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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篇文章以不同的角度赞扬了《棋圣》这部，同样获得了不少读者的认可。

  发表一個月时间，连续多篇评论文章出炉，不管观点是褒是贬，首先就塑造出了一种火爆的感觉出来。

  而且上一期的《燕京文学》卖得也确实是火爆，两者相辅相成，更加助推了《棋圣》这部在读者群体当中的热度。

  即便是八月号的《燕京文学》已经上市发行几天了，可各地依旧有书店联系《燕京文学》编辑部希望可以加印。

  《燕京文学》编辑部。

  上个月的七月号热卖了一百五十万份，自然跟《棋圣》这部有着莫大的关系，作为组稿的编辑，章德宁最近可以说是春风得意。

  这两天八月号刚刚出刊，编辑们的审稿任务不算重，她和几个同事有说有笑的聊着天。

  主编李轻泉突然走进办公室，问她：“德宁，林朝阳的新写的怎么样了？”

  “上次笔会的时候他只是有了那么个想法，动笔写的话估计怎么着也得几个月时间。”

  “把他盯紧了，《人民文学》那边最近对他的新作品有想法。”

  李轻泉叮嘱了一句，章德宁关注的重点却跑偏了，问道：“您怎么知道的？”

  “你管的还挺宽，我还得跟你汇报工作？”李轻泉反问道。

  “我就问问嘛！”

  等李轻泉走后，章德宁对周燕如悄悄说道：“你发没发现老李最近有点不对劲？”

  “怎么不对劲？”

  “跟他以前不一样，有点急躁。”

  周燕如调侃道：“观察的还挺仔细。”

  听着她的话，章德宁意识到周燕如好像知道点自己不知道的事，她问道：“你是不是知道怎么回事？”

  周燕如作出一副高深莫测的姿态来，章德宁连忙说了几句好话，周燕如这才说道：“听说《人民文学》那边又给老李伸出橄榄枝了。”

  闻言，章德宁惊的瞪大了眼睛，“老李要回《人民文学》？”

  “伱小点声！”周燕如没好气的说道。

  章德宁自知失言，重新压低了声音，问道：“他真要回去？”

  “不知道。我估计是没想好呢，要不然也不会天天吊着个脸，显然他也很纠结。”

  章德宁沉吟着说道：“好马不吃回头草，他现在回去可不是个好选择吧？”

  李轻泉出身于ya鲁艺，五十年代就曾担任过《人民文学》编辑部主任，不管是从职业素养上来说，还是从辈分来说，都是相当有份量的业内大拿。

  嗡嗡嗡期间，李轻泉受到冲击被发配到哈尔滨，1978年才调回燕京，任《燕京文学》（当时是《燕京文艺》）编辑部负责人。

  在李轻泉领导《燕京文学》负责人的这近三年时间当中，杂志的发展可以说是蒸蒸日上。

  几乎每一年，《燕京文学》都会发表一批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品，杂志的销量也因此节节攀升，到如今已经丝毫不逊于几家一线文学杂志了。

  唯一遗憾的是受限于杂志版面问题，《燕京文学》刊登的作品主要是以短篇为主，所以在杂志影响力和挖掘、提携新生代作家方面与其他几家一线文学杂志相比，仍有一点差距。

  《燕京文学》有如此发展，当然离不开李轻泉这个领导者。

  放眼杂志二十多年的历史，老舍先生、赵树理先生的个人威望是高，但要论给《燕京文学》带来的改变，恐怕并没有李轻泉的贡献大。

  编辑部的同事们，包括章德宁在内，对于李轻泉的领导能力、专业素养和人品都是非常认可的，现在听说他要离开，第一反应是不希望他走。

  第二反应是，《燕京文学》有如今的发展李轻泉有着莫大的功劳，放着自己辛苦经营起来的杂志不管，一头扎进《人民文学》里去实在不是明智之举。

  “理儿是这么个理儿，可这人啊……”周燕如感叹了一句，“谁没有个心结呢？当年老李是被人从《人民文学》赶出来的，他当然想堂堂正正的回去。”

  章德宁不由得唏嘘，“二十年了，物是人非。老李再回去，可不见得能拎得动那些老家伙。”

  两人正说话的功夫，王洁凑了过来，傅用林凑了过来，“德宁，看看！”

  他递过来一份杂志，是天津的《新港》杂志。

  中国文学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每个省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学刊物，燕京有《燕京文学》、沪上有《沪上文学》、河北有《河北文学》……天津的就叫做《新港》。

  《新港》创办于1956年，曾用过《天津文艺》《导报》等刊名，1980年复刊使用了《新港》这个名字，是北方文学界影响力比较大的文学刊物之一。

  傅用林递过来这份《新港》是为了让她看上面的一篇文章——《也谈的民族主义》，文章署名是汪曾琪。

  七月份《燕京文学》组织笔会，大家在回程的火车上发现了《沪上文学》上的那篇评论文章，被章德宁一撺掇，颇有些同仇敌忾的情绪，相约写点评论给林朝阳站脚助威。

  汪曾琪的评论送来的比较晚，八月号上已经采纳了陶玉书和李拓的两篇评论，再多就不合适了，所以他转头便把文章交给了《新港》杂志。

  从去年《受戒》石破天惊，汪曾琪在短时间内一跃成为中国文坛炙手可热的作家之一，稿子自然是极受各大杂志欢迎的。

  哪怕是一篇评论，《新港》杂志也没有怠慢，以最快的速度发表在了新一期杂志上，并顺利的又跟汪曾琪约了两篇稿子。

  “……不能忽略文学作品当中的英雄主义是具有正面的激励作用的，它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面对困难不屈不挠，对个人品格的塑造和社会正气的弘扬具有不可忽视的正面价值。

  谈到民族主义，有些人会在前面冠以‘狭隘’两个字。我们应该清醒的认识到，当民族危急存亡之际，民族主义有其无法驳斥的正当性。

  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对抗外来侵略、维护国家【创建和谐家园】的自然反应，我们不能脱离时代去看待问题，更不能将这种爱国情绪妖魔化。

  文学创作是由人来完成的，其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创作意图与社会影响值得从多个角度综合评价，而非单一地批判其所谓的‘狭隘’……”

  章德宁花了几分钟看完汪曾琪写的文章，脸上不禁绽放出笑容，“姜还是老的辣！老汪这一出手，直指《沪上文学》那篇文章的核心问题，他们那些观点，不值一辩！”

  当初在审《棋圣》的稿子时，章德宁曾经对林朝阳提过关于“以一敌九”、“过分煽情”的问题，可那是她自己提的。

  以《沪上文学》为首的一帮人写文章挑《棋圣》的毛病，她就不乐意了，更何况这些文章挑毛病的角度明显有些偏颇。

  傅用林笑着说道：“老汪这篇文章针对性太强，我估计那面过一阵肯定会有反应的。”

  “我就怕他们没反应。许他们做初一，就不许我们做十五？”章德宁气势汹汹的说道。

  辛辛苦苦组来的稿子，读者那么认可，杂志销量也创了新高，偏有些人来给她找不痛快，章德宁心里十分不爽。

  心想着最好是能来一次大论战，他们不是愿意吵吗？那就大吵一番，最好是把《棋圣》的名字吵得全国皆知。

  朝阳不是说过嘛，他就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棋圣》这部。

  真要那样，这个目标不就顺利达成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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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29章 白捡的侨汇券

  事实诚如傅用林和章德宁所预料的那样，八月中旬以后，越来越多关于《棋圣》这部的评论文章出现在报纸和杂志上，文学界针对这部的讨论进入了如火如荼的阶段。

  讨论逐渐分成了三种风格，一种是如《沪上文学》上的《论的狭隘民族主义》这一类的文章，抓住了里面的“爱国情结”非要说成是“狭隘民族主义”或者是“民粹主义”拼了命的攻击。

  一种是针对围棋这一点的讨论，大多是围棋和文学的爱好者，这些人普遍认为林朝阳中所写的情节过于理想化，已经脱离了实际，完全是家的意淫。

  还有一种则是对于的赞扬。

  在诸多评论之中，第三种评论的数量是最多的，但舆论传播这个东西讲究的是眼球效应。

  实事求是通常是引不起读者多大的关注度的，如果是危言耸听，人们的关注自然就会被吸引过来，抨击《棋圣》的那些文章便是如此。

  因此这类文章数量虽然不多，影响力却不容小觑，一时之间倒是与那些肯定《棋圣》的评论打得有声有色。

  外界对于《棋圣》的赞美或者批评声浪阵阵，并没有影响林朝阳，他依旧每天两点一线的过日子，偶尔周末闲暇便跑到信托商店、文物商店这些地方去淘淘宝。

  他答应了陶玉书只拿稿费的四分之一来搞收藏，所以像之前在故宫外宾服务部那样豪掷千金是不可能了，每回出手都是精打细算，花钱是没那么痛快了，也算找到了点捡漏的【创建和谐家园】。

  可紧赚不够慢花的，《棋圣》在《燕京文学》发表，稿酬标准千字十块，十三万字就是一千三百块钱。

  他分到了四分之一，也就是三百二十五块钱，跑了几趟商店就没了。

  搞收藏，实在是太费钱了！

  正当林朝阳为搞收藏没钱而发愁的时候，一张来自香江的汇款单打破了他的焦虑。

  前段时间香江中文大学代表团来燕大访问，随团前来的诗人夏承缨代表香江中文大学出版社跟林朝阳签订了一份出版合同，打算以千字三百港元的价格出版林朝阳的《梵高之死》。

  过了这么长时间，稿费终于打过来了，想来距离《梵高之死》在香江发行上市的时间也不远了。

  《梵高之死》全文二十二万字，这次香江中文大学出版社支付的稿费高达六万六千港元，是林朝阳创作以来收到的最大一笔稿费。

  收到了稿费，陶玉书也很兴奋，张罗着和林朝阳一起去中国银行取钱，陶玉墨也要跟着去凑热闹，还找了个很说得过去的理由。

  “姐夫你要取这么多钱，人多点更安全。”

  结果三人来到中国银行，便从办理业务的柜员那里得到了一个好消息。

  前两個月国家刚刚颁布了新的《外汇管理条例》，条例规定：

  居住在中国境内的中国人、外国侨民和无国籍人，收到由外国和香江、濠江等地区汇入的外汇，必须结售给中国银行；对每笔人民币三千元（含三千元）以上的大额汇款，允许留存10％的外汇。上述结售给中国银行所得的人民币，都可以享受优待侨汇的有关待遇。

  强制结汇这个规定没变，但允许个人留存10%的外汇，对于林朝阳来说是个好消息。

  这次出版社给他汇了六万六千港元，留存10%的外汇就是六千六百港元，是一笔不小的外汇储备了。

  这笔钱不可能直接取出来，他要是想用，得换成外汇券才行。

  不过林朝阳肯定不会把这钱换成外汇券，他现在又不缺外汇券，留在手里更好，万一以后要出国，不就有用武之地了吗？

  现如今出国虽说可以跟外汇管理局申请外汇额度，但申请到的额度通常都低的令人发指，不如自己手里有外汇。

  除了留存这件好事，这次新条例里面还有一句话：结售给中国银行所得的人民币，都可以享受优待侨汇的有关待遇。

  建国之后国家外汇紧张，当时为了能够尽可能多的筹集外汇用于国家建设，政府号召那些海外华侨向国内亲友邮寄外汇，这就是侨汇。

  这些外汇到了国内都得强制结汇，外汇变成了人民币，老百姓也不傻，谁愿意干这种事？

  为了鼓励华侨带回外汇，政府就想了个主意，发行一批特殊的票证——侨汇券。

  在五十年代，凡是从境外带回来的外汇折合人民币一百元的，可凭借侨汇券增加供应粮食6公斤、食油1公斤、白糖1公斤、鲜肉1公斤、棉布10尺。

  如此优厚的政策自然引来了不少老百姓的踊跃参与，前些年，在南方某些海外关系多的省份，有些老百姓光是靠着海外亲属汇外币换来的侨汇券就能买房子。

  1981年是个有些特殊的年份，几年来一片火热的经济改革出现了停滞情况。

  年初gwy两次发出紧急文件“打击投机倒把”，主要原因就是政府发现近几年蓬勃发展的乡镇企业开始与国营企业抢市场、抢原材料，对国营企业的发展形成了巨大的冲击。

  因此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宏观调控政策，但这一系列的措施在客观上造成了两个事实，一方面是它有效地控制了宏观经济的方向，避免了因过热而可能出现的种种动荡和不安定。

  另一方面，它也使刚刚萌芽的乡镇企业遭受到了第一次寒流，几乎所有在1980年前后创办的企业在1981年度的经济指标都是下滑或停滞的。

  刚刚过去的七月份，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发表文章尖锐的指出，“外汇储备吃紧，国内通货膨胀严重，石油产量瓶颈、出口下降，对稀有能源资源的严重依赖使中国经济发生了严重问题。”

  《外汇条例》的颁布因应的正是今年国内的经济大环境。

  国家经济发展的好与坏不是林朝阳能够左右的，但《外汇条例》的颁布对他来说确实是一件好事。

  出版社支付给他的六万六千港元稿费，刨去10%的外汇留存，按照官方汇率换算成人民币就是一万八千块出头。

  到了八十年代，以前只能用于购买指定生活物资的侨汇券也在演化，可以购买的商品种类不仅包括了生活日用品，更包括了诸多工业品，还可以兑换票证、购物券来使用。

  在市场上所能买到的商品都可以使用侨汇券，几乎涵盖了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