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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曹若问平生意，读古时如一读今。
（四）
光沉影暗惭夸父，一论《红楼》便不完，
生与俱来非假语，低徊百世益难安。
这些诗寄去后，很快就收到汝昌的回信，里面附有他答我的七律一首：
得策纵教授学长兄惠寄照片，为京华初会之留念，四帧之侧，各系新诗，拜诵兴感，因赋长句却寄
襟期早异少年场，京国相逢认鬓霜。
但使《红楼》谈历历，不辞白日去堂堂。
知音曾俟沧桑尽，解味还归笔墨香。
诗思苍茫豪气见，为君击节自琅琅。
（自注：姜白石词：东风历历红楼下，谁识三生杜牧之。）
这首诗不但适切地写出了我们当时谈红的情景，也表现了当代研究红学者的一些感触。
现在这空前的国际《红楼梦》研讨会议即将在美国召开，并已邀请汝昌和世界各地其他红学专家前来出席。恰好他的《》也正要出版了，我且匆匆写下一首小诗，来表示预祝这两件盛事，并且用来结束这篇序言：
传真写梦发幽微，掷笔堪惊是或非。
¡¡¡¡°ÙÊÀÉÍÐÄ·çÓêºó£¬°ëÉúĥѪ޵ÂÜÒÀ¡£ ¡¡
前村水出喧鱼乐，野浦云留待雁归。
且与先期会瀛海，论红同绝几千韦。
（自注：前村句用杨万里《桂源铺》诗意）
周策纵 1980年1月25日
于陌地生·威斯康辛大学
周汝昌
周汝昌
一 由此说起
我们有句老话："读其书，想见其为人。"（注：按此语来源当出《史记·孔子世家·赞》："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又同书《屈原贾生列传·赞》亦云："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至《孟子·万章》："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乃为另一义。）这话也有时被误解误用为"读其书，想知其人"的意思。不管怎样吧，反正可见"书""人"总是那等紧密相关。《红楼梦》的读者，大都因为想见其作者为人而更想知其人；而如果我们真能够稍知其人--曹雪芹--的话，就一定会反过来有助于我们理解他的这部"隻立千古"（注："隻立千古"，借用梁启超评《红楼梦》语。梁氏学术、文学观点如何，非本书评论范围，但他给《红楼梦》下此四字评语，实觉最为简切。）的长篇小说名著。
《红楼梦》，这"书"具在，流览研读，尚称方便（注：说"方便"，是相对地、比较地而言之；若认真论及《红楼梦》的版本文字，那问题也很复杂，因为这部书很早就遭到严重篡改，须辨真伪。）；而曹雪芹，这"人"，却还是一位我们努力想知而未能的人物，直到今天，我们所知于他的，仍旧是异常地有限，或者说，我们对于曹雪芹的知识简直是可怜得很。正因如此，想知之心就愈切，十个人有九个是提起曹雪芹来都谈论兴趣十分浓厚--其实就是求知愿望十分迫切。这情形，我们大家恐怕都有"切身之感"。
本来，在我们悠久的文学历史上讲，曹雪芹不过是比较最为晚近的一位作家；可是在介绍他的时候，却远不能像介绍比他早了一两千年的许多作家那样地顺利和翔实。这真是遗憾之至的事。--困难究竟何在呢？
这困难，是多方面的。
在客观上，截至目前为止，历史所遗留给我们的（或者应该说是我们所能发现的和便于运用的）正面文献资料稀罕得很。从主观方面讲，研究者的努力也还不能说很够。研究过程中的空白点、模糊点、纷歧点又出奇地多。--这些空白点、模糊点、纷歧点往往就成为了解曹雪芹的关键性的阻阂。再说，这主题所牵涉到的方面以及它们之间的种种复杂关系也又广泛又专门，通晓这么多方面和清楚这么些关系，对一个尝试研究的人来说，真是难度极其巨大的事情。最后，还有一点，也是十分要紧的一点，像曹雪芹，作为一个清朝乾隆时代的内务府满洲旗下人、既有着特殊家世历史、又有着特殊本身经历的"过来人"--这样一种类型的文学家、艺术家，他们的各种情况、各种特点、各种"规律"，究竟何似？这在我们的知识领域中，也还简直可说是基本空白，探讨起来，了无凭藉，令人时时感到茫然莫知所由之"苦"。
这样说，不是一味来强调困难，"无可奈何"。相反，正是要在这样的困难条件下尽可能地来试行了解曹雪芹这位令人无限倾倒、无限神往、而又"可望而不可即"的文学【创建和谐家园】，艺术巨匠。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们实在应当抱着"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精神，努力朝我们的研究目标前进。正是在这样的精神的鼓舞之下，才敢来尝试这个工作：对曹雪芹这样一位伟大的小说家作一下介绍。
然而，困难是客观存在，各式各样的问题，在现阶段还不能立刻都获得解决。不向读者说明是不对的。
不待说，空白点，我们不能凭空"制造"一些什么去填补它；纷歧点，我们不能主观武断，都作出"结论"；不太懂的事物，更不能强不知以为知。遇到这类困难，似乎只应采取以下的办法：空白的或模糊的，如果可能，不妨就某些迹象、线索暂时加以较为合理的推论或假定；纷歧的，可以把问题本身加以简要介绍而附带提供个人的评议和正面看法，藉资参考；不太懂的，可以暂付阙如，或提出来以待专家解答。
由此可见，介绍曹雪芹时，除了那些较为确切的事实以外，目前还不能尽免于--不能不容许着若干的探索性的、假定性的部分。这些，原该随处酌加说明，但最好先向读者一总交代一下。
在此以外，还有一种困难，就是：要了解曹雪芹，如果只就他本人所生活的那区区四十年的过程来看，就会有许多事情不易明了，大部分的问题难于解说剖析。因此，先要了解他的家世历史，--而这和了解任何作家都必须知道一些他的家世情况的那个"一般命题"又并不完全相同。原因是，不仅曹雪芹的家世非常特殊，而且他本人所经历的种种生活境遇上的变化，差不多都是一系列的历史政治事件所牵连产生的后果，种因甚远，牵绪颇繁，不由历史寻其来龙去脉，就无法说明曹雪芹那些遭遇的意义，也就无法窥见曹雪芹的思想根源和精神面貌。
但是，要交代这些，包括百十年间的许多事件（连带着清朝的很多典章制度）的发展演变，势必成为辞费，读者就可能感到讲曹雪芹而讲家世和讲历史的部分太多了，不免有些"喧宾夺主"。--这是一个"矛盾"，很不容易恰当解决。
关于这点，我想只好这样：一方面，介绍家世和讲历史时尽量地简要；另方面，也要求读者谅解，我们并非是为了讲这些陈言往事而讲它们，是为了要说明曹雪芹的某一方面、某一问题而讲它们，目的只在便于更深入而全面地直接了解曹雪芹本人并间接有助于了解他的小说《红楼梦》。在本书中，我并把一些在叙述上可以较为"独立"的章节特别分出去，降为"附录"，放在卷尾，这样，既可以"尽早地"直接介绍曹雪芹本人，也可以让读者补充理解那些前面叙说过于简略的各种问题和关系，主次比较分明些。--不过，我还是要说老实话：如果你以为，除了"曹雪芹"三个字，一谈别的，都是"节外生枝"，因而表示"不感兴趣"，那么你这种看待事物的方法，最好能适当地改变改变才好，因为，想了解曹雪芹这样的文学家，特别需要把他放到历史背景中去看问题，除了曹雪芹本身，"以外"的事情都看成是"庞杂"的闲文赘语，恐怕就不好讲了。
和上述之点紧密关联的另一点就是在行文时，有些地方感到单用抽象概念的话来陈述那些距离我们很遥远的陌生事物，既觉空泛，又不易明白，因此有时引事例、借话头，从旁来比喻衬托，希望可以更好地说明问题，这也只是帮助读者理解的一种手段，并不是特别喜欢"毛举细务"、故为枝蔓的意思。这点也希望能得到读者的"合作"。其实，干瘪枯燥的文字不一定最"有助于"理解，鲁迅先生早就说过，很多译者把原著中的有意味的部分都当"枝叶"删净了，结果这朵"花"（即使是很美的花）也就不再成其为花了，--先生那还是指自然科学的论述而言，何况是涉及文史艺术的文字？
还有如何对待关于曹雪芹的传说资料的问题。研究曹雪芹这样的人，他"名不见经传"，所以也不会有碑铭志乘可据，完全画限于书面文献，排斥故老传闻，那可能是不正确的。比如清代人也有几位笔记著作家记下了一些曹雪芹的遗闻轶事，那其实也得自传说，不过是偶然遇上好事者，存之于笔墨，或付诸刊刻罢了。但口传各说法中也会因年久辗转而走样子或夹入附会。至于到了今天，相距雪芹时代已然二百几十年了，仍然出现一些传说，往往支离可笑，恐怕是一二辈编造者的无稽之谈，我们对这些"资料""文物"应当特别慎重，以免为妄人所乘，制造混乱。
介绍曹雪芹的种种困难，略如上述；归根结蒂，还应该提到一点上来，那就是我们自己的水平的问题。记得曹子建说过：必须有美人南威之色，才可以论姿容，必须有宝剑龙泉之利，才能够议断割--如若按照这个标准来办，那有资格来讲说曹雪芹的人就太少了。不过，刘勰有云："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岂成篇之足深？患识照之自浅耳。"这个道理却是不错的。赏文如此，识人又何莫不然。太史公司马迁的伟大，绝不是在于他仅仅能够"网罗放失旧闻"，遍历名山大川亲作采访，等等别人也可以努力作到的事情，而是在于他具有异常杰出的良史之才之识。否则，《史记》一书中所传写的那些人物，是不会如彼其栩栩如生，须眉毕现，如彼其富有魅力，如彼其既具有高度的历史学价值，又具有光芒映射的文学性价值的。我们中国"良史"这个宝贵的传统，可以说明传记学的许多问题。可惜的是后世渐渐无人发扬光大了。光是"档案室主任"，是写不出一部好历史好传记来的。曹雪芹是一位极其高超的文学艺术家，而我们却是普通人；他的风华襟抱，学识才情，和一般的人相形对比起来，是天壤之别。那么不难想见：就是掌握了全部的翔实史料，克服了各种技术性困难，也还并不等于我们笔下就出现了接近历史真实的、呼之欲出的活生生的曹雪芹。我们自己的能力确实是太有限了。
我在落笔时，只抱着一点奢望：尽可能地提着自己，不要歪曲了曹雪芹这个光辉的形象，切莫拿琐儒陋士的世俗的眼光、心光去测量曹雪芹，把他庸俗化了，猥琐化了。
好了，那就让我们这样来尝试了解一下曹雪芹--这位文曲巨星，空前伟大的小说家吧。
周汝昌
二 启蒙时代——“殆将有变”
曹雪芹是生活在哪些年月里的一位文学艺术家呢？虽然大家对他的生卒年份都还有所争论（注：参看书末补注。），但是可以粗略地说:他是生活于公元十八世纪的二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就是清代的雍正一朝和乾隆朝的前半的这四十年左右的那一段历史时间。
从全世界看，曹雪芹的出生时期是在欧洲沙皇俄国等国家瓜分瑞典的"北方战争"（The Northern War）终了和俄国彼得大帝死亡之际；他的去世的年头就是与英、法的美、印殖民地战役紧密相关的"七年战争"（The Seven Years'War）终了、巴黎条约订成之次年（注：这是根据"癸未说"、即曹雪芹卒于一七【创建和谐家园】年二月一日而讲的。参看书末补注及第三十节。）。曹雪芹几岁的时候，牛顿（Newton）逝世；他死去的那一年，瓦特（Watt)发明了蒸汽机。曹雪芹二十多岁的时候，孟德斯鸠（Montesquieu）、狄德罗（Diderot）、伏尔泰（Voltaire）以及其他"百科全书派"学者和文学家的著作正在纷纷问世；他去世的前二年，卢梭（Rousseau）出版了他的《社会契约论》（LeContract Social）。曹雪芹死后十一年，美国独立战争兴；他死后二十五年，法国大革命起。
在欧洲，这正是资产阶级革命前夕，各种反对封建、专制、教会等旧制度的新思潮正在汹涌澎湃、历史上的伟大著作正在产生的"转折"年代。
那时候的中国，还是一个基本上闭关自守的强大的封建皇权国家，社会结构当然也是封建的古老社会。但在这时，却产生了曹雪芹这样的具有反封建思想的小说家。上面的几笔粗线条的钩勒，是想把曹雪芹的生活时间放在"世界大事年表"上来看一下"位置""座落"的意思。不消说，我还并没有暗示曹雪芹的思想是否曾受欧洲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启蒙"思潮的影响的含意。我们了解，在前此阶段，从明末到清初，天主【创建和谐家园】来华所输入的"西学"，一点也不曾包括着十六、十七世纪欧洲的新科学、新思想，完全是代表封建教会的正统经院哲学；这因为那时的耶稣会本身就是捍卫旧势力、旧传统的迫害"异端"改革的堡垒，它不会也不可能把当时进步科学和自由思想传入中国。至于当十八世纪初，即使有了海外商人到中国口岸来，是否就可能马上及时地把当时的新思想传播过来，而且发生了相当的影响，恐怕也是尚待研究的问题。探讨曹雪芹的思想根源，首先还要从解剖清初时代封建中国的社会结构下手。但是，我们这里把目光放大些，先对照东西两方的情况看一看，也饶有意味。
从封建中国看，那是满洲贵族清代统治者从东北入关已然八十年到一百二十年的时期。这正是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五回里说的："吾家自国朝定鼎以来，功名奕世，富贵传流，赫赫扬扬，已历百年"，可说是若合符契。清人入关以后，以实际上的创业、掌权者多尔衮为代表（包括他的两个弟兄多铎，阿济格），奠定了统一全国的基础；随后出现了康熙大帝，这才是"治绩"的真正开始；接连而来的雍正、乾隆两朝皇帝，也都是非常杰出的政治、军事家，尽管他们也是封建统治者，但和明朝的皇帝相比，特别是从整个历史来看，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施政，在团结我们多民族的伟大古国和抵御外来侵略上，是有其不可低估的功绩的。历史学家一向称这三朝为"盛世"，至少说明了历史的一面。但是，到乾隆时期，那也确实有了"强弩之末"的征兆。盛世之中，危机四伏，险象环生，孕育着时代的推迁变化。我不是清代史专门家，很难作出高度概括的科学论析，还只能用谫陋的办法试行解说，比如，你读包世臣（他以书法理论家著称）的《艺舟双楫》，读到一篇《再与杨秀子书》，里面就有这么一段话：
世臣生乾隆中，比及成童，见百为废弛，贿赂公行，吏治污而民气鬱，殆将有变：思所以禁暴除乱，于是学兵家。又见民生日蹙，一被水旱，则道殣相望：思所以劝本厚生，于是学农家。又见齐民跬步即蹈非辜〔老百姓一迈步就会陷入本来并无过错的犯"罪"之灾〕，奸民趋死如鹜而常得白金〔坏人纷纷干可犯死罪的坏事，却能发财享福〕：思所以饬邪禁非，于是学法家。……
包世臣实生乾隆四十年（1775），不过是曹雪芹卒后十一二年，你看，这就是那时候的文人（当然他的立场观点是从属于封建统治阶级的）记下来的亲切感受，他似乎不会无缘无故地去污蔑他自身所处的那个盛世，（至少有一部分）应属可信。那么再拿曹雪芹写在《红楼梦》开篇的那段话"偏值近年水旱不收，鼠盗蜂起，无非抢田夺地，鼠窃狗偷，民不安生，因此官兵剿捕……"来对照看，又何其不无相似之点。
在这个盛世之中，有头脑的人，或者说"有识之士"当时就感到"殆将有变"。这种变，大约在包世臣说来不过还是只指那些揭竿而起的"暴乱"而言；然而"民气"既"鬱"，必然会包括着思想的问题。我们为了理解曹雪芹，特别注意的倒是侧重在这后一点，在这个即将有变的时代，伟大的文学家--首先是思想家的曹雪芹，他的感受不会反而不如包世臣这一类型的文士。
非常负惭抱憾的是，我对围绕着曹雪芹的这个时代的思想界，并无任何知识，因为这只靠"查"史书是查不到的，需要自作专门的刻苦的研究，而我没有能力去作。同样，围绕着《红楼梦》的那一时代的通俗文学（小说、剧本、民歌俗曲……）的情况，也是基本无知。因此，我无力在这一方面进行"鸟瞰"，并加介绍，而这却是十分重要的。我仍然只能查"历史年表"，看到的是：在曹雪芹卒后的二十八年，乾隆作成他的《御制十全（武功）记》，而此记作成的第四年，自湖北开始、后来遍及数省的白莲教也就正式起来了.
"乾隆盛世"，是看似极盛而潜伏着"有变"的危机的由盛至衰的转捩点。这种时代的征兆气机，敏感的伟大文学巨人曹雪芹好像是感到了。这正有点像鲁迅先生所说的："……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注：《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四篇《清之人情小说》。）
周汝昌
三 大清朝局
曹雪芹出生的次年（注：这是按曹雪芹生于雍正二年（1724）的说法而讲的。参看书末补注。），浙人汪景祺以所著《读书堂西征随笔》中诗文"讥讪圣祖仁皇帝（康熙），大逆不道"，立斩，妻子发往黑龙江为奴，期（jī）服亲的兄弟侄儿等，俱发遣宁古塔（今黑龙江宁安县属），五服以内的族人，俱革职交地方监管。又次年，礼部侍郎查嗣庭，典试江西，出题有"维民所止"四字（注：这本来是《诗经·商颂·玄鸟》里的成语，但是《大学》里引用过，所以只要读"四书"的都能知道。），竟被解释是取"雍正"二
而"去其首"，又搜查出日记二本，多有直议时政之文，因此加上了"逆天负恩，讥刺咒诅，大干法纪"的罪名，革职拿问，瘐死狱中，还要戮尸示众；儿子处死，家属扫数放流。又隔了一二年，已故的陈人吕留良所评选、著作的诗文日记中被指有"夷夏之防""井田封建"（注：彼时用"封建"这个词，意指周代分封诸侯的制度，即用以隐寓反对清代的集权专制统治的意思。至于"夷夏之防"，则以夷指满族，夏指汉族，这是当时的汉族士大夫的大汉族主义、反对"异族入主中原"的思想表现。）等思想，并讪议时政，父子皆剖棺剉尸枭示，孙儿一辈发往宁古塔为奴，牵连者都获重罪。同时，革职遣戍的工部主事陆生柟因著《通鉴论》论封建、论建储、论兵制、论隋炀帝而"罪大恶极，情无可逭"，即在军前正法；革职遣戍的御史谢济世因注释《大学》有"拒谏饰非，必至拂人之性，骄泰甚矣"的话，指为"讪谤"，亦几乎被军前正法（后赦回罚充苦差）。雍正并"御制"《大义觉迷录》，颁发全国，"教化"官民人等。
从这以后，终乾隆一朝，文字之祸，几乎不断，真是更仆难数，一字违碍，即兴大狱，挫戮惨酷，自古所未有。乾隆六年，下采访遗书之令，这是后来计划编集《四库全书》--实际是要对所有书籍进行全面检查，大量加以抽毁、篡改的文化阴谋--的滥觞。就是说，清朝不但用武力来镇压反抗、统治全国，而且还想尽一切办法从"文治"方面来箝制思想、消弭人们的"反侧"之心。
康熙留给雍正的国库，据说存银只有八百万两，经过雍正十余年的整顿，积至六千余万两，但军费耗去大半；到乾隆即位，国库还存二千四百万两。乾隆时候，国库岁入三千余万两。而乾隆一朝所用军费约在一亿二千万两以上。当时光是每年治河费一项，就要耗几百万两。但是这种有数字的开支还不能和没数字的销费相比：例如皇帝的六次南巡，各处的宫殿园林的修造铺设。历史家说："康、雍之世，库储常盈二千四百万两；乾隆中叶，增至七千万，末年乃无一存：盖皆为军兴所耗矣。--此所耗者府库之财，尚未若民财之消耗也：南巡、营建二者，最耗民力"（注：语见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卷五中册225页。关于南巡，参看书后附录。）这是极正确的论断。其次，当时的官僚贪赃欺蔽的风气，已达到骇人的地步。可以看看洪亮吉《更生斋文甲集》卷四《跋简州知州毛大瀛所致书及纪事诗后》所纪二事：一，"方御史钱澧之特纠国（按指国泰，山东巡抚）及山东亏缺库项也，上心动，特命亲信大臣偕御史晨夕驰往勘实；其弟国霖觇知之，募善走者先半日驰抵济南。国仓皇丧魄，时署中积金实无数，因乘夜运入司库及运司首府首县各库，以补缺项。然存金尚累累，公廨后有珍珠泉，深丈许，遂异至泉侧沉之。后抚臣明兴浚池，尚得金数十万（两），盖国黩贿如此。"二，"项君，故浙江巡抚王亶望客也。方王遭母忧，拥妻妾，居会垣，并日事讌会，为人所发。王亦知罪且不测，而积重资至多，因阖门，如幕客散给之，数或三万、五万不等，属曰：'若无事，归我半。事不测，则诸君尽留之，'"则可见一斑。乾隆所宠爱的权相和珅，到抄家时，其财产后人估计可达八万万两之多！"八万万两"的估计是否正确，无从详核，但可以参看焦循《忆书》所记的一段话："吴县石远梅，以贩珠为业，一小匣，锦囊緼裹，以赤金作丸，破之，则大珠在焉：重者一粒价二十万，轻者或一万，至轻者亦八千、--争买之，唯恐不得。余尝以问远梅，曰：'所以献和中堂（珅）也，中堂每日清晨以珠作食，故心窍灵明，过目即记，……珠之旧者与已穿孔者不中用，故海上之人，不惮风涛。今日之货，无如此物之奇昂者也！'"当时官僚的骄奢贪谄的骇人情况可以推见。至于民间"素封"地主，其豪富程度，也并不十分逊色，如清代皇族昭槤所记："本朝轻薄徭税，休养生息，百有余年，故海内殷富素封之家，比户相望，实有胜于前代。京师如米贾（gǔ）祝氏，自明代起家，富逾王侯，其家屋宇至千余间，园亭瓌丽，人游十日未竟其居。……怀柔郝氏，膏腴万顷，……纯皇帝（乾隆）尝驻跸其家，进奉上方水陆珍错至百余品，其他王公近侍以及舆儓奴隶皆供食馔：一日之餐，费至十余万云！"（注：见《啸亭续录》卷二"本朝富民之多"条。又言："王氏……筑室万间，招集优伶，耽于声色；近日其家已中落，然闻其子弟云，器皿变置，犹足食五十载，-- 其他可知矣！"）《永宪录》记载的"山西富户王泰来，家有现银一千七百万两有奇！"
所有这些统治、剥削阶级的骇人听闻的用度，都从哪里来呢？就来自穷苦人民的身上。
那时候穷人生活的一般具体情况是甚么光景，我们还找不到很好的纪录。《红楼梦》里刘姥姥的话虽不详细，或可聊供我们参考想象，她在看到贾府吃螃蟹时，曾算过一笔帐："这样螃蟹，今年就值五分（银子）一斤；十斤五钱。五五二两五，三五一十五；再搭上酒菜，一共倒有二十多两银子。阿弥陀佛！这一顿的钱，够我们【创建和谐家园】人过一年的了！"这是文学作品，当然不能即作史料来拘看而计算其"账目"；但如以乾隆时代一般粮价每石不过一两五钱而计，四口之家如每月约需一石二斗、每年需十五石，则合银二十二两有余。所写并无夸张。和《红楼梦》约略同时的《儒林外史》写南方穷念书人教馆，每年束脩十二两银子，生活是敝衣、陋屋、白粥、小菜，--这还不就是最穷苦无告的劳动人民的生活，因为这还是基本上衣食俱足的饱暖生活。扬州兴化人郑板桥，自称"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在范县做小官时写信给他弟弟，提到本族一家的生活，说："可怜我东门人，取鱼捞虾，撑船结网，破屋中吃秕糠，啜麦粥，搴取荇叶蕴头蒋角煮之，旁贴荞麦锅饼，便是美食--幼儿女争吵。每一念及，真含泪欲落也。""天寒冰冻时，穷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酱姜一小碟，最是暖老温贫之具；暇日咽碎米饼，煮糊涂粥，双手捧碗，缩颈而啜之，霜晨雪早，得此周身俱暖。嗟乎嗟乎！……"这恐怕是江北一般农家的景况，--还算"小康"吧。穷苦劳动人民的生活还要苦。《儒林外史》第三十六回，写农民是"替人家做着几块田，收些稻，都被田主斛的去了；父亲得病，死在家里，竟不能有钱买口棺木。"也可算是一种例证。从乾隆后期开始的人民反抗，正是他们实在活不下去的结果。满人舒坤批《随园诗话》有一条说："福康安则……心术较和珅为稍纯，而才具远逊，十八岁即为川督；天下总督除直隶、两江外，皆作遍。福康安为人，穷奢极欲，挥金如土，以冰糖和灰堆假山，以白蜡和灰涂院墙，以白绫缎裱糊墙壁。其出兵也，私带侍女，皆为男妆；每日所食，用银至二百（两），每站所赏轿夫银至二千！生民涂炭。七省教匪之乱，皆福康安酿成。"不是已经道着了问题的要害了吗？乾隆初期，皇帝自己在"上谕"中供认，各地屡有"骄民"抗官，以为"皇朝"如此"仁深义至"，而民不感恩，为不可解。这真是封建统治者的"悲哀"。
曹雪芹死后十年，山东的以王伦为首的人民反抗就揭竿而起了。这是个大事件，它是人民革命大风暴的前奏曲，标志着清朝封建统治的开始动摇。--其实，这种朕兆，曹雪芹生前就已然出现了，让我再引一遍《红楼梦》的话："（甄士隐）只得与妻子商议，且到田庄上去安身。偏值近年水旱不收，鼠盗蜂起，无非抢田夺地，民不安生，因此官兵剿捕，难以安身。"（注：本书凡引《红楼梦》，以经过后人改动较少的庚辰本为据，庶更合曹雪芹原意。）这正反映出了乾隆"盛世"的一个要紧面。
曹雪芹就是生活在上述那样一个历史时期的那样一个人间世界里的文学家。
由于曹雪芹的特殊身份、特殊经历，他就有可能睁开了眼睛，看到了这个世界的一些问题。也由于他的特殊身份、特殊经历，他一不能注经（如谢济世），二不敢论史（如陆生柟），这才选取了为"士君子"所不齿的传奇小说这个体裁来抒写他的胸怀。又也由于他的特殊身份、特殊经历，他连吴敬梓那样专写"儒林"的略为广阔的社会面都不便写（注：《雪桥诗话》卷五："章佳文端〔按指尹继善〕，两世文津，性耽吟咏，袁简斋〔枚〕为辑遗稿，至嘉庆庚申〔五年，1800〕始警校付刊。乾隆中巡抚鄂昌以文、侍郎世臣以诗，先后获罪；黄文襄之子孙又以刻《奏议》干议。当时著作皆藏家而不出而问世者，以此。"又《雪桥诗话三集》卷十，"尝读何义门〔焯〕与人书，谓絧斋〔指满人成文〕选庚戌以后文，极佳事，但愚意渠所处与【创建和谐家园】不同，恐招惹是非，前有信止之，因近来时文内中〔按指皇帝宫内〕皆买入，前此刻诗文者皆受累，不无过虑云云。观此知吾乡〔按实指辽东籍旗人〕文字所以流传独尟者，非无故矣。"即指出旗人"所处"之不同。这种历史情况，后来的人是不尽知道了。），这才又把主题完全集中于"记述闺友闺情"这一点上，丝毫不敢正面旁涉"大观园"外一步（注：《红楼梦》之不能相同于《儒林外史》，也在于：后者的主要目的是选择一种人物而对他们进行讽刺，而前者的主要目的却是选择一种人物而代他们进行控诉；因此，曹雪芹选定的就是受封建主义压迫残害最深最烈的一种人物：生活在家庭范围的妇女。）。--即使如此，那位"空空道人"也还是须要极慎极谨，"思忖半晌，将这《石头记》再细阅一遍，因见上面虽有些指奸责佞、贬恶诛邪之语，亦非伤时骂世之旨；乃至君仁臣良（？）、父慈子孝（？），凡伦常所关之处，皆是称功颂德、眷眷无穷（！），实非别书之可比；……因毫不干涉时世，方从头至尾、抄录回来，问世传奇"的！
这就可以约略明白曹雪芹写《红楼梦》的那种时代背景和创作条件是什么样子了（注：甲戌本《石头记》"凡例"云："开卷即云'风尘怀闺秀'，则知作者本意原为记述当日闺友闺情，并非怨世骂时之书。虽一时有涉世态，然亦不得不叙者，但非其本旨耳。阅者切记之。"可参看乾嘉人吴德旋《初月楼闻见录》自序："又是编意在阐扬幽隐，显达之士不录焉。即间有牵涉，亦不及政事。在野言野，礼固宜然。若以为'穷愁著书'，则吾岂敢！"语意略似。）--因此我们也就应该看到，《红楼梦》里面的某些"假语村言"，实际只是为打掩护而设的"奴隶的语言"而已；如果把它们一律当作"如实语""正面话"来看，那就要"被作者瞒过"（脂砚斋语）了。
周汝昌
四 奴 籍
上面两节中，用极为粗略的笔触所钩勒出来的那种画面，可以大概地帮助我们理解：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像《红楼梦》这样的作品，就有了产生的可能。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何以单是曹雪芹才创作出《红楼梦》--例如和他约略同时期的南方小说家吴敬梓，就只能写出一部《儒林外史》，而绝写不出半回《红楼梦》。
这原因何在呢？原因很多，但也因为他们两个人的身份、家世、经历、处境等等，都大不相同。《儒林外史》和《红楼梦》，都不是当时随便哪一个文学家所能作得出来的。换言之，离开了作家的身世生平，他们各自阅历的种种特殊生活经过，他们各自遭际的种种特殊条件，就难以较为全面地说明为什么某某个别作家能够创作出某某个别作品，或者，为什么只有吴敬梓才能创作出《儒林外史》，只有曹雪芹才能创作出《红楼梦》。
曹雪芹，作为一个乾隆时代的小说家，是有他的特殊身份和特殊经历的。了解他的这些方面，将有助于理解《红楼梦》。下面我们就来讲一讲这些方面的事情。
照旧日的俗话来说，曹雪芹是个"旗下人"，也可以说作是"在旗的"；稍"文"一些，说作"八旗人"，或省称"旗人"（注：这些话，都是指"隶属于旗籍"的意思，但在早期，"旗人"的分类是很细的，由于归旗的早晚和原由之不同，都各有称呼，例如"旗下人"本来只指清人入关以后【创建和谐家园】"投充"入旗者而言，后来也就乱用了。民国初年，俗语还指不缠足的妇女"是个大旗下"（大脚，因为满洲风俗妇女都是天足）。）。这种历史名词的具体涵义是什么呢？这就得对"旗"先有个大概的认识。
旗，这语词还是明朝汉语，满语本是"固山"（译音）。旗，这物件本身原就是旗帜、旗纛的旗，可是在清代，这种作为军伍分队标志的旗，已经引伸其义而变为军队编制上的一种代称了。明朝已有"总旗""小旗"的名目，其性质已经是一种编制等级了（注：可参看孙承泽《天府广记》卷十八兵部："明之兵制……大都五千六百人为'卫'，千一百二十人为'所'，百十有二人为'百户'，'所'设'总旗'二名，'小旗'十名，大小联比以成军。"）；像农民军领袖闯王李自成，立号为"奉天倡义大元帅"的时候，曾自建白鬃大纛，而于左营立白帜，右营立绯（红）帜，前营立黑帜，后营立黄帜：这制度在形迹上已和满洲的分旗极为相似（注：旗制固为清代特有制度，其实亦受【创建和谐家园】旧制影响，由以上二例可以窥见其迹象，不过满人旗制又有它自己的特点而已。又陈登原《国史旧闻》第二分册指出，满洲旗制与其祖先金人的"猛克"制度有相似点。）。所不同的，满洲的固山旗，又不仅仅是一种军队编制，而是合军政、民政、"家政"三者而为一的整体制度，极有其特点。满洲的贵、贱、军、民，后来都编入"固山"，受旗制的严格约束。
满洲旗制共分八旗，各旗身份地位不尽相同，我们也必须稍加了解。这种身份地位的不同，是由一系列的历史根源和发展而形成的。
最初，满人由于出猎行围（这是他们当时的主要生产和生活方式），每人出箭一支，每十人择一人为之率领，维持队次秩序，叫做"牛录额真"。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努尔哈赤（清太祖）本着旧有的习俗，分编每三百人为一"牛录"，设"牛录额真"为长官（后用汉名，称为"佐领"）。后来，以每五牛录为一"甲喇"，设"甲喇额真"（后来的"旗"和"都统"）。这就是"旗"的雏型和基本编制。又由于行围时队形本来也有组织：中间为"围底"，犹如中军、大本营；左右分二"围肩"，犹如左右翼；两肩末端为"乌图哩"，犹如所谓前哨；四处各有旗帜：中立黄纛（注：黄色在当时最为"尊贵"，代表封建统治政权。努尔哈赤以黄色旗为首旗，而李自成以白色旗为首旗，贬黄旗为末色，这是否也反映出封建性与革命性的区别，还是一种偶然现象，可备研讨。），两翼立红、白二纛，翼尾立蓝纛，以为标志，便于指挥（注：见弘■《瑶华诗钞》卷九《忆昔》诗原注。昭槤《啸亭杂录》所叙即据此入书。按此记载虽系稍晚的实况，但其为旧制之遗迹则无可疑。八旗中的四色，次序是黄白红蓝，这是改定后的次序，在早期的时候，四色的次序与此不同，后来白旗升次，蓝旗降次，才成为有清一朝的旗色定制。），--所以到万历三十四年（1606），努尔哈赤便将军队在上述基础上正式编立了四旗制。到万历四十三年（1615），因人数日增（以满人为主，也包括着蒙、汉、朝鲜、俄罗斯等各旗人），于是又由旗扩充为八旗。八旗的旗帜颜色分别法是上述四色整旗、外加以四种原色为地而围以异色镶边的镶旗。后来，又迭加增编"蒙古旗"和"汉军旗"（注：汉军旗编立最晚，原是满人初得明朝大炮以后所编的炮兵队；其后明朝变节将领率兵投降满洲，亦编入汉军旗。这和满洲旗里的汉姓人是绝然不同性质的两回事。），原来的本部遂因区别上的需要而专称为"满洲旗"。实际是三类军旗各八旗，共有二十四旗。
曹雪芹家所隶属的，是满洲正（"整"字简写体）白旗。
一般说来，非满洲血统而隶属于"满洲旗"而又是"正旗"的，都是资格很老的"旧人"（注：参看下两条注。），--这道理，看了上面的叙述就不言而喻，因为这种旗内都是归旗极早的人家。这种人家，由于和满洲的关系密切、历史久远，其生活习俗，都"满化"得很深了，除了一两点表面标志之外，有时就猝然难以分辨了，--这种从辽东入关的老汉姓旗人，如果渐渐改用【创建和谐家园】的习俗，会被指斥为"纵欲丧心"的（注：乾隆时满人舒坤批《随园诗话》曾记："余见汉军蒋攸铦，本籍宝坻〔按当云本辽东人，入关后居宝坻〕，其先人因田文镜提拔，遂登仕版，……其家妇女缠足饮食日用，悉仿南人〔按指【创建和谐家园】〕，……内用尚书，例兼都统，以不识清文〔满文〕辞。此尤纵欲丧心者也。"即斥辽东老汉军之改从汉俗，则其本皆满俗可知。老包衣籍之曹家视老汉军又过之远甚。）
曹雪芹家，正是这样的一户"老旧家"。
了解了上一点，还必须了解曹雪芹是所谓"上三旗包衣人"或"内务府包衣旗人"。
上三旗是：厢（"镶"字简写体）黄旗、正黄旗、正白旗。八旗中的其余五旗，相对地称为"下五旗"。上三旗由皇帝自将，下五旗归王公分领。这种区分，其历史内容说来也很话长，如今只极简单地说明一点：满洲（那时国号还叫做"金"）初期，虽亦有"汗"为总酋长，但全体的军、政大事，实由各旗旗主共议公决；旗主在个别本旗固然是各方面的最高统治主，即在整个旗集体中，也是和"汗"平起平坐、身份不甚悬殊的首领，因为实力（即所拥有的本旗兵丁）既然全等，所以威权自亦相当；后来随事势演变，"汗"的权力地位日益增高，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随之而日益加深，于是出现贵族们自相残害、兼并的丑事；本来分领于三个旗主的三个旗，竟然为皇帝（由"汗"发展而成的）一手所集中掌握，就是这等情事的结果。因为这三旗既然是归皇帝直接管领的了，所以特称为"上三旗"。
正白旗，本来并不在上三旗之数。早期正白旗的第一代旗主本来先是努尔哈赤自己兼领，后归多铎率领；崇德四年（1639）多铎获罪，此后多尔衮逐步掌管了此旗。曹雪芹的始祖，名叫曹世选（"世选"后又作"锡远"，又单名一个"宝"字。本名是曹宝，世选是改名或表字），原来可能是居住东北铁岭卫（今辽宁·铁岭县）到辽阳这一带地方，一种推断是约于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四年，1619）或略为先后，被满洲军队俘掠（注：满洲贵族，以武力从极北的早期根据地向南发展推进，攻城陷地，随处俘掠人口为奴；因此原籍愈在北一带的旗下奴隶，就愈是被俘入旗最早的"老资格"。用这办法，来考查从关外到关内的无数批的被俘【创建和谐家园】旗奴的历史次序，大致不会错。），另一推断是后来由于别的原故成为奴隶，不久就跟了多尔衮。从此，曹家世世代代作满洲奴隶，隶属于正白旗。
多尔衮（1612-1650），是努尔哈赤的第十四子，却排行在九，人称"九王"（现在北京城东还有"九王坟"这地名）。他带领的正白旗兵，是八旗中最强大的一支大军，东征西战，多立首功（注：这"功"，实际都是罪行，因为当时满洲统治者的军队是到处侵略掠夺者。若论"首功"，那么满兵刚要入关时先把李自成的农民军给打败了的，就是白旗兵，这实际更是首罪了。闯王的军队也以白旗为主色，所以描写当时战场情景的人说是一片白旗如雪。）。因此他很为努尔哈赤所鍾爱，有意立为嗣子。及努尔哈赤一死，帝位却被其第八子皇太极（清太宗）谋得。--由这里种下了很多皇室内部矛盾事因。但到明朝的京都为农民军所破、满洲兵乘机进入北京的时候，第一个占据了"龙位"的满洲皇帝，名义上虽然是皇太极的幼儿福临（顺治帝），实际上就是这位"摄政"的九王。他才是满洲入关前后之际的大清帝国的真正"创业主"，掌握一切实权，顺治至称之为"皇父""父王"。入关后以顺治的名义第一次赏赐多尔衮是黄金一万两、白银十万两！
曹世选是跟着这样的"主子"进了关，而他家遂由"包衣【创建和谐家园】"一跃而成为"从龙勋旧"。
多尔衮的威势，以他意外的早亡（顺治七年）而告了结束；清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演变发展的结果，使他在死后不久即获罪名、削封典、籍家产，"九王系"的势力全部败覆，顺治才得"亲政"。他遗下的正白旗这一支实力，未再另派旗主，遂归顺治系自己占有（注：按原来制度说，上三旗的分属是：厢黄旗归太子，正黄旗归皇帝，正白旗归太后。见抄本《永宪录》卷首（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本）。周寿昌《思益堂日札》卷一也有同样记载。因此曹家可能和康熙的太后有关系。）。正白旗之所以独得"拔乎"诸旗之表而与厢黄、正黄两旗（皇帝系的实力）并列，成为"上三旗"之一，即由于此。
曹家，自然因此也就入于上三旗。这就是说，他家和实际掌政的皇室派系，始终不由己地"凑合"在一起，而且关系十分特殊地切近。
不过，曹世选的奴隶身份却不能改变，他家世代都是"包衣"人。"包衣"是满语音译，意思是"家里的""家下人"，就是家奴（注："包衣"的全称是"包衣阿哈"（booiaha），亦可单称"阿哈"。包衣阿哈中男的叫做"包衣捏儿麻"（booi niyalm a），女的叫作"包衣赫赫（booi hehe），义即男仆、女婢。按曹家隶属于"包衣旗鼓佐领"；抄本《八旗掌故》卷一云："又满洲八旗包衣参领下分辖各佐领……下又有'管领''分管''管辖'各名目，其佐领或称'旗鼓佐领'，……蒙古、汉军，俱无包衣佐领。"又注云："旗鼓佐领下人，多系国初民人投充，如见在大粮庄头、园夫之类。"而福格《听雨丛谈》谓包衣佐领原系兵弁家丁性质。曹家先世毕竟如何归旗并成为何种家奴，尚待详考。参看书末补注。）。满洲贵族把这种人是看得极为"【创建和谐家园】"的，但又非常需要他们，离开不得。
明朝的皇室，没有另外的家奴，只有宫廷里的特种供役人：太监。太监本是极穷苦的好人家的子弟、被残害了身体（连带着精神）而送入牢笼去受苦服劳的最为可怜的一种受压迫者，但他们往往受了封建统治者的毒害，却变为穷凶极恶的统治爪牙，无恶不作；明朝的腐朽败亡，太监们特别"与有力焉"。清朝皇帝有鉴于此，所以在承袭明朝各种制度的同时，却先将太监们管事的"二十四衙门"加以删并，最后撤除，而改设"内务府"，以皇室家奴--上三旗里的包衣人--来代替了太监的各项执事。
内务府于是就成了管理皇家的财产、收入、饮食、器用、玩好、各项日常生活琐事、各种有关礼仪……的"管家衙门"（注：参看《文献论丛》曹宗儒《总管内务府考略》："世祖入关，……而掌宫内政令者，仍属包衣昂邦。昂邦，又译作总管，是其名为家之总管，而清帝已化家为国，官文书遂译为内务府总管矣。"包衣昂邦或总管，实即"管家头儿"的意思。昂邦或译谙班。内务府并无下五旗人，也并无蒙古旗、汉军旗的人。有汉族血统的包衣人，一概称为"汉姓人"，因为他们还是属于满洲旗分之内。清末成立了海军衙门，职位完全为满人把持了，所以当时还有"新内务府"的讽语。）。从这一点讲，特别是和明朝的二十四衙门以及司礼监干政和东厂掌刑比起来，内务府完全限于皇帝"私家"的事务，和刑、政等国家大事分清了，不能不说是一件好事，有它的改进性和可取之点；但它也还是由太监制那里承袭来了一些"流风余韵"，例如一些重要税收，像盐政、织造、窑、矿等项，仍旧要由作为太监之"后身"的内务府人员来全部掌握或部分干预。 由上所述，就可见内务府包衣人是一种身份极为特殊的清代封建社会的畸形产物--也是满洲早期比较原始性阶段的社会的遗迹。内府包衣，在最高统治集团之内，是被压迫、被剥削的受害者，而在那集团之"外"，却又是进行压迫、剥削的害人者；一方面，他们的身份至微极贱，而另一方面又"呼吸通帝座"，反而可以比别种人更容易地升官发财、假权作势，他们的"富贵荣华"，实际享受，比之一般大官巨卿，有时并无逊色。
曹雪芹的家世，就正是如此。我们上面所谓曹雪芹的"特殊身份"，就是指这点而说的。
要讲曹雪芹的一切，不由这里说起，就无法讲下去；这是决定曹雪芹的特殊生活经历的第一层关键。同时也可以弄清楚，有些人说曹雪芹家是"权要"、是"豪门贵族"，那实在是一种并不十分正确而很易滋生误会的提法。我想，如果稍为了解清代康、雍、乾时期的真正权要豪门，如明珠、隆科多、傅恒等人家的情形毕竟何似，就不会把曹家提到这一行列中去，同时也正好说明：《红楼梦》里所反映的贾、史、王、薛等（有些评论家习惯称之为"四大家族""贵族"，其实是不对头的），都是些属于什么等级、地位的人家，在清代史上也是一清二楚，不会有发生错觉之余地的。
周汝昌
五 诞 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