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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暂屈以求伸”

  在清政府被迫抗击日本侵略之后，帝后两党和李鸿章等仍然抱有程度不同、内容各异的“以夷制夷”的念头。8月1日清政府甫经宣战，盛宣怀就对俄国驻华公使随员表示：“吾国并（李）中堂之意，均欲与贵国合而为一，将日兵逐出”

  ③。8月13日李鸿章致电总署，鼓吹“联俄制日”，说俄国“似有动兵逐倭之意”。8月16日翁同郁上疏抗争，“力言俄不能拒，亦不可联，总以我兵能胜倭为主，勿盼外援而疏本务。”

  ④由于当时中国正处在抗日【创建和谐家园】时期，战争胜负尚未定局，中俄联盟之议遂被搁置起来。及至平壤、黄海战败之后，帝党继续主战，后党和李鸿章转而主和。慈禧旧事重提，意在与俄结盟，拟派翁同龢赴津与李鸿章会商。翁氏既反对联俄又“不敢以和局为举世唾骂”，叩头请辞天津之行。慈禧改以“责李鸿章何以贻误至此”名义，仍派翁氏前往。9月30日翁氏轻装至津，“乘小轿入督署”，会见李鸿章。

  他首先传达慈禧、光绪对李鸿章“慰勉”之意，然后就严厉谴责他贻误、败衂情况。李鸿章“惶恐引咎”，并辩解说：“缓不济急，寡不敌众，此八字无可辞。”翁同龢质问：“陪都重地，陵寝所在，设有震惊，奈何？”李鸿章答复说：“奉天兵实不足恃，又鞭长莫及，此事真无把握。”翁同龢又询问“北洋兵舰”如何?李鸿章非常生气，“怒目相视，半晌无语”，慢慢掉头说：“师傅总理度支，平时请款辄驳诘，临事而问兵舰，兵舰果可恃乎？”

  翁同龢辩曰：“计臣以撙节为尽职，事诚急，何不复请？”李鸿章愤愤地说：

  “政府疑我跋扈，台谏参我贪婪，我再晓晓不已，今日尚有李鸿章乎？”翁同龢“语塞”。正当他们在督署会晤之时，接到一道廷寄：“闻喀使西尼三四日到津，李某如与晤面，可将详细情形告翁某，回京复奏。”李鸿章告诉翁同龢：喀西尼派参赞前来声称：中国若能派一专使赴俄与商，“则中俄之交固，必出为讲说。”翁同龢担心“俄连而英起，奈何?”李鸿章断言：“无虑也，必能保俄不占东三省。”10月4日，翁同龢回京复命，并向慈禧、光绪表示：“喀事恐不足恃，以后由北洋奏办，臣不与闻。”

  ①就在这一天，奕、奕匡动密函李鸿章，说“刻下战守均不可恃”，令其与喀西尼密议，“妥筹善策”。10月12日，喀西尼由烟台至津，与李鸿章会谈中日故事。李鸿章怂恿俄国出头干涉，喀西尼表示俄国将“暂守局外之例”。是时李鸿章“亲俄疏英”，因而对前此来访的英使欧格讷较为冷淡。欧格讷说：英国外交部“以中日战事未便持久，两有损伤，嘱相机解劝。”他询问李鸿章如何办法。

  李鸿章告以事已至此，只有一意主战。

  与李鸿章“亲俄疏英”相反，帝党和张之洞却主张以2、3千万两白银为诱饵，“密联英德以御倭人”。光绪让奕征询赫德意见，赫德则持否定态度，以“不能”答之。光绪遂下谕召张之洞来京陛见，打算与他商讨密联英德事宜。然而，英德却无意援助中国，致使帝党大失所望。10月13日，欧格讷总署会晤奕，提议由各国保护朝鲜，中国赔偿日本兵费，并蛮横要求即日定议。第二天，总署大臣就欧格讷的建议展开了辩论，并请示了慈禧。

  据翁同龢日记载，慈禧、奕赞成在欧格讷提议的基础上议和，翁同龢、李鸿藻则痛恨欧格讷“要挟催逼”，并因“天意已定”屈辱求和而“求死不得”，③盛宜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下），第108页。

  ④《翁文恭公月记》，光绪二十年七月十六月。

  ①《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年九月初二、六日。

  仰天长叹。但是，日本却因图谋在武力夺取辽东半岛之后议和而拒绝了英国的调停。10月底11月初，由于日寇铁蹄蹂躏辽东半岛，威逼奉天“根本重地”，迫使帝党同后党、李鸿章等在“遣使议和”问题上，渐趋一致，因而以后相继有德璀琳和张荫桓、邵友濂出使日本之举。当时日本政府并无议和之意，指责德璀琳不合交战国使者资格，拒绝接待；指责张、邵全权不足，拒绝谈判；并公然指名要奕或李鸿章充任全权代表。

  1895年2月10日光绪召见军机大臣翁同龢等，“问诸臣，时事如此，战和皆无可恃，言及宗社，声泪并发。”

  ①11日，光绪再次召集军机议事，决定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乞和。12日慈禧召见重臣，论及美国驻华公使田贝转来东京之信说：“所指自是李某，即着伊去，一切开复，即令来京请训。”

  奕对曰：光绪不让李鸿章来京，“如此恐与早间所奉谕旨不符。”慈禧怒形于色，冷言道：“我自面商；既请旨，我可作一半主张也。”

  ①13日，光绪谕令李鸿章“作为头等全权大臣，与日本商定和约”，“着星速来京请训，切勿刻迟。”清廷所以选派李鸿章赴日议和，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倭焰鸱张，畿疆危逼，只此权宜一策，但可解纷纾急，亟谋两害从轻”，而李鸿章身兼将相、厌战主和并为日本所“器重”，全权代表匪异人任。于是赏还翎顶、黄马褂，开复革留处分。吴汝纶说：“此时言和，直乞降耳，乃欲以口舌争胜，岂可得哉。”

  ②“乞降”本来是一项屈辱而又危险的使命，正如赫德所说的：李鸿章东渡“签立和约，是沉重而不得人心的任务，不但为全国人所咒骂，也许还要受政府的公开谴责。”

  ③李鸿章向张荫桓透露：“各使怂恿兄去，致被新命，茫无所措，拟进京商办”

  ④。

  2月17日威海陷落，北洋舰队覆灭。日本鉴于“国内的海陆军备”“几成空虚”和继续推进可能遭致列强干涉，便一面陈兵辽东和山东两半岛，摆出准备进攻北京的架势；一面决定重开谈判，经由田贝照会清廷，要求中国确认朝鲜独立、赔款、割地、重订中日通商条约，另派具有商议这些内容权力的使臣，否则日本决不停战。就在这种形势下，李鸿章来到北京，与惊慌失措的清廷商讨对日议和方针。他认为“敌欲甚奢，注意尤在割地”。对清廷来说，这究竟不是能够轻易咽下去的苦果。2月22、23日李鸿章连日参加召对，并与奕、奕匡和枢臣会议，商讨的内容不是应否议和，而是割地问题。光绪“令坚拒”，李鸿章、翁同龢反对割地，幻想借助英、俄。孙毓汶、徐用仪主张割地议和。翁同记其事说：2月22日光绪召见李鸿章和枢臣，谈及“议约事”。奕传旨，“亦未尝及前事，惟责成妥办而已。”李鸿章声称：“割地之说不敢担承，假如占地索银，亦殊难措，户部恐无此款。”翁同龢表示：“但得办到不割地，则多偿当努力。”孙毓汶、徐用仪认为“不应割地，便不能开办。”光绪询问海防情况，李鸿章答曰“实无把握，不敢粉饰。”召对之后，李鸿章、奕和军机大臣到传心殿议事。李鸿章声称：

  “割地不可行，议不成则归耳。”语甚坚决，而孙、徐则“怵以危语，意在摄合”。当时“群公默默”，翁同龢坚持定见，说“偿胜于割”。李鸿章主①,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六日。

  ⑤李鸿章：《复译署》，《李鸿章全集》（三）.电稿三，第509页。

  会见军机大臣，他后来回忆说：“会议的目的是要使军机大臣深知皇帝批准和约之必要。我强调之点是：条约已不是李鸿章的条约而是皇帝的条约了，因为在签字前每一个字都电达北京，皇帝根据军机处的意见，才授权签字。

  假若他拒绝批准的话，那在文明世界之前，他将失掉了体面，对于皇帝的不体面，军机大臣是应负责的。”

  ①面对着主和派和科士达胁追的光绪，本想争取俄、德、法的援助和刘坤一、王文韶的支持，但结果却成了泡影。俄、德、法劝告清廷批准和约；刘坤一、王文韶复奏说事关大局安危，应请军机大臣等通盘筹议，请旨定夺，连口头主战的腔调都改变了；而高高在上的慈禧又一再推脱卖国罪责。在这种情况下，光绪便于5月2日“幡然有批准之谕”

  ②。当然，光绪是和着泪水吞下这个苦果的。5月8日清政府代表伍廷芳与日本代表伊东美久治在烟台互换批准书。同年11月8日由于俄、德、法的联合干涉，李鸿章与日本驻华公使林董在北京签订中日《辽南条约》，中国以银3千万两，赎回辽东半岛。

  7月29日，李鸿章抵京。第二天“与枢臣同起召见。”光绪“先慰问受伤愈否”，话锋一转，就诘责说：“身为重臣，两万万之款从何筹措；台湾一省送予外人，失民心，伤国体。”“词甚凌厉”，李鸿章“亦引咎唯唯”

  ③。

  经过甲午战争，使李鸿章赖以支撑其权威的北洋海陆军溃灭殆尽，加之主和辱国，群议指摘，帝党官僚乘机要求将他密召入都，勿复假以事权，后党要员荣禄也指责他“误国”，“甘为小人”。据时人说，甲午前，慈禧对李鸿章敬信。甲午后，慈禧信任奕励和荣禄。正因为这样，李鸿章人觐之后，便被留在北京，奉旨入阁办事，从而失去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宝座。李鸿章哀叹：正当自己在仕途上“一路扶摇”之际，“乃无端发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如欧阳公所言‘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都尽’，环境所迫，无可如何。”④①《科士达外交回忆录》，《中日战争》（七），第479、480—481页。

  ②《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八日。

  ③《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初九日。

  七、「山穷水尽疑无路」-投闲京师

  投闲京师

  “生归困谗，威脱权劫”，这是李鸿章从日本议和归来后政治遭遇的真实写照。

  李鸿章曾说自己“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但甲午战争却使他从权力顶峰上滚落下来，奉旨入阁办事。所谓入阁办事，就是仅仅保留文华殿大学士头衔，以全勋臣脸面。正像伦敦《特报》

  所评论的那样：“和议既定，入阁办事，非尊之也；问之疾视中堂者，声势正复赫奕，借此以夺其柄，所谓飞鸟尽而良弓藏也。”

  ①李鸿章在北京没有房产，只得借住在贤良寺。位于东安门外冰盏胡同的贤良寺，是由雍正时怡贤亲王舍宅改建而成，建筑宏壮，层甍云构，地极幽敞，炉烟尽静，闲院飞花，不仅环境优雅，而且近邻禁城，封疆大吏入觐者，多在此下榻。李鸿章“终岁僦居贤良寺”，既不能预闻朝政，又时受政敌攻击，他的门生故吏，也纷纷叛离。他为了保证自身安全和伺机东山再起，采取了“韬光养晦”的策略。

  他很少外出访亲拜友，也不喜欢接待来访客人，“因而门户亦甚冷落”。从“坐镇北洋，遥执朝政”，一变而被投闲置散，犹如从云端跌落地表，他的心情怎么能够平静呢？他感受到世态炎凉，忧谗畏讥，苦闷无聊。

  李鸿章即使身处逆境，也仍然注意“养生之术”，保持在军营中养成的生活习惯。每天6、7点钟起床，少许吃些早点后，就开始批阅公文，办理公务，公余则随意看书和练字。他常常翻阅《资治通鉴》和《庄子》，前者意在从历代治乱兴亡中取得借鉴，后者企图从道家经典中追求“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主观精神境界，以期安时处顺，逍遥自得，从失势的苦闷中解脱出来。他曾从曾国藩学习书法，推崇东晋书法家王羲之妍美流便的书法，此间每天临摹唐僧怀仁《集王书圣教序》碑帖，临过之后，细看默思，力求神似。午间饭量颇大，无非山珍海味之类。饭后还要喝一碗稠粥，饮一杯清鸡汁，过一会儿再饮一盅以人参、黄芩等药物配制的铁水，然后就脱去长衫，短衣负手，在廊下散步，除非遇到严寒冰雪，从【创建和谐家园】长衣。散步时从走廊的这一端走到那一端，往返数十次，并令一个仆人在一旁记数，当仆人大声禀报“够矣！”时，就掀帘而入，坐在皮椅上，再饮一盅铁酒，闭目养神，一个仆人给他【创建和谐家园】两腿，很久才慢慢睁开眼睛，对守候在一边的幕僚和仆人说：“请诸君自便，予将就息矣，然且勿去。随即上床午睡1、2小时。

  当仆人通报“中堂已起”之后，幕僚连忙入室，同他说古道今。晚餐食量较少，饭后让幕僚自便，“稍稍看书作信，随即就寝”。这种生活规律，“凡历数十百日，皆无一更变”。

  当时在清朝统治层中疾视李鸿章的，主要是帝党官僚，时翁同龢“当国，尤百计龁之”。翁、李矛盾，不仅涉及政见之争，而且还含有私怨成分。

  1862年翁氏哥哥翁同书在安徽巡抚任内被曾国藩上疏严劾，受到远戍新疆的惩处，据说曾氏上疏，是由李鸿章立稿的，出语惊人，无懈可击。翁同龢怀恨在心，他以帝师之尊而为枢府大员，借机压制李鸿章，因而李鸿章“怨之颇切”。翁氏虽然位尊权重，但却一直未能入阁拜相。因当时无缺可补，他便产生了觊觎李鸿章缺位的想法。袁世凯投其所好，甘愿为翁氏火中取栗。

  袁世凯是个“小人”，起初追随李鸿章往上爬，及至李鸿章失势，就立即改①蔡尔康、林乐知：《李鸿章历聘欧美记》，第19页。

  换门庭，竭力攀援李鸿藻、翁同龢、荣禄等达官显贵，以为进身之阶。一天，袁世凯登门拜访李鸿章，稍作寒暄之后，就开门见山他说：

  中堂再造元勋，功高汗马。而现在朝廷待遇，如此凉薄，以首辅空名，随班朝请，迹同旅寄，殊未免过于不合。不如暂时告归，养望林下，俟朝廷一旦有事，闻鼓鼙而思将帅，不能不倚重老臣。届时羽檄征驰，安车就道，方足见老成声价耳。

  李鸿章越听越生气，未等袁世凯把话讲完，就大声喝止，痛加训斥说：

  慰廷，尔乃来为翁叔平作说客耶？他汲汲要想得协办，我开了缺，以次推升，腾出一个协办，他即可安然顶补。你告诉他，教他休想！旁人要是开缺，他得了协办，那是不干我事。他想补我的缺，万万不能！武侯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两句话我也还配说。我一息尚存，决不无故告退，决不奏请开缺。臣子对君上，宁有何种计较？何为合与不合？此等巧语，休在我前卖弄，我不受尔愚也。

  ①袁世凯碰了钉子，“只得俯首谢过，诺诺而退”。

  袁世凯走后，李鸿章还余怒未消，特向亲信幕僚倾吐心声：

  袁世凯，尔不知耶？这真是小人！他巴结翁叔平，来为他作说客，说得夭花乱坠，要我乞休开缺，为叔平作成一个协办大学士。我偏不告退，教他想死！我老师的“挺经”，正用得着，我是要传他衣钵的。我决计与他挺着，看他们如何摆布？我当面训斥他，免得再啰唣。我混了数十年，何事不曾经验，乃受彼等捉弄耶？

  翁同龢有意把李鸿章赶出北京，以便“作成一个协办大学士”，但结果以失败而告终。李鸿章所以未被”放归田里”，主观上得益于曾国藩的“秘传心法”——“挺经”，绝不奏请开缺休致；客观上则凭借于权势者们的支持，慈禧、奕“眷念鸿章旧劳，始终欲保全之。”

  ②李鸿章虽被投闲置散，但每盱衡时势，既为自己洋务事业的破产而抚膺叹息，又因无法挽救清廷的危亡而忧心忡忡。他对自己“一生事业”进行了反思，似乎有意借鉴历史经验探寻出路。他曾经发出过这样的慨叹：“功计于预定而上不行，过出于难言而人不谅，此中苦况，将向何处宣说？”他环顾左右，终于选定吴永作为宣说的对象。吴永（字渔川，浙江吴兴人）是曾国藩孙女婿，时在李幕，被李鸿章“以通家子弟相待”，“晨夕左右，几逾一载”。李鸿章经常与吴永枯坐庭院，“随意谈论”。他说：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浓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浓，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原来被引以为自豪的北洋梅陆军，在甲午战争中一触即溃的严酷现实，使李鸿章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所办之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虚有其表”，外强中干。这种不幸结局，导源于“内外牵掣”，不能“放手办理”。他形象地把清王朝比作“破屋”，自己比作“裱糊匠”，宣称“裱糊匠”只会“修葺”而不能“改造”“破星”，及至“破屋”“真相破露，①永：《庚子西狩丛谈》，卷4，第114页。

  ②金夭羽：《安徽通志稿》，李鸿章传。

  不可收拾”，怎好不从“破星”本身寻找原因，反而归咎于“裱糊匠”呢！

  李鸿章对那些“遇事弹纠，放言高论”的“言官”，深恶痛绝，每当说及，即“以足顿地，若犹有余怒者。”他认为“言官制度，最是坏事”，明朝之亡，就亡于言官。言官都是“少年新进”，不通世故，也“不考究事实得失，国家利害，但随便寻个题目，信口开河，畅发一篇议论，藉此以出露头角，而国家大事，已为之阻挠不少。”现在办事，举步维艰，动辄得咎，大臣本不敢轻言建树，但责任所在，又不能坐以待毙，常常苦心孤诣，想出“一条线路，稍有几分希望，千盘百折，甫将集事”，言官以为有机可乘，就群起而攻之。“朝廷以言路所在，又不能不示加容纳，往往半途中梗，势必至于一事不办而后已。大臣皆安位取容，苟求无事，国家前途，宁复有进步之可冀？”

  李鸿章抨击“言官”并不是偶然的，他与其他同僚相比，被“言官”“弹纠”的最多、最厉害，有的甚至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他认为自己所倡导的“和戎”与“变法”之所以难于奏效，“言官”的阻挠破坏是一个重要因素。“言官”问题，关键不在于个人，而在于制度。当然他全盘否定“言官制度”，意气多于冷静分析，不肯反躬自省，而一味委过于人。“言官”虽有“摭拾浮词”、“肆口妄言”、“党同伐异”、“受人请托”等等弊端，但也不乏深切时政从实直陈者，对纠正失谬颇有裨益。

  李鸿章曾批评曾国藩晚年求退为无益之请，公开为恋栈苟安、争权夺势的思想行径辩解。他说：“今人多讳言‘热中’二字，予独不然。即予目前，便是非常热中。仕则慕君，士人以身许国，上致下泽，事业经济，皆非得君不可。予今不得于君，安能不热中耶？”

  ①这表明李鸿章并不甘心久居散地，热中于争取清廷的信任，东山再起，重游宦海。正如时人所说的：“李鸿章叠经参劾之后，入居清近之任，不思引退，常恨失权，图度数月”。

  ②1896年2月陷于穷途末路的李鸿章接受了出访欧美的重任，新的使命使之萌发了绝路逢生之感，他欣喜地说：

  某当辞华赴俄之日，自知前半生行事，于此已作一大结束。……所谓“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者，诚为某今日咏矣。

  ③①吴永：《赓子西狩丛谈》，卷4，第112页。

  ②李宗侗：《光绪中俄密约之交涉与签订》，《传记文学》，第36卷，第5期。

  ③蔡尔康、林乐知：《李鸿章历聘欧美记》，第178页。

  七、「山穷水尽疑无路」-“老来失计亲豺虎”

  “老来失计亲豺虎”

  李鸿章出访欧美，是由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决定的。

  甲午战争改变了战前相对稳定的远东形势，加剧了列强对中国的争夺。

  日本一跃而成为新的军事强国，挤进了帝国主义行列；俄国侵略野心迅速膨胀，积极向远东扩张势力，日俄矛盾日益尖锐。英、日在共同对俄的基础上，逐渐靠拢。由于甲午战争彻底暴露了清政府的无能和中国的积弱，战后帝国主义列强争先恐后地猛扑过来，出现了几个大国激烈争夺中国的局面。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亡国大祸迫在眉睫。

  90年代初，俄国开始修筑横贯欧亚两大洲、西起莫斯科、东达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企图借此在远东取得比其他欧洲国家更大的优势，控制太平洋水域的一切国际商业活动。1894年西伯利亚铁路修到外贝加尔地区，关于铁路走向问题，沙皇批准了财政大臣维特提出的横穿中国东北的方案，因为这不仅可以缩短路程，节省经费，加快进度；而且便于对中国和远东地区进行军事、政治、经济扩张。方案既定，便开始设法实施。1895年6、7月间俄国未经清政府同意，擅自派员赴中国东北勘测路线。

  11月，维特向中国驻俄大使许景澄提出“俄人集立一公司，承造此路，与中国订立合同”的主张，企图以所谓中俄合办、“无碍主国事权”为幌子，诱骗清政府上钩。不久俄国外交部电令其驻华公使喀西尼与总理衙门商办“公司之议”。维特还奏准拨出“一笔适当的款子”，供驻华公使用以贿赂“清帝亲信近臣”。但后来俄国考虑到北京众目睽睽，不利于秘密谈判，又恰值沙皇尼古拉二世将要举行加冕典礼，于是便选定彼得堡作为谈判地点。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礼定于1896年5月举行，各国均派特使致贺，清政府拟派布政使王之春前往。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闻讯提出【创建和谐家园】说：“皇帝加冕，俄国最重之礼也。故从事斯役者，必国中最着名之人，有声誉于列国者方可。王之春人微言轻，不足当此责。可胜任者，独李中堂（鸿章）耳。”1月24日光绪与翁同龢商讨此事。2月10日奉懿旨，改派李鸿章为专使。

  清廷改派李鸿章为“钦差头等出使大臣”赴俄祝贺，不只是屈从于俄国之请，而已是基于“联俄制日”的战略考虑。经过甲午战争，日、中两国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一个崛起，一个沉沦，正在崛起的日本对日益沉沦的中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旧恨新仇，使中国上下产生了强烈的仇日情绪。与咄咄逼人的日本不同，俄国却干涉还辽于前，承借巨款于后，矫情千誉，阴怀忮求。清朝统治者被表面现象所迷惑，感德望援，纷纷以“联俄制日”为言。

  两江总督刘坤一认为“各国之患犹缓，惟日本之患为急”，俄国同日本存在利害冲突，中国应因势利导，与俄国“深相结纳，互为声援”。湖广总督张之洞认为与俄国立约结盟，是中国“今日救急要策”，他建议与俄国“订立密约，凡关系俄国之商务界务，酌与通融。”是时，疆吏呼之于下，廷臣应之于上。奕“主倚俄”，翁同龢也视联俄结援为必然。1896年2月16日翁同龢走访李鸿章，商谈密结外援事。面对国内出现的“仇日、联俄”的气氛，素主亲俄的慈禧特派最早倡议“联俄制日”的李鸿章出使俄国，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

  李鸿章奉命使俄，本来颇为“得意”，但表面上却又故作姿态，以年老体弱、路程遥远、“傥陨越于礼仪，殊有伤于国体”为借口，竭力恳辞。清廷自然不准，降旨慰勉。李鸿章装模作样，立即拜命，上疏谢恩，表示要“勉竭愚诚”，完成使俄重任。

  2月28日慈禧召见李鸿章，两天后李鸿章请训陛辞，3月3日离京南下，3月14日抵沪。当时，英、法、德诸国纷纷邀请李鸿章首先前往访问，以便渔利。李鸿章也曾有过经由法、德转赴俄国的打算。但是，俄国担心李鸿章首先出访法、德，有损于中俄交涉，便由喀西尼出面，与李鸿章商定路程：

  乘法船从上海出发，穿越红海和苏伊士运河，在埃及塞得港换乘俄船，由地中海进入黑海，到达俄国港口城市敖德萨，然后乘车前往莫斯科。3月28日，李鸿章带领随员李经方、李经述、于式枚、罗丰禄、柯乐德（俄）、德璀琳（德）、穆意索（法）、赫政（英）、杜维德（美）等45人，乘法国邮船“爱纳斯脱西蒙”号，从上海放洋，开始了周游列国之行。李鸿章在上海临行前，曾对来访的黄遵宪说：“联络西洋，牵制东洋，是此行要策。”这既反映了李鸿章的心声，又道出了清廷的意图。不求自立，而欲“以夷制夷”，其结果必将为“夷”所制。沙皇根据维特的建议，对李鸿章来访作了精心安排，特派乌赫托姆斯基公爵专程到塞得港迎候，陪同李鸿章一行，于4月27日抵达敖德萨。李鸿章电告总理衙门说：“顷抵倭德萨，俄水陆提督暨地方文武接待甚恭。”俄皇令外部电催，“趁此暇日，先赴波得堡递国书接见。”沙皇让李鸿章先赴波得堡，而不迳往莫斯科，是为了在举行加冕典礼之前着手进行谈判，“因为在加冕礼期间举行谈判就很困难了。到那时，每天都会有各式各样的庆典。”4月30日李鸿章乘坐专列快车抵达彼得堡，住进巨商巴劳辅的豪华私邸，从饮食到室内陈设，“无一非中国物”，巴劳辅“起居言语，又无一不似中国人”。李鸿章“顾而乐之，几忘身在异乡。”沙皇指派维特同李鸿章谈判。当时有人告诫维特说：“同中国官员谈判首先就是不要着急，因为一着急他们就会以为是风度不好，什么事都要干得从容不迫，一切都要遵从各种中国礼仪。”

  ①维特终于把李鸿章推进了预设的陷阱。

  5月3日，维特向李鸿章提出“借地修路”问题，他把“借地修路”同俄国“支持中国的完整性”联系起来，维特企图以俄国“支持中国的完整性”

  的承诺为钓饵，来诱骗清政府对“借地修路”这种侵害中国【创建和谐家园】的要求的让步。他说：“本欲借路速成，藉纾倭患，今中国虽认自办，但素习颟顸，恐十年无成。”

  ②俄国可代荐公司承办铁路事宜。对于维特的要求和解释，李鸿章提出了“种种异议”，指出：“代荐公司实俄代办，于华权利有碍，各国必多效尤。”

  ①维特主与李鸿章的初步谈判中虽然碰了钉子，但却从李鸿章的谈话中了解到，如果他看到沙皇想修这条铁路的话，是会同意的。因此，维特建议沙皇接见李鸿章。5月4日李鸿章在皇村行宫拜会沙皇，“面呈国书，宝星，并读颂词”。5月7日，沙皇再次秘密接见李鸿章，“令带经方传话，不使他人闻知。”沙皇把李鸿章引至便殿，赐坐畅谈，说：

  我国地广人稀，断不侵占人尺寸地。中俄交情，近加亲密。东省接路，实为将来调兵捷速，中国有事亦便帮助，非仅利俄。华自办恐力不足，或令在沪俄华银行承办，妥立章程，由华节制，定无流弊，各国多有此事例，劝请酌办。将来倭、英难保不再生事，俄可出力援助。②李鸿章在会谈后电告总理衙门，认为沙皇的主张比维特“前议和厚”。

  所谓“和厚”云云，无非是指沙皇承诺“不侵占人尺寸地”、东省接路“由①《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维特伯爵的回忆》，第40页。

  ②李鸿章：《寄译署》，《李鸿章全集》（三），电稿三，第643页。

  ①②李鸿章：《寄译署》，《李鸿章全集》（三），电稿三，第643、644页。

  华节制”、援助中国对抗英、日而言。李鸿章相信了沙皇的承诺，在他的心目中，作为国主，一言九鼎，怎能会骗人呢！从5月8日开始，俄国外交大臣罗拔诺夫和维特一起，继续与李鸿章谈判。李鸿章将谈判情况随时电告总理衙门请代奏，总理衙门内部多由翁同龢、张荫桓经办，会商奕、奕匡等，请旨电示李鸿章。罗拔诺夫和维特秉承沙皇意旨，企图以签订“华有事俄助”

  的密约来换取“东省接路权”。而李鸿章和清廷则主张“自办接路”和签汀互助条约，以期确保路权和争取外援。罗拔诺夫和维特步步进逼，李鸿章节节退让。他们之间的谈判，是从彼得堡开始在莫斯科结束的。李鸿章于5月18日到达莫斯科，随后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应邀“入宫庆贺”，“居各国专使首班，颇蒙温语”，并被授予宝星“头等第二，大小两枚，皆钻石密嵌”。沙皇对于李鸿章的接待，既优礼有加，极尽笼络之能事，又不事张扬，以免引起外国的猜忌。维特说：在《政府公报》上，关于李鸿章的消息最少，“根本没有提到他在彼得堡受接待的事，也没有提到他在莫斯科受接待以及他在加冕典礼后受到接见的情况。”5月下旬，李鸿章认为事已至此，无法再争，致电总理衙门，说“时促事烦，求及早请旨，电复遵办。”

  翁同龢、张荫桓同奕、奕匡、李鸿藻、荣禄等“会商联俄事”，“将所有密电录稿公阅，遂议照办。即定议，乃拟旨一通。”28日请旨允准，29日翁同龢亲至张荫桓处拍发电旨，既批准在条约上“画押”，又要对“约内字句”

  作些改动。6月3日李鸿章与罗拔诺夫、维特代表两国政府在《御敌互相援助条约》俗称《中俄密约》上签字。维特在回忆录中叙述了当时发生的一个戏剧性情节：由罗拔诺夫起草的《中俄密约》第一款，本来规定中俄军事同盟要对付“日本国或与日本同盟之国”。维特认为这会使俄国承担不必要的风险，招致许多欧洲国家的反对。他向沙皇建议删去“或与日本同盟之国”

  这几个字，沙皇表示赞成，并令罗拔诺夫照办。及至签字那一天，当双方代表已经在桌旁就坐之后，维特突然发现正式文本上这几个字并没有删去，大吃一惊，于是立刻将主持仪式的罗拔诺夫叫到一旁，小声告诉他这件事。罗拔诺夫猛击一下前额，说：“唉，真糟糕，我忘对秘书讲了，忘记要他们把这款改写成初稿那个样子。”不过，他终究是一位外交老手，具有随机应变的本领。他看了看表，已经十二点一刻了，他拍了几下巴掌，有几个人进来，他便说：“我们现在进餐！”接着他就对李鸿章和在场的其他人说“现在已经过十二点了，让我们先进餐，否则菜就不好吃了，我们吃完后再签字。”

  当大家去进餐时，他特地留下两位秘书，将条约文本作了必要的改正，这样一来，餐后摆在桌子上的已经不是刚才那两份条约文本，而是有一款已作改动的文本了。可悲的是，李鸿章中了维特和罗拔诺夫串演的江湖骗子式的“掉包计”而丝毫没有察觉，立即在“改动的文本”上签了字。《中俄密约》共6款，主要内容是：日本如侵犯俄国远东或中国、朝鲜领土时，中俄两国共同出兵并互相接济粮食、军火；战争期间，中国所有口岸均应对俄国军舰开放；中国允许俄国在黑龙江、吉林两省修筑铁路直达海参嵌。这个条约是俄国精心策划的侵略阴谋和清政府推行“联俄制日”政策的产物，它使俄国在中俄共同防敌的幌子下，不仅骗取了在中国东北建筑过境铁路的特权，而且为其海陆军侵入中国领土开了方便之门。

  据说在中俄谈判中，李鸿章步步退让并在密约上签字，同维特用重金贿赂有关。俄国外交部前副司长沃尔夫男爵在他未发表的回忆录中说：“李鸿章带着这个签了字的条约和袋子里的两百万卢布返回北京。在东方，良心是有它的价钱的。”

  ①罗曼诺夫在1928年出版的《俄国在满洲》一书中，说维特答应“如果建筑铁路一事顺利成功，将付给他李鸿章三百万卢布。”在中俄密约签字后的第二天，俄国财政部办公厅主任罗曼诺夫与华俄道胜银行董事长乌赫托姆斯基、总办罗启泰签署了一份《议定书》，决定拨出3百万卢布作为“抵偿与中东铁路租让权有关的费用的特别基金”，俗称“李鸿章基金”。维特奏明沙皇后，在《议定书》上写了“同意”二字。罗曼诺夫指出：

  “议定书看来是在与俄国政府签订政治条约的第二天匆匆拟就的，以便至少能让李鸿章对于所承诺的款项已正式确定拨出感到放心，虽然在议定书中没有讲到向他李鸿章的付款问题，但李鸿章根据议定书第四款的意思可以相信，‘拨款’将立即由银行‘作为修建费用’记入正在筹建的中东铁路公司的帐上。可是，议定书在给李鸿章过目后立即被财政部收藏起来。”

  ①《议定书》原件尚存，真实性勿庸置疑，但其中并“没有讲到向李鸿章的付款问题”。

  同时，当事人维特也矢口否认有向李鸿章行贿之事。

  中俄密约签定后，双方秘而不宣。维【创建和谐家园】认：“这一条约之所以保密，是因为条约授权俄国通过蒙古和满洲修筑铁路，而这一权利直接来自俄国在不幸的中日战争后给予中国的道义援助。这一条约之所以保密，还由于它在同时也是一项对付潜在敌人日本的防御同盟条约，目的在于避免日本侵华事件重演。”

  ②清廷也电示李鸿章：呈览约本，要须慎密，“防传播生衅。”李鸿章一面特派随员塔克什讷携带约本专程送回北京；一面对外极力掩饰，在莫斯科时就对前来探询的英使“以谣言辟之”，并对一位法国人表白说：“至于华之与俄，实无密约；惟交谊之固，则诚如胶似漆耳。”但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当喀西尼就密约中有关“借地修路”诸事与总理衙门磋商细节时，消息终于逐渐泄漏，引起外人揣侧和国人注意。上海《字林西报》伪造了一份《中俄和约》12条，称为“喀西尼条约”。山东巡抚李秉衡、河南巡抚刘树棠上疏反对，指出该约“无非彼享其利，我罹其害”，“恐合纵之师，不旋踵而即至”。当然，李鸿章对俄国的扩张野心，也并非是没有警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