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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但在科举仕途上却不甚得意，只好花钱买了个员外郎头衔，以求进身。他后因投靠曾国藩，讲求兵法，驰逐军旅，才在政治上崭露头角。
长女生于1828年（道光八年），是一位典型的大家闺秀，“生平静穆专一，居恒默默，不苟皆笑”，能承欢父母，调和兄弟，“患难提携”。鸿章赞扬她“静正有须眉丈夫风”。她嫁给同县张绍棠，张家较富裕，经常在经济上接济鸿章兄弟。后来，鸿章满怀感激之情地回忆道：“吾兄弟宦学，家屡空，奔走称贷。妹之舅以妹贤，又伟视吾兄弟，不待求请，辄资给之。吾兄弟婚宦之需，张氏之佽居多。”
①次女玉娥，嫁给同邑费日启。她喜读《纲鉴》，通群书，善吟咏，着有《养性斋全集》。
出生在这样家庭的李鸿章，在生活道路的选择上不能不深深打上家庭的烙印。首先，这个家庭属于官僚地主阶级，但经济状况桔据，政治权势不大，具有较为强烈地提高家庭政治、经济地位的愿望。其次，这个家庭推崇懦家伦理道德和“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希望子孙“策远志”，“出风尘”，成为清朝统治阶级的忠诚卫士。
④光绪《续修庐州府志》，卷48，武功传三，第3—5页。
①李鸿章：《浩封一品夫人亡妹张夫人家传》，《李文忠公遗集》，卷4，第32、31页。
一、「读书但愿登科第」-“少年科第”
“少年科第”
鸿章在文安诸子中，排行第二，本名章铜，字渐甫，号少荃，晚年自号仪叟。他踏上人生旅途之日，正是中国封建社会进入末世、清王朝面临深刻的政治经济危机、西方殖民主义者把侵略触角伸进神州大地之时，社会环境的薰陶，家庭出身的影响，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使少年时期的鸿章把自己的前途寄托于科举功名，期望有朝一日通过科举的门径登上仕途，挤进统治阶级的行列。他的启蒙教育，是由严父兼良师李文安进行的。1828年6岁伪鸿章开始在父亲开设的家馆中学习。书房叫棣华书屋，又叫棣书屋，是一所方塘花树环绕的水阁：“门临方塘，水光照屋。菊花三径，杨柳数株。”过去他的父辈们曾在“水阁谈经，柳堂论艺”
①，而今，这个水阁柳堂又成了他们小字辈切磋学问的场所。1834年当父亲到费氏墨庄就馆时，12岁的鸿章也陪同前往攻读。1835、1836、1838年其父连续三年赴京会试，无暇授徒，鸿章便拜堂伯父仿仙为师。此外，鸿章还曾“从徐明经游”
②。那时的鸿章，由于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应付科举考试上，所以目光只局限于应制时文和试帖诗等，还谈不上什么学术性研究。当然，这并不是说他没有受到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学术思想的影响。【创建和谐家园】战争前后，作为封建政治、经济反映的文化，主要是汉学、宋学、桐城派古文和与之相对立的今文经学。鸿章的三位导师，无不崇尚宋学，有的还兼治桐城派古文，喜爱诗赋。其父致函仿仙说：
第近来学者之弊，舍本逐末，有才无行，举动尽皆浮妄，文章不求根柢，纵能文获微名，终非令器所成，亦几何矣，足下少有至性，早濡节母之教，沈深经术，发为文章有序有物，砺节砥行，不苟取与，不与外事，早为乡里推重，经师人师，津梁后学，表正里闾，使同里诸子知所宗仰，不至流为外间坏习，幸甚，幸甚。
③这封信中所说的，既是其父的学术见解，又是对仿仙学术观点的首肯。
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
首先，文安批评的“舍本逐末，有才无行”的学者，不是别人，正是汉学家。“弃本贵末”
④是宋学家方东树对汉学家的评语。宋学家认为，读经应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末，而汉学家却反其道而行之，毛举细故，埋头考证，“众口一舌，不出于训诂、小学、名物、制度”，“于圣人躬行求仁，修齐治平之教，一切抹煞”
①。
其次，文安赞赏仿仙的，并非是什么别的东西，而恰恰是他崇尚宋学和桐城派古文：“沈深经术，发为文章育序有物”。他认为，要阐发儒家典籍的义理，读书就“先须沈潜体玩，熟读熟思，以求实得要，洞悉古人立心制行，与人经世实在处，断不可诵言忘味，至赏奇析疑时，斯收丽泽之益。”
②而仿仙正是这样做的，所以才得到“沈深经术”的定评。他说仿仙“发为文章有序有物”，无非是肯定仿仙为文遵循了桐城派的义法说。义法说，是桐城派文论的重心。“义”指“言有物”，“法”指“言有序”。
①李文安：《乙已仲春都门寓宅寄示诸子侄》，《李光禄公遗集》，卷5，第6页。
②李鸿章：《致三弟》，《李鸿章尺牍》，第1页。
③李文安：《寄兄书》，《李光禄公遗集》，卷7，第27页。
④《汉学商兑》序例。
①《汉学商兑》序例。
②李文安：《寄玉坪六弟书》，《李光禄公遗集》，卷7，第17页。
宋学家认为“经济之学即在义理之中”
③。“经济之学”，又称经世致用之学。研寻义理、经济之学，必须着意经史。李文安也正是这样训勉鸿章等人的。他致函玉坪说：
我辈经济学问，仍须根柢经史。……读书果能贯通，自能致用，真实见地还须在经史中求之。余阅锐、铜等文赋，气焰尚好，功夫亦熟，只见地未尽高超，未尽踏实。故前书示以用功之法，须着意经史，惊弟早见之矣！
④鸿章的另一位老师徐明经，虽然生平事迹不详，但崇尚宋学却无疑义。
鸿章致函鹤章说：
兄少时从徐明经游，常告读经之法。穷经必专一经，不可泛骛。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末。读经有一耐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耐也。弟亦不妨照此行之，经学之道，不患不精焉。
①“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末”，这是宋学家的主张，鸿章得之于徐明经，又传之于李鹤章，这表明他对此说深信不疑，并且是身体力行的。
鸿章天资聪颖，加上良师督导，在义理、经济之学和制艺技巧方面进步较快。1840年考中秀才，岁试时曾被滋园学使拔取第一。1842年年届20的鸿章，长得身躯颀长，精焊之色，露于眉字。他回首往事，展望未来，百感交集，诗兴泉涌，于是有《二十自述》七言律诗之作。
蹉跎往事付东流，弹指光阴二十秋。
青眼时邀名士赏，赤心聊为救人酬。
胸中自命真千古，世外浮沉只一沤。
久愧蓬莱仙岛客，簪花多在少年头。
丈夫事业正当时，一误流光悔后迟。
壮志不消三尺剑，奇才欲试万言诗。
闻鸡不觉身先舞，对镜方知颊有髭。
昔日儿童今弱冠，浮生碌碌竞何为。
②这是《二十自述》诗中具有代表性的两首，作者孤芳自赏、受宠若惊和追逐功名而仕途蹉跎的悲喜交集的心境，跃然纸上。
人生惟有青春好，世事须防白首催。
万里请缨终子少，千秋献策贾生推。
③作者决意克服“因循”积习，珍惜青春年华，“辛勤读五车”，争作像西汉终军、贾谊那样弱冠扬声的人物。
1843年李鸿章在庐州府学被选为优贡。时任京宫的父亲望子成龙，函催鸿章入都，准备来年顺天乡试。鸿章谨遵父命，毅然北上，并作《入都》诗10首，以抒发胸怀。
一肩行李又吟囊，检点诗书喜欲狂。
帆影波痕淮浦月，马蹄草色蓟门霜。
③《曾文正公手书日记》，道光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一日。
④《李尤禄公遗集》，卷7，第17页。
①李鸿章：《致三弟》，《李鸿章尺牍》，第1页。
②《李文忠公遗集》，卷6，第1页。
③《李文忠公遗集》，卷6，第1页。
故人共赠纯仁麦，荆妇同持陆贾装。
自愧长安居不易，翻教食指累高堂。
鸿章首次离开故乡，奔赴首都，欣喜欲狂。夫人周氏（何时结婚待考）帮助打点行装，亲朋挚友馈赠饯行，离思深情，悠然不尽。告别庐阳八景之一的淮浦春融，在满天霜华的季节到达地处华北平原的蓟门，沿途泛舟策马，观赏波光草色，令人心旷神估。但当发现京中薪桂米珠而家庭经济拮据时，愁怅抑郁之情又油然而生。
《人都》诗其余9首的主题，一是决意争取科举功名，二是希望访求师友。
“丈夫只手把吴钧，意气高于百尺楼。
一万年来谁着吏，三千里外欲封侯。”
“出山志在登鳌顶，何日身才入凤池。”
“倘无驷马高车日，誓不重回故里车。”
“即今馆阁须才日，是我文章报国年。”
“马是出群休恋栈，燕辞故垒更图新。
篇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
①据说在李鸿章的存诗中，《入都》10首，“为世所传诵”
②。一个行装寒伧而气字轩昂的弱冠书生，怀着访求师友、猎取功名的强烈愿望，千里迢迢，跋山涉水，奔赴名利之都，其心境，其行踪，正是那些皓首穷经梦想显达的士子们所向往的，因而反映其心境和行踪的诗篇，“为世所传诵”，就是不难理解的了。李鸿章在故乡结识的几位朋友，都是象他那样怀才不遇、困顿场屋的土子，诸如“学宗宋儒”的蒯德模、王学懋，蒯德标等，鸿章因人都而赋诗话别：
共战名场秋月白，联吟旅馆夜灯红。
天涯到处皆倾盖，知已今惟属蒯通。
“读书但愿登科第，得不为荣失便羞。”
“伤心犹未脱蓝袍，空叹吾庐岁月滔。”
“临别一言须郑重，他年惟望殴金鳌。”
“途穷不用太拘墟，入世原无愤可掳。”
“他日燕台南望处，天涯须报李陵书。”
①鸿章的留别诗，以依依惜别的心情，缕述了昔日共战名场的情景，勉励好友立志蹑金鳌夺龙头，期望大家一如既往，心心相印。
鸿章这时虽有几位共战名场的朋友，但却没有结交过着名的文人学士，及至从乡野进入作为清朝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才交游渐广，视野开阔，并因得到名师指导，学术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鸿章抵京后，先住安徽会馆，后移居狮子胡同马文虎家。鸿章在《享母》
函中说：“马君温厚诚笃，年逾五旬，精神尚矍铄，评阅诗文，则高谈阔论，竟日无倦态，与男意气相投，足堪告慰者也。京中繁华富贵之气，触目皆是。
惟男作客此间，万不敢背庭训而稍涉浮华也。”
①鸿章抵京不久，便以年家子①《李文忠公遗集》。卷6，第1—3页。
②《清诗汇》，卷149，第1页，李鸿章诗话。
①《李文忠公遗集》，卷6，第3—4页。
①《李鸿章心牍》，第13页。
进谒曾国藩。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号涤生，以戊戌翰林供职京师，与鸿章父亲为戊戌同年。1844年鸿章应顺天恩科乡试，“三场文墨，差堪自满”
②，结果中试第48名举人。鸿章致函瀚章等说：“北闹中试，蒙曾涤生夫子荐馆于何仲高幕府”，“居停系初年翰林，学问渊博，晨昏清讲，实获吾心。公子亦少年好学。”“安砚此间，差堪告慰。”
③鸿章一面教授居停公子，一面准备会试。当时在京“各地应举文人，组织文社于九条胡同三号，慕曾涤生夫子之名，请渠出任社长，社规每月应交文三篇、诗八首。”
④鸿章通过这个文社既同各地士子交游问学，又经常向曾国藩请教诗文。1845年鸿章参加恩科会试，曾国藩出任本科会试同考宫。鸿章虽然会试落第，但诗文却博得曾氏青睐。鸿章在《禀母》函中说：“初次会试，男以诗文受知于曾夫子，因师事之，而朝夕过从，求义理经世之学。”
⑤后来曾国藩曾对瀚章说：“令弟少荃，自乙末之际（指1845、1846年），仆即知其才可大用。”
⑥曾国藩曾从理学【创建和谐家园】唐鉴、倭仁、吴廷栋等讲习理学，向治古文经学、精通考据的刘传莹请教考据学，并承袭桐城派姚鼐之说而治古文，“务为通儒之学”，在士林中颇有名气。他认为“为学之术”有四，即义理、考据、辞章和经济。其中“义理之学”处于首要地位，“经济之学”包括在“义理”
之内。“义理之学”讲的是“明礼”、“遵礼”、“守礼”，“经济之学”
则是以礼经世治民，实行“礼治”。“辞章”是用以载道，阐扬“义理”的。
“考据之学”即汉学，原本是“义理之学”，即宋学的冤家对头。他主张“于汉宋二家构讼之端，皆不能左袒以叩付一哄”，应“兼取二者之长”，以汉学作为充实宋学的工具，以考据作为“明礼”的手段。鸿章说曾国落“为学研究义理，精通训诂；为文效法韩、欧，而辅益之以汉赋之气体。其学问宗旨以礼为归。常曰：‘古无所谓经世之学也，学礼而已。’”
①曾氏“规切友朋，劝诫后进，一以此意竟竟焉。”
②由此可见，李鸿章先后就学的四位导师：
文安、仿仙、徐明经和曾国藩，学术见解依稀相似，因而他所受教育是一脉相承的。李鸿章受业于曾门后，发愤攻读经史，以“求义理经世之学”，并“习制举文”。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丁未）鸿章再次参加会试，出场后给母亲写信说：“男春闱仍应经试，此番文墨，较上科稍为遂心，不稳能侥幸否？前日偕诸好友游通州，返京启蒙上皇恩泽赐游北海。通州天然胜景，北海以匠工争巧，眩人耳目，履其地竟流连不忍去也。”
③稍为遂心的文墨和赏心悦目的美景，相映成趣，使鸿章飘然若仙了。不出所料，鸿章果然脱颖而出，列为二甲第十三名进士，朝考后改翰林院庶吉士。此次会试正考宫潘世恩，副考宫杜受田、朱凤标、福济等，座师孙锵鸣。是科状元为张之万。是②李鸿章：《禀母》，《李鸿章尺牍》，第14页。
③李鸿章：《寄瀚章》、《寄弟》，《李鸿章尺牍》，第15页。
④李鸿章：《禀母》，《李鸿章尺犊》，第13页。
⑤《李鸿章尺牍》，第13页。
⑥曾国藩：《与李小泉》，《曾文正公书札》，卷3，第35页。
①李鸿章：《皇清诰授光禄大夫、赠太傅、武英殿大学士、两江总督、一等毅勇侯曾文正公神道碑》，《曾国藩年谱》附荣哀录，神道碑，第91页。
②黎庶昌：《曾文正公年谱》，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