之窠臼。因此柏格森哲学，依然是一种对立的哲学，生命与物质对立，向上流转与向下流转对立，依然得不到统一。柏格森认为只有哲学可以把握到真的实在之统一，其实依然摆脱不了西方哲学家之习见，遂陷入于西方哲学界同一的毛病。
现在说到中国的儒家。孟子说：“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即此爱敬之心，则已融人我而一之。人我非对立，只是一爱敬。此乃是一亲实经验，而非思维。凡所思维，则在爱敬上思维。思其当如何爱，如何敬而止，不越出爱敬上，别有思维。如夫妇和合，父慈子孝，在我外与我对立之他，其实即吾心爱敬之所在。能爱敬与所爱敬，能所主客内外合一，体用无间，那才是真统一了。更何得视之为外在之一如，一是，一然。故此种经验不得只谓是一主体经验，因客体已兼融为一。即谓之是一客体经验，亦复不是，因主体亦同在此经验中也。如此则爱敬即人生本体，非仅属现象。但亦不得谓是唯心论。因爱敬必兼事物言，离事物亦即无爱敬可言矣。
彼我如是，死生亦然。孔子曰：“祭神如神在，我不与祭，如不祭。”则祭之一事，仍是此心爱敬之表现。死生一体，仍只在吾心之爱敬上。故孔子又曰：“未知生，焉知死。”，若离却此心之爱敬，又焉知死之为况乎。故孔子又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一切仍说在我此心之德上。而事物亦兼在其内矣。故此亦一经验，非思维也。
思维属知，有知无仁，则为西方之哲学。否则亦如庄周释迦之所见，能知所知，终成对立。惟儒家摄知归仁，则无此病矣。故儒家不像西方神学家般超在外面看，也不像西方哲学家般深入里面着。儒家态度比较近于道佛两家，所以共成其为东方系统。儒家无宁是偏倚经验，尤胜于偏倚思辨的。但道佛两家要从经验退转到纯直观的阶段，以求主客对立之统一。儒家则从经验前进，通过思辨而到达客观经验之境地，以求主客对立之统一。其求统一虽一，其倚重主观之经验虽一，而其就常识经验之地位而一进一退，则互见不同。正为儒家加进了我心之爱敬一份情感在内，所以与道佛又不同了。
此处所谓客观经验，若再以柏格森术语相比拟，则有似于其所谓之纯粹绵延。此一种纯粹绵延，乃是生命本体，或说意识大流，穿越过个体生命之意识流而存在者。惟这一观念，无疑是思辨超越了经验，所以成其为西方的哲学。而中国儒家则在心之长期绵延中，必兼涵有此心之情感部分，即前述我心之爱敬，此乃把情感亦兼涵在意识之内，而与西方人只言纯理性，纯思辨，纯知识之意识大流又不同。
今再浅白言之，若由纯知识的探讨，则彼我死生自成两体对立。加进了情感，则死生彼我自然融会成为一体。实则此一体，非有情感，则无可经验。而兼有了情感，则自无主客之分了。又试问如柏格森言记忆，使无情感，又何来记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