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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几天里，詹姆斯·贝克和劳伦斯·伊戈尔伯格这两位老布什政府的国务卿，发表了他们自己反对立即对伊拉克开战的警告。两人都呼吁政府放慢事件的节奏，提交联合国，寻求反对伊拉克政权的国际支持。“我们应该尽量避免自己单枪匹马地干，总统应当拒绝那些主张单干的人的建议，”贝克说。贝克曾在佛罗里达计票争议中代表小布什，在帮助其赢得总统职位上起过关键作用。
是什么造成了斯考克罗夫特与赖斯，这位老师与他精心举荐的女门徒之间在观点上如此巨大的分歧呢？如何解释老布什外交政策班子的中坚，为什么会在小布什任期内变成忠心于政府的反对派呢？
斯考克罗夫特往往把分歧归结于国内政治。他认为，小布什及其政治顾问卡尔·罗夫表述政府的外交政策的方法，能够吸引共和党保守派，他们是共和党的支持基础。他们试图从布什的父亲在1992年竞选失败中吸取教训。斯考克罗夫特对外交政策的关心远超过政治，但即使是他，在那次竞选失败10年之后，也承认没有给予共和党保守派基础足够的关注是老布什政府所犯的严重错误。
然而，国内政治只能部分解释从第一个布什政府到第二个布什政府的变化。“火神派”对外交政策是认真的，并为其贡献了他们大半的职业生涯。他们正在改写半个世纪以来指导美国与世界关系的一些基本原则。他们正在干的远远超过了在国内政治中所必须做的，他们显然信仰他们正在做的事情。
赖斯的一些同事提出了另一种解释：从老布什到小布什的转变，反映了年龄差别和一代人的差别。按这种理论，斯考克罗夫特、贝克和伊戈尔伯格代表着上一代人，他们仍然信奉伴随了他们大半生的冷战时期的谨慎与克制。相比之下，赖斯及其一些助手，诸如国家安全副顾问斯蒂文·哈德利，是在老布什政府里获得他们在外交政策方面的最初经历的，那时，他们目睹了整个世界发生积极变化的可能性。
但是，这种以年龄为基础的分析似乎是不充分的。小布什政府里起主要推动作用的还包括切尼、拉姆斯菲尔德和沃尔福威茨。这三个人都不是在老布什政府时才声名鹊起的，而是更早，在尼克松—福特年代，几乎与斯考克罗夫特、贝克在同一时期。
实际上，从老布什到小布什的变化反映的并非年龄问题，而是共和党内自70年代以来在外交政策上的基本分歧。尽管每个人都接受了冷战强加的限制，切尼、拉姆斯菲尔德和沃尔福威茨当时就比斯考克罗夫特等现实主义者更渴望试探这些界限。他们不那么愿意接受与苏联关系的缓和，他们更渴望用美国的理念和军事实力与之对抗。
第40节：走向伊拉克战争(4)
除了这些长期的哲学分歧，又发生了“9·11”的猛烈冲击。确实，使乔治·W.布什的外交政策班子不同于他父亲班子的，不是他们在冷战中的经历，而是他们在冷战结束十多年后的经历。当纽约和华盛顿遭到【创建和谐家园】打击时，斯考克罗夫特、贝克和伊戈尔伯格并不负责美国的安全，负责的是“火神派”。斯考克罗夫特、贝克和伊戈尔伯格在政府的工作几乎完全在冷战结束以前。而“火神派”的突出特点则是他们的职业生涯横跨这个重大变化的前后。对“火神派”而言，冷战的结束只是故事的一半，恐怖主义是后来的年代中最主要的主题。这造成了对未来看法的显著不同。例如，在1990和1991年那些事件的基础上，斯考克罗夫特和贝克可以合情合理地把沙特【创建和谐家园】看做美国的朋友和合作伙伴。而从小布什政府官员同样正当的观点看来，沙特【创建和谐家园】的作用，充其量也是成问题的。1991年后的十来年，断断续续地发生过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本·拉登和其他沙特人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赖斯和斯考克罗夫特就那篇评论版文章进行了不愉快的交锋后，仍然维持着友善的关系。但自那时起，只要斯考克罗夫特打算写篇文章，都会事先通知赖斯；有时她会要求和他先谈谈。斯考克罗夫特并没有改变他的观点。许多个月之后，当乔治·W.布什和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开始筹划在萨达姆·侯赛因下台后建立一个统治伊拉克的美英临时当局时，斯考克罗夫特宣称，绕过联合国将激起【创建和谐家园】世界的“愤怒和敌意”。“我怀疑在任何现实的时间内把伊拉克改造为民主国家的能力，”他说。
斯考克罗夫特，这位老布什的朋友和合作著书的作者，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美国最意想不到的高层持不同政见者，向曾与他一同工作并受他举荐的小布什的外交政策官员和小布什推行的政策提出了明确挑战。在他开始发表自己的观点之后，华盛顿外交政策精英圈子的其他人注意到，他仍受到礼遇，但是距离却拉开了。当拉姆斯菲尔德之类的官员给前国务卿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们秘密介绍情况时，有时斯考克罗夫特并没有到场。
在政府内部，科林·鲍威尔提出了许多与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相同的观点。确实，鲍威尔和斯考克罗夫特正好与沃尔福威茨和珀尔形成一种对应。每一对中的两个人，想法相同并在过去曾密切合作过，他们的道路是平行的，一个在政府圈外，一个在圈内。
鲍威尔向总统和政府中的其他人强调，他原则上不反对军事干涉伊拉克。他坚持说，重要的问题是怎样干涉，什么时候干涉，和谁一起干涉，以及如何善后。鲍威尔说，美国不应该单干，而应与志同道合的朋友和盟友组成联盟，共同对萨达姆·侯赛因采取行动。他还说不必过急；政府应该在自己选择的时机行动。
鲍威尔推荐了一项更深思熟虑的行动方案，首先争取在联合国赢得对武器核查员重返伊拉克的支持。但在政府内部的讨论中，切尼坚持认为政府不应再从联合国争取任何新的授权；美国只需要通知联合国，由于伊拉克未能遵守安理会以前的各项决议，已经到对伊拉克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8月26日，切尼在纳什维尔对一群海外战争老兵发表讲话，公开直接批驳了鲍威尔发表过的一些观点。副总统首先拒绝了布什政府应寻求让联合国武器核查员返回伊拉克的观点。“萨达姆精通欺骗和退却的伎俩，也善于玩弄否认和欺诈的手腕，”切尼说，“核查员回去也根本无法保证他执行联合国的决议。”他断言萨达姆·侯赛因已经重新企图获取核武器，并要加强伊拉克化学和生物武器能力。
副总统还简明地阐述了伊拉克石油与政府的考虑之间的关系。切尼指出，伊拉克拥有世界10%的石油储量，如果萨达姆·侯赛因掌握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可以预计，他将会寻求主导整个中东，从而控制世界很大一部分能源供应”。切尼批驳了斯考克罗夫特关于对伊拉克采取行动将加剧整个中东紧张局势并削弱反恐战争的论点。相反，他说：“该地区的极端分子将不得不重新思考他们的‘圣战’策略。整个地区的温和派将会振作起来。”
第41节：走向伊拉克战争(5)
向海外战争老兵发表的讲话，代表了切尼正在扮演某种新的角色，这让他过去的同僚们感到吃惊。切尼，这个典型的局内人，这个几乎从未在众院大厅发表过演说的前众议员，这个在五角大楼联合记者招待会上让科林·鲍威尔唱主角的前国防部长，主动在一场公开辩论中领起头来。这在过去是他通常会留给别人的角色。这也表明了切尼对伊拉克问题感觉多么强烈，他在政府内部会议上会是如何力主开战的，内部会议原本是最适合他的地方。
到2002年夏末，共和党外交政策精英圈内关于伊拉克的争论开始变得带有敌意了。越战老兵和没有参加过越战的人之间原有的对立再次公开化。越战老兵内布拉斯加参议员查克·哈格尔，向没有部队经历的珀尔发问，他是否愿意“随第一波部队攻打巴格达”。在网页上和互联网聊天室里，人们给切尼、沃尔福威茨及布什政府其他从军经历的人起了“雏鹰”的绰号，“雏鹰”指的是那些从未经历过战争而又主张打仗的人。主战派的一些人则向反战派进行同样针对个人的、恶意的攻击。有人提出，斯考克罗夫特和贝克关于伊拉克的观点不过是出于他们与沙特人的朋友关系以及获得咨询合同的需要，而鲍威尔则是被国务院这个官僚机构洗了脑。
布什迅速采取行动结束了党内和政府内的争吵。总统决定把伊拉克问题提交联合国。布什9月12日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中宣布，美国将提请安理会通过一项关于伊拉克的新决议。他说，“萨达姆·侯赛因政权是一个不断扩大的严重危险”。如果伊拉克想要和平，就得“公开、清除和销毁”全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布什的决定表面上是国务卿对副总统的胜利。在短时间内的确是这样。政府采纳了鲍威尔和斯考克罗夫特建议的谨慎的方法，在战前寻求让联合国核查员返回伊拉克，而不是像切尼建议的那样跳过这一步。正如“9·11”后布什按鲍威尔意见决定集中对付阿富汗而不是伊拉克那样，这次总统又推迟了对萨达姆·侯赛因立即动手，同时寻求国际支持。
在更大的意义上，政府内外就伊拉克问题整整一个夏天的争论，结果是一个有利于鹰派的妥协。为了赢得提交联合国讨论的争论，鲍威尔和斯考克罗夫特感到不得不被迫提出最终有利于推动战争的论点。两人都强调他们并不反对伊拉克的政权更迭或美国最终对伊拉克进行军事干涉的想法。斯考克罗夫特表示，如果伊拉克不与联合国核查员合作，就给了美国开战的理由。鲍威尔也坚持说问题不是要不要对伊动武，而是如何打。
实际上，布什决定把伊拉克问题拿到联合国，并没有做出什么让步。在2002年9月时，美国反正还没有做好对伊作战的准备。五角大楼还没有为入侵部署好足够的部队。政府内部的假定是萨达姆·侯赛因不会服从联合国；他不会和盘托出他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情况。而且，当部队到达那个地区后，如果美国想甩开联合国，仍然可以这么做。
同时，联合国可以帮助布什政府不仅在国外而且在国内获得对战争的支持。那时的民意测验持续显示，美国民众只有在得到国际社会支持时，才会支持对伊开战。“我们最新的民意测验结果是，64%的人总体上赞成对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但如果我们的盟国不参加，这个支持率就缩小到33%，”皮尤民众和媒体研究中心的安德鲁·科胡特9月份这样写道。这样的民意测验结果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布什政府最终入侵伊拉克时要不遗余力地宣称它是在广泛的国际联盟的支持下行动的，即使这个毫无价值的联盟包括了许多非常小的国家，而美国最老的一些盟友却不在其内。
回想起来，当时没有人意识到，共和党人在2002年夏天的那场口水战是美国关于伊拉克战争唯一的一场严肃的公开辩论。民主党人分化严重，对就伊拉克问题挑战布什犹豫不决。他们关于是否开战的争论从未达到共和党内部口角的激烈程度。那年秋天，经过断断续续的辩论，参众两院高票通过授权布什“在他认为必要和适当的时候，……对伊拉克造成的持续威胁使用美国武装力量”。布什和共和党在11月国会选举中赢得席位后，民主党就更不愿意质疑布什政府的伊拉克政策了。持不同政见的共和党人也把调门降了下来。布什一决定经过联合国，斯考克罗夫特、贝克和老布什政府的其他老人对小布什政府的批评也变得谨慎多了。他们再也没就伊拉克问题发出直接的公开挑战。鲍威尔最终向政府的其他人靠拢，支持了推翻萨达姆·侯赛因的军事行动。
第42节：走向伊拉克战争(6)
总之，布什2002年9月寻求联合国授权的决定是精明的政治手腕。不论是不是精心设计的，它都起到了在关键时刻改变伊拉克问题的政治作用。接下来的几个月，人人都等着看联合国将如何处置伊拉克，而在这段时间里，美国国内的【创建和谐家园】消退了。到伊拉克问题的辩论再起时，参加的各方已经改变。主角已不再是在华盛顿的个人或派别(切尼对鲍威尔，珀尔对斯考克罗夫特，现实主义者对新保守主义者)，而是整个国家(美、英对德、法、俄)。布什政府成功地把辩论国际化，而且在这个过程中，瓦解了国内的反对派。
9月中，负责东亚太平洋地区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詹姆斯·凯利在华盛顿关注着日本首相小泉对朝鲜的访问，此次访问令他越来越兴奋。小泉受到热烈欢迎，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在多年否认后，终于承认他的政权在许多年前绑架过日本公民。“我认为小泉的民意测验分数会猛升，”凯利说。
凯利有理由密切跟踪这些事件。他本人正在准备作为布什政府的第一人访问朝鲜。鲍威尔和阿米蒂奇已经说服了布什政府，现在是尝试与朝鲜对话、看它是否有意放弃其核武器计划的时候了。五角大楼和副总统切尼办公室的官员已经放出口风，对这种访问的价值表示怀疑，坚持说现在想取得进展还为时过早，为谈而谈没有意义。布什政府内部的根本分歧，要比凯利的日程问题深刻得多。“火神派”的一些人认为美国不应当做出可能会帮助世界上最专制的政权继续执政的妥协。
朝鲜在大大小小的事务上一直让布什政府头疼。有不少小危机从未见诸报章。美国一家私人企业的一组核专家几年来不断访问朝鲜，按美国能源部的合同，协助把该国的废燃料装进容器里。2001年秋，这个组里的一些人突然被禁止离开朝鲜；有些人交了不少钱才获释。经布什政府高层干涉后，这些人才获得自由。
后果更为严重的是，美国情报机构报告，朝鲜在继续进行其核武器项目。克林顿政府认为，这个项目已经根据1994年签订的协议冻结了。朝鲜在该协议中同意停止收集制造核武器的关键成分——钚。然而，美国情报机构的报告从2000年起就做出朝鲜一直在秘密寻求浓缩铀的结论。这是制造核弹的另一种方法。
布什政府决定，凯利应该告诉朝鲜，美国知道这个浓缩铀的计划，并且坚持要它停下来。多数官员预计朝鲜会矢口否认铀计划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朝鲜如果这样否认，倒会使布什政府内部争论的各方都感到满意。鹰派之所以感到满意，是因为如果朝鲜抵赖，双方就朝鲜在干什么的争论将拖延下去。而鸽派则会将这种否认当作使朝鲜重新回到国际社会的冗长过程的第一步。
朝鲜让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10月3日，当凯利在平壤举行的谈判中提出铀计划的问题时，朝鲜官员不但没有否认，而且在第二天通知凯利“朝鲜有权拥有核武器”。
凯利带着这个消息返回华盛顿后，布什政府起初对此秘而不宣。有些官员希望美国可以马上请中国和俄罗斯劝说朝鲜放弃该计划。但是，帮助来得没这么快。不到两个星期，朝鲜承认有核计划的事就泄露了出去。
消息的走漏给布什政府带来一连串麻烦。此时，布什班子正试图在国内外赢得对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的支持，而此事可能会把注意力从伊拉克转移开。更糟的是，朝鲜承认有核武器，可能让布什政府对伊拉克采取行动的合理性产生问题。朝鲜的核计划比伊拉克更先进也更危险，批评的人就会问：对一个国家非得动武，而对另一个却不打的道理何在。诚然，朝鲜先进核武器计划的存在并不能迫使美国接受伊拉克也有可能性。但是，如果美国对朝鲜的核计划采取宽容并耐心的态度，那么将如何解释在伊拉克问题上的紧迫感？
根本问题在于，“火神派”发展的新学说对朝鲜不能像对伊拉克那样适用。朝鲜由于拥有进攻韩国和一旦开战便可摧毁其首都首尔的能力，因此不太可能成为先发制人打击的候选国。朝鲜也不可能被转化为传播民主的示范项目。部分“火神派”希望，一旦美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可以把伊拉克变成民主的典范，从而改变【创建和谐家园】政治文化以及整个中东的政治。但在东亚，有些政府已经是民主政府，剩下的也不会效法朝鲜。伊拉克地处一个充满麻烦地区的中心并与之错综复杂地联系在一起；而朝鲜则地处一个繁荣兴旺地区的中心，但却与之隔绝。
第43节：走向伊拉克战争(7)
所以，在朝鲜问题上，“火神派”只得使用权宜之计。他们在世界其他地方往往大胆行事，推行快速持久的解决办法，而对朝鲜，则选择了等待，甚至冒允许危险的核计划继续进展的风险。他们仍然指望中国和俄罗斯最终能帮忙向朝鲜领导人金正日施加压力；他们向往有这么一天，朝鲜绝望的经济问题能迫使它采取更妥协的立场。有些“火神派”甚而希望平壤能出现崩溃和政权更迭。
布什政府在争取时间，坚持说情况并不紧急。科林·鲍威尔的“这不是危机”的说法成了布什政府在朝鲜问题上的反复表态。当朝鲜重新启动其核反应堆时，官员们说这不是危机；当朝鲜强迫国际监察员离开该国时，也不是危机；当朝鲜重新开始生产制造核武器的钚时，还不是危机。
作为一个群体，“火神派”在其整个职业生涯中关注的是军事实力。但朝鲜看来是个不太好动用军事手段解决的问题，这和伊拉克不同。布什政府似乎在寻找军事解决的可能，但没能找到。“朝鲜肯定是个威胁，但是一种不同的威胁，至少在现阶段，可以通过外交手段做不同处理，”拉姆斯菲尔德说。
从2002年末到2003年初，当布什政府准备对伊拉克动武，朝鲜的核计划继续推进时，拉姆斯菲尔德一番谨慎小心的话，归纳了美国举棋不定、见风使舵的朝鲜政策的实质；“至少在眼下”，布什政府把这事交给外交官来处理。
2002年秋，鲍威尔指挥美国在联合国开展了一场外交攻势，争取通过一项针对伊拉克的新的强硬决议。萨达姆·侯赛因突然宣布他将允许联合国武器核查员四年来首次重返伊拉克，但他这最后一分钟的妥协没能阻止安理会采取进一步的措施。美国寻求能授权联合国成员国采取“一切必要手段”的措辞，这是动武的委婉说法，希望保证萨达姆·侯赛因政权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其他政府在法国和俄罗斯的带领下并没有接受美国的建议，他们希望联合国首先进行新的更严格的武器核查，然后再就使用武力的问题举行第二轮讨论。
在鲍威尔和法国外交部长多米尼克·德维尔潘的斡旋下达成了妥协。美国放弃了在这个联合国决议之后就可授权诉诸武力的“一切必要手段”的措辞。法国则同意，如果伊拉克不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就可以宣布其实际违反了联合国的决议，包括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时伊拉克承诺过解除武装的那项决议。这些措辞给美国留下了宣称因11年之久的停火被破坏而对伊动武的余地。11月8日，联合国安理会以15比0的票数批准了这项妥协。
当时，联合国的这项决议被广泛描绘为鲍威尔对布什政府内鹰派的胜利。人们说，他既在联合国成功地为布什政府的伊拉克政策赢得了一致支持，同时也在华盛顿为采用多边手段对付伊拉克赢得支持而得了分。人们说，鲍威尔已经再次成为布什外交政策班子的主导人物。布鲁金斯学会的迈克尔·奥哈伦写道：“科林·鲍威尔在也许是布什任期内最重要的国家安全问题的争论中已经获胜。”他的结论是，“现在，总统和他的国务卿一道争取和平解决伊拉克问题已经真正有可能了，这将重写关于高压外交的教科书，以及此前关于谁真正在这届政府里发号施令的历史”。
这是对布什政府，对国务卿在其中的作用以及鲍威尔个人的错误判断。总统、所有的“火神派”，包括鲍威尔，都在继续追求更迭伊拉克政权的目标。诚然，布什政府虽已决定尽量争取联合国的支持，但从未放弃把萨达姆·侯赛因赶下台的更广泛的目标。政府的官员把解除武装和政权更迭看做不可分割的两个目标，因为他们假定萨达姆·侯赛因决不会放弃他们相信他一定拥有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在联合国辩论中间的某个时刻，布什宣称：“萨达姆·侯赛因必须解除武装，不然，为了和平，我们将带领联军解除他的武装。”这些模糊的言辞看起来给伊拉克领导人留下了一些避免战争并继续掌权的余地。然而，在布什政府的内部讨论中，从来没有明确过伊拉克政权究竟做什么才能算是解除了武装从而免遭武装进攻。有些人，包括鲍威尔在内，相信至少在理论上，萨达姆·侯赛因可以通过转变其政权来保住地位继续掌权；他必须服从国际上的要求，全面公开伊拉克发展武器的计划并拆除之。但布什政府的其他人认为，即使萨达姆·侯赛因走出宫殿，交出大量化学和生物武器，也是不够的。“我们相信，只要萨达姆还在［当政］，他就可能［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上］出尔反尔，”在赖斯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伊拉克政策的扎尔梅·卡利扎德数月之后这样解释。当问到布什政府不采取军事行动的底线条件是什么时，卡利扎德回答说：“萨达姆·侯赛因必须离开那个国家。”
第44节：走向伊拉克战争(8)
2002年整个秋天，布什政府慢慢地、悄悄地把部队和装备运往伊拉克周围地区，并进行其他军事准备。晚秋时，该地区已有近六万美军部队。法国等不同意对伊动武的国家并没有提出反对。他们认为布什政府派出这些部队只是在进行高压外交，动用部分武力支持新的安理会决议。
快到新年的时候，已有明显的迹象表明，鲍威尔和德维尔潘搞的决议案无法消除联合国安理会内部的分歧。伊拉克就其武器计划提交了一份 1 200 页的报告，所有的人都认为那是老生常谈且漏洞百出。法、俄、中、德等反战国的反应是要求进一步核查。然而在华盛顿，官员们则越来越担心核查可能会永无休止地拖下去。
12月下旬，五角大楼开始向海湾地区大规模派遣空军、陆军和海军部队。12月24日的部署令签署后，又下达了若干部署令。军事力量的集结在接下来的十周内一直继续进行，直到伊拉克周围集结了大约25万美军，外加4.5万英军及 2 000 澳大利亚部队为止。
到1月初，法国官员已清楚地认识到，美国在海湾的军事集结已远超高压外交的需要。美国在公开备战。这样的大规模武力集结看来确实排除了其他可能性：如果布什改变方向，不打仗就把部队调回国，他在国人面前就会显得很愚蠢，而美国在海外也会丢面子。法国总统希拉克派了一位高级助手到华盛顿私下会晤赖斯。这位助手，莫里斯·古尔道特·蒙塔内，警告说战争是危险的，有可能造成其他中东国家政局不稳，激发【创建和谐家园】的浪潮，使【创建和谐家园】获得新的人员补充。赖斯逐项反驳了他的论点。她回应说，战争可能带来这些风险，但萨达姆·侯赛因还当权，还处在能威胁其邻邦的位置上，这样的现状同样不能容忍。
1月中旬，法国外交部长德维尔潘要求联合国召开了一次新的会议，表面上是讨论恐怖主义问题。在正式会议上，德维尔潘只谈这个议题。但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激动地发出了反对伊拉克战争的警告。他说：“今天，我们相信，没有任何东西能使军事干涉合法化。”外交战线已经划出；法国正式表明反对战争，并会否决争取联合国战争授权的任何企图。
法国的这一举动后来被称为打埋伏。鲍威尔的助手指出，国务卿本以为联合国这次会议是谈反恐，被德维尔潘突然公开与布什政府的伊拉克政策决裂打了个冷不防。接下来几天，鲍威尔关于伊拉克的调门明显变硬，非但不谈武器核查的重要性，他开始坚持说核查无效。他预告了美国可能采取军事行动，并表明他将支持开战。
新的传言开始猜测鲍威尔已转变为鹰派。这个说法在国内外都引起反响。在北京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的典型交锋中，一个中国记者问美国国务卿：“现在你在伊拉克问题上已经变成鹰派，说话和拉姆斯菲尔德如出一辙，请问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鲍威尔的回答本可以对他的全部经历进行一次小结，但他反驳说：“用一个词的标签来框住一个人是很不明智的。”在法国方面，官员们断定鲍威尔利用德维尔潘事件作为采取强硬路线的借口。“科林·鲍威尔知道［开战的］决定已经做出，现在是向世界表明鸽派正在转变成鹰派的黄金机遇，”一位外交官说。
实际上，鲍威尔从来就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是鸽派。那些认为他在外交政策问题上属于自由派的人根本就不了解他的历史：他曾为国防部长卡斯帕·温伯格和里根总统效力，他在入侵巴拿马决策中的关键作用等。在鲍威尔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他至少与其他“火神派”人士一样相信美国军事实力的重要性。给人以鸽派形象是由于他非常谨慎，他认为美国应该避免卷入时间长、伤亡大且代价高昂的军事干涉。但鲍威尔的基本理念是务实主义，而不是和平主义；通过避免另一场越战式的耗费巨大的冒险，他寻求的是保持并加强美国的军事实力。鲍威尔确实曾质疑美国1991年对伊战争的明智性，并积极反对美国干预波斯尼亚。然而，2003年与伊拉克再次冲突的前景根本不同于以前的这些冒险，没有陷入僵局的危险。鲍威尔的军事专长使他了解，任何新的伊拉克常规战争都会以美国速胜而告终。
第45节：走向伊拉克战争(9)
除了他在战争问题上出了名的保留态度外，鲍威尔并不放弃大原则。他把自己看做解决问题的人，一个现实主义者。对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他并没有可代替沃尔福威茨班子那种美国是不可挑战的超级大国的观念的全面看法。对赖斯先发制人的国家安全战略，他也没有任何替代提法。在其整个职业生涯中，他经常扮演好军人的角色。他可能在官僚体制里打打边缘性的小战斗，但最终又会支持他所服务的总统。这位总统想把萨达姆赶下台，而从军事角度看，入侵的最佳时机是一年的前三个月，趁中东的天气还没变得酷热起来的时候。
鲍威尔已经说过他原则上不反对军事干涉伊拉克。他支持把联合国外交作为布什政府为武力推翻萨达姆·侯赛因而争取国际支持的努力的一部分。他在联合国协商的妥协是个模糊不清的东西。鲍威尔把联合国11月通过的决议看做争取国际支持在伊拉克更迭政权的一种手段，而法国及其盟友则把同一项决议看做战争和政权更迭的替代物。到1月中旬，妥协破裂了。法、德等国明确表示不支持对伊拉克动武。于是，鲍威尔开始转移重点。他明确表示，美国要和尽可能多的盟国一道对萨达姆·侯赛因采取行动，但无论怎样，必须采取行动。
2月，随着战争的临近，“火神派”在美国构建新外交政策中又铺下一块基石。布什政府接受了在中东推行民主的信念。萨达姆之后的伊拉克将成为整个中东地区政治自由化的样板。
在对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一次讲话中，布什声称希望伊拉克的解放可以帮助改造中东：“伊拉克新政权将成为该地区其他国家一个生动的、启发性的自由典范。说这整个地区，或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创建和谐家园】不会被这最基本的生活渴望所触动，是专横和侮辱人。”布什首次触及这个主题是在前一年专门对巴勒斯坦人提出民主建议的时候。现在，他明确地把这个主张扩展到应用于该地区其他非民主政府，包括几十年来支持美国政策但同时又在国内压制不同意见的沙特【创建和谐家园】和埃及。
布什的讲话是沃尔福威茨等政府内新保守主义者的胜利。自1986年菲律宾“人民的力量”进行革命以来，他们日益深信并一直倡导在海外推行民主的理念。尽管斯考克罗夫特等现实主义者坚持认为，支持【创建和谐家园】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必要组成部分，但新保守主义者反驳说，这种政策从长远看是有害的；民主政府更稳定。最初，随着菲律宾、韩国开放其政治体制，新保守主义者把注意力集中在东亚的民主上。现在，新保守主义者在把同样的民主主张输送到中东。在思想上，新保守主义者受到著书论述了【创建和谐家园】世界政治体制失败的伯纳德·路易斯的影响。政治上，他们在对“9·11”袭击做出反应，这些袭击反映了美国支持沙特【创建和谐家园】等非民主政府的消极方面。
在呼吁中东民主的问题上，新保守主义者又回到了原位。70年代末，珍妮·柯克帕特里克等新保守主义的带头人，曾对卡特政府迫使伊朗国王开放政权和推行民主进行过激烈的批评。在那个时期，对【创建和谐家园】采取更加宽容的态度，对新保守主义者不是可以含糊的微末小事，而是重要的具有长远政治意义的问题。当新保守主义在里根政府期间首次倒向共和党时，柯克帕特里克成为这场转变的先锋人物，而里根对柯克帕特里克关于伊朗国王的观点的赞许，是她愿意转换党派的一个主要因素。
20年后的今天，新保守主义者提议在整个中东地区推行他们曾反对用于伊朗的民主改革。究竟什么发生了变化呢？首先，冷战已经结束，美国应该为与苏联作斗争这一更大的事业而支持专制盟友的理由已不复存在。其次，美国在军事上已经如此强大，已不再像70年代那样需要依赖【创建和谐家园】的支持了。
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新保守主义者持之以恒的根本兴趣是打败美国的主要对手(冷战时期是苏联，小布什时期是恐怖主义及所谓的“流氓国家”)，推进美国的军事实力和理想。70年代，战胜美国最大敌人的事业需要美国把伊朗国王作为【创建和谐家园】的伙伴予以支持。在80年代，它意味着撤回对菲律宾的费迪南·马科斯的支持，因为他的专制引起了在一个美国有两大军事设施的国家出现【创建和谐家园】夺权的恐惧。2003年，它意味着把在中东支持民主作为反对恐怖主义的楔子。
第46节：走向伊拉克战争(10)
中央情报局长乔治·特内原计划2003年2月初去中东，但鲍威尔不让他去。
国务卿正在为争取美国的欧洲盟友和联合国安理会支持伊拉克战争进行最后一次协调努力。他定于2月5日向安理会介绍美国掌握的有关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情报综述。鲍威尔不愿意就这么到纽约去读美国情报界给他写的讲稿。他要求特内推迟其海外行期，到联合国来坐在他背后，这样可以在电视镜头里看到特内点头赞同鲍威尔的演讲。作为中央情报局长，特内不仅领导中情局，也领导美国情报界的所有机构。国务卿坚持要求特内对他给联合国的所有有关伊拉克的情报给予个人认可。
到了那一天，鲍威尔概述了美国情报的细节，又加上对伊拉克设施的侦察照片和监听到的伊拉克官员关于藏匿东西让联合国武器核查员找不到的通话记录。但这番演讲对海外没什么影响。反对使用武力的人怀疑美国的说法，坚持说无论如何美国的情报证明联合国需要进行更严格的核查，而不是打仗。9天以后，德维尔潘对联合国安理会大厅里热情洋溢的听众的一番情绪激动的讲话中，夸口说法国“在历史和人类面前从不屈服”。法国并不是单枪匹马反对美国军事干涉伊拉克；法国一边牵头，一边与德国和俄罗斯密切配合。
美国的外交被国防部长搞得更加复杂。在这个时期，拉姆斯菲尔德展示了他毕生好与对手针锋相对、挑战对方的核心价值观和假设的倾向。他似乎不会彬彬有礼地装糊涂、绕圈子、说车轱辘话这些常作为外交基础的本领。
在华盛顿一次外国记者招待会上，拉姆斯菲尔德贬低法、德及其领导统一欧洲的愿望。拉姆斯菲尔德说，尽管法国和德国反对美国的伊拉克政策，但它们并不代表欧洲，而仅仅代表“旧欧洲”。他指出，随着原属苏联阵营的新成员的加入，欧洲的重心已经东移。“(如果)你们看看，欧洲数量众多的其他国家在这个问题上不是跟法国、德国站在一起，而是和美国在一起，”他总结道。这番话只有些许真实(有几个欧洲国家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支持美国)和大量夸张(“数量众多”)。更重要的是，拉姆斯菲尔德的讲话代表了从美国支持欧洲统一这一长期立场的重大偏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对欧洲的新政策——企图鼓励内部分裂——不是由总统或国务卿提出，而是出自国防部长之口。
几周后在一次记者吹风会上，拉姆斯菲尔德暗示，如果必要的话，美国可以独自攻打伊拉克，用不着英国部队。“只要他们(英军)愿意参加……显然是欢迎的，”国防部长说，“要是参加不了，可以做一些别的工作，他们用不着参与，至少在那个阶段用不着。”这些话对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来说是毁灭性的，他当时正极力以美国迫切需要老盟友的帮助为由，说服国会英国应该加入这次军事行动。那个月一直跟随英国首相的一位英国记者这样写下拉姆斯菲尔德的话对布莱尔的打击：“被英国传统的对手法国背后捅一刀是一码事。被大西洋彼岸的盟友踢一脚，被告知他在国内争取国会多数议员的支持的所有努力都是浪费时间，那可是另一码事。”在布莱尔半夜给布什打了两次电话以后，拉姆斯菲尔德发表了一份书面澄清，说他的本意不是他的话明确包含的那个意思。
布什和“火神派”在他竞选总统时曾保证要恢复美国的联盟的力量。随着伊拉克辩论在联合国达到高峰，美国与其欧洲一些主要盟国的关系降到了最低点。2月17日是华盛顿的一个假日，切尼副总统在官邸会见法国大使让—达维德·莱维特并与其争论起来。“法国是盟友还是敌人？”他问道。莱维特坚持说法国仍然是盟友。切尼不同意。副总统说：“我们有许多理由得出结论，你们其实不是朋友，也不是盟国。”
在联合国最后几周的斡旋是自相矛盾、诡计和做戏的大杂烩。整个秋天，布什政府都坚持没必要再搞第二个安理会决议来授权动武。美国的立场一直是现有的联合国决议已经给予所有必要的授权。但美国在2月份决定改变立场，寻求批准专门授权动武的第二个联合国决议。布什政府这样做主要是应英国首相布莱尔的要求。为消除国内的反对，布莱尔承诺在开战前，再到联合国去寻求新的批准。
第47节：走向伊拉克战争(11)
同时，一直坚持对伊拉克动武前必须通过联合国第二个决议的法国也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法国大使按希拉克的指示秘密去了白宫。他坚持美国应当放弃争取赢得第二个联合国决议，而且，如果美国决心要打仗，打就是了，用不着这个决议。法国官员解释，他们希望避免在联合国里打一场激烈的、伤害巨大的争斗。法国人没说出口的是，通过秘密说服美国不经联合国第二个决议就打仗，他们就挖了需要返回联合国讨论的布莱尔的墙角。实际上，伊拉克战前最后几周的外交，是华盛顿与巴黎之间一场新的外交上的“不列颠之战”。美国要保住英国的支持，而法国则试图加强布莱尔国内的反对力量，从而离间英国和美国。
2003年3月6日夜里，鲍威尔和德维尔潘在纽约的华尔道夫—阿斯托利亚饭店里秘密会见时，美法之间在战前摊牌了。德维尔潘表示，他是出于外交礼貌才要说下面说的话的。法国外交部长对美国国务卿说，我不希望有任何事出人意料。法国决定否决联合国关于伊拉克的第二个决议。他告诫鲍威尔不要以为这是谈判的策略。法国不是在讹诈；它决心要使用否决权。
“谢谢你，多米尼克，”鲍威尔回答说，“你要明白，即使你们否决这第二个决议，我们也会援引1441号决议(联合国的第一个决议)，如果萨达姆·侯赛因到最后一分钟还不转向，我们就对他动手。”
法国人表明了他们的立场不能转变，美国人也明确了要对伊拉克动武的决心。
布什政府继续加紧寻求新的联合国决议。鲍威尔一再对美国可以争取尚在犹豫不决的安理会成员的支持表示乐观。3月9日他还在说，安理会的15个成员中至少有多数支持美国的“可能性很大”。
然而第二天，15个成员中还有6个仍举棋不定，希拉克公开宣布，法国“在任何情况下”都将反对新的美英提议。希拉克宣布之后，美国和英国发现要赢得尚未做出决定的成员已经不可能了。一周后，美国和英国官员做了让步，承认他们无力为新的联合国决议赢得批准。
布什和布莱尔都谴责希拉克。他们指出法国总统公开站到联合国第二决议的对立面，实际上终结了美英赢得安理会尚未决定的国家的任何可能性，因为那些政府会得出结论，试图决定是否支持一个法国要否决的决议毫无意义。法国官员后来宣称，希拉克提出否决也是受到墨西哥的文森特·福克斯等领导人私下里施加的压力，他们不想被迫在联合国的摊牌中投票支持或是反对美国。
对美国外交而言，在联合国这六个月的冒险是一次引人注目的失败。布什政府一上台就承诺要对与墨西哥和拉美国家的关系给予新的重视，但没能赢得墨西哥和智利这两个安理会拉美成员的支持。同样，赖斯一直想打造美国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新关系，但在联合国，俄罗斯和法、德站在一起反对美国。鲍威尔和阿米蒂奇为发展与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的牢固联系颇费心血，但巴基斯坦也没有站出来支持美国的立场。
“火神派”的某些最基本的假设是错误的。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沃尔福威茨一直坚持如果美国对伊拉克表现出更大的决心，美国的朋友和盟国就会支持。当欧洲和中东的政府出言反对美国的伊拉克政策时，沃尔福威茨争辩说，他们在公开场合说的话不应该按字面去理解；盟国和朋友只是拿不准美国有多大的耐力进行一场成功的反对萨达姆·侯赛因的斗争。但在现实中，随着布什政府对伊拉克的态度越来越强硬，海外的朋友和盟国却没有立即站到美国一边。与沃尔福威茨的预测相反，更强硬的政策反而制造了越来越强烈的反对。
布什竞选总统时曾按“火神派”给他起草的讲稿这样宣告：“我们在欧亚大陆的所有目标都取决于美国加强维持着我们影响的联盟。”布什政府在联合国采取的行动如此严重地侵蚀了美国的欧洲联盟，如此严重地损害了它在海外的影响，以至于人们提出疑问：是否值得为这场在联合国的冒险付出这么昂贵的代价？
第48节：走向伊拉克战争(12)
对“火神派”而言，在伊拉克问题上做出的妥协和交易，都不会超过20世纪70年代他们的职业生涯刚开始时对苏联的妥协。外交不是他们最厉害的一手牌。他们最终依靠的是美国的军事实力。
3月17日，美国承认其在联合国的外交努力失败后一小时之内，布什总统在白宫会见了拉姆斯菲尔德和沃尔福威茨，审查入侵的军事准备情况。两天后，在3月19日晚上，他宣布开始“伊拉克自由”作战行动。总统宣布：“现在冲突已经开始，缩短冲突时间的唯一办法是使用决定性的力量。”
布什政府对伊拉克动用了“火神派”自美国在越南失败后几十年里一手发展起来的令人畏惧的军事力量。他们用这军事力量来为他们的理想服务：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这样的美国，它的价值观和理想将在全世界获胜，因为美国是如此强大，没有任何国家能够承受与之竞争的代价，甚至没有人会开始这样的尝试。
注释
¡¡¡¡¢Ù Michael R. Gordon and David L. Sanger,¡°Powell Says U.S. Is Weighing Ways to Topple Hussein,¡±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3, 2002, p.A1.
② 该选择方案的单子和内容介绍是由一位参加跨部门讨论的人士提供的。
¡¡¡¡¢Û ¶Ô·ÉµØ·½°¸µÄÌÖÂۺͷÖÎö£¬¼ûDaniel Byman, Kenneth Pollack and Gideon Rose,¡°The Rollback Fantasy,¡± Foreign Affairs, vol.78, no.1 (January¡ªFebruary 1999), pp.24¡¤41¡£
¡¡¡¡¢Ü Thom Shanker and David E. Sanger,¡°U.S. Envisions Blueprint on Iraq Including Big Invasion Next Year,¡± New York Times, April 28, 2002, p.A1; William Arkin,¡°Planning an Iraqi War but Not an Outcome,¡± Los Angeles Times, May 5, 2002, part M, p.1.
⑤ 理查德·珀尔与雷奥·福尔斯的辩论，由马里兰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和哈德逊研究所举办，2002年4月17日；Todd S. Purdum,“After Saddam, What,”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7, 2002, section 4,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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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珀尔同意以 725 000 美元的代理费协助设在美国的电信公司Global Crossing争取国防部批准将该公司出售给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投资者控制的企业的事被披露后，于2003年3月辞去国防委员会主席一职。见Stephen Labaton,“Pentagon Adviser Is Also Advising Global Crossing,” New York Times, March 21, 2003, p.C1。卸去主席职务后，珀尔留任该委员会成员。五角大楼监察总监后来查明珀尔没有违反道德法规，因为他在国防部的咨询职务只要求他每年工作8天，远低于这些法规要求的最低天数。Stephen Labaton,“Report Finds No Violations at Pentagon by Adviser,”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5, 2003, p.B1.
¡¡¡¡¢à 2002Äê3ÔÂ29ÈÕ¶Ôղķ˹¡¤Îé¶ûÎ÷µÄ²É·Ã¡£
¡¡¡¡¢á Ibid.
¡¡¡¡¢â 2002Äê6ÔÂ6ÈÕ¶Ô²¼Â×ÌØ¡¤Ë¹¿¼¿ËÂÞ·òÌصIJɷá£
“2002年8月4日Face the Nation电视节目对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采访的录音整理稿。
2003年2月20日对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