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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从1867年6月至1868年1月部署实施运河、胶莱河之防，主战场在鲁东地区。
东捻军乘湘淮军齐集湖北之际，跳出包围圈，进入河南，因鉴于陕西就食困难，四川路途遥远，遂放弃原定西进川陕的计划，改向山东挺进，于6月在鲁军防守的戴庙附近突破运河防线，直趋胶东半岛。山东巡抚丁宝桢疏于运防，奉旨交部严加议处。一时言路汹汹。曾国藩认定“大局日坏”，担心言路不仅纠弹丁宝桢，也可能波及李鸿章，致书劝其忍辱负重，徐徐图之，“若遇棘手之际，请从耐烦二字痛下功夫”
①。
其实，东捻军进入运东，正是一大战略失策，给了李鸿章利用河防蹙之于绝地以良机。刘铭传、潘鼎新等淮军将领，一致提出“倒守运河”（即由原来自东岸设防移至西岸设防）之策，李鸿章经过慎重研究决定采纳。李鸿章鉴于捻军深入胶莱一带，不但部署倒守运河，而且又在胶莱河两岸增设了内层防线，缩小兜剿圈，企图把捻军聚歼于胶莱海隅，万一捻军突破胶莱防线，还有运河防线以资保障。在胶莱河防线上，他安置了刘铭传、沈宏富、董凤高、潘鼎新四军46营和鲁军31营，分段防守，每营防地三里多长。另外还设有机动的后援部队，全部兵力近5万人。运河防线则由淮军周盛波、刘秉璋、杨鼎勋、李昭庆等部和豫军张曜部、皖军黄秉钧、程文炳部负责。
为了保障运、胶防线，李鸿章还奏准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直隶总督刘长佑率军防守黄河，由漕运总督张之万率军防守苏北六塘河。这样，东西南北四面就各以河为险构成了一个包围圈。但是，东捻军却于8月在胶莱防线北端海神庙一带鲁军防地冲破防线，渡过潍河，使得李鸿章苦心经营的胶莱防线告溃。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山东巡抚丁宝桢不愿其辖境变为战场，对李鸿章的方案虚应故事，甚至蓄意破坏。开始，李鸿章调鲁军31营布防胶莱河，丁宝桢只答应给11营；李鸿章意在严防胶莱河西岸，而丁宝桢却率军深入胶东蓄意驱捻出鲁；同时丁宝桢还对淮军进行粮草封锁，淮军所到之处，“城寨俱闭”，“办粮不出”。胶莱防溃后，李鸿章和丁宝桢为了推卸责任，“腾章相诋”，清廷一面进行调解，一面切责李鸿章“询私诿咎，倒置是非”，“意存忌刻，纵贼误事”
②，饬令交部议处。是时言路纠弹，清廷惑于群议，认为“河防不可恃”，曾国藩也劝李鸿章“早思变计”。凡此种种，使李鸿章陷于颇为困窘的境地。
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一面主动致书丁宝桢“讲好”，一面坚持既定方略。他特别加固运防，亲自驻守台儿庄就近督导，并先后设立四支由淮军精①曾国藩：《致李宫保》，《曾文正公书札》，卷26，第11页。
②周世澄：《淮军平捻记》卷6，《捻军》，第1册，第170页。
锐组成的“游击”之师，计有战马8千匹，以骑敌骑，追击捻军。这样，就使东捻军陷入危殆的处境：它虽然突破了胶莱防线，但仍被困于黄河、运河、六塘河、大海之间的狭窄地带，“以走制敌”的特长无法施展，屡屡受挫。
11月任化邦在苏北赣榆战败被杀。12月东捻军在寿光海滨一战折损3万余人，精锐丧失殆尽。1868年1月赖文光虽然率余部突过六塘河，但孤危之中受伤被俘，在扬州被害。东捻军终于被李鸿章镇压下去。这一结局表明，李鸿章的战略指导是基本正确的。
第三阶段是1868年上半年在直东战场与西捻军作最后决战。
东捻军在危厄之际，曾向在陕西与左宗棠部对战的西捻军紧急求接，西捻军闻讯即决定离陕东进。张宗禹等原拟率部南出潼关，由豫入鲁，后来又考虑到清军聚集山东，河北空虚，遂决定进军直隶，威胁京畿，逼迫清军回救根本，从而达到解救东捻军的目的。西捻军经山西、河南进入直隶，于1868年2月抵达保定一带。清廷大震，急忙调兵遣将防卫京畿。时东捻军已经败亡，清军便得以集结直、东（直隶、山东）战场与西捻军展开战略决战。清廷特派恭亲王奕出面节制，调集钦差大臣李鸿章、左宗棠、都兴阿、直隶总督官文、山东巡抚丁宝桢、安徽巡抚英翰、河南巡抚李鹤年所部和京营、天津洋枪队等10余万众。
当时驻在山东济宁的李鸿章，遇到两个棘手问题，一是淮军将领刘铭传、郭松林、潘鼎新、刘秉璋等纷纷求退，“聚讼不休”，使李鸿章徒呼“奈何”
而无法遵旨北援，因此受到清廷拔去双眼花翎、褫去黄马褂、革去骑都尉世职的处分；二是与左宗棠积不相能，此次受罚不啻火上浇油。李鸿章愤愤不已，声称“左公放贼出山，殃及鄙人。若使办贼者获罪，何以激劝将士？侍心如古井，恨不投劾归去，断不以目前荣辱介怀。”
①然而，他迫于所谓“大义”，从维护清朝统治的大局出发，不惜“吃苦受气”，“再与左公议和，但勿相犯，决不失敬。”淮军“诸将虽野，尚知尊亲”
②，在严旨催迫和主帅劝勉下，除刘铭传“浩然回里”外，余“皆投袂而起”。2月13日李鸿章自济宁启程，督师北援。
李鸿章有了攻灭东捻军的成功经验，在直东战场基本上是“抄袭旧稿”，使用“圈制”故伎。但是，在直东战场实施“就地圈制”战略，却遇到了相当严重的困难：第一，西捻军鉴于东捻军的覆辙，有了较高的警惕性，“一闻围扎”，立即“死力冲突”，“飚疾如风，一瞬即失”，李鸿章“初意拟蹙之怀、卫之间，继欲扼之卫、黄之交，皆未及谋定而贼已窜逸”
③，使得李鸿章无法从容布置。第二，所谓“就地圈制”重在利用地利，但“黄河以北，平坦千里，网罗难使”，虽说“就运河一线设防，蹙之海东一隅，较得地势”，然而战线漫长，加之河道水位低，“不能以水为险”，“设防全恃兵力”，但就当时直东战场的清军兵力而言，“有守无战”，难以攻灭西捻军。面对这种局势，李鸿章认为“即严督诸军日以追剿为事，能胜贼而未足以灭贼，且久有覆军疲师之忧”
④，与其这样，还不如暂且以守待变。但左宗棠却不以为然，他力主“追剿”。李鸿章写信给沈葆桢，批评常以诸葛亮自比的左宗①李鸿章：《复李子和中丞》，《李文忠公生书》，朋僚函稿，卷8，第3页。
②李鸿章：《上曾相》，《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8，第2页。
③周世澄：《淮军平捻记》，卷8，《捻军》，第1册，第202页。
④周世澄：《淮军平虹捻记》，卷9，《捻军》，第1册，第204页。
棠说：“诸葛公提偏师从诸将后，到处寻贼，吾谓非计”，“其免于九节度之溃者几希”
⑤。事实上，当时李、左等人的战略都失之偏颇。李鸿章看来“稳慎”，而实则陷于消极被动；左宗棠主观上积极主动，但实际上却不免鲁莽操切，这同样是对捻军胸无良策的表现。正当他们一筹莫展的时候，不意天公帮了他们大忙，形势顿现转机。5月上旬，漳、卫上游，山洪暴发，运河水位陡涨至一丈五六尺。这使清军在运河防线北段有了水险可恃，并且通过沧州以南的捷地坝将运河水灌入减河，从而增加了自捷地坝至海滨牧猪港全长百余里的北面一条水上防线。接着5月中旬“黄水陡涨数尺”，这既使清军黄河防线得到加强，又使清军得以在张秋开坝引黄入运，使原来自张秋至临清二百余里干涸可涉的河段，大水漫灌，“炮船鼓棹如飞，直逼德、景”。
此后，“黄水复暴涨，自运河以洎马颊诸河，无不盈堤拍岸，横溢四出，流潦纵横，于是运河一线，遂为金城巨防”
①。这样就形成了南以黄河、西以运河、北以减河为凭藉的包围圈，使捻军受到致命的威胁。
这种条件也为李、左二人战略主张趋于统一提供了物质前提。自从5月上旬运水陡涨以后，左宗棠看到“圈制”有了地利保障，就转而表示赞同，他致函李鸿章解释说：“圈制一策，实制捻良图，惟从前减河未注水时，地段太长，需时又久，弟不能无疑。见（现）在捷地闸开，工程既省，自兴济以南东岸居民均移西岸，正可用民力筑堤自保，而以官军协守，腾出各军剿贼”。左宗棠在同意“圈制”的同时，仍然主张腾出一定的兵力用于“追剿”。
李鸿章也凭藉地利条件，压缩河防兵力而用之于“追剿”。这样，李、左二人的意见便趋于一致。李鸿章在写给官文的信中说：关于“圈制”之策，今“季帅俯查众议，似亦首肯”。5月21日李、左在德州桑园会见，“晤商甚为投契”。李、左意见的统一，对于直东战场指挥权的统一，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在直东战场的清军中，以李、左所部为两大主力，其他大员实际掌握的兵力都瞠乎其后。李、左二人意见的统一、行动的配合，也就决定了战略大势，其他大员只得附而从之。象官文、丁宝桢、英翰等人都明确表示赞同李鸿章的战略部署。唯有奕譞“力辟长围之说”，但清廷却不以为然，上谕明确肯定李、左的意见，令其“酌度筹办”。由于实施了“划河圈地”、“且防且剿”战略，使清军在直东战场取得战略主动。捻军试图突破清军河防不果，而在包围圈内又无法摆脱清军围追堵截，只好被动地奔突，最后进入山东北部。李鸿章不失时机地“缩地围扎”，在马颊河与徒骇河布防，把捻军压迫在其间的高唐、商河、惠民一带的狭长地带，并配合地方当局“查圩”，致使捻军陷入绝境。8月张宗禹率部突围，南下到达山东茌平境内，不料徒骇河水陡涨，猝遇清军阻击，全军覆没，张宗禹不知去向。清廷论剿捻功，李鸿章赫然居首，赏加太子太保衔，并荣升协办大学士。曾国藩闻讯，颇感自豪和欣慰，特地致函李鸿章，表示热烈祝贺，并大肆吹捧李鸿章的所谓忍性和德力，说“自去秋以来，波澜迭起，疑谤不摇，宠辱不惊，卒能艰难百拆，了此一段奇功，固自可喜，德力尤为可敬！”
①然而，左宗棠的反应却有所不同。左宗棠本以剿捻之功，赏加太子太保衔，并交部照一等军功议⑤李鸿章：《复沈幼丹船政》，《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8，第18页。
①周世澄：《淮军平捻记》，卷10，《捻军》，第1册，第221页。
①曾国藩：《复李中堂》，《曾文正公书札》，卷26，第38页。
处。但他忌恨李鸿章，“不以淮军歼贼为然，多方搜剔”
②，既为从陕西进援京畿的部将刘松山争功，“伸秦师而抑淮勇”
③；又怀疑李鸿章关于张宗禹投水【创建和谐家园】的说法，督军四出搜捕。左宗棠的所作所为，触怒了李鸿章，双方关系进一步恶化。李鸿章致函曾国藩，公然以所谓奸臣曹操影射左宗棠，说“此次张捻之灭，天时地利人和实兼有之，祗一左公龁到底。……阿瞒本色，于此毕露，不知胡文忠（胡林翼）当日何以如许推重也。”①②李鸿章：《复马谷山制军》，《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8，第50页。
③曾国藩：《复郭筠仙中丞》，《曾文正公书札》，卷26，第38页。
四、「富强相因」-移督直隶
移督直隶
李鸿章指挥淮军镇压了捻军，用贫苦人民的鲜血换得了太子太保、协办大学士的头衔，按常理，似应感到欣慰，但事实上恰恰相反。他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历史知识，懂得以慈禧为首的清廷对于自己是既倚重又压制，随着捻军的溃败和淮军的势盛，必将加剧自己同清廷的紧张关系。清廷把直隶和两江这两个关系南北大局的总督桂冠，分别授予“剿捻败将”曾国藩和“威望过轻”的马新贻（字谷山），谕令自诩为“剿捻功臣”的李鸿章来京陛见，并催促因“剿捻”而进入近畿的淮军撤回黄河以南。凡此种种，使李鸿章切实感到清廷疑忌之深和自身处境之险，因而决意仿效湘军攻陷天京后曾国藩的做法，裁兵自敛，持盈保泰。他一面奏请陆续裁撤淮军；一面向朋僚表露“撤军归农”之意。他致函马新贻说：
弟为养此军，平中原之贼，而冒中外之不韪，吴人之怨，今幸句当已了，撤军归农是吾素志，此后扁舟垂钓，不复与闻军事，可告无罪。或谓宜留骁健，以备后患，涤相亦请留二万余人，未知主人翁能不惮烦否？
①所谓“撤军归农”云云，实际上是李鸿章对清廷玩弄的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他既想保留淮军精锐，又欲巩固已有权势，并没有放弃军权、退隐山林之意。后来他致函挚友郭嵩焘说：“鸿章于捻平时，亦欲抽身，踌躇四顾，无可与言，姑就疆事，与为委蛇。”
②1868年10月5日李鸿章抵京入觐。他在北京逗留将近一月，首次拜谒慈禧和同治，被赐予紫禁城内骑马如仪。他还访亲问友，会见军机大臣奕、文祥、宝等权贵。他向当轴陈述了自己对国事的看法，进言“军国以一事权为要”，并推崇郭嵩焘“通达夷务治体”，“请召用京秩为宜”。他还进一步了解了清廷核心人物的心态及其对淮军和曾国藩的意向。他致函丁宝桢说：“内意虑左帅难了西事，欲留敝军以作后劲”
③。他通报曾国藩说：“侧闻天语，留待撤军议定再行北上。枢廷自恭邸以次，皆属鸿章赴金陵劝驾，并商筹善后各事。……内意必欲吾师坐镇畿疆，入都后必有不可中止之势，望预为筹备。”
④从这些信件中可以看出，清廷决意让曾国藩议定撤军事宜，然后移督直隶，并令李鸿章保留部分淮军，以备“助左平回”。11月1日李鸿章出京南下，沿途照料各营，直至12月9日始抵南京，曾国藩亲自出城迎接。李鸿章与曾国藩、马新贻会筹淮军撤留事宜，决定裁遣马步50营，藉以缓解清廷疑忌：并以“中原甫定，南北尚有伏莽，百战劲旅必须酌留镇压”
①为由，奏请保留75营，其中铭军20余营留防直鲁交界，以备曾国藩履任后调遣，庆、勋两军20余营驻防江苏，交马新贻调遣；自带郭松林武毅军、周盛传盛军和亲军枪炮队等19营赴鄂，以资钤制。后因潘鼎新回任山东藩司，留鼎军7营分防鲁境。经过“剿捻”战役，淮军防区从江苏一省而扩展至苏、鄂、直、鲁四省。直、鲁为畿辅重地，苏、鄂为财富之区。淮军酌留精锐3万，并获得优厚地理条件，从而为李鸿章淮系政治势力的膨胀奠定了基础。
①李鸿章：《复马谷山制军》，《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8，第51页。
②李鸿章：《复郭筠仙中丞》，《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9，第5页。
③李鸿章：《复丁稚璜宫保》，《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8，第53页。
④李鸿章：《复曾相》，《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8，第53，54页。
①李鸿章：《复吴仲仙制军》，《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8，第56页。
南京会商之后，曾国藩启程北上，就任直督；李鸿章始则返乡省亲，继而于1869年2月抵达武昌，接任湖广总督。起初他因“诸务生疏”，“尘牍山积，殊形竭蹶”，甚至无暇给“四方旧好”“一通尺素”。后来他更为淮军的衰败而焦虑不安。刘铭传、潘鼎新、郭松林及其所部，是淮军的主力。
李鸿章说：“吾军惟三君为大枝，诸将以三君为最大且老也”。
②然而除郭松林外，刘、潘二人却相继辞官，刘氏拒赴直隶提督之任，潘氏不愿奉旨赴左宗棠军营差遣。李鸿章致函曾国藩说：“近来淮将暮气颇深，纷纷乞退，鸿章忝窃虚誉，每惧兵事不得脱身，旧部日渐零落，势难再兴，致负期许。”
③正当淮将纷纷乞退之际，李鸿章奉命入川查办四川总督吴棠被参案。云贵总督刘岳昭参幼吴棠赴任扰索、收受属员规礼、卖缺卖差、调济私人、收受滇抚差官馈贻。孪鸿章深知吴棠“圣眷颇隆”，查办“殊难下手”，因而始则磨磨蹭蹭，6月29日接到命令，8月9日从武昌动身，10月22日才抵达成都；继而草率结案，11月6日就奏上《查复吴棠参案折》，说所参各节，均属空言，在籍绅士佥称吴棠善政宜民。李鸿章曲意包庇吴棠，正中慈禧下怀，致使被告蒙混过关，而原告却受到申斥处分。
1870年2月，李鸿章回到武昌不久，便奉旨督办贵州军务，镇压苗民起义，由李瀚章署理湖广总督。李鸿章对清廷的决策，十分反感，分别致函潘鼎新、曾国藩大发牢骚：“昨奉旨驰赴贵州，督办军务，但令整顿川湘援黔各军，酌调旧部，并未拨给何处实饷。甘军岁得饷九百万，鄙人南征无足重轻之地，乃可不名一钱耶？”
①“军兴二十年，尚不知兵饷为何事，若只身前往即可了贼者。”
②他上奏清廷，强调饷事、地势军情、采办转运困难，不宜贸然前往，恳请“勿责速效”，表示“俟李瀚章到鄂交替，并后路筹有规模，即行启程，由湘赴黔”。
正当李鸿章故作迟回之际，陕西形势发生突变，【创建和谐家园】义军击毙湘军悍将刘松山，挺进陕西榆绥延各属，大有同当地所谓“土匪溃勇”联合抗清之势。
3月中旬清廷决定移缓就急，饬令李鸿章挥师援陕。其实，李鸿章既不愿“南征”，也不愿“北指”。如果说，他不愿“南征”，主要是因为视贵州为“无足重轻之地”，那么他不愿“北指”，就主要是左宗棠的缘故了。左、李各争雄长，左宗棠把西北视作禁脔，以镇压【创建和谐家园】义军为己任，对于李鸿章之来，“颇涉惊疑”，而李鸿章也不愿跟左宗棠共事，入陕“即觉味如嚼蜡”。李鸿章对待援陕之命，犹如援黔一样，采取了拖延战术，直至7月下旬才到达西安，并且声称“愿借防秦养拙，作壁上观耳”。
①李鸿章到达西安仅仅七天，就接到“酌带各军克日起程驰赴近畿一带相机驻扎”的密谕，如猿得芋，匆促成行，表示“在陕本为赘疣，藉此销差，氓然无迹，壹意驱车渡河”
②。8月末李鸿章在获鹿县行次，接到调补直隶总督的上谕，“当即恭设香案望阙叩头谢恩”。至此，李鸿章结束了在湖广的任职。
李鸿章移督直隶，同两个偶发事件有关。1870年6月21日天津发生了②《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第81页。
③李鸿章：《复曾相》，《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9，第16页。
①《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第84页。
②李鸿章：《上曾相》，《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9，第31页。
①李鸿章：《复马谷山制军》，《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0，第5页。
②李鸿章：《复丁雨生中丞》，《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0，第22页。
火烧望海楼教堂、殴毙法国领事丰大业等人的教案。奉命查办的直隶总督曾国藩“谤议丛积”，旧病复发。天津教案尚未了结，江南又起波澜。8月22日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张文祥刺杀，震动朝野。此事与裁撤之湘军有关。面对如此严重的“内忧外患”，清廷不得不借重李鸿章及其淮军。清廷起初是让李鸿章移师入直，预防法国水师侵扰；继而调李鸿章为直隶总督，以代替调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而湖广总督一缺，则令李瀚章调补。这次人事变动，标志着在清朝的政治天平上，李鸿章压倒了曾国藩。清廷让曾国藩从直隶移督两江，显然是为了推卸天津教案办理不善之责和借助其威望镇抚“江表疆，东南财赋”
③。曾国藩辞让不就，李鸿章致函劝慰：“谷山近事奇绝，亦向来所无。两江理大物博，断非师门莫办。”
④“若七年秋不妄更动，或谷山僻在海滨，竟免斯厄。每读负乘致寇之语，不禁瞿然。江介伏莽最多，非极威重，不足销无形之隐慝也。”
⑤在这里，李鸿章公然把曾国藩、马新贻的厄运，统统归咎于1868年清廷人事安排的失误，倾吐了长期郁积于心头的不满情绪。
清廷谕令李鸿章受代畿篆，意甚深远。畿辅为首善之区，清朝统治中心。
直隶总督系疆臣之首，肩负拱卫京师、就近顾问之责。清廷让李鸿章移督直隶，首先是想借重由他控制的淮军。
1868年清廷曾因重视练军，不愿勇营参与畿辅防务，而谕令淮军移撤黄河以南。当时让曾国藩移督直隶的目的之一，就是借重其经验，整顿练军。
直隶练军，始建于1863年直隶总督刘长佑。他用湘军营制办法改造绿营兵勇，使之从绿营营汛中独立出来，单独成军。共设6军，每5营为1军，军有统领，下设文武翼长。
每营500人，6军共15000人。直隶练军虽经曾国藩进一步用湘军勇营的治军精神加以改造①，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仍无力单独保护畿辅。而湘军早已衰败，曾国藩督直时并没有嫡系武装以作后盾，只得依恃淮系铭军，摆脱“孤立无助”的困境。淮军装备和操练的近代化程度，超越所有清军而独占鳖头，是当时最精锐的部队。清廷环顾左右，认识到要确保京师安全，只有借重淮军。李鸿章不仅是淮军的统帅，而且具备外交的经验和才能。正如工部尚书毛昶熙所说：李鸿章“昔在江南，曾能驱策洋将，使为我用。知己知彼，成竹在胸”
②。清廷以李代曾总督直隶，就是企图依靠李鸿章及其淮军安内攘外，防患固本。李鸿章深知清廷用意，也就更加“赤胆忠心保皇朝”了。
他上疏“恭谢天恩”，并陈述施政方略。他说：
兹蒙简命，调任畿疆，值海防吃紧之秋，正臣职难宽之日。惟畿辅要区，为皇都拱卫，根本大计，纲纪攸关，稍存瞻顾之心，③李鸿章：《调任直隶谢恩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16，第50页。
④李鸿章：《复曾相》，《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0，第23页。
⑤李鸿章：《皇曾相》，《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0，第23页。
①曾国藩对刘长佑制定的直隶练军章程进行了改革，简文法，实行湘军那样简单的营规；改变过去上下分权、层层牵制的办法，实行事权专一；改革兵丁选拔办法，练军兵丁不再由底营负责挑选，练军营官有奖拔之权；改变粮饷发放办法，兵丁一旦挑入练营，即将底营饷额裁去，由练营统一发饷；马步分立，马匹一律改为私马；取消5营为军的编制，各军所辖营数不等。（参阅皮明勇：《晚请“练军”研究》，《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1期）②《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77，第22页。
即昧公忠之义。现在津案未结，河工待修，凡柔远能迩、练军、保民诸事，皆当规划闳远，非老成硕望如曾国藩不足以资镇抚。特以江表疆，东南财赋，亟须得人而治。臣虽梼昧，何敢畏难诿卸，上负圣明。惟有勉竭愚忱，一守曾国藩旧章，实力讲求，倍矢兢惕，以图报称而慰宸廑。
①在这里，李鸿章表示决心信守“公忠之义”，遵循曾国藩“旧章”，兢兢业业地作好外交、练兵、保民等各项工作，以报答清廷知遇之恩。
9月20日李鸿章到达天津。30日从曾国藩手中接受直隶总督关防印信，从此开始了历时二十五年的直隶总督生涯。
李鸿章上任不久，直隶总督的权势就有所扩大。10月10日工部尚书毛昶熙呈递请撤三口通商大巨条陈一折，认为办理外交通商事务大臣，脱离本省督抚而设专职，“有绥靖地方之责，无统辖文武之权”，地方官往往“坐视成败”，不肯相助，以致发生严重问题，因而奏请撤销三口通商大臣，所有洋务海防各事宜，着归直隶总督经管，一如南洋通商大臣之例②。奕等总署大臣遵旨议复，支持毛氏建议。11月12日上谕称：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遵议毛昶熙请撤三口通商大臣条陈一折，洋务海防，本直隶总督应办之事。前因东豫各省匪纵未靖，总督远驻保定兼顾为难，特设三口通商大臣，驻津筹办，系属因时制宜。而现在情形，则天津洋务海防，较之保定省防，关系尤重，必须专归总督一手经理，以免推诿而责专成。着照所议，三口通商大臣一缺，即行裁撤，所有洋务海防事宜，着归直隶总督经营，照南洋通商大臣之例，颁给钦差大臣关防，以昭信守。
其山东登莱青道所管之东海关、奉天奉锡道所管之牛庄关，均归该大臣统辖。
通商大臣业已裁撤，总督自当长驻津郡，就近弹压，呼应较灵。并着照所议，将通商大臣衙署，改为直隶总督行馆。每年于海口春融开冻后，移驻天津，至冬令封河，再回省城，如天津遇有要件，亦不必拘定封河回省之制。
①这次“改定章程”，既解决了直隶总督和三口通商大臣各自为政、互相掣肘的矛盾，使李鸿章身兼二职、“权一而责巨”；又解决了“省防”和“洋务海防”的战略地位问题，使李鸿章的工作重心，从传统的“保定省防”转向“天津洋务海防”。清廷的决策，适应了国内外形垫的变化，有利于推进“洋务”活动和“海防”建设，防患固本。
对于清廷此次“变计”，李鸿章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忧在“事烦责重，深虞丛脞贻误”。他致函曾国藩，倾述“惴惧”之情：
通商海防各事归并，权一而责巨，鸿章才力实不克胜，兼之内无代理笺奏之人，外无堪寄兵政之选。津保分驻，必误地方，且亦疲于奔命。至三口陵夷已久，振刷为难。思之万分惴惧，丛傍负咎在指顾间。尚求随时教掖之。
②当然，忧虑并非主要倾向。李鸿章清醒地认识到出任内受清廷依寄、外而表率督抚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要职，地位提高了，权势增强了，因而兴奋不已，特地向李鹤章表示“兄以深沐皇恩，遇事必再三慎重。”
③他遵旨酌议应办事宜，认为“天下大势，首重畿辅”，清廷此次“变计”，“询属未雨绸①李鸿章：《调任直隶谢恩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16，第50页。
②《筹办事务始末》（同治朝），卷77，第30—32页。
①《大清穆宗毅皇帝实录》，卷293，第8—10页。
②李鸿章：《上曾相》，《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0，第26页。
③李鸿章：《致鹤章》，《李鸿章尺牍》，第58页。
缪之策”。目前最急者，须先添设津海关道一缺，专管中外交涉事件及新、钞两关税务，兼充直隶总督海防行营翼长。至于选将、练兵、筹备海防一节，“尤为目今要务”。畿辅重地，形势严峻，“外人窥伺，内匪窃发，刻刻堪虞”，而绿营官兵【创建和谐家园】不堪，从中挑选加饷操练，“外貌即似整齐，实恐难当大敌”。因此，他一面奏调淮军“为拱卫畿捕之师”，一面整饬练军，装备近代枪炮，增加洋枪教官，努力提高其战斗力。平时以淮军守卫海口，练军镇守内地要冲，一旦外敌入侵，练军也被调往沿海助战。
李鸿章深知“备位近畿”，必得“要路之助”，方能立足。然而，他环顾左右，触绪增悲。他师事近卅年、“患难相依最久，艰难时局赖共支持”
的曾国藩，不幸于1872年3月突然病逝，这使他“忧悸欲绝”，“夜阑依斗，辄用愀然”。此时此刻，他只能表示继承乃师衣钵，使“薪尽火传”，却再也得不到“仙逝”者的余荫了。他原先所赖以疏通慈禧的奕，也江河日下，“晃荡不能立足”。慈禧对奕采取两面政策，既让他主持“权而要”的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又利用顽固派奕譞、李鸿藻牵制他。奕譞是道光第七子，奕异母兄弟，慈禧妹夫，1851年封为醇郡王，1872年晋封醇亲王。慈禧把他拉过来，使之由奕的支持者变为反对者。奕譞“疾其兄之专权，久有眈眈之意”。李鸿藻（直隶高阳人，字寄云，号兰孙），咸丰进士，1861年诏为太子载淳师傅，1864年摧内阁学士，署户部尚书。慈禧于1865年底把他派入军机处，使之同奕唱反调。奕“当国，阴行肃顺政策，亲用汉臣”，李鸿章“尤所倚赖”
①。然而，奕譞、李鸿藻却秉承慈禧意旨，抑制奕及其所“倚赖”的李鸿章。1875年1月同治载淳病死，慈禧为了继续垂帘听政，独揽大权，强立奕譞之子、年仅四岁的载湉为帝，改元光绪。奕譞“挟太上之尊，树用私人，结党相倾，恭王之势渐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