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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无奈，只得平毁康有为祖坟。不仅如此，李鸿章还暗中与康、梁书信往来。他在接到梁启超信后，曾请他的侄婿孙宝諠代复一书。李鸿章还特地“使人问讯”康有为。凡此种种，博得了康有为一分为二的评价：“公向来既无仇新党之心，而今日乃有显仇保皇之事，在名义则不正，在时势则非宜”
①；并终于软化了梁启超的强硬态度。4月12日，梁启超致函康有为说：“得省城不必戕肥贼，但以之为傀儡最妙。”至于刘学询，他们还是坚持除治，不稍宽恕，认定“豚子不宰，我辈终无着手之地”，此事“与吾党绝大关系，虽多费亦当行之”
②。刘学询和李鸿章的地位与用处毕竟大不相同。并且，就个人恩怨而言，康、梁与刘学询势不两立，因为刘学询一直自告奋勇充当谋杀康、梁的凶手，而康、梁与李鸿章之间关系的紧张与缓和，则主要取决于政治的需要。
李鸿章与以孙中山为首的兴中会的关系，颇为微妙，甚至富有戏剧性。
这主要表现在关于“两广独立”的筹议上。
李鸿章与孙中山的关系，可以追溯到甲午战争之前。1894年6月孙中山千里迢迢从广东赶赴天津，上书李鸿章，幻想借助李鸿章“仿行西法，以筹自强”。孙中山所以寄希望于李鸿章，不仅由于李鸦章是洋务派的旗帜，号称“识时务之大员”，坐镇北洋，遥执朝政；而且因为李鸿章是孙中山就读的香港西医书院的名誉赞助人，提倡西洋医学教育，主张“使西方科学之利②《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册，第206页。
①康有为：《上粤督李鸿章书》，《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429页。
②梁启超：《致雪君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册，第238、239页。
益，沾惠于中国医学之实用”。但是，李鸿章既未接见孙中山，也没有理睬其书中主张。孙中山在上书碰壁之后，“抚然长叹，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
①，始决志走上革命道路，创立兴中会，把推翻封建的清朝政府和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结合起来，并决定于1895年童阳节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
当时与孙中山有同邑之谊的刘学询“事先亦略知情”，特地向孙中山透露广州有巨额“闱姓”饷银“大可取作军用，借以表示好感”
②。孙中山在乙未广州之役失败后亡命海外，积极争取康有为、梁启超等联合救国。1899年夏秋刘学询乘访日之机，在东京秘密会见孙中山，企图离间孙、康两派，并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刘学询返国3个月以后，成为商务大臣李鸿章的部属。
李、刘合谋诱骗孙中山对付康有为，孙中山洞悉其奸，置之不理。李鸿章移督两广后，刘学询作为心腹幕僚护持左右，在策划“两广独立”中主动为李鸿章和孙中山搭桥。
1900年春夏之交，义和团运动在北京、天津、保定三角地带迅速高涨起来。义和团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锋芒直指外国侵略者。外国驻华公使胁迫清政府扑灭义和团反帝怒火。清朝统治层从上到下，对义和团一直存在着“剿”与“抚”的分歧。洋务派认为“‘助清’者实为清优，‘灭洋’者益增洋衅”
③。顽固派则表示“赞助”，企图控制、利用义和团，“扶保大清不坏”。凌驾于洋务派和顽固派之上的慈禧，在“剿”
与“抚”之间摇摆不定。
面对这种局势，以孙中山为首的兴中会决定“布背水之阵，以求一战”。
孙中山明确指出“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与华南人民商议，分割【创建和谐家园】的一部分，新建一个共和国。”为此，孙中山采取了双管齐下的方针，一面联络三合会等准备在广东发动起义，武装夺取政权；一面根据何启、陈少白的建议谋求与粤督李鸿章合作，争取两广独立。5月底6月初，“素与兴中会关系密切”并与香港总督卜力“甚为相得”的香港立法局议员何启，向中国日报社长陈少白献策，“借重香港总督之力，劝李鸿章独立”，而由孙中山“率兴中会员佐之”。陈少白深表赞同，立即函告孙中山。刘学询也闻风而动，对李鸿章说：“如傅相有意罗致”孙中山，他“可设法使即来粤听命”。
李鸿章没有明确表态，只是“颔之”而已。于是，刘学询便写信给孙中山，说李鸿章“因北方拳乱，欲以粤省独立，思得足下为助，请速来粤协同进行”。
孙中山虽然并不相信李鸿章“能具此魄力”，但却认为”此举设使有成，亦大局之福，故亦不妨一试。”其实，孙中山怀疑李鸿章是不无道理的。当时义和团尚未大批涌入京师，顽固派尚未左右朝局，八国联军尚未组成，香港总督卜力在外休修尚未介入。在这种形势下，说李鸿章“欲以粤省独立”，于理于势，均属虚妄。直至6月10日即孙中山从横滨乘船赴香港的前1天，李鸿章在接到赫德来电之后，才感到“大局危甚”。是日，赫德以“急密”
电通知粤海关税务司庆丕，让其“立即往访李鸿章，向他说明此间局势极端严重，各国使馆都害怕受到攻击，并且认为中国政府即使不仇外，也无能为力，如果发生事故，或情况不迅速改善，定将引起大规模的联合干涉，大清帝国可能灭亡。……我请他电告慈禧太后，使馆的安全极为重要。
①孙中山：《伦敦被难记》，《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2页。
②冯自由：《刘学询与革命党之关系》，《革命逸史》，初集，第77页。
③《端中丞劝成秦民告示》，《庚子国变记》，第231页。
对于所有建议采取敌对行动的人都应予驳斥。”①庆丕接电后立即去见李鸿章，李鸿章“看了电报之后，很诀就了解了整个局势”，并立即按照赫德的意见电奏清廷。次日，李鸿章致电盛宣怀哀叹“国事太乱，政出多门，鄙人何能为力”，请他续报朝局近况。
在此之前，李鸿章企图罗致孙中山以消除武装起义的威胁是可能的，与之合作搞“粤省独立”，却只能是刘学询和何启的想法。当然刘、何的这种想法也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广州和香港官绅急于防止变乱、安定秩序、维持既得权益的反映。
6月17日孙中山僧杨衢云、郑士良及日本友人宫崎寅藏等乘船抵达香港海面。李鸿章派曾广铨率“安澜”号兵轮来迎，邀请孙中山、杨衢云2人“过船开会”。这时，孙中山得到“香港同志报告，知李督尚无决心，其幕僚且有设阶诱捕孙、杨之计划，更有谓刘实为主谋者，故不欲冒险入粤”，仅派享有治外法权的宫崎、清藤幸七郎、内田良平三位日本友人代行赴会。当夜10点多钟，宫崎等3人被接至刘学询的公馆，即时与刘学询开始谈判，曾广铨担任翻译。谈判至次日凌晨3点结束，宫崎一行即时“乘暗夜回转香港”。
这次谈判事属机密，过后宫崎在撰写《三十三年之梦》
时，还说“这一段情节有些象传奇小说，但事关他人秘密，至今不能明言，深觉遗憾。”据台湾学者吴相湘考证，宫崎等曾向刘学询表示：如果李鸿章确盲诚意邀约孙中山参加广东独立工作，应该先做两件事，即保障孙中山的生命安全、借款6万元（一说10万元）。刘学询请示李鸿章后，声称“一切照办”，希望孙中山“早日前来共策进行”
①。这时孙中山为一种怀疑、戒备与希望交织的复合心态所索绕。当谈判结束宫崎等人乘军舰返回进入香港港口时，孙中山的坐船“已经启碇，正向西贡开去”，宫崎等“挥帽呼叫也没有人回应”。这显然是为了防止突然变故而有意避离，除此而外似乎没有更合适的解释。但是他对谈判仍然抱有幻想，他在到达西贡之后立即致电刘学询探问谈判情况，并致函在香港的同志布置“分头办事”
①，即继续准备武装起义和策动李鸿章“两广独立”。然而，这时全国的政局和李鸿章的处境却发生了重大变化。6月中旬，八国联军直趋北京，义和团和部分清军奋起抵抗。清政府内部对内主“抚”对外主“战”的顽固派，压倒对内主“剿”
对外主“和”的洋务派，慈禧倾向顽固派，并于6月21日对外宣战。慈禧和顽固派既想借助对外战争之名来躲过义和团锋芒的打击，利用义和团攻打使馆区，强迫各国公使同意废黜光绪，另立溥儁，“大事既成，……虽割地以赎前衍，亦所不恤”
②；又想在对外战争的幌子下，利用帝国主义的屠刀残杀义和团，把造反群众推入血泊之中。作为洋务派要角、拥有地方实力、距离北京较远的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在英国的策划下，经过盛宣怀的穿针引线，与列强实行所谓“东南互保”，竭力镇压群众反帝斗争。
时势的演变一下子把李鸿章推到举足轻重的地位，清廷先让他迅速来京，后又根据荣禄建议调他为直隶总督、议和全权大臣，与清廷政策抵牾的诸多督抚、将帅和宫绅鼓噪什么消弭“内乱外衅”非李莫属。香港总督卜力也开始①吴相湘：《孙逸仙先生》，第1分册下，第258页。
①《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90页。
②恽毓鼎：《崇陵传信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1册，第50页。
充当李鸿章与孙中山之间“诚实的捎客”。7月2日卜力回到香港后，孙中山的一个代表，大概是何启，就来与他联系，请他帮助促成孙、李合作实现“两广独立”。他电告伦敦殖民部说，“反满起义预计将于‘两周内’在湖南和南方爆发。信任他的‘中国绅士’向他保证，造反者不排外，并且希望在他们取得某些胜利后得到英国的保护。”李鸿章“正在向这个运动卖弄风情，谣传他想自立为王或是总统”。7月13日在得知孙中山一行正从新加坡返回香港后，卜力又电告伦敦殖民部：“如果赞同孙中山和李总督缔结一项盟约，对于英国的利益将是最好不过的。”因为这可以保证“南方的安定”，而“任何大的骚动都可能演变为一场排外运动”
①。英国政府虽然同意港督的意见，但是强调只有孙中山得到李鸿章的同意而回来的时候，才准备撤销驱逐令。当得知李鸿章决意遵旨北上的消息后，从港督卜力到英国首相兼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都通过英国驻广州领事劝告李鸿章重新考虑北上的决定，认为“李鸿章留在广州，对和平事业最为相宜。”李鸿章客气地拒绝了这个劝告，并询问路过香港时能否得到港督接见。卜力起初有意强行扣留李鸿章，但因英国政府制止而作罢。卜力随即决定在李鸿章过港时作最后一次挽留。7月17日李鸿章乘招商局“安平”轮离穗北上，经香港时，在盛大的仪仗队和礼炮17响欢迎声中登陆，拜会香港总督及各国驻港领事。而在此前一天，孙中山已返抵香港海面。香港警署通知孙中山：因对他的5年驱逐令尚未期满，不准登岸。但港督表示，如果李鸿章答应了“两广独立”，即可允许孙中山上岸并同李会谈。孙中山虽然推断李鸿章“既无主义上的信念，又甚缺乏洞察大局的见识，并且年已老迈，对功名事业早已看透，所以总督的劝止多数不能为李所接受”；但是侥幸心理却又驱使他抱有某些幻想，误以为“这是旱天一朵乌云”，“不能不预先考虑万一的可能性。”
②因此，孙中山一面等候着卜力与李鸿章会晤消息的致来，一面在船上召开紧急会议，部署惠州起义事宜。
卜力与李鸿章会见，首先谈到广东问题。卜力对李鸿章决定离粤北上表示遗憾。李鸿章回答说，他不能违抗皇帝的意旨，并且坚持说这个命令是由慈禧和光绪签署。卜力敦促他改变主意，“以保证维持南方的和平与安宁”。
李鸿章婉言拒绝，并“转守为攻”，宣称广东和平的主要危险来自香港，力劝卜力禁止颠覆分子利用香港作为基地。
李鸿章对广东问题没有多大兴趣，他感兴趣的是猜测在对中国未来的统治者的选择问题上英国的意向如何。他特别问道：“英国希望谁当皇帝？”
卜力回答说，如果光绪皇帝对以他的名义所做的事情没有责任，那么，英国对他“在一定条件下”继续进行统治是不会反对的。李鸿章认为，如果只有德国公使被义和团杀害，列强就无权决定谁来当皇帝，倘若所有的公使都被杀害，列强就可以合法地进行干预，并宣布“我们要立一个皇帝”。他问道，假如发生这种情况，“列强将会选择谁？”他推测列强将选择“一个汉族人”。
在这里，李鸿章暗示，如果列强决定用一个汉族统治者来代替满族统治者，他本人是愿意的。卜力回答说，列强“大概会征询他们所能找到的中国最强有力的人的意见，看怎样做最好。”李鸿章在透露了他的政治野心之后，就①《卜力致张伯伦》，1900年7月13日，殖民部档案，第129组300卷[46]，转引自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第175页。
②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第214页。
说不管慈禧有什么过错，她“无疑是中国最有能力的统治者”。但是在伦敦，英国殖民部却根据李鸿章与卜力会谈记要断定李鸿章“不是不乐意当皇帝”。
事实证明，李鸿章无意冒险搞什么“两广独立”，而是“正准备扮演他将来在北京的角色，即充当中国的和平使者，或是它的新统治者。”
①但有迹象表明，直到李鸿章临行前，刘学询仍积极参与策李活动，甚至不惜撒谎设计。当李鸿章即将自广州动身的时候，何启的朋友、议政局议员韦玉曾经拜访卜力，声称“和衙门有密切关系的着名中国官员”告诉他，虽然李鸿章不敢无视皇帝的旨意，但如果有一个拒绝之而留粤的借口，他是欢迎的。这位所谓“和衙门有密切关系的着名中国官员”的话，显然是不真实的，是出于某种目的捏造出来欺骗卜力劝阻李鸿章的，而这位神秘的官员可能就是刘学询。兴中会员陈少白也非常热衷，在本来毫无希望的情况下，还登上李鸿章的坐轮，企图让随行的刘学询再次劝说。刘学询无可奈何地告诉陈说，李鸿章“意甚坚决，无法劝阻”。18日李鸿章自香港启程北上，“两广独立”筹议的这场秘戏，至此方告彻底终了。
①有关李鸿章与卜力会谈情况，依据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第178—179页。
八、「秋风宝剑孤臣泪」-在民族屈辱中升迁
在民族屈辱中升迁
6月15日清廷命李鸿章“迅速来京”，两广总督着广东巡抚德寿兼署。
18日李鸿章接到“电传谕旨”后，“宣布立刻遵旨北上”。但是，事实上李鸿章并没有“立刻”动身，他公然置朝命于不顾，徘徊观望，整整拖了一个月才启程北上。
当时慈禧倚重以端王载漪、军机大臣刚毅为代表的顽固派，把持朝政，推行“联拳灭洋”的方针。奕匡、荣禄等“枝梧其间”，试图扭转朝局，“然亦无济于事”。对于此情此景，李鸿章深恶痛绝。他既看出“群小把持，慈意回护，必酿大变”；又深感势单力孤无法挽救而徒呼“奈何”。清廷催他“迅速来京”，但却“未言何事”，没有给予任何职权。他鉴于“政府悖谬”
和自己无兵无权的现实，意识到自己倘若冒然前往，不仅难于改变朝局，而且有身首异处的危险。为了争取慈禧，打击顽固派，李鸿章上下其手。对上，他连续五次电奏，冒死恳请“先定国是，再议办法。”所谓“定国是”，就是要求慈禧和顽固派改变“联拳灭洋”的方针，“先清内匪，再退外兵”。
他一再强调“非清内匪，事无转机”，只有坚决镇压义和团，保住使馆和洋人，才能“徐图挽回，否则大局不堪设想。”在下，他扣押清廷对外宣战谕旨，支持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与驻上海各国领事订约，实行所谓“东南互保”。当时李、刘、张三大帅鼎足而立，“联络一气”，构成南国的轴心，李鸿章在其中处于关键地位，故有“微鸿章，东南且乱”之说。
不过，李鸿章本人并没有因涉身“东南互保”而转移北顾的目标。即使是刘坤一、张之洞、盛宣怀等，也都无意让李鸿章胶着于“东南互保”的棋局上。
他们认为李鸿章应该做清朝全盘棋局上的一只大车，盛宣怀就曾建议李鸿章“仍遵前旨，迅速起程”进京，“以清君侧、护两宫为要义”。
李鸿章还深知列强的态度，直接关系着自身安全、使命成败。因此，他在接到北上诏命后，就致电驻英、法、德、俄、日五国公使，请他们探询各国政府“注意所在”和对“先靖内乱，再议善后”的态度。不久，各国就相继作出反应。日本支持李鸿章“入觐”及其“先清内匪再退外兵”的方针。
德国怀疑李鸿章能否北上，并表示“停兵难遽议”。英国希望李鸿章对“即日北上”和“坐镇两粤”问题进行”细酌“，并表示英国“注意专在平匪保全英民性命、产业，绝无乘机强令中国变易政体、家法之意”。俄国声称“仍一意保全中国”，并电令驻华俄使策动慈禧召李鸿章“回京定乱”。驻俄公使杨儒被这些花言巧语所蒙骗，正式建议李鸿章“联俄”。李鸿章深以为然，立即与俄国”密商了事之法”，企图依靠俄国控制事态，打开外交局面。
7月12日李鸿章一改“稍缓启程，以待后命”的态度，决定先到上海，再酌进止。他的这一抉择，是基于下列因素作出的。
这时慈禧开始倾向列强谋求妥协。6月29日清廷通知各驻外使臣继续留任，“遏有交涉事件，仍照常办理，不得稍涉观望”，并向所在国政府“切实声明”：中国不会依靠“乱民以与各国开衅”，现仍严饬带兵宫照前保护使馆”，对“乱民”将“设法相机自行惩办”
①。7月3日清廷直接向俄、英、日三国发出国书乞怜求和，再次把战争的责任全部推到义和团头上。在致俄国国书中，说什么中俄两国订有密约，中国为时势所迫，“不得不唯贵国是赖”，万望从中“排难解纷”，进行调和。在致英、日国书中，恳请它们捐①《军机处寄出使俄国大臣杨儒等电旨》，《义和因档案史料》，上册，第202—203页。
弃小嫌，共维全局。清廷给驻外使臣电旨和致俄、英、日国书，李鸿章是在7月11、12日先后获悉的，清廷的表态正中他的下怀。慈禧和李鸿章在保护使馆、镇压义和团、投降帝国主义的问题上，渐趋一致。
这时慈禧开始把乞和的希望寄托在李鸿章身上。6月29日清廷在答复李鸿章等反对“宣战”的上渝中，既表露出歉悔之意，又令督抚“各保疆土”，但未催李鸿章北上。因此，李鸿章说：“现奉廷寄，暂不北行”。但是，时隔5天，清廷就以“事机紧迫”为由，令李鸿章“懔遵前旨，迅速来京，毋稍刻延”
②。这道谕旨，是在清廷向俄、英、日三国发出国书求和的同一天下达的，这绝非巧合，而是慈禧试图依靠李鸿章向列强乞和的结果。清廷的国书和上渝，李鸿章是在7月12日几乎同时看到的，这使他认识到“旨催赴京”，意在“和”字。7月16日即在启程的前一天，李鸿章得知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消息，数年来东山再起、重返北洋的图谋和宏愿即可实现，个人往日的显赫和荣耀又可复归，因而欣喜和自负之情，溢于言表，公然对其下属吹嘘说：“舍我其谁也。”
李鸿章在离粤之前，曾接见裴景福等纵论时势，颇有深思熟虑、先见预卜之慨。7月17日李鸿章即将从广州出发，将军、巡抚以下送至天字码头日近亭。李鸿章登上“安平”轮，“待潮未行”，请裴景福人见。时值盛夏，天气炎热，李鸿章“衣蓝絺短衫，着鲁风履”，倚在小藤榻上。他对裴氏说：
“广东斗大城中，缓急可恃者几人？尔能任事，取信于民，为地方弭患，督抚不若州县也。能遏内乱，何至招外侮，勉之！”裴氏问大局安危，他答曰：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我朝厚德，人心未失，京师难作，虽根本动摇，幸袁慰庭搘拄山东，香涛、岘庄向有定识，必能联络，保全上海，不至一蹶不振。”
裴氏问：“公看京师何如？”他说：“论各国兵力，危急当在【创建和谐家园】月之交，但聂贡亭已阵亡，马、宋诸军零落，牵制必不得力。日本调兵最速，英国助之，恐七八月已不保矣。”讲到这里，李鸿章“含泪以杖触地”说：“内乱如何得止？”默然良久，裴氏问：“论各国公法，敌兵即入京，亦不能无礼于我。”他说：“然，但恐无人主持，先自动摇。”裴氏问：“公何不将此意陈奏？”他说：“我到沪后当具折，恐亦无济。”裴氏起身告辞，李鸿章问左右，“潮至否？”并挽留裴氏说：“不忙。”他自饮牛奶，而以荷兰水待客。裴氏问：“万一都城不守，公人京如何办法？”他说：“必有三大问题，剿拳匪以【创建和谐家园】，纠首祸以泄忿，先以此要我而后索兵费赔款，势所必至也。”裴氏问：“兵费赔款大约数目？”他答曰：“我不能预料，惟有极力磋磨，展缓年分，尚不知作得到否？我能活几年，当一日和尚撞一日钟，钟不鸣了，和尚亦死了。”他边说边流泪，裴氏也悲伤不已。裴氏问：“国难即解，公将奚先？”他皱着眉头说：
“事定后中外局面又一变，我国惟有专心财政，偿款不清无以为国，若求治太急，反以自困。中国地大物博，岁人尚不及泰西大国之半，将来理财须另筹办法。”他继续说道：“联军不足亡中国，可忧者恐在难平之后。”
裴氏曰：“公忧及此，天下之福也。窃有一言为公陈之，中国之弱弱于人，非弱于法也。人有得失，法无新旧，果得其人，因时损益，法虽旧亦新也，不得其人，虽博采古今，组织中外，适以滋弊。”李鸿章听了裴氏这套传统的人治论后，笑而讥之曰：“八股旧也，策论为新，策论得也，八股为失，②《上海转保定来电》，《李鸿章全集》（三），电稿三，第1004页。
我与尔皆八股匠，故说旧话。”这一番妙语，逗得哄堂大笑。裴氏说：“君子当国，不震己之强，不侮人之弱，亦不怯已之弱，畏人之强，惟求一已以应天下，守至常以待至变而已。”李鸿章叹息不已，说什么“国运所关。实有天命，后事殊难逆料也。”事后，裴氏评论说：“公生平坚忍倔强，虽处甲午乙来之变，从容镇定，未尝以郁闷之色示人，及庚子难作，每深谈时事，便泪含于眶，气之衰痛之剧也。”
①从裴、李问答中可以看出李鸿章对时局的观感和个人的心境，概括言之，有以下几个要点：（一）“内乱”招致“外侮”，“攘外”必先“安内”，镇压义和团实属当务之急。（二）北京必将陷落，但“联军不足亡中国”。
（三）列强注意所在将是“剿拳匪”、“纠首祸”和“索兵费赂款”等“三大问题”。（四）“难平之后”情朝“国运”“殊难逆料”。（五）他个人“气衰痛剧”，“当一日和尚撞一日钟”。
李鸿章清醒地意识到此番北上，等待自己的绝不会是烟花美景，泰和晏安，而必将是满目疮夷，重重险阻。他虽然不乏气魄，但毕竟没有昔日武侯“鞠躬尽瘁，死而后巳”的那般公忠。他于7月21日抵沪，便借口健康原因，停留下来，说“连日盛暑驰驱，感昌腹泻，衰年孱躯，眠食俱废”。尔后更言：“元气大伤，夜不成寐，两腿软弱，竟难寸步”，要求慈禧赏假20日。
实际上他的身体状况绝非如此之坏，而是另有图谋。
首先，是为自身安全计。时值义和团运动【创建和谐家园】阶段，义和团和部分清军正以血肉之躯英勇抗击八国联军的进攻。义和团坚持“灭洋”斗争，仇恨与“洋人”来往密切的“二毛子”，扬言要“杀一龙二虎三百羊”。李鸿章被认定为二虎之一，置于拟杀之列。李鸿章到沪的第二天，就接到李经述自德州发来的电报：天津失守，直督裕禄逃走，“溃勇、拳匪沿途抢劫，难民如蚁，津亡京何能支，大事去矣。伏望留身卫国，万勿冒险北上”
①。8月2日李鸿章通过袁世凯得知清廷处斩主和派许景澄、袁昶和倚重主战派李秉衡的消息，并接到李经述报告朝局、劝勿赴召的急电：载漪、董福成辈“党拳煽乱”，慈禧“力不能制”，围城西幸势所必然，”切勿轻身赴召，自蹈危机”
②。李鸿章百感交集，哀嚎“成何世界！”表示暂缓北上，“虽严谴不顾也”。
他直言不讳的密奏：“每读诏书，则国是未定，认贼作子，则人心未安。而臣客寄江南，手无一兵一旅，即使奔命赴阙，道途险阻，徒为乱臣贼子作菹醢之资，是以小作盘桓”
③。担心受到义和团和政敌惩处之情，跃然纸上。
其次，是为胁迫清廷就范。当时慈禧虽然倾向依靠李鸿章谋求对外妥协，但因遭到义和团的反对和顽固派的掣时而不敢放手进行，以致“送使不实，剿匪不办”。遥望朝局，李鸿章心急如焚。他鉴于“内意无定”的现实，执意缓行。他抵沪不久，就接到张之洞所拟致上海各国领事电稿，其中说“康党”散布谣言，离间“两宫”，”诬谤”慈禧，“沪上华洋各报为之传播”；慈禧“素多善政，尤重邦交，岂有袒匪之理”；请严禁在中外报纸上“谤毁”
慈禧。张之洞拟请李鸿章会衔发出，李鸿章婉言拒绝。李鸿章不但勇于在朋僚之间表明这种态度，而且敢于直言要求慈禧“效法禹汤，先下罪己之诏”。
①裴景福：《河海昆仑录》，卷3，第225—227页；卷2，第145—146页。
①《李经述德州来电》，《李鸿章全集》（三），电稿三，第1033页。
②《李经述来电》，《李鸿章全集》（三），电稿三，第1062页。
③《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第18页。
当然，李鸿章对慈禧并没有丧失信赖之心。当时荷兰公使克罗伯由京抵沪，告知各国公使拟让慈禧归政光绪。李鸿章表示反对，说“太后训政两朝，削平大难，臣民爱戴，此次拳匪发难，只恐祸起腋时，不得已徐图挽救”
①。他既为慈禧开脱，又与张之洞等共商对策。在维护慈禧统治地位这一点上，他们并无分歧。李鸿章无非是要敦促慈禧彻底转变态度，为议和铺平道路。8月2日李鸿章具折“密陈安危大计”，强调中外众寡、强弱悬殊，中国不能以卵击石，孤注一掷，应“立简重臣，先清内匪，善遣驻使，速送彼军”。
当时慈禧依违叵测，一面派遣主战甚力的勤王将领李秉衡出京督师，抗拒八国联军进犯；一面任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各国议和。刘坤一闻讯致电李鸿章说，“恭贺全权大喜，旋乾转坤，熙天浴日，惟公是赖。”
②李鸿章却显得比较冷静，知道朝局不变，所谓全权大臣，只能徒具空名，因而继续向清廷施加压力，要求切实作到“送使”出京和“剿匪”两层，否则“断非区区绵力所能胜任”。
再次，是为了疏通外交渠道。李鸿章抵沪后，正值八国联军大举进攻，外交局势愈益险恶的时候。8月4日八国联军从天津出发分两路沿运河两岸向北进犯，于15日攻占北京。当时慈禧和光绪出逃。7月底8月初，俄国出动大军侵入东北。列强在占领北京、直隶和整个东三省之后，彼此之间猜忌倾轧、明争暗斗日益激烈。在华势力最强的英、俄两国和野心勃勃的德国，准备瓜分中国。俄国拉拢李鸿章，要派军舰护送他由沪赴津。英国反对李鸿章全权代表资格。德国特派陆军元帅瓦德西率领大军来华，为他争得八国联军总司令宝座，并拒绝承认李鸿章全权代表资格。美国重申“门户开放”原则，主张维持清政府原有统治秩序。面对这种局势，李鸿章通过各种途径，乞求各国停战议和。他的这种努力，隐含着一个明显的意图，就是争取各国维护清朝统治和承认自己作为情朝全权代表的资格。但是，各国都基于自身利益，“设词推延”，没有答应“各派全权议事”。
8月底和9月上半月，中外形势发生了重要变化。慈禧在逃亡途中迫不及待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8月20日以光绪名义发布“罪己诏”。
8月24日准全权大臣李鸿章“便宜行事”，命其“将应办事宜，迅速办理”，表示朝廷“不为遥制”。
8月27日授奕匡“便宜行事”全权，令“即日驰回京城”，“与各国使臣商议事件”。
8月31日添派刘坤一、张之洞为议和大臣，“随时函电会商”。
9月7日正式发布“剿匪”谕旨，诬蔑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声称”
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剂除不可”。
9月8日电旨说“罪在朕躬，悔何可及”，令李鸿章“即日进京，会商各使，迅速开议”，此行“不特安危系之，抑且存亡系之，旋乾转坤，匪异人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