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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五天前骑摩托车回老家，在经过母亲现在住的房子时，她远远地看到了我，虽然眼力很差了，还是看清了我的头发，说了句：头发咋又白了。她的孩子中，我是头发最白的一个。孩子们都有自己的生活，很多生活是看不见的，只有头发永远明摆在头顶，隐无可隐。
摩托车是这些年我与老家来往联系的重要工具，到今天，已经骑坏了两辆。我骑在摩托车上，想停下来，又没有停，随口回了句：正常的。母亲不会看见的是，这一刻我的脖子几乎僵死，它像一根彻底朽腐的木棍，随时会咔嚓一声折断。
我现在骑的是一辆网上淘来的铃木王125，是2004年生产的，距今十六年了，早过了报废期。之所以淘来，是因为高品质的它能缩短两地间的骑乘时间，原来的钱江125要骑三个小时才能完成七十公里行程，现在这辆可以提前一小时，将长痛化为短痛。
今天早上，岳父打来电话，问我写了没写。他说的是低保申请。岳父因为肺阻塞已经两年没有躺下睡觉了。他从年轻到老年都是一个有尊严的人，这种品质在他相类的人里少之又少。
我说我尽快写，他说了句“谢谢”。病痛可以让人像摘下身上某个器官一样摘下尊严，到了今天，我能深深懂得这种无奈。这一刻我特别惭愧和羞愧。
前几天刷视频，刷到一条内容，有两个人是好朋友，一个骑三轮车拉客挣生活，一个练书法。练书法的穷得没地方住、没饭吃，他的字已经写得非常好了。骑三轮的把朋友把他接到自己家，一个照常骑三轮，一个安静练书法。到了八月十五，骑三轮的去买了二十元钱的猪头肉，这是他一天的收入。
那天他肚子不好，从厕所出来，桌上的猪头肉只剩下了三四片。那一刻他突然泪奔，朋友问怎么了，他什么也没说。多年后的今天，他说那一阵是他一辈子最惭愧的一刻，他惭愧于从来只按照自己的生活标准，从来没想到过应该去买一次肉。今天，我的惭愧与他的，如此相异，又如此相同。
天异常冷，冷得超过了往年的同期，我打开电火盆，又打开了平板电脑。今年特别忙碌，又特别无效，忙碌的是内心，无效的是文字，到今天，欠下了一大堆文字债。十平方米的房间一会儿就变得灼热起来，嗓子干疼，我把窗子打开了一半，一阵风灌进来，止不住猛烈地咳嗽起来。一口池塘，塘底扎满了芦根，风无力地把芦苇拔起，它惊动了芦根下的沙泥了。
街上真干净，天空一碧如洗。这个小区据说是小县城最大的【创建和谐家园】小区，入住的人不到十分之一，人们或出去打工，或在乡下，街道显得清冷。
这是大部分【创建和谐家园】城填的普遍情景。在早餐店，我要一碗胡辣汤和四个包子。食客们出出进进，急急匆匆，快过年了，没有一个闲人。汤很有味道，包子也没有偷工减料。感谢来自周口的河南夫妻，为小城人提供了如此廉价的吃食。
二
虽然是邻县，虽然也有昔日同行的朋友，我还是第一次到镇安。
这是今年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场秋雨，从9月中旬开始，稀里哗啦下了近一个月了。这里是真正的秦岭腹地，山是这里的主宰。按地理划分，属长江流域。山上的秋雾像一张毯子，从山顶一直蒙下来，到了山脚，“毯子”的边缘变得毛刺刺的。刺缝间，是一些村庄，村庄里有鸡鸣狗叫。
9月，我入职了北京大爱清尘公益积金会。作为昔日同行，作为同病相怜者，也作为工作之需，我来看望一些人。冬天还早，但秋天已经很深了，有些地方秋冬是泾渭分明的，有些地方秋冬是含混的，彼此交错，比如海拔一千五百米的界河村。一些人早早地穿上了棉衣，一些人家烧起了柴火炉子。
家家屋檐下码着高高的柴火堆子，它们尺许长，粗粗细细，新新旧旧，人们要用它度过漫长的冬天。这种柴火堆从天山一直铺到东北，占领了中国北方农家的屋檐，在生活和岁月烟尘里上演着重要内容。
第一家，是周农明家，他是一位机械师傅。
周师傅上金矿那年已经三十五了，在苦寒的山乡，三十五已经不年轻，但他开过十年面粉加工坊，对柴油机特别懂，工头死活把他拽去了。那时候，矿山很多开空气压缩机的师傅都是开拖拉机、面粉坊起步的。周师傅开的第一台空压机匹配的是六十匹马力的四缸柴油机，比起他曾开过十年的小马力，这是真正的巨无霸。
第一年，从开工到年终，他始终没有回过家。工程终年不息，机器也必须二十四小时转动。机器旁有一架小床铺，周师傅日夜守在这里。机器喷出的浓烟，充满了整个小屋子，把他熏成了包公。
每顿饭菜由厨房送过来，每次抓起馒头，上面都会留下黑黑的指痕，又被他吃下去。此后许多年里，随着大大小小的工队，周师傅走遍了北方。有时候在洞外开，有时候在洞内开。他说在甘蒙交界的马鬃山，在洞内待过三年。
周师傅们是我无限熟悉的群体，工作上，我们曾经有过十六年交集。我与周师傅，或许见过，或许曾交肩而错，彼此早已相熟到骨头，两个多小时里，我们心有灵犀，有太多的话，太多的回忆。他现在是尘肺病三期，我知道，这个病没有四期。
过了河，是一段上坡。雨暂时停下来了，看得出来，过一阵子它还会返身回来，因为雾还在，且浓得扯不烂。我没有记住这位患者的名字，后来我尽力回忆，好像姓戴，这是一个不多见的姓氏。他接近一米九，虽然憔悴，依然高大。他是我的同行，一位爆破工。
他家房顶上有两片玻璃明瓦，一米见方。这在北方农家，我第一次见到。天光从瓦上打下来，放大、变幻，铺满了整个客厅，让空间变得明亮了许多。他坐在一张小木椅上，鼻孔上插着氧气管，天光让他的脸色更加惨白。小型的制氧机在身后发出吱吱声。
他说他已经一年没有出过大门了，他想晒一晒太阳。他的爱人从厨房出来，端着一碗水，准备给制氧机加水。按要求，制氧机只能加纯净水或矿泉水才有效果。她说，矿泉水一瓶只能用两天，要一块多钱。
领路的小沈说，界河村现在有一百二十多个尘肺病人，三年前有一百五十人，三年里走了三十人。他也是尘肺三期，有一张娃娃脸。
从镇安回商洛的大巴上，乘客不多，我一个人占了两个位子，索性就半躺下来。我感到从未有过的累。一路上，窗外秦岭如染，我没有力气抬头。我想过无数事情，有些事情一闪而逝，有些事情慢镜头一样不断回放，我努力驱赶它，但没有用。
我给爱人打电话，她说，你经历了太多，希望你不要再看到太多，看到的，有时候比经历的还要人命。
在商洛客运站，我一阵小跑，终于赶上最后一趟回家的车。
三
3月、4月、5月，异常漫长，长得像一个梦，在这个梦里，我出出进进，忙忙碌碌，似乎做了很多事儿，其实什么也没做。其间受邀到南京和桂林做过两场诗歌分享活动，它让我知道今天依然有那么多人热爱着诗歌，而我，似乎离诗歌越来越远了。
到了7月，我做了个长长的计划，我说的是农历。很多年前，就有一个念想，去看看风陵渡，看看黄河，看看横跨陕晋的钢铁大桥和两岸人烟。
不仅是我个人青年以及中年里曾无数次从这儿北上，而且更重要的是，无数的青春从这里出发，又在这里消失，他们的命运在此被一条河拦腰斩断。风陵渡以及浩荡的河风充当了太多的见证者。
我设计了两套方案，一个方案是骑摩托车，这样方便自由；另一个是坐大巴，丹凤客运站有发永济的大巴，打风陵渡经过，好处是省力。对于前者，考虑得异常周详：可以黄昏出发，从家到黄龙镇路段可以晚上骑行，天亮正好进入渭南，而茫茫渭塬，小小摩托车将如鱼入海，自由和安全都属于自己了。
我想到了颈椎的承受能力，设计出了回程中可以戴着颈托，2015年从交大医院带回来的颈托还在。
对于地理，对于地理上的烟火风物，它的前生后世，我有超于常人的兴趣，这奇怪的爱好自哪里来，我也不知道，总之，就是痴迷。我到过数不清的荒川与边野，无数汗水洒在隆隆炮声里，而目光与心事却落在了漠漠人烟与无边风物里。人有数不清的欲望，贫穷的富有，逼仄的开阔是另外一种。
7月终于到了。一天早上，爱人突然打来电话：我已到了韩城塬上，正在摘花椒。这意味着我的计划泡汤了。今年，我们常常分居两地，我在县城，她在老家，多年的人各东西，彼此早已习惯了。
这已经是爱人连续第三年去韩城塬上做椒客了，这是一个类似麦客性质的群体，不同点是季节与工作内容。麦客已经消失很久，椒客产生大约有十年历史。我曾写下一篇《韩城塬上的椒客》的标题，因为不熟悉她们的生活一直没有成篇。
一天，爱人发来一些图片，她的十根指头缠满了胶布。她说这样可以防扎。她说手上扎了椒刺怎么也挑不出来，要是涂上煤油过几天刺儿就烂掉了，可不知道哪里有卖的。
地里的玉米已经锄过三遍，爱人已经完成了今年土地的绝大部分任务。下一步，就是等待玉米成熟、收割，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从我老家东行三十里就是河南地界，那儿有很多民间乐队，专为农村红白喜事服务。这是一群很有意思的人，他们无师自通，吹拉弹唱，身怀十八般武艺，他们是今人，也是古人，总之，都是有故事的人。把门前的菜地锄过浇过一遍，骑上摩托车去看他们，其中有些人是我的朋友。
这是一位八十岁的老人，走在了炎热的7月。这些年，乡村的白事总是比红事多。我赶到的时候，一支队伍正在上山，一百多人浩大的队伍，白压压一片。乐队吹的是《百鸟朝凤》。《百鸟朝凤》并不是喜乐，它的成分极其复杂，人间悲欣都在其中。上山路很陡峭，棺材沉重，乐借人势，人借乐势，悲怆而壮烈。人是自私的、个体的，只有这一刻变得浑然一体，像誓死的队伍扑向一座堡垒。
二十年前，在秦岭腹地我看见过相似的情景，五十人往山顶抬一台空压机，巨大的机器不能拆卸，没有路，只有陡峭的岩石，人们赤着身，喊着苍凉的号子往山顶一寸寸挪动。在他们身后，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热泪盈眶。
拉拉杂杂记下这些，它们只是这一年巨大生活的冰山一角。倘若你到人群里随便拉住一个人，他都会感叹这一年是何等不同寻常，何等漫长而艰辛。这一年，许多人、许多事，都发生了深切的变故，电影一样的剧情之后，我们再也回不到那个往日。命运无常，生活具体，它无时无刻不在提示你活着的疼痛与质感。
一个人再也没有2020，一个时代也一样。
理发
忘了从哪年起，我理发这事儿，都是由爱人来完成的。
那些年在矿山，那时候年轻，头发长得特别快，出门前，第一件事儿就是理发，回到家第一件事儿也是理发。老家没有理发店，去镇上既花钱又费时间，还特别远。有一天，我翻出一把剪刀扔给爱人：“给我把头发剪了。”
剪刀是她从娘家带来的嫁妆之一，原是用来裁剪衣服的，也修手脚指甲，七八寸长，好久不用依然锃亮，威猛得很。爱人颤颤巍巍地拿起来，在我脑袋上试着耕作。在此之前，她连羊毛也没剪过，哪里接过这么重大的任务。
十年磨一剑，慢慢地，如今她已练出了手艺。除了给我剪头，也给邻居剪头。有几回要去重要点儿的场合，顶着爱人理出的发型，竟平添了几分底气。
我曾观察过全国各地人群的头形，发现形状各异，各地有各地的形状特点。要说好看，当数东北人，那是真正的砖型；要说难看，就是秦人，连我们自己也谓之红薯头，一颗中间粗两头尖的红薯，不好看，也不好理。人类的科学还远远不足以解释人类自身现象，许多物状的形成，一定有特殊的密码。
十四五岁时，有一回去山上砍柴，一根干树枝从树顶断了，落下来，砸在我头顶上。树对加身的刀斧没有办法，也算找准了复仇的对象。我没有被砸死，却把头顶砸出了一个坑，皮骨分离，从此那鸡蛋大一片，再没长出过好头发，像一片庄稼被谁打了百草枯，又像遭了火灾的现场。爱人剪刀到了这儿，总要怔一下，我能感觉到剪刀在那儿的犹豫。
爱人说，你的头越来越难理了。我知道，那是因为白发和脱发。
谁还没有过一头青葱的水草。
四十岁前，我好像从来没有过洗头膏的概念，从少年到中年，一直使用的是洗衣粉。矿山环境里，头发特别容易脏，机器开动起来，粉尘弥漫，工友之间，不敢张口说话，只靠头灯和手势交流。地热凶猛，我们在塑料安全帽周围用铁丝烙出一圈孔，用以散热透气，自然，粉尘们也乘虚而入。
一班下来，要洗三盆水，用半包洗衣粉。那会儿的洗衣粉特别能去污，一把洗衣粉揉在头皮上，像泼上了一摊火，烧得慌，但清过水后，清香弥漫，头发光溜又茁壮，人也因而精神。
有一年，在灵宝阳平，我们接了个千米巷道掘进的工程，这也是职业生涯到此接到的最大工程，大家欢天喜地。工程干到一半，老板没钱了，工人们穷得烟也抽不起，我们开始卖用秃了的废钻头。那时候，矿山到处是收旧物的女人。
我们那片儿，被一个女人包了，谁也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身世怎样。她背着两个包，上山时，里面是袜子、香烟和小吃。她从沟口开始，一个工棚一个工棚地过，再下来时，已经满满两包矿山物件。她还年轻，不卑不亢，俨然一个公主。有一天，我卖给她三颗钻头，给了我十五元。
那会儿我刚洗过头，头发湿漉漉的，她看了看我，说：“兄弟，你在矿山，实在是糟蹋了，还是干点儿别的吧！”半个月后，矿山暴雨发大水，大水从山顶漫下来，席卷了整条峪。她永远埋身在了矿渣里。没有人会记得一个自食自力的女人，也没人记得一个人消散在千米巷道的青春。
头发难理，难在扬长避短。既要有模样，又要遮去岁月的痕迹，给生活和生命世界添一丝生气与勇气。这就像一棵树到了冬天，却要开出花叶来。现在爱人给理发时，就特别慢。她站在我的身后，一站半个小时，我有颈椎病，她也有，我可以在椅背上靠一下，她却不能。
我知道，她的犹豫是对自信的犹豫，也是对眼前世界的犹豫。对于强大的生活，对于这个看不见尽头的世界，没有哪个女人真正自信过。
在理发时，爱人习惯停下来，一根一根拔去我头上的白头，这个过程小心而认真。从十年前开始，我一直有熬夜的习惯，经常熬到十二点多，熬夜的结果是两鬓白得非常快，在同龄中，我是白发最多的一个。我虽然反对爱人这个习惯，但确实从中获得了某种安宁，一个远行的人返身回家的感觉。这些年，她也有了白发，仿佛它们具有传染性。
今天是腊月十九，农历庚子年只剩下十一天了。中午吃过饭，天暖和得像三月阳春，门前的山茱萸结出了嫩黄的骨朵。爱人说：“给你理理发吧！”她翻出剪刀，罩上门帘，在我头上细细剪下去。农村的说法，正月不理头，理头死娘舅。我早已没了娘舅，主要是，她有了难得的半日闲。
她个头低，一米五多，瘦小，九十多斤。她努力踮起脚，打理我的头顶。剪刀在轻轻游走，我感到铁的凉意，铁的凉意后面是手的温度。这双手，抓住过许多东西，又差不多都放走了，只剩下粗糙的皮质层。
收起剪刀，吹去脖子上的发屑，爱人说：“今天又节省了八元钱，真好！”
我的春节回乡路
我拉拉杂杂地记录下它们，这是我的春节回乡路，也是许多人的回乡历程。
一
2019年1月30日，即农历腊月二十五，贵州省绥阳县这座黔北小城，已经有了浓浓的新年气象。
早晨起来时，十二背后旅游区所在地温泉镇双河村天还没亮，远山的峰峦和山脚的双河客栈笼罩着重重的雾气，雾气偶尔被吹开的地方，依稀望见青山苍翠。一夜小雨，水泥地上一摊一摊地汪着水渍，倒映着乌瓦木格的建筑群和彻夜未熄 的灯火。
客栈前台的姑娘还没有上班，但门开着，这是客栈服务的一贯风格，方便客人进出和求助。我把房卡放在了桌上的电脑键盘上，带上门，匆匆赶往村里的客车点。昨晚已经沟通过了，第一趟回县城的班车六点半发车，先到先上，满员即走。
我将乘坐的由遵义至重庆西再倒车中转西安的火车晚上八点发车，按说时间还十分充裕，但眼下是回乡客流高峰期，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昨天下来参加景区春节活动就在路上堵了三小时。更何况，火车票一票难求，手里的票还是半月前网上抢的，错过了，连改签的机会都没有了。
绥阳—遵义—重庆西—西安—丹凤—峡河，这是我此次回家过春节的路线图，与往期不同的是增加了重庆西的转车。不知道什么原因，往日遵义直达西安的车次停运了。
在遵义打工提前几天回家的表哥听说我也将转车，急得在电话里直叫，他与我的乘车路线基本相同，从重庆西转车重庆北，打车花了一百多，差几分钟上不了火车。我告诉他，我比较幸运，这次是同站转乘。
要提及的一点是，从2017年1月，我结束了四海为家的矿山打工生活，开始了在贵州绥阳县这家新开发的旅游区营销中心的文案工作。多少年打工生涯里，回乡的节点和事由各不相同，但归心似箭的急迫心情永远是一样的。
从绥阳至遵义的国道上，返乡的车流急急撞撞，像一阵阵波浪奔涌。从车牌看，它们来自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不同省区的不同地区。
邻座的当地青年说，这些都是成功的年轻人，他们在外面挣到了钱，有了事业，车是他们的回乡工具，更是身份颜面，只有那些混得不如意的人才乘汽车乘火车，乘飞机和高铁的，多数也不如这些自驾的有出息。我看到有一些车已经面目全非——由于急迫或路况不熟，它们撞车了。
车窗外的细雨一路沥沥不断，两边的田地里，油菜、白菜、小葱碧绿如茵。这是南方人最值得让人羡慕的地方，一年四季绿菜不断。
不得不承认，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尤其是旅游业的大力投入，十万大山的贵州早已不复往日模样。城市的规模与灯红窗碧自不必说，路途的农舍建筑一律是别墅式的了，虽然样式千差万别，格调不一，但面积都很阔绰。
偶尔几幢古旧的木板式黔北民居风格的老房子夹杂其间，作用似乎只在用以唤醒人们对这片土地过去的记忆与想象。
我弄不清遵义高铁新城在遵义市的哪个方向，好在客车站与火车站只相距了二百米的距离，一会儿就到了，也好在我只背了一个简单的行李包。电话里家里年货已买齐，我不用再劳神费力，只负责吃就行了。
候车室人潮如海，一部分人抢了座位，一部分人只能站着或坐在随身的行李箱上。车站的座椅从来没有够用过。
车站是一个回归和出发的地方，车票如一件信物或暗号，人们用它与下一个人或故事接头。年关的时刻，似乎每个人背负的接头任务都格外沉重。
二
刘鑫是陕西安康人，算是我同省不同地区的老乡。陕西人习惯把老乡称作乡党，我至今弄不清“乡党”一词的由来和确切含义，党者，即同党、同志，党同伐异，大概是比老乡更亲近可靠的一层意思。乡党，是陕西人称呼老乡的专用词，别的省份没见用过。
刘鑫告诉我他三十五，看着三十不到，显年轻。安康是陕西的南国，鱼米之乡，水土养人，岁月的风尘在环境和人面前就变得迟滞一些。他在贵阳打工，在一家酒吧做调酒师。2018年6月入职。此前，在广东、江苏都混过。
遵义至重庆西，车程近三小时，他讲了一路，也许是服务工作的长久熏陶，他特别能说话，从他的家庭一直讲到工作以及将来。
刘鑫只读到高二就辍学了，以他的成绩原本是可以上大学的，但高二那年，家里出了变故，故事的开头是喜剧，后来变成了悲剧。那一年，刘鑫家的房子被【创建和谐家园】了，修高速公路，国家一下补偿了三十万。十八年前，三十万不是一个小数目，那是一个天文数字，几辈人都没见过这么多钱。
钱是壮胆物，有了钱，人的心就变得大了，不安分了。刘鑫的爸爸和几位村邻商量修发电站，那时国家上下都鼓励创业。村子旁有一条大河，水量丰沛，白哗哗地日夜流过。
本来刘鑫的爸爸也不懂发电站的事儿，起因是他在甘南的白龙江上给福建老板打过工，算是有点儿见识。福建老板在白龙江上修了许多发电站，入了网，国家每度电补给两毛多钱，一天一夜发十万度电，就是两万多元，钱哗哗地往包里回流。这是一劳永逸的事业。
但村旁的河水远没有白龙江的流量和落差，这就需要修坝引流。大家请来了省里的专家，勘测、论证、设计、施工，用了一年多时间，集资花去了一多半，电站也建成了一多半。接下来要买发电设备，就是机组设备，集资人没一个人懂这方面的事，他们半辈子懂的只有庄稼。
悲剧就出在这里，他们通过一个熟人，联系到广东一家工厂，说是这家工厂专门生产这类设备。厂家也派来了人，考察了电坝，同意供给机组设备，但要一半现钱，余下的，可以边发电边给付。大家背水一战，把几十万一下子打到了对方的账户上。接下来，故事的下文如一些人所料，就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家里赔光了钱，刘鑫也无法继续上学了，退了学，开始南下打工。这也差不多是陕南无数青年选择的路。
车厢内水泄不通，空调的热力加上人体散发的、嘴巴呼出的热气使车厢热若蒸屉。人们脱了外套、敞开了衣扣。车厢外面的世界已经黑透了，一闪而过的是家家灯火、公路上飞驰的车流。人们打起了瞌睡，有一些人在甩扑克，有一些人在低头看手机，一闪一闪的屏光映着神色各异的脸。我发现行李架上堆积的多是拉杆箱、双肩包这些，已几乎看不到十年前的编织袋、布包裹这些了。这是物质丰富和生活前行的实证。
我和刘鑫各要了一桶方便面、一袋乌梅干。在我翻钱包时，刘鑫抢着扫了收费微信二微码，替我付了。
刘鑫说，这次回来就不打算再出去了，父母年龄都大了，家里的山坡地再也种不动了。他打算在县城租个店，办一个现代型酒吧。他说，在外面闯了十七八年，钱也没挣下多少，要说收获，就是还说得过去的调酒的洋手艺。这是每天数百只酒瓶甩出来的，有时把胳膊甩得差点儿要脱节。
重庆西站到了。我和刘鑫以及一大群人提了行李倒车，而更多的人继续奔向成都、巴中、西昌、乐山，以及更远的地方。
三
K1034恐怕是中国当下所有火车中最慢的一趟，这样的速度只有在十年前的河西走廊里经历过。那时西安到奎屯，茫茫大野，两天三夜，那时候，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时间和耐心有的是，而钱怎么省也没有多余的。用时间换钱就是最现实的经济学。
夜已经深了。座位上的过道上站立的打坐在马扎上的旅客们东倒西歪着。车轮声铿锵，重庆北、华蓥、广安、达州从窗口一闪而逝。沿途村庄的灯火已渐渐熄灭，当灯火闪耀陡现，那是某个小镇或县城出现了。
列车服务人员推着车，挎着包，做一天最后的产品推销，皮带、充电宝、果干、陀螺、凳子、袜子……过道里的旅客们被迫一次次站起来，为推车让道，一脸的无奈。这些服务员，也许一天的任务还没完成，也许想为明天的销量任务减轻点儿压力，总之，生活，没有一件事是轻松的。
车到广元时，“咣当”一声刹车，我被从梦中惊醒过来，抬眼望向站台，地上茫茫一层大雪，天空中的雪花还在急急匆匆地飘落着，在灯光中显得清晰而凌乱。山上黑洞洞的白，那里的雪一定更厚、更密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