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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天良回到家里让周玉英给他熬稀饭，赵全福打手机让他去红磨坊吃饭，但郑天良说不去，明天一早还有事。叶正亭在合安，郑天良不敢轻举妄动，他感到这个充满朝气与活力的市委书记总会要在河远做出一点什么事来，叶正亭跟黄以恒完全不是一个类型的领导干部。
《放下武器 》许春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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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天良被黄以恒釜底抽薪后一脚踏空，女儿郑清扬居然又跟吴颢私奔，他气得心脏痉挛，血压猛升，医生要他注意控制好情绪，保持平静的心态。于是他从沈汇丽的身体上找回了一种平衡，他想象着沈汇丽是黄以恒的人，一种被补偿的感觉每天都在抚慰着他受伤的情感。但这些话他是不能随便说的，在听到叶正亭出任河远市委书记的那天晚上，他在红磨坊喝得酩酊大醉，他尽情地笑和不计后果地喝白酒，赵全福说：“你有什么事这么高兴？”郑天良说：“我女儿从深圳打电话来了，她在一家广告公司任职，月薪三千块，比我还高两三倍，能不高兴吗？”赵全福看出了郑天良的心思，就跟他开玩笑说：“我觉得你是在为黄以恒连任市长而高兴。”郑天良扳起脸：“你不要瞎说，黄市长跟我公私关系都很密切，刚才他还给我打电话问我女儿清扬什么时候到市里上班，他还要为我女儿接风呢。我说女儿到南方去了，黄市长感到很惋惜。”赵全福问晚上是不是还回去住，郑天良说你给我在二楼开一个房间，当晚，他将沈汇丽从河远约回来，两人在套房里一夜销魂，沈汇丽问郑天良哪来那么大的力气真让人受不了，郑天良趴在沈汇丽柔软而光洁的裸体上热汗淋漓地咬着她的耳朵说：“因为你的身体就是一粒毁天灭地的‘伟哥’”。沈汇丽在郑天良的煽动下蛇一样紧紧箍住郑天良，两条蛇在吱吱作响的床上缠在一起，你死我活。那天晚上，郑天良死而复生。
今晚，郑天良在家里吃饭坚持保留着农村用的大碗，他嫌城里的小碗吃饭太麻烦，尤其是喝稀饭三两口就卷进了胃里，今天晚上郑天良喝了两大碗红豆稀饭，小菜是周玉英腌的五香萝卜干。周玉英说：“你看你的吃相像从牢里刚放出来的。”郑天良说，“牢里整天是酒肉，所以从牢里放出来的人吃稀饭就特别香。”
女儿从深圳打电话回来了，她说自己在深圳很好，让父母放心，她还在电话里对郑天良说：“爸，我留给你的那封信太刻薄了，你可不要生我的气哟。我在深圳拉广告，发觉这里的吃回扣和【创建和谐家园】勒索钱财简直到了不顾廉耻的地步，相比之下，老爸你还是算相当廉洁的了。”郑天良听到了女儿的表扬，比听到领导的表扬还要高兴，他对着话筒谦虚地说：“你老爸做得还很不够，还需要继续努力。”这个电话让父女之间的隔阂一下子全消除了。吴颢在一家外企当工程师，月薪四千多，他们每个星期才能见一次面，大家都很忙。
郑天良觉得女儿离家出走从客观上为自己解了围，不然送上门的女儿一脚悬空，这会让他在进退两难中蒙受巨大的耻辱。所以他在前些天去市里开会遇到黄以恒时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黄以恒问起清扬的事，郑天良轻描淡写地说：“清扬嫌市里的发展空间太小，在我把调令拿回去的时候，招呼没打一声，跑到南方去了，死活不愿来河远。真没办法。”他的意思是女儿根本看不上你家建群，所以就以先斩后奏的方式对权势进行了一次坚决的反抗。说完这些话，郑天良心里就像夏天吃冷饮一样神清气爽。他似乎看出了黄以恒脸上有一丝落寞的神情，这种神情对郑天良是一种安慰。
郑天良放下饭碗的时候，家里的电话铃响了，郑天良拿起电话，是市委秘书长林彬打来的，他说叶书记让你马上到他房间来一趟。
郑天良心怦怦地跳个不停，他在激动和迷惘中调整不好自己的情绪，他不知道叶正亭找他干什么，所以也不知道自己该以怎样的姿势和心态跟叶书记说话，他甚至想到了是不是叶书记知道了他跟沈汇丽和王月玲的关系，要是那样的话，他就全完了。但他坚信，这两个女人不会出卖自己，也没有必要出卖自己，而赵全福只是隐约知道一些，他手里绝没有证据。不知怎么了，郑天良越往下想，心里就越没有底，而且想的都是一些令人绝望的事情。
赶到蓝湖宾馆二O 九套房，轻轻敲门，里面的声音说请进，郑天良稳定了一下情绪，故作镇静地进去了。
叶正亭好像还没洗澡，他衣冠整齐地坐在会客室的沙发上看电视，电视里的利物浦队欧文刚刚攻进一个球，屏幕上的曼联主力贝克汉姆一脸沮丧，郑天良看不懂这些，叶正亭关了电视站起来跟郑天良握手：“老郑，你好！怎么晚上这么老实地呆在家里，没出去潇洒潇洒？”
郑天良心里一紧张，鼻子上汗都冒了出来，他感到心脏都提到了嗓子眼了，叶正亭难道已经知道了什么，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他在叶正亭没有彻底揭穿他之前，还是稳定了一下语气说：“叶书记，我的工作范围很窄，晚上从来没有什么应酬。”
叶正亭让郑天良坐下，将身边提前泡好的一杯茶推到郑天良手边：“请喝茶！我知道你分管的工作根本不够你干的。你是合安班子里资格最老的一个，几朝元老了，对县里的情况很熟悉，所以我找你来谈一谈，一是想了解一下合安的真实情况，同时也想给你压压担子。”
郑天良一听是了解情况和压担子，他心里的警报一下子就解除了，他对压担子这一信息的反应异乎寻常地敏感，他知道压担子在官场有两层含义，一是将你平调到最没人愿干最难干的地方挂起来，像晾衣服一样晾在那里示众，比如当年陈书记让他去东店乡当党委书记，还有后来黄以恒让去王桥集经济实验区；另一层含义就是予以重用或提拨使用。叶正亭刚来河远，与郑天良素昧平生，不存在晾他的理由，所以他的心跳由紧张而激动起来。他说：“叶书记，我在合安已经干了二十多年了，副县长也干了十一年了，情况了解得比较多。我个人更愿意在叶书记这样作风正派、眼光超前、具有开拓精神的年轻干部指挥下多做一些实际工作，有什么指示，我无条件地不折不扣地执行照办。”
叶正亭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反应，他看了看正襟危坐的郑天良，手指轻轻地敲着沙发的扶手：“很多同志都向我提到过你，说你是一个正直的敢于犯上的县级干部，我也希望你能犯一犯我，只要是为了工作，我看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更不应该因此而淹没掉才干。我知道，你是八十年代最早搞乡镇企业的改革带头人，在全省都是很有影响的，在县里也分管过工业，是抓工业的一把好手。”
郑天良听到叶正亭的这些话，眼泪都差点流了出来，叶正亭居然对自己的历史功绩和所受过的委屈一清二楚，虽然没有明说自己多年来遭受的压抑，但显然叶正亭心里有数。郑天良在这种时候，必须控制住自己感情，不能流露出任何情绪来，于是他用曾经沧海般的语气说：“叶书记，我这个人始终坚信这样一种信念：千年一瞬，百年人生；做事做人，时间为证。我是农民出身，我有最朴素的思想感情和党性原则，也正因为我了解老百姓的艰难，所以才对左倾冒进和花架子工程进行坚决【创建和谐家园】，也得罪了不少领导。不过，我这个人组织原则还是很强的，组织上叫【创建和谐家园】什么，我就干什么，信任我就多干拼命干，不信任我就少干不添乱，毫无怨言。”
郑天良等于是含蓄地讲出了自己目前的处境，但一个基本原则是对事不对人，把握分寸，适可而止。由于内心比较激动，他就想抽烟，于是他掏出普通的“红塔山”烟，递一支给叶正亭，叶正亭说：“我不会抽烟，你抽吧！”郑天良犹豫了一会儿还是把烟放回了烟盒里，他说：“我平时也很少抽烟。”叶正亭没有再强求，所以他们在无烟的环境下说着没有雾气的话。临来前，周玉英拿了一包“中华”给郑天良，郑天良却要“红塔山”，周玉英说给市委书记敬烟要拿最好的，郑天良呛了她一句：“你不懂，拿红塔山！”
叶正亭只字不提郑天良与黄以恒的关系，也不提他目前的职务与分工是否合理，他依然将他们的谈话定位在工作的范围内展开，偶尔向工作的边缘靠一靠，这就显得既有原则性又有人情味。叶正亭说：“合安的国企改革目前是全市的重点，在产权制度改革方面，我在上次会议上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步子要大一点，思想要再解放一点，你是合安工业区的创始人之一，我也听说过你当初对工业区有过不同意见，后来到了一个什么实验区当主任去了是吧？你能不能对我谈谈你对工业区的看法，谈谈目前合安改革的方案和思路。要讲真话，不要有什么顾虑，现在很少能在公开场合听到真实的声音，这种坏风气不刹一刹，河远的经济是没有什么希望的。”
郑天良顺手摸出了一支烟，但他还是放了下来。他不知道是否要将他与黄以恒的分歧全部说出来，还是部分说出来，是带着情绪说出来，还是客观地说出来。从叶正亭来河远后的举措以及前不久的国企深化改革会议精神看，叶正亭是希望郑天良将话说透彻的，是想听到真话的。但由于是初次见面，郑天良还是决定客观地部分地说一说他与黄以恒的分歧和对工业区的态度。因为，如果要是太过分或很情绪化，那么任何领导都会觉得有朝一日你不称心如意了，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对待自己，极端和情绪化只能使你充当打手而不可能成为亲信，只能利用但不可重用，这是郑天良从二十多年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
于是郑天良说：“当初黄市长刚当上合安县长，想干事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合安的地理位置劣势和全县经济形势不适宜于在那个时候，盲目追求规模与速度，不计后果地上工程，大张旗鼓地搞花架子与【创建和谐家园】。五条商贸大道铺面招租不到百分之三十，强压各个乡镇买铺面，虽然卖下去了，但还是花的政府的钱买的，等于是自己卖给了自己，现在还有百分之三十空在那里，而且时间一长，当初的设计与建筑质量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了。工业区一口气上了七大企业，基本上就没产生过效益，啤酒厂投资计划是八千万实际超过了一个亿，设计规模是五万吨，但从来就没生产过三万吨啤酒，造成了设备大量闲置，比如机床厂还没投产就倒掉了，加上通向省市沿线的十八公里农民新村建设，全都是靠贷款建的。现在全县还背着四亿多银行债务，加上拖欠工资一个多亿，如果我们县是一个企业，这个企业已经资不抵债，只差宣布破产了。这就是历史与现实的实际情况。我当初反对五八十工程并不是对黄市长本人有什么意见，我们是省行政学院‘第三梯队’培训班的同学，又都是梁邦定书记选拨的年轻干部，支持他的工作本来是理所当然的，但我发现五八十工程完全是五八年大跃进式的假大空的面子工程，所以在县长办公会上就极力【创建和谐家园】，唱了反调，但没有人支持我的观点，再加上那个时候省市都在支持合安，银行贷款就像草纸一样一车车拉到了工地，所以就上马了。我当时是分管工业的副县长，我的思路就是我在马坝乡的发展思路，即根据合安的实际情况，应该走‘由小而大，由农而工’的循序渐进的道路，但没有被采纳。后来，黄市长就将我调到王桥集实验区去当管委会主任了，由于选址不对，再加上投资跟不上，所以实验区也就短命夭折了。回到县里后，我自然就成了败军之将。”
叶正亭一边听一边点头，他显然已经听懂了郑天良的意思，但他没有表态，他又问：“你觉得目前工业区下一步应该怎么走？”
郑天良说：“我完全同意叶书记在前不久国企深化改革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在市县这一级，本来就没有什么大小企业之分，只有效益好坏之分，叶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是合安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我完全拥护。目前我县最需要解决的就是抓好放劣，全面改革产权制度，实行股份制改造。在叶书记讲话精神指导下，我以为最重要的是解决啤酒厂问题，现在生产一天就亏损一万二千块钱，目前靠这种地方保护主义政策强行推销啤酒，老百姓怨声载道，乡镇干部有苦说不出，但正如您所说的，没有一个人敢说真话，乡镇一把手都签了责任状，回去后就利用行政手段层层下压，我到东店乡去落实任务的时候，看到了中心小学校长带领教师堵住校门口，坚决不要啤酒，干群关系极度对立。东店乡党委书记是唯一拒绝跟宣中阳签合同的人，但由于不销啤酒就要交帽子，还是签了。他对我发火说，他肯定完不成任务，只等着县里革他的职，他说他已经干够了。我觉得这种强行摊派啤酒的办法不仅工作难度大，更主要的是违背了市场经济规律，用不公平的手段是不可能救活一个企业的。啤酒厂这个包袱是背不起的，我的意见是坚决卖掉，而不是县里控股，如果我们还死死抱住啤酒厂不卖掉的话，后患更大，快刀斩乱麻，越快越好。其他企业也应该是该转让控股权的要转让出来，如果转让控股权还不行的话，就彻底卖掉，没什么了不起的，工业区没有一个企业是值得救的。”
叶正亭只是点头，还是不表态，他继续问：“你觉得哪些企业应该进行扶持？”
郑天良说：“我们合安县从本质上说是一个农业大县，应该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基础上，大力发展优质高效农业，经济结构应调整到对农产品的深加工上来，应全面加快农副产品商品化生产进程。比如，合和酱菜厂现在已经成为全县最大的民营企业，也是上交地方税收最多的企业。这个企业原来是乡镇企业，由于黄市长在任合安县长的时候提出将乡镇企业下移，向个体化经营靠拢，所以被强迫卖给了个体户。这个企业被迁到乡下后，现在规模大了，想迁回县城，县里还是不批，认为不能让民营企业卷土重来压国有企业，迟迟没有同意。现在中央也提出了大力发展民营企业和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战略，但我们县的思想还是没有跟上。我认为要扶持以农业深加工为主的企业，分布在我县乡镇的缫丝厂、粉丝厂、酱菜厂、玩具厂都应该扶持，因为这些企业劳动力成本低、就业人数多、效益好，虽说是个体民营，但税收是国家的，大批闲散劳动力获得了就业机会，我觉得转变思路非常重要，但目前阻力比较大。”
他们一直谈到了深夜十二点，叶正亭说：“老郑，你的思路很清楚，问题分析得也很透彻，如果合安国企改革向纵深推进的话，我看让你来分管工业是最合适的，我明天就找宣中阳谈这件事。你看怎么样？”
郑天良没觉得是重用，而是觉得这是给自己【创建和谐家园】，他有一种沉冤昭雪的激动，但他还是试探性地说：“叶书记，感谢你对我的信任，我相信只要有你叶书记的支持和指导，我会拼尽全力去完成你交给我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只是我自己年龄不小了，就怕思想跟不上趟了，都快退居二线的人了。”
叶正亭手一挥：“我知道，你今年才四十九岁，比我也大不了几岁，怎么就想到往回缩了，合安的国企改革搞好了，你就是最大的功臣。对于功臣，党和政府是不应该也不会忘记的。”
叶正亭的这句话等于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即郑天良只要能够完成市委交给的任务，叶正亭肯定是要给予重用和提拨的。这对郑天良来说，无异于黑暗中的阳光，绝望中的号角，他拍着胸脯说：“叶书记，我不想赌咒发誓，你就看我的行动吧！”
这个夜里，郑天良做了一个漫长的梦，他梦见自己在秋天的风中飞翔，天空是澄碧的蔚蓝，云在他脚下缭绕，光线穿透云雾和他的头发像梳子一样匆匆经过，他在梦里对沈汇丽说，这就是腾云驾雾。沈汇丽粘在他的怀里幸福地笑了。
第二天下午在县委常委扩大会上，叶正亭参加了会议但没说话，宣中阳代表县委宣布了对县领导班子分工的调整，他说：“根据工作需要，郑天良副县长分管工业和商贸，也就是抓经济的副县长，主要负责合安第二阶段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工作，田来有同志分管民政局、老干部局、地震局工作。也就是这两个同志的工作对调一下，田来有同志这些年来，为我县经济腾飞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工作吃苦耐劳任劳任怨，以大局为重，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表现了一个【创建和谐家园】员高度的政治觉悟和思想素质。目前合安遇到的困难也是全国遇到的困难，与田来有同志个人没有直接关系，这一点必须要强调清楚。郑天良同志是人所共知的抓工业的专家，是我省最早发展乡镇企业的带头人，思路新，办法多，既有宏观经验，又有具体实践，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所以县委决定让郑天良同志主抓全县的经济工作，实施国企改革战略调整，是合适的也是正确的。”
宣中阳肯定田来有的话在这种时候很像是致悼词，田来有脸色青黄，一声不吭，霜打过一样表情枯萎，他闷头抽烟的形象让人想起了一个坐立不安的刚落网的嫌犯，这个比喻虽然有点损人，但很准确。
屋外秋天的树叶正在秋风的荡涤下由青变黄，很像田来有的脸色。
郑天良正襟危坐，一脸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神情，他不会也不值得得意忘形，因为他不过是回到了原来自己的位置上而已，至于说抓工业的经济副县长抵三个副县长用，他还没有体会过，最起码以前分管工业时他没有什么特别感觉，不过田来有现在坐的是二点二排气量的“奥迪”，而他只坐普通“桑塔纳”，这是不争的事实。他想趁这个机会表扬一下田来有顺便再表一下态，但显然宣中阳和叶正亭都没有这个意思。简单宣布调整分工后，大家就开始讨论工业区的改革方向，叶正亭只听不说，而郑天良却理直气壮地大谈叶正亭在全市国企第二阶段深化改革战略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大谈全市在叶书记这个核心领导下改革的前景和目标，在谈到工业区改革的时候，他只字不提具体的方案，仍然用叶正亭的讲话精神，“没有规模大小企业之分，只有效益好坏企业之分”。其他县领导也是围绕着叶正亭的讲话精神大谈改革的新思路和新战略，就连宣中阳在内，所有人就是不谈工业区和啤酒厂，民主党派副县长朱清润连一句话也不说，这个当初公开反对推销啤酒的中学教师专注地看报纸，就像一个学生在课堂上开小差一样。叶正亭用平静的目光注视着会场，他似乎感到了什么，所以也不说工业区的改革方案与思路。整个会议务虚而空洞，类似于一次毫无意义的政治学习，所有的人都在谈叶正亭的讲话精神，但所有的人都不谈实际的事情。叶正亭听得有些烦燥，眼睛经常走神，他看到窗外一棵法国梧桐树枝繁叶茂地挡住了屋内的光线，窗外漏进来的阳光支离破碎，如同一些碎玻璃片扔得到处都是。
会议临结束前，叶正亭还是忍不住发了一些抽象的火：“我知道，你们做官都做得很油滑了，一上午开的是什么会？空洞无物，废话连篇，你们都信奉，会上讲的不做，会后做的不讲，我要说的是，在我任市委书记期间，会上讲的会后必须做，会上不讲的会后一律不许做，谁做了，我就撤谁的职。合安怎么办？我不给你们定调子，我让你们自己拿方案，我倒要看看你们用什么办法糊弄我。不要开口闭口谈我的什么讲话精神，会上的讲话是经过市委常委会讨论的，请你们不要往我一个人头上套。”
叶正亭讲完话的时候，宣中阳不停地抹鼻尖上的细汗，只有郑天良注意到了这个细节，他感到眼前这个宣中阳现在很脆弱，不堪一击。
叶正亭临走前，又找了郑天良谈了一次，他先是说了一句：“我对你今天会上的表现很不满意，不说实话，不敢说真话，一个领导干部怎么能这样没有原则呢？我是不是要重新认识你？”
郑天良腿有些软，但他还是振作精神说：“叶书记，我向你保证过，你要看我的行动，而不要看我说了什么话。尽管你讲的都是对的，但对的并不一定就是管用的，并不一定就是有效的，这就像讲吸烟有害健康一样，当然是对的，对于一个嗜烟者来说，当然也是不管用的。”
叶正亭听了这个话，用力地点了点头，对郑天良这种有分寸的犯上叶正亭很满意，他对郑天良说：“你现在要做的工作就是对工业区企业进行全面的资产评估和经营审计，看看这工业区究竟还值多少钱，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你要对市委负责，当然要多跟宣中阳同志商量，合安的担子很重，我就看你的了。”
叶正亭将自己的手机号码留给了郑天良，郑天良接过叶正亭手机号码就像接到委任状一样激动，因为找叶书记一般都是通过秘书去找，而书记的手机号码只告诉省委主要负责同志或者自己的情人，不向下级公开。宣中阳也只有叶正亭秘书的号码，而没有叶正亭的手机号。号码分出了在上司那里的等级和亲疏。郑天良已经从叶正亭的话里听出了弦外之音，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第一、合安的工业区改革要直接对市委负责，而不是对县委负责（当然要注意尊重宣中阳同志）；第二、目前要做的工作是清产核资，为转让和拍卖产权做好准备；第三、要通过公开的审计，发现工业区的问题，找出问题的根源，审计的是经济，找出的问题肯定要落实到个人身上，有没有【创建和谐家园】存在？
郑天良觉得如果田来有不审计出一点问题来，田来有是不甘罢休的，他下面的那批人也是不会老实服贴的。下马威是必要的，就像当年郑天良自以为是地到实验区赴任，当他整天找黄以恒要钱时，他才知道了什么叫下马威。
郑天良先找到宣中阳说：“你看田来有的奥迪车是不是换过来，这倒不是讲排场，主要是接待投资商和去省市办事时体面一些。”
宣中阳说：“车我看就不必换了，老田心里还有些情绪，再换车不就激化情绪了吗，给你重买一辆奥迪，将旧桑塔纳淘汰给行管局接待处。”
郑天良笑了笑说：“县里哪有钱换车呀，我就凑合着算了。”他根本不是想换车，而是要看看宣中阳对田来有的态度。
宣中阳说：“要是这样，你外出办事或接待，就用我的奥迪吧，大家都勒紧裤带过苦日子。”
郑天良很客气地说那怎么好意思。宣中阳说同甘共苦是应该的。宣中阳已经从郑天良与田来有调整分工这件事中发现了一点什么，他打电话向黄以恒请示的时候，黄以恒说：“市里的干部调配与分工一定要听叶书记的，不要有什么抵触情绪，党管干部这一原则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宣中阳听了黄以恒的话很泄气，他知道黄以恒许多话不会直接说，他从语气和语速中听弦外之音。
宣中阳对郑天良从这个秋天的上午开始必须正眼相看，他正眼看郑天良的时候，发现郑天良头发已经染过了，乌黑发亮，全毛的西装笔挺，眼睛里流露出的是谦虚而镇静的目光，由于目光过于自信而镇静，所以谦虚就成了一种装饰，郑天良最近从尼克松的回忆录中读到这样一句话：“任何伟大而杰出的人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谦虚者，谦虚不过是一种姿态而已。”宣中阳面对郑天良这种表情的时候，一时还调不准自己的态度，不过有一点是很清楚的，他已经做好了像黄以恒一样不接任书记的准备，该坚持的一定要坚持，这是他对黄以恒必须捍卫的一个原则立场。
宣中阳跟郑天良坐在自己办公室的会客厅里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宣中阳说：“老郑呀，啤酒销售形势很好，如果能完成一万吨销售计划，每年赚个六七百万是不成问题的。你看在下一步改革中该如何给啤酒厂进行准确定位呢？我是很赞成前几次会上你对啤酒厂的分析与判断的。”
郑天良说：“我的基本观点不变，前天晚上，正亭书记找我去他房间谈话，我也阐明了这个我以前的观点。啤酒厂的困难是暂时的困难，是发展中的困难，是应该重点扶持的企业。”
郑天良用了个“正亭书记”和“房间谈话”这两个词来表述他与叶书记的关系，宣中阳愣愣地看着他，一时想不出这究竟是什么关系。但他还是从郑天良对啤酒厂的态度上看到了郑天良是坚定信心不动摇的。他问：“叶书记对啤酒厂是什么意见？”
郑天良说：“正亭书记没有正面表态，我想他是能听得进去我的意见的。”郑天良将自己和叶正亭的关系越说越近，好像自己已是叶书记的智囊团成员一样，甚至可以左右叶书记的决策。这种拉大旗做虎皮的叙述冷静而平淡，似乎这在许多年前就已经是事实了，郑天良是个不能小看的人物，当年省委副书记魏廷旺点名要让他当副县长，连分工都给他定好了，现在又跟叶正亭关系非同一般，这让宣中阳一头雾水，在这个时刻，宣中阳无法怀疑郑天良说话的真实性，因为叶正亭跟宣中阳谈到调整分工时，没作任何解释，只说了一句：“你看是不是让郑天良分管工业？”一个字都不愿多说，宣中阳不敢问为什么，无条件照办，他要接任县委书记的权力攥在叶正亭手里，而不在田来有手里。
郑天良发现宣中阳情绪很混乱，就像一个迷惘中的青春期少年第一次观看女性蕾丝内衣表演一样无所适从。郑天良虽然也很谦恭，但少了许多诚恳的眼神，最重要的是他的腰坐直了，腰是一种象征，宣中阳对郑天良腰的变化相当敏感，但他显然不好跟他探讨关于腰的姿势问题，他们谈工作。
郑天良开始跷着腿，发现有些不妥，就放下了，因为宣中阳没有跷腿，在上级面前公开跷腿是不能容忍的，最起码是不礼貌的。郑天良放下腿后说：“宣县长，我对你一直是支持的，而且我跟黄市长都是从邦定书记手里培养出来的，所以从感情上说，我目前分管工业要抓的头等大事就是加强联合执法力度，要将外地啤酒统统赶出合安，明天我就去市场整顿联合执法队开会，加强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每条路全部堵死，城里销售的外地啤酒一律查封并重罚，田来有在这方面手太软了。还有一个我要向你汇报的是，根据正亭书记的指示，全县没有改制的企业一律要进行资产评估，同时进行经营审计，然后根据量化的数字来决定改革的方案。所以审计局和财政局以及经委、计委都要抽人，我将人员组织好了后，你去做一个动员报告怎么样？将县委、县政府的态度明确一下，我不借助你的支持，工作是开展不下去的。正亭书记抓工作要求很严，我觉得工作压力很大。”
郑天良看似谦虚的汇报只能是更突显出他韬光养晦之后指点江山的强烈意志，宣中阳感到这根本不是向他汇报工作，而是郑天良宣布自己代表县委和县政府所做的决定，这种征求意见完全是一种礼貌，如同一个寡妇的再婚仪式一样没什么实质性的意义。宣中阳感到脊梁上一阵凉风自上而下尖锐地穿过。
郑天良重新分管工业后，县里舆论界一片哗然，有人说田来有出事了，也有人说田来有能力不行，还有资深人士说郑天良跟黄以恒一直是离心离德的，重用郑天良是叶正亭对宣中阳的钳制，是对黄以恒权力体系进行削弱的步骤之一。当郑天良在赵全福红磨坊听到赵全福将这些信息告诉他的时候，他只是含而不露地笑了笑，然后把玩着手中的白瓷茶杯，言不由衷地反驳说：“外界希望我们领导班子内部出现矛盾越多越好，这是很不负责任的，【创建和谐家园】的干部一切都是根据工作需要来安排的，本职工作都做不完，哪有那么多时间搞什么矛盾，这纯属别有用心。”
赵全福于文红将沈汇丽请来一起陪郑天良吃饭，赵全福说：“我早就说过，老板肯定会时来运转的，小沈呀，如果我们要是买股票的话，郑老板的股我们是买对了。”
沈汇丽紧挨着郑天良，鲜艳的嘴唇在郑天良的视线里如同刀子一样锋利，他感到沈汇丽在桌子底下用腿跟他交流，郑天良装着没反应，一次次地让开。他刚刚被重用，一时还摆不正自己的位置，所以也拿不出恰当的表情来应付这个场面。他总觉得目前这种形势下，他应该有所收敛，酒桌上他居然不合时宜地要了一听椰子汁。
沈汇丽一针见血地对郑天良说：“老板，你总不能一阔就变脸，刚被上司看中，该不会立即就对我们这些穷朋友摆什么谱吧？”
郑天良看着沈汇丽雪白的牙齿，端起一杯椰子汁向沈汇丽敬酒：“小沈，你说这话就太不够意思了，我又没提拔，拿我开什么涮？”
沈汇丽不依不饶：“不行，你要是有诚意，就喝白酒，男子汉喝奶算什么？”
郑天良发觉自己就像一滴油早就渍渗透进了毛料衣服里，越想洗掉却凝结得越牢固，赵全福沈汇丽这些朋友们就是一件吸附力很强的毛料衣服。于是郑天良义无反顾地重操酒杯，将一杯白酒干脆利索地倒进了喉咙里：“今后，还要仰仗你们两位资本家为合安的经济建设多做一些贡献，你们的贡献就是我的贡献，所以还望多多支持。尤其是小沈，你的罗马假日花园要抓紧开工，征地的事我在一个星期内给你办好，我够不够意思？”
《放下武器 》许春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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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汇丽又用柔软的腿在桌子下面贴紧了郑天良的腿，这一次郑天良没有拒绝，两条腿在桌面上酒肉的掩盖下相互勾结一拍即合，腿与腿之间甚至还有了一些相依为命的感觉。沈汇丽用眼睛勾了一眼郑天良：“太谢谢你了，吃完晚饭我请你唱歌，你的嗓音迷倒了半个中国的【创建和谐家园】们。”
郑天良不知该如何回答，他象征性地泯了一口酒后，说：“我现在忙得气都喘不过来，这么多年歇惯了，一下子紧张起来，真是焦头烂额。”他含蓄地回避着沈汇丽的邀请，他想，不能放纵自己，更不能因为女人而葬送自己的政治前途。他在一本小说中看到过这样一句话，男人绝不会因为喜欢女人的裸体而放弃自己的事业。于是，他的腿从沈汇丽的腿上挪开了。
赵全福和于文红轮番向郑天良敬酒，赵全福问：“老板，合和厂回迁的事，你看多长时间能搞定？你现在是抓经济的副县长，一个抵三个用，我看中的那块地你是不是这几天就能给我定下来？”
郑天良说：“合和厂回迁县城比较麻烦一些，因为牵涉到你投资后减少了利税上缴，还关系到县里对民营企业的基本方针问题，我需要跟许多同志进行沟通，首先是宣县长那里就有不少难度。不过我的态度是很明确的，一定要回迁，而且要迁到工业区去，这一点我已经跟正亭书记交换过看法。”
赵全福张着嘴，一块鸭骨头僵在嘴里左右为难，他显然对郑天良的表态感到紧张，在吐出了骨头后，赵全福说：“老板，我可不想到工业区去凑什么热闹，那里都是国营大厂，我这个体户去那里名不正言不顺。”
郑天良并不看赵全福，他说，“你看中的城边上的那块地，县里要统一开发，工业区当初征地太多，现在还有大量闲置的土地。另外，我要纠正你老赵的一个错误观点，不要再说什么个体户不个体户了，现在是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时代，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越来越大，将来工业区可能都是民营企业。我的意见是让你的合和厂建在啤酒厂旁边的空地上，两万多平方，足够你用的了。现在根本不是你建在哪儿的问题，而是让不让你建的问题，不要想得太简单了。”
于文红站起来又向郑天良敬了一杯：“还请你大老板多多帮忙，赵总是不会忘记你的大恩大德的。”
赵全福说：“这事就全权拜托你大老板了。我老赵这个人你是了解的，我不会说什么漂亮话，但我心里是有数的，你就放心地为我疏通，所有的费用都由我来出，尤其是新来的叶书记那里，你要帮我将工作做到位。”
郑天良在自己的位置被他们完全确立后，就很放心地笑了，他说：“工作我可以帮着做，但你们一定要能为合安的经济建设做出贡献来，也让我脸上有光。”
吃完饭，沈汇丽上了事先定好了的二楼的套房，这是她跟郑天良的专用房间，房间里的地毯和马桶上的温度都是熟悉而亲切的，但沈汇丽万万没想到的是，郑天良在房间坐了几分钟就走了，他说：“晚上还要回办公室看材料，叶书记说九点四十分打电话找我谈事情，所以我得回办公室，你们在这里玩一玩唱唱歌。”郑天良说得很诚恳，沈汇丽失望地看着郑天良，脸上无比地凄楚，看着郑天良的背影从楼道里消失的时候，沈汇丽发现郑天良的皮鞋在经过走道里地毯时，一点声音都没有，无声无息。
赵全福开车将郑天良送到县政府办公楼，临走前，他将一个塑料袋塞给郑天良：“老板，合和回迁的事全靠你了，我请你帮我在市领导那里疏通疏通，要是不够的话，我再给你补上。”
郑天良一捏，知道是钱，就说：“你这是干什么，我怎么能要你的钱呢？”
赵全福站在黑暗中压低声音说：“这几文小钱不是给你的，而是你代我请有关方面领导喝喝茶的一点茶水费。不要推来推去的，让我太不好意思了。”
郑天良将钱往赵全福手里塞，这时，县政府看大门的刘大爷提着水瓶过来了，他说：“郑县长，你晚上加班呀？我这就给你送水去。”郑天良缩回了拉拉扯扯的手，嘴里很含糊地应付着。赵全福趁着这片刻的功夫一头钻进了车里，他对郑天良说：“就这样吧，改天我再向你汇报迁厂的事，厂房我已经请上海的专家设计了。”一副公事公办的口气。郑天良手里攥着一包钱，就像攥着一包炸药和一包罪证，他眼睁睁地看着赵全福消失在黑暗中。
县政府大院里寂静无声，秋虫在草坪里唧唧地叫着，它们和刘大爷一样都不知道郑天良手里攥着的究竟是什么。郑天良抬头看了一眼天空，漆黑一片，偶尔见几颗小星星在黑暗的天幕上鬼火一样地忽隐忽现可有可无。郑天良冷静地将一包东西揣进公文包里，公文包平安无事，像一个饿急了的人吃得太多而鼓起了肚子。
走进三楼的办公室，郑天良反锁上门，灯光照亮了这个已经不再朴素的空间，他倒了一杯茶，躺在沙发上点上烟，然后用手摸了摸自己的脸，脸上并没有发烧，心里也很平静，他没有立即看钱，而是一个人坐在那里研究自己的心境，为什么一点奇异的感觉都没有呢？既没有多年前面对意外之财的愤怒，也没有一夜暴发的激动。也许他早就在等待着这一天了，当这一天到来的时候，一切却是那么平静而安宁，也许是他以前所捍卫的东西在多少年之后被证明毫无价值，所以他就像一个小学生做错了作业一样，发现一题就改了一题。
日光灯管里发出呜呜的声音，那是整流器对灯管老化做出的反应，自己也许就是一只老化了的灯管，虽然也在发光，但光的纯度和色彩已经非常模糊。他想起了在灯光之外的千千万万的【创建和谐家园】们，当一个守身如玉的良家女子对卖淫极度恐惧并且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那只能说明她对卖淫的无知，而一旦【创建和谐家园】衣服第一次迎接一个嫖客后，原来发现卖淫远没有想象中的艰难和罪恶，第二天走在大街上，她仍然享受着平等的阳光和均匀的空气，她与所有的人没有任何区别，所以第二次第三次卖淫的时候就根本没有了丝毫的心理压力。人们通常都说，迈出第一步很难，此后就容易了，郑天良发现这世上从来就没有什么难与不难一说，你想做就不难，不想做就难，难不过是一种借口，是一种缺少勇气的胆怯和懦弱。
郑天良在这个秋天的晚上心里极其平静，他觉得自己奋斗了这么多年目的是什么越来越不明确，如果说在马坝乡创办合和酱菜厂是为老百姓脱贫致富的话，那么去王桥集经济实验区更像是为了给自己争一口气，而今天对工业区进行改革又是为了什么呢？啤酒厂是扎在他心头近十年的一把刀子，他的尊严和政治前途在这把刀子的下面支离破碎。这使他这么多年来一直不愿正视碧源啤酒的瓶子更不愿看到瓶子在酒桌上被碰倒后的玻璃碎片，碎片割裂了他的前半生。他不愿沿着这种残酷的逻辑继续往下想，此刻他想到更多的是，其实人活着最大的意义就是让自己活得更好，无论你是当官还是做生意，都是想改变现状让生活进入一个新的领域和境界。当皇帝是这样，修鞋卖菜也是这样，你只有自己活得更好了，才能对社会有贡献，才能为别人服务，比如说赵全福吃喝嫖赌随心所欲，但他为国家上交的利税很多，是为人民为社会做出贡献了的，而一个乞丐是无税可交的，他生活得很差，所以也对社会没有贡献，也不可能为人民服务。当官有权才能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同时，人民也要为你服务，这就是他和赵全福与沈汇丽的关系。符合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公平原则。
郑天良这样想着，觉得逻辑上还是有些不通，但他又不可能想得太清楚，所以也就不想了，他觉得任何事情只要内心里没有压力和恐惧，还是顺其自然为好，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而合理的却不一定就存在。
于是，郑天良打开公文包，掏出了鼓鼓的塑料袋，塑料袋是“为民商场”专用袋，上面还印有红色的“为人民服务”的字样，模仿毛泽东的字体，只是印刷不是很讲究，部分笔划被歪曲，如同冬天一棵老树上光秃且没有生命力的枝叉。郑天良将“为人民服务”的袋子扔到了地上，里面还有几层报纸，报纸拐弯的地方刊有端正党风反对【创建和谐家园】的杂文，这篇杂文包裹着钞票就像一把弯曲的匕首和投枪，软软地回忆着鲁迅时代的一些陈年往事。
郑天良对钱的认识是很含糊的，他家里总共只有两三万块钱，他以为赵全福让他帮着疏通关系的茶水费顶多只有五六千块钱，可他发现百元面钞摊在茶几共有十捆，一捆一万，整整十万。这时郑天良心跳了起来，他不是为接受这十万块钱而恐惧，而是感到赵全福这个个体户怎么有这么多的钱，一甩手十万块，居然还是茶水费，十万块钱要买多少茶水，难道他们这些个体户真的比他这个县长对社会的贡献还要大，如果不是他郑天良当年在马坝乡创业，赵全福能有今天吗？他心跳的是社会分配如此不公平，一个乡下的赌棍嫖客花钱像流水，十万块钱是茶水费，那吃一顿饭是多少钱，批一块地又是多少钱？
郑天良将地上塑料袋重新捡起来，装好钱后又塞进包里，然后走到门边将耳朵贴到门板上听外面有没有动静，几分钟过去了，走廊里悄无声息。他听到了楼外的一些风声水一样趟过寂静的夜空。
这时，郑天良整理了一下西装领口，将包放进文件柜里，又毫无必要地锁好，手里攥着钥匙，这才坐到办公桌边的真皮沙发转椅上，他给叶正亭打电话，一看时间，十点四十分，叶正亭每晚十二点以后才睡觉，所以此时打电话恰到好处。
郑天良给叶正亭打的是手机，这样叶正亭就能清楚地在手机显示屏上看到这是郑天良从办公室打来的，叶正亭在电话里说：“老郑呀，还在办公室没回家休息吗？都快十一点了，你要注意身体哟！”
郑天良说：“叶书记，这么晚了，你不还是没有休息吗？合安的问题很多，你又给我压这么重的担子，我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哪里敢这么早就轻松地睡觉了。”晚上被沈汇丽赵全福灌多了酒，说这话的时候，郑天良还情不自禁地打了一个酒呃。
叶正亭听到酒呃声后问：“老郑，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郑天良很无奈地说：“有点感冒，不要紧的，我还能扛得住。”
叶正亭很显然对郑天良的这种工作态度很满意，于是就说：“合安的担子确实很重，但你是一个正派而又很有经验的干部，我不压给你，又能压给谁。”
郑天良手里把玩着文件柜的钥匙：“听说工业区要彻底改制，各企业提交的股权转让和产权制度改革的报告还有合资意向书全都堆到了我的桌子上，白天没时间看，只好利用晚上看了。总体看来，各企业的思想认识是统一的，完全符合你对河远经济改革的总体思路，即能改就改，不能改的就卖，打得赢就打，打不赢赶紧走。工业区企业必须在年底之前完成产权制度改革，明年要以全新的面貌启动，除了缫丝厂已经有一家江苏客商愿意控股合资外，其他的企业都要卖掉，但我考虑，卖企业的前提是保证工人就业，减税而不能免税，而且减税不能超过两年，要在整体上维护合安的利益。”
叶正亭说：“老郑，你的思路和我完全一致，但由于合安复杂的历史背景，你要注意协调好关系，尤其是宣中阳同志，你要跟他多商量，多汇报，拿不准的可以向我汇报。”
郑天良说：“叶书记，我给你打电话正是要你给宣中阳打个招呼，一个是让他知道清产核资和审计是市委的决定，另一个是让他能在清产核资和审计领导小组成立的会上做个宣传动员，中阳同志比较敏感，我怕他不知道这件事会有看法，而且有可能要影响到你和以恒市长的关系。我在计委、审计、经委等各部门抽调了二十六个人，要求在两个月内必须全部完成这项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加班加点是少不了的。”
叶正亭说：“我回来后已经跟宣中阳打了电话，以恒同志也知道了这件事，你不要在任何场合说这样或那样的人际关系问题，这都是不符合组织原则的，我们都是【创建和谐家园】的干部，要有组织纪律性，以恒同志对第二阶段全市国企深化改革是非常支持的，我们的意见是高度一致的。”
郑天良听了后连连称是，他说：“叶书记的指示我一定会牢记在心上，请你放心，我会为执行你的指示而赴汤蹈火的。”他发觉叶正亭越是讲他跟黄以恒高度一致，这里面问题就越大，就像黄以恒从来都跟他郑天良称兄道弟一样，他们根本就不是什么兄弟关系。所以郑天良觉得必须在电话里向叶正亭一再重申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感情态度，这样的话说得再多也没关系，就像农村腌菜时的一句俗语叫“盐多不坏菜”。
最近一段日子以来，郑天良经常半夜回来，所以他要周玉英不要等他睡觉，今天他回到家的时候，周玉英已经睡了，他将塑料袋里的钱先是放在床头柜里，但怕被周玉英发现，就放到了冰箱里，冰箱里也不安全。郑天良站在客厅里呆了有一支烟的时间，还是拿不准主意，最后他决定放到大衣柜的隔板后面。放好后，他上床睡觉，竟睡得无比踏实，一夜无梦。
第二天早上，郑天良在厨房喝稀饭。天有些凉，周玉英在给郑天良找毛衣，她在大衣柜里翻了好半天没找到毛衣，却找到了一个塑料袋，她一边往厨房走，一边对郑天良说：“怎么大衣柜里多了一个塑料袋，里面包的是什么东西？”
眼见着周玉英已经打开了塑料袋，正准备撕开报纸，郑天良一个箭步冲上前去说：“不要动，里面是文件。”说着就从周玉英的手里夺了过来。
周玉英一脸糊涂地看着郑天良：“文件放到大衣柜里干什么？让我看看是什么东西？”周玉英说着就要上前去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