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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以恒坐下后说：“年初一要去几个退下来的老干部家拜年，昨天去建群外婆家拜年，直到今天才有空请老兄过来叙叙。”

  　　郑天良说：“我也是从乡下才回来，总体看来，农民收入有提高，但思想觉悟始终提不高，过年就是忙赌钱，还有就是封建迷信活动很盛行。”

  　　黄以恒说：“是呀，我们现在改革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观念和行动都跟不上去，这一点你在几年前那篇文章所提到的观点是很准确到位的。”

  　　一提起那篇文章，郑天良很自然又联想起了行政干部学院的日子，又想起了省委魏廷旺副书记。这种联想让郑天良无法面对往事。他岔开话题说：“没想到你家里比我家也好不到哪儿去，也不装修装修？”

  　　黄以恒指着简陋的家具和朴素的墙壁：“好像比你面积要大一些，多一间房，另外就是我有十七寸的彩电，就好这么多。”

  　　郑天良也就顺水推船地说了一些心里话：“可我们有些干部却把掌权当着捞钱的工具，我真搞不清他们是怎么想的？”

  　　黄以恒说：“是呀，钱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走，要那么多有什么意思。我记得好像是香港的哪位富豪说过，人是1　，钱是0　，钱越多，0　就越多，比如从100　到10000　，如果人没有了，也就是1　没有了，剩下的全是0　了，钱就毫无意义了。”

  　　他们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一些尽可能与工作无关的轻松的话题。黄昏在他们谈话的过程中一点点地来临了。厨房里的菜香味一阵阵地飘过来，钱萍招呼吃饭。

  　　两家六口人，桌上堆满了二十四个菜，冷盘、热炒、烧菜、烩菜、汤煲一应俱全，郑天良差点说出了“吃饭还要搞这么多【创建和谐家园】干什么”，但大过年的，场合不对，也就不说了。黄以恒拿出了一瓶“茅台”，他一边给郑天良倒酒，一边解释说：“我这可不是什么搞【创建和谐家园】捞来的，我是特地为你来在百货公司买的，当然了，这是钱萍开后门买来的。我们两个在县里一年忙到头了，开后门买一瓶好酒也算不上什么滔天罪行。”

  　　郑天良似乎也找不出什么理由来反驳黄以恒，即使能找出来，也不能在黄以恒将自己待为上宾的时候，为一瓶好酒上纲上线。

  　　黄以恒不停地给郑天良夹红烧猪蹄，又招呼钱萍给周玉英舀老母鸡汤，从场面上看，不像上级请下级吃饭，倒像下级请上级吃饭。郑天良在这种感觉中对黄以恒就多了一份情感的东西，情感就像老母鸡汤，又浓又稠，让你无法拒绝。

  　　两个孩子吃两口，就去玩一气，他们对吃饭不感兴趣，他们生活在游戏中。

  　　桌上实际上只有四个大人在吃喝，黄以恒倒了满满一大杯酒敬郑天良夫妻俩：“我一直是把老郑当作兄长来尊重的，这不仅是因为老郑年龄比我大又是我以前的老上级，更重要的是在我们的合作中，无论我们遇到什么工作分歧，但最终都是老兄让着小弟，而且在很多谣言和挑拨离间中能保持清醒的头脑，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所以我以私人的名义向郑兄和嫂子表示感谢。”说着一仰脖子将酒全都倒进了喉咙里。

  　　郑天良也站起来回敬黄以恒夫妻，一是对盛情招待的感谢，再就是接着黄以恒的话表明了态度，他说：“当我以工作为重，以事业为重，以党的原则为重的时候，我就不会把工作分歧上升到个人恩怨上去，也不会相信什么谣言。”

  　　黄以恒接着说：“中国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喜欢将一些似是而非的事无限地扩大化和阶级斗争化，比如说在老郑到实验区任职一事上，就有人传言说这是梁邦定书记的安排，说我跟老郑都是梁书记的人，是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其实这完全是我跟老郑协商的结果，那根本就不是一个什么美差。进常委怎么啦，以老郑的政绩和能力，早该接任县长了，但有些事就是摆不平，市里县里的有些人就是不希望我们两个人同时上嘛，我都干累死了。”

  　　黄以恒叹了一口气，又给郑天良倒满酒，郑天良说自己酒量不行，黄以恒就说你喝半杯我喝满杯，两人你来我往竟将一瓶酒对吹了。

  　　周玉英在用汽水敬黄以恒夫妇，她说：“我家老郑是直脾气，有得罪黄书记的地方，还请你多多包涵，他这个人没心眼。”

  　　黄以恒也恰到好处地说：“我有时候跟老郑沟通不够，事情一多，就不大注意细枝末节了，在有些事上做得也很不周到，也产生了一些误解，还望郑兄和嫂子能宽恕。”

  　　灯光照耀着桌上渐渐变凉了的菜，郑天良面前是一堆骨头，嘴上不可避免地油光灿烂。这次家庭宴会不知不觉中就成了一个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聚会，成了一个互相谅解互相团结的聚会。家是一个充满温情的地方，家里的事任何时候都显得很好解决，因为家里的矛盾是定位在自家人这一性质上的，所以一般说来，私人的事在家里解决，工作上的事在酒桌上解决，这几乎就成了中国国情的另一道风景。

  　　临走的时候，黄以恒送给郑天良一条“红塔山”香烟，郑天良坚决不要，黄以恒说：“你不要把我们的私下里的关系工作化好不好，这是老弟给你老兄的一点敬意，总不能算是我向你行贿吧？你不还带来一瓶芝麻油吗，如果你非要在大过年的时候按工作原则办事，那你就将麻油带回去，另外我们再坐下来算算今晚的伙食费，人均分摊一下要付多少钱。这不是存心要将我们的关系庸俗化嘛。”

  　　郑天良无话可说，周玉英接过黄以恒的香烟，说：“只要是黄书记给你的，一千条也照收不误，既不是建筑队给你的，也不是下级给你的，怕什么？”

  　　黄以恒说：“嫂子，我可没有一千条烟送老郑，我这还是从牙缝里抠出来省给他抽的，因为他烟瘾比我大。”

  　　郑天良晚上回来后，躺在床上想了很久，他觉得黄以恒对自己除了在工作上有些分歧外，在对待妻子周玉英工作的事上，在推荐全国优秀【创建和谐家园】员这件事上，在对他的人格尊重上应该说是无懈可击的，即使在他当副县长一事上也都是当作自己的事来办的。从私人情感上说，黄以恒对自己关爱有加，到王桥实验区当管委会主任，给自己的进退都留好了路，还进了常委。把三省交界的这样一个全省瞩目的综合经济实验区交给自己，也就是给了自己第二次独挡一面再创辉煌的机会，也等于是为自己下一步的政治前途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舞台。这里面包含着信任，更包含着关心，但黄以恒不愿直接说出来，他只是说这是不好干的工作，是一个让他很为难的工作，只有不好干的工作为难的工作才能做出政绩来。

  　　九十年代第一个春节是郑天良过得最愉快的一个春节，他像一个加满了油的推土机，野心勃勃地要在王桥集推出一片崭新的世界来。

  　　年初六一大早，郑天良就让沈一飞开着县委的一辆旧的桑塔纳送他到了王桥集乡，路况太差，沙石路坑坑洼洼，车子开到半路坏了，郑天良下车后，看光秃秃的土地在阳光下就像被撕碎的枯黄的古书铺在冬天的风中，郑天良站在风中抽了一支烟，又撒了一泡尿，上车后，他感到有些冷。沈一飞捣鼓了好半天才将车子弄响，破旧的车子与破烂的道路相互折磨，车轮下面发出古怪的声音，像一个残废的老人发出的哮喘声。

  　　沈一飞现在的态度很好，他上下车前都主动为郑天良开车门，郑天良就不客气地对他说：“像你这样把注意力放到开车门上的司机，我对你能否把好方向盘很不放心。”沈一飞态度谦恭地说：“黄书记叫我一定要将郑县长服务好，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还请郑县长多多批评。”

  　　郑天良问：“黄书记叫你给我开车门了？”

  　　沈一飞不支声。郑天良并没有考虑如何让黄以恒兑现配一辆新桑塔纳的事，他在想如何让第一期五百万资金尽快到位，通往县城的这条路简单地维修一下就要花四五十万，而实验区的农副产品交易市场占地一万二千平方米，即使建简单的铺面，加上道路水电改造，至少要六百万，五百万根本不够，还有王桥集位于合安县的“西伯利亚”，要想让外省的商户们都来交易，首先是王桥集联结外省边界的三条公路四十七公里按初等级标准修建，至少也要三百多万，还有二期的小商品批发交易市场的资金两千万能不能保证得了，县里的“五八十”工程资金缺口大概还有一个亿左右，这种矛盾怎么解决。好在合安县现在是全省经济改革的试点县，有省市领导的支持，银行里有的是钱，银行里的钱是国家的，国家当然不会在乎合安县两三个亿资金的。社会主义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拿国家的钱办小家的事，花国家的钱比花老子的钱还轻松，有时儿子不还老子的钱，老子跟儿子动手打架，但花国家的钱没人来跟你打架，钱不是银行私人的，你花的钱都用在了建设上，又没【创建和谐家园】，怕什么呢？因此官员们最担心的不是欠债，而是借不到债，一些地方官员的政绩就是靠从银行搞来多少钱而评定的，不搞白不搞，为了借债搞一点不正之风就像儿子借老子钱的时候给老子送一包点心一样文明礼貌。郑天良没本事搞钱。

  　　郑天良是在酒桌上找到王桥集乡党委书记陈凤山的。

  　　虽然年初六正式上班，从上到下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工作要做，县里有这样一句顺口溜，叫“初六上班点个卯，十五小酒没喝好，二十上班手不熟，三十才算节过了”。王桥集乡政府院子里空空荡荡，办公室除了一个值班的办事员外，还有几只麻雀在屋檐下叽叽喳喳地叫着，它们似乎缺少过年应有的食物，声音有些烦燥。郑天良问陈凤山在哪里，值班的说在郭乡长家里喝酒。

  　　郑天良找到陈凤山时，他们在郭乡长家已经将八瓶白酒掀了个底朝天，酒肉的气息四处蔓延，一个个喝得红光满面，郑天良要是平时，可能就要发火了，但今天是过年第一次见面，而且在行政关系没理顺前算是站在别人的地盘上，他就忍住了。他进去后只说了一句：“各位诸侯新年好！”

  　　陈凤山歪歪斜斜地站起来紧紧握住郑天良的手说：“郑主任，你也不先打个电话来，来来来，先喝两杯！”其他乡干部依次站起来跟郑天良握手，他们的手上沾满了酒和油汤。

  　　沈一飞说郑县长已经在乡政府食堂吃过饭了。陈凤山就说那就晚上到他家接着喝。这时已是下午三点半了，郑天良说：“老陈，我们还是先把合署办公后的工作议一议吧。”郑天良用了一种商量的口气。

  　　陈凤山一听说工作，马上就借着酒性发作了：“他黄以恒搞什么名堂，实验区连个招呼都不打立即上马，一味地命令我们先配合，可王桥集乡干部们怎么安排，他就像对待没娘老子的孤儿一样不管不问了，连个交待都没有，你叫我们怎么工作？”

  　　郑天良解释说：“县委还没来得及做过细的分工安排，但你们都是实验区筹委会的成员，王桥集乡改为综合实验区后，我们现在要立即着手平整农副产品交易市场的土地，先让机器开进去，尽快拿出工程设计方案和建设招标的条件。这些前期规划工作必须在正月十五前要完成，不然就不可能在年底跟县城工业区同时举行落成典礼。”

  　　陈凤山将一杯白酒一口喝下去，声音吵哑地说：“郑主任，钱呢？五百万到位多少了？我听说才划过来二十万开办费，工程一上马，花钱如流水，现在搞工程的，可不都是优秀【创建和谐家园】员，‘不见票子不拉弦’。我说这话绝没有对你郑主任的不敬，我是对黄以恒没有信心，更何况你本来就是被黄以恒排挤出来的。”

  　　郑天良沉不住气了：“你老陈怎么能这样说话，建实验区是市委的决定，我也是市委任命的，而不是黄以恒任命的，怎么能说出排挤这种没有原则的话呢？没钱由我来找县里和市里，但你们作为实验区筹委会成员，下午，不，马上跟我一起回乡政府开会！上班时间还在喝酒，成何体统！”

  　　郑天良一扳起脸发火，所有乡干部们的酒全醒了，他们抹着脸上的虚汗，纷纷离开一桌子残羹剩汤，他们从鸡鸭鱼的残骸中站起来，像一群喝醉酒的俘虏被郑天良押进了乡政府会议室。他们知道郑天良的脾气。

  《放下武器 》许春樵 　　　　　　　　　　　　　　　　

  　 13

  　　陈凤山原来跟黄以恒在县政府办是同事，省农校毕业的，不知什么原因，提为副科级秘书后就被下派到了合安县的“西伯利亚”王桥集乡，他对黄以恒很不满，郑天良的理解是可能是因为两人在同一个办公室上班，而且自认为能力不弱，而一个上去了，一个却下来了，心中难免有些怨言，而郑天良在这种时候，却必须要从大局出发，维护黄以恒的威信，春节过后，他更加明确了这一原则。

  　　陈凤山对郑天良说：“郑主任，我比你更了解黄以恒。”郑天良对陈凤山说：“我不希望你再说一些人际关系上的事，我们要多谋事，少谋人。”陈凤山说：“你不谋人，人要谋你。郑主任，你要不是有省委魏廷旺副书记给你谋一下人的话，你还不是在东店乡跟我一样喝得醉熏熏的。”郑天良说：“我即使在东店乡也不会像你这样不思进取，自甘沉沦。”陈凤山苦笑了笑：“郑主任，我肯定会支持你的，但我支持你就把实验区办起来了？”郑天良说：“我只要你支持就够了。”

  　　郑天良知道陈凤山心里憋着一肚子窝囊，这个自命不凡的人当然不敢跟他摆老资格，他在朝阳公社当书记的时候，他还是一个普通的办事员，但陈凤山心里不服黄以恒是能看得出来的，而现在的黄以恒根本不需要陈凤山这类角色来评定功过是非，他是市里省里树的典型，连郑天良现在都不得不让他三分。陈凤山并不一定反对建实验区，他真正反对的是没有让他主政实验区，副县级职位是他们这些乡长书记们一生而为之奋斗的最高理想，可这个理想却偏偏在机会来的时候又失去了，他对黄以恒过激的评价就在所难免了。

  　　从年初六开始，郑天良就将乡政府的大小官吏们全都作为人质绑架在乡政府的会议室里，家在这里的回家吃饭，家不在这里的一律吃食堂，谁都不许喝酒，包括陈凤山在内，还没人敢反抗郑天良，郑天良觉得在乡镇这一级他总是能那么一呼百应如行云流水，这也许真应验了老反革命吴成业的那句话：“你只适合在乡镇当一把手。”这话究竟是说他的能耐只能在乡镇当头呢，还是说县一级的衙门根本就容不下他这样的人呢？无论往哪一方面想，都不是好兆头。不过，在这关键时期，他不愿往深处想。

  　　吴成业是年初七到王桥集的。吴成业最初在电话里答应了郑天良的请求，可沈一飞车子开回去接他的时候，他却不愿来，他说如果设计的交易市场被否定了还不如不来，郑天良在电话里骂他道：“你这个老反革命，怎么就喜欢跟革命唱对台戏呢。你要是不来，我明天早上就赶回去吃住在你家里，只到你答应为止。”吴成业在电话里说了一句：“好吧，我答应你，但一个无赖是干不成大事的。”郑天良说：“我从来没说让你来帮【创建和谐家园】大事，不就设计一个交易市场吗，也就四五百万的盘子。”

  　　到正月十五晚上九点多钟，前期规划已经完成，交易市场的图纸是吴成业设计，一个十字小街向四面幅射，两层青瓦白墙的带有徽派建筑特点的铺面古色古香错落有致，郑天良说：“你可千万要为我省钱哟！”话说得小心翼翼不敢得罪。吴成业说：“每个铺面除了马头墙要多花三四百块砖头外，造价比农民家建房子都要省百分之二十的钱，比黄以恒找人设计的通往省市的那条窗口道路上的农民新村造价每幢要省百分之三十五的钱。你看能给我多少奖励吧？”郑天良说晚上我奖励你吃红烧猪蹄，吴成业对陈凤山说我的智慧就值三个红烧猪蹄，陈凤山笑着不答腔，郑天良说：“不，你最少也得值四个猪蹄。”设计方案一致叫好，而平整土地的工作在初八就开始了，陈凤山动用乡农机站的推土机，又招了两百多民工，昼夜不停地奋战在工地上，因为是在乡政府边上的农田里建市场，所以也不存在【创建和谐家园】的事，农户们在献出土地后，每户只要花八千块钱，就可以得到一个铺面，而每个铺面的造价是一万四千多块钱，其余都由政府贴了。工程建设分工已经明确，水、电、路、工程招标、质量监督、招商入住、包括建澡堂、办学校、邮局、厕所等等都已经落实到人了，郑天良总负责，主要是筹划资金到位，保证工程顺利进行，按计划年底举行落成典礼已不成问题。所有的人眼睛都熬红了，他们有人胆大妄为地跟郑天良开玩笑说：“郑主任，你的政绩主要是靠绑架人质实现的。”郑天良并不生气，他说：“反正喝酒喝不出政绩来，小平访问日本的记录片里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日本人靠玩命干出了奇迹，即使像吴成业这样的科技分子，他不玩命，就不会设计出大家都满意的图纸，也不会让他的科技知识变成生产力。”郑天良说完这句话，走到窗前听远处工地上的推土机还在轰鸣着，他对一屋子乡干部们说：“走，到食堂去，我请你们喝酒。”

  　　夜幕下的王桥集，正在酝酿着郑天良压抑了好几年的欲望和梦想。

  　　吴成业在离开王桥集前一天晚上跟郑天良进行了一次长谈，吴成业从来不把郑天良和黄以恒当成领导，他把他们当成是同学，从关系上说他跟郑天良更近一些，所以平时来往也多一些，但吴成业跟郑天良就没说过什么好听的话，今天也不例外，他坐在郑天良的单人宿舍里，手里捧着一把自带的紫砂茶壶，说：“老郑呀，你要是想干事呢，就在下面干；你要是想当官呢，就在上面干。”

  　　郑天良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好像在上面干的人就不是干事的，当官跟干事在你这里就是对立的，岂有此理。”

  　　吴成业不紧不慢地喝了一口水，嘴角上还挂着漏出来的一滴：“当官和干事在你身上就是对立的。在上面干，既要会当官也要会干事，或者说既要会干事更要会当官，你是属于那种会干事不会当官的人，当官对你来说不仅干不成事，而且还会当不成官，失败是注定的。”

  　　郑天良将烟掐灭在烟灰缸里，恼火地说：“难道我现在不是既在当官又在干事吗？”

  　　吴成业说：“假如我说你现在既不是在当官，又不是在干事呢？”

  　　郑天良真火了：“我不听你胡说八道了，你这样的老反革命除了牢骚之外，就不能说一点好听的话，说一点安定团结的话，唯恐天下不乱。”

  　　吴成业摆摆手：“不说了，不说了，我们下几盘象棋吧！”

  　　郑天良跟吴成业摆上棋盘，一直杀到夜里两点半，总比分是八比七，郑天良赢了，吴成业说：“在实验区这个地方，我必须让你赢。”

  　　郑天良说：“好像你让我赢的一样，我这是凭实力赢来的，不服，再来一盘。”

  　　这时，沈一飞喊两位吃夜宵，食堂做了两碗骨头汤泡锅巴，郑天良吃完后还问这是谁安排的，沈一飞说黄书记要我做好服务工作，是我让食堂做的。看着眼皮发涩的沈一飞，郑天良并没说反感的话，只是说：“你赶快去睡觉吧，明天还要送吴局长回去。”沈一飞走了，郑天良望着他孤独而凄凉的背影，心里有了一丝怜悯。

  　　王桥集综合经济实验区的资金只到位三百万，这比黄以恒答应的去年年底全部到位不仅晚了两个月，而且还有两百万没到齐。郑天良给黄以恒打电话要求在五百万之外再追加一百万建设投资，因为当务之急是要修好王桥集到县城的三十五公里公路，还有通往外省交界的三条四十七公里道路，单这一项工程就需要一百多万，如果路修不好，市场建起来也没人来经营，另外还要在三省边界的县市要提前做宣传、打广告，这也需要一大笔资金，如果资金紧张的话，郑天良建议小商品批发商城缓建，用这笔资金来完善道路交通、电网改造和自来水工程，小镇上至今还没有自来水。郑天良说起来没完没了，他在向黄以恒求援，黄以恒在电话里说：“你说的意见很好，我完全同意，现在你是实验区的一把手，要放手把工作抓起来，有些事你可以不向我汇报，我完全信任你。资金的事我再来协调，争取尽快到位。”

  　　郑天良放下电话的时候，想了一会儿有些惘然了，一期投入本来说好了是要提前到位的，现在还要协调，“尽快到位”还要“争取”，他想问哪一天到位，但他似乎要是这样问，就是对黄以恒的不信任，此时，他突然感到自己在这个边远的“西伯利亚”离开黄以恒还真是无法干下去，在县里的时候怎么一点这种感觉都没有呢。有一个民间传说中说，一位长得很漂亮的小妾，总认为自己很漂亮，给一个有钱而没有牙齿的老爷做偏房很冤枉，同床异梦，后来有一天老爷对小妾说“你到扬州看一看琼花吧”，于是就给她带足了盘缠上路了，到了烟花三月的扬州的时候，小妾发现钱没有了，她原以为自己很漂亮，肯定人家会争着给她吃的穿的，可没人给她免费的午餐，除了进窑子当【创建和谐家园】，无路可走，于是小妾开始怀念那个没有牙齿的老爷来，她一身褴褛蓬头垢面地回到了老爷的怀抱，哭着说：“我再也不离开老爷了”，老爷抚摸着小妾的头说：“我没有牙齿有钱，你有漂亮的脸蛋没有钱，你做偏房一点都不亏，谁也没欺负谁，我们之间很公平。”郑天良小时候听这个传说时没任何感觉，他今天回忆起这个传说的时候有了一些感觉，但究竟是什么感觉，还是想不透彻。郑天良想问题就像他下棋一样，只能看到下一步，而一个优秀的棋手，下棋看五步。这是吴成业说的。

  　　郑天良将到位的三百万挤出二十万来修连接县城的三十五公里路，本来要四十万，现在沿途有四个乡镇愿意动用农用拖拉机无偿运送沙石、民工无偿上路在狗啃过一样的路基上铺沙石，这样就省下了二十万。他们热烈欢呼县里拿钱修路，乡镇长们也都说还是郑县长体恤民情，可谁也不知道这是实验区的钱，县里的钱都用在五条商贸大道和工业区工程上了，全县除了连接省市的那条道路铺了柏油，其余都是伤痕累累，像被鞭子抽烂了脊背。郑天良还拿出了五十万先将连接外省的三条四十七公里道路铺垫干土路基，等资金一到位，再铺沙石。如果路和交易市场同时完工等于也就能按时开业了，如果路不修好，交易市场建成后除了供参观用之外，毫无意义。陈凤山不同意郑天良的意见，他说：“先把市场建起来，修路的钱等黄以恒拨过来再修，不然，你到时候，一件事也做不成。”郑天良自信地说：“资金没问题，关键是我们必须要将修路和建市场同时进行，这才是有效的，我们不能干没效率的工作。晚半年开放市场，要损失多少钱。”陈凤山不跟郑天良计较，只是说了一句：“郑主任，你不要以为我是反对你，我只是出于好意给你提个醒。哪有实验区已经开工了，班子还不组建的？他黄以恒工作再忙，也该到这里看看，你现在虽有分工，但由于职务不明，职责也就不明，郭乡长到洪山砖瓦厂谈好了三百万块砖的价格却不敢拍板，搞得人家怀疑他是假冒的领导，问他什么职务，他说是筹委会委员，人家说不跟委员谈，要跟领导谈。我们这不是要官，而是要那些官们对我们下面的同志负责，你都是我们的头了，我们又还能有什么官呢，不就是为了方便工作嘛。”

  　　郑天良专门到县里找黄以恒，可黄以恒却很难找到，一会在市里，一会儿又去了省里，临时约好的见面时间，他一进城，县委办却又说黄书记被市委梁书记叫去了。“五八十”一期工程今年年底建成，这是县里最关键的一年，年底的全省经济改革现场会要在合安召开，县里大大小小的头头们自从过年后就没睡过安稳觉，大家都在玩命。县委常委会和县长办公会几乎已经取消了，有什么事黄以恒电话里通气讨论，黄以恒说：“今年我们一定要从文山会海中解放出来，把时间全部用到工作中去。”

  　　让郑天良感到气愤的是他走后，工业区建设改由田来有副县长分管了。他问了几个常委和副县长，关于田来有的分工调整为什么不经过县长办公会，其他领导都态度很暧昧地说，这是特殊时期的特殊分工。从这一天起，郑天良开始慎重地考虑起了社会上的谣言，田来有虽然经常在会上被黄以恒批评，但他仍不遗余力地【创建和谐家园】裸地宣传黄以恒的讲话精神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郑天良不能在县城久等，他要沈一飞在县城死守，只要黄以恒一回来，立即打电话让他赶回来。交易市场工地的水泥和钢材时断时续，资金不到位，工程无法按时完工。郑天良坐公共汽车回去的时候，头上冒出了冷汗，当他看到沿途四个乡镇老百姓在尘烟灰土中义务铺沙石，心中稍有安慰。

  　　回到实验区，陈凤山冲进了他的办公室，他将帽子往桌上一掼，说：“郑主任，这他妈的没法干了！”

  　　郑天良甩给他一支烟说：“你是骂我呢，还是骂谁呢？”

  　　陈凤山说：“我骂黄以恒，他把钱全用在县城的面子工程上了，财政局李局长已经对我说了，砸锅卖铁先保证县城的建设，这是黄以恒定的调子，我不用问就知道你这次去县里一分钱也没要到。”

  　　郑天良说：“实验区本来就是县里的五八十工程之一，保证县城商贸大道和工业区建设，并不是就让我们实验区停止建设，黄书记完全同意我们关于修路的方案和投资规划，你就给我少发一点牢骚。”

  　　陈凤山说：“我们现在纸上谈兵，做黄粱美梦，郑主任你不觉得有点底气不足吗？反正我是受够了。我先跟你汇报一下工程情况吧，通往外省三条路的干土路基工程现在修了不到一半停下了，张庄村和柳下河村的老百姓不许施工，要把土地征用补偿费先付了才给动工，我去做说服工作，老百姓说我已经不是乡里的书记了，就不买我的账，我叫派出所去抓人，派出所说县里有过明确指示，【创建和谐家园】以后，合安县不许出现一例警察与老百姓冲突的事。”陈凤山端起郑天良的杯子咕咕噜噜地喝了一气，“交易市场工地开工量不足百分之四十，材料跟不上，有两个建筑队已经走人了。”

  　　郑天良坐在木头椅子上，望着窗外的树全绿了，春天已经到了，他的屋里还弥漫着阴凉的气息，他拉上陈凤山说：“走，到现场去！”

  　　交易市场工地上，只有零零碎碎的一些人在干活，十字街只能看到一个暗示性的轮廓，砖头水泥钢材全都用完了，郑天良和陈凤山穿行在有些清冷的工地上，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工地上没有旗帜和标语，也没有人声鼎沸的劳动的场面，他们更像是来凭吊一处刚刚挖掘出来的遗址，春天的风漫过郑天良的头发和这片新鲜的遗址，然后将一片片尘土卷向半空。

  　　郑天良正在揉眼睛里的灰沙，一个戴安全帽的人跑过来拽住了陈凤山的胳膊：“陈书记，你得给我把前期的钱付了。”

  　　郑天良睁开眼睛看到戴安全帽的人一脸酱菜的颜色，戴安全帽的汉子用不信任的目光咬住陈凤山：“你说开工一个月内付百分之三十的建筑费，我都干两个月了，你一分钱也不付，我手下六十多个民工要我的命，他们说我是骗子。你现在要么是给我付钱，要么就给我一个个地去向民工解释。我不像其它工程队，只干了几天，撤走了损失不大，我都干两个多月了，两条水泥路都快铺完了，你们当领导的要讲良心。”

  　　这个拽住陈凤山不放的人是交易市场修路的工头王富安。

  　　陈凤山挣脱了王富安的手指着郑天良说：“这是实验区的一把手郑县长，我是按照他的指示办的，我没骗你们。资金一时没周转开来，但绝不会不给钱，政府说话还能不算数，难道郑县长还能骗你吗？”

  　　郑天良问王富安：“按百分之三十，要付你多少钱？”

  　　王富安说：“一万一千三百四十九块。”

  　　郑天良说：“明天下午三点你去乡政府大院实验区财务科领钱。”

  　　王富安有些不放心地说：“你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手下的民工们还等着这些钱回家买化肥呢。”

  　　郑天良有些恼火了：“我什么时候说过假话？”

  　　郑天良跟陈凤山走远了，郑天良感觉到身后的目光如同钢针一样尖锐。

  　　陈凤山说：“郑主任，你这一说真话，说假话的就只剩下我了。不过，好像财务科说食堂买米买油的钱都不够了，还是你权力大好，一锤定音，我们说话不算数，全成了骗子。”

  　　郑天良心里有点烦：“这种时候，说这话有什么意思？难道让王富安跟你在工地上打架？是我说话不算数，我是骗子，这不是明摆着的吗，你非要我跪在王富安面前承认吗？”

  　　陈凤山看郑天良脸色难看，就骂了一句：“妈的，黄以恒是最大的骗子。”

  　　这一次郑天良没有反驳。他想着半拉子工程的远景，心里就像塞满子碎砖断瓦和废钢筋。

  　　沈一飞的车子在县里没回来，回来也无法开到乡下的土路上去。郑天良跟陈凤山坐派出所的三轮摩托车前往张庄村和柳下河村，陈凤山问驾车的派出所长钟明带没带枪，钟明说枪带了但他不敢拿出来，陈凤山说保护郑县长怕什么，钟明就说如果真出现了危及郑县长安全的事，他会掏枪来维持局面的。郑天良坐在车后说问题没那么严重。

  　　郑天良一路上五脏六腑差点被颠得吐出来，他的鼻子里呛满了灰尘。他准备找群众谈一谈，要他们以大局为重，支持工程建设，征用土地补偿金下半年保证兑现，而且每亩可以从三百六十块钱，提高到三百八十块钱。郑天良和陈凤山看到路基建设全都停了下来，眼看和外省的通道就此截断，他就像被人拦腰砍了一刀一样，身首异处。

  　　地里的麦苗在经历一冬的严寒后，它们在春风的鼓舞下从田地里纷纷地站了起来，满眼的绿色张扬着复苏的生命和压抑后的崛起，郑天良的视线里铺满了这种旺盛的气息。

  　　到了柳下河村，郑天良本来要找一些村民代表们来谈一谈个人与集体、小家与大家、局部和大局的关系，可几十号老百姓却不请自来了，他们将郑天良和陈凤山堵在村委会的院子里，不让进屋。钟明所长拨开人群说：“让郑主任进屋跟大家谈。”一个楞头楞脑的小伙子堵住门说：“不行，就在外面谈判，让他们这些官老爷们与农民打成一片。”钟明有些火了：“你什么态度，敢这样跟县长说话？”小伙子嘴上留一圈胡子，扬起一颗蛮横的脑袋：“怎么了，你县政府欠我们老百姓钱不给，还有理了？我们是老百姓，你能把我的扁担开除了，让我当国家干部，我马上就不要钱了。”下面一片哄笑声。

  　　郑天良感到农民的觉悟甚至不如文革时期了，那年夏天，他们村里肥料坑发生中毒事件，老百姓都是带头往前冲，想到这，他的情绪非常低落。但他必须要保持住镇静，他大声地说：“同志们，建交易市场，没有路就没有生意，有了路，大家都可以去经商，而且外省的商贩们才能把我们这里的农副产品运出去，这是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工程，同志们一定要以大局为重。补偿金下半年全部一次性兑现，而且每亩提高二十块钱。”

  　　下面一阵起哄：“我们要现钱，不给现钱不许开工！”

  　　人群中站出了一位歪戴帽子中年人，他走到郑天良面前，问：“你就是实验区主任？”

  　　郑天良说：“是的！”

  　　中年人说：“你看我穿得很破，但我不骗人，你穿得很整齐，只能说明你是一个穿着干净衣服的骗子。为什么其他几个村都给钱了，不给我们村，欺负我们这里人老实，是吗？告诉你，我们老百姓的意见是下半年每亩提高二十块钱也不干，现在我们宁愿降低十块钱一亩，来现钱，马上开工。”

  　　陈凤山不能容忍曾是自己子民的老百姓骂郑天良是骗子，他拿出了乡党委书记的权威喝斥道：“你再敢骂人，我就将你铐起来！”

  　　老百姓们全都吼了起来：“你这个下台干部，还敢耀武扬威，只要你敢动一下手，我们就叫你们站着进来，躺着出去！”说着就围了过来，手和拳头也攥紧了，少数人还扬起了手中的铁锹，跃跃欲试。

  　　派出所长钟明一看情况有些失控，就从怀里掏出【创建和谐家园】，他爬到院子里一个报废的石碾子上，将枪指着下面黑压压的人头大声嚷道：“全都给我往后退，谁要是再敢胡来，我就不客气了。”

  　　衣服很破的中年人将郑天良的袖子拽住了，并做出了扣押人质架势，“你要是敢开枪，我们就将县长扣起来！”

  　　钟明见几个老百姓同时围住了郑天良，就对着蓝汪汪的天空开了两枪：“退回去，谁再敢碰一下县长，我就打死谁！”

  　　下面的老百姓被刺耳的枪声吓住了。他们开始往后撤退，嘴里却喊着：“政府要对老百姓开枪了，你们是【创建和谐家园】！”

  　　郑天良还没游说就被逼入了死角，而且毫无还手之力，他感到无比悲伤，这个当年被老百姓前护后拥的乡党委书记，当了几年县长后居然落到今天这种窝囊的境地。他不知道是老百姓变了，还是自己变了，抑或是世道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