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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宁二局创建于经济落后的国度里，从机器设备、原料燃料到技术人员不能不仰赖于外国。李鸿章承认淮军“炮队所用器械子弹，尽仿洋式，所需铜、铁、木、煤各项工料，均来自外国”
①。沪局“各船虽系自造，而大宗料物无非购自外洋，制造工作亦系洋匠主持，与购买外洋船只略同。”宁局也不例外。李鸿章非常器重马格里，遇到疑难问题，总是找马格里做顾问。
当然，李鸿章并非甘愿长期仰赖外人。他认为起初不得不雇洋人指导，但“经久之道”还在于培养自己的技术人才，希望“内地员匠，学其器而精通其意，久之自能运用，转相传习”。“雇用洋匠”和“定购外国机器”，也必须坚持自主之权。他特意向清廷称颂为此而做出贡献的湖北补用道沈保靖，说沈保靖“前经臣委令督办上海机器局，事事皆赖其创制，如雇用洋匠，进退由我，不令领事税务司各洋宫经手，以免把持。定购外国机器，货料自择，各洋商评订收货给银，务取该国发货洋文单为凭。委员各有专司，其冗食不究心者汰去之。华匠学徒，按日点工给价，无稍冒混。立法最称精善。”
②李鸿章创设沪、宁二局，制造精利武器，装备清朝军队，虽然具有“靖内患”、“御外侮”的双重意图和作用，但在不同历史时期，由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所谓“靖内患”和“御外侮”两者的地位却有所不同。沪、宁二局在创办后的5、6年间，矛头主要是对着国内人民的。当时在共同镇压太平天国的基础上，中国封建统治者和外国侵略势力之间出现了一个暂时的“和好”局面。清政府对外国侵略者采取了“守定和约，绝无更改”、“遇事曲从，故为迁就”的方针，不惜以民族国家【创建和谐家园】来换取“大清社稷之安”。
外国侵略者则采取了所谓“合作政策”，主张各列强在一切有关侵华的重大问题上彼此进行协商合作，不用单独的军事手段而用联合的外交手段来实现其共同的侵略目的；各列强赞助清政府镇压人民革命、维护统治秩序，而清政府则必须忠实履行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义务”。这种“合作政策”，对各个列强都是有利的。在中外“和好”之际，清朝封建统治继续受到国内以农民为主体的各族人民反抗斗争的冲击。南方的太平天国余部、北方的捻军、以及西南、西北的少数民族反清斗争，方兴未艾。其中捻军一度掀起强大的风暴，横扫中原、华北各省，威逼京畿重地。
基于这样的国际国内形势，清朝统治者深感“心腹之害”，并非外国侵略者，而是奋起反抗的各族人民。李鸿章环顾左右，清醒地认识到当务之急是“靖内患”，而不是“御外侮”。因此，他在沪局创办伊始，就指令“仍以铸造枪炮、藉充军用为主”
①。当时铸造的枪炮，还是旧式的前膛枪、劈山炮和生铜炮。1866年他对总理衙门说：“从前置办机器之议，本为兼造枪炮轮船而设，当时以轮船体大物博，未易挈短较长，而洋枪小炸炮最利陆军攻①李鸿章：《复陈奉旨督军河洛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9，第56页。
②李鸿章：《筹议天津机器局片》，《洋务运动》（四），第244，245页。
①李鸿章：《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9，第31—35页。
剿，当务为急，是以开办铁厂，注意学制洋枪炸炮。”
②1868年曾国藩回顾说：沪局“始以攻剿方殷，专造枪炮。亦因经费支细，难兴船工。”及至1867年经奏淮“拨留洋税二成，以一成为专造轮船之用”，才开始制造船舰③。1870年李鸿章奏报清廷：沪局开设数年，已造成轮船4只，洋枪、大小开花炮、洋火箭等项，接济各军，应用者均不下数千件。宁局也是这样，“制造炮位门火、车轮盘架、子药箱具、开花炸弹、洋枪、抬枪、铜帽等项，解济淮军及本省留防勇营之用。”
①一位外国人说：李鸿章北上“剿捻”，“带着英国军官在凤凰山给他训练的军队，并且携带了金陵制造局给他制造的大批军用物资和许多门大炮。”
沪、宁二局名为清政府所有，实则控制在李鸿章之手，被视为淮系的私产和政治资本。李鸿章在创办沪、宁二局不久，即奉命北上“剿捻”，“驰驱在外，未能躬亲督率”，因而特地向清廷声明，他所创办的军事工业，乃是淮系的“命脉关系，诚不敢轻以付托”。他继续监督沪局，宁局也“仍听他指挥”。
②《总署收上海大臣李鸿章函》，《海防档》丙，机器局（一），第27页。
③《总署收军机处交出曾国藩抄折》，《海防档》丙，机器局（一），第40页。
①《续纂江宁府志》，卷6，第14页。
三、「自强与剿捻」-培养“制器之人”
培养“制器之人”
基于“自强”的需要，李鸿章在引进“制器之器”、创办军事工业的同时，试图推进科举改革，造就掌握科学技术知识的新式人材。
清承明制，取士仍由科举。清以科举为“抡才大典”，无论文武，总以科甲为重，谓之正途。“其余虽能学贯天人，道侔伊吕者，皆谓异路。”
②文科乡会试皆三场，各场试以四书文、五【创建和谐家园】、诏、表、判、策、论，三场中以首场为重，而首场尤以四书文为重。乡会试如此，童生院试与生员的岁、科试亦然。四书文亦称八股文，八股言其形式，四书则言其内容。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坚持“凭文而取，按格而官”的原则，企图用功名利禄笼络知识分子，用儒家学说“化民成俗”，借以巩固封建统治。随着封建制度的愈趋腐朽，科举制度流弊日深。及至【创建和谐家园】战争前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崛起，促使一批忧国之士认识到八股取士导致士子只知诗文而不通中外，“心术坏而义理锢”。为了遴选真才，以适应时势之变迁、挽救清朝统治的危亡，必须改革科举制度。当时，龚自珍、潘德舆等倡导于下，祁、王茂荫等奏请于上，他们相互呼应，要求改善而不是废除科举制度。他们尽管都是封建制度的“补天”者，但他们讥切时弊，呼吁改善八股取士制度，却使“万马齐喑”的黑暗王国透露出一线光明。
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创建和谐家园】战争，犹如强烈地震一样，撼动者清朝封建统治。严重的“内忧外患”，暴露了科举乏才的危害，推动着晚清科举改革的进程。早期维新志土和某些洋务官僚成为推动晚清科举改革的主要力量。
1861年早期维新志士冯桂芬在《校邠庐【创建和谐家园】》一书中，发表了《改科举议》、《制洋器议》等论文，成为60年代思想界倡导科举改革的嚆矢。随后王韬、郑观应等维新志士接踵而起，分别写成《上丁中丞》、《变法自强》
和《论考试》、《西学》等论着，在思想界掀起了一股宣传科举改革的浪潮。
与此相呼应，李鸿章等一批洋务官僚纷纷上疏清廷，企图依靠皇权把变通考选之制的理想付诸实践。据约略统计，从同治三年李鸿章请专设一科取士开始，到光绪十三年陈琇莹请将明习算学之人归入正途考试为止，洋务官僚奏请变通考选之制的，就多达十五、六人次，比【创建和谐家园】战争前后增加了七、八倍。
着书立说的早期维新志士和上疏建言的洋务官僚在改革科举问题上，具有某些一致或相似的见解。
他们朦胧地认识到经过两次【创建和谐家园】战争，资本主义列强纷至沓来，闭关锁国、孤立于世界之外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在中外接触中，中国封建主义暴露了自己的落后，而外国资本主义则显示出自己的先进。中国只有翻然变计，师敌所长以自强自立，才能摆脱落后而跻身于先进之列，免于挨打受辱的命运。新时代要求“洞达时世之英才，研精器数之通才，练习水陆之将才，联络中外之译才。”
①然而，八股取士制度却只能引导士子“鹜虚而避实”，学用脱节。为了造就新时代所需要的新式人才，必须“推广中西之学，宏开登进之途”，改革之举，引进西学，以西学之精否为取士的标准之一。这就突破了封建主义的藩篱，更新了传统的崇尚义理、轻视末技的价值观念，为改变人们对封建文化的盲目追求和在中国广泛传播西学开辟了道路。
②《运会说》，《记闻类编》，卷4，第27页。
①薛福成：《强邻环伺谨陈愚计疏》，《庸盦海外文编》，卷2，第17页。
他们一般都认为科举制度系“祖宗成法”，难于率议更张，应“寓变通于转移之中”，一面改革科举考试内容，一面于文武正科之外，特设专科以考西学，“可与科目并行不悖，而又不以洋学变科目之名。”
②当然，他们之中也有人或者主张废八股、进而“废科第而为荐举”，或者主张兴艺学而反对另立一科。
他们一般都主张把改革科举与兴办学堂联系起来，多设学堂随地教人，多选学生出洋学习西学，以期造就适合于新时代需要的“真才”，并力图使学堂毕业生和留学生都获得正途出身，齐仕进于科第。当然，他们之中也有人或偏重于改革科举，或只倡导兴办学堂而未涉及科举改革的。
李鸿章早年既业八股以窃科第，又着意通经致用之学，前者使他深知八股之害，后者使他关心“尊主庇民”。他的科举改革思想与实践，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大约从19世纪60年代初开始，他的侧重点在于变通考试功令，另开洋务进取一格，而不是否定科举制度本身。因此，他一面力争改功令、兴洋学、废弃小楷试帖，一面采取了一些趋就“科目”的措施。
如果说李鸿章的洋务活动是从“师夷长技”“练兵练器”开始的话，那么李鸿章推进科举改革的努力则是以创办新式学堂作为突破口的。因为当时科举制度制约着教育制度。正象时人所说的：
“自明科举之法兴，而学校之教废矣。国学、府学、县学徒有学校之名耳。考其学业，科举之法外，无他业也；窥其志虑，求取科名之外，无他志也。”
①要改革科举制度，就势必触动旧的教育体制。李鸿章深知办理对外交涉事件，必须有懂得外国语言文字，“通其志，达其意，周知其虚实诚伪”
之人，才能“有称物平施之效”
②；引进西方近代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只有同造就掌握近代科学技术的人才相结合，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而所有这类人才都是无法指望科举制度制约下的旧教育所能培养出来的。早在1863年江苏巡抚任上李鸿章就根据冯桂芬的建议，奏准在上海设立广方言馆。这个广方言馆虽说是“仿照同文馆之例”，但实际上却突破了同文馆的模式。同文馆的学生“系由八旗咨取”，实为八旗子弟学校。而上海广方言馆则招收近郡文童，“候补佐杂及绅士中有年及弱冠愿入馆学习者，一体准保进馆学习”
③。同文馆是外语学校，而上海广方言馆则不仅培养“精熟西文”的翻译人才，而且学习西方自然科学和制造技术。同文馆学习外语“如能纯熟，即奏请给以优奖，庶不致日久废弛。”上海广方言馆则规定：文童学生“学成之后，送本省督抚考验，作为该县附学生，准其应试”
①，以便谋取科甲正途出身。
上海广方言馆和北京同文馆一样，作为传统教育的对立面，在当时无疑起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1869年上海广方言馆并入江南制造总局，招收15—20岁的学生入学，学习汉文、英文、法文、算学、舆地等课程，4年毕业。
在创办上海广方言馆的第二年，李鸿章乘答复总署有关学制外国武器问题询问之机，首次向清廷提出变通考试功今、“专设一科取士”的问题。他认为传统的科举制度排斥科学技术教育，是中国人才缺乏和技术落后的原因②郑观应：《考试》上，《盛世危言》，《郑观应集》，上册，第296页。
①汤成烈：《学校篇》上，盛康：《皇朝经世文续编》，卷65，礼政五，学校下。
②《同治二年二月初十日江苏巡抚李鸿章奏》，《洋务运动》（一），第139页。
③李鸿章：《请设外国语言文字学馆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第12页。
①李鸿章：《请设外国语言文字学馆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第12页。
之一。中国只有“学习外国利器”，才能“自强”而与外国并驾齐驱，而“学习外国利器”的关键在于引进外国的“制器之器”和培养自己的“制器主人”。
他正是从学习西方近代的军事装备和机器生产、造就掌握近代工程技术的人才出发，呼请“专设一科取士”的。他所提出的“专设一科取士”的主张，深受冯桂芬思想的影响，而略胜于同俦。当时冯桂芬正在李鸿章幕府，“有大政或遇事变，得所咨度”，冯桂芬“每一书成，远近学者争快睹焉”
②，李鸿章自然也不会例外。冯桂芬在《改科举议》和《制洋器议》两文中，主张“改定科举”与“特设一科”“并行不悖”，而“特设一科”的目的则在于引导“聪明智巧之士”“以从事于制器尚象之途”，“自造自修自用”西方坚船利炮。很显然，冯、李关于“专设一科取士”的设想如出一辙。冯、李企图把西方近代工程技术引进科举，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当然，李鸿章毕竟不是冯桂芬，他尚未象冯桂芬那样，把“改定科举”与“特设一科”结合起来，而只是主张在原有“科目”之外另立一科罢了。1867年李鸿章代呈藩司丁日昌条款，主张对“文场科举之制，略为变通”：
取士兼求实用之才，戚继光云：所用非所学，所习非所用，最为兵家大害。夫岂独治兵也哉？今之儒者，殚心劳神于八股文字，及出而致用也，闭户造车，或不能出门合辙，似应于文场科举之制，略为变通。拟分为八科，以求实济。一曰忠信笃敬，以觇其品。二曰直言时事，以觇其识。三曰考证经史百家，以觇其学。四曰试帖括诗赋，以觇其才。五曰询刑名钱谷，以觇其长于吏治。六曰询山川形势，军法进退，以觇其能兵。七曰考算数格致，以觇其通，问机器制作，以尽其能。八曰试以外国情势利弊，言语文字，以觇其能否不致辱命。上以实求，下亦必以实应，并特设一馆，延致奇技异能之士，则人才将日出而不竭，即海外华人之抱负绝艺者，亦将返中国以营爵禄。
①这个“条款”实际上是李鸿章借丁日昌之口表达自己“所欲言而未敢尽情吐露者”。因为丁日昌深受李鸿章倚重，丁氏恳祈李鸿章代呈的“条款”
内容，事先不征得李鸿章的同意是不可思议的，更何况丁氏“条款”内容还来自早期维新志士王韬的《代上苏抚李官保书》呢！1864年避居香港的王韬为黄胜代写了上李鸿章书，并“别录副本”送交丁日昌。王韬认为“人材者，国势之所系也，国家之有人材，犹人身之有精神。”为了“振作人材，增重国势”，必须改革取士制度。他写道：
江左既已久罢科场，许行荐举，则所以荐举者仍在语言文字乎？抑将在政事军旅乎？或采之虚名试之实效乎？此数者虽足以召才，而但举其所能知，不能及其所未知，则真才仍或不出其中。今请分八科取士，拔其尤者以荐诸上。一曰直言时事以觇其识，二曰考据经史以觇其学，三曰试诗赋以觇其才，四曰询刑名钱谷以觇其长于吏治，五曰询山川形势军法进退以觇其能兵，六曰考历算格致以觇其通，七曰问机器制作以尽其能，八曰试以泰西各国情事利弊语言文字以觇其用心。行之十年，必有效可见。
①把王韬和丁日昌分别提出的八科取士的内容加以比较，就可以发现，丁日昌对王韬的建议采取了基本接受、部分修正的态度。首先，丁日昌增加了“忠信笃敬，以觇其品”一科，并在王韬提出的②李鸿章：《三品衔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冯君墓志铭》，《李文忠公遗集》，卷3，第1、3页。
①《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5，第19—20页。
①王韬：《弢园尺牍》，第82—83页。
“试诗赋以觇其才”一科中加上考试“帖括”的内容；其次，丁日昌把王韬提出的“考历算格致以觇其通”和“问机器制作以尽其能”两科合而为一。
后者无关宏旨，而前者却显示出维新志士和洋务官僚的歧异。主要来源于王韬、经过李鸿章代呈丁日昌条款而形诸于章奏的主张，堪称当时较为全面、激进的变通科举之制的纲领。它不仅把传统科举中独占鳌头的帖括诗赋考试降格为八科之一，冲击了崇尚时文、小楷之陋习；而且把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之学和内容更加广泛的西学引进科举。1864年李鸿章还仅仅建议把西方近代工程技术引进科举，而丁氏“条款”却把引进科举的西学内容从近代工程技术扩展为“算学格致”、“机器制造”、“外国情势利弊、语言文字”，这就为改变八股士人谫陋空疏、学用脱节的积弊以励实学而拔真才创造了条件。可惜的是，清廷拒绝采纳丁氏“条款”，致使八股取士制度依然如故。
李鸿章基于“功令所在自应趋就”的考虑，特于1869、1870年分别奏请加广安徽省文武乡试永远中额各1名，加广合肥县一次文武学额各3名；加广江苏省文武乡试永远中额8名。
1867年李鸿章会同曾国藩、丁日昌在江南制造总局附设翻译馆。沪局是一所专门制造军械的兵工厂，而近代军事技术是离不开数学和其他科技知识的。李鸿章等认为，“洋人制器，出于算学，其中奥妙皆有图说可寻，特以彼此文义扞格不通，故虽日习其器，究不明夫用器与制器之所以然”，而要弄清其“用器与制器之所以然”，就必须翻译西方有关工业制造和与之相关联的实用学科的着作。因此，他们断言“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他们聘请英国伟烈亚力、美国傅兰雅、玛高温同中国专家李善兰、华蘅芳、徐寿合作，“专择有裨制造之书，详细翻出”，业已译成《汽机发》、《汽机问答》、《运规约指》、《泰西采煤图说》四种，“拟俟学馆建成，即选聪颖子弟，随同学习，妥立课程，先从图说入手，切实研究，庶几物理融贯，不必假手洋人，亦可引申另勒成书。”
①这表明李鸿章等倡导围绕军事技术而探索西学，并不重视人文科学和其他基础理论着作的翻译。
①《总署收军机处交出曾国藩抄折》，《海防档》丙，机器局（一），第41—42页。
三、「自强与剿捻」-督师“剿捻”
督师“剿捻”
从1866年底开始，李鸿章在继续推进“自强”活动的同时，披挂上阵，取代曾国藩肩负起督师剿捻的重任，公然把“自强”与“剿捻”紧密地结合起来。
太平天国失败后，捻军成了反抗清朝统治的主力。1864年12月捻军与太平军遵王赖文光部会合，捻军首领张宗禹、任化邦等共推赖文光为统帅，“誓同生死，万苦不辞”。赖文光按照太平军的兵制、纪律和训练方法，整编了捻军，并把“披霜蹈雪，以期复国于指日”
①作为奋斗目标。赖文光根据捻军精骑善走的特点，创造出一套步骑结合、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战术，出奇制胜，击毙僧格林沁，打败曾国藩。但是，由于全国革命形势低落，赖文光深感“独立难持，孤立难久”。1866年10月捻军在河南杞县、陈留附近决定分为东西两支：由赖文光、任化邦率领的一支，继续在山东和中原一带坚持斗争，称为东捻军；由张宗禹率领的一支，“前进甘、陕，往连回众，以为犄角之势”，称为西捻军。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李鸿章走上了剿捻前线。
曾国藩成了捻军的手下败将，而李鸿章却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把捻军投入血泊之中，这除了捻军内部的消极因素起着作用之外，主要是因为李鸿章妥善地解决了粮饷供应问题和灵活地实施了“划河圈地”、“以静制动”
的战略方针。
李鸿章深知粮饷与用兵的关系。他在奉命督师剿捻之初，就上疏声称：
“臣从军十数年，稔知军情利钝之由，其枢纽不在贼之难办，而在粮饷军火之按济。”
②他赖以剿捻的粮饷军火，主要是依靠曾国藩在两江筹措的。当时后路有四大粮台，即设于祁州的“山内粮台”，设于安庆的“江外粮合”，设于南京的“金陵粮台”和“北征粮台”，全为两江总督一手统辖。在两江地区，江苏最为重要，“银米器械所自出，楚勇淮勇之根本”
③。李鸿章属僚郭柏荫署理江苏巡抚，丁日昌出任布政使专理饷务，颇为得力。从个人关系看，曾国藩并不喜欢丁日昌等人，但他从筹饷以支持剿捻军务着想：对其采取宽容态度，而不加掣肘。至于饷源，除各地厘金为大宗外，江海关税亦属可观要项。原先拨归淮军的江海关洋税为一成，1867年由曾国藩奏准增至两成（其中一成直接济军，一成拨归江南制造总局专造轮船）。曾国藩向李鸿章报喜说：“两成洋税奉旨谕允，今岁饷事似不至误。”
①李鸿章闻讯大为感奋，立即复信道谢，说“前敌淮军月饷，经吾师竭力经营，洋税两成，鸿章上年屡商总署截用，复函动色相戒，兹竟奉旨俞允，固由天鉴忠诚，亦疏稿剀切有以致之也。今岁九关当不甚缺，但望提早赶解。”
②当时黄淮地区“枯旱至数十年所未有”，“淮南稻未浸种，河北麦已【创建和谐家园】”。在这种所谓“乱机渐长”的情势下，曾国藩在后方筹措粮饷支援前敌，事体至关紧要。
李鸿章在剿捻中，还根据战争态势的变化，灵活地实施了曾国藩所制定的战略方针。曾国藩剿捻方略的基本原则是“以静制动”。在以前镇压太平①《赖文光自述》，《太平天国》，第2册，第863页。
②周世澄：《淮军平捻记》，卷3，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捻军》（以下简称《捻军》），第1册，第139—142页。
③王定安：《求阙斋【创建和谐家园】记》，卷11，《捻军》，第1册，第29页。
①曾国藩：《复李宫保》，《曾文正公书札》，卷26，第9页。
②李鸿章：《上曾相》，《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7，第2页。
天国的战争中，“以静制动”是作为战术原则为“以上制下”的战略方针服务的。及至与捻军作战，情况就有所不同，捻军没有象太平天国那样相对稳定的根据地，单纯的流动的军事斗争，“以走制敌”，为捻军的最大特点。
李鸿章说”捻逆狡猾善走，我军急进则疲乏，或为所乘，辎重或为所掠。又彼可到处掳粮，而我须裹粮前进。迨交锋一不敌，则转瞬数百里”
③。湘淮军恰恰相反。曾国藩尝说：湘军“行兵之例，每日行军支帐埋锅造饭，不向州县索米供应，略师古法，日行仅四十里或二三十里。李鸿章之淮勇亦仿楚师之法，其步步稳妥在此，其行军迟钝亦在此。”
④面对这种情况，曾国藩一改僧格林沁“威力追剿”的方针，确定了“以静制动”的战略方针。在具体部署上，有所谓“四镇六游”之说。他以安徽临淮、江苏徐州、山东济宁、河南周家口四处为“老营”，“各驻大兵，多蓄粮草子药，为四省之重镇，一省有急，三省往援”，并增设了六路“游击之师”，负责“追剿”，所谓“六游分进，梭织不断”。在此基础上，他又东在运河、西在豫东的沙河和贾鲁河设立“河防”，力图圈制捻军。在地方上则“查办民圩”，加强坚壁清野和治安防范，割断捻军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以清根本”
①。曾国藩意在以湘淮军之长，克捻军之短，应该说是极为毒辣的。但是，对于这种部署，特别是沿河堤筑墙设防，“闻者皆笑其迂”
②。时在后方的李鸿章也不以为然，致书襄办曾国藩军务并建河防之策的刘秉璋讽刺说：“古有万里长城，今有万里长墙，不知秦始皇千年后遇公等知音。”
③然而，当他挂帅剿捻后，揆情度势，才体察到曾国藩战略部署的深意。纵观李鸿章剿捻战略的实施，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866年12月至次年5月间实施“臼口之围”，主战场在湖北。
李鸿章挂帅剿捻之初，只是提出了“用谋设间，徐图制贼”的原则性设想。而当时东捻军在突破曾国藩的贾鲁河、沙河防线后，迅速进入湖北，企图“长驱西上，一入四川，居已蜀之利，一上紫荆关，合张宗禹攻陕西”
④。
东捻军集给在湖北钟祥臼口一带，拥众10余万。李鸿章认定这是聚歼捻军的好机会，于是调动湘淮军7万余人“分路并进”，其中包括湖北巡抚曾国荃的新湘军。1867年1月捻军先在安陆府罗家集击败松字营，重伤统领郭松林。
半个月后，又在德安府杨家河歼灭树字营，阵斩悍将张树珊。2月双方主力在安陆府尹隆河进行决战。清军主力一是刘铭传所部铭字淮军，一是鲍超所部霆字湘军。本来，鲍、刘约定2月19日（正月十五）辰刻两军发起会攻。但两人向存嫌隙，鲍轻刘后起之辈，刘贱鲍无谋匹夫。刘铭传为了抢夺头功，违约于卯时单独发起进攻。捻军先用流动战术与之周旋，继而在尹隆河设伏败之。刘铭传“衣冠失落”，与各营官幕僚被困待死。鲍超部按预定时间从捻军背后发动突然袭击，捻【创建和谐家园】胜为败，折损2万余人。
鲍超救了刘铭传，但刘铭传却以怨报德，反诬鲍超部误期致败。李鸿章一味③李鸿章：《复鲍花昙学使》，《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7，第4页。
④王定安：《求阙斋【创建和谐家园】记》，卷11，《捻军》，第1册，第15页。
①王定安：《求阙斋【创建和谐家园】记》，卷11，《捻军》，第1册，第18—20页。
②王定安：《湘军记》，平捻篇，第261页。
③刘体智：《异辞录》，卷1，第45页。
④张仲炘等编：《湖北通志》，《捻军》，第3册，第187页。
回护铭军，不顾事实，按刘铭传口径上奏，鲍超被严旨斥责虚冒战功，应负铭军致败之咎。而湘系大员因鲍超并非曾国藩嫡系，不但不为其开脱，反而迎合李鸿章落井下石。曾国荃奏称接战捻军为南北两队，北强南弱，而铭军敌北，霆军敌南，故战绩不同。鲍超忧愤成疾，执意告退，所部32营以遣散了之。霆军重要将领唐仁廉，挑其精壮，由李鸿章“酌立营制，重整规模”，立仁字营，成为淮军的一支，从而削弱了湘军，增强了淮军的实力。3月东捻军又在蕲水歼灭湘军彭毓橘所部，阵斩彭毓橘，至此曾国荃新湘军主力全部覆没。这一阶段李鸿章实行的主要是陆路蹙围，但并未能有效地扼制住捻军的流动。
第二阶段从1867年6月至1868年1月部署实施运河、胶莱河之防，主战场在鲁东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