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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尼克松政府内，拉姆斯菲尔德在越战问题上是鸽派，在福特时期，他逐渐变成政府的主要鹰派人物。作为国防部长，他比任何人都更卖力地阻止了缓和，使美国对苏政策强硬起来。“我非常清楚地记得，他使基辛格非常难堪，”莫顿·阿布拉莫维茨回忆道，他曾经担任过施莱辛格的助理国防部长，又在拉姆斯菲尔德手下留任。
拉姆斯菲尔德做这些事的动机是一个允许争论的问题。他对从1975到1976年这段时间里信奉的这些保守观点是否笃信不移？他是否仅仅在争取政治右派的支持？基辛格及其助手认为，拉姆斯菲尔德的观点多半反映了政治上的机会主义。“拉姆斯菲尔德考虑的是以后竞选总统，”数十年后，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在接受采访时断言，“我认为他在给自己定位。他希望站在保守派一边。依我看，这是战术和政治上的变化，不是意识形态上的变化。”根据这种解释，拉姆斯菲尔德在尼克松时期提出的要求迅速结束越战的请求，也是建立在政治考量基础之上的：拉姆斯菲尔德暂时支持了公众的反战情绪。基辛格的班子估计，反对缓和是拉姆斯菲尔德的另一个近期招数。
然而，有迹象表明，拉姆斯菲尔德担任福特的国防部长时采取的立场，代表了更广泛持久的观点变化。至少从1973—1974年间担任驻北约大使起，拉姆斯菲尔德在美国对苏政策上越来越倾向更强硬的观点。当时担任军控和裁军局局长的弗雷德·埃克雷在拉姆斯菲尔德担任大使期间访问了布鲁塞尔，他发现，仅仅由于自己所担任的职务，拉姆斯菲尔德便不想和他多打交道。“他相当无礼，”埃克雷回忆道，“我是军控负责人，他不喜欢军控，甚至在当时就不喜欢。”埃克雷自己也不喜欢缓和，他和拉姆斯菲尔德后来在华盛顿联手【创建和谐家园】了基辛格的军控政策。
第25节：同苏联人缓和，排挤基辛格(7)
不论拉姆斯菲尔德的初衷如何，他在福特政府后期信奉的鹰派观点后来证明是长期的。在这个意义上，基辛格派犯了错误；在拉姆斯菲尔德看来，1975和1976年反对缓和不仅仅是一时所为。几十年来，拉姆斯菲尔德一直主张保持美国的军事力量，他深深地怀疑军控和其他形式对苏妥协究竟有什么意义。拉姆斯菲尔德在前后左右、鹰派和鸽派之间摇摆不定的阶段已经结束。此处两个换段福特政府的档案可以证明，拉姆斯菲尔德在国防部娴熟地加强了自己的势力，削弱了基辛格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控制。
在批准任命的听证会上，对基辛格和苏联进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民主党主要批评者杰克逊，详细质询了拉姆斯菲尔德的观点。保守的共和党参议员也就缓和提出非常尖刻的问题。拉姆斯菲尔德谨慎地应付了参议员们的质询，任命获得通过。
对多数被提名的人来说，故事到此便结束了，但拉姆斯菲尔德的情况不是这样。听证会结束时，他将一份听证过程的副本外加一张请总统特别注意某些段落的私人便条直接交给了福特。这些段落包含了前几任国防部长对基辛格不让他们参与军控谈判、被剥夺了亲自向总统发表意见的权利的不满。杰克逊问道，国防部长为什么被贬低到在国家安全机构里面给基辛格唱配角的地步？他们为什么只能向基辛格提交备忘录，然后由他再改写进他的“意见文件”？拉姆斯菲尔德告诉福特，参议员们提出的问题“反映出对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运作的一种关切……我认为，要使国安会在实际当中发挥作用，需要我们所有的人做出最大努力”。拉姆斯菲尔德的潜台词十分清楚：总统不能让基辛格或者斯考克罗夫特把国防部长们排斥在决策会议之外。
宣誓就职几周后，拉姆斯菲尔德便成功地使基辛格企图与苏联谈判一份新的限制战略武器协议的努力搁浅。基辛格试图获准向莫斯科提交一项新的军控建议。拉姆斯菲尔德设法将建议搁置了几个星期，并提出要更仔细地研究。“他［拉姆斯菲尔德］实际上允许和鼓励让官僚机构的程序搁浅，”基辛格说。
1976年1月，福特允许基辛格去莫斯科，向苏联领导人列昂纳德·勃列日涅夫递交一份新的谈判建议。拉姆斯菲尔德头一回成功地把五角大楼的一位文职官员代表、一个能向拉姆斯菲尔德汇报的人安【创建和谐家园】了基辛格的随行人员。基辛格返回时认为自己在达成协议方面已经取得了进展，但他却在华盛顿遭到反对。“反对的是国防部长唐·拉姆斯菲尔德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我清楚他们手中握着王牌，”福特在回忆录中写道，“参院必须批准新的协议。如果拉姆斯菲尔德或者参联会在作证时表示反对，参院是绝对不会批准的。”福特政府提出了更容易为五角大楼所接受的新建议，但勃列日涅夫拒不接受，这样，当年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也就不存在了。
在公开场合，拉姆斯菲尔德开始告诫要警惕苏军不断增长的实力，他提出，这就意味着必须增加美国的国防预算。“世界发生了重大的权力转移，”他在一份文件中写道，“如果不能阻止对我们的利益有害的趋势，这便意味着，在未来，我们会发现自己面对这样一个对手，它与我们没有共同的最基本的信仰，它具备威胁或恫吓世界许多地方的能力。”
基辛格反对拉姆斯菲尔德在公开场合讨论苏联军备问题，福特本人则希望用委婉的话来掩盖分歧。但是，拉姆斯菲尔德毫不退让。在有关1976年3月29日在椭圆形办公室召开的会议的已经解秘了的副本里，有这段关于美苏间军事平衡的火药味十足的对话：基辛格：如果说趋势对我们不利，这就够糟的了。我们在走下坡路的印象正在全世界产生很坏的影响。
拉姆斯菲尔德：但是情况的确如此！
基辛格：那我们就必须明确自己的目标。60年代以来，我们的水准一直在下降。我们是要维持1960年的水准？还是要保持足够的军力？
拉姆斯菲尔德：可那的确如此！60年代以来，我们从优势地位下降到了均衡地位，如果我们不制止势头，就会落伍。
第26节：同苏联人缓和，排挤基辛格(8)
总统：我认为总统不能说我们在走下坡路。我可以说，我们需要加倍努力。我不想说我们在落伍。我要说我们面临着挑战，我们总体是平衡的，必须保持住这种平衡。拉姆斯菲尔德离开白宫，意味着新任办公厅主任切尼已经有效地控制了福特总统的竞选。切尼从共和党在各地的民调人员和政客们那里听到的，符合他本人根深蒂固的保守派直觉：他甚至比拉姆斯菲尔德更不情愿支持基辛格的苏联政策。
“缓和是大多数共和党选民特别不欢迎的一个概念，而且这个字眼更糟糕，”民调人员罗伯特·蒂特在切尼担任办公厅主任后两周给切尼提交的一份私人备忘录写道，“我们应该尽可能避免使用这个字眼。”福特的演讲撰稿人罗伯特·哈特曼1月初呈上“国情咨文”讲话稿的时候，切尼加了批注后，把讲稿退了回去，他的批注写道：“鲍勃——外交政策部分针对国会的措辞太强硬，对俄国则不够强硬。”
福特曾一度驳斥过批评者。“我认为缓和符合国家的最大利益，有利于世界的稳定和世界和平，”他在1976年1月的一次电视采访中说道。但是，罗纳德·里根在共和党初选中加大了抨击的火力，称缓和使得苏联利用了美国，在军事上超过了美国，削弱了美国的安全。不到两个月，福特便全面退却。“我们要忘记使用缓和这个词，”他在皮奥利亚对听众说，“……谈判中发生的事情……是会造成后果的。”
那年春天，切尼和福特的政治顾问们都让总统不要反驳里根对他的外交政策的挑战。使基辛格不悦的是，他们认为在外交政策上不值得与里根纠缠；福特在秋季选举中需要保守派的支持。
现在，切尼在他的政府生涯当中第一次不再是拉姆斯菲尔德的助手，而自己身处权威的地位。助手们向福特开玩笑说，关于他的内阁重组，媒体最大的问题将会是：“理查德·切尼究竟何许人也？”但切尼迅速巩固了他对白宫工作人员班子的控制。白宫新闻记者们很快给了他一个绰号“大条顿人”(Grand Teuton)古民族，现指日耳曼人。——译者，这既借用了切尼的老家怀俄明州的“大泰顿斯”(Grand Tetons)一词的发音，又巧妙地点到了在H.R.霍尔德曼担任白宫办公厅主任期间，尼克松白宫办公厅的普鲁士人风格。
1975年12月，福特乘飞机降落在北京机场，与毛泽东举行峰会，在此前的四年当中多次造访北京的亨利·基辛格发现，有一件事令他大吃一惊。“我手下的(总统)先遣组，给我安排了一间比亨利更大的卧室，一个更大的套房，”切尼在20年后的采访中回忆道，“我的套房离总统更近。亨利很不高兴。”切尼时年34岁。
里根的挑战，远比福特或者基辛格预想的要严峻得多。里根在北卡罗来纳州击败了福特，这是任期内的共和党总统第一次在预选中败北。里根在整个春季加强了对福特外交政策的攻击。然而，随着预选的结束和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临近，福特似乎有足够的代表人数支持他获得提名。
代表大会在堪萨斯城举行的第一天，里根的势力开始了最后的挑战。他们提出要在党纲中加入一个题为“外交政策的道德”的政策要点。这等于直接向福特和基辛格的苏联政策直接开火。
共和党外交政策的目标，是“依照法律实现自由”，关于道德的政策要点这样写道。它特别赞扬了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表达的“我们面对世界时绝不能对暴政的本质存有任何幻想的强有力的信息”。它还保证将奉行“绝不背着我们的人民搞秘密交易的”外交政策。
福特后来称，他大发雷霆。基辛格、斯考克罗夫特和副总统洛克菲勒则更为愤怒；他们坚持，福特必须进行斗争，击败那条道德政策要点，这是个原则问题，因为它等于是在谴责政府。起初，福特发出通知说，这正是他想做的。与此同时，福特的谈判者们试图起草削弱那条政策要点的修正案，包括删除涉及索尔仁尼琴的语言。
然而，切尼令福特改变了立场。在福特的政治顾问的支持下，这位白宫办公厅主任争辩道，如果福特跟“外交政策的道德”政策要点对着干，并在与里根进行象征性力量较量中败北的话，就有可能影响他获得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机会。“原则在一定程度上是好的，”切尼对福特其他的助手说，“但是，假如你得不到提名，原则便毫无用处……党纲是一纸空文。”
第27节：同苏联人缓和，排挤基辛格(9)
福特让步了。为了避免冲突，他接受了“外交政策的道德”政策要点。接着他获得了提名，但是，那年夏天他赖以竞选的共和党党纲，代表的却是里根和其他批评政府人士的观点。这是基辛格和缓和政策的惨重失败。
诚然，切尼极力主张接受里根的提法，此举是政治现实主义的行为。作为忠实而有奉献精神的白宫办公厅主任，切尼在努力确保福特能够获得共和党的提名。不过，也有另外一种解释：观点保守的切尼，在心底里可能远比福特、基辛格或者斯考克罗夫特更能接受里根的外交政策要点。切尼本人在私下曾经挑战过福特和基辛格对待索尔仁尼琴的态度。在个人关系上，切尼是福特值得信赖的助手。但在外交政策的抽象原则问题上，他似乎更接近共和党内的挑战者里根，而不是福特和基辛格。
正当拉姆斯菲尔德和切尼在福特政府和共和党的最高层面上抽取基辛格的对苏政策精髓时，保罗·沃尔福威茨正在美国情报部门内部进行着同样的努力。
每年年末，在起草新的国防预算时，中央情报局和其他美国情报机构会制定一份关于苏联的意图和能力的秘密国家情报估计报告。到70年代中期，这个过程变得越来越有争议；国会里持批评态度的人抱怨，情报部门提出的关于苏联领导人和军队的观点过于宽厚和乐观。根本问题在于，中央情报局和其他机构是否为了支持基辛格的缓和政策而有意修改了情报，或者根本就不够重视从更消极的角度来解释苏联的意图，从而低估了来自苏联的威胁。
1976年，中情局新任局长布什采取行动反击了这种批评。他任命了一组外部专家，取名叫“B组”，负责审阅保密的数据，撰写关于苏联及其意图的独立报告。“B组”负责人是哈佛大学俄国历史教授理查德·派普斯。沃尔福威茨当时仍在美国军控和裁军局工作，是小组的10名成员之一。
该报告于1976年底提交，就苏联的动机提出了与美国情报部门明显不同的分析。该小组的结论是，根据可得到的情报数据，可以认为苏联正在努力取得对美国的军事优势，并将缓和视为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所有的证据都表明，苏联决心实现美其名曰‘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这个所谓的胜利，实为苏联在全球称霸。”该报告批评中情局过于依赖卫星和其他技术，而未能对苏联领导人的讲话给予足够的重视。
这种使用“B组”的做法代表了沃尔福威茨职业生涯的重要一步。他第一次认真研究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础，专注于在情报界干巴巴的、所谓不带偏见的研究之外所暗含的假设和逻辑跳跃上。多年之后，在接受中情局内部的历史学家的采访、回顾当时的情况时，沃尔福威茨说，他的结论是，美国情报分析人员运作的方式就像是一位神父，发布结论时仿佛它们是写在石板上的“十诫”似的。“‘B组’证明，关于苏联的意图，有可能得出与分析人员的一致意见截然不同的观点，而且这与观察到的苏联人的行为更吻合(也更符合在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前和入侵阿富汗过程中所观察到的苏联人的行为)，”沃尔福威茨说。
“B组”的做法创造了重要的先例。自那时起，只要国会议员认为中情局在尽量掩盖某个外交政策问题的严重性，他们便要求成立一个“B组”，重新研究情报并进行独立评估。90年代中期，国会的共和党多数派成立了一个“B组”式的特别委员会，负责研究弹道导弹对美国的威胁。对情报重新审查之后，一个独立的委员会得出结论：导弹攻击的危险远大于美国情报界的报告。该导弹防御委员会由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牵头，主要成员之一是保罗·沃尔福威茨。
沃尔福威茨在“B组”的工作似乎对其思想产生了特别强烈的影响。自那时起，美国情报部门的不健全便成为沃尔福威茨经常谈论的主题。他个人认为，情报部门缺乏怀疑精神；它太容易满足于获得能够证实其预想的情报。批评者对他提出相反的指责；有人抱怨他太想获得符合他自己保守观点的情报。
第28节：同苏联人缓和，排挤基辛格(10)
2001年恐怖袭击之后，美国逐步走向对萨达姆·侯赛因的伊拉克开战，沃尔福威茨是布什政府中向美国情报界施加压力、要他们拿出更有说服力的情报来证明伊拉克与恐怖主义的联系及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的官员之一。在五角大楼里，沃尔福威茨建立了一个特别小组来进行独立分析，并根据有关伊拉克的情报，得出自己的结论；该小组由老资格的情报专家艾布拉姆·舒尔斯基牵头，他是沃尔福威茨在康奈尔和芝加哥大学的同窗好友。从某种意义上说，沃尔福威茨在建立自己的内部“B组”。
到70年代中期，沃尔福威茨不仅对基辛格的苏联政策，而且对他更广泛的假设、他的世界观和他对历史的理解都产生了疑问。沃尔福威茨年纪还轻，他的观点当时没有引起什么注意，但是，他的观点代表着政治右翼正在形成的对基辛格的挑战。
在1976年夏季里，沃尔福威茨继续在军控局工作，他邀请了两名哈佛大学的毕业生去给他做实习生。其中一位是弗朗西斯·福山。一天晚上，沃尔福威茨在家里一边吃晚饭，一边为实习生们分析基辛格写的学术著作《重建的世界》，这本书怀着崇敬的心情，描述了19世纪初奥地利政治家梅特涅在欧洲建立了持久的均势的经历。沃尔福威茨告诉学生们，这是部好书，是基辛格的杰作，但是，基辛格忽略了一点：这段历史的英雄人物不是现实主义者梅特涅，而是极力主张对拿破仑采取更强硬行动的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因为亚历山大一世代表的是道德和宗教原则。
基辛格显然认为自己与梅特涅相似，他赞同他在主要大国间建立稳定的平衡的目标。基辛格追求对苏联的缓和，基础似乎就是这种模式。在《重建的世界》里，他以厌恶的口吻论及了对道德的关切。“道德的种种主张涉及对绝对事物的追求，对细微差别的否定，对历史的摒弃，”基辛格争辩道。
相比之下，在沃尔福威茨看来，道德原则比稳定或者国家利益更重要。“我记得他说过，基辛格错就错在他不懂得他在其中生活的国家，不懂这个国家信奉着某些普遍的原则，”福山回忆道。
比起维持现有的力量均衡，沃尔福威茨更重视的是政治自由。他是有可能愉快地接受里根派提出的“外交政策的道德”政纲要点的。许多年后，在小布什政府内，沃尔福威茨把这种重价值观和轻政治稳定的态度用到了美国对伊拉克的政策上。他的道理是，如果推翻萨达姆·侯赛因会打乱中东现有的力量平衡，那又有什么关系。最重要的是追求他心中的价值观。
基辛格在他关于福特年代的回忆录里，对于像伍德罗·威尔逊那样，把美国外交政策视为“善与恶之间的斗争，而美国在斗争各个阶段的使命，是帮助击败挑战和平秩序的邪恶敌人……威尔逊主义反对通过力量的平衡来实现和平，赞成通过道德上的共识取得和平”的美国人颇有微词。这番话恰如其分地描述了沃尔福威茨从福特政府起直到小布什政府的观点。与共和党外交政策层级结构中所有其他人相比，沃尔福威茨自认为是基辛格的反对者，是基辛格在思想范畴内的对手。
除掉基辛格和制止缓和，这代表了美国与世界关系的一个转折点。在美国内部，涉及美国外交政策的问题和辩论的焦点，正在发生着迅速和根本的变化。拉姆斯菲尔德、切尼和沃尔福威茨均在这些变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这些变化后来亦在他们的生涯中影响着他们。
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越战期间，最主要的问题是，美国——特别是美军——究竟是世界上向善的还是向恶的力量。美国的反战运动和民主党的自由派强调的是美国在海外驻军的负面影响。在政治上，主要斗争是在尼克松和乔治·麦戈文的势力之间展开的。
在福特年代里，有关美国外交政策的辩论转向了由不同的政治力量提出的新问题。其根本问题，是美国的实力究竟有多大——也就是说，越战对国家的总体军事和经济力量产生了多大影响。美国在军事失败之后是否在衰落？美国是否不得不减少在海外的卷入程度？美国人民是否愿意放弃【创建和谐家园】，并且不得不接受与苏联的合作关系？
第29节：同苏联人缓和，排挤基辛格(11)
基辛格的外交政策是建立在一整套对这些问题的答案之上的。他认为，在越战之后，美国必然要缩减力量、向莫斯科妥协。“他觉得，美国受到越战的削弱，这个国家的情绪是赞成军控和缓和，”弗雷德·埃克雷说道。批评他的人认为，基辛格对美国及其未来的观点过于悲观；一些人拿他与悲观的德国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相比。“基辛格是斯宾格勒主义者，”在卡特政府里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说，“他认为美国正在衰退，苏联正在取得胜利，我们能做的就是与之签订对他们的崛起有约束作用的协议。”
基辛格驳斥了这些指控，不过，从某些方面看，这种批评是公正的。他可能并未认定苏联真的会取胜，但是他的确似乎认为美国的衰退是不可避免的。在1977年进行的一次采访中，基辛格最亲密的助手温斯顿·洛德说，基辛格认为美国主宰全球的时代已经结束。基辛格的另一位副手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说，基辛格认为，美国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独自处理世界事务的能力。基辛格本人则认为，在越战和“水门事件”之后，美国公众根本不会支持与苏联对抗。
这种观点似乎符合了70年代中期的政治气氛，当时，国会正试图大幅度削减美国的国防预算，并且对美国的情报工作进行前所未有的仔细审查。然而，拉姆斯菲尔德、切尼、沃尔福威茨、共和党的保守派和民主党的新保守派批驳了基辛格的悲观观点。他们都在转向一种既不同于基辛格派、也有别于民主党的麦戈文派的世界观。据此观点，美国并没有衰退；不应该小视美国的力量，也用不着对苏联做出新的妥协。
在福特年代里出现的哲学分歧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2002年，小布什政府在讨论是否入侵伊拉克时，一群共和党内的批评者告诫说，美国必须谨慎，要承认自身力量的局限性。在这些持批评态度的人中，为首的是基辛格的副手斯考克罗夫特。而军事行动的主要倡导者则是切尼、拉姆斯菲尔德和沃尔福威茨。
注释
¡¡¡¡¢Ù Richard Nixon: RN (New York: Grosset Dunlap, 1978), p.1042.
¡¡¡¡¢Ú 1996Äê12ÔÂ6ÈÕ¶ÔÀí²éµÂ¡¤ÇÐÄáµÄ²É·Ã¡£
¡¡¡¡¢Û Memo to the president from Henry A. Kissinger re NSC Meeting, Saturday August 10, 1974, in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NSC Meeting File, box 1, folder ¡°NSC Meeting, August 10, 1974,¡± Gerald R. Ford Library.
¡¡¡¡¢Ü Anatoly Dobrynin, In Confidence (New York: Times Books, 1995), pp.325¡¤326.
¡¡¡¡¢Ý Robert T. Hartmann, Palace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1980), p.283.
¡¡¡¡¢Þ ¶Ô2001Äê12ÔÂ13ÈÕÂÞ²®ÌØ¡¤T.°£¶û˹ÎÖ˼µÄ²É·Ã¡£
¡¡¡¡¢ß ¡°Gerald R. Ford¡¤s Remarks on Taking the Oath of Office as President,¡± Gerald R. Ford Library.
¡¡¡¡¢à Ron Nessen, It Sure Looks Different from the Inside (Chicago: Playboy Paperbacks, 1978Äê), p.150.
¡¡¡¡¢á Michael Medved, The Shadow President (New York: Times Books, 1979), p.36.
¡¡¡¡¢â Files of Jerry H. Jones, 1974¡ª1977, box 10, Richard Cheney, Gerald R. Ford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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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ey interview with Stephen Wayne, Hyde and Wayne collection, Gerald R. Ford Library.
Handwritten notes from Richard Cheney, May 29, 1975, in Richard Cheney Files, box 6, folder“Intelligence—New York Times Articles by Seymour Hersh (1),” Gerald R. Ford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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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O【创建和谐家园】orne, White House Watch: The Ford Years (New York: New Republic Books, 1977), pp.142·143.
第30节：同苏联人缓和，排挤基辛格(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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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ssen, op. cit., pp.11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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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id., p.105.
Ibid., p.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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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randum for Don Rumsfeld from Dick Cheney, July 8, 1975, in Richard Cheney files, box 10, folder “Solzhenitsyn, Alexander,” Gerald R. Ford Library.
Callaway memo to Cheney, November 3, 1975, in Callaway papers, box 5, Gerald R. Ford Library.
1996年12月11日对温斯顿·洛德的采访；Walter Isaacson, Kissinger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1992), p.671。
O【创建和谐家园】orne, op. cit., p.xx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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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ved, op. cit., p.337.
O【创建和谐家园】orne, op. cit., p.11.
Ibid., pp.xxiv·xxv.
2001年12月12日对莫顿·阿布拉莫维茨的采访。
2002年6月6日对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的采访。
2001年12月10日对弗雷德·埃克雷的采访。
Kissinger, op. cit., p.850.
Ford, op. cit., 357·358; Raymond Garthoff, Détente and Confrontation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85), pp.540·543.
“Implications of Recent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viet Military Balance,” by Donald Rumsfeld, James E. Connor files, box 1, folder “Defense, Donald Rumsfeld (3),” Gerald R. Ford Library.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President Ford, Dr. Henry A. Kissinger, Donald Rumsfeld and Brent Scowcroft, Oval Office, March 29, 1976, in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Memoranda of Conversations collection, box 18, Gerald R. Ford Library.
Teeter memo to Cheney,“【创建和谐家园】ysis of Early Research,” November 12, 1975, in Robert M. Teeter papers, box 63, Gerald R. Ford Library.切尼对哈特曼的评论见Hartmann Papers, box 120, Ford Library。
Weekly Compilation of Presidential Documents, vol.12, pp.22,350, quoted in Garthoff, op. cit., pp.547·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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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ved, op. cit., pp.337,339.
1995年12月6日对切尼的采访。
Republican platform,“Morality in Foreign Policy,” proceedings of the 1976 Republican National Convention.
Nessen, op. cit., pp.229·231: Ford, op. cit., 398; memo from Mike Duval to Dick Cheney, August 17, 1976, Gerald R. Ford Library.
见Don Oberdorfer,“Report Saw Soviet Buildup for War,” CIA Declassifies Controversial 1976 “Team B” 【创建和谐家园】ysis,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12, 1992, p.A11。
Jack Davis,“The Challenge of Managing Uncertainty: Paul Wolfowitz on Intellidence Policy·Relations,” Studies in Intelligence, vol.39, no.5 (1996).
见Robert Dreyfuss,“The Pentagon Muzzles the CIA” American Prospects, vol.13, issue 22 (December 16, 2002), 及Seymour M. Hersh,“Selective Intelligence,” New Yorker (May 12, 2003), p.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