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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他管内人叫蒋。”
“可我还是觉得有点别扭，”托马斯说。
“他可能把你当做另外一个人了，”克莱门茨说。“据我所知，你真可能就是另外那个人。”
在他们穿过马路之前，哈根博士赶上了他们。托马斯看上去还是困惑不解，向大家告辞走了。
“好啦，再见，”哈根说。
这是一个美好的秋夜，大地犹如丝绒，苍穹宛如钢铁。
琼问道： “你真的不搭我们的车，让我们送你一趟吗？”
“走十分钟路就到了。这样美妙的夜晚，真叫人想溜达溜达。”
三个人站在那里，凝视了一会儿星星。
“这些全是世界啊，”哈根说。
“否则，”克莱门茨打个呵欠说，“也许是可怕的乱七八糟的一团。我怀疑宇宙原本是个发荧光的尸体，而我们就在那里面。”
从亮着灯的门廊那边传来普宁爽朗的笑声，他刚向赛耶夫妇和贝蒂?勃里斯讲完他有一次也取回一个别人的网线兜。
“来吧，我的发荧光的尸体，咱们走吧，”琼说。“今天晚上见到您真高兴，海尔曼。代我问候伊姆佳德。今天的晚会真痛快。我从来没见过铁莫菲这样高兴。”
“是啊，谢谢您，”哈根心不在焉地答道。
“您可没看见他那副神气，”琼说，“他跟我说明天他就要跟一个房地产经纪人谈谈，想买下这所理想的房子呢。”
“他说了吗？您肯定他那样说了吗？”哈根尖声问。
“十分肯定，”琼说。“而且要是有谁最需要一所房子的话，那当然就是铁莫菲。”
“好啦，晚安，”哈根说。“很高兴你们今天来了。晚安。”
他等他们上了车，犹豫了一下，又朝亮着灯的门廊走回来，普宁象站在舞台上那样，正在那儿跟赛耶夫妇和贝蒂握第二遍或第三遍手。
（“我永远也不会，”琼一边转动驾驶盘向后倒车，一边说，“绝不会让我的孩子跟那个搞同性恋爱的老太婆一块儿出国。”“小心，”劳仑斯说，“他可能喝醉了酒，可耳朵还挺尖。”）
“我永远不能原谅你，”贝蒂对她的兴高采烈的主人说，“不让我帮你刷洗家伙。”
“我会帮他洗的，”哈根说，一面用手杖橐橐敲着台阶，一面走上来。“孩子们，走吧。”
最后又握了一轮手，赛耶夫妇和贝蒂就走了。
‘首先，”哈根一边说，一边和普宁回进起居室，“我想咱俩再喝一盅吧。”
“太好了。太好了！”普宁喊道。“咱俩干脆把我这个喝干。”
两人舒舒服服坐好，哈根博士说： “铁莫菲，你真是个百里挑一的主人。大家都过得挺愉快。我祖父常说一杯好酒总是应该象上断头台前喝末一杯酒时那样慢慢呷，那样顺滋味才对。我纳闷你往这五味酒里搀了什么。我也纳闷你真象咱们可爱的琼所肯定的那样，打算买下这所房子吗？”
“不光是打算——还想窥探一下是否有这个可能呢，”
普宁格格笑着说。
“我对你这样做是否聪明表示怀疑，”哈根接着说，慢慢呷他那杯酒。
“当然啦，我指望最终能得到终身执教权，”普宁挺俏皮地说。“我已经当了九年助理教授。不少年喽。我就快成为荣誉助理教授了。哈根，你怎么不吭声啊？”
“你使我处境很尴尬，铁莫菲。我真希望你没提出这个具体问题就好了。”
“我没提出这个问题。我只不过说指望罢了——唔，不一定是明年，但是譬如说，在农奴解放百周年纪念②时——温代尔也许会授我副教授衔吧。”
“好啦，你瞧，我亲爱的朋友，我得告诉你一桩叫人难过的秘密事儿。这事还没公开，你得答应我不跟任何人说。”
“我发誓跟谁也不说，”普宁举起一只手赌咒。
① 法语：小罐。
② 指1861年俄国农奴解放，至1961年为百周年。
“你一定也知道，”哈根接着说，“我花了多大心血慢慢把咱们这个了不起的系办起来的。我现在也不年轻了。铁莫菲，你说你在这里呆了九年。可我把我的二十九年中的一切统统交给这所大学了！在下的一切，正如我的朋友克拉夫特博士前几天给我写来一封信所说的那样：海尔曼? 哈根，你一个人单枪匹马在美国为德国做出的贡献比咱们所有的传教团在德国为美国做出的贡献还要多。可现在又怎么样了呢？我在怀里亲手把那条龙，那个法特恩弗尔斯，哺养大，他现在已经依靠手段，使自己盘踞重要位置。这项阴谋的详细情况，我就从略不跟你说了！”
“唉，”普宁叹口气说，“阴谋实在太可怕啦，太可怕啦。
不过另一方面，正派的工作终究会显出优点的。咱们两人明年可以开几门我早就计划开的精采的新课程。论暴政啦。
论酷刑啦。论尼古拉一世①啦。论一切近代暴行的老祖宗啦。哈根，咱们谈到非正义时，往往忘掉亚美尼亚②大屠杀，【创建和谐家园】发明的酷刑，非洲的殖民主义者……人类史就是一部苦难史！”
哈根哈着腰，用手在他朋友疙里疙瘩的膝盖上轻轻拍了一下。
“你可真是一位绝妙的浪漫主义者，铁莫菲，而且在比较愉快的处境中的……话说回来，我可以告诉你春季这一学期咱们要干点不寻常的事哩。咱们要上演一批戏剧节目——从科采布到霍普特曼①的戏剧片断。我把这看做一次登峰造极的事件……但是咱们也别抱太大的希望。我本人也是个浪漫主义者，铁莫菲，所以不能按照校董们对我的期望那样，同布多那号人合作。克拉夫特就要在西堡德学院退休了，提出要我从今年秋季起去补他的缺。”
“向您道喜，”普宁热情地说。
“谢谢，我的朋友。这确实是个很好而且很显要的职位。
我将会把我在这里得到的宝贵经验应用于更广泛的学术研究和行政管理方面上去。既然我知道布多不会继续留你在德语系，我的第一步当然是建议你跟我一道去，可是他们说西堡德学院没有你，斯拉夫语文研究者也已经够多的了。
所以我找布劳伦吉谈谈，可是这儿的法文系也已满额。这可太糟心啦，因为温代尔觉得让你开两三门不再吸引学生的俄语课程而付给你工资，在经济负担上不值得。我们大家都知道，美国的政治倾向也使人们对俄国玩意儿都不再感兴趣。另外，你一定会高兴得知英语系正在聘请你的一位最杰出的同胞，一位的确引人入胜的讲师——我听他讲过一次；我想他是你的一位老朋友吧。”
普宁清清喉咙，问道： “这意思是说他们要辞退我啦？”
“唉，你也别太难过了，铁莫菲。我敢肯定，你的老朋友——”
① 霍普特曼（1862－1946）：德国著名剧作家，一生写过四十二个剧本。
“谁是老朋友？”普宁眯起眼睛问道。
哈根说出那位引人入胜的讲师的姓名。
普宁向前探着身子，两个胳臂肘儿搁在膝盖上，两只手忽儿握紧，忽儿松开，嘴里说道： “对，我认识他三十多年了。我们俩是朋友，可有一件事是肯定了的，那就是我永远不会在他手下工作。”
“哦，我想你应当先不要理会这件事。也许可以找到个解决办法。不管怎么说，咱们有的是机会讨论这事。咱俩，我和你，还继续教咱们的课，就好比没事似的，nicht wahr①？咱们应该勇敢，铁莫菲！”
“这么说，他们已经把我辞退了，”普宁紧握两只手，点着头说。
“是的，咱俩处境相同，遭遇一样，”乐观的哈根说，随后站起来。时间已经很晚。
“我走啦②，”哈根尽管没有象普宁那么爱用动词现在式，也算是喜欢用的了。“今天晚上过得非常好，要不是咱俩共同的朋友告诉我你那种乐观的打算，我决不会破坏这种愉快的气氛的。再见，哦，顺便说一下……当然你还会拿到秋季这一学期的全薪，然后咱们再看看春季学期我们能为你争取到多少，尤其是你如果同意承担一些我的可怜的老肩膀扛的那些乏味的行政工作，而且你如果还愿意生气勃勃地参加在新楼举办的戏剧表演节目。我认为你应当参加演出，由我女儿导演；这可以分散你的注意力，使你忘掉忧愁。现在马上上床，看一本好的侦探小说，睡个好觉吧。”
在门廊那里，他用一股足能握两只手的劲头，握了握普宁没有反应的手。然后，他就挥动手杖，轻松地走下木台阶。
纱窗门在他身后砰地一声关上了。
“derarme kerl①，”心地善良的哈根一边朝家里走，一边喃喃说。“至少，我把这颗苦药丸包上了一层糖衣。”
1普宁从饭厅的桌子和餐具柜上，把用过的瓷器和银餐具端到厨房的水槽里。他把剩下来的菜肴放进那个亮着北极光的冰箱里。火腿和口条都吃光了，小红肠也没剩下；可是那盘冷拌菜不太受欢迎，剩下的鱼子酱和肉馅饼还够明天吃上一两顿的。他从瓷器柜旁边走过，它又“喀啷——喀啷——喀啷”响起来。他察看一下起居室，开始收拾。普宁拌的五味酒还剩点底，在那个美丽的大玻璃碗里闪闪发光。
琼在她的小茶碟里弄灭了一个沾有口红印的烟卷头；贝蒂一点痕迹都没留下，还把所有的玻璃杯都拿到厨房里去了。
赛耶夫人把一盒漂亮的彩色火柴忘在她的盘子里了，旁边还有点杏仁糖。赛耶先生把大约半打擦嘴纸拧成了各种奇① 德语：可怜的家伙。形怪状的样儿；哈根把一根脏雪茄熄灭在一小串没吃的葡萄里了。
普宁在厨房里准备洗碟子。他脱掉那件绸衣，除去领带，拿掉假牙。他穿上一条喜剧中【创建和谐家园】女仆穿的那种带花纹的围裙，免得弄脏衬衫前身和礼服裤子。他把盘子里的残羹剩渣都刮进一个牛皮纸口袋里，留着喂一条有时下午来找他的、背上有粉红斑的白色小癞皮狗，没有理由让一个人的不幸遭遇影响到一条小狗的乐趣。
他在水槽里冲好尽是泡沫的肥皂水来刷洗瓷器、玻璃杯和银餐具，小心翼翼地把那个蓝里透绿的玻璃碗放进这盆温暾的肥皂水里。它慢慢沉下去，燧石玻璃发出一种闷声闷气的共鸣柔声。他先在水龙头下面冲洗一遍银餐具和琥珀色的酒杯，然后也把它们放进肥皂水里。接着，他又把刀叉和匙儿捞出来冲净擦干。他象一个工作没多大条理的人那样迷迷登登、心不在焉地干活。他把擦干了的匙儿攒在一起，【创建和谐家园】一个洗过而没擦干的水罐里，然后又一把一把地拿出来，重新擦一遍。他又在肥皂水里的酒杯周围和那个音响好听的玻璃大碗底下摸来摸去，看看还有没有漏下的银餐具——果然又找到一个胡桃夹子。过分讲究的普宁把它用净水冲冲，正在把它擦干的时候，这件细长的家伙不知怎地就象一个从屋顶上栽下去的人那样从毛巾中滑落了。
他差一点就抓住它——手指头确实在半空中碰到了它，可是这一下反倒把它碰进水槽里藏着宝贝的肥皂水里，只听扑通一声落水，紧接着就是哗啷一声叫人心疼的玻璃破碎声。
普宁把毛巾往旮旯里一扔，扭过脸去，呆立片刻，凝视着那扇启开的后门外面的黑暗；一个不出声的、翅翼带花边的小青虫子，在一盏没有灯罩的眩眼强光灯下，在普宁光溜溜的秃脑瓜子上方打转转。他半张着没牙的嘴，一层薄薄的泪水使他那双茫然若失、眨也不眨的眼睛黯淡无光，看上去他老态龙钟极了。他痛苦地知道已有东西砸碎，悲叹一声，又回到水槽前，强打起精神干活，把手伸入肥皂水，一块玻璃碴子扎了他一下。他轻轻从水里捞起一只碎了的玻璃杯。
幸好那个美丽的大碗安全无恙。他又拿出一块新擦碗巾，继续干他的家务活儿。
样样都给洗净擦干，那个大碗孤独而庄严地给放在碗柜那层最安全的架子上；接着，这所亮着灯光的小房子在茫茫黑夜中给牢靠地上了锁，普宁就在厨房那张桌子前坐下来，从抽屉里取出一张黄色草稿纸，打开自来水笔，开始打个信稿： “敬爱的哈根，”他用清楚而雄劲的书法写道，“请允许我再扼要从述（划掉）扼要重述我俩今天的谈话。我必须承认，它使我有点惊讶。如果我荣幸地正确理解您的话，您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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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小,说-t-xt--天.堂
我回忆跟铁莫菲?普宁头一次见面，是与一九一一年春季一个星期日我的左眼迷了一粒煤灰有关。
那是彼得堡一个寒冷、刮风的晴朗早晨，拉多加湖①里最后一块透明的冰已经被涅瓦河水冲向海湾，靛蓝的波浪涌起，拍打湖堤的花岗岩，拖船和大型驳船系泊在码头，发出有节奏的吱吱嘎嘎和嚓嚓的响声，另有几艘停泊的汽艇，船上的桃花心木和黄铜在怯生生的阳光下闪闪发光。我正在试骑一辆漂亮的新英国自行车，这是父母送给我十二岁的生日礼，我在平滑的镶木板人行道上，朝我们家那所座落在莫尔斯卡娅大街上的玫瑰色石房骑去，由于严重违背了家庭教师的规定而心里忐忑不安，可是这种心情远不及一粒沙子在刺痛我的眼角膜那么严重。家里那种用一小块在凉茶里泡过的棉花冷敷和tri-k-nosu②（朝鼻子方向揉）之类的治疗办法，只是把事情搞得更糟；第二天早上，我醒来时，那粒潜伏在我上眼皮里面的小玩意儿就象是一块多棱角的硬块，我一泪汪汪地眨眼，它就更往里嵌。午后，我被带到著名眼科专家巴威尔?普宁医生那儿去治疗了。
小孩敏感的脑子往往把一些蠢事永远牢牢记住，其中有一桩就是我跟我的家庭教师坐在普宁医生那间充满阳光、奢华漂亮的候诊室里那段时间里所发生的事；那儿的壁炉架上放着一个镀金的台钟，它的圆玻璃罩上映出一扇窗户缩小了的蓝影儿，两只苍蝇一个劲儿围着那盏死气沉沉的枝形吊灯慢慢画四方框框。一位太太，戴一顶装饰着羽毛的帽子，和她那戴墨镜的丈夫，默默地坐在长沙发上，夫妻俩并不交谈；后来又进来一位骑兵军官，在窗前坐下来看一张报纸；接着那位丈夫走进普宁医生的诊室；我这时才注意到我的家庭教师脸上浮现一种古里古怪的表情。
我就用自己那只好眼睛随着他的视线望过去。那位军官正朝着那位夫人伛过身去。他说一嘴挺快的法国话，埋怨她前一天所做的或没做的什么事情。她便把自己一只戴手套的手伸过去让他亲吻。他用嘴在手套的网眼上沾了一下——然后站起来走了，他患的不知什么毛病也就霍然痊愈。
在温和的容貌、壮实的身躯、精瘦的大腿、猿猴那样的耳朵和上嘴唇等方面，巴威尔?普宁看起来很象铁莫菲，当然后者得在三、四十年后才会成为那副模样。不过，父亲那方面嘛，一缕稻草颜色的头发缓和了扩展的秃发病；他戴一副 1
18已故契诃夫医生①所戴的那种系一条黑缎带的黑边夹鼻眼镜；他说起话来有点结巴，跟他儿子后来说话的声音大不相同。那位温和的大夫用一个小精灵的鼓槌似的小工具，把我眼睛里那粒刺痛人的黑沙子挑了出来，真是医道如神，一下子就解除了痛苦！我不知道如今那粒小沙子在哪儿呢？
叫人不可思议而乏味的事实就是它确实在哪儿存在着呐。
也许是因为我常去同学家的缘故，我见过其他中产阶级人士住的公寓，因此便不知不觉在记忆里留下了普宁家那套房子大体上符合实际情况的样儿。所以，我可以说它大致包括两排房间，中间有一条长过道；一边是候诊室，医生的办公室，再往里也许是餐厅和客厅；另一边是两三间卧室，一间教室，一间浴室，一间女仆房间和一间厨房。我正要拿着一小瓶眼药水离开，我的家庭教师趁机向普宁大夫打听一下眼疲劳会不会引起胃病，这当儿外面的前门一启一关。普宁大夫敏捷地走进过道问了一声，得到一声很轻的回答，接着便跟他的儿子铁莫菲一齐走回来；他是一个十三岁的gimnazist②（古典中学的中学生），穿着他那身学生制服——黑上衣，黑短裤，闪亮的黑腰带（我进的是一家比较自由的学校，爱穿什么上学都行）。
我确实记得他那小平头，他那虚胖而苍白的脸，他那对红耳朵吗？是的，一清二楚。我甚至还记得那位得意的爸爸说“这孩子代数刚考个五加（a+）”，而他却怎样神不知鬼不觉地从他自豪的父亲的手下摆脱出自己的肩膀。从过道尽头飘来一股挺冲的洋白菜丝儿做的馅饼味儿，另外我通过教室那扇启开的门可以看到里面墙上有一张俄国地图啦，一架子的书啦，一个填塞的松鼠啦，还有一个用亚麻布作翅膀、橡皮筋作马达的单翼飞机。我也有一架，一模一样，不过比他那个要大一倍，是在比亚里兹①买来的。您把螺旋桨旋转一会儿，橡皮筋便朝反方向扭动，出现预示飞行范围有限的、挺招人喜欢的密密的螺层。
五年后，我妈、弟弟和我在我们圣彼得堡附近的庄园度完初夏后，赶巧又去拜访一位阴沉沉的老姨婆，她那凄凉得古怪的乡村别墅靠近波罗的海海滨一个避暑圣地。一天下午，我正集中心思，欣喜若狂地把一个畸形的豹纹蝴蝶肚子朝上摊开来，它那后翼底部表面的银色条纹和一片匀称的金属光泽融合在一起，煞是好看，忽然一位男仆进来通知说老太太要我去一趟。在客厅里，我发现她正在和两个穿大学生制服的、羞怯的青年说话。一头金黄色头发的是铁莫菲? 普宁，另一个黄褐色头发的是格里哥利耶?别劳什金。他们来请求我姨婆允许他们使用她庄园里的一个空谷仓上演一出戏。那是译成俄文的阿瑟?施尼兹勒①的三幕剧《调情》。
省里有一名半吊子职业演员昂察洛夫，主要靠一些褪了色的旧剪报而享名，协助排演这出戏。我愿不愿意参加演出呢？当时我十六岁，既腼腆又傲慢，谢绝扮演第一幕里那个无名绅士。那次会见就在这种相互难堪的局面下结束，也没有因为普宁或别劳什金碰翻一杯梨汁克瓦斯②而有所缓和，接着我就玩我的蝴蝶去了。两个星期后，我有点被迫地去看那次表演。谷仓里挤满了dachniki③（度假的游客）和左近一家医院的残废军人。我跟我弟弟一道去的，坐在我身旁的是我姨婆庄园的管家，罗勃特?卡尔洛维奇?霍恩，一个出生在里加的兴致勃勃、心直爽快的家伙，生一对充血的蓝瓷般的眼睛，老是在不该叫好的地方热心喝采。我还记得那些当作摆设的枞树枝子散发的香味，记得老乡的孩子从墙壁裂缝偷看戏的亮眼睛。前排座位跟戏台靠得很近，以致台上那位受骗的丈夫掏出龙骑兵和大学生佛里兹?罗伯海默写给他妻子的一叠信，朝佛里兹脸上扔过去的时候，您都能看得很清楚那是一些旧明信片，犄角上的邮票都让人给剪掉了。我敢保证扮演那个发怒的绅士的小角色是铁莫菲?普宁（尽管他在后几幕里当然还可能扮演别的角色）；但是，一件米色大衣、一部蓬松的大胡子、一头从半当腰分开的黑色假发，把他的面目彻底改变了，即使我看到他登场而感到有点高兴，但是也不敢完全相信是他。那个注定要在一场决斗中死去的年轻情夫佛里兹，不光是同那位绅士的老婆，那位身穿黑丝绒衣服的夫人，有偷偷摸摸的神秘的恋爱关系，而且还玩弄一个幼稚的维也纳姑娘克丽斯廷的心。佛里兹是由四十岁的胖乎乎的昂察洛夫扮演，搽一脸暖色的粉褐油彩，用手嗵嗵地捶自己的胸口，声音就跟打地毯的尘土一样响；他不屑背熟台词，满嘴即兴词句，几乎把佛里兹的伙伴西奥多?凯赛（格里哥利耶?别劳什金扮演）搞得狼狈不堪，难以对答。昂察洛夫甜言蜜语哄的一个有钱的真正老使女被不相称地指派扮演小提琴手的女儿克丽斯廷。西奥多的小情人米喜?施拉格，一个小帽商，是由别劳什金的妹妹，一个瘦脖颈，眼神温和的漂亮姑娘扮演的，那天晚上她得到的采声最多。
后来在革命和内战的岁月里，我不大可能有机会想起普宁医生和他的儿子。我如果重新构成先前的某些印象，也只局限于脑中偶尔闪现的念头罢了，可是在二十年代初期一个四月里的夜晚，我在巴黎一家咖啡馆里忽然发现自己在跟金棕色胡子、孩儿眼的铁莫菲?普宁握手，那当儿他已经是一位写了好几篇论俄罗斯文化的卓越论文的年轻而博学的作者了。当时流亡的俄国作家和艺术家时兴举办朗诵会或者演讲会，散会后习惯聚集在三喷泉咖啡馆里；就在这样一个场合，我嗓子还因读讲稿而沙哑着呐，就不仅跟普宁提起我们过去相会的情景，而且还炫耀我那不寻常的记忆力来逗他和我们周围其他的人乐。可他却一概否认。他说他还依稀记得我那位老姨婆，但是压根儿就没见过我。他说他的代数分数一向很差，他爹也从来没在病人面前夸耀过他；他说他在那出 zabava（《调情》）的戏里，只扮演了克丽斯廷的父亲那个角色。他一再强调我俩压根儿就没见过面。两人之间小小的争执成了一场并非恶意的开玩笑，大家都笑了；我发觉他那么固执地否认自己的往事，就转了话题，不再过分牵扯到私人的事。
没有多大一会儿工夫，我渐渐发现有一个身穿黑绸衫、棕色头发上扎了一条金色带子的、挺漂亮的姑娘成为我讲话的主要听众了。她站在我面前，用左手掌托着右胳膊肘儿，象吉卜赛人那样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捏着一根烟卷，烟雾袅袅上升，熏得她半闭着那双明亮的蓝眼睛。她是丽莎? 包果列波夫，一个医学院学生，也写写诗。她问我她可不可以寄些诗给我，由我来评定一下。稍后在那个晚会上，我发现她紧坐在一个汗毛多得叫人恶心的青年作曲家伊万?纳哥依的身旁；两人以auf bruderschaft①的方式饮酒，那就是他俩把肘臂环绕在一起喝；隔开几把椅子那边坐着一位很有天资的精神病学家、丽莎最近的情人巴拉甘大夫，用他那杏仁型的黑眼睛默默失望地观望着她。
几天之后，她把诗寄来了；她的作品是那些流亡的蹩脚女诗人模仿阿赫玛托娃诗作的玩意儿：无精打采的抒情短诗，给人的印象好象那些诗是在或多或少踮着脚尖走出抑抑扬格的四音步，然后沉闷地长叹一声，颇为吃力地坐下来似的，下面一首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samotsvétov króme ochéy net u menyá nikakih ， no est’ róza eshchó nezhnéy rózov?h gúb moih. i yúnosha tihiy skazál： “vashe sérdtse vsego nezhnéy…”
i yá opustila glazá… 我把这首俄文诗音译过来，填上了重音音节，而且理解一般都把“u”念成短“oo”音，“i”象个短“ee”，“zh”象法语里的“j”。“skazal-glaza”这样的不规则韵脚被认为很雅致。也注意到其中的色情潜流和cour d’amour①的涵义。译成散文大致为：“除了我的眼睛之外，我没有什么珠宝，可我有一朵玫瑰比我红润的嘴唇还要柔软。于是一个沉静的青年说：‘世间没有什么比你的心更柔软了。’我便低下我的视线……”
我写信告诉丽莎说她的诗写得不好，应当停止写作。
后来没过多久，我又在另外一家咖啡馆看到她兴致勃勃，满面笑容，同十来个俄国青年诗人围坐在一张长桌子周围。她带着一股讥诮和神秘的固执劲儿，用她那蓝宝石的目光老盯着我瞧。我们俩交谈起来。我提出让我在一个僻静的地方再看看她那些诗。她同意了。结果我告诉她那些诗比我头一次看的时候还要糟。她住在一个破败的小旅馆最便宜的房间里，没有洗澡间，邻居是两个嘁嘁喳喳的年轻英国人。
可怜的丽莎！她当然有她的爱好艺术的时刻，例如她会在五月的一个夜晚，站在一条肮脏的街道上借着街灯的光，着迷地欣赏——不，赞赏——一堵湿漉漉的黑墙上贴着的一张旧招贴画的五颜六色的残余，和街灯旁边低垂的椴树半透明的绿叶，不过她是这样一种女人：把健康的美貌和歇斯底里的邋遢，诗意的【创建和谐家园】同非常实际而庸俗的想法，坏透了的脾气和感伤的情绪，消沉的顺服和一种任意支使人的旺盛能力混合在一起。在滥用感情的结果下，在一连串事件过程中，详情也不会引起大家的兴趣，这里就不提了，反正丽莎吞服了一大把安眠药片。她昏昏沉沉失去知觉时，碰翻了一瓶开着盖的、她平时用来写诗的深红色墨水，鲜艳的细流流出了她的房门，让克丽丝和刘及时发现了，她那条命被救了回来。
在那次不幸的意外事件之后，我有两个星期没见到她，可是正当我要去瑞士和德国的前夕，她在我住的那条街尽头的小花园里把我拦住了；她身穿一件漂亮的新衣裳，颜色象巴黎天空那样的鸽子灰，头戴一顶真够迷人的新帽子，顶端还插着一根蓝鸟羽毛，她交给我一张折叠好的信纸。
“我想征求您最后一次忠告，”丽莎用法国人称之为“失真”的声调说。“这是我收到的一封求婚信。我等到今天半夜，如果那时还没有得到您的回音，我就接受下来。”她雇了一辆出租汽车便走了。
这封信碰巧留在我的一些文件里。内容如下： “我害怕您会为我的坦率直言而感到痛苦，我亲爱的丽丝”（写信人虽然用的是俄文，却通篇用法国方式称呼她的名字，我猜想要么是为了避免使用太熟悉的“丽莎”，要么是为了避免使用太正式的“伊丽莎维塔?英诺肯蒂耶芙娜”）。“对一个敏感的（chutkiy①）人来说，看到另一个人处于一种困境，一向是件很痛苦的事。而我就是绝对处于一种困境。
“您，丽丝，受到一群诗人、科学家、艺术家、【创建和谐家园】的包围。据说，那位去年给您画像的著名画家，如今在马萨诸塞州荒野酗酒无度（govoryat，spilsya②）。另有许多其他谣传。所以我在这里敢于给您写信。
“我长得并不漂亮，我这个人枯燥无味，我也没有天赋。
我甚至也不阔绰。但是，丽丝，我把我所有的一切都献给您，直到我的最后一个白血球，直到我的最后一滴眼泪，样样都献给您。请相信我，这比任何一位天才所能提供给您的都要多，因为天才需要给自己保留许多，从而不能象我这样把他的全部都献给您。我也许不会获得幸福，但是我深信自己将尽一切力量使您获得幸福。我希望您写诗，我希望您继续研究您的精神治疗法——这一方面我懂得不多，而且怀疑我懂得的那一部分的效用。顺便另邮附上我的朋友沙多教授在布拉格出版的一本小册子，其中精采地反驳了您那位哈尔普博士认为出生对婴儿来说是一种【创建和谐家园】行动那套理论。我斗胆地在沙多这篇杰出的论文第四十八页上改正了一个明显排错的字。我等待您的”（接下去大概是“决定”这个词，底下的信纸和签名都让丽莎裁掉了）。
六年后，我重访巴黎，听说铁莫菲和丽莎?包果列波夫在我上次离开之后不久就结婚了。她送给我一本她出版的诗集suhie gub？
①(《干枯的嘴唇》），并用深红色墨水在扉页上题辞道：“一个陌生人赠给一个陌生人”（neznakomtsu of neznakomki）
②。一位著名的流亡分子、社会革命党人在他的公寓里举办茶会，我在这个场合遇见了普宁和丽莎；这是一种非正式的【创建和谐家园】，来宾当中有老派的恐怖主义分子啦、英勇的修女啦、富有才华的享乐主义者啦、自由派人士啦、冒险的青年诗人啦、上了岁数的小说家和艺术家啦、出版商和评论员啦、自由思想的哲学家和学者啦，这一伙人代表了一种特殊的骑士精神，一个流亡的社会的活跃而重要的核心，它在本世纪三分之一的时间里很兴旺，可是对美国知识分子来说却几乎是完全陌生的，在他们的概念里，由于精明的【创建和谐家园】的宣传，俄国流亡者是指一帮完全虚构的模糊的人群，其中包括所谓的托派分子啦（不管这些人究竟是什么人）、【创建和谐家园】的反动分子啦、变节或乔装的契卡①人员啦、有贵族衔头的夫人啦、职业神甫啦、餐馆经理啦、白俄军团的成员啦，全都在文化上没有什么重要性。
普宁正在桌子另一头同克伦斯基②展开一场政治辩论，丽莎就趁这个机会告诉我（仍然带着以往那种【创建和谐家园】裸的坦率态度），她“把自己的往事都向铁莫菲和盘托出啦”；可他是个“圣人”，“原谅了”我。幸好她后来不经常陪他出席一些招待会，我在那种场合中荣幸地有时坐在他身旁，有时坐在他的对面，我们这一群亲密的朋友聚集在自己孤独的小行星上，超脱了那个邪恶而豪华的城市，灯光照在这位或那位苏格拉底③的脑壳上，一片柠檬在那用匙儿晃荡的玻璃杯里打转转。一天夜里，巴拉甘大夫、普宁和我坐在布罗托夫家里聊天，我碰巧跟那位精神病学家谈起他的一位表亲柳德米拉，现在是德某某夫人，我在雅尔塔、雅典和伦敦都见过她，突然普宁从桌子对面冲巴拉甘大夫喊道：“喂，他说的话可千万别信，格奥吉耶?阿拉莫威奇。他捏造事实。有一次他居然编谎话，说我和他在俄国是中学同学，还在考试时共同作弊。他是个可怕的说谎家。”这一突然的爆发使巴拉甘和我瞠目结舌，弄得我们两人只有默默坐在那里，面面相觑。
人在回忆旧友时，后期的印象往往比早期的印象要淡。
我记得四十年代初期有一次在纽约看一出俄罗斯戏剧，幕间休息时我同丽莎和她的新丈夫埃里克?温德大夫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