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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带刘步蟾，“镇远”管带林泰曾，“致远”管带邓世昌，“靖远”管带叶祖珪，“经远”管带林永升，“济远”管带方伯谦，“来远”管带邱宝仁，“超勇”管带黄建勋，“扬威”管带林履中，“平远”管带李和，“广乙”

  管带林国祥，“广丙”管带程壁光等。

  北洋海军除了培育、选任国人外，还雇用了一批洋员担任技术指导工作。

  这既是由于“铁舰为西国专门名家之学，其机件之繁重，理法之精深，行阵之变化，中国弁兵人等向难一蹴而几”；又是因为“外侮日迫，亟图借村异②李鸿章：《查验平远兵船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68，第12页。

  ③《光绪十一年七月初二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洋务运动》（二），晦567页。

  国，迅速集事，殆育不得已之苦衷”。北洋海军向英德购置船舰，也主要从英德两国聘用技术人员。当时英德两国都汲汲于向清政府推荐海军顾问和教习，“因为这两国都期待用这种方式得到对中国政策有一个更大的影响，和——作为军火买卖的主要竞争者——获得军舰和大炮等等的订货”。70、80年代之交，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致函英国外交部说：清政府所进行的“军事改革，只能交由一个外国来担任”，如果这个外国不是我们，那我们的利益就要受到极大的损害①。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1879年赫德便向总理衙门呈递《试办海防章程》，建议由他总司南北海防，添购快船、蚊船，分驻大连湾、南关两处，由南北洋各派监司大员与他所选洋将会同督操。总理衙门“意在必行”，函商南北洋大臣。沈葆桢“以中外人员共事不易，且以赫德揽权为虑”。李鸿章复信总理衙门说：《试办海防章程》“大致尚属周详”，“派西人为总海防司等名目，举船以听其所为”，乃是“急求制胜”的一个“不得已之办法”，对赫德“似不能不稍假以权”。赫德揽权的野心，总理衙门“意在必行”和李鸿章“不欲显与立异”的表示，遭到爱国文武幕吏的反对和非议。薛福成特地上书李鸿章，明确指出“赫德不宜总司海防”，要求他向总理衙门削切陈言。李鸿章既得是书，“踌躇旬日，始撮举书中要语函达总理衙门”。他认为对赫德所拟章程“尚须斟酌改定，以免太阿倒持之患”。

  由于沈葆桢等的反对和李鸿章态度的改变，促使总理衙门“以专司练兵开去总税务司一缺之说告赫德，赫德果不愿行，遂罢此议”。

  赫德在亲自控制中国海军的阴谋受挫之后，便于1880年向李鸿章建议全部聘用英国军官，担任新式海军的教习。李鸿章并来屈从赫德的无理要求，对赫德顗觎北洋海军权力的野心也进行过一定程度的【创建和谐家园】。他为北洋海军共聘任过六任总教习，英德并用，其中第一任葛雷森、第二、四任琅威理、第六任马格禄是英国人，第三任式百龄、第五任汉纳根则系德国人。琅威理经赫德推荐两次任职，长达4、5年。赫德一开始就为琅威理力争“调派弁勇之权”，李鸿章表示“既倚为前事之师，自应略予通融”。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琅威理被英国召回，德国的式百龄接替了他的职位。中法战争结束后，清政府成立海军衙门，赫德急电英国外交部，建议再派琅威理来华任职。他说：“法国人、德国人和美国人现在都想谋取（中国海军）领导，但我仍将中国海军保持在英国人手中。海军衙门的成立是一进步，中国急需琅威理来。

  烜赫的前程已经展开，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务遣其来华。”1886年琅威理再度出任北洋海军总教习。1890年北洋海军驶至香港，提督丁汝昌因事离舰，刘步蟾撤提督旗而代之以总兵旗。琅威理时“挂副将衔，每以副提督自居”，则质问道：“提督离职，有我副职在，何为而撤提督旗？”刘步蟾答以“水师惯例如此”。琅威理不服，“以电就质北洋，北洋复电以刘为是。”

  琅威理愤而辞职，英国政府竟出面干预，命令英国海军学校驱逐中国留学生，作为对清政府的报复。英国专栏作家干得利就此事评论说：“中国的一些军官相信自己能够管理自己的舰队，便发动了一次阴谋，追使琅威理辞去指挥之职，前此，他的支配权最多只及于船舶运用术及炮术而已，至于行政则由中国人掌握最高权。”干得利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事物，公然为心怀叵测的琅威理鸣冤叫屈。其实，中国军官并没有搞什么“阴谋”，而是【创建和谐家园】了琅威理篡夺“行政最高权”的阴谋活动。

  ①《一八八○年一月二十七日威妥玛报告》，季南：《1880—1885年英国在华的外交》第215页。

  李鸿章在北洋海军中“兼用西人”，固然出于实际技术工作的需要，但也不无政治上的考虑。1885年李鸿章分别自英、德两国订购4艘巡洋舰，即“致远”、“靖远”和“经远”、“来远”。俾斯麦认为李鸿章向英国订购船舰，“无非是为了得到英国在政治上的同情”。1887年李鸿章派琅威理、邓世昌等赴英、德接受新船，德国驻华公使巴兰德要挟李鸿章允许“由一队德国的官兵来执行”将德国制造的“经远”、“来远”两船送往中国的任务。

  李鸿章表示赞同，决定“德船添雇德人，英船添用英人。”他认为这样办理，“既资便利，亦昭平允。”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后，李鸿章相继聘请汉纳根、马格禄充任北洋海军总教习。汉纳根是一个普鲁士将军的儿子，德国陆军退役少尉，精干建筑炮台之术。马格禄系出身于“颇有声望之家门”的英国拖船船长，“已过中年，且以沉湎于酒着名”。汉纳根、马格禄均非海军军官，对于海上作战茫然无知。李鸿章所以兼用英、德人接受新船、并任命英、德两个外行充任北洋海军总教习，说穿了，无非是为了博得英德在政治上的同情。

  北洋海军雇用的洋员，少数具有政治野心，企图攫取海军的控制权。除了琅威理之外，英人泰莱也是一个典型人物。泰莱于1894年进入北洋海军担任“定远”副管驾后，就时刻梦想成为“操实权之作战将官”，他“尝倡议购置智利巡洋快船，交其本人指挥。”刘步蟾闻之，“从中梗阻”。此后泰菜“又欲谋总教习一职”，亦受阻于刘步蟾。刘“力陈泰莱之为人，野心难羁，终将愤事，汝昌韪之。”

  ①不过，象泰莱一类人物终究是少数，多数洋员则是抱着赚钱的目的而投身于北洋海军的。李鸿章对洋员采取高薪政策，有的炮手月薪3百两，为中国炮手的18倍。有的总教习月薪高达7百多两。李鸿章出价虽高，但仍难于餍足洋员的贪欲。1885年由德国“雇定员役”包送“定远”、“镇远”和“济远”3舰到津，“人数既多，帐目轇轕，刁难索需，缠绕累月”。经李鸿章“商令德国驻津领事贝勒珰赴船认真弹压，秉公调停，始得帖然无事。”李鸿章特地奏准赏给贝勒珰三等第一宝星，“以昭激劝”。李鸿章用重金聘用的洋员，有的纯属东郭之流，滥竽充数，“纵酒任性，至于讹赖；及遣撤，且大费力。”有的则熟悉业务，克尽职守，对北洋海军的建设作出了贡献。如曾被聘为威海鱼雷营教习的德国军官哈孙克赖乏，课导认真，“实于海防军政有裨？。有的象帮办“定远”总管轮德人阿壁成、“致远”管理机务英人余锡尔等那样，在后来的战争中还曾同中国的爱国将士并肩战斗，负伤甚至献出了生命。

  按照《北洋海军章程》规定，每届3年钦派大臣会同校阅一次海军，1891年北洋海军成军3年，海军衙门奏派李鸿章与山东巡抚张曜会校。5月23日李鸿章率水陆营务处直隶臬司周馥、津海关道刘汝翼等，从大沽乘轮出发，先后到达旅顺、大连、威海卫、胶州、烟台等地，除校阅北洋海军袭营阵法、施放鱼雷、演习打靶外，还视察了各地炮台、船坞、鱼雷、水雷学堂以及各口陆军情况。6月9日回到天津，往返经过18天，周历海道3千余里。

  3年之后，即1894年海军衙门又奏派李鸿章与帮办定安第二次校阅海军。李鸿章特地邀请了英、法、俄、日等国人士参观。濮兰德在《李鸿章传》

  中说：

  李鸿章每三年检阅一次海防，其最后一次带着胜利进军的神气。他的毕①李锡亭：《清末海军见闻录》，戚其章：《北洋舰队》附录五，第230页。

  生事业摆开在一切人面前，让大家欣赏：他的要塞和学校，铁路和船坞，船和炮，都粉饰油漆得焕然一新。礼炮齐鸣，龙旗招展，向他的来和去致敬。……这是李鸿章的威望的极盛时，但是乌云已经渐渐地集到天空，要使他的声望的阳光永远掩盖起来了。回想到他成功地展览了他的出品，在欢呼与感激声中回来的时候，人们不能不奇怪，这个老年人是自欺到何种程度，竟然自满于这虚幻的伟大工程。

  其实，孪鸿章对于北洋海军的状况，既有意张大军威，又难免忧心忡忡。

  他一面吹嘘水陆各营技艺纯熟，行阵整齐，各口炮台船坞等等亦一律坚固，“此后京师东面临梅，北至辽沈，南至青齐，二千余里间，一气联络，形势完固，已无可捣之隙”；一面对于“添置船艇、慎固陆防、推广学堂”三事虽然“频年设法布置，稍有成效可睹；终以限于财力，未能扩充”而“时深悚惧”。他最为担忧的是，“限于财力”，不能增添、更新船炮，无法与外国抗衡。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李鸿章发出了北洋只有半支海军的感叹：“北洋全系海面，海军规模虽云粗具，而就现有船舰而论，拟之西国全军之式，亦仅可云半支。若论扩充，密察目前情形，恐亦非十年内所能办到。”由于“目前兵船尚少”，所以“全恃陆军以为根本”。他看到在中外海军力量对比中，北洋海军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尤其是船炮数量少、舰龄“老化”、火力不强等弱点显得十分突出。他把海军经费支绌归咎于户部作梗。1891年正当李鸿章在检阅海军途中，户部尚书翁同龢奏请南北洋购置外洋枪炮、船只、机器暂停两年，所省价银，解部充饷。李鸿章复奏表示：方蒙激励之恩，忽有汰除之令，惧非重海防、兴士气之至意。然以饷力绌，仍遵旨照议暂停。李鸿章致函云贵总督王文韶，愤激之情跃然纸上。他说：

  正在筹办胶州澳，已见部中裁勇及停购船械之议，适与诏书整顿海军之意相违。宋人有言：“枢密方议增兵，三司已云节饷。”军国大事，岂真如此各行其事而不相谋①？

  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鉴于外洋船炮日新月异，中国船炮日趋老化，因而提出两个补救方案：一是请将北洋海军舰船大修一遍，更换锅炉，分10年完工，每年需银15万两；二是在“定远”、“镇远”、“济远”、“来远”、“经远”等军舰上，添购克虏伯新式12生特快炮21尊，共约需银61万多两，分年拨付。李鸿章虽然赞成丁汝昌增强北洋海军战斗力的建议，但是终因经费支继而迟迟未能落实。

  事实上，海军经费支继，关键并不在于户部作梗，而是由于慈禧挪用海军经费修筑颐和园的缘故。这种“以昆明换渤海，万寿山换滦阳”的活动，罪魁固然是慈禧，而主其谋者则是奕譞和李鸿章。早在同治未年即1874年奕譞就倡议“重修圆明园”，以示“皇上孝养皇太后纯笃之意”。及至其子登上皇帝宝座，而他自己又“总理海军事务”之后，为了争取慈禧早日归政于光绪，他就公然支持慈禧挪用海军经费修建废园的罪恶行径。1887年光绪亲政，慈禧训政。翌年光绪下谕，宣布将清漪园改名颐和园，开工修建，“以备慈舆临幸”，并决定慈禧六旬大庆之年，效法乾隆故事在颐和园为太后祝寿。其实，在这道上愉公布之前，颐和园的部分工程，如排云殿等，即已动工或建成。因园工浩大，费巨难筹，奕譞便秉承慈禧意旨，与李鸿章等密谋①李鸿章：《复云负制台王夔石》，《李文忠公尺牍》，第19册。

  挪用海军经费以资营造。李鸿章除了赞助奕譞腾挪海军衙门开办经费、海军常年经费、海防捐、关东铁路筑路费等活动外，还亲自出面劝导各省督抚为“万寿山集款”。两广、两江、湖北、四川、江西等省督抚争相响应，总共筹集所谓“海军巨款”260万两。这次督抚集款名为“购舰设防”，实则陆续解津发存生息，所得息银专归颐和园工程使用。

  慈禧为了追求骄奢淫逸的腐朽生活，不顾国家的危亡，将海军经费消磨于园林之中。1891年户部因库款支绌奏准南北洋停购外洋枪炮、船只、机器两年之日，正是颐和园工程挪用海军经费变本加厉之时，同时也是日本明治政府完成10年扩军计划的上一年！这是多么触目惊心的对照！

  慈禧到底挪用了多少海军经费？据近人估计，总数约为1200多万两至1400万两（可能还要大一些，但不会达到2—3千万两）。

  北洋海军的致命弱点，还在于选将不当。李鸿章“任人唯亲”，常常以亲属、淮籍及淮系为用人之资。本来“海军提督非阅历多年，深谙西法之水师官不可。”然而，北洋海军提督却任非其人。丁汝昌系安徽庐江人，久随李鸿章转战南北，统带铭营，在镇压太平军和捻军的战争中“迭着战功”。

  在李鸿章看来，丁汝昌既是准系，又“经大敌”，远非学生出身而“战阵实际概未阅历”的刘步蟾、林泰曾等可比，因而统率全军重任只能落到丁汝昌的肩上。其实，丁汝昌虽有陆战经验，但对海战却茫无所知。由于李鸿章选将不当，致使军中派系畛域根深。《北洋海军章程》“赏罚各有条例，而将官多不遵行。”李鸿章阅操，“亦示宽大，谓此武夫，难拘绳墨。陆军将士多昔日偏裨，水师多新进少年，其肯励志图功者不多。”因此，军纪废弛，自左右翼总兵以下，争相挚眷陆居，军士也去船以嬉，每年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有些舰只不务正业，平时不但不进行操练，反而忙于从事商业运输。“定远”、“镇远”舰上的士兵常在舰炮上张晒衣裤，为此外国人评论说：以此类巨舰纪律尚且如此，其海军实不足畏也。

  负责北洋海军等军火调拨的天津军械局总办张士珩是李鸿章的外甥，他贪赃枉法，供应军火以次充好，以假乱真。时人说：李鸿章创办海军，“用人以私，行政以贿，宫中府中相习成风”

  ①。

  ①洪弃文：《中东战纪》，第3页。

  四、「富强相因」-兴学育才

  兴学育才

  李鸿章在把洋务运动推进到“富强相因”阶段的同时，积极地倡导改革科举、兴学育才。1874年海防议起，截至1875年3月，在呈送内阁的54件筹议海防的折片、清单中，只有李鸿章、沈葆桢、周盛波、薛福成、丁日昌等人的奏拆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变通科举之制问题。李鸿章的《筹议海防拆》，不仅呈递的时间早于其他4折，而且在抨击小楷试帖的弊端、变通考试功令的措施方面，也是其他4折所望尘莫及的。李鸿章断言“用人最是急务，储才尤为远图”。他明确指出列强“以兵胁我，殆无虚岁”，而中国却缺少“练达兵略精通洋法”之人，究其原因，就在于朝廷垒持以章句取士而堵塞了士大夫趋向西学的门径。他恳请“朝廷力开风气，破拘挛之故习，求制胜之实济”，以支撑“天下危局”。他一面认为“科目即不能骤变，时文即不能遽废，而小楷试帖，太蹈虚饰，甚非作养人才之道”，理应弃之；一面建议对“考试功令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

  ①。凡有海防省分，均应设立“洋学局”，择通晓时务大员主持其事。“分为格致、测算、舆图、火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器学数门，此皆有切于民生日用军器制作之原”。“如有志趣恩议，于各种略通一二者，选收入局，延西人之博学而精者为之师友，按照所学浅深，酌给薪水，伸得研究精明，再试以事，或分派船厂炮局，或充补防营员弁，如有成效，分别文武，照军务保举章程，奏奖升阶，授以滨海沿江实缺，与正途出身无异。若始勤终怠，立予罢斥。”

  ②由此可见，李鸿章既要求在“科目”中废弃“小楷试帖”，又建议变通考试功令，“另开洋务进取一格”，通过“洋学局”培养掌握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人才，使其“与正途出身无异”。李鸿章的这种主张，显系借鉴了前此诸人设计的有关改革八股取士的种种方案，把他在1864年提出的“专设一科取士”的思想进一步充实与具体化的结果。李鸿章乘筹议海防之机，重提变通科举之制问题，是颇具匠心的。他后来追忆此事之缘起说：

  “近人条陈变通考试，亦多术矣，皆被部驳，吾始发其端以待当路之猛省而自择”

  ③。但可惜事与愿违，不仅“当路”并未“猛省而自择”，而且招来“腐儒”们的一片咒骂声。李鸿章说：“其时文相目笑存之，廷臣会议皆不置可否，王孝凤、于莲航独痛诋之。”

  ④所谓文相即大学士文祥“目笑存之”，廷臣会议时“礼亲王世锋复奏，及醇亲王折内均未论及”。王孝凤即王家壁，于莲舫指于凌辰，他们相继上疏，痛诋李鸿章。他们拼命地为八股取士唱赞歌，说“以章句取士，正崇重尧舜周孔之道，欲人诵经史，明大义，以敦君臣父子之伦也。人若不明大义，虽机警多智，可以富国强乓，或恐不利社稷。”

  他们坚持“以章句取士”，正是为了培养有利于大情“社稷”的封建卫道士。

  他们还竭力反对“尽趋洋学”，在他们看来，不仅所谓电学、算学、化学、技艺学等“洋学”不足以御敌；而且“学洋学即不能不以洋学之精否为人才之用舍”，改变传统的封建的取仕标准，培养出一些“以礼义廉耻为无用，以洋学为难能”的所谓“【创建和谐家园】之人”，危害清朝封建统治。因而他们攻击李鸿章“直欲不用夷变夏不止”，并“伏乞圣阴裁断，慎重科目以养明大义之①《洋务运动》（一），第42、52、53页。

  ②《洋务运动》（一），第53页。

  ③李鸿章：《宣刘仲良中丞》，《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5，第4—5页。

  ④李鸿章：《复郭筠仙星使》，《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7，第12—13页。

  人才，毋令佥王之徒巧为尝试，斯为国家之福。”这场形诸于章奏的公开论争，最后经总理衙门奕诉等出面调解而平息。奕等既说李鸿章“请开洋学”

  “原与科目并行不悸，并非如王家壁等所称以洋学变科目”：又声称“洋学特科，尚非仓猝所能举行”，而应优先解决遣使问题，“将来出使各国之人，着有成效，中外臣工皆知其有益于国家，则于设学、设科之举必且众论交罕，不至再有异议矣。”

  ①这场争论不仅形诸于章奏，而且笔之于函牍。作为门生、部属的刘秉璋曾致函李鸿章提出责难，而李鸿章则“托干净臣诤友之义”，复信“聊布腹心”，进行驳论。李、刘之争，主要集中在如何看待时文、试帖、小楷和要不要学习“洋学”的问题上。刘秉璋以避免“招人非议”和“制科代有伟人”

  为由，竭力维护时文、试帖、小楷。李鸿章批驳说：“招人非议，是专就人一面看，当论是非，不论毁誉也。试帖小楷，丝毫无与于时务，此所已知者也。”“至称制科代有伟人”，曾国藩、李鸿章“皆科目得之”，“此论前数年早已辟过，尚记忆否？”即使有几十个曾、李，“洋务亦断办不好，此微明自照，不敢强饰，正误于当日之时文小楷也。”

  刘秉璋还以“圣道”贬“技艺”，主张“用夏变夷”，反对设立所谓“用夷变夏”的“洋学局”。李鸿章严正回答：“又谓算学比于天文，生为六艺之一，圣人未尝不讲究。兄却未见圣人留下几件好算数器艺来。又谓格致测算无非欲其用诸制造，然天地万物万事皆有制造之法之意，何可藐视。又谓统名之洋学局疑于用夷变夏，名不正则言不顺，是必华学即可制夷即可敌夷。

  若尚不足以制敌，则取彼之长益我之短，择善而从，又何嫌乎？姑不必以赵武灵王胡服为比，即须综核名实，洋学实有逾于华学者，何妨开此一途？且夷人已入内地，驻京师，公尚所齿斤于夷夏之防，则必吏有攘夷之本领，然后不为用夷之下策，请问公有何术乎？”

  刘秉璋最后危言耸听地说：改功令，学洋学，“言之而行则误国，不行则损望”。李鸿章坚定地表示：“此言若行，可延宗社数百年，不行则后有王者必来取法，无所误亦无所损，危言过虑，非所敢承。”

  ①当然，他并不知道“必来取法”的“王者”，会是即将登上政治舞台的封建阶级的反对力量——资产阶级。

  从70年代末期开始，随着历史车轮的滚动，李鸿章对科举改革问题的认识也逐渐有所提高。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李鸿章从指斥小楷试帖进而抨击科举制度。

  1874年李鸿章还仅仅指斥小楷试帖，要求扩充洋学，而尚未抨击科举制度本身。但是，同光之交关于变通科举之制的论争，却把李鸿章的科举改革思想推向前进。1878年2月他在致郭嵩焘的信中断言晚清“人才风气之固结不解”，已经达到“积重难返”的程度，究其根源，就在于上自朝廷下至士子无不崇尚“科目、时文、小楷”的恶果。他把批判的锋芒首次指向“时文”、“小楷”赖以生存的“科目”，揭示了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的弊端和朝廷倡导、士子迷恋“科目、时文、小楷”的危害。这些见解明显地超越了同时代洋务官僚头面人物的认识水平。

  还是这一年，李鸿章在为章刻明朝波滨蔡先生遗书所写的序言中，特地①《光绪元年四月二十六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诉等奏折附单》，《洋务运动》（一），第151—152页。

  ①李鸿章：《复刘仲良中丞》，《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5，第4—5页。

  借题发挥，抨击晚明科举之制，以古讽今。拿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论晚明积习之弊，以志余慨焉。”他写道：

  明自正德、嘉靖以后，人才虽未衰，然或不能究其用，或不尽衷于道，盖其时科第重而朋党兴，居风气中而能卓然不惑者寡矣。……明太祖以四子书文取士，其始风气浑朴，往往根抵经史，涵泳道昧，且用人之途半由荐举，故凡巨儒硕彦多出为时用。中叶以降，制艺试士既久，陈篇旧句盗袭相仍，于是格律变而益精，风尚穷而益变，向之所谓根抵经史、涵泳道味者转较迂而不切，未由适中度程其高下情浊之矩，有司意为去取，如风之漻然于长空而不可执也。是时科第既益重，豪之士槁项没齿冀得，当于一试幸而得之，英光锐气耗减略尽，奚暇他求。故论者谓有明一代无学问者，非无学问也，举业累之也。然而朝野上下，习于见闻，风气所趋，牢不可破。

  苟非由甲科进者，仕宦不逾常调，计典不入上考，暨其极敝，知有师生之谊而不计国事，知有门户之党伐而不论是非，虽其雅负时望犹蹈此失，况汶汶于科第之中者乎？其或疑然不倚，守正掳忠，匡救百一，势孤援弱，亦终不安其位以去。晚世园事日棘，乃拔一二异才于举业之外，犹必群力倾排，务俾颤沛而后已。此其未流所锢，日即沦胥，虽圣人其能振救之哉。虽然其所托为孔孟传道之书，则其说甚纯无瑕，其初立法取明理达意而止，视夫专崇未技炫巧斗妍而无实义者，犹为质胜于文，然偏重之弊已若此矣。

  ①在这里，李鸿章虽然名曰“论晚明积习之弊”，但其真意却在于影射清末偏重科第造成“无学问”、“人才衰”和“朋党兴”等严重后果，为改革现实的科举制度寻找历史的根据。正象曾纪泽所说的那样：“抉摘晚明科第朋党之弊，不遗余力，此文殆有为而言之。”

  ②第二，开始把“变科目”与“易官制”联系起来。

  60、70年代，李鸿章提出“变法”口号，主张遵循儒家传统治略，内修政事，并采用西法，举办洋务。到了80年代末期，李鸿章便把“易官制”提到“变法度”的首位，并基于改革腐朽的官僚体制的需要而力图推进科举改革。当时八股取士制度支撑着腐朽的官僚体制，那些跻身显贵、不谙世事、醉心利禄之徒，大都出之于科甲正途。因此，改革八股取士制度，造就“学兼汉宋，道贯中西”的人才，借以改变官僚队伍的成份，就成为改革腐朽的官僚体制的必要条件和重要组成部分。不过，李鸿章的认识和实践是脱节的。

  甲午战后，他曾反思说：“论者咸知时文试帖之无用，又不敢倡言废科举，辄欲调停其间，于是艺科算学之说，迭见条陈”

  ③。其实，他自己何尝不是如此呢！他既不敢倡言废科举，更不敢奏请易官制，只好一面设法支持有关开艺科、课西学之请，一面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扩充洋学。

  自70年代末期以后，李鸿章支持开艺科、课西学之请，主要有两次。

  一次是支持罗应旒。1879年贵州候补道罗应旒上疏建议在不改变科举制度的前提下，另辟途径，造就精通实学和西学的人才。他认为选举之法“舍词章外无另设专科之理”，主张“改京师太学及直省书院为经世书院，令举贡、生员有心经世之学者以充学生”，“尽弃其时文、诗赋之学”，而“视①李鸿章：《重锲洨滨遗书序》，《李文忠公遗集》，卷2，第16—18页。

  ②薛福成：《庸盒文外编》，卷2，第47—48页。

  ③李鸿章：《复院幕陈丽樵》，《李文忠公尺牍》，第29册。

  其才之相近者”令研究各科实学和西学，“学有成者，由掌院与督抚视其才之大小保奏录用。”

  ①清廷诏令李鸿章、沈葆桢“妥议具奏”。沈葆桢在复奏中，既断言“经世书院之名至美也，而收效则纡”

  ②；又赞美时文，主张存时文去诗赋。李鸿章的态度略有不同，他明确表示“罗应旒之条议，如兼课西学以资实用，鼓励巧工以新制造，……均可节取而酌行之。将来遇有此等事件，应由臣等随时请旨核办。”

  ③一次是支持潘衍桐、谭宗浚。1884年正当中法战争激烈进行之际，国子监司业潘衍桐呈递《奏请开艺学科折》，认为“求才不若储才”，指出当时中国急需“边才”，“夫边才莫要于知兵，而知兵莫先于制器”。他建议另开一艺学科，“凡精工制造、通知算学、熟悉舆图者，均准与考”，并对那些经过实际锻炼着有成效的艺学科乡会试举人、进士，分别等第量予官职，“如此乃足得异才而收实用”。潘氏批驳了所谓“中国文物之邦，不宜以外洋为法”、“用洋人之长技以敌洋人，必干事无济”等谬说，断言只有学习“外洋”，开设艺科，才能使“真才可望奋兴，而边务亦资得力矣。”潘氏关于开设艺科之请，犹如投石击水，使自同光之交论争以后一度趋于沉寂的政坛又掀起新的波澜，潘折上后，清廷诏令大学士、六部、九卿会同总理衙门妥议具奏。于是御史方汝绍、翰林院侍读王邦玺、御史唐椿森等纷纷应诏陈言，时任军机大臣的大学士左宗棠也特地写了《艺学说帖》。据翁同龢日记透露，他于1884年7月22日在内阁大堂就看到涉及艺科问题的奏折4份，其中潘衍桐拆“请开艺学科”，王邦垒折“专驳潘析，以为于人心风俗大害”，方汝绍折“暗驳潘，而以宜讲实学吏治将才边防等”，左相说帖则认为“艺学当兴、开科不必，或令学政试取算学等”

  ①。据李慈铭从邪报抄录的上谕说：

  唐椿森“奏曲艺不宜设科”

  ②。由此可见，对于潘氏开艺科之请，议复者们有的“专驳”，有的“暗驳”，有的倡言“兴艺学”而反对“开艺科”，几乎没有一个知音和公开赞助者，最后经内阁会议奏驳，清廷谕令“毋庸置议”。

  潘氏关于“开艺学一科以储人才”的主张，虽然遭到守旧势力的批驳，但却博得持有相似见解的李鸿章的赞赏和支持。本来潘折曾请敕下总理衙门和南北洋大臣“妥议复奏”，但是清廷却只令朝臣议复，并没有征询南北洋大臣意见。所以李鸿章只能在私下发表自己的看法。李鸿章致函吴汝纶说：

  俗人谈西学，惊为河汉，不知其精微独到处，往往合于经训及周秦诸子所着书。……同文馆初设，中外哗然。近人艺科一疏，朝士争指为异端，时学之锢人如此其深也。

  ③鸿章在写给洪钧的信中还透露出两则重要消息：

  谭叔裕为人草奏请开艺科，遂为巨公所恶，求免京察而不得，以历练已深、屡陪中赞之编修，竟出之云南矣。崔惠人召见，蒙谕以翰林习小楷试帖为无用。圣明英武，承于慈闱，此真①《洋务运动》（一），第172—175页。

  ②《洋务运动》（一），第181—182页。

  ③《洋务运动》（一），第206页。

  ①《贫广恭公日记》，光绪十年六月朔。

  ②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第42册，光绪十年六月十一日。

  ③李鸿章：《复莲池书院山长吴挚甫》，《李文忠公尺牍》，第12册。

  转移好机会，惜惠人未能畅对也。

  ①谭叔裕名宗浚，广东南海人，与潘衍桐有同乡之谊，潘氏请开艺科一“疏草于编修谭宗浚”。谭氏因此而遭致守旧势力的忌恨，时隔一年，就被贬为云南粮储道。崔惠人名国因，翰林院侍讲，1889年因出使美国而被光绪召见。

  李鸿章既为谭宗浚的不幸遭遇而愤愤不平，又为崔国因的怯懦失机而抚膺叹息。

  自70年代末期以后，李鸿章除了支持有关开艺科、课西学之请外，还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设法实行自己早年提出而被清廷否决的另开洋务进取一格、设立洋学局即洋学格致书馆的主张，拿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辈只有尽所能为其（按指朝廷）所不能为者”。

  李鸿章赞赏西方的教育制度，认为西方“学堂造就人才之道，条理精严，迥非中士所及”。他看到西方“兵船将弃，必由水师学堂，陆营将弃，必由武备书院造就而出，故韬略皆所素裕，性习使然。”他断言“我非尽敌之长，不能致敌之命，故居今日而言武备，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若灾凭血气之勇，粗疏之才，以与强敌从事，终恐难操胜算。”

  ②他基于培养新式军官、建设北洋海陆军的需要，分别于1880、1885年奏准效法西方，建立天津水师学堂和武备学堂。天津水师学堂学习中学、西学、文事、武事，天津武备学堂学习天文、地舆、格致、测绘、算化、炮台营垒新法，并操习马队、步队及行军布阵分合攻守诸式，仍兼习经史以充根底。这两个学堂为北洋海陆军培养了一批“文理通畅，博涉西学”

  ③的将佐。此外，李鸿章还效法西方相继设立了威海水师学堂、旅顺鱼雷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天津西医学堂等。当时李鸿章建立的各类学堂，同其他省份创办的学堂比较，不仅在数量和类别方面占有优势，而且其中许多还具有开创和示范意义。

  李鸿章在办学实阶中，发现清廷任官重科甲正途而直接影响着学堂学生的来源和质量。他说：“除学堂、练船外，实无可造就将才之处。惟朝廷似不甚重其事，部臣复以寻常劳绩苛之，世家有志上进者皆不肯就学。”

  ①他为此而忧心仲仲，不得不趋就现实，力图通过为学堂人员争取“与正途并重”

  或“由科甲进身”而扭转这种不利局面。

  1885年清廷决定“以大治水师为主”。李鸿章应诏陈言，指出编练水师必须“选将取才”，建议对学堂人员“定以登进之阶，令学成者与正途并重，严以考核之法，俾贪情者立予罢斥”

  ②。

  1887年清廷决定对“求才之格”“量为推广”。李鸿章随即上疏，为学堂人员力争“由科甲进身”。是年，御史陈绣莹奏请将明习算学人员量予科甲出身。奕譞等人认为“试士之例未可轻易变更，而求才之格似可量为推广”，建议各省学政于岁科试时，准生监报考算学，除正场仍试以四书、【创建和谐家园】、诗策外，其经古一场另出算学题目，考生果能通晓算法，即报送总理衙门复勘注册，遇乡试之年，考生亲赴总理衙门，“试以格物、测算及机器制造、水陆军法、船炮水雷或公法条约、各国史事诸题”，择其明通者录送顺天乡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