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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行前，北大一位气功师哥们石松给我占了一卦，说我海湾之行无大凶，但车祸不断。这一算可吓坏了我的朋友中文系的小师妹、日本留学生平岛由美，她特地让弟弟从日本找了个小蛤蟆要我挂在身上，因为日语蛤蟆念“凯露”，与“回家”发音相同。
我头一次撞车是在以色列耶路撒冷，灾情不重，仅撞瘪了出租车的右门。我一看卦算得挺灵，从此坐车只坐后排，而且总是系紧安全带。
塞浦路斯使馆经参处的小陆是北大75级的，为人特仗义，开车技术也高，四年来从未出过事，眼看一笔数目可观的行车安全奖就要到手。我在塞浦路斯转飞机、办签证，他没少义务帮忙。
由帕福斯到尼科西亚的高速公路好得不能再好，小陆开的是使馆的沃尔沃—740gl，据说是世界上最抗撞的好车。小陆轻车熟路，可我总是习惯不了靠左行的英式公路。远处海面上三块巨石，就是司爱与美的女神阿佛罗狄忒诞生处。可由于滂沦大雨，什么也看不清。眼看离尼科西亚还有20英里，我们就要到家，不料斜刺里钻出一辆粉红色的小福特，没亮转向灯就上了快行线。当时我们的时速至少有95英里，一下子就顶在了小福特的【创建和谐家园】上。
接下来的情景一连有好几年我怎么也挥洒不去：眼前仿佛是在演慢镜头，小红车在大雨中向右前方旋转着滑去，扫断12根中心隔离桩，车内杂物飞得满天都是，小陆一脚刹车停在路中。
我弄不清我是怎么从后排座位上飞起来，撞断前排枕头的靠垫，又打在小陆脖子上的。碰巧路过这里的塞浦路斯交通部长目睹了全过程，立即用他车上的无线电话通知了中国大使馆。警方当即裁决，责任全在小红车一方。可我的左臂和小陆的脖子全不能行动自如了。
第三次撞车是在伊拉克。当时听说美军到了扎胡，正在修建难民营，我们就开始摩拳擦掌，由于路途太远，得几个人轮着开。首席老朱技术最精，从凌晨5点开到上午9点30分，跑的全是没有灯光的夜路，险情丛生。我照例坐在后排，将自己紧紧捆在座位上，估计我们的新式奔驰—260不会撞不过别人，除非有人撞我们【创建和谐家园】，那我可就惨了。因为行李箱里装了200升备用汽油，一着火我先得变烤鸭。
天亮了，路也好了，老朱把方向盘交给了英文记者江亚平，江是新华社驻开罗文字记者，自称有两年开车经验，老朱关照他先把速度摇起来，再上快车道。当时老朱误以为所有年轻人都拥有和我一样的车技，其实战后我到开罗供职才发现，当时全分社14辆车仅有6人有驾照，而有驾照者开得比走路快不了多少。这是因为在国外的中国人惟一有危险的营生就是开车，所以分社领导不开放学车的“车禁”，以免出了事承担责任。在我开辟大吉普天马行空以前，从没有人敢单人驾车开过长途。我也由此犯了封建社会大到可以杀头的罪名——“违制”。
前方视野很好，自动换档的大奔驰眨眼速度就上了130，速度表电子音响发出动听的鸣叫声，我双目微合，尽量保存体力以待恶战。就在这眨眼之际，只听一声“咩”，几团黑乎乎的东西就越过奔驰的风挡，从我们头顶呼啸过去。车身猛然一抖，安全带勒得我心脏狂跳不止。
停下一看，傻了！原来傲视群车的奔驰，前脸五官全挪了位，仅剩左前角还残留一只转向灯。冷却系统彻底撞坏，挤在引擎中。车身上满是腥膻的羊血和碎肉。百米开外，两只死羊倒卧路中，几只伤羊正落荒而逃，气得老朱大骂开罗派来个废物。
老朱老跟我说，伊拉克大沙漠中夏季最高气温可达八十多度。我说这不可能，并要与他打赌。今天我全信了。
一望无际的大沙海在烈日下蒸气腾腾，金光万丈，仿佛有10万个太阳从360个角度围着我转，弄不清哪边是地，哪边是天。柏油路在烈日下像一条晒干了的死带鱼，泛着死光。刚才开着空调不觉热，可现在一切全来了。
烈日下无处躲无处藏，眼看着奔驰—260内的液晶温度计已经跳到了60℃，可还在稳步上升。连截了几辆小车，都说拖不动这个大个儿的奔驰。昨天我还为我们车有六个缸得意，今天却恨它为什么不是辆“飞鸽”，骑上就可以走。
终于来了一辆大拖车，我穿上摄影背心，模仿标准的交通警察姿势，左手向上直伸，右臂轻微向左挥动。这辆大车还居然停下了。老朱夸我挺有眼力，我忍不住又来了劲：“是魅力。”
拖车司机一听我们是中国人，很愿意帮忙。但翻遍全车仅找到一根丈把长的绳子，好歹算把我们的奔驰—260与他的庞然大物连在了一起。
汽笛一声长鸣，我们总算颤颤巍巍上了路。可由于绳子太短，前面大车尾灯一亮，我们就得手忙脚乱踩刹车，生怕给已经无颜见人的前脸再锦上添花。就这样，还是险象环生，三拖两拽丈把长的绳子上又打了两个结。
车速只敢维持在60公里上下，车内的空气总算又流通了。可扑面而来的全是热风，液晶温度计降到55℃就停滞不前了，体内再也排不出汗。我粗壮的汗毛有如干柴根根直立。这种感觉不知算蒸还是算烤。似睡非睡，从曼苏尔到巴格达两小时的路程却足足花了五个半小时，我们几乎也全似涅槃了的乌鸦，肉体干瘪，只剩下一丝游魂。等见到巴格达郑大使，我只剩下说“水”的劲。
31 海湾战争中的北大人
战争中总有堕落的人，可还有哈佛毕业生。
——海明威
1979年，我是稀里糊涂进北大国际政治系的，这全为我那九十多岁的爷爷。我爷爷的哥哥毕业于京师大学堂仕学馆，我爷爷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文科中国文学门。当时，他老人家硬说凡是上过这所学校的人都会变得勇敢诚实，民主科学，乐于助人。其实当时我更想进石家庄高级步兵学校，像所有多梦的中学男孩一样，幻想当个古德里安式的好军官（海因茨·冯·古德里安，普鲁士贵族，第三帝国装甲兵创始人，德国装甲兵总监，闪击战刨始人，由于在奥地利、波兰、法国、苏联等战役中以快速楔人敌后而著名，有“飞毛腿海因茨”之称。著有《闪击英雄》、《坦克进攻》等著作）。为了能和我爷爷历数的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们成为校友，我狠心放弃了当装甲师长的念头，咬着牙进了北大。可我怎么也想不到，就因为我爷爷一句话，竞会引出那么多不可思议的故事。
开学后第一个星期天，我们宿舍全体到校园里拍纪念照。北大素有照相的传统，60年前刘半农就在此建立过“光社”。在未名湖南岸，我们与长眠于此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合影，斯诺早年在这里教过新闻，用相机记录过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在北大37楼学生宿舍，我冲了我平生第一个黑白胶卷。
在北大图书馆，一个叫罗伯特·卡帕的战地摄影记者闯进了我的生活。这位18岁考入柏林大学政治系的小伙子大学一毕业就赶上纳粹上台，他背着相机只身逃往西欧，与海明威一起参加了西班牙内战。卡帕拍摄了包括诺曼底登陆在内的所有重大战事，由于玩命而闻名于世。他的朋友从乞丐到美国总统，从英格丽·褒曼到海明威，无所不包。直到1954年在印度【创建和谐家园】踩响地雷，他还不忘按下快门，终于含笑死去。我被这家伙迷住了。我把卡帕的好友、普利策文学奖得主约翰·斯坦伯格为他写的悼词抄在了日记中：“他不仅留给我们一部战争编年史，更留给我们一种精神。”我幻想自己是卡帕转世。
我儿时皈依的师父、中国佛教协会秘书长正果法师告诉我，人类的私欲不外为“名、利、色”。可像卡帕这样早已闻名于世可仍奋斗不息，直至粉身碎骨，他追求的是什么样的私利呢？
1983年我从北大毕业。久居美国加州的二伯问我需要什么帮助，我毫不犹豫地说：“给我买台好相机。”以后，我背着这台相机在中国政法大学教了四年书。直到一位北大校友将我推荐给新华社摄影部。
1986年底，我被新华社摄影部录用后，我才知道，对我进行考试并决定收留我的摄影部主任徐佑珠也是北大校友。当时我向她表自我决心当中国的卡帕，可她冷冷地说：“现在我一台相机也没有，可我知道怎么培养使用人。”如果没摄影部老板们的知遇，就不会有今天的我。
1990年12月20日，我经伊斯坦布尔、安曼辗转进入巴格达。在金色屋顶的中国驻巴格达大使馆，神态凝重的郑达庸大使对我的贸然前来似乎并不欢迎。我能理解这位北大毕业生的心情，郑大使必须为在伊拉克的每一个中国人负责。自海湾危机以来，巴格达使馆已组织成千上万的驻科威特、伊拉克劳务人员经约旦撤回祖国。郑大使钻进高悬五星红旗的奔驰—300匆匆而去，他正在为最后一批劳工的安全奔波。
巴格达使馆屋顶已用红油漆画了一面巨幅的五星红旗，赤日当空，一丝风也没有。为了求得大使同意我留守，我力陈我的四条理由：一、我是奉总社之命来采访战争的，为任务理应坚守巴格达。二、我是摄影记者，其工作特点是亲临一线。三、在国内我搞了四年突发事件采访，有应付危险的经验。四、有老学长的帮助。我保证服从大使校友的一切命令，我想大使校友最能理解我所追求的精神。大概正是这种北大精神的魅力，大使终于开了口：“你马上去领一套防化服。”
1991年1月14日，我正式接到开罗中东分社社长撤出巴格达的命令。在巴格达萨达姆国际机场，我被伊拉克海关扣留，理由是我没到【创建和谐家园】局办理合法离境手续，在我们最后撤出的七个人当中。我是惟一没办此手续的，因为我一直想寻机脱离组织，在巴格达潜伏下去，由于在战争期间违犯伊拉克法律，我被共和国卫队看管起来。我猜自己大概也会被押往曼苏尔饭店当做人质充当【创建和谐家园】。就在这时，郑大使的大手紧紧攥住了我：“我是中国大使，现在我担保这个人出境。”大使一直把我拉上波音—747的头等舱，紧贴着他坐下，直到飞机起飞才松了手。在这个世界上坏人每天都在增多的同时，好人并没有减少。这是我平生头一回坐头等舱，坐在我右边的是数夜不眠两眼通红的中国大使。我深切地感受到鲁迅自豪的“北大精神”，我们今天缺少的正是这种勇于承担责任的人。
在巴格达追踪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为和平做最后努力，是我平生遇到的难度最大的采访。摄影记者最大的挑战是在恰当的时候抵达最恰当的地点，这全凭一流的通讯和交通能力。在北京我有bp机、无线电话和一张到处是朋友的老脸，可在这里我仅有两手空拳。
就在我孤立无援之际，撞上了我的另一位北大校友、共同社记者河野澈。河野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后又到北大中文系进修。想不到在黑云压城的巴格达，我俩再次相遇，并肩合作，结下兄弟般的友谊。
以后，不论是在战火纷飞的伊拉克边境，还是一派和平景象的塞浦路斯，全能碰上北大的校友。
1月29日，我奉命由安曼飞尼科西亚，设法进入以色列。鼎力帮我的除新华社尼科西亚分社老陈夫妇外，还有一位素昧平生、毕业于北大经济系的塞浦路斯使馆经参处二秘小陆。小陆具有诚实、勇敢、乐于助人等典型的北大特点，他一直开车把我送上飞往以色列的小飞机，临别时又告诉我一个令人惊喜的消息：“中国驻塞浦路斯林大使也是咱们校友。”
3月1日，在开罗中国驻埃及使馆的院子，我与久别的巴格达郑达庸大使再度相聚，郑大使搂住我连转了三个圈，朝中国驻埃及大使詹世亮大喊：“嘿！快来，这就是我告诉你的小校友。上了《人民日报》的小校友。可就是头发太长了，没《人民日报》上的鸭子精神。”
更不可思议的是，3月15日重返巴格达一行六人，领头的郑达庸大使、武官曹彭龄、武官助理李天天竟全部是北大校友。
当我们四个人聚在曼苏尔附近一个大弹坑旁时，我猛然想起海明威的一句话：“战争中总有堕落的人，可还有哈佛毕业生。”
上帝啊！请赐予我
不为金钱所动的人
不为权力所害的人
讲真话爱思考的人
担责任珍视荣誉的人
勇敢的人。
32 罗伯特·卡帕！
一个有趣的、穿大兵服装的拍照片的人。
——英格丽·褒曼
在北大国际政治系当学生时，我就不是一个专心致志的学生。各种火炮的口径、射速和发射方式远比种种拗口的政治词汇更令我神往。为了应付以苛刻闻名的北大考试，我不得不亦步亦趋地跟在别人的屈股后面往图书馆跑。然则“其东走者同，其所以东走者异也”。英国的《简氏武器系统年鉴》、《简氏舰船年鉴》、《简氏战机年鉴》成了我的宠物。那套“时代—生活”版的14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尤令我终生难忘。我被历史照片无与伦比的说服力所震撼，由此对我们课本中种种令人费解的阐述产生了怀疑，身不由己地被这批用相机记录历史的传人所折服。
很快地，我发现在种种版本的历史书中，众多惊心动魄的战争照片的右下角，经常标有一行细小的黑字：robertcapa（罗伯特·卡帕）。显然，这是照片的作者。我不由得产生了二十分的好奇。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好莱坞影后英格丽·褒曼的自传中又看到了这个名字。褒曼把这位与她有过一段浪漫故事的卡帕先生描写成“一个有趣的、穿大兵服装的拍照片的人”。
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后，我终于在书堆中找到了卡帕的身世。这位游侠老哥本是匈牙利人，真名为安德烈，18岁考入柏林大学政治系，可毕业那年正赶上纳粹党上台，匈牙利霍尔蒂亦效法德国实行【创建和谐家园】主义，迫害进步青年，逼得他远走巴黎。由于穷困潦倒、一文不名，安德烈不得不靠一架破相机卖照片为生。但时运不济，尽管拼死工作，收入仅勉强糊口。
就在这尴尬时分，一位名叫塔罗的小妞儿从半空中掉了下来，心甘情愿地给流浪汉做搭档。塔罗人小鬼大，自称是子虚乌有的“美国摄影【创建和谐家园】罗伯特·卡帕”的图片经纪人，而她那穷困潦倒的男朋友自然成了神秘的摄影【创建和谐家园】罗伯特·卡帕的暗房工。少年伉俪狼狈为好，照片却以以往五倍的价格成批地抛售出去，法郎美金滚滚而来，而凭空杜撰出来的“罗伯特·卡帕”成了从未露面的神秘人物。
1936年，苏联肃反成功，宣布进入社会主义。十月革命中与列宁并肩站在铁甲列车上向苏俄红军挥手致意并被列宁称为“惟一可以在三个月内组织起一支攻无不克的红军”的托洛茨基，此时却成了“革命的敌人”，被驱逐出境。他的形象被斯大林从列宁身旁抹去。社会主义苏联开辟了用暗房技术随意更动历史照片的先河。
托洛茨基被驱逐到小亚细亚，辗转到北欧，沿途孜孜不倦地宣扬自己的“不断革命论“。从革命副统帅到流亡政客，托洛茨基自然成为国际传媒追逐的热点。可托洛茨基像讨厌拔牙一样憎恨摄影，每逢公开演说，必先将所有持相机者逐出国外方才开讲。全欧洲的摄影记者都无法拍到托氏尊容。欧洲当时最著名的《vu》杂志的总编辑重金悬赏天下勇夫，井亲自徒手前往哥本哈根大学现场聆听托兄侃山。
讲演即将结束，被缴了械的摄影记者们，徒恨杀龙有技，拍照无门，《vu》总编大失所望，而在这时，身着管子工破夹克、肩扛工具箱的安德烈钻了进来，当众装模作样地拆开了一段水管，又笨手笨脚往回装。
当夜，小妞儿塔罗一个电话打到《vu》总编辑的卧室：“老总，卡帕先生已经独家拍得托洛茨基…”席梦思上的总编辑一跃而起：“晦，小妞儿，别再罗嗦了！快让你那个脏兮兮的小伙子来我这儿上班！”
脏兮兮的小伙子从此干脆公开改名为罗伯特·卡帕，挽着小鬼塔罗的胳膊参加了西班牙内战，以一幅《士兵之死》开始职业战地记者生涯。直到今天，人们也弄不清这幅力作到底出自这一对儿情人中的哪一位之手。小妞儿塔罗死于战火后，卡帕出版了《西班牙内战》，靡页赫然一行黑字：“献给塔罗，她参加了西班牙内战，并永远留在了那里。”
这以后，罗伯特·卡帕流着眼泪告别了西班牙。辗转来到中国，采访了台儿庄大战。在诺曼底登陆中，卡帕是300万盟军中最先在诺曼底犹他滩登陆的先头部队的一员。
随着科技的发展，卡帕敏锐地预见未来战争愈来愈不适合摄影采访：“战争就像女人，已经愈来愈老，失去魁力。”尽管如此，对当代的每场战争，他都要御驾亲征。卡帕说如果未能参加进攻，“就犹如在美国星星监狱关了五年的囚徒，连艳星莲娜端娜的幽会都没有兴趣”。
在参加了所有现代战争之后，德高望重的卡帕在印度【创建和谐家园】的热带丛林中踏响了地雷。就在他的躯体被自下而上地撕成碎片之际，还本能按下快门，这张照片就是著名的《卡帕眼中的最后世界》。他生来一文不名，死时两袖清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翰·斯坦伯格在献给这位好友的挽词中写道：“罗伯特·卡帕不仅留下一部战争编年史，更留下一种精神。”正如卡帕毕生所言：“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靠得不够近。”
罗伯特·卡帕只活了40岁，短短的一生中参加了五次战争。卡帕尝言：“那些在胜利到来之前壮烈牺牲的人们是最杰出的，可活着的人却马上忘了他们。”卡帕一生追求的就是让历史永远记住那些西班牙内战中冲锋陷阵饮弹身亡的普通战士，记住第二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时在莱比锡阳台上中弹倒地的美军大兵…
两杯黄汤落肚，我总是产生我就是卡帕转世的错觉，仿佛我真的经历过卡帕经历的一切，我满身的臭汗也带着卡帕身上才有的老公山羊特有的刺鼻味。至少有一点是千真万确的，我们俩都是18岁那年进了名牌大学政洽系。还有，就是我们俩都有着同样狭隘的自负，仿佛只有相机才能记录历史。
33 新闻检查
“谨慎和大胆可以交替表现，但不可同时表现。”
一丘吉尔
1988年，新华社摄影部送我到汤姆森国际新闻培训中心学习。笔试之后是口试，该中心主任鲍勃·希区科克亲自主考。老鲍勃问我为什么来这里学习，我回答说，我从未想过到这儿来，全是我老板硬逼着我来的。老鲍勃大惑不解，问我想去哪儿，我从牙缝里迸出“beirut（贝鲁特）”。想不到老鲍勃一听竟跳了起来，用缺了指头的右手指着我：“嘿！小子！我就要把你训练得能去贝鲁特。”
以后我才知道，老鲍勃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年轻时曾是个大出风头的战地记者。几个月后，当我从汤姆森毕业时，老鲍勃竟主动为我写了一封硬得不能再硬的推荐信，声称要推荐中国最好的新闻摄影师到英国舰队街上学。可我由于要到秦岭拍野生熊猫而作罢。
老鲍勃教了我许多皮肉上磨炼出来的绝招，如面对开枪的军警应往人多的地方钻之类，并危言耸听地警告我，好记者不仅要能快速到达现场，还得善于对付新闻检查。果然不出两年，从北京到巴格达，老鲍勃的预言我全碰上了。
1990年12月23日，当我飞抵巴格达之时，由于战争迫近，新华社巴格达分社的电传机已被切断，文传机也因与伊拉克规定的型号不符而停止使用，首席记者老朱急得原地打转，写好的稿子就是发不出去。至于我的图片发稿则更是困难万分，首先我得将放大好的10寸标准传真照片打好英文说明，送到伊拉克政府新闻部，经审查合格后再送至伊拉克通讯社图传室，由伊通社图传室向伊拉克邮电部要国际长途，再传至新华社巴黎分社，经新华社巴黎分社传回北京。
由于巴格达情况特殊，对于所有会引起麻烦的敏感题材，我尽量擦着边走。战争一触即发的紧张气氛迫使每个记者都格外谨慎。对于伊拉克新闻部组织拍照的诸如每日一次的反美【创建和谐家园】，作为“雅嘿”（兄弟）我场场必到，以博得好感。面对新闻检查，光凭勇敢和诚实远远不够，见机行事的机敏及对你所在国家政局的了解，对该国实力派发自内心的尊重是必不可少的。
战争爆发后，伊拉克规定记者发稿只许用英文和【创建和谐家园】文，因为新闻审查官只会这两种文字。未经伊拉克新闻部审查的任何稿件都不得播发。我送审的所有照片都本着同情伊拉克人民的苦难、谴责战争的罪恶、争取国际社会帮助受战祸迫害的伊拉克人民、绝对遵守伊拉克政府各项政策的立场，固此没惹什么麻烦。我成了地档道档的墨家学派，四处兜售“非攻”。
在与巴格达敌对的特拉维夫，战时新闻检查制度更加完备。在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一楼大厅，专门设有以色列政府新闻部、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和新闻检查官三个彼此独立的办公室。在这里，记者可以用任何文字发稿，但必须将稿件内容用希伯来文或英文扼要汇报给着军装的新闻检查官。待着军装的新闻检查官审核后，盖上一个长方形的紫色图章并签上姓名才能发出。
以色列是个标榜新闻自由的国家，其新闻检查更侧重于军事意义。记者采写的所有稿件不许涉及与军事有关的地名、数字等，例如对所有“飞毛腿”导弹命中的目标都只许说“击中以色列中部某地”，以防止伊拉克根据新闻报道提供的信息，校正“飞毛腿”弹道导弹的发射轨迹。据我的以色列朋友奥丽特小姐介绍，大名鼎鼎的【创建和谐家园】就因报道了“飞毛腿”导弹命【创建和谐家园】拉维夫某地而被勒令停止采访，直到在电视节目中“向全体以色列人民公开道歉”后才获准恢复正常工作。
战争爆发后，美制“爱国者”式反弹道导弹出尽了风头。我一直想拍特拉维夫城外的美军爱国者导弹阵地，可又不敢贸然行事。我找到设在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一楼的以色列国防军新闻发言人，请求拍摄“爱国者”，可新闻发言人声称这类军事目标严禁拍照，任我力陈“爱国者”导弹神奇的新闻性就是毫无效果。最后我说：“我的朋友、台湾电视台的朱增有就拍过‘爱国者’。我之所以不能拍是不是因为我来自北京。”这个军官听罢，像被蝎子蜇了一下连连摇手：“我绝不是这个意思，台湾人可能是【创建和谐家园】的。”这位发言人竟建议我也去【创建和谐家园】，不过千万别把周围的环境拍进去，如果暴露“爱国者”导弹部署的位置，那麻烦就大了。
我和法国lestrepublican的charleslaprevoto驱车到城外，可还没等靠近“爱国者”阵地外围的铁丝网，就被巡逻兵发现，【创建和谐家园】计划流产。当日下午，我和日本记者村田信一再度前往。成群的“爱国者”导弹四枚一组装在巨型发射车上，昂首而立，每十余台发射车排成一个足球场大小的方阵。这次我们学乖了，村田用佳能新f—1机身十fn马达十300f4，我用尼康fm2机身十md12马达十80～200f4，隔着出租车的玻璃一通扫射，反正老鲍勃教导我们“新闻价值决定照片质量”。
急急忙忙跑回住处，我用肩膀撞开门，甩掉鞋，冲胶卷时紧张得直哆嗦。草草定影水洗，可胶卷上的“爱国者”导弹结像太小，任我把放大机机头提到顶，偌大的“爱国者”发射架在照片上还不够指甲盖大。我只好把提到头的放大机搬到洗脸池上，再摞上一把椅子，掉过头来趴在地板上铺平相纸，总算放了张只有“爱国者”导弹、没有任何环境的10寸传真照片。
待我兴冲冲捧着这张10寸传真照片、赶到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一楼新闻检查办公室时，只见村田信一正站在那里发呆。原来村因那卷用300mm镜头拍的反转片因“暴露导弹阵地的环境”而没能通过新闻检查。村田说我那用200mm镜头拍的则更不在话下。可当他看到我用放大机顶天立地放出的照片时，竟气得大哭起来，我坏笑着劝村田，拍负片有拍负片的好处。我的照片顺利地通过了检查，当天传到了北京，《【创建和谐家园】报》立即刊登了这张照片，这是首张出自中国人之手的“爱国者”照片。
在特拉维夫“飞毛腿”导弹的袭击下，我结识了许多勇敢风趣的西方记者。他们大多智力超群，雄心勃勃，经验丰富，不仅爱钱更爱荣誉，有强烈的职业自豪感。对他们来说，仅千把块的普利策奖远比六位数的年薪更重要。这些人对付新闻检查有着丰富的经验。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约翰·海古德说：“在危险袭来之际，自始至终的镇定是绝对必要的，这种镇定建立在经历了多次九死一生的基础上。有人说我勇敢，那是瞎说。临危不惧不是胆量问题，而是经验问题。好记者每战胜一次危险，就对自己的能力增强一份信心。这又【创建和谐家园】他去投入到下一场危险之中。”
2月11日夜，我第二次拍到“爱国者”导弹划破夜空迎击“飞毛腿”，前一次我用莱卡m—4十35mm镜头f1.4、1/2秒，拍到的“爱国者”导弹划破长空的弹道轨迹由于太短，被新华社摄影部值班室的老欧枪毙。在电话里，老欧说若用b门会更好些，但叮嘱我千万别再站在楼顶上拍导弹了。可我贼心不死，这次还用莱卡m—4十35mm镜头f1．4，b门，总算拍到了这一恐怖的夜景。
等警报解除、文字记者朱界飞从掩蔽部跑出来看我是否肢体完好时，我早已冲完胶卷并放好了一张传真照片。放照片时我故意让底片药膜朝上，这样放出的照片就成了一张影像相反的照片，使人无法根据“爱国者”导弹的飞行轨迹推算出爱国者导弹的位置，以免给以色列人民带来灾难。来不及关闭放大机，我和文字记者朱界飞跑到一楼大厅，他去查看外国通讯社如何报道刚才的空袭，我则提着美联传真机冲进新闻检查办公室。令人遗憾的是办公室空无一人，估计躲避空袭的检查官还没从避弹室回来。我拎着水淋淋的照片冲到电话机旁，边装我的美联图片传真机，边拨008613073426（这是当年的新华社传真照片接口）北京新华社，我朝听筒中的袁满怒吼：“袁满，快收！”美联社传真机飞速旋转起来，水珠洒了我一眼镜，我这才大松了一口气。因为这种老式的美联图片传真机没有监控，滚筒一转谁也看不到滚筒上发的是什么东西。我又做了个局，将几张前一天通过检查已盖章签字的照片摆在一旁，仿佛传真机上传的是它们中的一张，然后提心吊胆地守着我的宝贝照片。可就在这张“爱国者”截击“飞毛腿”的照片即将传完、滚筒行将停下来时，一名新闻检查官突然撞了进来，他走到我面前，随手翻看我扔在桌子上的照片，笑着问我为什么拍了这么多男女士兵接吻、搂抱的照片，我说因为我还没有女朋友，挺羡慕他们的。说话时我的心已提到嗓子眼儿。在这关键时刻，一向沉稳得让我着急的文字记者朱界飞踱着方步摇摇摆摆进来了，我顿时像老羊倌见到了毛主席。我面带微笑不动声色地用北京俚语快速地说：“快他妈让他走，我要河北省‘完’县了。”朱界飞手持稿子，指指点点把眼前的瘟神请了过去。我的图传机也恰在此时戛然而止。待到这位检查官回过身来看我时，我早已换上了另一张照片。
就在我得意忘形跑回住所时，现实残酷得让我流泪。我刚才忙于放照片，把那张水淋淋的底片始终药膜朝上卡在放大机集光箱下，现在已烤得起了泡。可我硬挺着没趴下。我记得1944年6月6日诺曼底登陆时的罗伯特·卡帕也碰上过这么一回。
34 再见巴格达
玩耍后睡眠，暴风雨中航行后入港，战争后休整，生之后死，这都是最大的快乐。
——斯宾塞《仙后》
1991年5月7日，我终于得到了伊拉克政府签发的离开伊拉克的特许证和路条。在此之前，办理离境申请足足花费了我两个多星期。由于伊拉克的药品试剂严重短缺，单是血样检验就得等10天。而出入境的常驻外国人必须不停地提供血液证明。
而约旦驻巴格达使馆的一位胖乎乎、穿得花里胡哨、似乎进化得不够年头的圆囫囵小姐却拒绝给我办理过境签证，原因仅仅是帮我办手续的老朱对她叫了声“夫人”。幸亏老朱应变能力极强，马上感慨道：“我真没想到至今还没有一位男子有幸娶您这样的美人。”黑胖小姐立刻转怒为喜：“现在就签。”
由巴格达到安曼的公路是伊拉克与外界联系的惟一通道，长约九百多公里，由东向西穿过寸草不生的大沙漠，西方记者称之为“死亡之路”。
老学长郑达庸张开熊臂拥抱了我之后，让他的司机一直把我送出境。沿途被炸毁的公路已被清理，一些弹坑也填上新鲜的沙土，汽车残骸堆在路边锈成团团乌铁。我们崭新的“巡洋舰”虽然轻快，可因为是新车，引擎耗油极厉害，才跑一半路，车顶四大桶备用汽油就已见底，此时离约伊边境还有上百公里。为节油，我们不敢开空调，扑面而来的热风至少50℃。太阳照在沙漠上，朦朦雾气中，远处忽然出现一片碧绿的湖泊，使人弄不清太阳在天上还是地下，其实这全是幻觉。长达五个半月的紧张采访已经使我对危险的感觉变得迟钝。
车到卡迪希亚边防站，我和司机四处找人买油，回答都是“麻库”（没有），正在走投无路之际，发现一辆接着使团标志的“奔驰”。一打听，是斯里兰卡驻伊拉克大使的车。这位佛国大使双手合十爽快地命令司机立即给我们抽油，并坚决拒绝收款，只收了我们两罐茶叶。他说“互相帮助，友谊第一”，之后是阿弥陀佛之类。我亦虔诚地背诵起“槃若波罗密多”。
驻安曼使馆的小李曾在叙利亚留学，说得一口流利的【创建和谐家园】语。有他送我到安曼阿丽亚机场，【创建和谐家园】手续格外顺利，直到第三道安检，小李才被挡在了线外，高大魁梧的边防警察对旅客逐一搜身。我规规矩矩地先把传真机递上去，然后是一大摞传真照片。几名安检官员一拥而上，争相传看照片，竟把我晒在一边。这时走过来一位上校，一声断喝，大兵立即毕恭毕敬地将我的照片呈上去。上校走到一张办公桌后坐定，戴上眼镜，一张张仔细翻看。待听得上校一声低吟，我趁机走上前去给上校讲解照片的内容。“七·一六”大桥、饥饿的儿童、被美军炸毁的儿童奶粉厂、被政府军击毙的库尔德武装分子……我抬头朝玻璃门望去，见小李还在紧张地注视着我，我高举右手做了个“ok”手势。上校终于将照片全部还给我：“很好，应该让全世界知道战争的罪恶。”
安曼时间5月12日22点30分，我搭乘的约航班机开始滑跑。一位漂亮的空姐问我：“你是日本人？”“不，中国人，人民中国。”小姐嫣然一笑：“中国饭好吃。”
当地时间5月14日11时30分，我飞抵曼谷。我的土黄色的沙漠迷彩裤和笨重的伞兵靴令生活在和平环境中的人们惊异。我看着泰国人的面孔，与中国人非常相近。面对无数张“中国脸”的海洋，我无法辨认谁是新华社曼谷分社来接我的同胞。我担心自己身上的“新华”标志还不够醒目，就拿出几张10寸传真照片，在其背后用“诗德楼”记号笔写了一尺见方的三个字“新华社”，把它竖在行李堆上。好奇的旅客总想翻看方块字背后的画面，我可没心思在这里办影展。正当我急不可耐、准备叫出租车的时候，新华社曼谷分社来接我的小邵在人群中发现了我。
中午，我们在乍都扎公园门口吃了顿海鲜火锅，这是我参加海湾报道五个多月以来吃得最美的一顿。曼谷分社要留我住两天，可我们摄影部老板命令我立刻返京，否则就要扒我的“鸭皮”。当年【创建和谐家园】还不盛行，摄影部不许记者利用采访之便游山玩水。在我撤离巴格达时就已接到老板要我“保持晚节”的指示。
就要回到祖国、回到亲人身边了，心情却比在战火下的海湾时更不平静。战争锻炼了我异于常人测知哪里将要发生重要事件的能力，只有受过严格训练的眼睛，才能观察到细致入微的东西，得出令人信服的正确结果。泰戈尔老人诗云：“天空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可我骄傲，我飞翔过。”
回首战时的五个半月，我想念曾与我一起日夜奋战在海湾的各国同行：共同社的河野澈、大河源利男，cbs的约翰·海古德，美联社的多米尼克，东京新闻的草间俊介，法新社的阿德利，自由撰稿人村田信一……就在我们采访基尔库克前几天的3月29日，美国《新闻周刊》摄影记者加德·格罗斯永远长眠在那里，他只有27岁。我曾在约旦河谷贝卡难民营与他有过一面之交。
新华社社长郭超人曾对我说：“摄影记者应该是最勇敢、最忠诚的人。新华社摄影记者更应该如此。”我不过是想当新华社“摄影翅膀”上硬羽毛的多梦青年，历史成全了我，让我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好的集体。并不富足的人民使我得到了一流的教育和培训。【创建和谐家园】得并不很好，只是尽了力而已。
飞机将我和祖国的距离不断拉近，我就要见到日夜指挥我采访的老板们、帮我保障传真线畅通的传真员袁满和新闻中心的哥儿们了。
走出机场，我一眼就看见了我的老板，我迈开伞兵靴冲上去，把我脏兮兮的【创建和谐家园】包头蒙在她的头上。我心里默念：缅怀战争中丧生的无名英雄，献给他们的母亲。
战争结束了，我们休息了，
但大炮和坦克没有休息。
战争结束了，我们回家了，
可我们的兄弟没能回来。
战争结束了，我们还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