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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3册，第383页。
统将，往往以此致富。
②这清楚地说明，李鸿章是淮军官兵肆意焚杀虏掠的罪魁祸首。当群众抓住为非作歹的兵勇来辕喊冤时，“辄以土棍之罪罪之，民益无聊。”据赵烈文的同乡揭露：
（李鸿章）闻人言兵勇不戢，辄大怒。锡人杨艺芳，其年侄，李所[信]
任，一言及之，遽曰：“不必言，吾皖人皆当诛。”杨战栗而出。
正是由于李鸿章的纵容，致使苏南“剽掠无虚日，杀人夺财，视为应然。”
③李鸿章命令各地绅董设立善后局，名曰抚恤民生，实则残民以逞。以常昭为例。李鸿章札委前常熟知县周沐润总办常昭善后事宜，照会富翁赵宗建等设善后局。“自此破靴党已如饿虎出林，挨拥入局办公。巍然董事，扛帮唬诈。”局中“置备刑具，挂牌放告。乡民具享者接踵而来，或控伪乡宫威逼，或控土匪抢夺，一一查拿到案审问。”“一切词讼，悉由局董作主，以钱之多寡，定事之曲直。”乡民进城需有局颁路凭，“如出城再需进城，小民俱于臂上印一方图章为记。”局中还遣绅士“清理城邑”，即“分段同该图地方，往各公馆开写姓名男女数目登册送局，由捐分给清户门牌。阅数日一查，照牌点验，人数不得多少，谓之查门牌。各绅称本邑巡查绅士。时官兵去攻打江阴，百姓纷纷回家，其曾为贼而不当兵者，呼之为毛里光，概逐出城，城中渐就肃清。”
①李鸿章还令各乡镇设难民局，“收养流离失所之民”。请看无锡的惨景：
无锡虽然设了难民局，但因“米珠薪桂，终难周全，冬春之饥寒交追，夏秋之暑湿薰蒸，病死无数，非独殓无棺木，葬亦开千人坑埋之。且夫役扛尸，尝以两尸为一杠，甚至有未气绝者，夫役曰：‘带去。’或能言未死者，则曰：‘早晚一样。’竟带去埋之。”
②由此可见，所谓难民局，名曰“收养”实则残害“流离失所之民”。
以李鸿章为首的在苏南复辟的地主政权，积极维护地主利益，没收所谓“逆产”，清查庐舍田地，各还原主，尚未查得业主者，等业主续归，再行给还。因而那些曾在革命风暴打击下一度成为“惊弓之鸟”的大大小小的地主们，现在又依靠封建政权卷土重来，回窜乡里，夺田追租，劫掠农民财产。
他们有的自称“原主”，随意圈占荒地；有的乘农民“无以自存”之际，趁火打劫，以极低的代价，“购买”农民的大片土地；有的勾串地保、胥吏之类，任意“飞诡侵挪”。
李鸿章面对被兵地区“人民稀少，田野荒芜，蚩量孑遗仍多冻馁而死”
的严酷现实，为了尽快地恢复和稳定封建统治秩序，还采取了“招垦升科”
和“蠲减钱漕”的措施。
李鸿章深知欲复元气，应首重农功，而要恢复农业生产，就必须招徕农民，垦辟荒田。1863年12月李鸿章攻陷苏州后，采取“招垦抚恤”政策，“资遣难民回籍十余万人，并发牛种，招集流亡垦荒。”他的丁未同年溧阳陈鼐时在幕中，“赞襄其事甚力”。李鸿章虽然“日与官绅谋所以招垦抚恤②柴萼：《梵天庐丛录》，卷7，第3页。
①柯悟迟：《漏网喁鱼集》，第93、94、140页。
②佚名：《平贼纪略》下，《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1册，第304—305页。
之方，但苦无款可筹”，①加之没有妥善章程，未能切实筹办，因而成效甚微。
除“招垦抚恤”外，李鸿章还在苏南因地而异地奏准暂行“豁免钱漕”
或永久裁减粮赋浮额。1863年6月始而奏准豁免太仓州、镇洋、常熟、昭文、昆山、新阳、嘉定、金山等县本年漕粮，继而奏准裁减苏松太粮赋浮额，1864年11月又奏准豁免江宁府属上元、江宁、六合、句容、江浦、溧水、高淳7县钱漕三年。清朝大吏把李鸿章的“蠲减钱漕”吹嘘为“恤民至计”，是造福于“遗黎”的“惠政”。其实在阶级社会既无超阶级的“民”，又没有代表全民利益的“惠政”。李鸿章的“蠲减钱漕”纯属地主阶级的阶级政策。
据说减赋之议，首倡于冯桂芬，李鸿章遂请郭嵩焘与冯桂芬研究有关事宜。吴云向郭嵩焘进言并着书申述重赋之害和减赋之利。郭篙焘得吴云书后，携至幕府，与冯桂芬等互相传阅。李鸿章适至，看到是书，赞佩不已，连称“聪明，聪明！是极，是极！”因告郭嵩焘：“可即上详文”，并嘱咐冯桂芬：“老前辈即拟奏稿”。李鸿章认为此举事体重大，函请曾国藩主奏。曾国藩夏信表示赞同，请李鸿章主稿并挈衔速奏。1863年6月曾、李会奏请旨核减苏松太粮赋浮额，7月奉旨准行。
李鸿章认为漕粮乃“天庾正供”，而苏松太三属漕粮积弊太深，急需改革，他提出应“以核减浮粮为理漕之纲，即以办理均赋为治漕之用。”
①何谓“核减浮粮”？在李鸿章看来，苏省钱粮甲于天下，而苏松太三属尤甲于通省，比毗连的常州多三倍，比同省之镇江等府多四五倍，比他省多一二十倍。由于“赋重民穷，有不能支持之势”，所以出现了极不正常的现象。一曰：“坚持不减之名”，而行“暗减之术”。督抚部臣默许州县捏灾，致使“无岁不荒，无县不缓，以国家蠲减旷典，遂为年例。”一曰：“宫垫民欠”，“所谓垫者，岂州县之果能垫哉？不过移杂垫正，移缓垫急，移新垫旧，移银垫米，以官中之钱，完官中之粮，将来或额免，或摊赔，同归无着、犹之未完也。”这就造成了赋额重而征收实少的问题。本来苏属全漕160万，但在咸丰朝十年中征收百万以上者仅1年，80万以上者6年，而皆有官垫民欠10余万在其中，是最多之年民完实数不过90万。
苏松太粮漕甚重，平时都难以承担，何况战乱之余，按额征收更是难上加难。经过拉锯战，苏省“一望平芜，荆榛塞路，有数里无居民者，有二三十里无居民者，间有破壁颓垣，孤嫠弱息百存一二，皆面无人色，【创建和谐家园】垂毙”
①，伤心惨目之状，实非郑侠流民图可比。一个常胜军的军官透露：“程[学启]和李[鸿章]就是最大的破坏者，现在遍地蔓延着的巨大灾难全都得感谢他们两人所赐。”
②面对这种残破局面，“欲责以重赋，责以数倍他处之重赋，向来暴敛横征之吏，所谓敲骨吸髓者，至此而亦无骨可敲无髓可吸矣。”
正是基于上述种种，“减赋”就成了历史之必然。李鸿章建议“比较历来征收各数，酌近十年之通，改定赋额，不许捏灾，不许挪垫，于虚额则大减，于实征则无减。”李鸿章的“减赋”实质上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政策，即所谓“以与为取，以损为益者，方将借减赋之名，为足赋之实。”
减赋乃“转移之善术”。在李鸿章看来，“办灾办缓，权在胥役，防弊①李鸿章：《陈明苏省兵饷片》，《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7，第29页。
①李鸿章：《清查苏松漕粮积弊片》，《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第64页。
①李鸿章：《筹赈收复地方并酌请蠲免漕粮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第44页。
②《致的编辑》，呤唎：《太平无国革命亲历记》，下册，第547页。
虽有百法，舞弊奚止千端，止此民力，止此地产，不减额之弊，在多一分虚数，即多一分浮费，减额之效，在少一分中饱，即多一分上供，减额既定，胥吏无权，民间既沾实惠，公家亦有实济。”
减赋乃“劳来之善术”。李鸿章认为，“吴民死亡之外，大半散之四方，故乡赋重，望而生畏，寻常蠲缓，不足去重赋之名，招之不来，荒田愈久愈多，何法以治之？惟闻减赋之令，必当争先复里。”
③减赋乃“激劝之善术”。在李鸿章看来，减赋令下，各乡“愚贱”“有不感生望外，踊跃输将者乎！”④减赋乃“固结招徕之一法”。李鸿章说：“乡民”“一闻减赋之令，必当感激涕零，望风增气，他日军麾所指，弩矢之驱必更奋，箪壶之雅必更诚。”
由此可见，李鸿章奏请减赋，一方面是想“借减赋之名，为足赋之实”；使清政府得到“实济”；另一方面是想动员“吴民”“争先复里”、“踊跃输将”和积极支持反革命战争。
李鸿章笔下之“吴民”，从阶级成分来看，主要是指地主而言，同时也包括自耕农和佃农在内。
漕粮是以土地所有者为征收对象，而当时的土地大部分掌握在地主手里，少部分归自耕农所有。因而减赋直接涉及地主和自耕农的利益自不殆言，但同无田而租人之田者也并非毫无关系。因为早在“康熙四十八年，给事中高遐昌奏，遇蠲免钱粮，将佃户田租亦酌捐免，奉旨必得均平，方为有益，寻户部议业主蠲免十分之七，佃户十分之三，永远为例。”
①当时“散之四方”的，如果只有“殷实”地主，而无“绝苦之家”，那就绝不会出现“田多佃少”、“土地荒芜”的情况。李鸿章所说的“招抚流亡”，显然不限于动员逃亡地主回家，也有争取逃亡农民返乡、借以恢复生产、稳定统治之意。
抵死抗拒太平军的“乡团”，是由地主绅士倡率，而以“农夫牧竖”为基本成员的。所谓“农夫牧竖”，就是李鸿章所说的“愚贱”者流。李鸿章减赋的目的之一，就是动员从地主阶级中浮现出来的那股反动势力和诱骗闭塞落后的“农夫牧竖”起而对抗农民造反。
何谓“办理均赋”？在李鸿章看来，苏松漕粮积弊视他省为甚，其最不平者，莫如大小户之分。因有大小户之名，不是根据土地占有情况，而是“以贵贱强弱定钱粮收数之多寡”。缙绅大户凭藉权势“包揽短交”，而小户则被官吏任意抑勒，以为挹彼注兹之计。“小户不胜其苦，其黠者又诡寄于大户”，结果“大户益多，小户益少，其势遂偏重于一二安分之平民，而催科敲扑之惨，拘系之繁，无一非伤民气者。”
由于苏松征收漕粮，向有大小户名目，轻重不均，不仅使地主阶级内部大地主和中小地主发生利害冲突，而且也使地主和自耕农的矛盾日益激化。
李鸿章深感这种局势的危险性，力主采取措施抑制一下“短交钱漕之绅户”，缓和地主内部以及地主同自耕农的矛盾，以期巩固清朝统治，更有力地镇压农民造反。他建议在苏松漕粮核减后，应“明立章程，酌定折价，绅衿平民一例完纳，永远革除大小户名目，不使州县陵虐小民敢为暴敛而不顾，亦不使各项陋规困苦州县迫使病民而不辞。”
③④李鸿章：《裁减苏松太粮赋浮额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第58—60页。
①《光绪七年苏绅公呈》，李大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288页。
清廷接受李鸿章关于减赋和革除大小户名目的意见，下令苏松太减三分之一，常州、镇江减十分之一，并严禁大小户，声称“傥仍有大户包揽短交等弊，即着该地方官执法严办，毋稍宽客”。
①苏松太常镇五属减赋后，实际得利的主要是地主，而佃农虽应受益但并未“蒙其惠”，因为地主破坏了康熙四十八年有关蠲免钱粮的规定。据1881年苏州士绅潘遵祁等披露：“同治三年，恩减漕粮，城中绅业，格外体恤，将业主应免十分之七，尽数蠲入佃户，而乡业将佃户应免十分之三，概行吞没入己”
②。这是农村地主公然藐视国法之一例。有的地主则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声言减租，以虚额之数，亩减其三斗，故向止一石二斗而无增者，今亦一石二斗。而又将催甲等钱，增入一二升于其外。”
至于大小户名目，虽屡经谕禁，但并未革除，可谓名亡实存。以元和而言，官府公然设立两种征收钱粮的粮柜，“粮柜设于堂，而又有所谓内柜者，则以堂柜为外柜”，“内柜可减成，犹大户也，外柜则全完，犹小户也，特避其名耳”，“内柜皆绅及富室之强者，其费省，外柜则富之懦老与乡里小户属焉。”李鸿章也供认：“苏松钱漕最重，自减赋改章后，大户仍不免包抗，州县更加苦累，此亦积重难返之势。”
①由此可见，李鸿章虽然试图在政治经济领域有所作为，但因限于主客观条件而成效甚微，1865年统治营垒中间就有人抨击李鸿章“战功虽着，而子惠未孚，百姓之流离者未尽收恤，地亩之荒芜者未尽开垦，不闻德政，惟闻厚敛。”
②有人拿左宗棠与李鸿章相比，断言“左公吏冶实胜李数十倍”。
李鸿章为了尽快地恢复和稳定封建统治秩序，除了在政治经济领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之外，还特别注意加强思想文化方面的工作，力图用功名利禄笼络知识分子，用“尊孔读经”“化民成俗”。
1864年李鸿章在苏抚任内，根据苏州、太仓诸绅的要求，为便于士子参加岁考和科考，兴建苏州试院，派冯桂芬负责筹划，并以苏州籍的宋代贤臣范仲淹勉励诸生，取名景范堂。他还特地撰写《苏州试院记》，以资纪念。
同年曾国藩奏准补行乡试，李鸿章作为江苏巡抚，例应轮派监临。他对自己能以皖人而监临江南乡试颇为得意，致函其师说：
“监临本无可诿，又蒙殷殷见属，而皖人谓程梓庭、杨安卿两先生后，续成佳话。”“科场事宜，承为经画周密，鸿章此行，殆如新妇回娘家之逸乐也。”
①他还作了《甲子仲冬监临入闱感赋七律四首》，以表达其难以抑制的兴奋心情。
除此之外，李鸿章还在苏州建复紫阳书院，改建正谊书院，分别聘请俞樾、冯桂芬主讲席，“课四书文、试帖如旧制”。
①《谕内阁》，《大清穆宗毅皇帝实录》，卷146，第170页。
②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288页。
①李鸿章：《复何攸宋中丞》，《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1，第29页。
②李鸿章：《复奏殷兆墉等条陈江苏厘捐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9，第1页。
①李鸿章：《复曾相》，《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5，第37—38页。
三、「自强与剿捻」-署理江督节制两湖
署理江督节制两湖
1864年7月19日湘军攻陷天京，标志着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农【创建和谐家园】动开始退潮，清朝封建统治渡过难关而趋向稳定。南方的太平军余部、北方的捻军以及西北的少数民族起义虽然继续坚持数年之久，但已经无力扭转乾坤了。
经过农【创建和谐家园】动风暴的扫荡，爱新觉罗氏皇权趋于衰落，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汉族地主官僚崭露头角。汉族地主官僚建立的湘淮军取代了经制军八旗兵和绿营兵的地位，许许多多湘淮军将领一跃而成为督抚、提镇等地方军政大员，中央政府对武装力量和地方政权的控制大大削弱。以慈禧为首的清廷对曾、左、李等汉族地主官僚既不得不依靠之以支撑危局，又鳃鳃然限制其坐大以防范内轻外重之患。
在湘军攻陷天京之后，曾国藩与清廷的关系骤然紧张起来。清廷深切地感到自己统治的最大威胁并不是太平夭国余波，而是手握重兵、广揽利权的曾国藩。当时曾国藩总督两江，督办江、浙、皖、赣四省军务。他所创建的湘军已增至30万众，他直接指挥的湘军包括其嫡系曾国荃部在内亦多达12万人。他还控制着皖、赣等省厘金和数省协饷。他因“用事太久，兵柄过重，利权过广，选者震惊，近者疑忌”。
①而权势远在曾氏之下的左宗棠、李鸿章等同清廷的矛盾则降到次要地位。清廷为了防止曾国藩的权势继续膨胀而同自己分庭抗礼，便采取了压抑曾国藩兄弟，扶植左、李等人与之抗衡的分而治之的策略。1864年11月6日即在湘军攻陷天京尚不到4个月的时候，清廷突然命令曾国藩前往皖、鄂交界“督兵剿贼，务其迅速前进，勿少延缓”，而改派李鸿章署理江督事。曾的幕僚赵烈文为此发出“殊咄咄可怪”的惊呼，曾国藩本人也“意殊寥落”。虽然不及一月清廷就收回了成命，但此举却是明显的杨李抑曾。
长期浮沉宦海的曾国藩，鉴于“自古握兵柄而兼窃利权者无一不凶于国而害于家”的惨痛教训，认识到“远权避谤”的重要和追切性。他对曾国荃说：“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则渐渐可以收场耳。”
②裁湘留淮就是他“以退让二字保全晚节”的主要措施之一。他认为裁湘留淮既可消除清廷疑忌，又能借助淮军“以济湘勇之穷”，稳操兵权，从而保住自己在清朝统治集团中的地位。他致书李鸿章说：“惟湘勇强弩之末，锐气全消，力不足以制捻，将来戡定两淮，必须贵部淮勇任之。国藩早持此议，幸阁下为证成此言。兵端未息，自须培养朝气，涤除暮气。淮勇气方强盛，必不宜裁，而湘勇则宜多裁速裁。”
①李鸿章既窥见到清廷的用心，又看穿了曾国藩的真实意图，因而决定投双方之所好，坐收渔人之利。他深知在专制制度下“兵制尤关天下大计”，淮军兴衰关乎个人宦海浮沉。他致函曾国藩表示支持裁湘留淮的决策，说“吾师暨鸿章当与兵事相终始”，淮军“改隶别部，难收速效”，“惟师门若有征调，威信足以依恃，敬俟卓裁。”
②由于曾、李达成默契，所①曾国伤：《复郭筠仙中丞》，《曾文正公书札》，卷23，第34页。
②曾国藩：《致沅弟》，《曾国藩全集》，家书二，第926页。
①曾国藩：《致李宫保》，《曾文正公书札》，卷24，第17页。
②李鸿章：《上曾相》，《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5，第35页。
以裁湘留淮便成定局。当时曾国藩直接指挥的12万湘军中，已有4万掌握在闽浙总督左宗棠手中，3万多先后拨归江西巡抚沈葆桢管辖，尚有5万是由曾国荃统带的嫡系部队。曾国藩深知清廷最为疑惧的武装力量，正是曾国荃部湘军。为了消除清廷疑惧，他一面陈请曾国荃因病开缺，回籍调养：一面陆续遣撤曾国荃所部湘军。而拥有7万水陆之众的淮军则在曾国藩的支持下，仅仅裁撤数干了事。当然，淮军得以保留，还同所谓“粤匪残焰犹张，中上边疆传烽正盛”
③的国内形势有关。长驱河洛的捻军，于1865年5月在山东曹州击毙被清廷倚为长城的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皇室控制的嫡系精锐武装僧军的覆灭，迫使清廷把绞杀捻军的希望寄托在湘淮军身上。鉴于湘军业已大量裁撤，清廷只得借助淮军以济急，这就给淮军的保存并向北方扩展势力以可乘之机。
5月23日清廷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赴山东督军“剿捻”，以江苏巡抚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江苏布政使刘郇膏暂护巡抚。曾国藩接到命令后，“为之咤叹忧愤！”李鸿章却为曾国藩被推上剿捻前线，两江军政实权落到自己手中而拍手称快。他一面致函曾国藩劝慰说：“上意专倚吾师，保障北方，收拾残烬。事机紧迫，物望丛积，自属义无可辞。”
①一面冠冕堂皇地向清廷表示“臣籍隶安徽，该省系总督兼辖，例须迥避”，惟时势危迫，“何敢拘泥常例，引嫌避位，致误事机，拟即料理交卸，驰赴金陵，暂行接任。”
②李鸿章署理江督之后，奉清廷之命，在调兵、集饷两个方面支持曾国藩剿捻活动。
李鸿章深知湘军“已成强弩之末”，曾国藩剿捻必须借助淮军，因而主动提出调拨铭（刘铭传）、树（张树声）、盛（周盛波）3军共33营近1.7万人，归曾氏指挥。同时还调其弟李鹤章随侍旌麾，“联络诸将”。当时清廷命令李鸿章派得力镇将统带劲旅北援，以防范捻军威逼京畿。据悉清廷“盼开花炮及洋枪队甚急”，李鸿章遂奏派潘鼎新率鼎军10营（包括开花炮队一营）航海赴津，准备转进景州、德州，护卫畿辅。可李鸿章又担心这支“精整可靠”的劲旅落入满洲亲贵之手，因而恳请曾国藩将其调赴前敌，“不令久留直境，致有为难。”
③曾国藩环顾左右，发现“金陵楚勇裁撤殆尽，仅存三千人，作为护卫亲兵，此外惟调刘松山宁国一军”
④，只得借助淮军远征。
于是，他一面函告李鸿章，表示将把铭、盛、树、鼎等军“资为干城腹心”；一面上奏清廷，说这4军“皆系淮勇，经李鸿章兄弟苦心训练而成者，已调甘凉道李鹤章办理行营营务处，请旨准开甘凉道缺，并令李鸿章之季弟李昭庆赴营差遣。”⑤兽国藩还设法招致淮将刘秉璋以为己用。李鸿章虽不情愿，但因无正当理由，只得同意刘秉璋率10营移剿中原。曾国藩“剿捻”，先后调集8万湘淮军，其中湘军2万人，是大量裁撤以后留下的精锐；淮军6万人，装备洋枪洋炮，并有独立的炮兵队伍，粗具近代陆军规模。然而湘淮门户甚深。淮军虽由湘出，但却只尊其长李鸿章，而不听曾国藩调度，6万淮军形式上拨归曾国藩指挥，而实杈仍操诸李鸿章之手。由于李干预掣时，贻③李鸿章：《复郭筠仙中丞》，《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6，第1—2页。
①李鸿章：《上曾相》，《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6，第20页。
②李鸿章：《署理总督大概情形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第74页。
③《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第23页。
④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卷10，第202页。
误战机，曾国藩曾宣言批评道：
目下淮勇各军既归敝处统辖，则阁下当一切付之不管，凡向尊处私有请求，批令概由敝处核夺，则号令一而驱使较灵。……以后鄙人于淮军，除遣撤营头必须先商左右外，其余或进或止，或分或合，或保或参，或添勇，或休息假归，皆敝处径自主持，如有不妥，请阁下密函见告。
①经此波折，李鸿章虽然有所收敛，但并没有屈服。他在受到曾国藩批评后，致函潘鼎新说：“湘军将帅，藐视一切淮部。如后生小子亦思与先辈争雄，惟有决数死战稍张门户。”
②怨恨之情，溢于言表。
李鸿章在调兵的同时，还以后路筹饷自任。自1865年6月起至1867年1月止，督军剿捻的曾国藩实收饷银11069802两，报请核销总数则为11026452两，结余43350两。这笔巨款主要是由李鸿章负责在江苏筹集的。当时兵饷“根本在吴”，而厘金为其大宗。李鸿章认为苏省疮痍之后，农田荒废，钱漕多请蠲缓，“正项既不足以养兵，必须厘金济饷”。当时只有商业尚未减色，抽厘助饷，各省皆然，何况江海通衢，“利无钜于此者”。李鸿章依仗权势，横征暴敛，引起江苏士绅的强烈不满和严厉弹劾。1865年7月江苏吴江人、内阁中书殷兆镛和江苏常熟人、给事中王宪成先后上书抨击李鸿章在江苏“霸术治民”，“恃功朘民”，“不闻德政，惟闻厚敛”，岁人厘捐达4000万两，罪不容诛。清廷据奏谕今“李鸿章将不肖委员严加裁汰，厘卡仍以归并为主，俟军务肃清，再行次第裁撤”，并将江苏厘捐收支情况“造册报部核销”。这可以说是李鸿章跻身封疆之后遇到的第一次政治危机，因而“怆惘”不已。曾国藩也忧心忡忡，致书规劝：“惟末世气象，丑正恶直，波澜撞激，仍有寻隙报复之虑。苟非极有关系，如粪桶捐、四千万之类，断不能不动色相争，此外少有违言，即可置之不问。……总宜处处多留余地，以延无穷之佑。”
①但是，李鸿章却深知问题的严重性，决意不顾“合诟忍尤”
的师训，以攻为守。他致函友人说：
自殷兆镛奏稿发钞，知者咸为不平，不知者藉以吓制，而吴人或因此造谣抗闹，鄙人别无他计，做一日官，带一日兵，即办一日厘捐，与其病农，不如病商，况非真病也。如有旨离任督剿，必请责成后来者为办厘饷，否则必另拨有着之饷，否则弃军撤官可也。
②李鸿章首先安定僚属，说“我辈所争在是非不在利害，在理不在势”，其咎与怨皆鸿章一人任之，惟赖诸公随时确查弊端，就近整顿，以匡不逮。
随即复奏辩驳，指责王宪成“不识时务”，殷兆镛“意存倾陷”，声称“殷兆镛以苏属巨绅，为贵近之臣，不以国家大局为念，乃倡为浮议，肆口诋诬，上以眩惑朝廷之听，下以鼓动愚民之气，远近传播，使有藉口，以遂其背公藐法之私。臣因不能不寒心，以后官斯土者，更无所措手。”
③李鸿章所以敢于抗疏辩护，是因为他自信前此有功于清廷，并看准清廷有赖于自己筹划剿捻的调兵、集饷事宜。他抓住时机，全力反击，“聊表心迹，以观上意之从①《曾文正公书札》，卷25，第37页。
②《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第33页。
①曾国藩：《复李宫保》，《曾文正公书札》，卷24，第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