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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这样一个特殊的例子就教育了大家，也教育了财政部同志本身。你们要好好地检查。党组的工作还得恢复。告诉你们，还是吴波，还是先念，他兼财政部长嘛，党委托他管财政大权哪！上一次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开会的时候，先念同志提出来过不兼财政部长，几个同志都打算不兼了。主席说不行，一律得兼。这是对这些同志信任嘛。不能认为好象所有的副总理都不可信任了，能这么看吗？财政部党组得恢复。（先念：商业部党组得恢复。）你们对业务还只能监督。如果你们守这条线，那么首先你们自己整风，你们部内的造反派好好地自己整风，你们解决你们自己内部的问题。杜向光、葛复村，杜向光财政部工作不能做了。葛复村嘛，也还不忙于让他参加你们造反派的领导，因为领导干部嘛，要我们给你们来排下队，站出来嘛。所以我们明天还找葛复村来的，我们的秘书根本不认识你们任何人，所以分辨不出来，进来以后才知道。你们这样做就等于欺骗党嘛，我们对你们说的话，句句是真的呀！如果说错了，我承认错误。但是不能骗你们吗，希望你们──你们也来了不少人、接近二十个人，你们好好回去整一下风，痛切地开个会检查检查。

  　　同样的情形在别的部也一样。超过了监督业务，变成了领导业务，那不行。领导业务的还要退出来，现在只能监督业务。每个部党组都要恢复。商业部党组取消了，不行，还是姚依林。姚依林他有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他已经检查多次了，身体也几乎倒下来，所以我们要把他保护下来，你们的“通缉令”得取消，你再这样继续通缉，你就是向党来通缉。我下的命令保护他，你就是对我下通缉令嘛。罕见了！你们简直超过分际了！给你们这样大权，你们还要这样做，你要走到反面吗？商业部的包含两部分，有商业部的造反派，有商学院的造反派，还有财金学院八·八队也参加了几个人，是不是？（敖：没有，只有几个人去那里……）没有吗？也算啊。你们要好好在一起检查检查，这样子要走到反面的！

  　　无所谓恢复党组，本来党组我们就没有取消。你们不能推翻党组，取消也是另外一回事情。各部我们都没有放松这样的口，工交系统他们那种做法我们没有承认的，我还要一个一个来管的。现在工交系统非常乱，我开了三次会，想先把情况稳定下来。有些部就不能稳定，铁道部搞得一塌糊涂，不断地打，我开了十次左右的会不能解决，铁道工人多次要求我们实行军管，但是我们还想等一等，如果再继续下去，那就无法避免了，就是各个联络站去那里闹，这样就要走到它的反面。商业部也应该考虑这个问题，其他部门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也应该考虑。总之，党组或者是党委，一定要行使职权。你们只能是监督，不能够领导，不能超过监督的范围，责任还是部长、司长负。他们如果有错误，你们检举出来，确实错误，如果我们一定要纠正，要作负责的答复，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现在革命权还在你们手，运动你们可以领导嘛。至于怎么进行三结合，底下再说。总之是党组（或者叫党委）要恢复，监督业务不能超过分际。

  　　再，各部门的造反派要夺取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和监督业务，应当主要由他本身的造反派为主。比如说，商业部就是以商业部造反派为主，外贸部以外部造反派为主，粮食部以粮食部造反派为主，银行以银行造反派为主。至于有关的学校是否参加？根据情况以本部门的造反派为主，有些部不能让外边的来参加。比如公安部肯定是不能让外边的人参加的。我们曾经一度允许政法学院政法公社去夺北京市公安局的权，允许他们试验一下，结果效果不好，他们自己也承认。因为他就那么几百人，不可能管那一万多人。怎么办呢？只好包下来，长字号的、高级的都靠边站，不要了，就靠下面的人，下面人出什么主意，他们只好照办。结果闯了一些乱子，这也不是由主观愿望决定的，他们还不想搞好？没经验哪！下面的人有的给他出坏主意，也有出好主意的，两者都有。好的主意当然好罗，坏主意呢？本来都希望他们能够把公安局本身造反派的火点起来，把彭、罗时代的那些黑手检举出来，把北京市公安局来一个彻底革命。寄了这样的希望，但是后来证明，这样的试验失败了，不得不实行接管，我们把失败的经验告诉你们，希望你们在内部好好检讨。谢富治副总理是全心全意地注意帮助他们支持他们的，不行，内部造不起反来，因为外部代替了内部。外部进去一掌权，内部的造反派造不起来了，结果把全部包下来了，不分青红皂白，都包下来了。结果不行了，只好实行军管。现在大家都赞成军管。你们不是也赞成的吗？天津公安局比这还要严重，天津是内部的坏人造反派、反动的造反派造革命派的反的，一小撮人在那个地方夺取了公安部门的大权。天津比北京秩序更差，岗楼上没有人了，交通岗都没有了，这样十几天，人民真是好哪！没有办法，也只好派军队接管。天津人民真是欢腾已级。天津公安局的假造反派也还挂个名字叫做政法公社，鱼目混珠。所以你们要防止啊。你们一旦有名了，人家到处想沾你们的光呢！你这个“八·八”队事情管多了，你就要防止本身的尾巴不掉罗。北航是北京革命派有威信的嘛，很多地方就利用北航的名字，实际上不是北航，盛名之下，其实难符，不要骄傲。一旦出了名，就很得小心翼翼。北京出名的北航“红旗”、地质“东方红”、清华“井冈山”、北大，你们财金学院的“八·八”，都会要裁跤。所以我看到一个规律，就是发展处于政治优势的时候，保守派分崩离析，觉到自己落后了，要开门整风，甚至要接受革命造反派的领导。但是到革命造反派吸收得太多，变成组织优势的时候，危险就来了，因为这个时候，他们不但把革命的包含在里边了，保守的也包含在里边了，有左的、有中间的、有偏右的。这时内部就发生问题了，思想不那么一致了，行动不那么一致了，有些事情就管不了啦。同时，坏人就钻空子了。所以凡是当着组织的优势的时候，更应该注意思想上要继续前进，才能不断革命，不至于落后。当然，这个问题要跟你们多次谈，你们要实践才能懂得，你们也会慢慢认识这个问题的。

  　　部内的问题一定要以部内的造反派为主。（先念副总理：要把商业部、财办、财贸政治部的八·八队撤走。）现在，如果说有些内部的造反派还不强的，外贸部不强，是吧？（答：外贸部很强。）很强，好哇，这样就好！（笑）粮食部呢？部内有吧？（众：有一些学生在那儿……）是呀，即使同学们去了，要……。你们，比如财金学院、商学院、外贸学院这三个学院，应该帮助部内的造反派。夺“私”的权，树“公”的权，这是清华的一篇文章。三司的确有一些思想水平好的年轻同志。最近又有一篇好的，《光明日报》今天转载的，就体现了主席关于干部的思想。这说明我们年轻的小将的确有思想先进的，写作的水平也高，帮助各部的造反派起来以后，如果确实有几位和那个部发生了感情，又愿意在那儿长期工作，大家又欢迎他，也可以留下去。因为他就等于参加这个部的革命造反，不再离开了，这不是一样的吗？我跟调查部的同志谈起这个问题。国际关系学院有一部分人进去了，他们有两派意见，一种人就是想帮助调查部的造反派起来夺，夺了以后就走，这也是许可的，他说我不能久留，我将来还要回学院念书，我还学一两年，现在进去了，我出不来了，不好。我进去了，懂得了调查部的许多国家机密，不能让我走，他不愿意。我说这种人也很好，他懂得这个界限，要走，让他走。谢谢他，他帮助是与人为善嘛。第二种，决心留在那里就不出来了，那也许可。只要是成份又好，政治表现又好，当然欢迎。所以，对于财贸系统、外事系统，我还是保留我这个意见，即少数的人对那个部参加文化大革命一个长时期，建立了思想感情，阶级感情，他也愿在那里献身，愿意在那里做下去，也不三心二意，那也可以欢迎。由双方造反派协商，那你就留在那里。但这就要求固定，不要今天来一下子，明天又走了，后天又来一下子，那就使得我们不能建立一个稳定的革命秩序了。现在已经到了夺权的新阶段了，应该把这个讲了。革命的群众代表应该这样子。凡是各个部自己的造反派力量不强的，应该努力把他加强，这不在于数量，还是先取得一个政治优势，到了争取数量的时候，要吸收中层干部，才能把你的工作能力提高。我们并不反对中层干部参加革命造反派，要诚心诚意帮助的人才行。我提倡过要逐步吸收，但部的业务系统还是不要把它打乱。

  　　中层干部、领导干部里面会有些人要调开的，比如说，总是有坏一点的罢了官吧，比如，薄一波也等于是罢了官吧，虽然没有宣布。还有个别要提起来的，梁膺庸捉起来了，是个大叛徒嘛。这也是有的啊！罢了官的是有的，但不会多，会有一批调开，在这儿不适当了，调开，剩下多的就是留用一批。有各种留用，刚才说了，留用的就是留用，也有监督留用的，这是发生问题的，也有停职留用的，也有撤职留用的。吕正操是撤职留用，以观后效，看他能不能改，给他一个最后的机会。武竟天我们宣布了两个月，荣高棠就没有留用，罢他的官了，当然罢官的最后结论还没有作。

  　　干部要排队，谁排呢？在群众方面，应该让他表态、“亮相”，我们党、上级领导也来考查，双方结合，上下结合。怎么做法呢？不能象现在这样斗法，这样斗是无休止的，没有法子进行业务。我刚才举个例子，就是方毅同志，这是我们党的好干部，曾经入过一次狱，最后出来是国共合作了，他放了出来，没有什么手续，这是审查过的。在对外经委主任这个时期，工作很有成绩，机构最小，有很多专家在外边，帮助人家几千个的项目，要不断签署合同。我刚才说了，今天签署援助合同，他没有到场，一问，才知道机关检查某人的错误，造反派勒令方毅必须到场，你看，这样一个大的援外合同的签字，对外经委主任不在场，那会给群众什么印象呢？这怎么行呢？我们宁肯推迟签字等着，许多国家都晓得他这个人，非洲人都熟悉他，越南、朝鲜都知道他，特别是越南，他在那里做过经济代表。怎么能对待这样一个同志，随便一棍子打下去呢？这不合主席的政策。还有，对干部一斗就是十几天，连续不放。我现在说一个例子，到现在我很难过，张霖之到底是怎么死的？硬是矿业学院把他关在一个地方四十多天。尽管他有很严重的错误，他和彭真、薄一波特别是跟彭真也有一些关系，但是今天不能作结论。这个同志还有他的长处。煤炭工业部的造反派和矿业学院的造反派斗住不放，四十多天我不晓得，他死了才突然晓得。所以我今天一听到段君毅，还有今天你们要回来的王磊，（先念副总理：王磊现在已进医院了。）我们中央一听说，我就下命令，没有二句话可讲，一定要交出来。还有康世恩、段君毅还没有要来。（先念副总理：段君毅准备要回来。什么人给我报告，要开几万人的会斗争谢北一）象这些事情，都不跟我们商量，把我们中央领导完全放在一边。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那几句话，连主席自己也想不起来是那里说过的，后来才有同志说是“五四运动”那时，一九一九年“湘江评论”上主席的文章里说的。主席说，那是资产阶级爱国主义时代嘛，那时我们都是一批爱国主义者，有什么共产主义思想呀，怎么能乱引用呢？那里边没有阶级性的，“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无产者说这话，资产阶级也可以说这话。主席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主席是很严格的。你看他的诗词，第一篇是一九二五年的。主席作诗作词，何尝是从一九二五年开始的。但是他一篇也不拿出来，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有主席在沁园春以前的诗。主席对待一个诗词都是如此严格，我们对待我们的领袖，不能够以常人来论，我们也应当拿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来严格地来跟着主席走呀。你乱用他的东西，你就是不合乎主席思想啊。我把知道的事都告诉你们哪。关于干部的斗争，不能这样子斗，一斗几十天，十几天，不放出来，那怎么行！把业务耽误了，把身体也摧残了。老干部都这样对待，你们不感觉到，你们用敌对的态度对待他们。但我们就感觉非常深，我们不安，几十年的战友哪。

  　　每一次主席跟各地方来的同志谈话，跟中央的同志、政治局的、国务院的、文革的同志谈话，总是先讲革命，后讲干部，总是要讲一段干部的。要在运动中造成一个好的传统，主席的干部政策传统，也是毛泽东思想的传统。主席一向反对党内斗争中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照现在这样下去也是一种残酷的斗争。而且那种斗争的方法：戴高帽子、挂黑牌子、弯腰、喷气式飞机，照出象来展览在大街上，让外国报纸拿去登载。我们红卫兵报纸，甚至省报都登出来了，许多中央同志看到很不安，很难过。（先念副总理：老实讲我就流了泪，那样下去还得了！）老干部是党的财富呀！当然要一分为二，也有坏的，但坏的是少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先念副总理：我看了陕西那个百丑图，那里边我认得好些人哩，那都是反党分子？）不仅是对老干部，就是对彭真也不需要这样的方式，斗的要文明一点嘛。我们无产阶级，不要丑化我们自己嘛。对老干部，不能都是用敌视的眼光看待呀。那好，我想你们将来当了政，管了事，将来下一代也这样看待你们，代代相传，把我们党造成什么作风。那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作风，不是无产阶级的作风。想到这个地方，我就睡不着，我就难过。但是我不会流泪，这种时候我是要挺起来说服大家的。我觉得责任重大，我不说我要犯罪的。但别的同志发言权比我低呀，他们有什么办法？你们要懂得我们老干部的心情哪，你们觉得现在可以统统抛开，你们为所欲为，行吗？主席首先就不赞成这样做。我们不能放心哪，这是害你们的呀。

  　　我们党内是有一套坏作风的啊！过去左倾路线统治的时间是很长的，后来彭、罗、陆、杨他们又接上来。主席从遵义会议起到一九四五年七大时为止，十年整风，把党的作风算渐渐地培养出来了。可是在这个时候，就在党校的整风中，彭真还插一手，主席在七大是指出来的，主席讲七大是团结会议。果然彭真这一个瘤子，二十年后暴发了。刘少奇的“论【创建和谐家园】员修养”是唯心主义的东西，在党内起很大坏的作用，许多高级干部受这个东西的坏影响。唯心主义多了，唯物主义就少了，形而上学的东西甚至是封建主义的东西多了，毛泽东思想就少了。刘少奇引了许多孔孟的话。当然孔孟的话也有好的，可以借来旧词新解，但比起同时代一些比较朴素唯物主义者那就差得很。这一次把彭、罗、陆、杨揪出来，又批判了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他们的世界观，这样子有利于在党内把主席的思想作风，大大地宣传发扬，在我们革命运动中大大地发展。但是现在这个斗争方法确确实实是不利于向着宣传主席思想的方面走的，是不利于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我们觉得不能不出来说话了。我也摸了一个外交部的点，跟他们谈得比较深，今天跟你们谈得更深。我们的思想是要逐步发展的，要把党的干部作风通过你们传之后代的。我们寄希望于你们。但是照你们现在的作风，是不能传之于后代的。

  　　你们总要把一个人斗臭，不是应当斗臭的，为什么要斗臭呢？要有个全盘估计嘛。一般地说，就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两个多月时间的错误，到底有多大，有的严重些，有的轻一些，有的还没有沾边，不能每一个人都有分哪。至于历史的问题，如果发现了什么问题，那只能在专案上解决。否则把每一个人十七年来的讲话都拿来计算计算，量一量，除非他不说话，不写文章。刘邓两人正好是一个鲜明的对照。刘说的话多，邓就不大说，邓是事情愈少愈好，你找他的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话少呀，找他的错话也找不到多少呢。做事情总得说话，开会讨论问题总得发言，不能每一件事都是合乎毛泽东思想的呀。我们几个文件里都说了的，十六条说了，以后的文件也说了，就是说过些错话，做过些错事，写过些错东西，这要区别于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区别于反动学术权威。应有区别。

  　　这样，就比较快一点了。比如一个部开几次会，副总理到。我们分口子了，我不能每一个部都到，不可能。比如我们财经口子，我们开那么一个大会，先念同志也跟陈毅同志一样，讲一点自我批评，把他应当承担的责任讲一次，给他个机会。大家听了，然后再分部去开会，让部长们讲讲，司局里开会叫司局长们讲讲，也不要每人都过，人人都有份。有些人没有管文化大革命的事情嘛，他业务上有些错误就可以在平常的会议上解决吗。部里开一两次会，司局分开来开会。这样子过了以后，就排排队，从监督业务，进入到三结合，上中下三结合，建立以群众代表为基础的革命委员会，就可以把夺权斗争走到一个正确道路上去，希望你们在财贸口子树立几个典型，你们几个学院应推动前进。业务现在限制于监督，然后走向于三结合的监察。这个我们还要抓典型。财经大会我还是来，文革小组我们都准备来参加一次。这个会由国务院来召集，先把你们各部的问题弄清楚一下子，这样子就可以了啊。这方面，还是你们带了头的，这次再打个头。

  　　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可以问哪。（这时财贸联委会负责人敖本立起来对他同意杜向光、葛复村参加今天的会议等问题，做了检查，并表示了态度。还有外贸学院一女同志发言，均略）。

  　　（转抄时或有漏字、错字、仅供参考） 200) 毛泽东周恩来对《红旗》杂志社论稿《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的批语

  　　1967.2.18, 2.22

  　　对《红旗》杂志社论稿《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的批语〔１〕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二十二日）

  　　一

  　　退总理：

  　　同意你的意见，讨论后再发表，并把三结合的思想写进去。〔２〕再则，以后重要社论都应这样做。

  　　毛　泽　东

  　　二月十八日下午八时

  　　（根据手稿刊印）

  　　二

  　　照发。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１〕　《红旗》杂志社论稿《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是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送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审阅、十八日由周恩来转报毛泽东的。本篇一写在周恩来二月十八日的送审稿上。毛泽东审阅时作了一些修改。社论稿第八页讲到对犯错误干部的使用问题时写道：“有的干部，还可以吸收他们参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夺权的临时权力机构。”毛泽东将其中的“有的干部”改为“有许多干部”。在社论稿的末尾，毛泽东删去了以下三句口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万岁！”“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此外，还有一些文字方面的修改。本篇二写在陈伯达和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红旗》杂志副总编辑关锋、王力二月二十二日送审的社论修改稿上。陈伯达等在这次送审稿上写道：“总理主持下开会提出一些修改意见。我们又做了一次修改。”这篇社论发表在一九六七年三月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四期，《人民日报》二月二十三日提前转载。

  　　〔２〕　周恩来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在向毛泽东转送这篇社论稿时写道：“这篇社论很重要，很及时，我看写的还不错。提议在党、政、军、文碰头会上讨论一次再发表。”在社论稿第二部分《革命干部和广大革命群众相结合》中的三段文字旁，周恩来划了竖线，并批示：“在这一部分，可以把地方上的三结合和机关内部三结合加以解释和阐明。”二十二日的送审稿上，在这一部分加写了两段文字。一段文字是：“经验证明，在需要夺权的省、市，必须建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这种‘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由真正代表广大群众的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创建和谐家园】当地驻军的代表和革命领导干部组成。在需要夺权的工矿企业，也必须建立由革命干部（领导干部、一般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代表（老工人、青年工人）和民兵代表组成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在需要夺权的党政机关，则必须实行革命领导干部、革命的中级干部和革命群众相结合的原则。这样，才能形成一个有代表性的、有权威的领导班子，率领广大革命群众，胜利地完成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战斗任务。”另一段文字是：“建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在当前必须着重解决正确对待革命干部的问题。” 201) 周恩来接见国防工业口革命造反派代表讲话

  　　周恩来

  　　1967.02.18

  　　〖接见时，李富春、聂荣臻也在座。〗

  　　周总理讲话：

  　　今天是和国防工业各部院，国防工业、国防工政造反派负责人谈话。凡是部外、院外、京外的单位，我们没邀情他们参加。按规定，应当是本部、本院、京内的造反派。如果不是，那我问到你们时，你们声明一下。例如“全无敌”中有二位哈军工的造反派要来参加，我们不同意……。

  　　周总理问：你们（二机部）现在对部的权还是监督吗？

  　　×××部代表：业务监督，党委靠边站。

  　　周总理：你们没有报过中央呀！也没有叫你们监督党委的领导权。同志们，你们简直是没有边了。你们造反精神很好。部党委上面还有中央，不能叫党委靠边站，只能叫某个人靠边站。革命不能革到无产阶级司令部，革到毛主席头上。

  　　二机部代表：党委刁难我们，弄得我们很被动……。

  　　周总理：故意刁难，你们就告状吗。领导革命，监督生产是同意的。你们不能头脑发热，我们允许你们夺权，你们是在我们号召下，但是，有限范围。中央各部是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监督业务是有限的嘛。文化大革命由学校发展到机关，学校先搞，放假闹革命，又成立红卫兵，这两个特点，成绩就大了。机关有业余加上机关红卫兵组织有反复，红卫兵过了三十岁就不能参加，后来想改成革命组织，年龄不限制了，这就晚了一步。机关比学校晚了一步，这没有什么，可能更健康些。接着就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始企业是分期分批，机关不能不受一些影响。等到十月以后，工厂、农村二个十条发表了，就有根据了。现在运动进入一个新的夺权阶段，运动就来的快了。我们号召你们机关夺权，一般是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业务监督，这是再三声明的。业务属于国务院，中央各部党委直接属中央，即使你们造反团领导层成员是党员也只能领导群众组织，要夺文化革命的领导权是赞成的，要夺党权就是毛主席的权，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权，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权，中央广播事业局。中央想夺业务权试点，但不成功。成立了革命班子，业务班子，由于没有全面经验，容易根据一时决定，他们也善于请示汇报，结果广播事业局出了几个问题。他们领导业务，把领导干部，中层干部完全排开了，就不行了。（举例：略）宣传大权属于中央，应由中央选派，由各方面代表监督业务，必须三结合。我们应该提拔一些新的青年积极分子，新的积极分子上来要有个熟练过程，否则不行。财政、外交、国防、国防工业……等大权属于中央，你们不能夺。

  　　财政部有个副部长杜向光出来亮相参加了造反派好啊，要他与造反派商量监督业务，我通过李先念副总理把几点决定通知他，他拒绝接受，说我是造反派，国务院的指示要保留，毛主席的指示我也要保留。【创建和谐家园】上规定保留是允许的，但不能不执行，这个党员连【创建和谐家园】都忘了。第二，他说我们财政大权就是夺定了，拒绝召开党组会议，研究今年预算，拒绝接受国务院指示，要夺中央财政大权。我们再叫他来，他也不来。好！我就召开财贸口造反派会议。

  　　今天我给你们谈，明天或者后天，我要召集国防工业部部长、司局长来开会，除党中央已宣布的停职反省外，一个也不能扣留。我先给你们打个招呼，否则，你们就要犯错误。我们有中央领导，不能拒绝中央领导，超越中央领导，你们宣布罢官，没经中央批准是不算数的。

  　　财贸口造反派来了，发现这位副部长与一个副司长勾掉了二个人名字混进来了，于是我们联络员请他们出去，造反派说不行，如果要他们二人退出，我们就全部退出。与国务院如此对立。第二次李先念副总理来了，请他两退出，造反派还是这样说。我想事不过三嘛，我来，派了一个秘书叫他两退出，他们还是不干。这样向我【创建和谐家园】。他们还把印好的【创建和谐家园】放在我面前，这是造反派惯用的手法，这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可以的，但也要按毛主席的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他想利用造反派来伸手篡夺中央的财政大权。我把他对抗中央的情况告诉造反派他就孤立了，造反派也不那么说了，我也来了个区别对待，副司长就一次混进会场，可不退出，副部长三次对抗要退出。大家同意我的意见。杜向光退出会场，我们就把他逮捕，隔离反省。因为部长是我们任命的，群众是讲理的，真理绝大多数人是会懂的，但群众会一时受蒙蔽。你们掌握了文化大革命大权，在这关头，你们要注意，先给你们讲清楚。×××同志（二机部代表）我说的这些话，一是对你一个人讲的，也是对大家讲的。

  　　总理：图章也夺过来了，那就不是监督了，现在有些部长、司长、处长都靠边站了，主要是他们的责任，这些人想反正是豁出来了，不想干了，应付一下，放弃日常工作的领导。

  　　现在把夺权意义给大家讲一下，借此把有些问题澄清一下。

  　　全国解放以来，那是农村包围城市，【创建和谐家园】扫平天下，那是自上而下的任命，把【创建和谐家园】机关旧人员都包下来了，机关里侵入资产阶级影响，产生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1949 年夺权并没有结束，只是全国夺权的开始，剿匪反霸，三反五反，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 57 年反右又是一次清除， 1962 年八届十中全会后，毛主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学说，一九六三年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主要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前的运动是自上而下的发动，由自下而上运动相结合。以自上而下为主，四清也是这样。这次运动和历次运动不同，是史无前例，举世无双的，这次在最高领导下自下而上的大民主，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五大（加大串联）基本上是四大，大串联不会经常搞，现在火已经点起来了，夺权斗争以本单位造反派为主就不要大串联了。夺权必须讲清楚是夺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有的地方有，有的地方不一定有，即使有也是少数人，必须做这样的分析，要看到十七年来还是毛主席的这条红线起主导作用，这是主流。谁否认了这一点，谁否认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这条红线和取得的伟大成绩。不错，有反动路线，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邓路线虽然只有五十多天但影响很大，他们站在反动立场压迫群众，压制各种不同意见，有些地方围攻，围斗，有些地方拘留起来，这是十七年来性质最严重的。毛主席号召大家起来冲击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冲击旧的影响，旧的制度。所以毛主席强调发动群众进行四大。十月份就把两条路线斗争提出来了。又有补充规定，十二月份又出了两个十条，以后公安六条、军委八条，最近又有五项命令，这些都是为夺权作具体部署。如果说第一阶段是毛主席亲自决定发表聂元梓的大字报，第二阶段，毛主席亲自抓了文汇报刊登上海 11 个团体的《告上海市人民书》， 32 个团体的《紧急通告》，跟着夺权斗争就开始了，当时估计必然会引起连锁反应，不一定那个单位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会夺权，当时上海出现了接管风，这确是人民的要求，不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只能因势利导。当时我们曾说过，除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权，也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权，书面的没有这样提。《红旗》三期社论毛主席亲自看过改过，经过讨论，毛主席说还是原来范围，否则各单位都是执行反动路线。各个单位也都容易安上，面就会扩大。造反派对这一类话，也不愿意传。

  　　前些日子，三司写的《打倒“私”字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要夺私权，比《红旗》三期还深刻。三司又写了一篇关于团结革命干部的文章，很好。我们推荐到《光明日报》上，也广播了。什么算顽固，界限也没有定，在社论第三段毛主席改过很多，即使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而不是屡教不改的，也应该允许改正。如果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指出了改就好嘛。有什么证明，不是 57 年的右派帽子就摘了不少吗？屡教不改，三次就不好了。对于杜向光我就采取了三次，他就决心与你对抗了，这点算礼尚往来了。

  　　毛主席说：“打仗必须退三舍”我们允许他们改。你们会听我们宣布的。吕正操、武竟天、就是撤职留用，将功赎罪，限期观察，以观后效。听说铁道部造反派让他半天扫茅厕，半天检讨，就无法考察，以观后效。给一定适当劳动很好，对改造思想有好处，不能老是劳动，缩小打击面，集中目标，打击主要敌人，这是毛主席一贯战略思想。夺权斗争对领导有改造任务。所以不反对每个部都夺权，这使各部都动起来，锻炼你们。但监督业务，不能成为妨碍业务。财政部连下达任务都不执行了。杜向光参加造反派，但这样的造反派我们不放心。你们国防工业更懂得了，监督业务，也必须十分谨慎。但据了解，各部监督都超过了范围。例如外交部，现在办文很快，但不深刻，不能分析，外交文件质量下降了，对国际影响很大。被动了。各单位夺权幅度也不同，彼此联系也不好办。我们打电话找各部部长就困难了。所以说监督业务要有分寸，不然业务就不灵了。

  　　夺权要走向革命领导干部、中层干部（处、科长），革命群众代表相结合，互相制约，这是无产阶级的制约，民主集中制的运用，毛主席说过我们没有找到一个好的监督办法，现在解决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在上面，监督一、二件事还可以，但是监督日常政治生活不行。机关中采取上、中、下三结合，就实行了监督，这样就必须使部、司、局长、科长一级干部，要使他们有职有权，但不是一概而论。一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执行错误，不是提出的人，要轻一些了，而执行的人越往下越轻，有的地方越往下越严，因为与群众有直接关系。一般的执行错误路线检查二、三次就够了，不要总是揪住不放，使干部和群众对立，就不利于党和人民事业。当时我们长征时，经过草地，四方面军的头子张国焘，他反对毛主席领导，与中央闹别扭，建立第二中央，他还袭击我们，毛主席与兄弟单位不发生任何冲突，继续做工作，第二年，三个方面军就会合了。 1937 年就批判张国焘，他搞分裂，陕北整风时，罗瑞卿对四方面军搞人人过关，一次检讨不够，总是检讨不深刻，把这些干部搞得灰溜溜的，毛主席和干部谈话，发现了马上就到抗大做报告，批评罗瑞卿的做法是错误的。毛主席还一再说，自己没有过问这方面的工作，张国焘路线以他为代表，就批判他一个人，其他同志受蒙蔽，只要改了就行了，一下子就解放了大批干部，主席去年见到四方面军的同志，还在说这件事。这是主席的方针，只追首，不追从，后来张国焘逃跑时只有他一个人，连他的警卫员都不跟他去，这就是干部政策的伟大胜利，这段党史应该好好学习学习，执行的人检查，我们不能老说不够，不够，这就不是毛主席的作风。抗日战争打过好几仗，所以整风后，全国团结，走向胜利，不是那么容易，这很值得注意。这次有二个月，我们对干部还这样下去，我们就不是毛主席的路线了，这样做下去，就犯了“左”倾路线的错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了。对干部批判有的地方还是这样，我看了很难过，不怪年青同志，我如果不把这件事告诉你们，你们再不断斗争，无休止检讨，这不行了，一个人检讨的确一下子不能深刻，一轰就不行了？隔一段时间，冷静了，检查又深刻了。现在斗争方式已经发展到如此：【创建和谐家园】、挂牌、游街，这不是毛主席的作风，这是“左”倾路线的恶劣作风，如果不告诉同志们，这样发展下去，我就有罪了。我们对溥仪没有用刑，把他改造了，把末找皇帝改造了，这是毛泽东时代的奇迹，为什么对自己的同志用这种方法呢？这是不好的作风，不能让年青人也这样做。三座门有的把照片，漫画贴在街上，马上传到香港、东京、莫斯科，传到全世界，对国家有什么好处，三座门贴的低级的大字报，我不愿意看，我们无产阶级斗争是光明正大，是政治斗争，不能搞黄色低级的东西，街上标语是“砸烂×××狗头”什么狗头？人头嘛！当然罗！总得搞的轰轰烈烈，机关干部水平应该高一些嘛 1

  　　对干部要区别对待，贵州文件上就有五种。例如梁膺庸是叛徒，把他抓起来了。对另外一种如杜向光，暂时隔离反省，过了几天反省好，就不一定严格处分。有些临时采取一些措施，这是一类，这是极少数；第二要罢些官的，有的不能做事的，很少，有的撤职留用，考察一段时间；第三停职留用，在工作中考察，这一般是少数；第四监督留用；第五留用，这是多数。还要提一批，提到处科级、司局长甚至领导岗位，这是革命需要，还不少，把新生力量提上来，这是运动后期要实现的，在夺权斗争中也可以适当进行。抓极少数，罢极少数，调一些，留多数，提一批。这对于三结合，改造领导，改造业务有好处。这是设想，还未形成文件，这是监督业务所发生的。这所以要说给你们听，一是使你们心里有数，想试试后再形成文件。这是监督业务所发生的问题。当然每个造反派可把你们对领导的意见提上来。领导参加造反问题，以群众为基础，逐步吸收“长”字号，不一定发展很多。这对造反派组织有好处。

  　　造反派在政治上占优势，大方向是对的，当然不可避免犯些错误，保守派逐渐缩小，现在面临着造反派由政治上优势转为组织上占优势。到了组织优势就成为多数了，占百分之六十、七十，你们内部问题就来了，就有左、中、右各种思潮。过去你们在外是积极的，他们是保守甚至偏右的，现在还包含到你们内部来了，有时就会出现右的。极左，形“左”实右的东西，要注意。

  　　对你们部的各级领导可以提出意见，交上处理，在这以前，最好你们不开大会进行判决，这给党中央，国务院造成被动，现在你们不是一派，又是半党政（指领导文化大革命权），最高权在中央，国务院你们这要承认。对于定性问题，对于党籍问题，要后期处理，现行反革命分子例外。

  　　三机部代表请示总理几个问题。

  　　一、部的夺权三结合怎么体现？

  　　总理：部的领导三结合是革命领导干部、革命的中层干部、革命群众三结合。以革命造反派为基础。

  　　二、夺部的权以部内为主体怎么解释？

  　　总理：以部内本单位造反派为主，而不是本系统。外面来的要回去闹革命，京外不能参加。在京的要是直属单位，工厂要考虑。（聂副总理插话：在京工厂参加了，那么天津工厂也要来参加了，部本是部内来夺权，三机部还有很多厂，这一个厂夺了那一部分不承认，再夺，那夺到什么时候呢？）这个问题，你们考虑。

  　　三、在京单位联合起来，到部内去点火，起了促进作用。

  　　总理：对，起了促进作用，以部内造反派为主，共同夺部的权。为主的是部内造反派，成立象个革命委员会呀，北京直属单位由少数人参加，但不是学校。如机关造反派欢迎，学校如有个别人参加，那就要离开学校了。 202) 周恩来李先念对财贸系统各部司局长以上干部的讲话

  　　周恩来 李先念

  　　1967.02.18

  　　周总理讲话

  　　昨天同各部的造反派谈了一次，八个单位，加三个财贸院校以及粮食研究所。一般谈的还好。我们首先在财经战线上试点，提倡造反派实行联合，首先成立了北京的联络站。也曾想要联络站派些人到全国各地去，已经派了一些是我们同意的罗，去作些调查研究，了解一些财贸单位两条路线斗争的情况。我们也开过反对经济主义、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誓师大会。运动现在已经发展到夺权阶段，强调夺权问题，已经整整一个月了，开始出现一些新的情况。文化大革命运动，可以说基本上是一个思想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一场大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后阶段。林彪同志去年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很清楚。这一场革命的任务，不是一个短时期，而是要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才能解决的。我们夺取政权，又进行经济的，政治的革命，文化上思想上的革命，这个革命在别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从来没有搞过的，而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我们建国十七年之后，亲自领导我们发动了这一场伟大的革命。全国几万万人都发动起来了。我们每一个人，在这场革命中都有两重性，我们既要争取做一个革命的动力。但是，必不可免的还有另一方面，又要做革命的对象，要破旧立新。不能光站在指挥位置上去指挥别人。这场革命的广度，深度，都是不可比的。它要把一切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思想统统冲洗掉，但这个革命有一项主要任务，这就是从我们解放战争结束以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继续。尽管我们在一九四九年夺取了全国的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当时我们是依靠农村包围城市，用我们的革命武装力量扫平蒋介石的军队，推翻他们的反动统治。用自上而下的办法，接管了全国政权，那里敌人的军队被扫平了，就在那里接管政权，不是每处都是人民自下而上发动起来自己去打江山。这样，革命的深度就不够，政权也不够巩固。尽管我们的政权组织形式不同于【创建和谐家园】。有许多【创建和谐家园】反动政权人员我们都包下了，这种包下来的方式，在当时的好处就是和平解放，减少一些战争的损失，但许多旧社会的东西也都一起包下来了。解放后进行了土地改革，但武装斗争结束后的土改，大体上和平土改的性质多，激烈的阶级斗争，比战争时期缓和得多了。解放战争以后，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比如，解放初期的清匪反霸，三反五反、反右派、反右倾等等斗争，到一九六三年后，全面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些都是夺权斗争的继续，都是为了把占据领导地位中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清除出去。无论是从思想上清除，还是从组织上清除，但这些都是采取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重点都是由上而下地领导发动，唯有这一次是在过去历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基础上，在国内形势很有利的情况下，发动了自下而上的大民主运动，是有领导的，但是，高度集中的领导。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四大民主，把宪法上规定的几项权利真正的兑现了，的确把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正因为是高度集中的领导，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走社会主义道路，按十六条办事，这些都是些大的原则，大的方向，实行四大民主，波及面广，各方面的触动很大，广大革命群众起来造反，目标广、来势猛，但各级领导在精神上一般的都没有准备，正象毛主席批评的很不理解，很不理解就很不认真了，很不得力了。彭、陆、罗、杨被揪出来了，来的很猛，一九六五年冬发表姚文元的文章是个信号，到十二月罗瑞卿被揪出来了。林彪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着重提到政权问题是根本问题，我们不仅要夺取政权，还要巩固、保卫政权，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防止修正主义篡夺政权，防止我们的头糊里糊涂的丢掉了，这就给我们敲了警钟。就在这个会议后，去年六月一日，毛主席亲自批了聂元梓的大字报，群众马上就发动起来了。但就在这时，领导上却与此相反，出现了刘、邓路线，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企图维持旧的统治秩序，和广大革命群众的革命要求完全相反，在五十多天，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就向各学校、机关、企业派出工作组，各个单位几乎都去了，用工作组代表党，实行一条错误的路线。这条错误路线在全国带有普遍性，真是不胫而走，全都实行了，中央各部也自不待言了。

  　　我们可以设想，假如没有主席的领导，没有广大群众起来反对，用工作组这种方式来维持旧的统治，全国到处都跟着走。毛主席还健在，全国就无一例外地都执行了刘、邓路线，如果不纠正，继续下去，不就不知不觉地走到修正主义道路上去了？一九六三年主席就曾经说过要防止党内一两个有威信的人带错了路，舒舒服服地变成了修正主义。一九六五年主席又提出要是中央出现修正主义地方敢不敢造反这个问题。到一九六六年就果然出现了，真是不信而言中，这是主席英明伟大的预见，试想如果彭、罗、陆、杨的阴谋成功，那不知道有多少人头要落地。这是一种赫鲁晓夫式的，是政变的形式，另一种方式，就是舒舒服服地走向修正主义。试想要是主席不在，你不就跟着错下去了吗？那时候就不单单是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了，而是整个国家，整个党都要变颜色的问题了。现在把问题揭发了，在党的十一中全会上解决了，我们大家要为此而庆贺。这是关系到全党、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的最高利益的问题，如果我们都有这样的认识，在过去半年里，我们同志们受到一点委屈，受到一些过分的批评，健康也受到一些损失，我们个人付出这点代价，又算得了什么呢？付出这一点代价，从而保证了我们党、我们国家不变颜色，使世界革命加速走向胜利，我们个人这点损失只不过是大海当中的一滴水而已，又算得了什么。几个月来，我总是以此来鼓励大家，同时也勉励我自己。我说这些话的意思，就是希望大家看到光明伟大的前途，认清大好的革命形势，我们个人付出点代价是值得的，当然，我们对一些事也不是听之任之，有困难就要去努力克服，争取少走一些弯路，少受一些损失，这是我们作为领导的责任。但是，即使如此，也总要有一些损失和伤害。我们应当辩证地来看这个问题，要尽力减少一些损失和伤害，但要认识到这也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革命的洪流是不可阻挡的，在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国里实行如此巨大的民主，是举世无双的，它非冲击一切不可。它的发展速度之快，来势之猛，是事先不可能完全预见的。

  　　六月一日开始公布第一张大字报，全国马上都动员起来了，不论是大中学校、党政机关、科研单位都毫不例外地行动起来了。当然尽管工作组那样的压制，各单位都毫无例外地起来造反，也就是主席讲的一条真理，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不论那个单位，只要有工作组的形式在那里压制、阻挡，就一定有反抗，这是一条规律，是毫无例外的。后来工作组一撤出，广大革命群众的巨大革命潜力就奔放出来，朝着革命的方向前进，就势不可挡。接着就出现了红卫兵，这在十六条中也是没有设想到的。新的事物它总是不会按照我们的主观愿望来发展的。红卫兵这个新事物一经出现，主席就马上抓住，加以鼓励，加以提倡。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门一接见，马上就迅猛发展，冲向各学校，又从学校冲向社会，从北京冲向全国，直到农村，全国大串联也就出现了，当时十一中全会刚刚开始传下去，红卫兵就到了，各省市委都没有准备，加上主席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这时也开始传达下去，开始是不管你是那个司令部、任何地方都打，这种斗争局势的形成，带着普遍性，连锁反映。当时各个革命组织的思潮起伏不定，初期也分不出什么左、中、右，经过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反复过程，十月份我们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斗争中进一步促进了这种分化和改组，形成了革命的左派力量，我们加以支持。十月、十一月两个月，我们除了支持革命左派，支持大串联以外，当时还面临着繁重的生产任务，开始，我们在九月指示中曾企图把运动暂时性的限制在十六条中已指出的大中城市、大中院校和党政机关中，但革命的洪流既然已经冲了出去，就以排山倒海之势，按着它自己本身的规律前进了，这不是任何主观愿望可以限制得了的。当时在抓了三秋之后，曾设想将农村文化大革命纳入以四清为主分期分批也已不可能了。尽管都有指示，但革命的群众运动仍然按照它自己的规律前进，这就逼着我们在十二月九日、十二月十五日发出了两个十条，来代替九月有限制的文件，如果我们在九月份能够预见到这种情况，那我们就不会把运动约束在一个临时性的措施上，而将十二月的文件早一点提出来，这说明，我们虽然都在主席身边，紧跟、紧学，但还是跟不上，仍然延误了时间，这也说明我们对这场文化大革命不但不理解，就是理解了，跟不上也不行。

  　　再看财贸方面的情况，在运动中，对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抵抗，也不是我们原想像的那样坚决。这条反动路线既然在财贸各部门都起过作用，这就说明有它的思想基础，不在这个地方表现，就在别的地方表现出来，在财贸方面的表现就是经济主义，开始，是用抓生产来压革命，压不住了，就倒下来了，什么都答应，结果大大助长了经济主义的发展，这在去年第四季度更为明显。当时，全国许多问题都出来了，临时工、合同工问题，工作离厂外出串联问题等等，全国出现了许多组织，如荣复转退军人组织，许多起行业、跨部门的组织，这些组织实际上已经象政党一样地出现了，六五年毕业生的问题也出现了，这些都是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组织，带有封建的行会性质。串联的发展，使许多人自由离开生产岗位，业务岗位，财政支出也增多了，红卫兵中出现了一些浪费现象，以及化公为私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抓，也抓得晚了一些。反对经济主义的五条，到一月十一日才发出去，比上海工人阶级还落后，他们在一月五日，就以三十二个团体的名义发表了告上海市人民书和十条紧急措施。在政治方面，公安六条也在一月十三日才发表，实际上，问题早就出现了，破坏社会主义的秩序。我们的大民主，要冲垮的是一些旧的东西，革命的制度是要保卫和巩固的，我们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分析，这方面，我们也抓得晚了一些，拿军队来说，发了总政的指示，现在看来，这个文件粗糙了些，它起了动员作用，但也有些副作用。几个月来，各军事院校、文艺团体、军事工厂等，形势也是不可阻挡。但军事院校对军事指挥机关冲击也是没有预见。在北京可以看得很清楚，就在三座门，经常有很多人在吵闹，有些是不完全符合革命要求的，也是未能预见到。这些事情教育了我们，最近发表了军委八条命令和七项规定。这些都说明一切问题，由于运动如此迅猛，我们抓问题，总是比客观存在要晚，这也说明总要先出事实，再去总结经验，作出规定，否则，也只能是一般的号召书，要是先作出些规定，就会不切实际，要犯主观主义的毛病，但是既然地平线已经出现了事实，就要快抓，要有预见，我们紧跟主席、紧学主席、总是不够。现在运动是更加深入了，已经深入发展到工矿、企、事业、科研、农村，全面展开了阶级斗争，运动深入后，现在又发展到夺权斗争。自从上海发表告人民书之后，中央就紧紧抓住，在宣传，报告等中都讲了，但来势凶猛，也并未预计到，我们主动号召革命造反派起来夺权，预先告诉他们要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夺业务的监督权，尽管如此，各部夺权斗争中的偏向仍然产生，比如工交部门，就更猛，比较稳的是科研部门，损失少一些，开始，科委发展的慢一些，由上而下的分化，造反派从政治上的优势，发展到组织上的优势。当然，新的问题也就出来了，既然存在矛盾，不管用什么形势，它都是要出现的。既有敌我矛盾，又有人民内部矛盾，还有两类矛盾的交叉，各种矛盾又都在转化中，在这场夺权斗争中，要更进一步地来锻炼我们。

  　　我们许多同志，革命几十年了，武装斗争也二、三十年，现在在自己的党的领导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在强大的人民【创建和谐家园】的支持和保卫下，毛主席亲自领导着我们，让我们经过这样一场锻炼，这是我们莫大的幸福，这是我们所不可设想的，这是主席早有设想的，这就是领袖之所以为领袖，我们之所以为我们。现在斗争更加激烈了，但是有前一段的经验，总是可以搞得更好一些。虽然在过去一个月里情况也有很大的变化，但有了前一段的经验，就更好办些了。要总结经验，比如象一些没有业务的单位，就可以让它乱一下子，象中央组织部安子文那一窝，一个大叛徒领导了二十多年，让他好好乱一下，把一些牛鬼蛇神都揪出来，象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监委和他们虽然不同一点，但领导人多数也是不好的嘛。还有工、青、妇群众团体，除了少数一点对外的国际业务活动之外，也是彻底闹革命，青年团比起红卫兵来，是大大地落后了，党校不是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是宣传修正主义，就要彻底破，破了以后再立新的。象有些部门就不同了，如中央办公厅、中央联络部等，就要边抓革命、边抓工作。在政府部门中，如文化部烂了，除了文化出版工作之外，可以停一个时候，象教育部，是放假闹革命的，其余的部门既要抓革命，又要抓业务。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夺权，要将试点中已出现的偏向，热忱的帮助造反派去纠正，不能超过监督业务的要求，这方面，就要讲清夺什么权，在中央各部门，只应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这已经做了，对业务只能是监督，不能超过这个界限，否则就要使业务受损失，因为业务大权都是中央直接管的，中央的大权，怎么能夺呢？中央是党的领导权，是毛主席的，怎么能夺呢？政府大权如外交、财政、公安、国防，经济大权怎么能夺？我们说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党、政、财、文大权，那是讲的地方，中央各部都是在中央直接领导下，即使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不是各个部都如此，如果确实有，就可以提出来，经过中央批准撤换，就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不是每个人都沾边的，执行了，责任也有轻有重。各部造反派自己夺权，也不向中央打个招呼，这怎么算合法？我最近向造反派说：“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这句话主席问是从那里来的，据湖南的造反派说是一九一九年发表在《湘江评论》上的一句话。主席说，那时候还是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思想。那时尽管已在十月革命之后，但共产主义思想是在一九二○年之后才传播到我国，当然主席是首先接受它的。怎么可以把主席那时的讲话拿到今天来用呢？这句话是没有阶级性的，是什么人都可以用的。主席是最严格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比如诗词，主席在湘江师范时就作了，但从不拿出来，据说肖三还能背出几首，他也不承认，选诗都那么严，选用主席语录就更应该严肃，我们用时要非常严格。主席说这话不能再传了。现在发现有的根本不是主席的东西，也说是主席的，连反革命分子邓拓的诗，也有人给加上主席的名字，真是岂有此理。

  　　夺权如果得不到中央的承认，不登报、不广播的都不算数。这话没有向造反派讲，你们要传达给他们。刚才来晚了三小时，就是因为江苏省夺权的问题，他们一月二十六号夺了权。要我们表态，我们研究了他们的情况，表示我们不能登报，不能广播，他们说中央不发表，我们新华日报发表，我说你们一定不听我们的劝告，要发表我们也不管，但要遵守两条：一是不准点名，因为点名的权力属于中央，那是定性质的问题；二是不能成立什么组织，因为你们没有左派大联合基础上的三结合，你公布了，别的组织也不会同意。最后他们只愿接受第一点，不接受第二点，这样我们就不能同意。这同样适合中央各部，只要中央不吭腔，就不能算夺权成立，如果那样，就会夺来夺去，中央各部如果把业务监督权变为领导权，我们就要考虑另外一种形式的夺权，北京公安局就是个例子，政法公社要夺权，我们让他们去试试，可能会因此使公安局内部发生分化，使内部的造反派壮大起来，但夺权二十天的实践证明，因为外部为主，同时他们将内部造反派引导到错误的方向，夺权后让长字号的全部靠边站，群众把一切都担起来，遇到外部有压力时，又一致对外，使内部分化不能发生，在执行任务当中也出了不少乱子，只好进行军事接管，这么作是得到了广大人民拥护的。天津公安局的问题就更严重了，局内有一小撮反动分子实行假造反，结果破坏了整个社会秩序，连交通警也撤了，但天津的广大人民群众很好，并未出什么大乱子，但这局面究竟不能长久，后来只好实行军事管制，得到广大人民热烈拥护，这件事又证明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决心下得对，充分说明人民对党，对政府多么信任！

  　　我们财贸部门大概不需要这样，因为昨天造反派都同意中央这个精神。财政部有一位副部长叫杜向光，他参加了造反派，这本来是件好事，但他明明知道国家财政大权不能夺，就是监督也是有限的，但他却要站在造反派方面来夺中央的财政大权，借口说吴波是黑帮，理由就是吴波同志参加了桃园大队的四清，这怎么行呢？参加桃园四清人多了，那全都是黑帮了？（李副总理，他是要把吴波打成黑帮，当部长，吴雪之也是要把姚依林、王磊打成彭真分子，当部长）。我和刘少奇在政治局共事就二十多年，那也全是黑帮？要是年青人提出这个问题来，可以允许他们犯错误，但部里的造反派就不能允许，这是有意向党伸手，证明这个杜向光不简单，财政部夺权后，觉得吴波同志身体不好，应该休息一下，杜向光已亮相，我们还相信他，我和先念同志委托他去向造反派转告中央的指示，党组由他来暂时负责和造反派联系，他公然拒绝！对总理指示要保留，这是反党反领导的态度，后来让他回去好好想想，但仍不执行，并鼓励财政部造反派向我写了一封【创建和谐家园】。我召集造反派开会，名单上没有他，他也来了，三次请他出去，他都不干，一再违抗我的命令，刘振玉居然说：“我们造反派叫他来的，如叫他回去，我们都退出会场！”我是仁至义尽，先礼后兵，在群众情绪激愤的情况下，只好叫【创建和谐家园】当场将他逮捕起来。

  　　我们已告诉商业部，姚依林不是黑帮，他不是彭真的人，彭真是找他谈过四次话，他都告诉我们了。最近姚依林身体不好，不能支持了，他们那样斗法，是不符合毛主席思想的，我们要他休息几天好工作，他们明明知道这件事，可是还要下通缉令，说什么窝藏不报者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论处！这是造什么反？这不是造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通缉姚依林，就是通缉我了？（先念同志说：我要求造反派把昨天总理讲的话，原原本本地传达，不然要放录音李尚平为什么不来？王田的【创建和谐家园】不算数！总理召【创建和谐家园】议不到，这是蔑视中央，蔑视总理！）昨天财政部造反派当场说要把那封信收回，但实际上并未收回，十七号已过了，今天是十八号，再给他们一天时间，如果不收回，信在我手里，我就印发给所有造反派，要大家来批判，（先念同志说：一定要公开检讨！）造反派既然当众声明了，大家听到，也看到了，回去以后怎么又【创建和谐家园】了自己说过的话呢？这种作风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中央规定业务权只能监督，超过了限度，就要走到邪路上去了，如果我们随便承认了，就是犯罪，造反派应该比我们更好嘛！要培养，成长自己的好作风嘛！从我们的党创建那天起，毛主席就为我们建立了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作风，我们要把这种好作风传给后世。也在建党的同时党内存在着另一种不好的作风，它是和毛主席的思想作风相对立的，反毛泽东思想的，这种坏的作风一定要把它排除掉，肃清掉，我们怎么能够看着他们学这种坏作风呢？蒙蔽，先定罪名再找事实，中央未批准就给戴上帽子，中央批准的军委八条里所说的那些，都是不能允许的，部的造反派更加不能允许！现在有些地方，无休止的斗争，就是在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经说了的，那种无情的斗争，残酷打击的坏作风；这种现象如果不指出。放任这种歪风邪气，就会让青年去养成这种风气。

  　　如北京的东西城纠察队，在运动初期很好，有功劳，但是由于我们没有进行教育，以后就【创建和谐家园】、杀人，又转入地下活动，只好取缔。开始他们讲红五类黑五类，我们劝他们不要这么说，但不听。时间不到一年，其发展速度却超过十七年。对于这种不好的作风，不好的方式方法，要告诉青年，要告诉二、三十岁的干部，不要把它当成是对的，我们不说，就是犯罪啊！这是反毛泽东思想的，今天有些人要斗薄一波、安子文，我就再三地警告他们，要讲文明，按主席的方法去做，不能有那些恶劣野蛮的作风，照出相来，画出画来，贴在大街上，敌人马上就会给转出去了，这样对党对国家是不利的。有骨气的【创建和谐家园】员，对于这种事情要拒绝！这不是个人的问题，这是对党对国家如何评价的问题，林彪同志去年八月三十一日在天安门的讲话，已经说得很清楚，要文斗不要武斗，武斗只能触及皮肉，丑化形象。青年人可以犯些错误，但我们告诉他们，部里的造反派就不行了，否定这个人是可以的，但只有真触及灵魂的批判。对党对人民才是有益的。

  　　中央每个部不是都必然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不能把执行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和创造，提出这条路线的人等同起来，况且各人所犯错误有轻有重的不同，也有根本不沾边的，只要作一两次认真的检查就行了。有些人，一定要把每个人都算作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才能夺权，怎么能有这样逻辑呢？开始造反派里没有领导干部现在可以逐步吸收一些长字号的，对于犯错误的干部要区别对待，至于他在历史上是否有问题，可以调查研究，首先报告中央。当然大家所共知的一些事，也可以批判罗！一般地说：路线问题检查一下就行了，半年了，六个月之久的无休止的斗争，这不是党要采取的方法，我们要出来说话，对于干部要区别对待。允许造反派夺文化革命运动的领导权。对业务的监督权，但这还不能更好的抓革命，促生产，促战备，还要进一步引导三结合，由部门的领导干部、中层干部、群众代表组成革命委员会，监督这个部的工作，使我们一个部的党的业务领导工作有人监督。过去的监察组起不到这个作用，因为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这次通过文化大革命运动，创造了三结合的办法，革命的领导干部，不是所有的领导干部都参加，中层革命干部，革命群众三者紧密结合在一起组成革命委员会，共同来监督这个部的工作，这样，这个部的工作就既有自上而下的领导，又有自下而上的监督，双方可以互相制约，就可以更好地实现毛主席提出的民主集中制的要求了，我希望能在夺权中实现这一要求。这话我在外交部已经讲过了，也准备叫他们试一试，现在又在你们这里说了，要求你们实现这个要求，工交部门我也准备去说，还有政法，国防部门。科研部门已有了一个雏形。还有文教部门，这还没有排上我的工作日程，文教部门目前最乱，其中比较急的是卫生部门。现在希望财贸各部在试点上作出成绩。

  　　各部部长、司局长，还要转告所有的处长、科长，都要振作起精神来，要敢于创立工作条件，勇于负责任，现在已经和造反派都说了，自然还需要先念同志一个部一个部地再做工作。各部自己也要做工作。要准备在二、三、四月里能够作出个眉目来。不能再晚了。否则生产任务在二季度赶不上来，自然各部发展不平衡的。要先进推后进。我们支持你们工作。也支持革命造反派，把革命搞起来，运动发展到现在，要转到更健康的水平上来了。毛主席现在整天思考各种典型。我们一定要紧跟毛主席，紧学主席，你们有困难可以提到财贸口。政治部工作也要恢复起来。业务监督我通过先念同志和各部取得联系，各部党委也要和监督小组联系，大事要干预过问。但是，两方面的任务不同，有些国家机密性的，监督小组就能都知道，否则就和马路上的大字报一样，很多消息都是不胫而走，到香港、东京、莫斯科，从那里马上传到全世界。所以有些问题还必须区别对待，各部部长、副部长，都要负起责任来，下礼拜我们还要找一个机会，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对各部、各院校造反组织，以及各部门的处、科长们一起宣布一下。今天，在这里只说个大体，作为试讲，不够完全，或者再做些修改，但总的讲没有错。今天讲的这些都可以向处、科长和造反派讲一讲，昨天基本上也都讲了。

  　　今年二、三、四月，夺权要看出个眉目来，明年二、三、四月要看出个结果来，这样，才能使我们立于不败之地，这是主席的设想。

  　　干部有的要提，有的要罢，要罢的也是百分之一、二、三，当然好的还是多数，就是撤职也还可以留用，再观察一下。定期考察，以观后效。当然大多数还要继续留用了。当然也要提一批。总不能都是老人嘛！不然怎么能吸收新鲜血液呢？各部机构怎么缩小，那是明年二、三月的事，也许要更长一点时期，我们要在游泳中学游泳，斗争中学斗争，战争是大的风浪，文化大革命是和平时期最大的风浪，你们都是四十多岁以上，五十岁的人也不少了。保持晚节的问题也提出来了，要保持晚节，就要到斗争的大风浪里去锻炼。少奇的《论【创建和谐家园】员的修养》是唯心主义的，过去有人向他提出过，他也没有改，毒害了不少人，这次批判。我们要用毛泽东思想来加强我们的修养，毛泽东思想的修养，就是要在斗争中去修养，这一次就是最大的培养，能在主席健在时，得到这样的学习，锻炼。这是我们最大的幸福。如果你们大家有委曲，我向你们道歉，不要造反派向你们道歉。是我们领导的工作做的不够。希望大家振作起来，在斗争中锻炼提高。

  　　李先念副总理讲话

  　　你们当中吃了一顿批评的人不少，吃点批评，有好处，是个锻炼嘛！刚才总理讲了，文化大革命在主席的亲自领导下，胜利一天一天大。你们受点批评。感到有点委曲，总理向你们道歉，我也向你们道歉。群众起来了，很好嘛！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青年同志对主席语录学得也比较多，也很熟悉。但就是有的时候用的不大恰当，这要原谅他们，有时把内部问题也引用处理敌我矛盾的语录，不恰当，但我们要保护他们的热情，我劝大家一定要好好学习主席的思想，我们要坚决依靠群众，信任群众，站在革命左派方面。但必须是真正的革命左派方面，这是主席的原话。

  　　真正的革命左派，必须是坚决按照以毛主席的思想办事，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不至于犯大的错误，就是犯了也能马上改正。也应当允许他们犯些错误，要保护他们的革命干劲，但他们究竟年轻，经验少些，组织能力弱些，我们还有个带班交班的问题是嘛！真正的革命左派，我们一定要站到那一方面去，要善于和他们合作，保护他们的热情，不要泼冷水，他们犯了错误，要热情帮助他们改正，帮助他们进步，提高他们。我们无论如何要做到这一条，过去，我们在这方面是作得不够的，有时做了一点，开了不少左派的会，他们也不大听，有点不大相信人，说那么多黑帮，你李先念就不是呀！有人到现在还不死心，还要把我打成黑帮，说彭、罗、陆、杨是黑帮，你李先念不是才怪呢？他们有些人这么想，年青人，也不怪他们。我还不象你们，我没有本钱，什么罚站，弯腰！但大字报不少，有打倒的，有火烧的，也有来揪我的，揪我的也是财政部带的头，大概是我这个部长太坏了，该找个好一点的。我给财政部司局长们开了一个会，中心意思就是要他们支持左派，可是他们说我们开一个黑会，开的是红会！怎么是黑会呢？要他们去支持左派！这条方针是不变的，要支持真正的左派，对他们的错误，也要采取谅解的态度，有的人已经不行了，我们已经指出了。革命派，既要有革命性，也要有科学性和纪律性嘛！有人就不大实事求是，当然也要看对什么人？对青年人的要求就不能太高。但是干部讲话总要科学性一点吧！但有时讲起来也就不大科学了。煽动性的话就不好，此风不可长，这对青年有什么好处呢？为青年带出一个什么作风呢？没有好处嘛！当然，也不可能每句话都那么正确，要求也不能那么高，我们说话走火就多得很，把话讲错了。王田讲他是一贯坚持正确路线的，姚依林、王×是错误路线，是什么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等，应该实事求是嘛！曾老，你在这个问题上也有错误，我们要支持真正的革命左派，对左派要求不能那么高，青年干部嘛！犯点错误只要愿意改就好。你们受了点批评，不要有情绪，还是要鼓足干劲，对造反派说的话，昨天晚上回去后，有些单位没有全传达，要求他们全文传达，和今天跟你们讲的话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总理讲的很全面，是主席的思想。总理对我们花了很大的力量，开了很多会，可是造反派却不能原原本本的传达，这不好，如财政部吴波问题的性质就未传达。上次夺权总理接见回去传达说姚依林问题的性质未定，问题严重，还要大批大揭，是不是这样讲的？今天不是都讲清楚了吗？商业部通缉姚依林，说窝藏不报的以破坏文化大革命论处！这明明是通缉我们嘛！一定要收回，要做公开检查！

  　　所有的党组织都要恢复工作。今天讲过了，党组开会可以请他们参加。陈洁同志，你的电话安起来没有？（陈答：没有）要他们安起来，已经交代了嘛，为什么还不安呢？大家工作要有勇气，要有干劲，要从大的方面去想，不搞修正主义，真正把毛泽东思想千秋万代扎根，这是大事。对干部要求严格是应该的，批评起来有些过分的地方，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在党内斗争也有时脑袋一热就说过头话，一九三五年我批评薄一波就很尖锐，说过了头，毛主席批评我是大炮，批评的对吗？那话拿到一九六六年就对了。（有人提现在还不让开会，不叫两个人在一起谈话，不让看文件，二、四、六还要送大字报等）要你们大鸣大放十天也放不完，我知道你们的情绪要看大方向，要看大局，不要看几个人的小局斗争方法方式不对，总理批评的很严格，不过老是交代政策，恐怕群众也起不来了。要他们纠正错误也要有一个过程嘛！一点一点提高就改了。没有什么了不起。

  　　杜向光的表现是对抗中央，过去未察觉，对他是信任的，二月七日那一天见面，他开始就向我读一段语录，来势很猛啊！这时我才开始引起警惕，既然是个野心家，抵抗中央的指示，拒绝执行总理的命令，把造反派的方向搞错了，不对头，这种行为当然不能允许了。所以当场逮捕，要他隔离反省，检讨再看看还有希望没有。杨树根同志来了没有？（杨说：来了）明天派一个人去一下子，要他检讨！王学明贴了我十三张大字报，我都交给总理了，说什么我是刘、邓司令部的人。有那么几条确有其事，但给夸大了，有几条就全是捕风捉影，我对何畏总是老保，这次他要不是对姚依林拿出四十八条，我还不死心哩！过去看错了。他为了保自己，反动得很。

  　　大家要同真正的左派好好合作。 203) 周恩来给对外文委和北京外语学院红卫兵的电话指示

  　　周恩来

  　　1967.02.21

  　　〖二月廿一日晚陈总秘书杜易打电话给对外文委值班室，传达了总理的指示。〗

  　　陈毅副总理向总理汇报了你们（指二外红卫兵、联队代表、井冈山代表）汇报的情况，总理同意你们提出的三个人（周一萍，【创建和谐家园】经，楚图南）可以搞“三结合”成立夺权委员会，他们不要做主任，付主任，可以做常委，管业务。你们可以搞一个初步意见汇报给陈总，成立监督小组，监督业务，他们自己不能监督自己。

  　　宋一平、王布云的情况如何？宋一平过一段时间还要回来。

  　　（按：宋一平于二月二日被武汉造反派揪走，王布云被石家庄造反派揪走） 204) 周恩来接见《中国建设》杂志社革命生产委员会时的讲话

  　　周恩来

  　　1967.02.26

  　　〖周总理接见委员会全体同志时，除对《中建》杂志的编辑方针问题作了重要指示外，总理还对外文局当前文化大革命运动作了重要指示。总理非常关心外文局的工作和文化大革命，他详细了解了外文局所属的单位，出版多少杂志，每个杂志多少文版；有几个战斗组织，每个组织多少人等，总理十分关心我局的夺权斗争，总理边听我们汇报，边作了重要指示。我们向总理汇报了目前局内两种意见的争论。〗

  　　总理说：只要不是保字派就联合嘛，组织一个“三结合”的组织。有符合局长条件的也可以提两个嘛。总理还问到：你们造反派组织，没有吸收领导干部参加吗？

  　　我们回答：我们认为“长”字号的多数偏于保守。所以一般没有争取他们参加。总理说，那是思想上的保守的保字嘛，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两回事，他们不是派工作组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对上边都要火烧一烧，炮轰一轰，没有考虑用多大口径的炮，面宽了一些，还是要用阶级分析，真正的革命的“长”字号，也可以参加造反组织。

  　　我们提到外文局能不能夺权？我们夺得对不对？总理说，当时是连锁反应。党中央，中央各部不能夺权。中央各部夺权主要指的是监督业务。但中央只有几个部管住了，如外交部、国家科委不同，张本同志本来就是领导干部，是自上而下地扩大队伍。

  　　接见时在场的有外办的同志，他们反映，他们内部起来夺权了。总理说，夺运动权早就说了，外办的权不能夺。要夺权，我们就把它的大权收回中央，你们就没事干了。

  　　我们问总理，外文局夺权报了国务院，怎么还没有批，罗俊我们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罢了他的官。

  　　总理说：官总是要罢一些的，你们当然可以这样了，夺权的单位很多，中央还得一个一个地解决，批了就起连锁反应，在需要夺权的单位，要以本单位为主。到底哪几个单位需要夺呢？不能现在批，现在事情很忙。

  　　现在许多同志都没过关，外办的我还得管。有的单位还挖旧帐。总理又说，不用阶级立场来分析，排斥一切，打倒一切是不对的。我讲这句话，是说你们对局级、中层干部要好好审查，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凶的，不负直接责任的，那些是需要留的，那些是需要保的，那些是要罢的，你们心中要有数，让群众展开讨论。过去那种不让干部检查，只提问题，就无法亮相，没有给他们机会，如他们愿意亮相，应该给他们机会，一次不行，两次，不然业务不能领导，革命也不能深入。斗争还要深入，进行斗批改。

  　　说到对待干部问题时，总理说，当然，每个单位要换一些人，运动总要罢一些，调一些，撤一些，留一些，提升一些。总理又提到现在夺权不是权力机关，是监督。广播事业局夺了权，三个月了，本来想要它做典型，又没有搞好。新华社也不行，现在由王唯真在主持。电台每天要广播，新华社每天要出消息，杂志可以脱期，但也不能太长，长了人家就不订了，我们总想解剖麻雀。

  　　关于局文革筹委会。总理说，原来设想领导抓业务，文革抓运动，后来红卫兵起来冲击了文革。以后，各革命组织起来后，文革就不灵了，有的自行消亡，有的宣布解散。你们的文革很特殊啊，多数部，文革起了作用的有，没起作用的也有，到批判反动路线时，各革命组织产生时，文革就不起作用了。到了造反派占优势时，文革就更不起作用了。造反派要夺权，就是要夺文化革命大权。文革的发展受到冲击，到两条路线斗争时就转入了分化，凡是“长”字号都是保守，执行反动路线的都不要。如果不作阶级分析，就不是按照毛主席的路线办事，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批判时亮相不够，以后就成了对立面。到了夺权时就靠边了。但是我还是提议对业务要监督。其实，地质部、化工部……早就打破了，超越了这界限。现在组成“三结合”，实行对业务监督，改组业务组织。每个部都有不称职的人。外文局总可以找出一个两个局级干部，与下面业务单位（指业务办公室行政办公室等）进行结合。外文局可以试试。这次夺权斗争也有一定困难。

  　　当我们提出，有些同志认为解散文革是违反十六条时，总理说：十六条早就被突破了，红卫兵组织，革命造反组织，“四大”变成“五大”（加大串连），就是突破了十六条。对筹委会，大家可以协商嘛，学校早就没有文革了。

  　　总理同意让文革筹委会常委可以参加协商建立“三结合”机构──革命委员会或文化革命委员 会，监督业务，领导运动。然后，文革筹委会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