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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陈叔通是民主人士,代表民族资产阶级。)
当时敲锣打鼓,不是什么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当时陈叔通赞成这种看法,到了五七年这问题就暴露出来了,开始发了篇社论,让他们放,后来他们都出来了,我们就进行反击,这次又来了次文化大革命,叫不叫文化革命,由历史去下结论,叫文化革命也可以,是从文化革命开始的嘛。过去好多工厂、学校不在我们手里,很多在资产阶级手里,在【创建和谐家园】留下来的那些人手里,在知识分子手里,他们有后台,要认真抓一下,搞一些典型,当一个革命委员会主任不容易(林总插话:主席在北京抓了八个典型,就是六厂两校。)
我们管不了那么多,要你们去抓,过去北京市委我就管不了,不能抓,现在可以了,我就搞几个典型,统统抓,搞不过来,只好搞典型,工厂、学校、机关都要搞,但是要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公社去抓。
清理阶级队伍,军队也搞了一下,军队要谨慎。有一个工厂,八个人搞了个专案,把党委书记搞成特务,经群众审查,不是特务,是好人,搞专案的就那么可信,他们是抓人越多越好,定的越多越好,搞专案的搞错了,要翻案不容易,搞了这么久,搞错了,还得了?还是少抓一点好。象过去下乡行军打仗捉虱子,捉得越多越好,捉得不多不过瘾。(总理:我们都是左过虱子的,你们到五七干校不要害怕,没捉过虱子的就不能说在乡下滚过。)北京有个大学九千多人,关了九百多,有些人关在牛棚里,有的关在地下室里,关起来就不好放,有些犯错误的人推一推就下去,拉一拉就上来,戴高帽子,扫茅厕,知识分子扫扫地,搞搞清洁卫生也可以嘛!苏修写文章说我们整知识分子,王明写文章说我们杀知识分子,象秦始皇一样,比秦始皇还秦始皇。秦始皇杀了 400 多人,其实我们一个没杀,戴高帽子,喷气式有,没有杀人,戴高帽子,喷气式是三十多年前湖南农民搞的,我们几十年没搞了,这次红卫兵又翻出来了。喷气式三反、五反时天津搞过,既然乡村的土豪劣绅可以戴高帽子,彭真为什么不可以戴?当然,我们不赞成戴高帽子,不赞成搞喷气式的。
抓多了怎么办?要放,理由无非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应该放,有扩大化的问题,各级领导要注意。
鉴于历史经验,各个时期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要各级领导注意历史经验,防止犯错误。现在有一种倾向,屎急了才去挖茅坑,过去我们是到一个地方挖茅坑,现在不搞了,住营房了,军队长期住在老百姓那,老百姓就烦了,这次三支两军工作,军队和老百姓就融洽了。
(总理:军队三支两军受了锻炼,以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说话和气,不【创建和谐家园】骂人,现在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打伤了,甚至打死了也不开枪,执行任务不带枪,【创建和谐家园】战士在被围、被捆、挨打的时候还高举毛主席语录,高呼毛主席万岁,世界上哪有这么好的军队?因为我们的战士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现在不仅【创建和谐家园】战士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工人阶级也能做到了。 1968 年 7 月 27 日大家都晓得一天时间就动员了三万人,主要的都是毛主席抓的几个典型的工厂,开进清华园,出了事情,你们也晓得,五个打死,几百人受伤,但是他们还是怨话也没说,这一下,他们就无话说了,一切借口也没了,武器、工事都解除了,最主要的是到一个单位先不要表态,要进行调查研究,主席就是这样做的。)
这次文化大革命,一方面在群众中有无政府主义状态,一方面是有人放毒,武斗的材料我都看见过了,都不如四川,几万人穿上群众衣服,实际上是退伍军人,事情可以转过来,转过来让他们自己讲如何想把对方消灭的。
(总理:刚才我看到七机部两个头头,还是气鼓鼓的,头头打伤了嘛,我还是同情他的,可是另一边也【创建和谐家园】嘛。我劝你们受伤的同志把仇恨集中在刘少奇这伙人身上,你们都是阶级弟兄嘛,前世无怨,现世无仇,有什么怨仇呢?)
这场斗争不是讲要落实政策吗?在全国我看还要一年左右,搞得好的二十年大庆就差不多了,你们不要搞宽了,先搞一、两个试点,搞三分之一就了不起了,一下子都想团结不可能,先团结三分之一,过一段又三分之一,剩下的就孤立了。所有的工宣队都不能压制群众,工人阶级要领导一切,不要压倒一切嘛!
几个学生说几句怪话,反一下有什么了不起,贴了几条标语,要打倒,你就倒了,那就该倒;贴了许多标语要打倒,但是打不倒。反过来拥护你会更好。有一个……还要用,就是跟着彭德怀犯了错误,不象肖华、杨成武。
(总理:肖华,杨成武都是坏人,杨余问题大一些,付也不是老实人,不讲实话,三个人都不讲实话。)
现在又有一股浪潮,掩盖着什么东西,还看不清楚,反对过自己的人,要照顾一下,乱一些没有什么,大乱以后才会大治嘛。
以后还会有浪潮,如反修,反对苏联修正主义集团,但不要引起反对苏联人民,中国人民过去反对外国人,不管好坏都反,几十年后,在【创建和谐家园】的教育下,才把外国人分了劳动人民和剥削阶级反动派。
闹了几十年革命,我讲的还不都是你们的经验,在座的不都是经过了的,大革命破裂,七大团结了,胜利了,进城以后对资产阶级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敌我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给他们定息、股息。(全国股金有 22 万万元,每年给 5% 的利息,一千万元,实际上许多人是不拿的,每年五元,十元他就不拿了,发了十年,发出了七、八亿人民币,还不是用在中国增加购买力,但是他们工会不允许进,这样就把工人和资本家分开了,因为你拿定息嘛。)
你们抓几个工厂试试看,有的地方所有制还未解决,形式上解决,但形“左”实右。比如,北郊木材厂,南口机车车辆厂,权实际上在走资派手里,搞利润挂帅,物质【创建和谐家园】,对工人管、扣、卡,我看所有制还没有完全解决,至少大部分。学校、机关、一些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要进行改造,要利用群众力量去改造,过去只是上面来不行,你怎么说也不听,只有用群众力量去改造。选举,各单位由下面提,小组提,大组去讨论,有几位老同志要选进去。
(编者注:这篇资料依据的是手写记录稿,标点符号和文字有很多不清楚或者混乱的地方。) 437) 周恩来对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两次谈话中有关清查“五·一六”的内容
周恩来
1969.06.28
6 月 28 日和 7 月 31 日两次讲话摘录:
“五·一六”是利用 1967 年发表《 5.16 通知》搞起来的,他们抓的很快,主席抓的更快。姚文元 9 月份发表文章点“五·一六”是反动组织,主席 8 月份就抓住了,主席看的准……“五·一六”串连,小报上都透露了,主席很快就发现了,矛头不对。原来后台就是王、关、戚。起头,我们想分化他们,把戚本禹分出来,实际上他们是一伙。
( 1969 年 6 月 28 日接见学部宣传队和大联委时的讲话)
要先从提高思想、落实政策方面入手。
你们要把“五·一六”、大批判、清队、整党搞好。
( 1969 年 7 月 31 日接见学部宣传队和大联委时的讲话) 438) 周恩来接见全国全军卫生工作会议代表时的讲话中关于清查“五·一六”的部分
周恩来
1969.08.15
〖八月十五日、八月二十八日,周恩来接见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全军卫生工作会议代表以及卫生部和直属单位军管会,革委会负责人时的讲话中关于清查“五·一六”的部分〗
一九六七年你们大联委在北京体育馆开会,我请示了主席,主席同意发表《六·二六指示》,因为当时你们联合不巩固,我压下来了,就是因为戚本禹插手。“三·一 0 ”会议戚本禹插手。
还有“五·一六”问题。我们在九月就知道了“五·一六”问题。卫生系统在中医研究院开个头,把叶心清抓起来了,我们事先知道了,要等待,要等待群众觉悟,事情早知道了。吴传启、叶心清、杜南,卫生系统“五·一六”就是叶、杜打头的。我们不愿扩大化。提出四个原则:先要本派搞出来。不要扩大化。联系到批判走资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保护群众。要谨慎。
开这个会(按:指戚本禹插手的“三·一 0 ”会议),把矛头对着无产阶级司令部,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是有坏人出主意的,这是与吴传后有关的罗。同叶心清、杜南、“五·一六”有关系。叶心清是个江湖医生、政客,文化大革命中兴风作浪。在卫生口,他是“五·一六”挂帅的,杜南是跟他的,他出谋划策,利用广大群众,群众是受蒙蔽的。孙正同志是党委书记,他不同于群众,他有责任。先念同志向群众代表传达的话比我讲的还轻,结果回去后要打倒李先念,还大贴李先念大字报,说先念同志歪曲我的话。这完全是“五·一六”的话。
“五·一六”问题,你们各单位革委会、大联委自己搞清楚。社会上的“五·一六”,是由公安部专案三办负责查处,他们让你们查就查,要防止扩大化。
在清理阶级队伍,整党中,对真正的坏人不应放过。比如“五·一六”分子叶心清、杜南,是极少数的。我不能说卫生系统只有叶、杜两人,也可能有第三第四个,要把人证、物证、旁证拿出来。“五·一六”在每条线都有他们的人,在卫生系统也扰乱了—阵,一九六七年六、七两月吵得很厉害。
我们要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反对黑线人物,反对苏修,反对国内反动派。“五·一六”是一小撮,是别动队,是极少数的。他们以革命的面目出现,搞秘密活动,是搞阴谋的。一般人是受蒙蔽的,不知道他们的目的,不算严重问题,但要承认错误,向群众交代清楚。
(以上摘自卫生部联合总部一九六九年九月六日翻印的“周总理《 8.15 》《 8.28 》接见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全军工作会议代表以及卫生部和直属单位军管会、革委会负责人时的讲话) 439) 周恩来讲话中有关清查“五·一六”的部分
周恩来
1969.09.20 (晚)
我们讲了形势,主要是“九大”以后,产生了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各地也早已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革委会是中央肯定的。如果革委会一级有毛病,那是加强问题,改进问题,不能说今天的革委会里是走资派掌权。对新产生的中央委员会、新成立的革委会,要尊重。中央所发布的布告、通知、通令,都是经中央讨论过的,通过的,同意的,全国都要遵守、执行。有的地方还要闹,还要夺权,你夺谁的权?不是要夺无产阶级的权吗?这就不简单是极“左”。如果不改,还要闹,后头就必然有坏人。这就值得注意。反复旧,湖北现在还闹。起初出在山东,山东的反复旧传到湖北。他们出版刊物,叫做《扬子江评论》,说什么现在是走资派当政,他们提出要农村包围城市,大搞秘密活动。他们的这种做法,其性质基本上是一九六七年的“五·一六”活动。他们秘密搞,还散发【创建和谐家园】。阶级斗争在国内还会有起伏。这样来一下也好,把敌人暴露了。极“左”(后边的坏人)不能说外交系统一个也不存在。“一外”批极“左”就搞得不深不透。“五·一六”是个阴谋集团,他要为资本主义复辟。他们表面上是搞极“左”,实际上是要颠复无产阶级政权。当然,也不能说凡是参加“五·一六”的都是反革命,都不可救药,只要他坦白交代了,自己是受欺骗、受蒙蔽的,坦白了可以不戴帽子。要区别一般受蒙蔽的群众坏头头,更要区别埋在后头的反革命黑手。批极“左”,不仅是外(语学)院没有批深批透,从整个中央机关来看,也还没有搞深搞透。
原来搞“五·一六”、挖“五·一六”的时候,我们提了四条:第一,不要扩大化;第二,不要让老保翻天;第三,要区别对待,第四,要促进大联合。提了这四条,当时是需要的。现在,抓了大批判,区别了什么是无产阶级,什么是资产阶级,当然仍要把一时的极“左”同搞阴谋集团区别开来。但是,不能强调了不扩大化,就不敢动了,就缩手缩脚了。中央各单位还没有搞深搞透嘛!扩大化,不加区别,不要区别对待,不对,但是,不敢动,不搞深搞透搞彻底,也是不对的。要防止两个极端。 440) 周恩来康生江青接见中央直属系统文化部学部教育部等单位的军宣队代表讲话
周恩来 康生 江青
1970.01.24
〖晚八点三十分至二十五日凌晨零点四十分〗
周恩来讲话
(略)
第二个问题,对有关问题要说的就是“五·一六”不单是在六七年发表了“五·一六”通知才有的,活动是有根据的,早就存在,通过两年半,逐步认识,得到了一些资料,现在比以前认识清了。但还未公布,必须和群众上下结合、内外结合才能搞清楚。现在还是要继续揭发、批判,既是反革命阴谋集团,阴谋就不是公开的,是秘密的活动,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使用两手打着红旗反红旗。这些人隐藏在最革命的中央文革里,最革命的军队里头,就必须深挖,需要冷静,运动中掩盖一种极“左”思潮,个别人对现状不满,否定一切,掩盖“五·一六”的反革命阴谋。年轻人容易受蒙蔽,为首的、协从的、受蒙蔽的要区分,既要深挖,又要谨慎。
“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从文化大革命前就存在社会上,存在于机关,司令部内,但刘少奇资产阶级黑司令部的暗中活动,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小撮,他们有的人原来就是跟他的,有的是派出的。
下面把“五·一六”著名的头头讲一下。
一个是吴传启,湖北人,是【创建和谐家园】特务,参加过伪国大竞选,是宋洛介绍入党的,宋洛是武汉市宣传部部长,参加了造反派,他联系的人是【创建和谐家园】特务,托派王明分子,还有大资本家,他们摇身一变,成了造反派,这些人到处“串联”。“九大”前后,反复旧他们都搞了,根就是吴传启。吴传启解放后跑到中央计委,最后到学部。在六十年代,可能在以前,他和关锋、林聿时三人,他们在学部写文章,用假名字,在哲学研究杂志上发表叫三仁兴。
这条线,还有叛徒潘梓年,是潘汉年的哥哥,在【创建和谐家园】反动时期被捕,现在查明,他和【创建和谐家园】勾结,通过【创建和谐家园】 CC 特务,把他放了。因为我们不清楚,他还作了新华日报的编辑,解放后到了学部,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是动摇的态度,关锋亲自去,后是吴传启成为当时学部的头头。四月份在上海修改“五·一六”通知时,他们闻风派吴传启到上海打听消息,回到北京后,在学部写了第一张大字报(江青同志插话说:“军队中还有刘志坚,谢堂忠,陈亚丁,唐平铸。”)在起草通知过程中,他们企图把吴、潘拉进中央文革,由于江青同志的反对,其它同志不同意,而没有得逞,但王、关、戚、王任重、刘志坚、陈亚丁,在邓小平的推荐下,混进了中央文革。但领导是好的嘛,主席在“九大”讲了这个问题,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出了几个坏家伙,陈独秀、张国焘,但这不影响我们,党还是光荣、伟大、正确的。我们党是毛主席亲手缔造、亲自领导的从胜利走向胜利,中央文革小组揪出王、关、戚,并不影响中央文革的大方向和伟大功绩,王、关、戚,也是中央文革自己揪出来的,对他们是慢慢的逐步看清的。在这个问题上江青同志发现最早,说明不仅是学部这一条线,绝不是学部这一条线,文艺方面更多,刘少奇资产阶级黑司令部就是一条总根。关锋就说过:“以后党恐怕还是刘某人的。”实际上他就是黑线人物。陶铸到北京来还和吴传启联系。(康生插话:陶铸还叫吴传启到中南海。)
王力在山东,他本人加入【创建和谐家园】,他妻子是叛徒,王力在大革命时参加革命,康老清楚。(康老插话:一办的同志要注意这个问题。)(江青插话:“三个办公室都来了?答:来了)(康生插话:这个问题,我当面告诉中央专案组,他们根本不理这个事情。)王力的老婆的妹妹的丈夫在教育部是个司长,他有两个女儿,一个在张家口搞无线电,很活跃,和三军冲派联系;一个在“一外”,也是红卫兵团的,和 616 在一起。(康生:还有一个妹妹在外交系统)(江青同志插话:王力的屋子里有二条电话线,其中占用了国际线。)关锋利用老婆、小舅子在东北搞“ 831 ”。王力是支持王稼祥的“三降一灭”、“三和一少”。六二年在莫斯科参加国大,完全代表修正主义的东西,回来他还说是对的……邓小平很称赞他,后来挽救他,他说要和王稼祥划清界线。后来让他写文章,以后到中央,他实际上是暗中有联系。
关锋根子在学部,和军队有联系,原来是萧华的部下。要继续查他的历史,他老婆在红旗杂志社,完全做“五·一六”的联系,和文化、宣传、学部联络,和林杰联系在一起。关锋企图篡军权,“抓军内一小撮”他是和王力大喊大叫的。王力在八月七日要夺外交部大权,八月七日的讲话人们取名叫“王八七讲话”,于是“五·一六”就贴出天安门的两条标语,“热烈要求姚登山代表外交部长。”、“热烈要求关锋代理总政治部主任”的大标语,小字报也登出来了。王力的野心就更大了(康老插话:想当总理)所以他们野心毕露,从根子上说不是偶然的,是有历史根源的。
戚本禹是个野心家,是跑腿的,活动能力很强。他无孔不钻,文化方面他钻的地方最多。江青同志不让他去,他硬要去。他还到煤炭部、化工部,工厂也到了,工厂到二七车辆厂、首钢。所以工业单位也要搞,文化方面他和体委的刘长信,卫生系统的孙正有来往。他两个儿子证明也不是好人,他能伸就伸,对样板戏也插手,乱改,特别是对交响音乐《沙家浜》和《白毛女》。杨成武那篇文章主席很不满意,大树特树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不能登出,但戚本禹一定要登。后来登在第二版上,杨成武还不满意。戚本禹道歉,王力还给送像章慰问。互相勾结,暗地活动,以后才揭发出来。在中央办公厅有彭、陆、杨还有田家英、他完全是跟着田家英走的。田家英有很多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言论,派人搜他们的东西,别人的东西都收回来了,就田家英的没有收回来。有主席的手稿,丢了好多,是戚本禹串通的,第二天田就【创建和谐家园】灭口。戚本禹这个人写东西也是不能写的,过去我们也是受了骗的。《评忠王李秀成》那是根据主席思想,请历史研究所帮他写的,以他的名义发表的。这说明对一个人的认识是要经过相当一个时期考验的。经过考验知道戚本禹是这么一个人,他的根子是很深的。冲机要局,抢档案,他(与叶向真他)们是合谋,后台是杨、余、傅,萧华。在六六年无产阶级造走资派反时,造反派群众在街上搞四旧,(叶向真靠)和他父亲(叶剑英)的关系,首先冲军事科学院,他们采取的是绑架的方法。戏剧学院的叶向真,他说是造反派,年轻人造反好么,造走资派的反。现在查清,搞军队带头的就是他们。(江青同志插话:首先动手打【创建和谐家园】的就是叶向真、刘诗昆。)第二件事比较严重的,六六年底他们搞突然袭击,将彭罗陆杨和文化部的夏衍、林默涵、田汉、阳翰生,还有其他人一下子逮走,然后让他们游街,我们打电话问戚本禹是谁抢走的。他说“可能是叶向真,我打听打听。”不到五分钟,他说是叶向真,后来把叶向真叫来。她说是戏剧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央乐团这些单位搞的,关在和平里中央乐团一间大屋子里,第二天就要【创建和谐家园】。这样全城会轰动,对我们不利,非搞过不可,后经卫戍区把他们接过来。这样一件事,我们不允许在无产阶级司令部面前绑架,这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造反行动,这样做超过了武斗,变成了绑架。后来,很多地方也跟着搞起来了,部队冲派也搞这一套,【创建和谐家园】文工团“星火燎原”他们知道了,抢了先了,首先搞起来了,把北京的运动搞的非常不利。
在“五·一六”通知发表之前,他们就做了很多坏事,而这时,我们逐步发现吴传启这个根子,这个是不得人心的,在中央文革开会时三四月份,更早在六六年底,提醒他们要和吴传启划清界限,他们退了一下,他们知道了中央文革知道了是不允许的,他就准备撤退,让吴传启、林聿时到河北赞皇县农村搞根据地,准备上山打游击,潘梓年,年纪大了打游击不行,就把他送到太湖养起来了,就这样暂时停下来。他们矛头国务院是我,中央文革是康生、江青同志。这些坚持立场,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他们就反对,他们搜集材料,反对康生、江青同志,想把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都打倒。
六七年 5 月 16 日“通知”正式发表后,他们组织了“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但根子还在以前。两个系统,大的以学部为中心,还有外事口、政法口、农林口、工交口、文化口、教育、宣传、民族、统战,军队一个口,大的是方面军,军队是冲派,是新三军。“ 513 ”砸展览馆演出,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萧华、杨成武插了手,完全演了反革命双簧。
还有学校叫小“五·一六”,大专院校以学生为主,工交以张殿英为主,农林以农业大学,林学院为主,外交以一、二外为主,财贸以商业、财经、商学院为主,体育以体育学院为主,学部是“五·一六”兵团。现以查清“五·一六”红卫兵团的文件有一个宣言,七月一日通过的,另外“ 616 ”跟着发表一个宣言,这两个宣言,矛头是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他们的口号是打着无产阶级的旗号,很反动,正好在这时开始有二月逆流,传到社会上,他们把矛头对准中央各部委,对准【创建和谐家园】。武汉事件发生后,他们就变成了什么角色,就是要破坏无产阶级司令部,破坏无产阶级司令部依靠的伟大长城,六、七人闹的最凶。
这段事情很复杂,集中到“五·一六”这个问题上,名字叫“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来源是各个方面的,既有国外的帝修反,又有暗藏的反革命、【创建和谐家园】特务、党内叛徒、内奸、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是个大杂烩,不仅是中央有而且地方也有,在地方插到了广西、湖南、石家庄、湖北、四川、山西、贵州、武汉等地。总之这个问题摆在面前,当时的政策是割断联系,在北京有少数拘留起来了,吴传启到处乱跑,从西安到武汉,用飞机把他捉回来,潘梓年老了,从太湖把他捉回来,另外告诉他们组织有坏人,自己抓,有的连名字都告诉他们了,是为了把他们和群众隔开。第一是本组织自己抓比较好,第二是不要扩大化,第三是引导到斗、批、改上,第四是不允许二月逆流翻案。过年后,杨余傅的问题出来了,牵涉到更多,要更谨慎,要小心,所以没有广泛的讲,“ 3.24 ”、“ 3.27 ”讲了,只是一般的讲,要大家警惕就行了,没有今天讲的详细。当时还不知道这么多的内幕,到下半年解决天地派的问题,还有工人进驻上层建筑,工作转到这方面来了,深挖“五·一六”工作冷了一阵,同志们来了后,对“五·一六”不清楚,更不知四条汉子的问题,三十年代的问题,“二流堂”问题更不清楚,象今天这样对宣传队没有讲过,你们来了,我们的责任没有把他们讲清楚,去年八月以后,有的单位动的早,有的晚,有的人不敢下手搞,有一碗水端平的问题。八三四一部队的经验,坚持三个原则,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支持,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不支持,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就斗争,(江青同志插话讲:“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无所谓一碗水端平,因为他是秘密组织,是颠覆我们党,颠覆我们的军队,颠覆新生的红色政权。)六九年“九大”以后,新的党中央成立了,在斗、批、改阶段,在清队中,要把这个案子清出来,搞清楚。好的、坏的分不清楚,是非不清,有的是敌我问题,不清楚不行。学部搞了几百人,现在数目很大。(江青同志插话:一定要注意。)必须弄清楚才能定案。不能逼、供、信。要有旁证,但一定要发动群众和群众结合,不给群众讲,就没办法搞清楚。样板团发动群众比较好,有的单位没有发动群众就搞不清楚,今天承认了,明天又翻案,(江青同志插话:要搞政策攻心。)样板团的文艺战士顶住了。“五·一六”是反革命阴谋集团,是两面派,他们活动时间不长,有的有证据,有的没有证据。所以要搞清,不搞清对无产阶级专政不利。在北京,有很多人参加,极“左”思潮,烧英(国)代办处,违背了毛主席的外交方针,当时群众受蒙蔽,要把黑手抓出来教育群众。
现在给你们讲清楚,我们耽搁一下子,希望你们认真讨论,要发动群众,宣传要和革委会,大联委互相联系,这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教育干部,教育后代是有利益的。不能用群众中的资产阶级派性,极“左”思潮搞反革命专政,这种人夺了权,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为了小团体、阴谋集团,怎么许可?不揭发清楚总是不利的。
总之,希望其他同志讲了,大家回去很好地讨论,这次会比十月份的动员,江青同志八月份讲话更进一步了。
康生同志讲话
我看讲话也要有的放矢,今天参加会的好多单位,不大清楚,其中有一个单位就是专案单位,我还比较清楚,不想多讲,将来把材料弄准确,详细一点,专门讲一讲,我想简单笼统讲一下,从文化大革命同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斗争中,经常想到值得注意三点:
第一个问题: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讲过:“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做舆论准备。”当时中央对周杨这些人的讲的,这种舆论准备,就是抓文艺、教育、宣传,同志们大多数在文、教、学,在支左,必须根据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主席这一教导,来看党内所有叛徒、反党集团,他们也是首先在教育方面特别是造舆论,所以同志们的岗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岗位。
第二件事是反革命要反我们,他们一是抓舆论,另一方面是抓机要,要抓我们的核心机密,刘邓叛徒集团利用杨尚昆、罗瑞卿等人,完全掌握我们的核心机要部门,主要在中央办公厅、公安系统、调查系统。他们叫杨尚昆抓,他们要搞阴谋,就必须把这些掌握在他们手里。
第三件事:从斗争中看,反革命进行阴谋活动,掩盖他们的面目,一定是要抓档案的,他们为了掩盖他们的反革命事实,投降、叛变材料和阴谋活动和反党反毛主席的罪恶行为,首先从各方面抓档案,这件事刘少奇、安子文在全国一解放,首先抓敌伪档案,他们从北京图书馆查出叛变材料、自首启事,他们从报纸上全部挖掉,刘少奇、安子文他们还派人到全国各地去,南京、上海、苏州、武汉查这些单位的敌伪档案,销毁他们的罪证,但他们没有想到,全国的报纸是挖不完的,怎么能够挖掉呢?(江青插话:连报纸都是销毁,报纸是烧不完的。)(总理:全国那么多报纸,他们知道哪个登?哪个不登?)今天讲王、关、戚、杨、余、傅,萧华,他们搞反革命阴谋,也不外乎走这个道路,抓文艺、机要档案。刘少奇、王、关、戚,他们有共同的手段。我们搞专案的同志,要得到这样一个教训。关于“五·一六”问题,不是 5 月 16 日的问题,刚才总理讲“五·一六”这个问题,不仅是 67 年 5 月 16 日通知发表,在这以前,从各方面情况看,说明“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王、关、戚、杨、余、傅、萧华是怎样阴谋篡夺机要大权,这是“五·一六”专案的主要问题,大概是六六年十一月中旬、末旬开始作准备工作的。大家记得这时正是十月工作会议开完后,刘邓面目一揭开,八届十一中全会,但没有传达,他们的问题是在林付主席讲话后公开的,还有刘邓很不象样的检讨,刘少奇司令部垮台了,王、关、戚想代替这个司令部。他们的口号最集中的就是一个“权”字。“王八七”讲话,王道明可以当外交部长(江青:主席看过的文件,他们可以在上面写三个揪军内一小撮。)六七年一月戚本禹说:现在二十四级的干部可以做部长,意思说,老家伙都不成,就是他们这些人掌权,来上台了,军队也不成了,这是他们的基本纲领,戚本禹这一段完全是同主席、中央方针针锋相对的,他们想把无产阶级的人都赶下去,他们上台。中央办公厅的工作汪东兴同志负责,他们想把汪东兴同志打下去,他们来搞,还要夺机要部门的权。六六年十月总理有一个讲话,就是机要大权是中央的,党的,毛主席的,这个权不能夺。发电报不能什么人随便都能签发,这些单位最核心的机密,不能夺权串联。第二方面讲这些部门不能串联,要不两串联,不就把机密串掉了吗?这些核心部门和别的单位不同,核心机密是毛主席亲自抓的。可是戚本禹老婆邱良英勾结了一些机要部门的人来冲机要部门,戚本禹在六七年一月十四日讲话时,特别煽动要夺机要权,这是反革命报告,成了全国机要的行动纲领,【创建和谐家园】说“为什么机要大权不能夺?”他的报告是攻击总理,实际上是攻击毛主席。在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六七年一月五日,王力有的讲话,特别攻击总理不能到机要部门串联的指示,戚本禹到机要局煽风点火,在戚本禹的煽动下,他们于一月二十七日夺了中央机要局的大权。他们掌了二十八天,夺权以后怎么办?他们一方面联络北京的外交部、联络部、冶金部、交通部、调查部一齐夺权。另一方面,当时全国机要人员大多数都来到北京串联,特别是武汉所谓造反派一千多人,就住在中央机要局,这样的地方我们都不能随便去。(江青:电台已经夺了权。)同志们要记住这个教训,这是有党以来,有机要工作以来第一次。第二方面叫反革命夺了我们的机要权,抵消了总理关于机要人员不许串联的指示,他们夺权后,就向全国、全世界发电报,真是反革命。王、关、戚这家伙,要不是留他们做活口供的话,都应该枪毙。就这件事也要判【创建和谐家园】,他们向全国发电报,对抗总理指示,外交部夺权后向全世界驻外使馆发电报,反对中央,反对总理,反对不准串联的决定。这不就是犯罪吗?他们是造无产阶级的反,对这些家伙我们不是枪毙的话,起码要判他个【创建和谐家园】。调查部夺了权,就可以自己派人到柬埔寨使馆,把蒋匪气象击毁(?)。到处调查我们的核心机要密码,调查后进行扩散,完全帮助了敌人,还有冲军事机要处,他们联合冲机要局,富治算了一下,有几次我算了一下,有 13 次,最大约三、四次,每次 300 - 400 人。再一个来抢档案,交通部有个头头叫黄辉,砸了保卫处,档案有的到现在还没收回,据说有的弄到外国去了,我有本大事记 1 - 8 月份都记全了,在六七年一月一日,冶金部反动头子刘金洪,还有马金权和钢院的张建旗联系,共同收集材料,反对总理,反对汪东兴,实际上反对毛主席。五月 26 日冶金部准备成立“五·一六”兵团。总理要机要部门保守机密,他们针对总理的指示,外交部成立“大喊大叫”兵团,甚至讲恩来同志执行主席路线是动摇的。(总理插话:主席在六七年七月去武汉事件后,我去营救王力是对的,因为他当时是以革命的面目出现的。)与此同时王力抓电台,关锋抓军委三部,搞军内情报(江青同志:他们偷剪了我给陈锡联、黄永胜同志的信。)有的是有教训的,军管会的意见不一致,交通部的军管会支持黄辉抢档案的这一派,在机要局部门也是一分为二的,地质部两个机要人员,为了保卫机要档案,挨了打,打伤了,这样的同志,全国到处都有,坏人是少数的,一部分后台是王、关、戚主要的。
江青同志讲话
总理刚才讲了一个大体的伦廓,康老着重讲了一个问题的面,我就是补充一下点,供同志们了解一下。今天来的我也不熟,比较熟悉的五团、北影等,八一厂也不太熟,八一厂来了没有?不重复,有的需要补充一点。
要说“五·一六”这个反革命组织,当时我们都不了解,挂不上钩。当时我们分化王、关、分不开,就把戚分开了。但是六七年我差一点叫他们整死,因为我那儿派了一个坐探,我从来不管钥匙,搞走了主席的批件手稿。我那儿成了罗马大会了,摸到了我的生活规律,对这件事有个认识过程,我们都有个认识过程,同志们就更长了。今天总理、康老讲的这些话对同志们有很大的帮助,要好好学习。追其根,还是刘少奇的黑秀才、武将军,“文曲星”、“武曲星”萧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他们是一案,最早是从七分钟的闪电开始的,当时对他们不了解。
他们一是串通,二是演习,想到中南海陷害毛主席、总理,也到过林副主席家里,还围攻我。他们很早就勾结,又是黑秀才,我们不知道,怎么接见他们的,一九六六年初,对王力这个人我从来不知道,关锋写的文章我从来没看过,戚本禹写了一个“忠王不忠”我看了。我对四条汉子之一的周扬说:“这么大的事,你们不报告主席、党中央。”这样才搞出来。六六年初春,他们摇身一变,成了中央文革文件起草成员,在上海我和他们有两个斗争。第一个是王、关、戚要求把吴传启、潘梓年、林聿时拉进到中央文革小组,作为党的一个工作人员,我说不了解,没经过中央不能来。春桥、文元同志知道,总理也知道。第二个事情,戚本禹有个政治资本,后来知道是狗咬狗,所谓“八司马”。到四月十六日快起草了,北京搞了真包庇,假批判,他到上海去。他说:“八司马”是主席知道了的,有问题也要留,我就觉得这个人很温情,坏了要保留,我就打电话给汪东兴说:这样的人不能在中南海工作,后来不知道,他已到了西楼。“八司马”坏了,他就坏了,后来发现把他弄到记者站,才发现的。
我对杨成武也是这样,我从来没有讲过他的坏话,但我和他斗了几次。一次是他假借抓大的,搞饶漱石专案,利用合法专案,搞了我那么多所谓黑材料,这个专案组并没有戚本禹,他呈阅时也写上戚本禹,我把戚本禹用黑笔画了。(问吴法宪是不是?)(吴法宪答:是)后来是我要戚本禹到上海取材料,当时只有我和叶群知道,我说没有,你再搞就是香港,就是台湾了,他就说:我不就成反革命了,我说你自己考虑去吧。戚本禹也利用合法手段,搞了我的专案,就是“北图事件”,从图书馆、报纸、杂志什么都搞。中央批了,这是反革命事件,第二封信是法宪送来的,我一看又是“北图”,我当时就拍了桌子:“你是什么东西,老子不在乎!”这时已不是人民内部矛盾了。当时七、八、九三个月主席外出巡视,林副主席八月也出去了,只有总理、康老在,他们一下子要端掉我们三个常委,允许不允许呀?(答:不允许。)他们要破坏军队,破坏无产阶级司令部,破坏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因此就这三条,决定把他们捉起来,你们说对不对?(答:对)报告了主席,先抓了两个,戚本禹没捉,差点把我害死。所以犯错误是难免的,我今天无论如何替同志讲话的,特别是从去年八月份以后,还扭不(过)来就不妥当了。
据我看王力是头头,关锋是第二把手,戚本禹是跑腿的,二月逆流逐渐认识。六七年一、二、三、四月,我就说,你们要和吴传启、潘梓年划清界限,学术归学术,政治归政治,说了多少次,他们就是不作,同志们有物证,捉戚本禹的时候,身上还有给彭真、翦伯赞、吴晗的信的底稿,总理有一份正式的,这是铁证,他是亲笔。
六六年下半年,我感到他们不对头,他们开始采取的方法是“你们累了,身体不好,不要去了。”举个例子,捉萧华时,戚本禹说不要去了,后来突然来电话,指定要江青来,我当时觉得有预兆,我说非去不可。他们把萧华的党、政、军文件的钥匙,萧华秘书交给一个吹小号的。那里的档案是军队的机密。我说,谁要抢,我就要捉人,你们说对不对?(答:对。)我命令他们把钥匙交出来,后来吹小号的才把钥匙交出来。还有一次抢中央负责同志一类档案,我实在压不住,告诉了总理。他们抢档案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假借中央文革的名义去封,实际是偷,一种是利用群众抢,这是非常恶劣的。六六年下半年出我们几个人的丑。把我们几个人的象画在一起,出我们和主席的丑,我提了【创建和谐家园】,后来又出了我一个人的画本,这是破坏我们党,出我们的丑。我说你们不销毁,我要立即采取行动。六六年下半年要从工业、农业,到消费等方面调查一下,王力只是哼了哼,就这样没办法。他们大肆整我们,是在六六年下半年就开始了,他们要夺财政大权,主席说:财政大权可不能叫人家夺。他们是在六六年底,六七年春开始整我们几个人的所谓的黑材料。如果可能的话,我建议把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林副主席讲话和二十七日十万人大会,我们的讲话的录音放给同志们听。六、七、八月他们要下毒手,首先是危害主席,其次是总理,林副主席出去了,主席出去到那巡视,他们就搞,他们想一箭双雕。武汉的问题,陈再道这个人不好,主席回来,给我们说,先作军队的工作,再去做群众的工作,当时我们不知道,他们完全封锁。王力回来时,我还到机场欢迎了他,他负了伤,我说请医生给护理,他说“不用,杨代总长给我找了。”在北京市革委会筹备时,主席和我、中央文革决定让富治同志主持,戚本禹想去当第一把手,他有什么资格去?他还想把富治同志弄掉,他想把中央文革架空,还有什么周景芳,据说也是萧华这条线上的,还有李广文,也是山东这条线上的。我们对他们的问题,一时挂不上钩,对冲派也挂不上钩,他们把邱会作同志的头都打破了,主席、林副主席说不能这样子,邱会作是一个很好的同志,象杨成武这样的人怎么敢怀疑?“红小鬼”、“老红军“,从来没有怀疑。但是作了斗争,大树特树,我和他们斗了两次。这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不能这样搞。后来抢档案时,杨、余、傅给了他们【创建和谐家园】的衣服,他们到中央档案馆去偷查档案。我的有一个批件烧了,我说不能抢中央档案,我的“九·五”讲话讲了,其实七月底就讲了。你们可以读一读我的“九·五”讲话还有个八条十条的关系,我说八条是拥军,十条是爱民,他们就不高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支持我,说“你讲的对”。我在九·五讲话中讲了,不能冲英代办(处)。他们还把援越的物资炮弹抢了,在整理文字时他们说这对红卫兵造反不利,不能写。我不同意,说不能去掉,造反在大使馆门前搞,不能冲,这是国际惯例,你搞人家,人家也会搞你,这是完全破坏。
所以说,六七年七、八、九月是我党、我军、全国革命人民的紧要关头,主席到上海时,我接到一个电话,他们要搞多少万人的【创建和谐家园】,整许世友同志,要许世友同志陷害主席,我当晚派文元同志到上海,飞机差点触电。文元到上海后,主席派春桥同志用直升飞机去接许世友同志。他有个怪脾气,但是个好同志,许世友同志当时围困退到了三线,已无路可退。许世友见到主席时感动得流泪。另外他们还整黄永胜、陈锡联、杨得志……一句话,要搞乱我们的军队,搞乱我们的党,搞乱我们的革委会。当时我是部队的文化顾问,谢镗忠他们不理我,林付主席写信也不灵了。他们要抓肖力,捉了一个和他差不多的戴眼镜的,否则这个孩子就完了。这是一群非常凶恶的敌人,我在十二月发高烧时,他们串联很多人,在我体温低时整我,体温高时就高兴,就是想整死我,好偷文件。我很早就发现了,我报告了主席,后来叫汪东兴同志,给派了个机要秘书,来了就被他们支走了,给他放假。后来我发现丢了一箱主席手稿,我没有钥匙,他们把东西都偷光了。小箱子是用剪刀撬开的,里面什么都光了。我采取突然袭击,带现在的秘书,警卫,坐探阎长贵回家,找他们要钥匙,他说这就是对我不利罗。我说:为什么非要对你有利?他们没有枪的后台,没有萧华、杨成武,他们能搞吗?那天幸亏林付主席去看我,林付主席去看我,林付主席到处找,找不到,急了,一直找到中南海。林付主席问:你怎么样?我说不好了,钥匙不见了,什么都没有了。
六八年三月份,就是在提出杨、余、傅之前,傅崇碧带了四个干部冲中央文革,是要给我们点颜色看看。我们出去挡了挡,他们一直冲进去,后面的车被八三四一部队挡住了,他们要进去捉人,其中一个人用皮包打我,据说皮包里有四支【创建和谐家园】,要打断我的背梁骨啊!文元同志作证(文元:很凶恶),凶恶极了。我说你们干什么来了,知道不知道这是中央的所在地,这时对他们的篡党篡政的阴谋已有察觉。他们的阴谋多了,中学生有个四三派、四四派、四三派我们接见了,四四派我没见到,他们挡驾,说“你身体不好,我们去看”,他们接见了。
傅崇碧还给坏头头发枪,韩爱晶到这里开会,【创建和谐家园】上着顶膛子。同志们你们要了解,这个斗争是很激烈的。到六八年林付主席下了决心,把杨、余、傅揪了出来,把他们端出来,就是胜利,首先是端出刘少奇、后端出第二套班子,纯洁了党,是伟大胜利,他们是近视眼,以为天下乱,是他们的了,不知道毛主席有几十年的斗争经验,什么样的敌人都见过。他们以揪刘为名,把中南海围个水泄不通,糟了,我们上了一个大当。
“五·一六”这个反革命阴谋集团,是单线联系,他们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儿女,他们搞秘密活动,这是不许可的。你们要成立民主党派,可以讲,他们搞秘密活动来颠覆我们的党,颠覆我们的军队,这是不许可的。这中间是有曲折的,同志们不知道这种情况。我们没时间给同志们讲历史,后来赶上“九大”落实党的政策,以为对反动组织也要一碗水端平,但要给出路,毛主席讲过:“不给出路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要给出路。
六七年春,首先是文艺革命战士顶着牛,他们直接干,因为打了他们嘛,戚本禹要搞他的样板,我看了,这是“红毛女”,还搞了“海港”。在五月下旬,我感到了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有人说:没有“五·一六”了,“不存在了”。怎么不存在?我们有材料。这就是糊涂。把“五·一六”反革命组织当作群众组织,这就不对了,对不对呀?张光同志,你的错误就在这里,我以前不了解你,没跟你打过交道,在总理、谢副总理讲了以后,还没转过来就不对了,转过来了没有?(张答:转过来了。)转过来就好,请坐下。
六九年八月十四日才挂起勾来了,才知道“五·一六”反革命组织是他们的基层组织,这个是有不少材料的,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应该提起同志们注意。在中央已经提抓“五·一六”时,要防止扩大化,要抓骨干分子,对一般分子,只要交代好的,要给出路,切记不要扩大化,要打击骨干分子,一要分清是非,二是不要扩大化,是抓他几个凶恶重要骨干分子,一般分子交待了,就给各种出路,重要骨干分子交代好的也要给出路。
在文艺战线上,他们的黑干将是金敬迈、李英儒、于秀、陆公达、刘巨成、林杰、郑公盾、李广文、赵易亚、唐平铸、胡痴,在开十万人大会时,给贺龙的信是大红纸,上面写着“光临指导”,给我们的信写的是“勒令到会”。这条线,这些家伙,我给他们划了个线:二十年代是陈独秀,二十年代末是李立三,在党内三十年代是王明在文艺界的“四条汉子”。我们现在搞的材料,可以发给同志们,有备注。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发展的“二流堂”,“二流堂”就是二流子,二流子就是流氓,他们有党徽,【创建和谐家园】,从重庆到北京,五七年定了案。王关戚又要搞这个案了,借此搞总理和我。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有个裴多菲俱乐部,六十年代就叫“五·一六”。他们的背景是【创建和谐家园】的 CC ,叫中统特务。文艺“四条汉子”下面有 10 个演剧队,他们的骨干分子是坏的。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以前是王明,这个反面教员还有美帝、苏修、特务,美英法日特务,比方说李敦白和王光美有联系,王光美是美国战略情报特务,“一办”的同志来了没有。李敦白和王光美的关系知道吗?(答:李敦白和王光美在延安就有联系。)他们是一脉相通的,破坏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伟大的中国【创建和谐家园】,破坏毛主席亲手缔造亲自领导,林付主席直接指挥的人民【创建和谐家园】,颠覆我们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他们这些人同流合污了,他们有黑高参。我们傻瓜,慢慢地才认识,我们讲了就要头脑清醒,要认真对待,但不要扩大化,要按政策办事,首先分清是非,然后区别对待,我的话完了。 441) 周恩来接见外事口核心组军宣队工宣队负责人时关于清查“五·一六”的指示
周恩来
1970.11.01
〖周恩来总理 11 月 1 日、 9 日、 18 日、 20 日四次接见外事口核心组、军宣队、工宣队负责人,谈话中关于清查“五·一六”的部分摘要〗
一、对 1970 年“三·二七”通知的阐述
“九大”以后,文艺单位提出清查“五·一六”。 1 月 24 日我们才讲的,其他单位以前不知道。中央 3 月 27 日发了个材料,讲“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在反革命两面派萧华、杨、余、傅、王、关、戚操纵下,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猖狂进攻,罪大恶极。有些人认为根本不存在“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对清查“五·一六”极为抵触,甚至为他们翻案,是完全错误的。后面说清查“五·一六”斗争已经展开,其实也没有大展开,没说清楚,有些单位“五·一六”很隐蔽,一搞深了,情况就不明。有的单位出现了扩大化,后面几段主导思想是防止扩大化。
文件共四段,前一段不要说没有,后几段思想是防止扩大化,没有讲罪状和揭露后怎么搞法,专案工作组内查外调相结合,当时是需要的,扩大化主要讲文艺单位和学部,一个文件只能讲个主导方面,搞得很全面不可能。
二、关于“五·一六”的性质问题
“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这个集团定性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的,重点是反革命。他们搞阴谋,反对毛主席,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毛泽东思想,他们专门搞小道消息,你要他不搞什么,他就非搞。不要他去安营扎寨,不要他去夺权,他非要去。只要文革里有一个人出来说,或者是他们下面的一些人林杰、林津时、周景芳一说就相信。我们搞正正当当光明磊落的文化大革命实践,他们去搞阴谋活动,搞阴谋活动就是“五·一六”,而不在其名称是什么。这些事不是一个人做的,是个集团,重点不在这个组织是否叫“五·一六”。“五·一六”这个名称是“五·一六”通知发表后,他们借口“五·一六”通知一年以后发表有意义,要挖出赫鲁晓夫式人物,利用这个名称,煽动搞阴谋活动。所以不一定都叫“五·一六”的组织。填表不填表都不是主要的,主要是他们的反革命活动,他矛头针对无产阶级司令部,要重在罪行。主要是查他们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三,关于专案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问题
办法还是要发动群众,承认了的所以容易翻,就是因为没有群众,群众不知道,领导和群众相结合,要内部揭发检举和外部调查结合。
专案与群众运动相结合,材料要交给群众讨论批判。
四、要重本质,要抓罪行的问题,对一些重大案件要查个水落石出。
是不是参加组织,填表没有,不是主要的。要重本质,罪行就是本质,形式是第二位的。当然也要弄清楚。黑会都开的。就等于组织关系了。彭德怀,黄克诚的活动就是反党的,还需要成立什么组织?真正的核心不一定填表参加组织,他们背着中央开会【创建和谐家园】这种行动就是罪行,有【创建和谐家园】就是有计划的行动。只要罪行确实,抓住几件事就可以。
卫生口突破了“ 3.10 ”就解决了大问题,外事口是多几个:火烧英代办处,“ 8.11 ”大会,安营扎寨,外交部夺权,封部党委、政治部夺权,这几件事已经够了,几年来走了弯路,我们有责任,以前没有讲透,这次把它讲透,上面有一个阴谋集团指挥,下面不一定叫这个组织。吴传启在“五·一六”成立时已经不在这里了,他可以说和“五·一六”没有关系,刘雨来说他比“五·一六”还“五·一六”,那好就定嘛。把组织填表看得太重了,有的地方成立组织,有的地方还没有来得及成立,就是为了要得个“五·一六”的表格,组织问题就不能定案,这真是可笑的。“五·一六”就是利用《 5.16 通知》作号召,搞反革命阴谋活动,他们在一起开黑会,搞秘密反党活动,就是“五·一六”组织活动。如火烧英代办处,冲中(央)机(要局)都有谁,怎么去的,要讲清楚,慢慢地头头就清楚了。他认罪了。你不处理,去追组织,不定案,就是宽大无边,和好人一样看待,就是一风吹。
五、要有准备、不打无准备之仗,要把材料准备好
总要有些材料才有意思。光有那些抽象的,一般的不行,要有站得住脚的材料,公诸于众,才能发动群众。 442) 周恩来谈清华大学蒋南翔的问题(摘录)
周恩来
1970.11.01
“中央专案组把主犯定了,从犯还没有定。清华的蒋南翔和刘少奇、彭真的案子有关。现在查明,他的历史没有背叛。他的思想很右,个人主义,是个没改造好的知识分子,这和他的地主出身有关。文化大革命前,他吹捧刘少奇、彭真。‘一二·九'学生运动刘少奇、彭真根本没有份。当时彭真反领导,被捕以后自首了。彭真就和一些坏分子来往。张洁清的叔叔是个大汉奸,彭真和他们来往。可是,蒋南翔吹捧刘少奇、彭真。一九六五年,中央到上海开会去了,留彭真在这里看家。那时纪念‘一二·九'开大会,蒋南翔吹捧刘少奇、彭真,彭真几次站起来鼓掌,电视上有这些镜头。所以,群众怀疑他在历史上和这两个叛徒有关系,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是正义的呼声。要允许群众怀疑,接受群众的审查。现在专案组还找不到材料,蒋和刘、彭只是工作关系,犯了严重路线错误。但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提议要他下去劳动,不要老是关着。刘少奇、彭真常唱不同的调子,看来有矛盾,实际上是互相包庇。野心家,叛徒常常是两面派。天真地看问题,常常受欺骗,就容易犯错误。应该相信群众。要理解群众的正义呼声。领导同志要有‘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否则文化大革命怎么会搞得这样轰轰烈烈。”
“‘内查外调',我的意思叫‘内检外调'。‘内查'总是由上而下,还是调查,还是专案人员调查,还是不发动群众,自己查。‘内查外调'都是调查的意思。我的意思是内部群众检举,然后外调。‘内检',‘检'就是检举,就是群众检举。‘外调',就是外面专案去调。”
“考验一个干部,要看是否真正承认了错误,不经过群众讨论光书面检查不一定可靠。‘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要经过群众批判。把真实凭据稿到了,他就无话可说,否则一有机会,他就翻案。” 443) 周恩来关于清查“五·一六”的几次谈话(摘录)
周恩来
1970.11.04
〖时间: 1970.11.04 , 11.09 , 11.18 , 1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