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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普通游民，他有一种自觉的文学书写意识；不同于传统士大夫或现代知识分子，他是以矿山爆破这样一种后者绝不可能从事的危险工种来谋生，具有顽强的生命活力。
作为一名有着十六年从业经验的爆破工，他把在洞穴深处打眼放炮、炸裂岩石的工作场景第一次带入中国诗歌，这既是大工业时代的经验，又是能够唤起人类原始生存场景的经验。
2016年，他因职业病离开矿山，而写作更上层楼，以《在皮村》和《美利坚叙事》两部沉郁厚重的组诗，聚焦新工人文化，思考全球化世界中普通劳动者的命运，从而将工人诗歌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因此授予陈年喜2016年度桂冠工人诗人奖。
把这个好消息也告诉你妈妈，告诉全家人。
爸爸不是好父亲，但希望你是一个好儿子。你不仅是我的，也是生活以及未来将面对的纷繁世界的男儿！
爸爸
2017.2.15
父亲和摩托车
我很小的时候，有一回，听见父亲对母亲说出他压抑很久的心愿：“我要是有一辆摩托车就好了！”那是一个雨天的下午，门前的核桃树才展开叶子，梨树已开过了花，雨水让散落的花片们褪色、消殒。那个下午，父亲大概从很远的地方回来，走了很长的路，他的双脚沾满了泥巴。我骑在一只板凳上跑马马，板凳的边棱把我穿着开裆裤的【创建和谐家园】硌得生疼。
我想，他的意思一定是，如果有一辆摩托车，他可以赶在下雨前回到家，不至于淋雨了。我记得那场雨是我和母亲吃着中午饭时下起来的。
半年后，我开始上小学。小学在峡河边上，这是一所芦花与垂柳包围的乡村学校，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叫完全小学。因为没有学前班，一年级必须读两年。进入初中前，我在这所学校整整读了七年。从家到学校有三里路，很陡的坡路。有时候父亲送我，有时候母亲送我，只有送我上学，我才不会迟到。
从学校到家有一条公路，盘盘绕绕，有三公里，虽然也是土路，比小路平坦多了。到我十岁后，有一次走到了公路尽头，我才知道，这是人们早些年为拉矿石修的临时公路，因为矿总是在慢慢开着，一临时就临时了几十年，直到今天还在。
我家邻居有一辆摩托车，他家孩子因而可以享受上学不用走路的待遇。冬天时，天亮得晚，一道光柱在山上扫荡，那是摩托车载着他家孩子上学了。父亲或母亲牵着我的手，打着手电，沿着小路急急忙忙地走，但不管我们怎么急，也总是比摩托车迟到几分钟。父亲常常表现得不在乎，但我知道他想拥有一辆那样的车。我和母亲都不在他面前提摩托车。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光，父亲对于我来说，记忆很大一部分是空白的，我知道他在世上，不知道他在哪条路上，是停下，还是奔走。这些时光的记忆，对于母亲来说，也是同样的。我有时做梦，梦里父亲骑着高大的摩托车在戈壁上飞驰，英俊又潇洒。
他对我讲过一个故事，那是他离摩托车最近的一次经历。有一年，在山西运城“死海”后面的山沟里，有个人骑着一辆嘉陵铁汉摩托车，飞一样上班来，飞一样下班去，像一团火云在飘。那时候，他在那里做爆破工，打一条巷道。对着骑车人，他说，啥叫人生得意，这就是。
他说，老板看出了他的心思，答应只要干到年底，送一辆摩托车。时间才是5月，年底还遥遥无期。8月，巷道打到了一千米，离山顶的古采坑越来越近了。
老板领着他看过那方古采坑，里面全是绿汪汪的水，什么人，开采于哪年哪月，没有人知道。当地人说，底下有好矿，有人用三台抽水机抽了三天三夜，水只下去了一寸。父亲所打的巷道，就是要打到坑的底部去。
那是他接手那项工程的最后一个班，那天夜里，在完成最后一个钻孔时，孔里突然蹿出了水柱，他知道，巷道真的和古坑打穿了。
老板命令他装填上足够的炸药，把坑底彻底炸穿，但他拒绝了。他知道，沟口是一个村庄，有上千人口，突然暴发的洪流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对于一名爆破工意味着什么。最后，实在犟不过，在装填炸药时，他留了一手，爆破失败，只炸出了一个碗大的洞。那一坑水流了两个月，工程被迫停产。他最终没有领到工资，自然也与摩托车失之交臂。
2010年冬天，父亲终于有了一辆摩托车，红色钱江125。那是他在延安一家矿上用了三个月时间挣来的。那一年，我十岁。这一年，他正月初六出门，腊月二十回家，从河北到新疆，从甘南到延安，几乎跑遍了北中国。
父亲对于摩托车的油路、电路，所有技术，堪称无师自通，这得益于他十几年的矿山机械实践。让人弄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他一上来就是骑行高手。
高中三年，他骑着摩托车，飞驰在两地之间，向县城的租住房源源不断地提供着菜粮和种种所需；自始至终，飞驰的摩托车载着我们一家来来去去。
到今天，他已骑坏了三辆摩托车。一个月前，他又从淘宝上淘了一辆。对于父亲来说，摩托车上仿佛有另外一个世界，那个世界是专属于他的。他在其中驰骋、陶醉、雾里看花或沙场点兵。不知道，命运里走失的部分，他是否在摩托车的飞驰里赶上和找到？
儿子凯歌
母亲
母亲今年七十三岁了。
腊月二十七，从贵州回来，原打算在县城的搬迁房里过年。按乡村乔迁习俗，新居过新年，谓之暖房，寓意未来日月的温暖和顺。但新房一无所有，又下着雪，就回老家了。谁承想疫情肆虐，一待就待到了现在。
正月初一，天放晴，碧空蓝得不敢相认，但阴坡阳坡依旧白雪深得埋得住脚。记得去年春天回来时，看见东坡沿山边开满了黄灿灿的连翘花，这个时候，连翘一定风干在枝头了。经过了春夏秋冬风吹雨打的连翘，药性自然是最好的，打算摘一点儿，带回贵州自用。在经过邻居张婶家院子时，拐进去坐了一阵子，她说到了我母亲的病。
我害怕说到母亲的病。这世界上，有太多的事儿我们无能为力，无能为力到了不敢正视。
母亲现在和我弟住在一块，她住了大半辈子的房子秋天时被拆掉了。进门时，房间的铁炉子正冒着柴烟，这是山里人越冬的唯一取暖方法。
弟弟的女儿宝仪聪明伶俐，她成为奶奶这些年最好的依伴。墙上贴满了她一年级至今的奖状，新新旧旧，起落迂转，一位贫家少女的成长履历缩减于一张张卷页。她已经读初中二年级了。
母亲说，最近吃饭总是噎住，有时候喝水也噎。这都在我的预想当中，毕竟，从2012年查出问题到今天已经整八年了。自从有病以来，她一日三餐除了玉米粥就是汤面条，常年如一日的稀薄流食，让身体已极度缺乏营养。
她的身体显然再也经不起化疗了，我的意思，再做一到两次放疗，有针对性地杀死具体部位的坏细胞。
给市里一位朋友打了电话，他的弟弟在市医院肿瘤科做大夫。和这位年轻的大夫说了很长时间话，他说，在肿瘤的治疗医学上，几十年一直是停滞的，没有新药，也没有新技术，有进口靶向药，只能自己付费，效果也存疑，因为它到了小地方就不是最好的。
他说的这些，我信，但我还想做最后一搏，我的卡里还有一万多元钱，这是我一年的稿费。因为大夫初六才上班，我们说好初六见。
我的老家叫塬上，一个小到只有七八户人家的半山小村子。老家所在地属长江流域，峡河水入丹江，汇流汉水，最后泯然于长江千里波涛与沉沙。在葱茏的长江版图上，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地方用“塬”字来命名，酷烈、苍凉、血性与密码，只属于旷荒的北方，老家与这些都相去甚远，然而老家又是什么？我找不到一串词定义它，就像无法定义其中的生活与一些人一样，我们并不真正认识寄身的地理。
从确诊那天起，我就笼罩在母亲疾病的恐惧里。不论是在颠沛的北京，还是相对安稳的贵州，是白天还是夜里，听到家里来电，我都会心生惊慌，生出种种猜测。然而母亲，似乎并不把病当回事儿，春来种瓜，秋来补豆，墙根的柴火拾掇得一摞又一摞，有一段时间，还就着灯泡，给我们一家纳了一摞鞋垫子。
家里有一台手动轧面机，三十年了。【创建和谐家园】年，峡河发大水，车路尽毁，我和弟弟用一根木棍从七十里外的邻省官坡镇抬回来的，路上，抬坏了两根杨木杠子。这些年，齿轮也换了几个。这一个多月里，母亲给我轧了三四回面条，每次三四斤，用一只盆端上来。其实流徙半生，我早已没有吃面的习惯了。
我想象着她吃力地摇动着机器的轮子，面条从机器里一寸一寸伸展出来的情景，我想起来这些年自己敲下的每一个文字的历程：仰卧床头，脖子下再垫一个枕头，一只手托着一只平板电脑，一根中指一笔一笔敲下一串串文字。
它们并不行云流水，而是涩滞地冒出来，像破了羊水，又久久难产的胎儿。
母亲年轻时喜欢独自哼曲儿，其中有一段，从旋律到内容都美极了。那曲里有最好的人，有无尽的悲和喜，有暗无天日的长长时光。她用嗓子把它们掀开，让风和月吹照进来：
你走千里路 那也无碍妨
我变成一桑树长在路旁
单等着你来采桑
桑树枝刮破你的衣裳
……
扶杖的父亲
据说，手杖最早是作为武器来使用的。上阵对敌，因趁手又实用，每每克敌制胜，后来，才演变成一种助行工具。
而在我的想象和理解里，杖应该首先是助步工具，而后才变成打斗器械的。当然，这样的两种判断谁是谁非，没有人说得清楚，也并无多少意义。但，不管怎样，杖的历史是久远的，和人类等长。
现在看到的手杖，大都由轻质而韧性的材料做成。手持的部分，光滑而弯曲，也有雕以龙首的，极具观赏性，已经超出了手杖的本义。但拄杖的人，并不看重这些，或者说，已无力看重这些了。
父亲的手杖是一根竹子，得来也简单。门前的竹林里选一棵大拇指粗细的竹子，砍了，刮了节，用火把一头烤热，门槛缝里弄弯了，就成了。父亲病得早，这根竹杖伴他快十年了。汗渍浸润，红润的颜色仿佛一层包浆。
时间的鞭子在后面赶着，他蹒跚着拄杖往暮年里越走越远，我们远远地看着，都无能为力。
在记忆里，父亲年轻时，有一双快腿脚。有一年的一个夜晚，雨点儿刀一样往下泼，闪电照得门外一阵阵惨白。床头上墙洞里油灯昏黄，为了省油，灯芯掐得很短，远处看去，微小又庞然。突然，我和弟弟叫了起来，我们的鞋子漂起来了，地上一片汪洋，房子后面传来隐隐的垮塌声。
“发水了！”父亲“嗷”的一声，蹿了出去。那一夜，我们再也没睡，那一夜，父亲把洪水逼向了别处。
家乡峡河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才通了泥土公路，在此之前，公粮购粮上缴，日用百货土产物资转输，需要劳力来挑，人称挑脚。峡河至丹凤县城一百一十里，父亲是生产队的主要挑脚人。
一担百余斤，放下和起肩十分费力，一种叫杵的东西发挥出巨大作用。杵长短齐肩，上面是形如马蹄的一个木托，正好放置负重的扁担，使腰身免于大幅度起落。父亲每次回来，精疲力竭中，杵杆正好做了扶路的手杖。
两头黄牛并列着，在前面走，牛的后面是一架木犁。
一个人，歪歪斜斜地扶着木犁前行，犁是他的利器，又是他的扶杖。潮湿的泥土冒着热气，气浪升腾复飘散。天地苍茫，季节漫草荒烟。这是多少年来，我记忆最深的图景。我曾在一首诗里写道：
老父与老牛结成比翼之好
南街的小贩担当了引线之人
十年前一个春耕的日子集市相见
从此就成了彼此的英雄和美人
老牛喜欢消受老父的鞭子
它感到只有这么好的鞭子
才配它冲云蔽日的豪气
让自己一身的好把式更加登峰造极
但老父从不滥用手中的权力
像好年景不滥用季节的风雨
一些愁苦和心酸 一些悲喜和脾气
他会用一只烟斗和老搭档相对消弭
不死的农事黄了又青
一驾爬犁追赶着节气
天空下的身影多么小啊
岁月深处
一道道犁沟 真实得虚无
去年9月，我从新疆回来，一身风尘和疲惫。未进家门，远远地看见父亲在门前的小路上，蹒跚着，用竹杖把树叶一点点地归拢。一头白发如银似雪。
或许，他计算着儿子要回来了，清理了枯枝败草，让荒败的家门干净有生气一些，让儿子的心对日益凋落的家门多一点儿留恋与归意；或许，觉得自己老了，该做点儿事情，“八十老人砍黄蒿，一日不死要柴烧”啊。
2015年4月，我从西安交大附院做完手术，戴着颈托，苍白而羸弱。一天早晨，睡眼蒙眬中，我感到一个人站在了我的床边。
他的手向我伸过来，颤颤巍巍，他想摸一摸他风吹雨打的孩子，摸一摸孩子风吹雨打的伤口，摸摸孩子身体里比自己还厚的经年不化的雪……我知道是父亲，但终于没有睁开眼睛。我怕看到什么。
出门下台阶时，他摔倒了。那是父亲最后一次扶杖行走。
此后，他再也不需要拐杖了。
父亲的桃树
那是一个初秋，我记得那是1978年初秋的一个早上，峡河的大雾从河谷漫上来，它们在山腰或山巅与天空铺排下来的水汽短兵相接或握手言欢。
峡河两岸展现出我十八年后在一部电视剧里看到的所有美妙景象。那时候我不知道自己住在仙境里，反倒心生害怕。
父亲从大雾里钻出来，手上提了一棵小树。我虽然才上小学，已经能辨别出那是一株桃树。桃树有一股淡淡的、苦涩的气味，这气味在树被挖倒和砍倒露出伤口时会不停弥散。那个早上，淡淡的苦涩的气味像一条尾巴，长在父亲身后。
后来母亲腌制一种小菜，里面用到许多桃仁。我砸开桃核偷偷尝了一口，发现它就是桃树的味道，它和那个早上父亲身上的气味一模一样。
父亲那时还年轻，对于熟而又亲的人，我们总是疏于记忆。父亲那个早上留给我的印象是他一生里印象不多的一个。他穿着白粗布褂子，那是奶奶的手艺。褂子一只袖子长，一只袖子短，短的原因据说是奶奶的纺车纺完了家里的所有棉花，连借也借不到了。她从山上采了一篓子野棉花，可怎么纺也不成线。父亲把那只长的袖子卷起来，使它和那只短袖子一样长。
没有人知道，在全村人睡觉时父亲跑了七十里山路，他从邻省一个叫官坡的地方挖回了一棵桃树苗子。桃树苗子的主人叫赵老二，他是爷爷的朋友。
这棵桃树苗子的品种叫五月桃，1978年，峡河还没有五月桃，只有八月桃。八月桃其实是一种野桃，土肥的地方长得大些，贫瘠的地方长得简直不叫桃，咬一口，涩而又酸，熟透了倒是不酸了，有一股苦味。
父亲一夜往返七十里，是因为白天的时间不属于自己，它属于生产队集体。
父亲把小桃树栽在门前的自留地里，就像那时所有人属于集体一样，所有的土地都属于集体，除了每人一分菜地。没有哪一棵树比小桃树长得更慢，也没有哪一棵比它长得更快。两年后，小桃树开花了，结出了青涩的桃。
桃子慢慢长大，白得像馒头，当顶上有一点红，那红色随着桃长大而加深，最后，变得像一滴血，洇开在果肉里。
第一茬桃共结了八个，它们一天天长大，开始时躲在叶子里，慢慢地，叶子就遮不住了。它们【创建和谐家园】在了枝头上，这就招来了许多好奇的鸟，先是麻雀，后来喜鹊、乌鸦也来，还有一种红嘴鸟，个头比喜鹊小，却特别凶。
家里有一支鸟铳，一人多高，枪管异常细，有一回，我把指头塞进枪口里，被吸住了，怎么也拔不出来。父亲给枪膛里装上一撮盐粒和火药，枪口插一根长长的苇草。他把枪挂在树枝上，桃树还小，有些背不动，吹过一阵风，几乎要跌倒。苇草白白的穗子飘啊飘。
有一天早上，父亲对着桃树开了一枪，枪这时候已经对鸟们造不成恐吓作用了。一阵蓝烟散尽，鸟飞得无影无踪，树上的桃剩下了七个。
生产队的麦子黄了。麦姑鸟在树林里一声赶着一声叫：快黄快割，快黄快割。
据说，这是一种不祥的鸟，谁也没有见过它。麦子们先从坡底黄起，一晌晌往坡顶黄，这个过程又慢又急。早晨上学去，看见那黄色在门前，放学回来，看见它到了屋后，看见它在走，雾一样四散弥漫，想伸手把它拉住，又怎么也拉不住。
余社长带着几个人下乡指导夏收工作来了，他们先是让队长带着沿地边走了一圈，走一阵，指手画脚一阵。五月的天真热，热得所有人大汗淋漓。余社长穿一件白衬衫，像一只白公鸡站在乌鸡群里。他们走渴了，要喝水，他们走到了我家桃树下，他们没有喝水，离开时，树上就变得空荡荡了。
几天后，余社长让队长捎话来，要求把桃树移走，移到公社大院里去。父亲像傻子一样死活不答应。他给桃树又松了一遍 土，浇了一桶大粪，虽然这一年再没有桃可吃。桃树目前还是孩子，他坚信它一定会成长成一个大小伙子，像他儿子中的一个。
五道河到七里沟二十公里，万丈悬崖不通公路，这一年夏收后，县里决定把它打通。这一段位置属于另一个公社，离峡河五十公里，虽然五道河最后和峡河流到了一起，成为丹江的一部分，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这是老死不相往来的两个地方。
那时候，所有的乡村公路都是群众会战的形式打通的，大家背着粮食，带着干活儿的家什，这一场没有干完，又干另一场。那时候村里的一些好劳力像鸟一样，今天飞到东，明天飞到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