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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破工的生活在轰鸣中度过。风钻机在岩石上打出两米深的洞，用铁管把炸药抵进最深处，留一根引线在外——引爆，震耳欲聋。放工后的生活却出奇地安静。
克拉玛依的萨尔托海永远是晴天。人烟稀少，信号不通。哪怕山上跑过一只羚羊，工人们都凑一堆，瞧上半天。宁静的生活只剩饮酒、麻将和扑克。
为了逃避某种麻木，每天下班后，陈年喜都会去一个废弃的工房，那里的墙上贴满了《克拉玛依日报》和《中国黄金生产报》。所有的墙面读完了，他用脸盆往墙上泼水，一张张揭下来，再读另一面。
读多了，工作时抱着风钻，思想却飘到很远，一些句子浮现出来，赶紧用笔记下。宿舍的床垫用的是废弃的炸药箱，床头放着笔，离开时卷起铺盖，密密麻麻，写了满床。
纸板在离开工地时都被丢弃了。陈年喜从没有想过，那些文字会引起别人的注意。他甚至刻意隐瞒着工友，“不想让别人觉得我很特殊”。坚持写作的理由很简单，那时他“感觉自己活着”。2011年，陈年喜开通了博客，一些深夜，他会在手机上按下白天想好的句子，互联网上，寥寥几十个阅读已经让他满足。
2014年，纪录片导演秦晓宇第一次在陈年喜的博客中读到《炸裂志》，当即决定要与诗的作者见面。他正在筹备一部工人诗典，《炸裂志》“一看就是一种中年写作”，带有强烈的沧桑感。他于是直奔矿山寻找诗的作者。
在火车站，远远地，秦晓宇看到一个人从台阶上走上来：一米八几的大个子，浓眉大眼。“像秦始皇兵马俑一样，”他说，“这硬汉形象和诗歌里的力量感一致。”那天，他兴奋地给搭档吴飞跃打去电话，他们正在筹备的纪录片找到主角了！
纪录片《我的诗篇》之后，秦晓宇又跟拍了陈年喜两年。接触久了，秦晓宇才发现，陈年喜诗歌里的那种力量感只是表象——诗歌涵盖了他所有愤怒的表达，现实生活中，陈年喜几乎从不发怒。“他对命运一概接受，并不想要，或者说不相信能够改变什么。”秦晓宇概括这是一种“宿命感”，强烈的悲剧意识。
2017年的正月里，北京五环外，皮村的剧场，陈年喜瘫坐在舞台上，边上坐着新工人艺术团团长孙恒。周围散布着空酒瓶子。
“孙恒，”陈年喜大着舌头，“我尊重是尊重你，欣赏是欣赏你，但我不认同。”2005年以来，孙恒和朋友们创立了北京工友之家，他所倡导的新工人文化主张用“新工人”代替“农民工”的称呼——“让新工人留在城市，让他们活得有尊严。”他总这样说。
“我觉得新工人文化没戏。”陈年喜摆摆手。
那时人在北京飘荡。为了每场二千元的辛苦费，陈年喜参与了一档综艺节目的录制，为知名歌手的演唱写诗作词。有整整三个月，他什么也写不出来。
新春佳节，陈年喜窝在皮村的宿舍里，在电脑上玩蜘蛛纸牌。十六年的爆破生涯只留下了耳聋、胃病和颈椎错位，手术掏光了他所有积蓄，赖以谋生的本领再无处施展，“回到现实中，好像什么都不会了”。
孙恒在那时为他提供了一份志愿者的工作，随车队去北京各地运回社会捐赠的衣物，月薪七百。微薄的薪水无法养家，焦虑时，陈年喜总是对孙恒诉说。那天，借着酒劲，他再一次倾诉。
“陈年喜，”孙恒苦笑，沉默了一会儿，“三吨炸药没有把你炸醒，它把我炸死了。”
三年过去，孙恒离开了皮村，在京郊平谷的一处基地一个院子里继续办工人大学。他不再坚持“让农民工留在城市”，将目标改成了“帮助年轻人返乡创业”。在电话里，我们谈起他和陈年喜醉酒后的那番对话。
“现实是复杂的。”孙恒谈起这些年的无力感，他参与创办的、为农民工子女解决教育问题的同心实验学校今年只剩下三十个学生，随着各个工厂从皮村撤出，曾经聚集到一起的“新工人”又逐渐散开。
“我越来越理解陈年喜为什么会那样说，”孙恒说，“理想主义并不一定都能成功实现，我追求的是这个探索的过程。”
那个夜晚的最后，陈年喜留给孙恒一句话：“我走了，去贵州给景区吹牛了。”
第二天，他踏上了去往南方的列车。
文学的使命
从遵义茅台机场坐车八十多公里才能到达“十二背后”景区。1月的一天，陈年喜带我逛了逛，喀斯特地貌，亚洲最长的溶洞。老板在这里投资了八个亿，景区内的酒店入住率却不到百分之十。他的工作是接待来自各地的领导和媒体，写公关通稿，偶尔老板出席活动，也需要他连夜撰写发言稿。
收入稳定，无须日晒雨淋——我以为文职工作对他来说会让乡人羡慕。
“没用，”他说，“回老家聊起来，大家还是比谁挣的钱多。”每月四千的工资勉强能够维持家庭开销，但没有养老保险，他必须为将来打算。一首诗即便在重要期刊上发表，稿费不过三两百元。“非虚构写作”则不同，一些媒体找陈年喜做特约撰稿，上千元的稿费让他心动。
有一个晚上，我们坐在屋里谈论非虚构写作。陈年喜并不清楚这究竟是什么，“中国的报告文学？”当你用职业写作者的标准衡量他时，他承认自己欠缺真正的调查研究能力。
编辑常要他多做采访，他不明白如何采访，这不是他擅长的技能，“我也没有时间，没有条件到处去找人采访”。为了稿费，他不得不长时间坐在电脑前搜索各类资料，以此替代采访。
“写不出来”的夜晚，抽烟抽得很凶。
从前在矿山，灵感像泉水一样涌上心头，只要把笔放在炸药箱上，一行行字就流淌出来。现在他努力地组织，却时常感到自己的文字“矫情”——“我仔细地回想这两年，没有新的体验，新的思考。”
为了找回写作的感觉，他看了三遍贾樟柯的电影《天注定》，仿佛痛苦更能激发表达和书写的欲望。电影里姜武扮演的农民，被煤老板的打手用棍棒击倒，村民讥笑他被打的动作像在打高尔夫，给他取了“老高”的外号。
“现实中真就是这样。”陈年喜瞪着眼睛说，人们常常互相伤害，互相取笑，互相攻击，“就能说出那种最伤人自尊的话。”他写过底层小人物的残酷，也写过他们的温情。成名以后，一些朋友疏远了他，很难厘清具体的缘由，“人家觉得你可能和从前不一样了。”陈年喜对此倒不是特别伤心。内心深处，他确信自己对底层依然有种“强烈的认同感”。
在贵州路边的小馆子，煤炉子上羊肉火锅咕咕冒着泡，下几筷子豌豆尖，陈年喜谈起莫言，那么直接地“书写肉体的痛苦”，最令他动容。他认为文学的使命之一就是应该书写痛苦。
“我是生活的深度体验者。”
一地霜白
“当下的纯文学都在讲要深入生活，很多作家技巧熟练，但匮乏体验，对现实世界缺乏关注，这点和工人写作者正好相反。”工人文学学者李云雷告诉我。一切要从2000年初说起，一批作家创作了大量以农民工进城为题材的作品，倒由此启发了工人文学——“工人们会觉得，我比你们更接近（我们的生活），我也可以写。”
但李云雷同时承认，工人文学同质化严重，“大家都写打工生活，能从中提炼、总结、反思的作品才能脱颖而出”。另一方面，信息和认知的局限使得工人文学很难跳脱出打工生活，“当然，每一种写作都有自己的局限性”。
特朗普当选的那个夜晚，陈年喜身在纽约的时代广场。纪录片《我的诗篇》来到北美公映，陈年喜受邀出席，团队拍下他的美国之行，用作下一部纪录影片的素材。
秦晓宇坦言，希望把对工人生活的探讨放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
人声鼎沸，林立的高楼和巨型电子屏幕包围着【创建和谐家园】的人群，有人狂热地庆祝、欢呼，有人哭泣。
随行翻译谢飞是个中文地道的美国人，他试图给陈年喜解释特朗普竞选的执政理念，陈年喜听得似懂非懂，提到创造就业与改善工人环境时，陈年喜一脸疑惑：“听上去很好啊，为什么那么多人反对他？”
陈年喜并非对经济全球化一无所知。他知道使用着廉价劳动力的中国工厂将产品出口全球。来到帝国大厦时，他对谢飞说，他讨厌所有的巨型建筑——
“这个大厦里会不会有很多我挖出的钢？这些宏伟背后都是很多人的血汗。”谢飞心想，帝国大厦建于20世纪30年代，绝无可能使用陈年喜“挖出来的钢”，但他没有说什么，“他对具体的常识不清楚，但本质是很清楚的。他付出了努力和身体的代价，参与了全球化的运作”。
美国之行陈年喜没有做任何消费，只带回一些景区的门票做纪念。参加一次【创建和谐家园】时，他对一个美国人手中的旗帜很感兴趣，便和对方攀谈起来。对方笑着要将旗帜送给他，他伸出的手又缩了回去，“不能要吧？这不能要……不能要。”最终还是拒绝了。
在旧金山棒球城对面的酒吧，旅程就要画上句号。第二天，谢飞将去别的城市探亲，陈年喜也将回到中国。一行二十天，借着酒意，陈年喜告诉谢飞，在北京，他没有工作，住在皮村——一个聚集着大量民工的城乡接合部，因为给公益组织做志愿者，他可以用很便宜的价格买到一些二手衣服，这些衣服被他成箱成箱地装回家，送给他的妻子、孩子和其他亲人。
“他说一直不敢告诉我（这件事），很在意我怎么看待他，会不会嘲笑他。”谢飞回忆，那一刻陈年喜有些脸红，说话带着小结巴，“他想让我至少了解他的生活是什么样。”
今年3月，我找到北大文学博士张慧瑜，多年来，他坚持为皮村文学小组组织各类讲座。“我们说的文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文学。新文学表达的是现代的价值观：自由、恋爱、个人权利和价值，都靠文学来实现。某种意义上，出色的工人文学都具备这样的价值观。”
他提起自己印象颇深的一段话。因写作而引起媒体关注的育儿嫂范雨素，一夕之间成名，成为皮村的新代表人物。在一篇散文中，她解释自己之所以不喜欢接受采访，是“不想当猴子”——“工人写作容易引发关注，有其自身具有的猎奇性质和人们的歧视成分。就像范雨素说的，工人会写作就好像猴子会骑自行车。她说她不想当猴子。”张慧瑜说。
这番话也令我反思。人们欣赏工人文学时，是否逃脱开了刻板印象？写作是一种基本权利，理应属于所有人。回想起陈年喜的诗歌，使人印象最深的并非控诉，而是血、汗和情感的展现，他笔下的“我”不是一个自我矮化的打工者，而是一渴盼自由、情感和尊严的人。后来的一次采访，我问他，“文学能让你获得尊严吗？”
“尊严是个很复杂的东西。”他想了想，说，“当我是个看重物质的人，有物质就有尊严——我接受，我需要这种改善；可当我有独立的思想和精神谱系时，就也有尊严。通过写作、读书和思考，我就有了自己的价值和精神谱系。”
父与子
“儿子，你清澈的眼波，看穿文字和数字，看穿灰太狼可笑的伎俩。但还看不见这些人间的实景，我想让你绕过书本看看人间，又怕你真的看清。”（陈年喜写于2011年2月24日）
2018年的春节，陈年喜带着儿子在家附近一个矿洞里走，又是漆黑一片。“凯歌，”陈年喜喊儿子，“爸爸当年就是在这样的地方工作。”
那时，陈年喜在劳动时就像疯狂了一样。有时带病工作，风钻机一起风，止不住地咳嗽，吐一口痰在墙上，痰里全是血。怕别的工友害怕，他伸手抹掉了，实在撑不住才去输液。
吃这样的苦都是为了儿子。可当儿子让他失望，一种彻底的徒劳感便会将他吞没。那次，儿子沉迷在手机游戏里，对他的话充耳不闻。陈年喜一把夺过手机摔在地上。手机背后的盖子掉在地上，屏幕上的人形还在叭叭地跑着。他不解气，捡起来用力一拧，手机折成了两半。人形消失，屏幕黑下来。
1996年，县林业局决定向陈家征收罚款，理由是“房屋检尺超用”（把房子所用木材检尺与你已申请批准的采伐量对比超出的部分），罚款二千五百元。二十六岁的陈年喜还靠务农为生，束手无策。
老父亲带着酒和茶叶，屡次拜访乡林业派出所，想尽办法托关系、说好话，希望能“罚少一点儿”。疏通无果后，父亲决定认罚——卖掉家里耕地用的相伴十几年的老牛。
“我养你们四个，稍稍有一个在人前面是站得直腰的，我也不至于（这么做）。”——父亲的这句话让陈年喜难以释怀。很多年后，他感到一种相似的情绪。谈起儿子复读，为了准备儿子的艺考，他花费了近八万。
“屁用没有。”他生气地说。不知是生儿子的气，还是生培训班的气。
艺考成绩出来，三科共计一百九十八分，离分数线差两分。发送成绩单时，儿子用修图软件把一百九十八改成了一百九十九。末尾的9字尾巴更长，被陈年喜发现了，“仿佛一只发育不良的蝌蚪”。
父亲与儿子多次出现在陈年喜的散文和诗歌里。借助文字，陈年喜将没有宣之于口的情感传递出来。
“爸爸回了一句：我爱你！后面是三个飞吻的表情包，像极了三个熟透了的小石榴。”（《我在西安读艺考》，2019年）
年初一的中午，陈凯歌从舅舅家回来，吃了一餐午饭。
他的个头随父亲，是个高大白净的小伙，正在西安一所专科念大学。谈话时，他总腼腆地笑笑，“我没出息，只能让我爸妈失望的。”不难从谈话中感觉到父子之间的疏离感。每年回家，陈年喜与孩子相处的时间不超过三十天。
陈凯歌很少和陈年喜交谈，但默默读完了父亲推荐的《病隙笔记》。后来，我读到了他曾写下的一篇散文，名叫《老槐树》，文风颇似史铁生。小小的年纪也在用自己的眼光审视着这一切：农村日益凋敝，一户户人家搬离这里，去了西安、河南或是更远。老槐树安静地伫立，给他些许的慰藉。
笔触下藏着一个孩子的孤独。
那只被折成两半的魅族手机，碎片他还留着。高中两年，他省下伙食费，存够一千五百元买下了那部心心念念的手机。在老家时有时无的2G网络下，手机联结着远方，联结着他儿时的玩伴，有些提前结束学业，去了天南海北。父亲不会明白他的想法，陈凯歌也不想诉说。
村人要用六千块的价格卖掉老槐树。它曾陪伴三代人长大。合同签下后，老槐树的枝叶开始枯黄、败落。动工的那天，老槐树已经死了。我想知道这个故事是真是假。午后，陈年喜带着我去看望那棵死树。远远地，它像一副咖黑色的骨架，只剩一截树桩，歪斜在山坡上。
刀子和灯盏
有天下午，周书霞拿着扫把进屋，她把水洒在地上，压住蒸腾的尘土，枝条在地上摩挲发出沙沙的声音。过一会儿，她伸过手，放在丈夫的面前。冷水泡得皮肤皴裂了，豁开一道道暗红色的小口。
“这不是很容易解决吗？”陈年喜没有接过那双劳作的手，条件反射似的答了一句，“抹点润肤膏就行。”
借宿在陈年喜家的那几天，我目睹了这对夫妇的几次争论。每一次都以书霞的沉默和陈年喜的长篇大论收尾，后者稍显强势。我常联想起陈年喜所写下的一些有关情感的诗歌。
在烦琐的日子里，有时他的心底会突然闪现一种温柔的情绪，然后记录下来。多亏这些珍贵的时刻，让人有了“面对生活的勇气”。
我说，诗歌也寄托了他对生活的美好期望。他笑着表示赞同。山上有狼。野猪会在每个清晨出没在人望得见的地方，棕黑色的毛，有长长的獠牙，在湿润的泥土上留下一个个前深后浅的四边形脚印。
祖辈们为了防范畜生毁坏庄稼，就在山上搭窝棚，整宿整宿地看着。橡树的果实可以做凉粉。剥掉橡树的皮可以卖钱，好几年周书霞就带着儿子在暑假满山剥树皮，换来下个学期的学费。母子俩的肩膀都磨破了。
这里离峡河村常青组有七百八十米。
积雪正在融化。冬季的峡河断流。可到了雨季，浩浩汤汤的江水会发出这偏僻之地的声响。少年陈年喜曾对着这片河水怅惘。
“那是一个下午，天阴无雨，我背着书包，拎一只空空的菜桶从中学回来。从学校到家有三十里，菜桶被我用沿途的河水洗涮过三遍，洗涮过的带着菜星和咸味的水被我全喝下了肚子，可还是抵不住饿。”（《一包方便面的记忆》，2016年）
据传，祖上是参与了太平天国的农民军，从安徽讨饭来到这里。因为位置足够偏僻，后来就不走了。这里是全国收成最差的地方。土地很少，一亩地只产三百斤麦子，麦子质量也不好，产出大多是麸子。
家门正对着秦岭山脉，天晴的时候层次丰富，尤其是春天，山花烂漫。年轻时，陈年喜常对着这里发呆，想象山的那边到底是什么样子。向西，再向西，是汉江。顺流而下就离开了大山，来到城市。
1991年的冬天，正月里大雪纷飞。
翻过家门前的山，到了河南境内，陈年喜手持一本地图册，找到了洛阳，又从洛阳搭火车向东北出发。在洛阳火车站，从东北开来的敞口货车拉着松木，驰骋数日，松木上的雪都还没化。他在市场里花38元买了一件仿皮夹克和一本《百年孤独》，跳上了火车。五天五夜，才到达吉林。
像路遥小说《人生》里的男主人公那样，陈年喜一直渴望能娶一位城里姑娘为妻，借此离开农村。为此，他持续地写诗，报名期刊组织的文学函授班。
90年代，城市的热潮已经转变为经商，深山里的小伙还陶醉在80年代的文学热中，相信文学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那年冬天，他的初恋，一位从未谋面的笔友来信要他去吉林，信封里捎来了一枚银戒指。
初恋是甜蜜的。女孩把三毛的小说从市图书馆借来，整张整张地用笔抄下，厚厚一沓寄到陕西。
零下三十八摄氏度，他看见了女孩的家。东北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低矮的平房，一家五口人睡在一张通铺上。夜晚，超出床宽的脑袋枕在床边的凳子上，他感到浑身的热情都被浇灭。女孩痴心坚决，“我有工资，可以养你。”陈年喜却已经看到了未来——长此以往绝无翻身的机会。他咬了咬牙，说，算了吧。
“我们三个：老陈、老李、小宋/分别来自陕西、四川、山东/我们都是爆破工……有一回/我们喝高了/小宋唱起了山东大鼓/粗喉亢壮，鼓声铿锵/在古老的戏典里/做了一回武松/老李突然哭了/他说对不起小芹/说着说着他又笑了/他笑着说/人一辈子有了一回爱情/就不穷了……”（《意思》，陈年喜写于2011年）
书霞眼睛不好，看不清那几行小字。坐在屋里的小板凳上，我给她读陈年喜写下的诗歌：
“爱人，当你接过我流浪的双手，我猝然感到自己比鸿毛还轻，那双手里有我全部的黄金。爱人，十月庄重的天空下我比死亡更近。爱人，我用了二十年的漂泊，来换取你的一握，我点燃五千首诗歌，照亮你深深的居所，面对我纯金的爱，你要小心，你要把我牢牢牵在手心。爱人，我愿像一只驯良的小狗为你役使，为你占有。或者像水，一生一世在你的骨骼中行走。爱人，如果能拥有你，我愿意没有自己，是谁把我们一起带到今天，让我们成为彼此的刀子和灯盏。”
“就是这句，”书霞打断我，“‘成为彼此的刀子和灯盏’，写得最好。”这首诗名叫《爱人》。结婚第二年，陈年喜将期刊上发表的这首诗，拿给书霞看。
书霞从前就在纸上看见过，却从没想过这是写给她的。
“我个子太低了，太矮了。”书霞不好意思地说道。前些年，常有人扛着摄像机来家里拜访，陈年喜对她说，有空也打扮一下自己。书霞感到这话是种冒犯——“怎么打扮？”她掸了掸身上的衣服，那身黑色皮夹克和黑色棉裤，黑色的齐刘海下眼里流露出倔强，“再打扮也就那样。”
内心深处，书霞觉得自己与丈夫有差距，至少在外貌上。常年在农田里的劳作使她的皮肤被晒得黝黑，在女人中实在难算作漂亮的一类。她试过穿起裙子，总感觉偷穿了别人的衣服，手不知往哪儿放。她因此拒绝参与一切应酬。
“真羡慕你们这样，能有自己的工作，经济独立。”书霞对我说。她没有工作，只有初中文化，却也不想成为丈夫的附属品。她坚持去料理农田，即使如今务农根本无法带来收入——“如果老了一无所有，几亩地就是我唯一的依靠了。”
那首诗被贴在摆放婚纱照的相框里。相框平日背过身地摆在梳妆镜前，书霞说是因为怕晒。相框上的红色条纹，颜色越晒越浅，已经成了粉红色。
她没有问过丈夫，娶她是否因为爱情。结婚时，陈年喜坚持要照婚纱照，这在当时的农村是件稀奇事。书霞觉得没必要，“花一百多块，是件挺浪费的事情”。
她拿出小心收好的照片。照片里，身穿粉色婚纱的她头戴粉色花束，陈年喜穿一身灰青色西装温柔注视着她。
命运的馈赠
山的对面是阴面，橘红色的桦树没掉叶子，远处看去毛茸茸的。再过一阵，茱萸、杜鹃和山桃花都会盛开，秦岭将迎来最美的时节。采访的最后一天，我们在陈年喜家的后山散步。连翘的花已经风干，变成咖色结在枝上，夫妻俩弯腰摘下。最近陈年喜常有咳嗽，“这东西治感冒效果很好”。
我走之后，陈年喜靠拿手工锄头翻完了家里的两亩地。每四五分钟，他必须停下来休息一次，“胸口要爆炸的感觉”。一个月后，商洛市医院里，大夫确诊，是尘肺病。
尘肺，因吸入矿物质粉尘引起的肺纤维化。病情不可逆，以目前的医学条件尚无法治愈。随着病情加重，最终可能引发呼吸衰竭而死。
胸部CT上，陈年喜的肺部显示有很多弥漫的阴影。医生没有开药，只嘱咐他：营养要跟上，别感冒。
其实不是没有预兆。从坐上火车抵达北方回家开始，他咳了四十多天。在镇上的药店里买了二百多块的药，全吃完了也不见好。仔细听起来，咳嗽声里有金属声一样的尾音，做医生的朋友对他说，要小心，这是肿瘤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