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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然而，奕譞、李鸿藻却秉承慈禧意旨，抑制奕及其所“倚赖”的李鸿章。1875年1月同治载淳病死，慈禧为了继续垂帘听政，独揽大权，强立奕譞之子、年仅四岁的载湉为帝，改元光绪。奕譞“挟太上之尊，树用私人，结党相倾，恭王之势渐孤”

  ①。李鸿藻也依仗军机大臣的职权和门生故旧众多的条件，“引荐端士”，把大批新进的御史、翰林聚结在自己周围，壮大声势。这些人自视甚高，大胆敢言，议论风发，专事搏击，号称“清流”，有“四谏”、“十朋”等名称。其中张之洞、张佩纶尤为李鸿藻所器重。张之洞（字孝达，号香涛，晚号抱冰，同治进士）历任翰林院侍讲学土、内阁学士等职。张佩纶（字幼樵，又字篑斋，同治进士）历任侍讲、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等职。他们都是直隶人，李鸿藻籍隶高阳，张之洞祖籍南皮，张佩纶家乡丰润，固结门户，相互利用。时人有云：“二张一李，内外唱和，张则挟李以为重，李则饵张以为用，窥探朝旨，广结党援”

  ②，“排斥异己”，主张整饬纪纲，反对列强侵凌，但对“师夷长技”则因人而异。

  清流派的崛起，并不是清政府允许议政的表现，清流派成员也绝不是真能改革朝政、抵抗侵略、打倒权贵的勇士。相反地，清流派是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洋务派与顽固派、湘系集团和淮系集团斗争的夹缝里钻出来的一种舆论力量，实质上是清朝统治者面临危机时进行调节的工具，是掌握最高统治权的慈禧操纵不同政治派系力量天平上的砝码，而其主要倾向则是暗中放任“清流”议论时政，当作“公论”、“清议”来牵制奕、李鸿章等洋务派。因而在同光之际，针对奕、李鸿章的政朝迭起。

  1872年御史李宏谟奏请直隶添设巡抚。11月28日邸钞刊登上谕说：“御①刘体智：《异辞录》，卷2，第22页。

  ①胡思敬：《审国病书》，近代中国史料丛编，第445辑，第1257页。

  ②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詹詹录，下，第32页。

  史李宏谟奏直隶政务日烦请添设巡抚一折，着军机大臣会同该部议奏”

  ③。按清制，早在乾隆二十八年就裁撤了直隶巡抚，巡抚事务由总督兼任。李鸿章就任直督兼北洋大臣刚刚两年，李宏谟就奏请直隶添设巡抚，显然意在削弱李之权势，牵制李之作为。敏感的李鸿章，一眼就看穿了个中奥秘。他致函友人，大发牢骚：

  直省添设巡抚，言者三条，细按均未着实。吏治须藩臬帮助，巡抚只多一办例稿之人，即多一意见掣肘之人。军务本总督专责，巡抚无兵亦不知兵，从何策应？河工虽钦差大臣防护，亦不能不溃决。京官不识外事，偏又喜谈外事，言之娓娓动听，丝毫不关要害。若为复设三口游说，更为诡诈难测，官民皆穷，万万供养不起。曾文正于归并通商时，曾力持不可添巡抚之议。

  不料旧话重提，新样大翻，潞公识虑迥超庸众，谅能主持一切。鸿章私幸议准，即常驻津门，作一局中闲人，进退绰有余裕矣。

  ①所谓“私幸议准”，“作一局中闲人”，并非由衷之言，其本意是维持现状，大权独揽。遵旨会同等议的军机大臣文祥和吏部意见相左，吏部有意批准，文祥坚决反对。文祥是奕的主要帮手，被李鸿章誉为“旗人中麟凤”。1873年7月末李鸿章在写给沈葆桢的信中透露：“添设保定巡抚之议，闻系旁人觊觎添缺，遂不顾事理之当否。吏部尚欲准行，经枢垣文相力持不可，似专为迁就敝人者。其实有两京兆分管二十四州县，热河都统分管承德府，直省何曾仅止一督？郭筠仙尝谓督抚同城，为我朝弊政，与尊论同，非久为历练者无此卓识也。”

  ②直隶添设巡抚之事刚刚结束，重修圆明园问题又成为政争的中心。圆明园位于北京西郊，是清朝皇帝的一座别宫，规模宏伟，景色秀丽。1860年圆明园被英法联军烧毁后，慈禧少了一个寻欢作乐的场所，一直悒悒于心。1873年8月慈禧就用亲政只有半年的同治的名义下令重修圆明园，说是以示皇帝对皇太后的“孝养”之意，其实是慈禧企图重圆奢侈豪华的旧梦。当时清王朝刚刚从农民反抗风暴中挣扎过来，百孔千疮，“民穷已极”，“伏莽遍天下”，“国家要害尽为西夷盘踞”

  ①。形势严峻，不该也无力修复如许豪华的名园，要修就势必搜刮人民的脂膏和大小官吏的钱袋，此实乃致乱之道。御史沈淮、游百川首先抗疏反对，接着奕出头拦阻。但慈禧一意孤行，照修不误。李鸿章慨叹不已，声称“四方甫定，而土木游观之工，纷然并举，民力几何，徒增忧喟”

  ②。他抓住李光昭报效园工木料结讼之事大作文章，支持奕等人的抗争。原来慈禧派了一个候补知府李光昭向法、美商人购买洋木，以供修复圆明园之用。李光昭财迷心窍，所购洋木值银5万余元，但却虚报为30万两。法、美两国奸商也存心欺蒙，运来一堆朽木烂材。李光昭认为洋商违背合同规定，不肯给价收货。洋商跑到北洋大臣衙门控告李光昭不履行合同义务，并举出合同内有“圆明园李监督代大清皇帝立约”字句，一口咬定李光昭是太后和皇帝的代表。1874年8月14日李鸿章上疏把这场官司和盘托出，请示清廷处理办法。慈禧和同治尴尬万分，只得拿李光昭开刀，说他“欺罔朝廷，不法已极”，着“即行革职，交李鸿章严行审究，照例惩办”

  ③李慈铭着、吴语亭编注：《越缦堂国事日记》，第973—974页。

  ①李鸿章：《复孙竹堂观察》，《李文忠公垒书》，朋僚函稿，卷12，第33页。

  ②李鸿章：《复沈幼丹船政》，《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3，第12—13页。

  ①李慈铭着：《越缦堂国事日记》，第1150页。

  ②李鸿章：《致陕抚邵亨豫》，《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3，第23页。

  ③。李光昭后被定为斩监候，秋后处死。慈禧原以为这场风波就此可以平息了，殊不料御史陈彝、孙凤翔纷纷上疏追究主持圆明园工程的内务府大臣欺蒙之责。慈禧无奈，只得将总管内务府大臣崇纶、明善、春佑革职留任，并于9月9日下令停止圆明园工程，酌量修理三海。当然，慈禧决不会善罢甘休，她为自己美梦的破灭而怨恨，在下令停止圆明园工程的第二天，就用皇帝名义，以召对时“语言之间诸多失仪”的罪名，惩办奕父子，“革去[奕]

  亲王世袭罔替，降为郡王，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并载澂革去贝勒郡王衔，以示惩儆。”然而仅仅过了一夜，同治又奉慈禧懿旨赏还了奕父子的爵秩。

  慈禧简直把奕玩于股掌之上，谴责之以【创建和谐家园】，开复之以示恩，致使王公大臣以下敬畏有加。

  光绪初年，在政坛上又发生了“扬左抑李”、“暗倾恭邸”的事件。1880年清流要角、御史邓承修上呈《时局艰危请饬调辅巨入赞枢密折》，指责以奕为首的军机大臣泄沓失职，建议饬调远在新疆、“志虑忠纯”的左宗棠进京，“委以军国之大柄，使之内修政事，外揽兵权”。他声称“当今要务，莫逾于此。”

  ①奕也“认为左胜于李”，主张让左“入赞纶扉”

  ②。在奕和清流派看来，左宗棠作为湘系的一个领袖，同淮系首领李鸿章积嫌甚深，加之手握重兵，名动公卿，对外“锋颖廪廪向敌”，召之进京，既有利于应付因伊犁交涉而激化了的中俄矛盾，又能借助之以牵制或代替李鸿章和奕。所以有人说：“至持清议诸臣以外交事素不惬鸿章所为，知宗棠持议与鸿章左，益扬左以抑李”

  ③。左之入京，“明代沈相，暗倾恭邸，其势其焰，几于桓温。”④沈相指军机大臣沈桂芬，时因病故而出缺。1881年2月左宗棠被任命为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管理兵部事务。走马上任的左宗棠立意说服清廷“从新鼓铸，一振积弱之势”。他提出了“河道必当修、洋药必当断、洋务必当振作”的施政纲领，并力图付诸实施。然而，事与愿违，“成例具在，丝毫难于展布”，“有所建白，亦为同僚所尼，多中掇。”

  ①责之专而掣其肘的，内有奕，外有李鸿章。与奕最为接近的宝鋆辱骂左宗棠为“一团茅草”。其他一些官僚也秉承奕意旨，“群相侮弄之”。坐镇北洋的李鸿章考虑到左氏入值枢垣、总署，“彼此商议事件甚多，不容稍有隔膜”，于是强作笑颜，主动写信“略叙契阔”，并多次晤谈，装出一副与之和衷辅政的样子。但在暗地里却贬斥有加。他说左氏内召，“中朝赞襄未必有益”。

  “左相精力甚健，于枢廷政务、各省情形不甚了澈，所建练旗兵、借洋债、兴畿辅水利、加洋药税厘诸议，似属救时要政，却近老生常谈，恐有格于时势不能尽行之处。”

  ②由于左宗棠在军国大政上甚少作为，加之官僚习气和傲慢作风，致使原来推重左氏的奕和某些清浪要员也大失所望。奕“见其衰惫，不免爽然”。张佩纶、张之洞则指诸左宗棠“浮夸”，“行径粗率，任性自便”。左氏发觉自己陷入困境，致函友人说：“前之集矢合肥（李鸿③李慈铭着、吴语亭编注：《越缦堂国事日记》，第1147页。

  ①邓承修：《语冰阁奏议》，上卷。

  ②刘体智：《异辞录》，卷2，第19页。

  ③④秦翰才：《左宗棠逸事汇编》，第78、52页。

  ①徐珂：《左大襄公见畿而作》，《清稗类钞》，第7册，明智类，第3358页。

  ②李鸿章：《复丁稚璜宫保》，《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20，第10页。

  章）者，今又以弟为众射之的矣。”

  ③他清醒地认识到在中枢实难立足，因而屡疏乞退。1881年10月28日清廷诏受左宗棠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左宗棠在政坛角逐中的失败，自然使奕、李鸿章弹冠相庆。李鸿章攻击左宗棠“近名而多意气，政府同事靡不深知。”“左相威望才略，自以外任为宜。近因年高，精神似稍散漫。”“不但无鞭挞四夷之心，抑且无经营海上之志，外强中干，概可知也。”

  ④同光之际，李鸿章在“实力足可除清廷自立有余”时，仍“勤勤恳恳服侍皇室，决不另有他图”！但是对于慈禧、奕的掣肘裁抑却颇为不满，曾一度寄希望于光绪亲政：“但冀因循敷衍十数年，以待嗣皇亲政，未知能否支持，不生他变。焦悚莫名。”

  ①李鸿章对“言路纷庞，风波迭起”，也颇为“寒心”，抨击“清议之祸，与明季如出一辙”。他认为那些大言炎炎的清流要角，如张之洞、张佩纶、黄体芳、宝廷等，“皆鲠直敢言，雅负时望，然阅历太少，自命太高。局外执人长短，与局中任事者不同，恐鹜虚名而鲜实际”

  ②。他既深恶“清议”，又“忧谗畏讥”，因而不惜以利禄笼络清流魁首，尤其注意结纳张佩纶、吴大澂。张佩纶的父亲张印塘，督兵抗拒太平军和捻军，官至安徽按察使，孪鸿章回皖督办团练，与之成为患难之交，后印塘死在浙江，李鸿章资助佩纶盘灵回籍。张佩纶才华横溢，并与军机大臣李鸿藻有师生之谊。1879年李鸿章曾通过张裕钊邀请张佩纶入幕，并因其母病故助以白银千两为营葬之需。

  张佩纶丁忧期间，李鸿章邀其“来幕襄助，亦冀其练习时事，他日可不仅托之空言。”张佩纶在天津督署结识了“在外国读书八年”的曾傅和洋务思想家薛福成，同李鸿章谈论了海军、铁路等问题，并参观了天津海防设施，因而眼界大开，张氏丁忧期满返京复职以后，还与李鸿章函牍往还，通报“当轴消息”，并对李氏举措多有劝谏。当时外间有李氏“因彼增重”的讥弹，李鸿章极力辩解，说“幼樵人甚伉直，所言未必能尽行，若谓敝处因彼增重，乃朋党之论，吾亦阅人阅世多矣。”

  ③李鸿章除结纳张佩纶外，还设法笼络吴大澂。吴大澂（江苏吴县人，字清卿，号恒轩，又号愙斋）是同治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先为其同乡前辈潘祖荫的门客，其后又巴结奕譞。李鸿章知其底蕴，假以词色。翰林清苦，皆思外放。1877年李鸿章奏调吴大澂赴津会办赈务。翌年吴大澂赈毕返京，经李鸿章论荐堪任监司，蒙恩召对，“奉旨以道员发往山西交曾（国荃）差遣委用”，旋授河南河北道。吴大澂以七品编修一跃而为三品道员，同李鸿章的扶持是分不开的。”

  李鸿章同慈禧、奕譞和清流派的关系，直到“甲申易枢”以后才发生重大变化。

  1883年由于法国侵略越南，中法关系日趋紧张。以奕为首的军机处面对法国侵略，态度软弱，步调纷乱，遭到御史言宫的强烈谴责。是年7月慈禧指派奕譞“会商越南事宜”，直接插手军机处工作，成为恭、醇两王内廷势力消长的先声。12月中法战争爆发，清军节节败退。翌年4月盛昱上了一③《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25，第38页。

  ④《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20，第19、20、22页。

  ①《复鲍华潭中丞》，《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5，第10页。

  ②薛福成：《庸盦文别集》，卷4，第150页。

  ③《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第104—105页。

  份《疆事败坏请将军机大臣交部严议》的奏折，意在促使奕等振作精神，力图补救。但慈禧却借机黜退奕，撤去他的一切职务，强迫“家居养疾”，并全部改组军机处，以礼亲王世锋等为军机大臣；随即命令“军机处遇重要事会同醇亲王商榷行之”，并以乾隆帝第17子永璘之孙、庆郡王奕匡主持总理衙门。这次军机大臣全班撤换，是慈禧和奕譞合谋发动的罢斥奕的政变，从而结束了太后垂帘与亲王辅政相制约的局面，使慈禧大权独揽。奕虽然极为不满，但又无可奈何。奕等被逐出军机处后，新的军机处领班大臣世锋无权，而掌权的奕譞又不参加军机处议事，于是奕譞便通过他的心腹、工部侍郎孙毓汶处理军机处各项重大事件。时人评论新旧军机处是“易中驷以驽产，代芦服以柴胡”

  ①。慈禧、奕譞在利用“清议”罢斥奕之后，认为那些专事搏击、好为大言的清流派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加之随着李鸿藻退出军机处，清流派也失去了存在的凭藉。慈禧、奕譞便通过孙毓汶设法把一些头角峥嵘的清流派首要，派到地方去担任军职，“使书生典戎，以速其败”，因而有陈宝琛、吴大澂分任南北洋会办大臣、张佩纶出任福建海疆会办大臣之举，并对“言事诸臣”横加整治，使之俯首贴耳。

  “甲申易枢”犹如“晴天霹雳，不及掩耳”，弄得人心惶惶。李鸿章致函新任总署大臣许庚身说：“内外局势屡变，皆出人意料之外。赖公等持危扶颠，戟济艰巨。弟虽谤满天下，他日或犹得为山野之幸民也。”

  ①李鸿章希冀成为“幸民”获得全终，但有人却想把他变为“刀下鬼”。是年5月翰林院编修梁鼎芬弹劫李鸿章有六可杀之罪。慈禧、奕譞没有象罢斥奕那样惩处李鸿章，反而以“莠言乱政”的罪名，将梁鼎芬革职了事。这种结局主要是由于李鸿章控制着清军精锐和奕譞向洋务派转化而推行奕政策所致。慈禧、奕譞对李鸿章及其淮系集团仍然采取既倚重又牵制的两面政策，奕譞对军机大臣说：“湘淮素不相能，朝廷驾驭人才正要如此。似宜留双峰插云之势，庶收二难竟爽之功。否则偏重之迹一着，居奇之弊丛生。”

  ②李鸿章面对奕倒台、奕譞“阴握朝纲”的现实，决定趋承慈禧，逢迎奕譞，“以为固宠求容之地”。

  据时人记载：奕譞“当国十余年，所设施者有三大政，增加旗饷以固本也；兴办园工以希宠也；大练海军以强国也。”

  ③李鸿章对奕譞的“三大政”，除了“增加旗饷以固本”一项，稍有异议，认为“一时必办不到”外，对“兴办园工”、“大练海军”二项都是支持的，当两者发生矛盾时，李鸿章为了“献媚宫闱”，甚至不惜挪用海军经费为慈禧修建颐和园。时人说这种宁肯损害国防建设以博取一人欢心的勾当，“在内醇亲王主之，在外李鸿章主之”

  ④。与此同时，李鸿章对慈禧听政的态度也发生了明显变化。1886年慈禧假意宣布明年由光绪亲政。原来希望因循敷衍数年“以待嗣皇亲政”的李鸿章，却一改常态，“徙殷杞抱”，担心朝局有变，尤恐慈禧撤帘导致奕譞“引嫌辞逊”，使洋务无人主持，自己失去靠山，因而建议奕譞采取“权宜尽善之①李慈铭着，《越缦堂国事日记》，第3026页。

  ①李鸿章：《复许星叔少司寇》，《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20，第54页。

  ②《历史档案》，1982年第4期。

  ③刘体智：《异辞录》，卷3，第49页。

  ④胡思敬：《国闻备乘》，卷2，第3页。

  方”。奕譞心领神会，恳请慈禧从缓归政或改为训政。慈禧始则忸怩作态，继而“懿旨俯允训政数年”。这样，慈禧就以训政为名，仍旧垂帘听政；奕譞也仍“以尊亲参机密”，揽权干政。李鸿章致函奕譞祝贺：“伏读（六月）十八日懿旨一道，慨允训政数年，非殿下回天之力，不能有此转圜，远近臣民，额手交庆。鸿章私衷忭慰，更不待言。”

  ①奕譞没有辜负李鸿章的期望，“弹压浮议，修饬武备，独具心力，他人所难”

  ②。李鸿章与奕譞的交谊也日深且密。他和其兄瀚章有时进京就住在醇王府，备受奕譞优礼。

  李鸿章自从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以后，在仕途上尽管时有波折，但总的趋势却是扶摇直上的。1872年诏授武英殿大学士，仍留直督任。1875年晋封文华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土位居大学士之首，相当于首席阁揆。这一要缺向为满人专利品，李鸿章以汉员而得补授，实为破例之举。1875年受命督办北洋海防事宜，所有分洋、分任练军、设局及招致海岛华人诸议，统归筹办。

  1894年又赏戴三眼花翎，李鸿章受宠若惊，声称此“实为异数殊恩”。

  在他看来，清代“定制三眼花翎为贝子、额驸冠饰”，前此获此殊荣的只有三、四位满族大员，而“汉臣则未曾有”

  ③。正如时人所说：李鸿章“坐镇北洋，遥执朝政，凡内政外交，枢府常倚为主，在汉臣中权势为最巨。”

  ①赵烈文经过实地观察，发现这位“坐镇北洋，遥执朝政”的李鸿章，却“专务养尊处优，不为未然之计，而前后左右，无一骨鲠之士，佞谀者进，朴勤者退。”

  这使赵氏忧心忡忡，发出“当此海疆多事，隐忧甫切，奈之何哉，奈之何哉！”

  ②的哀叹。经元善也说李鸿章前半生建勋业，“后半截世故”，“未来之事不思，既往之事不追，当境付物”

  ③，随着年龄的增长，权蛰的恒赫，李鸿章的惰性、耽逸习气和虚荣心越来越“厉害。比如，由于疆吏贪渎，水利废弛，宜隶“年年饥荒，非旱则涝”。1871年直隶暴雨成灾，河道决口，农田被淹。

  李鸿章虽然设法筹集了一批粮食和银两赈济灾区，但因杯水车薪，无补大局。

  就在这种“饥黎满目，生计毫无”的形势下，李鸿章竟然为自己举办了“铺张陈设为一时之盛”的祝寿大典。1872年2月13日是李鸿章的50寿辰。一些文人墨客和亲朋好友纷纷致贺，有的做寿联，有的致颂辞，吹捧他“武功吏治与畿辅澹灾之政，人争道之”

  ④。李鸿章在保定接受属员、亲友“谒贺迎寿”，并且筑台演戏、大摆宴席，款待宾客。据目睹祝寿盛况的赵烈文说，当时总督衙门内外“烛爆如山，组绣成队”，宾客盈门，有时宾主仆从“无虑千人，人气如烟云，声如闷雷，目为之炫，耳为之震。”他感叹道：“噫！

  繁盛至于极矣。”

  ⑤这种穷奢极欲的情景和“饥民蔽野”的惨象形成鲜明对照。

  ①李鸿章：《请醇邸主持海军》，《李文忠公全书》，海军函稿，卷1，第31页。

  ②李鸿章：《复郭筠仙》，《李文忠公尺牍》，第20册。

  ③李鸿章：《复俞荫甫》《李文忠公尺牍》，第28册。其实并非所有额驸都能戴三眼花翎。清制，中宫所生的女儿，嫡出也，封固伦公主，她的额驸才有资格赏戴三眼花翎。至于嫔妃所生之女，则为庶出，封和硕公主，她的额驸只贡戴双眼花翎。

  ①刘体智：《异辞录》，卷2，第24页。

  ②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光绪元年九月初二日。

  ③经元善：《答原口闻一君问》，《居易初集》，卷2，第60页。

  ④黄彭年：《合肥相国五十寿序》，《陶楼文钞》，卷14，第7—9页。

  ⑤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同治十一年正月初四、五、八日。

  四、「富强相因」-揭示洋务总纲

  揭示洋务总纲

  当历史跨进7、80年代以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变。中国国内农民起义逐渐平息，全国革命转入低潮。外国资本主义开始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加紧侵略中国，边疆危机，纷至沓来，所谓“中外和好”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坐镇北洋，遥执朝政”的李鸿章，通过同外国人士、早期维新志士、驻外使节的频繁交往和洋务活动的实践，对中外形势和应付之策，有了更为明确的认识，提出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未有之强敌”的重要命题，揭示了“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洋务总纲。

  早在1865年李鸿章就曾致函朱久香说：

  外国猖撅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

  千古变局，庸妄人不知，而秉钧执政亦不知，岂甘视其沈胥耶？鄙人一发狂言，为世诟病，所不敢避。

  ①在这里，李鸿章虽然提出了“千古变局”的命题，但尚无力剖析它的内涵和外延，因而还停留在直感的阶段。1872’1874年李鸿章两次上奏清廷说：

  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东北，闯入中国边界腹地，凡前史之所未载，亘古之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①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坪，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从“外国猖撅”、“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到“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的提法的变化，标志着李鸿章对资本主义列强“协以谋我”的侵略本质和策略的认识的逐渐深化。李鸿章所说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实际上就是长期停滞于封建社会的中国面临着资本主义列强征服世界和按照自己面貌改造世界的潮流，而资本主义列强之所以能够称雄世界，则导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因而李鸿章断言掌握着先进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列强实为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强敌”

  ②。李鸿章把当时中外形势的特点概括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扼要中肯，发人深思。在浑浑噩噩的清朝统治者中，能有这种认识的可谓凤毛麟角，屈指可数。李鸿章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未有之强敌”的认识出发，大声疾呼中国绝不应昏睡于“天朝上国”的迷梦而抱残守阙、不思振作，强调“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

  ③。在他看来，举办洋务就是“处奇局建奇业”的必经之路。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李鸿章才颇为自负、毫不掩饰地回答那些讥刺他“喜闻谈洋务”的顽固派。1876①李鸿章：《复朱九香学使》，《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6，第37～38页。

  ①李鸿章：《等议制造轮船夫可裁撤析》，《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19，第44—45页。

  ②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李丈忠公全书》，奏稿，卷24，第11—12页。

  ③李鸿章，《议复张家骧争止铁路片》，《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9，第28页。

  年他复信刘秉璋说：

  处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人人怕谈厌谈，事至非张皇即卤莽，甚少不误国。公等可不喜谈，鄙人若亦不谈，天下赖何术以支持耶？中国日弱，外人日骄，此岂一人一事之咎！过此以往，能自强者尽可自立，若不自强则事不可知。

  ①“喜谈洋务”是时代的需要，“圣人”处于“今日”也势必如此。只有讲求“洋务”，才能“自强”“自立”，而“外须和戎，内须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