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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车子用水冲洗了一遍，然后，细细打理驾驶室。那几乎是他这些年的半个家。有时候不想回租住房了，他就睡在驾驶室里。他把每个物件整理得井井有条，特别是把那个不倒翁戏剧花旦的摆件擦了又擦。在他眼里，那就是娟子。
全城垃圾处理站共有五台车，但并没有固定分工，哪里需要哪里去。经过压缩处理后的垃圾包是往日一车散垃圾的五倍重量。张科子每天要出五六趟车。他很喜欢这份工作，比起青藏路，这份工作要轻松多了，也安全多了。
他知道，虽然自己不在编制内，但只要没有特殊原因，场里不会让自己被动下岗。每天车进城出城，跟观光似的，他几乎熟悉县城的每一条街巷、每一处建筑。这些年，这座城市宏观的、细微的变化都刻在他的眼睛里。他幻想着将来有一天有钱了，一定要在最繁华的地段买一处大房子，作为永久的家。娟子好几年前就要在县城买房子，就是钱不够。
火车。省城到了。
地铁。丈八沟到了。
张科子想给娟子打个电话，告诉她，自己看她来了。他在公交牌下徘徊了整整一天，也没有打。他突然有些怯，怯什么，似乎又不清楚。
第二天，又游荡了一天，他相信，娟子一定会从这儿坐车或路过，即使自己没有发现娟子，娟子说不定会看见自己的。
然而，最终娟子并没有路过和上车。
张科子回去了。他还想再等一天，但只有两天假。
第三天晚上，终于接到了电话，是娟子的号码，但不是娟子的声音。对方告诉他，娟子出事儿了。她从八楼坠落下去了。
三天后，张科子见到了娟子，是在殡仪馆里。他终于知道了，这些年，娟子一直在做那个工作。她的银行卡里，有六位数的存款。
这些钱，正好够在县城买一套房子。
张科子还住在租住房里，又搬了两次家，但他却始终不想买房子了。
有时候开着车，眼前会突然出现一幕画面：一条绢绸从高高的天空落下来，它落得十分缓慢，飘起来，荡下去，变化出万千形态。一阵子是白的，一阵子又变成乌黑的颜色。那是一个人。
断链的种菇户
香菇是名贵的食材，市场一直稳定不衰。村里，种植香菇少说也有二十年历史了，前些年因为技术限制，产量一直不高，近些年技术与市场双加力，一下子火起来了。有一家，种了三棚，一下子卖了八万元，瞬间成了村里的首富。
老林是村里香菇种植大户。二十年前，同龄一代人还没有上矿山打工时，他就开始种，二十年后，许多人从矿山退下来，改行了，生老病亡，他还在种。他有两个女儿正上大学，大女儿在北京读研究生，每年花费四五万。一条鞭子追着跑，他不想种都不行。
香菇种植技术大家已悉数掌握，如同种菜一样娴熟，但一部分主要原材料当地并不生产，麦麸、白糖、石膏粉、各类消毒品，要到外面购买。
这些材料来自许多省份，少一样都无法生产。往年都是种植户们统一购买，从山东，从河南，有专门大车送到村头，各家各取所需。但今年，这些材料是没法运进来了。
年前，老林申请了林业用材指标，伐了树，粉了末，一下子投进去了三万多。他有一个计划，再狠狠拼三年，女儿们工作了，就歇下来。他算了一笔账，每年种三棚，按眼下的菇价，孩子们花完，还能余三五万，自己养老的钱也有了。
老林家里还有一千多斤小麦，这是前些年攒下的陈粮，一直没舍得吃，他计划将来老了，干不动了，还能吃三四年。现在，他打算把它粉碎了，麦麸原料至少解决了一大半，再到村里各家买一点儿，基本能解决。
实在不行，今年就减少一棚。他又给南阳的老客户打电话，问石膏粉和其余材料的情况。对方告诉他，这里靠近湖北，条条出路都卡得死死的，自己手里的几十吨货也只能看明年售不售得出了。
村里种菇用的白糖主要来自广西，老林打算给供货方打电话，想想还是算了，几千里远，就是对方有货，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老林家有三个菇棚，骨架、棚膜、人工，当时投进去了七八万元。骨架结实，能用四五年不坏，棚膜风吹日晒的，两年一换，换一茬膜要花一两万。种菇这么些年，要说没挣钱，没人信，要说挣钱，实在也没落下多少，都让各种材料占掉了。
一茬膜两万元，摊到两年损耗里，一年万把元，就是说，今年断了链，没有一分钱收入，还要搭进去一年棚膜的损失。膜一旦蒙上棚，是扒不下来的。老林一想到这儿，心里就是一团火燎。
这天早上，天阴着，昨天落了一层毛毛雪，在地上存住了，有一片，没一片，像一地杂毛。风把菇棚揭开了一角，一夜冷风，菇冻死了不少。去年做了两万袋，长得不错。被菇抽空的料棒弯曲着。它们到清明后就淘汰了。到那时，新的菇棒进来，棚一年四季不闲着。
老林摘了两竹笼湿菇，有四五十斤，十斤湿，两斤干，这些菇能干十来斤，值几百元。他把菇放进土炕子。炕子里昨天放进去的菇已经半干了，白花花的。采摘，烘干，一气呵成。菇的颜色好看极了，一股浓郁的香气弥漫着。这是真正的冬菇，菇中的上品，价钱也最好。
往年这个时候，湖北的、河南的，大大小小的商贩开着车，家家户户蹿，一斤二斤都收走了，菇没干，就在炕子边等着。今年自春节至今，没有一个商贩上门。菇价是涨是跌，只有天知道。
这几天，家家都有几袋香菇存着，碰在一块，话题没两样，就是卖菇的事儿。附近几十里没有冷库，没条件冷藏的香菇到了夏天，会变质，变了质，品相难看，就不值钱了。有一年，菇价不好，大家就屯着，到了秋天，打开包，一股霉味，那一季的菇，等于白种了。
正月装袋接种，二月养菌，如果晚了，气温上来，杂菌就特别多，大大影响成活率，一万袋，能成七八千，这是大家多少年下来摸索的经验。到正月二十五，材料依旧没有买到，今年的菇，是彻底歇菜了。
种植户们，有好几位联系到了活路，有的准备下广东，有的计划去西安。老林有个表弟在新疆包活儿干建筑，专门给高楼刷墙漆，腰上拴一根绳，像蜘蛛侠一样。老林找了表弟三次，希望也能加入。表弟很犹豫，这是玩命的活儿，要技术，更要年轻。虽说表哥身体不错，毕竟不再当年。
老林今年五十三了。
老伴走的那年，他四十一。
关山难越上班路
刘奔在铁路上已经工作五个年头了。
腊月十七，公司放假，从青岛一站就坐回了老家县城。那阵子，回乡过年的人群高峰还没到来，公路也不紧张，从县城松松垮垮地坐上回村的中巴，可谓朝发夕至。刘奔大学的专业是铁路土建工程，做这份对口的工作，每年总是能早早地放假，因为通常情况，天寒地冻的北方，也没多少工程干了。
铁路内部有规定，职工是无须购票的，凭一张工作证就可以畅通无阻。五年时间里，刘奔无论是出行还是回家，都顺风顺水。正月初五，接到组里通知，新项目的尾巴工程上面催得急，要尽快交付，立即回公司上班。这时候，各地才开始封路封村，万事开头猛，各地执行得格外严格。
刘奔在网络上看到各地纷纷打出标新立异的横幅口号，挖断路的，锁铁链的，横刀立马的，什么都有，感觉情况是真的严重了。这阵出门，不说别人怕，自己也怕。
村子到县城隔着三个镇和数不过来的村，刘奔挨个给沿途熟人打电话，计下来共有十二个卡点。大家几乎众口一词：不要说是人，就是一只麻雀想飞过去都难。刘奔给公司领导回了信息：实在出不去，这样吧，上不了班，也不用发全工资，给个生活费，行吧？
初十的一大早，又接到通知：立即归队，公司给出复工证明。刘奔知道，队里确实是急了。很多工程设计数据都是刘奔做的，单位技术人员虽然不少，但各管一行。再不归队，真要影响工程进度了。
刘奔所在的村子，地处两省三县夹角，最近的县城不是本县县城，而是河南卢氏县，从村镇公路往另一头走，翻过西街岭，就是卢氏县下面的一个镇。刘奔记得，村里至县城没通班车以前，父辈们总是翻山越岭去邻省的镇上坐车外出。刘奔查了地图，原来从河南那边回山东青岛倒是更方便快捷。
上了西街岭往下看，曲折盘绕的山岭脚下，支着一顶大帐篷，两三个戴着袖箍的人在门口踱来踱去。刘奔突然想起来，疫情之始网上传得最凶的新闻就是河南决然断路，没想到这么偏僻的地方也设了岗。他让表弟掉转摩托车头，急忙往回转。一路从地上的车辙看，至少有半月没走过车了。
正月二十八，终于等到了村委会发来可以租车出行的通知，但需要层层开证明、测体温。虽然麻烦，终于可以行动了。
从网上看，江浙一带为了企业复工，包车包机抢民工，中央也开了全国企业生产布置会，显然，经济形势不能再耽搁了。刘奔在村上开了证明，测了体温，租摩托车送到镇上。昔日热闹不息的小镇竟没有一家店开着，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口罩。
刘奔想起有一位中学同学在卫生院上班，找了他，找了两只旧口罩，用电吹风加了热。不管怎么，有总比没有强，将就管到单位吧。镇上到县城，平时只要三十元班车费，私家车竟要二百，二百就二百吧，非常时期非常价格。在镇防控中心测了体温，换了出行证明，终于坐上了向县城的车。
刘奔想起小时候看过的电视剧《西游记》，师徒几人西天取经，历经九九八十一难，每到一处要倒换通关文牒，眼下的情形怎么这样相似？
到县城，已经下午四点。三个人包了一辆出租车赶往西安，车费七百元。县城本来也有火车站，每天南来北往许多趟，但没有直达青岛的车次，中途要换乘，想到路途未知的变数，还是直接到西安乘车吧。
三人刚上车，都不约而同地收到了一条短信——紧急通知：经联系，自今天起，各镇办暂时不要开具去西安市通行证明，西安市禁止我市群众下高速，不论是否有证明，一律劝返，请相互告知。县防控办。
刘奔找了一家宾馆，每天八十元房费，只有暂时住下了。去街上走了走，发现没有几家饭店是开着的。街上行人寥寥，大家的口罩更是五花八门。他看见垃圾桶倒是还有人在翻找东西，没有人消费，自然垃圾也少，他们手里的装物袋半天还是空的。
刘奔庆幸有先见之明，从家走时，带了十张饼和两斤酱肉。心想，把它们吃完，总可以通行了吧？
无处胎检
小丽怀孕七个月了。小丽是五年前结婚的，结婚时已经二十五岁。在农村，二十五岁结婚还属正常，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但三十岁才怀上头胎就成了话题，沦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说道。小丽是独生女，怀了孕，自然更是父母不敢放手的宝贝。父母比小丽更急，急的不是乡邻的说长道短，是女儿腹里孩子的风吹草动。这是全家唯一的指望。
小丽的丈夫小蔡是县城人，年前在西安打工，在高速路上浇铸桥墩子。单位放假时已经腊月二十九了。小蔡的父母身体也不好，父亲中风偏瘫，这种病，没个好，过一个年少一个年。母亲就让小蔡在县城过年，年后再回乡下，谁承想，武汉23日封城，县城到乡村没几天也跟着封路了，所有车辆停发，私家车也不能通行。
父母不让小丽使用手机，说手机辐射大，对胎儿不好。好在家里早先安装的座机还没有拆掉，小两口可以通过它说说话。
小蔡说，我知道有一条小路，早先去同学家走过，不行，我走小路回去，两天总能走到家。小丽说，你傻呀，村里早登记了人口，你回来也得隔离十四天。没事儿，孩子可健康了，有我呢！
上次在镇卫生院做胎检，头发已斑白的产科主任说，这孩子发育得快，个头比一般孩子大，是好事，也是坏事，最好常来检查。检勤一点儿，我们更放心些。那天一同检查的有四五个人。按政策，每个胎儿情况都有登记，医院和医生都有责任。
这天是正月初六，山上山下的雪都融化了，雪一融，山色更加苍茫。落雪不冷消雪冷，风呼呼地刮，河边的芦苇、地里的秸秆叶子、漫山的树叶搅在一起，在树顶与天空中起起落落。
小丽起床很晚，也不是贪睡，一晚上没睡好，上了几次厕所。自从肚里孩子一天天长大，夜起得越来越勤。吃了早饭，小丽感到肚子有些痛，小家伙又在肚里不安分了，先是在左边，感觉是头在撞，一会儿在右边，分明是脚在踹。小丽有些害怕，听人说过，胎儿位不正，对大人、小孩都很危险，按说上回检查位置是正的，但他既然能动，又怎能保证他不会变位？
家里没有车，只有一辆电动车，小丽很久没敢骑了。按日子算，也到再次胎检的日子了。她打了电话，父母正在山上砍树，准备栽种天麻的材料，听到电话，飞奔下山。去县城医院太远，村医没设备，也没这个能力，镇卫生院是唯一的选择了。
因为要办通行卡，给村委会打电话，接电话的人说，情况都理解，但上面没人发话，不敢放行，这样，你给卫生院打电话吧，让他们派120来接人，只有120可以通行。都几天了，还没有车进来过，也没车出去过呢。
立即又给卫生院打电话，值班的接了，转给了院长。院长说，院里的车坏了，没地方修，这样，我让产科接电话，你把情况说说，实在必要的话，在镇上找辆私家车，我们派个人随行。
放下电话，一家人面面相觑。小丽知道，像她这种要待检的情况的，一个镇有四五个人，也不知道别人是什么情况。
和产科大夫说了很久，最后的结论是：没事儿，这是正常的胎动，哪怕是胎位偏移，大不了将来生产时剖腹产。
接电话的就是那位花白头发的主任，小丽知道她从医三十年了，经验与医术都是顶尖的，但摸摸肚子，还是忧心不安。归根结底还是疫情惹的祸，如果在平时，早就进医院了。
过了一阵，主任又突然打来电话，告诉小丽：院里有个退休的大夫，就在你们村住，我给她说了，一会儿她去你家看看情况。放下电话，退休的大夫就到了，一家人才想起来，原来还沾点儿亲戚。
大夫检查了一阵说，各方面都挺好的，但胎位确实是偏了，只有医院能把它调正过来，但眼下情况，只有将来剖腹产了。
直到今天，卡点都没有撤销，小丽也没有胎检，每天胡思乱想着，在焦灼中度日。孩子正常不正常，听天意吧，但有时突然想到那切腹的一刀，就止不住地猛打一个战。
小丽脸上长了好多斑，眼角也有了鱼尾纹，而胎动也越来越频繁了。有几回，胎动了起来，疼得冒出一脸的汗，斑点一粒粒动起来，往一块儿挤，整个脸像一只晃动的斑鸠蛋儿。有几回，小蔡打过来视频，想看看她，小丽赶紧把镜头关掉了。
我的精神家园
生活，真相，书写
我接触非虚构文体很晚，拿起笔来写则更晚。
第一篇是写给“澎湃新闻”的《一个乡村木匠的最后十年》，时间是2018年春天，其时对日益矫情的云山雾海的纯文学陡生厌倦。那算是由纯散文向写实文体的转型作品。
因为写的是我父亲，是我特别熟悉的乡村世界，我熟悉的人群和生活，写得很畅快，几乎不用去采访、调查，只需要准确地挖掘记忆的库存就行了。六千多字，大概写了两天。当时编辑老师给了文章很大肯定，在平台很快发出来了。
再写下一篇《他在寂静中喧响》时就没有那么顺利了，写的是贵州黔北山区一个农民坚持探索洞穴三十年的故事，就是我2017开始工作的旅游区附近发生的事儿。
喀斯特地貌诞生了许多地质地理奇迹，也诞生了别样的人群和民生。
主打景区的很多洞穴产品都是这位老人首先完成发现和探索的，他在探索中手绘了很多地图，有一张被法国洞穴研究机构永久收藏。我前后去了主人公家四次，采访、核实、挖掘。当时他几乎一夜爆红，江苏电视台、美国CNN都在采访、录视频。
我作为外来媒体的引导员，他们关心的问题我都一一记在心里，他们没有关注到的问题我用眼睛和旁敲侧击去核实。再者，对这片地理民生也需要深入了解，我跑遍了这个大山皱褶中的村庄。
人的丰富独特是与环境历史相辅相成的。前后几易其稿。这两篇文稿后来都收入在了《此与彼之间》一书。这本书收录了澎湃《镜相》推出的十九篇故事，它们共同勾画了时代命运下的一组人物世相图景，很好看，很有意思。
从和编辑的交流碰撞中，我知道了写出真正意义上的非虚构并非易事。严谨、客观、真实、立体、深度是非虚构文本的根本要求。
我读书非常杂，没有规划，也没有系统阅读条件。在我的阅读里，有一文一书对我影象特别深，一文是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青年报》上的长篇通讯《透过大兴安岭的浓烟与烈火》，一本书是钱钢的《唐山大地震》。
那种宏阔的场景、细微的细节、犀利的追问、发聩的力量让人非常震撼。
可以说它们对我后来的写作，甚至是观察与思考问题的态度方法都产生了极大影响，也包括影响到纯诗歌写作。
我的生活经验主要有两大块。一块是乡村生活，我的家乡在商洛丹凤县，一个叫峡河的小山村，这是一片两省三县的夹角地带，至今依然是中国最穷苦的地区之一。另一块是 矿山生活。
如果说是秦岭把陕西分成了南北，在丹凤，一道猿岭把丹凤县分成了南山和北山。我家乡所处的北山是土地与各类资源最贫瘠的地方。我曾经查过族谱，我老家这片地方，有记录的人烟生活历史只有不到三百年。
我们的祖上为逃避兵乱，嘉庆年间，从安庆、九江一带千里逃命而来。我的乡亲们至今依然是一口江南方言。从中，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多么关山阻绝的封闭世界。我二十五岁之前几乎没有离开过乡村，那些人畜物事，一枝一叶都深刻在了我骨头里了。
这是一座富矿，值得我写一辈子。家乡若说有文化，那就是孝歌与山调文化，它唱更迭兴亡，忠奸贤佞，婚丧嫁娶，四时嬗变。那悲怆悠远的曲调与内容，我在文本里不自觉常常写入。
距我老家最近的秦岭段是潼关至河南灵宝段，从80年代始，这里发现了储藏量非常丰富的金矿资源并开始开发，也是从那时起，我家乡的人群开始到矿山打工，这也几乎是他们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
关于这片矿山的打工辛酸与生死，有讲不完的故事。我想努力讲出其中的一部分。
1999年腊月靠近年关的一天，天擦黑时分，我接到同学托人捎来的口信，灵宝某矿口矿上有一个架子车工的缺口，我当夜收拾好行装，弟弟打着手电，天亮时赶到了工人集结地。
矿口在灵宝朱阳镇朱家峪的一条岔峪里，大雪封山，经冬不化。洞巷低矮，高度一段一米七八，一段一米三四，像盲肠一样，宽不过一米四五，架子车勉强可通行。而深度达五六千米，内部布满了子洞、天井、斜井、空釆场，像一座巨大的迷宫，它黑暗、恐怖、危险、潮湿，从南到北，秦岭被多处打穿，以至于熟悉洞道情况的打工者，根本不用翻山越岭就可以进出来往。
开始，因为没有别的技术和经验，我的工作是拉车，把炸药爆破下来的毛石或矿石拉出洞口。每天工作都在十小时以上。矿洞漆黑而低矮，为防止碰头，我总是弯着腰、低着头，昏暗的手电筒挂在胸前，汗水总是湿透了衣服。
后来，因为一些机缘，我改做巷道爆破。需要说明的是，爆破工这个行业很杂乱，并没有组织，哪里有活儿就往哪里去，同行之间互通信息、互相召唤。我几乎跑遍了全国所有有矿的地方，秦岭、祁连山、阿尔泰山、长白山等。我的同伴至今还有在塔吉克斯坦、印度尼西亚矿山干爆破的。
这么些年，经我手使用的炸药【创建和谐家园】大概要用火车皮来计。我写过一篇《一个人的炸药史》，我竟发现，我的爆破史几乎是一部民用【创建和谐家园】造演进史。因时常发生在爆破工身上的颈椎伤病，2015年春天，在西交大一附院做了手术，也因伤病，不得不离开矿山。到此时，我在矿山整整工作了十六年。
我写诗歌很早，高中读书时就开始写，后来去矿山打工，虽然写得少一些，从没中断过。这段时间读书多一些，寂寞的时间要打发掉，而矿山总是连信号也没有，寂寞又荒凉。这期间还读过《资本论》。几乎也没什么目的或者说功利，就是打发无聊。
乡村生活与矿山生活贯穿了我大半生的时光，它们彼此独立又深深勾连，共同建构了我的人生与记忆。特别是后者。《黑山往事》《一个人的炸药史》等都大量写到。这是自觉地，又似乎是不自觉地写着。
我有时会在朋友圈分享一些我写的故事，读者反响很好，常有人留言或交流，他们没有把内容当文学文本，而当成了生活的一部分。有些故事与他们或他们亲人们的生活命运交集相叠。读者早已厌倦了精致、雅驯、矫情的所谓纯文学文本。他们想看到一些真实的部分。
我没有能力去批判当下的文学，我想说的是，我们从《诗三百》中的《风》《雅》《颂》里，从唐诗里，从宋词里读出对应的那个时代的风雨与光影，读到生活和人的愿景，但我们当下的文字给人却是琐碎的、模糊的、改造加工的。
这大概是这些年非虚构文体日益得到重视的原因之一：人们需要真实和真相。真的，正是美的和善的。哪怕这真相有些残酷。
非虚构文本我觉得比纯文学难写得多，也很难高产，从来没听说过高产非虚构作家。“非虚构”三个字就限定了你，读者的眼睛也是雪亮的，一下就能看出种种破绽来。你首先要有那些生活，那些深入骨髓的体验，在不熟悉的环节上要做田野调查，要停下来去收集、去寻找。
你的文本要给读者足够的信息，生活的信息，命运的信息，人物心灵世界的信息。当然，这也是其他文章体裁的要求，但它们有虚构的自由，而你这些必须建立在真实的基石上。非虚构写作的自由是相对的。
写作的意义是记录，记录的意义是看见，看见那些烟云，那些深埋的、遮蔽的部分。生活本来是平面的、散乱的、出人意料的，它并没有什么逻辑，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意义，意义只在阅读者、看见者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