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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7年清廷决定对“求才之格”“量为推广”。李鸿章随即上疏，为学堂人员力争“由科甲进身”。是年，御史陈绣莹奏请将明习算学人员量予科甲出身。奕譞等人认为“试士之例未可轻易变更，而求才之格似可量为推广”，建议各省学政于岁科试时，准生监报考算学，除正场仍试以四书、【创建和谐家园】、诗策外，其经古一场另出算学题目，考生果能通晓算法，即报送总理衙门复勘注册，遇乡试之年，考生亲赴总理衙门，“试以格物、测算及机器制造、水陆军法、船炮水雷或公法条约、各国史事诸题”，择其明通者录送顺天乡试。
①李鸿章：《复钦差德俄奥和国大臣洪文卿》，《李文忠公尺牍》，第12册。
②李鸿章：《创设武备学堂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53，第43页。
③余思贻：《楼船日记》，上册。
①《光绪十一年七月初二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洋务运动》（二），第565—569页。
②同上。
如人数在20名以上，于乡试卷面统加“算学”字样，与通场士子一起考试，不另出算学题目。试卷比照大省官卷之例，每20名于额外取中1名，“文理清通即为合试”。但卷数虽多，中试人数不得超过3名，“以示限制”。至于会试，则因向无另编字号之例，所以凡算学中试的举人，“仍归大号，与各该省土子合试，凭文取中。”在他们看来，“如此则搜求绝艺之中，仍不改科举得人之法，似亦鼓励人才之一道”
①。奕譞等人提出的方针办法，得到慈禧的批准。李鸿章企图授例为天津水师武备学生及教习人员争取科甲正途出身，特地上疏说：
查学堂之设，虽为造就将材起见，要皆以算学入手，兼习经史，其中亦有文理清通而志切观光者，倘异日得由科甲进身，则文武兼资，未始不可为御侮干城之选。……合无仰恳天恩府准于乡试之年，除各省士子兼通算学者，由本省学臣考试咨送外，所有天津水师武备学生及教习人员，届时就近由臣处遴选文理清通者，开单咨送总理衙门，听候考试录送，一体乡试，以资鼓励而广登进。若幸而获隽，仍归学堂及水师陆军调用，俾收实效。
②李氏此议，奉旨允准。所以1888年天津水师武备学堂教习及学生得以同上海广方言馆肄业生、同文馆学生一起参加了顺天乡试。
这次乡试，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实行西学和中学同考，把八股取士的藩篱冲破了一个缺口。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洋务运动时期，进行科举改革乃是时代的需要，历史的必然。由于早期维新志士和某些洋务官僚的倡导，科举改革思想已经成为一股社会思潮。这股社会思潮的主要内容，是要求变通考试功令，兴办洋学，把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引进科举。李鸿章的科举改革思想是这股社会思潮的有机组成部分，接近早期维新志士，而稍高于其他洋务官僚头面人物。李鸿章同冯桂芬、郑观应、王韬等早期维新志士关系密切，冯、郑、王等侧重于言论，李鸿章则侧重于实施，前者往往向后者提供建议，后者往往有选择地实施前者的主张。这正是李鸿章的科举改革思想超过同僚的主要原因之一）洋务运动时期的科举改革思潮，冲击了传统的科举制度和教育制度，促进了学堂的涌现和西学的渗入科举，从而成为戊戌维新时期废除八股、改试策沦和兴办大中小学堂的前奏曲。戊戌维新时期的维新志士、帝党和洋务官僚正是在批判继承洋务运动时期科举改革恩潮的基础上，把科举改革推向前进的。他们从各自的阅历出发，对洋务运动时期改革科举、造就人才问题进行了历史的反思，得出了几乎相同的结论。
李鸿章为了造就掌握科学文化知识的洋务人才，不仅在国内推进科举改革、兴建新式学堂；而且力排众议，派人出国留学。当然，首倡派人出国留学的，并非李鸿章，而是一生致力于“西学东渐”的容闳。早在1868年他就向江苏巡抚丁日昌提议由政府选派优秀青年，出国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才。
时隔两年，容闳再次恳请丁日昌向曾国藩提出同样建议。曾国藩“深韪其言”，立即与李鸿章往返函商，并指派翰林出身的陈兰彬与容闳一起草拟实施方案。李鸿章击节叹赏，认为派人出洋留学，是培育人才、力图自强之举。是年8月，由曾国藩立稿、李鸿章会衔上疏清廷，申述选派“聪颖子弟”赴欧①《光绪十三年四月二十八日醇亲王奕等奏》，《洋务运动》（二），第209—210页。
②李鸿章：《学堂人员请一体乡试片》，《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60，第19页。
美各国学习技艺的必要和可能，并酌拟章程12条，“恭呈御览”。他们指出：
“凡西人游学他国得有长技者，归即延入书院，分科传授，精益求精，其于军政、船政，直视为身心性命之学。今中国欲仿效其意，而精通其法，当此风气既开，似宜亟选聪颖子弟，携住外国肄业，实力讲求，以仰副我皇上徐图自强之至意。”他们认为派人出国留学，主要难题是选材和筹饷。为了解决选材问题，“拟派员在沪设局，访选沿海各省聪颖幼童，每年以三十名为率，四年计一百二十名，分年搭船赴洋，在外国肄习十五年后，接年分起挨次回华。”通计费用，首尾20年，需银120万两，请饬下江海关于洋税项下，按年指拨，勿使缺乏①。1872年2月曾、李再次恭折会陈，请饬派陈兰彬、客闳为正副委员，“常以驻扎美国经理一切事宜”，并建议“挑选幼童，不分满汉子弟，俱以十二岁至二十岁为率”，幼童出洋后，“肄习西学，仍兼讲中学”，“示以尊君亲上之义，庶不至囿于异学”
②。5月总理各国事务奕譞等奉旨议复，表示支持曾、李倡议，但主张选派12岁至16岁的幼童出洋留学。
计划的提出本非易事，而计划的实施就更加艰难。1872年3月曾国藩撒手人寰。孪鸿章独力支撑。在1872—1875年间，经过容闳等人的奔走呼号，不仅120名幼童终于分批横渡大洋到达美国，开始潜心攻读，而且在美国啥德福特城购地盖楼，建起留学事务所。然而，正当留美学生“终日饱吸自由空气”，学识随着年龄而俱长的时候，厄运却悄悄地向他们逼来。具有顽固守旧思想的官僚士大夫，对于挑选幼童出洋留学这样的“古来未有之事”，极尽攻击和破坏之能事。首先发难的是陈兰彬。这位虽有洋务思想但封建意识根深蒂固的翰林，与容闳共事“时有龃龉”，并“与学生常生冲突”。他与容闳分歧的实质，是把留学生培养成什么样人才的问题。容闳主张全面学习西方，偏重西学，支持学生接受西方文明和习俗。陈兰彬则坚持“中休西用”的方针，企图引导学生掌握西方科学技术而不超越封建专制主义轨道，反对学生“言行举止受美人之同化而渐改其故态”。1875年情政府任命陈、容为驻美正副公使，相继改派区谔良、容增祥、吴子登为留学生监督。吴、区与陈兰彬串通一气，攻击容闳纵容学生，任其放荡淫佚；诬蔑学生适异忘本，“他日纵能学成回国，非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要求从速解散留学事务所，撤回留美学生。当年支持选派幼童赴美留学的奕譞，由于听信谗言，担心留美学生沾染洋习，危害大清社稷，也倾向陈、吴等，主张撤还。面对“议者纷纷”的局面，李鸿章虽因“相隔数万里，局务利弊究难悉其底蕴”，但仍然试图顶住压力，设法挽救濒临绝境的留学事业。他确信容闳“偏重西学，致幼童中学荒疏”，曾经写信“诫勉，不啻至再至三”
①；同时饬令吴子登”设法整顿，以一事权，庶他日该童等学成回华，尚有可以驱遣之处，无负出洋学习初意也。”
②他还多次指示陈、吴会同容闳“妥筹应留应撤或半留半裁之法”。但是陈、吴却我行我素，拒不执行。容闳也因缺乏官场经验，没有写信给李鸿章说明留学真相并提出处理意见，致使李鸿章发出“无从捉摸”的慨叹。1881年3月内外交追的手鸿章致函奕等说：“平①《曾丈正公全集》，奏稿，卷4，第945页。
②李鸿章：《幼童出洋肄业事宜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19，第7—10页。
①《李文忠公全》，译署函稿，卷12，第7—9页。
②《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9，第21页。
心察之，学生大半粤产，早岁出洋，其沾染洋习或所难免，子登绳之过严，致滋蘻枘，遂以为悉数可撤，未免近于固执”。他还转述美国前总统格兰德和驻华公使安吉立关于留美学生“颇有长进，半途中掇殊属可惜，且于美国颜面有损”的来信内容，并表示“今无端全撤”，美国政府“必滋疑骇”，影响两国关系，而且“十年以来用费已数十万，一旦付之东流，亦非政体”。
他认为不宜全撤，倘若决意裁撤，可以考虑“半撤半留之法”，“既不尽弃前功，虚糜帑项，亦可出之以渐，免贻口实。”所谓“半撤半留之法”，就是“将已人大书院者留美卒业，其余或选聪颖端悫可成材者酌留若干，此外逐渐撤回。”当然，“孰撤孰留”，非由陈、容、吴等“就近察办不可”。
李鸿章恳请奕等致函陈、容，“属其和衷商榷，会同子登经理”。奕等拒绝采纳李鸿章的建议，以留美学生“见异思迁”、洋化甚深为由，奏准全部撤回。除因中途掇学和在美病故的26人外，剩下的94名留美学生，分三批“凄然回国”。李鸿章的心情当然不会平静。几年以后，当容闳出使任满，去美返国，循例入都，路过天津时，李鸿章忽然质问容闳：“汝何亦任学生归国乎？”
容闳听后，觉得莫名其妙，便答道：“此乃由公使陈兰彬奉上谕而行，鄙意以为总督及陈兰彬与吴子登，皆赞成此举也。予纵欲挽回此事，亦何能为役？且违抗谕旨，则人且目为叛逆，捕而戮之。”
李鸿章摇着头说：“否，予当日亦甚愿学生勿归，仍留美以求学，故颇属望于汝，谓汝当能阻止学生勿使归也。”
容闳争辩道：“当日此举，总督既未有反对之表示，身居四万五千里外，安能遥度总督心事？设总督能以一函示予，令勿解散，自当谨遵意旨，惜当日未奉此训示耳。”
李鸿章“怒形于色”，愤愤地说：“予已知此事之戎首为谁矣。”
①第一次选派幼童赴美留学，虽然半途而废，但却具有重大意义。它打击了当时漫全国的顽固守旧的风气，促进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开创了中国近代选派留学生的先河。
孪鸿章除了选派幼童赴美留学外，还相继选派了一些官弁和学生赴欧洲分别学习“陆军技艺”、制造与驾驶轮船技术、水师兵法以及矿学、化学、交涉公法等。他对清廷说：从此中国“风气渐开，虽未必人人能成，亦可拔十得五，实于海防自强之基，不无裨益。”
①留欧生由于目的明确、基础扎实、年龄合适、规定严格，所以成绩较好，贡献也较大。
①容闳：《西学东渐记》，第145页。
①《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8，敏20—22页。
五、「早期—和戎—外交」-议结天津教案
议结天津教案
19世纪最后30年间，是世界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转化的过渡时期。在此期间，世界资本主义“开始了夺取殖民地的大【创建和谐家园】，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
①当时远东地区特别是中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国家激烈争夺的重要场所，在这个地区进行角逐的，除了原有的英、俄、美、法四国之外，又有两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崭露头角：一个是通过1868年明治维新建立了地主资产阶级联合专政，迅速走上对外侵略扩张道路的日本；一个是在70年代初击败法国，完成日耳曼各邦统一，拥有较强的军事和经济实力的德国。新老资本主义国家采取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手段，加紧侵略中国。
面对列强的侵略，中国外交权力重心趋向双元化，逐渐形成了北京总理衙门和天津北洋大臣并存的局面。坐镇天津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成了清政府的首席外交顾问和主要外交代表，参与外交的决策和执行。
李鸿章就任直隶总督后，首先遇到的外交难题，是议结天津教案。
【创建和谐家园】战争以后，西方的【创建和谐家园】教以列强的大炮为前导，以不平等条约为护符，在中国获得广泛传播，以致出现“教堂几遍天下，传教洋人相望于道”
的景象。西方【创建和谐家园】教会在中国的活动，不仅在于传播【创建和谐家园】教，而且渗人了侵略的性质，成为与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迥然而异的特殊力量，既与一般民众又与自视为社会领袖和精英的封建官绅分庭抗礼，从而激发了交织着中西文化冲突和侵略反侵略双重内涵的反洋教斗争。1870年6月天津望海楼天主教育婴堂因传染病有数十名幼童死亡，同时天津不断发生幼童被迷拐事件，而拐犯的供词大都牵涉到望海楼教堂。天津绅民无比义愤，自动聚集到望海楼教堂门前表示【创建和谐家园】。法国领事丰大业竟持枪逼三口通商大臣崇厚镇压【创建和谐家园】群众，并向天津知县刘杰开枪，击中其随从高升。群众忍无可忍，当场殴毙丰大业及其随从西蒙，并放出育婴堂的幼童，放火烧毁望海楼教堂、法国仁慈堂、美国布道堂、英国讲经堂等多处，打死洋人、洋教土20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火烧望海楼事件”，或称“天津教案”。事后，法国联合美、英、俄、德、比、西等国向清政府提出【创建和谐家园】，各国军舰麇集天津和烟台进行武力恫吓，胁迫清政府镇压绅民的反洋教斗争。曾国藩决心“弹压士民，以慰各国之意”，拟将天津知府张光藻、天津知县刘杰革职交部治罪，并力主“拿犯”、“赔银”，特派崇厚前往法国“道歉”。曾国藩的举措，受到时论的谴责，有的甚至给他加上卖国贼的徽号。当津案行将议结之时，清廷派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取曾氏而代之，这次人事调动，实际上起到了诿过于人、转移视线的作用。
早在60年代，李鸿章就对西方【创建和谐家园】教和中国频繁发生的教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站在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文化立场上，把从西方传人的【创建和谐家园】教视为“异端邪说”，断言天主教较之释老“尤卑陋”，不能像僧道那样安分。他揭露了外国教会的侵略活动及其危害，指出最可忧虑的是外国传教士专心引诱“无赖穷民”，而贫者利其资，弱者利其势，犯法者利其逋逃，往往怂恿教主与地方宫相抗衡。“因习教而纵奸徒，固为地方之隐患；因传教而召党类，尤藏异日之祸根。”对于绅民“毁堂阻教之案”，他既持否定态度，认①《列宁选集》，第2卷，第798页。
为不是长远之计，又从中看出“民心士气之尚可恃，而邪教不能以惑众。”
①他认为外国在华传教已为中外条约所规定，不能不加以遵守，应该采取“明为保护，密为防闲”
②的态度。提出了限制传教的“治本”与“治标”二策。
所谓“治本”就是“督抚大吏，慎选牧令，以教养为亟，实行保甲以别淑慝，崇礼明儒以资劝化，多设善堂以则困乏”。所谓“治标”即是“坚守旧约章程，教士不得丝毫干予地方公事，教民与常人争讼，照例由地方官讯办，绅民欺凌习教人，地方宫秉公从速办结，内地无教堂旧基，不得私买立堂”。
③天津教案发生后，李鸿章对其起因、对策等问题发表过不少议论。他在推行“和戎”外交中，往往依据所谓“理”和“势”而决定其应变方略。“理”
指“是非曲直”，“势”指“力量强弱”。他明知洋人论势不论理，但在与洋人较量中却偏偏把“论理”放在首位。他在对待天津教案问题上，也正是从剖析其“是非曲直”人手的。他摒弃了中国传统反洋教思想中一些邑昧偏见和盲目仇外情绪，指出所谓教堂“迷拐幼孩、挖眼、剖心等说”，并无“确证”，“全系谣传”，而导致天津教案的真正原因，则在于崇厚平日谄媚洋人，“遇事不能持平”，致使“洋风太炽，绅民含愤已久”，触机一发，遂不可制。丰大业“枪击官长”，罪固不容赦，但“其人已死无从责问”，加之绅民殴毙洋人、洋教士20人，因而“彼直我诎，彼是我非”
①。由于“我诎彼直，不论势之强弱，总以议和为是”
②，何况敌强我弱，实难决胜于疆场之上。他讥讽那些“哗然欲战”的人们不识时务，称赞曾国藩“坚持和议”
的作法“老成谋国”。他力主“不开衅端”，和平了结。他认为要坚持和议，就不能不以“拿犯”、“赔银”为归宿。当然，赔银须有限度，更不允许“夺据地方”。
9月7日李鸿章经过长途跋涉，从陕西来到保定。他于9日致函曾国藩，支持“拿犯”，但又深恐因之而受到时论的谴责，于是不惜玩弄“痞子手段”，公然表示要等待其师将教案“凶犯”议罪正法后再赴津接任，以免“初政即犯众恶”。曾国藩无奈，只得在9月18日上奏分别定拟一疏，建议正法15人，军流4人，徒罪17人。20日李鸿章到达天津，30日接篆受事。当时正值法国在普法战争中遭到惨败，拿破仑三世在色当被俘；巴黎爆发了革命，推翻第二帝国，宣布共和，成立国防政府；普军进围巴黎；因而法国态度转软，法国公使罗淑亚与李鸿章往来会晤，“词气极为和婉”。李鸿章虽然获悉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惨败，但却无意利用这一有利时机，逼迫法国让步。他对来访的英国使馆翻译雅妥玛表示：“津民闹此大案，正在日夜缉讯，足见中国厚待相好之意，断不乘人之危而挤之”。他请雅妥玛将此情此意转致英国公使威妥玛，请其“从旁劝解息事，以免中外猜疑。”
①正因为这样，天津教案在李鸿章接办不久，就基本上按照曾国藩所拟定的方案正式议结，其主要内容是：张光藻、刘杰革职，发往黑龙江效力；判处所谓“凶犯”20名【创建和谐家园】，25名充军流放；赔偿及抚恤银497千余两；派崇厚为特使，前往法国“道①《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5，第16页。
②③《李鸿章条款》，《筹办夷务始未》（同治朝），卷55，第16页。
①李鸿章，《复曾相》，《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0，第10页。
②李鸿章：《复丁乐山观察》，《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0，第15页。
①李鸿章：《论天津教案》，《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1，第3页。
歉”，并表示中国愿与法国“实心和好”。李鸿章供认：“津案缉凶、赔堂事事办到，法国即无布路斯（普鲁士）战败之事，似亦惬心。”
②他公然把这种“弹压士民”、“议恤赔偿”以博取法国侵略者“惬心”的卖国行径吹嘘成“存国体而弭后患”的“持平”之举。
②李鸿章：《复庞宝生总宪》，《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0，第25页。
五、「早期—和戎—外交」-从“联日”到“联俄拒日”
从“联日”到“联俄拒日”
天津教案尚未了结，日本问题又被提上议事日程。李鸿章对日政策，有一个从“联日”到“联俄拒日”的演变过程。不论“联日”抑或“联俄拒日”，都是以“以夷制夷”为主旨的，而这类“以夷制夷”，实际上是中国传统的合纵连横理论和西方的均势思想结合的产物。
日本是中国的近邻，1871年中日立约，揭开了近代两国关系的序幕。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逐步地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日本资本主义在一登场的时候，就扮演了帝国主义的角色。”
③日本政府扬言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并制定了征服中国、统治亚洲，争霸世界的所谓“大陆政策”，开始把侵略触角伸进神州大地。
1870年7月日本政府决定遣使来华议约，从而导致了中日双方有关立约的交涉。9月日本政府代表、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一行到达天津。柳原一面会见三口通商大臣成林，陈述订约通商意愿，面呈外务卿致总理衙门的公函和日方草拟的约稿；一面设法诱使李鸿章出面斡旋。10月2日，柳原拜访李鸿章，声称中日两国正在遭受西方列强的欺凌，有着相似的命运，“实有迅速同心协力的必要”
①。当时虽然日本根本无意联合中国抗拒西方列强，但是柳原所抛出的中日“同心协力”的诱饵，却使李鸿章“大为动心”，以致萌发了“联日”的念头。李鸿章在接见柳原的第二天，就致函总理衙门，通报柳原谈话内容，并指出“日本距苏浙仅三日程，精通中华文字，其兵甲较东岛各国差强，正可联为外援，勿使西人倚为外府”
②。总理衙门起初以“大信不约”之意，准许日本通商，而不准其立约；后因受到李鸿章的影响，并担心日本倘若请求英、法居间介绍，“不允则饶舌不休，允之则反为示弱”，因而再次照会柳原，允许日本于明年特派使臣来华，“会议章程，明定条约，以垂久远而固邦交”
③。柳原见计得售，即雀跃就道，经由上海归国。
当然，在清朝统治层中，看法并非一致。安徽巡抚英翰以日本吁请通商，恐贻后患，殷殷以杜绝为请。总理衙门觉得英翰言之有理，12月清廷特地将英折寄发疆臣，征询意见。1871年1月李鸿章先后致函总署和上疏清廷，力陈中日立约通商之必要。他把日本过去无力侵华视为“安心向化”，把日本现今企图效法列强勒索中国说成“情理所有之事”。他认为日本自从与西方列强定约通商以后，大量购买机器、军舰，仿造枪炮、铁路，派人出国学习科学技术，“其志固欲自强以御侮，究之距中国近而西国远，笼络之或为我用，拒绝之则必为我仇”，因而应在日本“纳款”之时，“推诚相待，俯允立约，以示羁縻”。将来中日两国“情谊日密，耦俱无情”，倘若中西关系一旦有变，日本就“不致为彼族勾结，且可联东方形势。”李鸿章以为只要允许日本立约通商，就既能防止日本侵犯中国本土和邻邦，又能联合日本形成东方防线，以抵御西方的侵扰。当然，这只不过是李鸿章昧于日本和国际大势而产生的幻想。李鸿章在复奏的第二天，就写信给曾国藩，向他通报总署动向，并将自己与总署“来往信稿钞呈，以备采择”。曾国藩“采择”李氏意见，上疏陈言。清廷赞赏曾、李看法，指示李鸿章事先作好与日本代表③守屋典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3页。
①东亚同文会编：《对华问忆录》，第29页。
②李鸿章：《论天津教案》，《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格，卷1，第3页。
③《筹办吏务始未》（同治朝），卷78，第24页。
谈判的准备。李鸿章也认为日本是中国近邻，“既议通商，稍有不慎，易滋后患”
①，因而督饬江苏臬司应宝时、天津海关道陈钦详细研究日本与西方列强订立的条约，总结中国与西方列强交涉的教训，另拟两国修好条规、通商章程。
1871年7月，日本政府代表、大藏卿伊达宗诚同清政府代表李鸿章在天津开始中日立约谈判。当时双方分歧很大，而争论的焦点则是应否援照中国同西方列强所订条约的成例，允许日本在中国内地通商和享受片面最惠国待遇问题。日方认为中国既然允许西方列强内地通商和利益均沾，那么对日本就“只可画一，不可特异开例，自破条规”
②。清方则表示：日本与中国相距较近，中国“不能有来无往”，中日立约断不能与“西约”尽同。清方拒不允许日本内地通商和利益均沾，“原为渐次挽回各国条约张本”，为修改同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准备条件，因而用意不为不深。李鸿章先让应宝时与伊达副手柳原前光反复辩难，继而亲自会见伊达，“面加剖断”，“以绝其观望之心”。伊达“翘然自负”，盛气凌人。李鸿章本来就有虚骄之气和轻日心态，伊达的蛮横无礼，使他极为反感，他乘伊达“措语罅漏”，抓住把柄，声色俱厉地进行反驳。当时日本尽管野心勃勃，但毕竟羽毛未丰，缺乏足够的实力迫使清政府就范。经过多次谈判，双方终于在9月13日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和《通商章程》。这个条规和章程同前此清政府与西方列强历次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相比，是较为合理的，反映了清政府同日本修好的真诚愿望和中日双方对等的地位。条规和章程没有写入最惠国条款；规定双边享有领事裁判权；互相承认协定关税；两国裔民准在对方指定的通商口岸贸易，但不得进入内地；两国商货进入对方口岸，均照对方海关税则定税。
日本政府对条约内容表示不满，并于订约的第二年派遣柳原来华要求修约，特别是要求取消两国遇事调处条款和清政府在日本口岸对本国商民的领事裁判权。李鸿章认为日本“狡黠可恶”，决意“坚守前议，不稍松劲”，始则拒绝接见，继而面加驳斥，并复照日本外务省，表示“两国初次定约，最要守信，不能旋允旋改”。日本政府鉴于李鸿章态度坚决，成约不可再改，便于1873年2月派外务卿副岛种臣来华，“想在批准交换修好条规而外，更【创建和谐家园】问题”
①，即窥探清方虚实，寻找借口，以便武力侵占中国领土台湾。
4月30日，李鸿章与副岛种臣正式交换了中日《修好条规》和《通商章程》
批准书。次日，副岛专程拜访李鸿章，李鸿章对副岛也优礼相加，双方“畅谈半晌”。副岛痛言领事裁判权有害于国家【创建和谐家园】，宣称已派岩仓“赴西洋更议”，但“能否议改，尚不可知”。李鸿章对日本的作法深表赞赏，“极力怂恿”，并希望日本一旦改约成功，务请“随时照录斩约知会”，以匣效法日本修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
在中日议约过程中，李鸿章虽然力图设法防止日本“侵越属疆”，但对日本觊觎中国领土台湾的野心却缺乏应有的警惕。副岛派柳原前光到总署质问中朝关系和台湾高山族人误杀琉球遇难船民之事。总署毛昶熙正言声明，台湾是中国领土，琉球是中国藩属，“属土之人相杀，裁决固在于我”。“杀人者皆属生番，故且置之化外，未便穷治。”居心叵测的柳原则表示：“生①李鸿章：《条列五事》，《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1，第13页。
②《筹办夷务始未》（同治朝），卷32，第1页。
①东亚同文会编：《对华回忆录》，第33页。
番害人，贵国舍而不治，是以我邦将查办岛人。”
①虽然总署将上述问答情况通报给了李鸿章，但是李鸿章在接见路经天津回国的副岛等人时，却未提及此事，拆之以理，反而听信闽人游击吴世忠关于高族“赶捷强狠”，英、美“屡发兵船注剿失利”，“日本力更不逮，断无能为”等语，认为所言似属有理”
②。及至1874年日本“违约称兵”，入侵台湾，李鸿章才如梦初醒，发觉受骗上当，但为时已晚矣。1874年4月日本政府设立台湾事务局，以大隈重信为长官，在长崎设立侵【创建和谐家园】事基地，以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台湾事务都督，负责指挥军事，发兵3000余名图谋从台湾南端下手侵占台湾东部。美国从人员、船只上支持日本，企图利用日本军阀的刺刀，实现侵略台湾的野心。5月日军在台湾琅登陆。清政府获悉后，一面向日本提出【创建和谐家园】，一面派沈葆桢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令其“带领轮船兵弁，以巡阅为名”，前往台湾“预筹布署”。李鸿章认为台湾全境（包括“生番”住地）均属中国领土，明确表示反对日军人侵，主张通过交涉与备防逼使日军撤退。他向清廷提出应当采取的两项对策，即第一要求美国遵照“万国公法”撤回援口人员，严禁商船帮助日本运兵；第二要调派得力陆军数千，即用轮船载往凤山、琅附近一带择要屯扎，如果日军擅自登岸，“一面理谕情遣，一面整队以待”使敌人无隙可乘。李鸿章在得知沈葆桢出防台湾的任命后，致函祝贺，并奏调驻防徐州的淮系提督唐定奎部铭军枪队6500人由轮船分批航海赴台，“稍壮声援”。还令津沪各机器局失烬现存炮械军火陆续解济。
日本在侵略台湾的问题上，交替使用两手策略，一面用武力进攻，一面进行外交讹诈。由于当地人民的抗击和沈葆桢的防御部署，羽毛未丰、实力有限的日本很快就发现依靠武力是难以实现其夺取台湾的野心的。7月日本驻华公使柳原前光到达天津，与李鸿章会谈。李鸿章“深知若辈伎俩，又恨其行径诡变，不得不嘻笑怒骂，厉声洁责”
①。他指斥日本“一面发兵到我境内，一面叫人来通好，口说和好之话，不做和好之事”。他还担心日本翻译郑永宁“传话不清”，特地取案上纸笔大书日：“此事如春秋所谓侵之袭之者是也，非和好换约之国所应为，及早挽回，尚可全交”
②。9月，日本政府特使大久保利通路经天津，寓居美国领事馆。美国副领事对李鸿章说：看大久保的意思，“不给兵费必不退兵，且将决裂，扰乱中国各口”
③。柳原、大久保相继到达北京，先后同总理衙门大臣举行谈判，他们一口咬定台湾番地非中国营辖，既不认错，也不退兵，而“其注意实在占地，贴费二端”
④。李鸿章建议总署采取以下措施解决日本侵台问题：（一）开门通商。他认为如果把台湾开为商埠，使各国利益均沾，就可以利用各个列强互相箝制的均势，去扼制日本的侵略阴谋，（二）“以抚恤代兵费”。他认为用“犒赏”士兵、“抚恤”难民以换取日本退兵，虽然“稍：损国体，渐长寇志”，但却能够收复失地，防止战争，以节省的资金筹备海防，此实乃“忍小忿而图远略”
①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第59页。
②李鸿章：《论日本与台湾朝鲜秘鲁交涉》，《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1，第43—49页。
①李鸿章：《述柳原难》，《李文忠公全书》，详署函稿，卷2，第35-36页。
②李鸿章：《述柳原辩难》，《李丈忠公全书》，译署函槁，卷2，第36页。
③李鸿章：《述美国副领事毕德格面议节略》，《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2p第43页。
④李鸿章：《论台事归宿》，《李文忠全书》，译署函稿，卷2，第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