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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的同情显然是在康有为一边。
在百日维新期间，李鸿章没有公开单独地上疏表示政见、臧否人物，但在与阴僚密谈和通信当中，或随同总署和内阁集体议复事件时，对戊戌维新及其弃旧图新的措施，大都表示过自己的看法。他在分别写给驻俄公使杨儒、署湖南藩台陈伯平的信中，欣慰地说：“朝廷有意更新”，“薄海争传新政”，为了使中国从贫弱而致富强，“惟在亟图变计而已”。他对戊戌维新虽持赞赏态度，但并未或极少直接参予实际活动。
李鸿章支持“整军经武”。当时光绪把练兵作为“大政”，颇得洋务派的共鸣。李鸿章认为“整军经武为国家根本至计”，可以防止“敌国外患”。
李鸿章支持振兴农工商业。当时光绪主张“训农通商”，振兴农工商业。
李鸿章深以为然，直到1899年他还致函李兰舟重申此意：“农工商各政，原属当务之急，富民之计，此为本根，振兴之权必操自上，设学堂以培植人材，开会馆以齐一条理，皆激励裁成之所系，不能视为缓图。”
②他特别注意开采矿藏问题。他写信给有关人士，表示支持当时某些“中外条陈”的意见，认为“目前致富之策，自以开矿为先”。他鉴于四川总督鹿传霖力阻宋育仁“挟洋师机器”回籍用西法开矿而感慨系之：“使中国多明矿学之人，何至如此！”
①似乎可以说，在李鸿章振兴农工商业的思想里，所谓“用西法”云云，并未超越洋务派的传统主张，而惟独在抨击守旧派阻碍民间投资方面才具有某些新意。这表明李鸿章认识到鼓励私人投资新式工商业的重要性，有意对民族①《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第4册，第147页。
①《甲寅周刊》，第34号，第26页。
②李鸿章：《复李兰舟》，《李文忠公尺牍》，第32册。
①李鸿章：《复陕甘制台陶子方》，《李文忠公尺牍》，第29册。
资本开放绿灯。
李鸿章支持废八股、兴学堂。早在1896年李鸿章就曾对其亲信表露过心迹说：“取士之法，亟应变通”，“今惟有尽罢各省提学之官，辍春秋两试，裁并天下之书院，悉改为学堂，分门分年以课其功，学成即授以官，而暂停他途之入仕者，庶二十年间，风气变而人才出。”
②这显然是一种反对拆衷调和，要求废除科举、兴办学堂的合理主张，可惜李鸿章却不敢公开提出并付诸实施。后经维新派的斗争，光绪终于下令废除八股，改试策论。据李鸿章的侄婿孙宝諠追述：“合肥在都，逢人辄语云：‘康有为吾不如也，废制义事，吾欲为数十年而不能，彼竟能之，吾深深愧焉。’故都人多目为康党。”
③在废除八股的同时，光绪又饬京师和各省一律举办学堂。深知“善教发为善政”的李鸿章支持各省举办学堂，尤其重视京师大学堂，曾劝孙家鼐请康有为出任总教习④，并推荐丁韪良充西学总教习。丁氏后来对人讲，“戊戌举办各种新政，惟设立大学堂一事，李鸿章认为最关重要，赞助甚力。”
李鸿章对于裁并官职和添设制度局的态度，则多少反映了他对改革政治体制的看法。因为裁并官职和添设制度局虽然并未触动君主专制政体，但却是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创建和谐家园】体奠基铺路之举。
百日维新期间，光绪下令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等闲散衙门，而“所有各衙门一切事宜，当并归内阁六部分办，着大学士、六部尚书侍郎即行分别妥速筹议”具奏。诏书既下，礼兵刑工各部观望吏户二部，而管理吏部大臣徐桐、户部尚书敬信却持反对态度。李鸿章则遵旨会同其他内阁大学土上了一折一片。他们既承议“裁并官职，诚为今日当务之急”；又以防止“冒昧从事，致滋贻误”为由，力主采取“庶名虽改而实犹存”的方针。他们根据典要，以詹事府并入翰林院，通政司并入内阁，太仆并兵部，大理并刑部，光禄、鸿胪并礼部；并建议将“所有裁汰之应升应转各员，应由吏部查明，照例题奏，听候录用。其各项属员，亦由吏部酌量分别补用，以免向隅。”
①光绪从之，下诏准行。这类改革尽管如此温和，但是仍然遭到守旧派的坚决【创建和谐家园】。陈夔龙说：“戊戌政变，首在裁官，京师闲散衙门被裁者，不下十余处，连带关系因之失业者将及万人，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戚。”
②“开制度局而变法律”
③，是康有为变法的政治纲领。康有为认为要变法就必须于宫中开制度局总其纲，下设十二局分其事，各省分道设民政局，妙选通才督办。他企图通过添设制度局和民政局，使维新派及其盟友参加中央和地方政权。守旧派也十分敏感，认为“如是则天子孤立于上，内外盘踞，皆康党私人，祸将不忍言矣。”
①因此，设立制度局问题一经提出，就引起“京朝震动，外省悚惊，谣谤不可听闻”。慈禧和光绪对此都十分重视，成为帝②李鸿章：《复院幕陈雨樵》，《李文忠公尺牍》，第29册。
③孙宝諠，《日益斋日记》，《梁任公年谱长编》（台湾版），上册，第100—101页。
④《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第4册，第151页。
①《大学士李鸿章等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175页。
②陈夔龙：《梦蕉亭杂记》，《戊戌变法》，第1册，第485页。
③《杰士上书汇录》，卷1。
①胡思敬：《戊戌履霜录》，《戊戌变法》，第1册，第385页。
后两党斗争的焦点。军机大臣和总署大臣在复奏中，用偷梁换柱的所谓“变通办法”，否定了设立制度局的主张。当时军机处领班大臣是礼亲王世铎，总理衙门总领大臣是庆亲王奕匡，总理衙门和军机处对于制度局问题的复奏，是由奕匡和世铎分别领衔的，主要反映了他们俩人及其后台慈禧的意图。
但是，他们的复奏是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会议的结果，而李鸿章时为总理衙门大臣，理应参与讨论，目前尚未发现李鸿章缺席或同世铎、奕匡发生争执的记载。李鸿章在自己的奏疏里或与朋僚交谈和通信中，也均未涉及此事。这似乎表明李鸿章在设立制度局的问题上，由于深知事关帝后、新旧的权力再分配，尖锐复杂，动辄得咎，因而旁徨瞻顾，沉默不语。
李鸿章长期混迹官场，老成持重。当康有为向光绪称颂来华活动的伊藤博文“为亚洲异才，请厚饩之，留备顾问”时，伊藤却在私下对李鸿章说：
“治弱国如修坏室，一任三五喜事之徒，运以重椎，絙以巨索，邪许一声，压其至矣。”李鸿章深以为然，说“侯言良是”
②。李鸿章与伊藤的唱和，证明他们一致认为维新派缺乏阅历，操之过蹙，失于急激，后果堪虑。后来，李鸿章就更明确地把维新派的失败，归咎于“变法太急，用人不当”。
李鸿章在慈禧准备并发动政变时，既“未预机要”，又设法关照“新党”。
听说直隶八股士人阴谋刺杀康有为，李鸿章的亲信幕僚于式枚就劝康有为“养壮上，住深室，简出游以避之”。康有为奉命出京，李鸿章“则遣人慰行”。
慈禧训政，首先发难的是杨崇伊。杨虽系李鸿章的亲家，但他此举却并非出于李之授意。9月21日，慈禧宣布重新训政，幽禁光绪，下令捉拿康有为。
事前康有为秘密离京，乘英国船逃往香港，梁启超到日本公使馆避难，后在日本人掩护下径赴日本。9月28日慈禧下令杀害康广仁、杨深秀、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史称“戍戌六君子”。在此前后，慈禧废除了光绪在“百日维新”期间所颁布的多数上谕，一些革新措施，停止执行。裁撤的旧衙门，全部恢复。维新机构除京师大学堂外，全部废止。政变发生后，张元济去见李鸿章说：“现在太后和皇上意见不合，你是国家重臣，应该出来调和调和才是。”李鸿章叹口气说：“你们小孩子懂得什么？”李鸿章既未参予慈禧幽禁光绪的活动，又没有同情并设法救援光绪的言行，所以，其侄婿孙宝諠说他“朝纲纷变，身居事外”。事后，他向慈禧表示：“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公开剖白自己与宫廷权力之争渺不相涉。但是，当慈禧镇压维新志士时，李鸿章却“言捕新党之谬”，并在暗中设法回护一些“新党”人士。如张元济因参予戊戌变法而被革职，李鸿章既派于式枚慰问于前，又通过盛宣怀安排工作于后。他对康有为、梁启超更是“另眼相看”。9月24日李鸿章宴请伊藤博文及其随员大岗育造，酒行三巡，论及康有为事。
李：“康有为一人恐逃往贵国，倘果有其事，贵侯必能执获送回敝国惩办。”
伊藤：“唯唯否否不然，康之所犯如系无关政务，或可遵照贵爵相所谕。
若干涉国政，照万国公法不能如是办理，当亦贵爵相所深知。”
大岗：“请问康有为究犯何罪？”
李：“论其罪状，无非煽惑人心，致于众怒。”
大岗：“据仆愚见与其将康有为搜拿惩办，不如加以培植以为振兴中国地步，近日中国创行新法，大都出自贵爵相之手，乃历久未覩成效何哉？以②胡思敬：《戊戍履霜录》，《戊戌变法》，第1册，第383页。
无左右襄理之人耳。”
李：“诚然。”
大岗：“近日康有为所为之事，无非扩充贵爵相未竟之功，故愚意不着令卒其业之为善。”
李：“洵如君言，康育为日后可大有作为，惟据目下观之，了无异能耳。”
①这段对话表明，李鸿章对于康有为，与其说是执意要求引渡惩办，勿宁说是寄予着希望，期待其日后完成自己“未竟之功”。慈禧诬蔑康有为是“乱臣贼子之尤”，而李鸿章却只用“煽惑人心，致干众怒”3个字来形容康有为的所谓“罪状”。慈禧声称对康有为必须“极刑惩治”，而李鸿章却赞同大岗关于“培植”康有为“以为振兴中国地步”的建议。在李鸿章看来，眼下康有为还是个“书院经生”，缺少阅历，“了无异能”；此番逃亡在外，如能认真研究西学，历练才干，将来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是会“大有作为”
的。李鸿章的此情此意，在他对梁启超的态度上表现得更为鲜明。1900年梁启超在《上粤督李傅相书》中说：
去国以来，曾承伊藤侯及天津日本领事郑君、东亚同文会井深君，三次面述我公慰问之言，并教以研精西学，历练才干，以待他日效力国事，不必因现时境遇，遽灰初心等语。私心感激，诚不可任。公以赫赫重臣，薄海具仰，乃不避嫌疑，不忘故旧，于万里投荒一生九死之人，猥加存问，至再至三，非必有私爱于启超也，毋亦发于爱才之盛心，以为孺子可教，而如此国运，如此人才，不欲其弃置于域外以没世耶。②李鸿章对康、梁既寄予厚望，又在慈禧面前敌作贬词。他对慈禧说：康、梁辈“皆书院经生，市井讼师之流，不足畏也。”慈禧问：“何外人庇之，与予为难？”李答曰：“外人不达华情，误以其国士拟之，敌容其驻足，然终当悉厥行藏，屏之且恐不及。”李鸿章的左右逢源，未尝不可看作是老官僚的一种保存自己、掩护康梁的策略。1900年李鸿章督粤路经上海时，曾与其侄婿孙宝諠进行过一次有趣的谈话。
李：“奉懿旨捕康梁。如获此二人，功甚大，过于平发捻矣，吾当进爵。”
说完哈哈大笑，随即问道：你是不是“康党”？
孙：“是康党。”
李：”不畏捕否？”
孙：“不畏，中堂擒康党，先执余可也。”
李：“吾安能执汝，吾亦康党也。濒陛辞时，有人劾余为康党。”李鸿章随即对孙宝諠讲述了召对时的情景。
慈禧拿着弹章对李鸿章说：“有人谗尔为康党。”李鸿章镇静地回答：
“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慈禧听后，默然不语①。
李鸿章不仅回护了一些“新党”人士，而且还为其政敌张荫桓说情。张荫桓不属于维新派，而是光绪的宠臣，“蒙眷最隆”，虽不入枢府，而“权在军机王大臣以上。”张亲英，李亲俄。9月7日李鸿章突然被免除总署大①《辛傅相与月本伊藤侯问答》，《戊戌变法》，第3册，第448页。
①孙宝諠：《日益斋日记》，《梁任公年谱长编》（台湾版），上册，第100—101页。
臣职务。据说这是英、俄争霸中国的结果。英使窦纳乐为了对抗俄、法、比集团控制卢汉铁路，要索津镇等五条铁路的承租权。英国调遣海军军舰停泊大沽，对清廷进行军事要挟。慈禧“闻有英师，大惧，即日逐李鸿章出总署”，答应窦纳乐的要求，“英人始敛兵退”。李鸿章被逐出总署，本来是出自慈禧的决策，但李鸿章却以为是张荫桓“从中作祟”，对他恨之入骨。慈禧发动政变后，下令逮捕了张荫桓。李鸿章得知张氏被捕的消息后，就幸灾乐祸地说：“不料张樵野（侍郎号）也有今日！我月前出总署，几遭不测，闻系彼从中作祟，此人若不遭严谴，是无天理。”李、张矛盾是外交政策和权力之争，与维新运动无关。李鸿章对张荫桓的垮台，虽然感到由衷的高兴，但并未落井下石，反而通过荣禄向慈禧建议把张荫桓从【创建和谐家园】改为流刑。当然，这并非出于李鸿章的恻隐之心，而是由于英、日公使对他施加压力的结果。
戊戌政变后，作为维新派首领的康有为、梁启超就对李鸿章在维新运动中的表现作出了公允的评价。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甲午丧师，举国震动，年少气盛之士，疾首扼腕言‘维新变法’，而疆吏若李鸿章、张之洞辈，亦稍稍和之。”所谓“稍稍和之”云云，用词贴切，符合实际。康有为致函李鸿章说：“昔者与公绸缪恩谊，助吾革政，虎率以听，荣禄相攻，则入室告，八月出走，则遣人慰行，固感公相与之厚情，更深知公维新之同志”
①。李鸿章的这种态度，有利于维新，而不利于守旧，是值得称道的。帝党和维新派把斗争锋芒主要指向外国侵略者和封建顽固势力，企图改革某些封建上层建筑，以挽救民族危机和发展资本主义，这是顺乎历史潮流之举，趋向改善的一个步骤或阶段。他们对洋务派李鸿章既因存在分歧而有所批评，又因在变法和某些具体政策上相似或一致而企望其“转旋逆流”。这种两面态度，植根于当时中国社会历史条件的土壤里，反映了帝党和维新派的阶级本质和维新运动的特点。
①康有为：《上粤督李鸿章书》，《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430页。
八、「秋风宝剑孤臣泪」-回光返照
回光返照
“未预机要”，“杜门却扫”，这是李鸿章对自己退出总署、仕途受挫之后政治境况的扼要概括，蕴含着无限沧桑、凄凉、哀怨的情思。李鸿章茫然若失，11月13日忽奉慈禧懿旨为勘河大臣，会同东河总督任道镕、山东巡抚丁汝梅履勘山东黄河工程。
黄河自1855年铜瓦厢改道以后，屡有溃溢，地处最下游的山东，灾害尤甚。每当黄河决口之时，“水高数十丈，壁立而行，瞬息千里”，“田庐漂没”，“浮尸蔽水”，凄惨景象，触目惊心。究其原因，主要由于政治【创建和谐家园】，河工各员【创建和谐家园】【创建和谐家园】，偷工减料，不肯认真治理。1898年山东黄河决口，寿张、郓城、历城、济阳、东阿、东平、肥城、长清等县受灾甚重，村庄多被淹没。通过流血政变重新训政的慈禧，为了收买民心，稳定大局，装出一付关怀民间疾苦、慎重河防的姿态，特地下偷着军机处会同各部大臣、都察院等妥商善策，并派重臣李鸿章前往山东，履勘情形，通筹全局，拟定切实办法。慈禧此举，同政敌排斥李鸿章也不无关系。吴汝纶看出了其中奥秘，他对李鸿章幼子经迈说：“内意视河事为重大政事，有非我师莫属者，洒湛澹灾，在此一举。”“师相秉节行河，亦似有忌者出之于外。”
①让一位年近八旬的老翁，在“时艰款继”的条件下，冒着“风雪天寒”，勘察“积弊已深”之河工，清廷虽然堂而皇之地说什么“倚重”，实则却怀有“挫辱”之意。李鸿章有鉴于此，具疏力辞，召对时又复面陈。他强调河工“积弊已深，即使设法筹办，实恐无甚把握”，加之“年将八十，精力颓衰”，难胜艰巨。
但是，清廷不允，李鸿章只好“秉节行河”，借以表现自己老当益壮的心力和超众轶群的才干。11月30日，李鸿章出京赴鲁，12月11日抵达济南。随员中有比利时水利工程师卢法尔，李鸿章采纳他的建议，以黄河下游受病太深，“决定采取西法，以测绘全河形势为先，以算学为本，研究河由何处而生，水由何处而减，而探寻所以根治之法”。除派员赴上下游逐段测绘之外，李鸿章还亲率卢法尔和周馥，会同任道镕，赴海口一带履勘。1899年3月21日李鸿章与任道铬根据实地勘查，详细研究了古今治河之法，折衷众说，联衔上《勘筹山东黄河会议大治办法折》，陈述了履勘情况和治理意见，提出大治即根治办法10条。他深知黄河大治需时较长、用费甚巨，难于落实，因而续奏《筹议山东黄河救急治标办法》，提出先培修堤岸、购地迁民、疏通海口等应急治标措施，并代陈卢法尔所拟救急和治本之策。他认为卢法尔“拟议大办，甚有条理，但款巨时久”，因而“奏陈以俟采择”。纵观李鸿章履勘河工的经过和筹议情况，应当说是比较认真、务实的，从他出京视事到返京复命，历时4个月，驰驱两千余里，不避劳苦，潜心筹划，拿出了远近兼顾、标本兼治的通盘方案。这与那些浑浑噩噩、唯难是避、敷衍塞责、甚至以河工为利薮、置灾民死活于不顾者相比，显然是略胜一筹的。4月1日李鸿章陛见复命，“仰蒙垂询河事及洋务甚详”。延议决定“先用救急办法，克日筹款兴工”，至于“大治”则拟分年筹办，并请简派熟悉河工大员督办。
李鸿章向荣禄推荐周馥为河督，为人所阻未果。廷议治标之款，也因户部拮据而难以支付。既缺少熟悉河工大员督办，又不能如期加拨河工经费，因而所谓治标云云，就势必流于空谈。李鸿章忧心忡忡，深怕“水旱之警”会激①《桐城吴先生全书》，尺牍，卷2，第46页。
起人民造反，动摇清朝统查河事竣之后，有将近8个月的时光，李鸿章“养闲京国”，郁郁寡欢。9月，其兄瀚章病逝，倍感悲凉。他对友人说：“忽闻家兄之丧，天伦之哀，况在晚暮，深秋警节，弥益伤怀。”
①11月23日清廷派李鸿章为商务大臣，前往通商各埠考察商务。新的任命，虽然使他能够摆脱“养闲”、“伴食”的处境，但终因无实可务、徒有空名而使之惆怅不已。清廷起用李鸿章，虽然名曰“考察商务”，但实际上却是企图借助李氏之手压制反对慈禧政变的力量。赞助变法的光绪被幽禁，推动维新的志士被逐杀，业已在众多的海内外人士中激发了对慈禧的憎恨、对光绪和维新志士的同情。然而，控制着中央政权的慈禧和顽固派，却得意忘形，继续倒行逆施，一心搞掉光绪，以便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免受“归政”的威胁。起初打算采取“谋害法”，宣称“帝病重”，英国驻华公使向清廷提出警告，并派法国医生人宫验看。逃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等组织保皇会，创办清议报，揭发慈禧丑恶，歌颂光绪“圣德”，鼓动南洋、美洲、日本等处华侨纷纷发电“请皇帝圣安”，要求慈禧归政。面对这种局势，清廷“特命李鸿章前往各埠，宣布太后德意，及两宫和好，劝侨民勿听党人煽惑”
①。12月19日李鸿章尚未成行，就被清廷改任署理两广总督。
李鸿章署理粤督，是他积极争取外放和清朝统治层权力再分配的结果。
李鸿章不甘寂寞，幻想重温“坐镇北洋，遥执朝政”的美梦。戊戌政变不久，杨崇伊就上疏建议“宣召北洋大臣荣禄来京，以资保护”，派李鸿章“前往暂行署理”，说李鸿章“究竟曾任北洋，各将领皆其旧部，紧要之际，似乎呼应较灵。且李鸿章公忠自矢”
②。杨崇伊为李鸿章谋求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桂冠，反映了他的亲家李鸿章的心声。但是，慈禧却另有打算，她命荣禄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授裕禄为直隶总督，北洋各军仍归荣禄节制，以裕禄帮办。李鸿章在幻想破灭之后，便屡求“贵幸倾天下”的荣禄为之说项。荣禄与李鸿章，虽然不无分歧和矛盾，但是共同的政治倾向和相互援引则是他们之间关系的主流。当时慈禧因谋害光绪计划受阻，决定改取废立法，命荣禄从速办理。荣禄走访李鸿章，“深谈晚餐，屏退左右”，传达了慈禧废黜光绪的旨意，表示“天位当易，唯亡命者肆意鼓吹，恐友邦为所惑，夙知公娴习外情，烦一探其向背。”荣禄请李鸿章探询外国动向，李鸿章就乘机索取粤督桂冠。他说：“此系内政，先询人，失国体，如必欲询，当授我以两广总督”，届时外宾必来祝贺，即可顺便探询。荣禄点头称是，并得到慈禧的赞赏，“乃命督两广”。外国驻华使节果然前来祝贺，李鸿章向他们提出废立问题，他们表示：“理无干涉，唯国书系致光绪帝，今易帝位，是否继续承认，尚须请示本国”
①。外国公使暗示反对废立之意，荣禄和李鸿章也因担心废立引起外国干涉和疆臣声讨而持异议。荣禄提出“立大阿哥，徐篡大统”
的方案，得到慈禧的赞赏和认可。
当然，慈禧派李鸿章督粤，既从属于情廷内部的权力之争，又基于扑灭保皇党反抗怒火的需要。慈禧鉴于以康有为为首的保皇党在海外华商中活动，“气势日甚”，深感不安。她认为海外华商大多籍隶广东，因而特派李①李鸿章：《复调署浙江长兴县正堂赵燧多》，《李文忠公尺牍》，第32册。
①黄鸿寿：《清史记事本末》，卷66.第6页。
②《掌广西道监察御史杨崇伊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466—467页。
①章华：《语林》，《戊戌变法》，第4册，第321—322。
鸿章督粤，设法进行镇压。移督两广，对于李鸿章来说，则为他在年近八旬的凤烛残年里，回光返暇般地重新焕发“政治青春”，提供了重要契机。所以，李鸿章由衷庆幸，只经过短短10几天的准备，就于1900年1月怀着“一息尚存，不敢不勉”的壮心，“着三眼花翎，精神饱满，极其喜悦”地登舟南下，当月抵穗，20日正式接篆视事。
饱尝了失势之苦的李鸿章，更加感到“权”的重要性。他决心把两广经营成自己的巩固基地，因而缉捕“匪盗”（即所谓“刮地皮”），绥靖“治安”，以建立稳定的统治秩序，就成为当务之急。时任广东南海县令的皖籍人士裴景福有一段生动的记载，从中可以看出李鸿章对此事的重视。1892年冬，裴氏调任广东，路经天津，刚刚坐定，李鸿章就傲慢不恭地大声说：“汝欲刮广东地皮耶？”裴氏没有思想准备。感到愕然。1900年裴氏以南海县令的身份晋见粤督李鸿章，双方进行了有趣的谈话：
李问：“汝再任首邑，政将奚先？”
裴氏一本正经地答道：“先刮南海地皮。”
李问：“十年尚不忘此语耶？”裴氏答曰：”公之命，公之戒也，敢忘？”
李笑着说：“地皮须刮得净。”
这次裴氏理解了李鸿章的用意。他说：“吾乡呼匪人为地皮，南海多匪，公首重捕匪，故作是语。”
①李鸿章到任不久，便奏准恢复就地正法旧章以治“盗匪”，实行严厉的镇压措施。4月1日英国“长沙”号小商轮在西江（香山石歧河地方）被劫掠。港英当局在擅自派遣兵轮前往之后，才通告李鸿章并要求派员“会剿”。
李鸿章闻讯后，立即派副将王得胜带兵轮赶赴出事地点，会同地方官兵缉捕人犯，就地处死3人，并饬缉捕“余匪”。5、6月间，广西南宁府属永淳、横州和浔州府属武宣等地会党竖旗起义，李鸿章严饬地方官员和有关防营紧急“剿办”，并派遣广西提督苏元春亲自督率，他随时过问情况，坐镇指挥。
由于及时部署和严厉镇压，有效地扼制了会党起义的发展。李鸿章还积极购置军火，计划编练2万5千人的劲旅，以备“平乱”之用。由此可见，李鸿章所谓“地皮须刮得净”的严酷性了。
如何处理与资产阶级保皇党和革命党的关系，是李鸿章督粤期间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它的复杂和困难程度，远远超过了对付所谓“匪盗”。如果说，李鸿章对一般“匪盗”采取【创建和谐家园】裸的严酷手段，那么，他对资产阶级保皇党和革命党所持的态度就要慎重得多，表现出相当强的策略性。大体说来，李鸿章在就任粤督后的头3个多月里，以筹办保皇党问题为中心政务。
当时顽固派和保皇派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清廷在任命李鸿章署理粤督的第2天，谕令各省督抚严密缉拿康有为、梁启超以“明正典刑”；及至李鸿章接篆视事后6天，又下沼以端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史称“己亥建储”。
这是顽固派为消灭保皇党、废黜其“圣主”光绪所采取的重要岁骤。保皇党人深感时局艰危，急谋对策。梁启超明确指出：“圣主之危，甚于累卵，吾辈之责，急于星火。”
①他同康有为密议函商，决定推进“武装勤王”计划。
他力主先夺广东，建立政府，争取外援，“抚绥内政”，然后挥师北指，“去救皇上”。梁启超坚持取粤，势必同粤督李鸿章发生冲突。梁启超一面致函①裴景福：《河海昆仑录》，卷3，卷225页。
①《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册，第202页。
李鸿章，感谢他在戊戌政变后对自己的“殷勤垂爱”，劝他不要迫害保皇党人，为慈禧作荆卿；一面写信给同党表示“肥贼刘豚在粤颇增我辈之阻力，宜设法图之。”
②“肥贼”指李鸿章，“刘豚”指刘学询（字问刍，又号耦耕），有土豪之称，曾包办“闱姓”（时粤垣一种官督商办的公开赌博，每届科举皆以投考士子之姓氏为赌）多年，致使其“金钱势力足以左右士子之成败，及官吏进退”，成为钱势兼备的士绅，李鸿章督粤时备加倚重和竭力庇护他。
1899年夏秋刘学询经清廷钦派赴日，明为考察商务，实则前去谋刺康、梁，后人李鸿章幕府，成为其机要幕僚。梁启超说：“刘豚为肥贼军师，必竭全力以谋我。恐其必生多术，以暗算我辈。”因此必欲诛之而后快。自称“康党”而又“奉懿旨捕康、梁”的李鸿章，既不敢违抗拿办康、梁的懿旨，又不愿与康、梁彻底决裂，于是历史呈现出复杂的情景。李鸿章一面“奉职而行”，逮捕保皇党人罗赞新等3人家属，并请英国外交部电饬新加坡、香港总督及驻华各口领事查拿拘禁保皇党人，力图防止保皇党人以港澳为基地，在广东掀起“武装勤王”风潮；一面“曲为保全”，预留地步。早在2月11日清廷就命令李鸿章铲平康、梁在广东本籍祖坟，“以儆凶邪”。但是，李鸿章迟迟不动。3月26日总署责问李鸿章：“平毁康逆坟墓一事，如何办理，迅速电复。”李鸿章当即复电总署说：“新党”在香港订做“勇衣”、“战裙”，“名为新党勤王，实欲袭城起事”，联系的“会目甚众”，筹集的“会银甚巨”。“惟虑激则生变，平毁康坟似宜稍缓筹办。”慈禧对李鸿章的态度颇为不满，常驻北京的李经述等闻讯后立即通报其父，说“内意甚忌‘新党勤王’四字”，“深以缓平坟一语为不然”。事实确系如此，慈禧怒斥李鸿章“语殊失当”，警告说“倘或瞻顾旁徨，反张逆焰，惟当李鸿章是问”。
李鸿章无奈，只得平毁康有为祖坟。不仅如此，李鸿章还暗中与康、梁书信往来。他在接到梁启超信后，曾请他的侄婿孙宝諠代复一书。李鸿章还特地“使人问讯”康有为。凡此种种，博得了康有为一分为二的评价：“公向来既无仇新党之心，而今日乃有显仇保皇之事，在名义则不正，在时势则非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