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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nry Kissinger, Years of Renewal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1999), p.114.

  　　关于军控和裁军局的情况，见Raymond L. Garthoff, A Journey Through the Cold War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1), pp.273·274; Kaufman, op. cit., p.258; Seymour Hersh, The Price of Power (New York: Summit Books, 1983), pp.559·560。

  　　对弗雷德·埃克雷的采访。

  　　在乔治·W.布什政府里，珀尔曾一度担任过一个顾问机构——国防政策理事会的主席，但是没有在政府内担任任何职务。

  第10节：士兵和水手(1)

  士兵和水手

  　　1968年1月，北越发动“春季攻势”，理查德·阿米蒂奇正在越南海岸附近的一艘6门炮的美国海军驱逐舰上服役。短暂的“春季攻势”令美国人措手不及，改变了战争的进程。在舰上，阿米蒂奇焦虑不安，闷闷不乐。在无线电里，他听得见枪炮大作的声音：美国陆军来回冲杀；海军陆战队在交火；要求增援的紧急呼叫。在阿米蒂奇与战斗行动之间，是一片汪洋，他鞭长莫及。

  　　阿米蒂奇一年前毕业于美国海军学院。他在亚特兰大长大，是个头发黄中带红、胸脯滚圆的青年，他总是喋喋不休，身体特别健壮，参加四种体育活动，是皮尤斯X学院高中班里的联合班级主席。他的计划是拿足球奖学金，上肯塔基大学或者田纳西大学查塔努加分校，但是父亲成功说服海军的足球教练招募了他。①

  　　一到安纳波里斯，却发现阿米蒂奇虽然体格健壮，速度却不足以加入校足球队。在高年级的时候，他担任了新生足球队的教练。他还参加举重，每周在这项后来变成毕生的业余爱好上花许多小时。他的同班同学给他起了个绰号叫“里奇”，有时候又叫他“骡子”。毕业时，海军学院的年级年鉴《幸运口袋》用这番话总结了阿米蒂奇在校期间的情况：“里奇翻开一本书的时间从来超不过一小时，但他总能在学业上名列前茅。由于个性杰出，里奇是全大队的知名人物。”②

  　　毕业时，阿米蒂奇打算参加海军陆战队。他最要好的朋友、足球队的中锋把他介绍给了自己未婚妻的室友、一位名叫劳拉·桑福德的姑娘，使他改变了计划。她是一家保险公司经理——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市最显赫、最成功的商人的千金。阿米蒂奇坠入了爱河，于是，他决定不参加海军陆战队，而是到一艘海军驱逐舰上去服役，然后回家结婚。这些计划一直持续到“春季攻势”使他意识到就在附近的战争离他有多么近。“我不能袖手旁观我们时代的这些重要事件而不去更积极地参与其中，”阿米蒂奇许多年后解释道。③

  　　他极想离开舰艇，因此，他志愿去南越，给那些乘坐小型船只在那个国家的热带丛林和内陆地区的混浊的河上巡逻的“浑水海军”担任顾问。他接受了四周的越语培训，然后仓促地投入了战斗。阿米蒂奇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了作战，而不愿享受呆在舰船上的安全。在接下去的几年里，他一再志愿参战，宁愿去面对危险而不愿贪图安全，并且参加了越战中一些最艰巨和最秘密的行动。

  　　对于科林·鲍威尔来讲，在越南执行作战任务，更多的是出于义务而不是个人的选择。鲍威尔选定了美国陆军作为自己的职业，于是，陆军派你去哪里，你就去哪里。1962年，在肯尼迪政府卷入越南的最初日子里，陆军派遣鲍威尔去驻扎在老挝边界附近的一个南越步兵师担任顾问。美国在越南的顾问人数从 3 200 名增加到 11 000名，他是其中一员。

  　　鲍威尔的父母是牙买加【创建和谐家园】，定居在南布朗克斯，他毕业于纽约城市学院，在校期间，加入了学校的预备役军官训练团。他发现自己喜欢预备役军官训练团的纪律、结构和同志间的友谊和忠诚，于是便把训练团的项目作为大学生涯的核心，最后升任管理由上千名学生组成的学生团的学员队长。④1958年毕业后，他按照预备役军官训练团的要求服了三年兵役，之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将陆军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我是个黑人青年。除了当兵之外，其他我一无所知，”鲍威尔在回忆录中解释道，“我能干什么呢？在成衣工厂区跟我父亲一起干吗？……对于一个黑人来说，在美国社会中，没有能比此提供更多机遇的道路了。”⑤

  　　他在布雷格军营的非常规作战中心学习了五周，然后于1962年圣诞节那天到达西贡。能够参战使他感到兴奋。这是分配的而不是选择的任务，但分配的任务不错，说明陆军是重视他的。“我成为职业军官同僚们羡慕的对象，因为凡是被选中去南越的人，都被认为是有前途的，是被送去经风雨见世面、前途光明的人，”他后来写道。⑥

  　　鲍威尔和阿米蒂奇在越南的作战经历最终使他们不同于美国外交政策精英圈中身居高位的其他大多数人。不少越战老兵后来进入了美国的参院，其中最著名的是约翰·麦凯恩。一些越战老兵曾经在里根政府里与鲍威尔和阿米蒂奇共过事。不过，总的来讲，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担任共和党政府外交政策要职的，是诸如乔治·舒尔茨、卡斯珀·温伯格、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和詹姆斯·贝克这些属于上一代的人。在上一代人中，有些曾经参加过二战，但都没有越战老兵的经历，没有感受过那种参加了一场美国没能打赢的战争的强烈的挫折感，那种看到美国人为了一个并未得到美国人全心支持的事业献出生命的痛苦。

  　　到了21世纪开始时，这老一代人已经退休。乔治·W.布什启用的“火神派”代表的是外交政策领域承上启下的一代；他们大多数人是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中成年的。然而，在这代接班人里，越战老兵的影响并不太强；事实上，鲍威尔和阿米蒂奇是少数派。在小布什政府里，像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康多莉扎·赖斯等一些官员，因为岁数太大或者太年轻而没有参加过越战。包括副总统迪克·切尼和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在内的其他人，岁数虽然合适，但却没有参加越战；和成千上万的其他美国人一样，他们得以缓服兵役，使他们能够继续学业和职业生涯。⑦最高层的情况最能说明这种两代人之间的变化。乔治·H.W.布什总统二战中在海外作过战，他的儿子乔治·W.布什总统在越战期间是在得克萨斯州国民警卫队中服过役。

  第11节：士兵和水手(2)

  　　罗伯特·廷伯格的著作《夜莺之歌》研究了越战的战争经历对里根政府中的官员的影响，在这部著作中，廷伯格引用了一位越战老兵的话：“在我们这些参战者和未参战者之间，矗立着一道十英里高、五十英里厚的墙，这堵墙永远不会消失。”⑧15年后，在小布什政府里，这堵墙也许没有以前那么高、那么厚了，但是它肯定依然存在。

  　　2002年夏，鲍威尔和阿米蒂奇是国务院的负责人，美国当时正在考虑是否攻打伊拉克，越战那代人中原来就有的严重分歧重新冒了出来。越战老兵认为，一些像切尼和沃尔福威茨那样最主张对伊拉克动武的人是无法理解战争的，因为他们没有亲身经历过战争。“他们是从学术角度来讨论战争的，而不是由于有过藏身在热带丛林里、或者在散兵坑里目睹朋友被炸掉脑袋的经历，”越战老兵查克·哈格尔参议员这样说道。⑨

  　　切尼和沃尔福威茨的辩护者以同样的【创建和谐家园】回敬道，并非只有越战老兵才是明智的。“90年代中，那些亲历沙场的将军们一次又一次对美国参战的后果判断失误——而没有战争经验的文职官员却做出了正确的判断，”《新共和》杂志的专栏作家彼得·贝纳特写道，在他看来，鲍威尔等领导人对海湾战争和美国在巴尔干地区的军事干预过于谨慎。⑩

  　　那么，鲍威尔和阿米蒂奇在越南究竟获得了什么样的作战经历？他们在那里得到的教训是什么？事实上，尽管他们的越战经历使他们两人之间结下了牢固的友谊，但他们的经历并没有多少相似之处。

  　　鲍威尔在陆军中服役，阿米蒂奇则在海军中服役。鲍威尔是被派往越南作战的，而阿米蒂奇则是自愿去作战的。鲍威尔在海外服役的经历成为他漫长军旅生涯的晋身之阶；而阿米蒂奇在越南的服役，则是导致他放弃军队生涯的转折点。鲍威尔参加越战是冷静的、超脱的，以此为职业；阿米蒂奇则对那个国家和人民产生了浓厚的个人和感情上的依恋。到1975年越战结束时，鲍威尔已经获得了提升，到其他地方担任新的工作，有了新的任命。越战最后的日子给阿米蒂奇带来的，是几天的英雄风光，然后是若干年没有根基的不确定的生活。

  　　鲍威尔到越南服过两次兵役，每次历时一年，第一次是1962—1963年，第二次是1968—1969年。第一次派往越南，鲍威尔被直升机送到南越偏僻的阿绍山谷，在那里，他是美国顾问，周围是南越军人、山民、鸡群、猪、蚂蟥和几乎每天袭击他的部队的越共。他经历了敌人炮火的恐惧。他不得不依赖毫无规律的邮件(如果邮件送不到，就依靠无线电)来获取妻子生下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并且是个儿子的消息。参战六个月后，鲍威尔踩上了陷阱，这是一种隐藏在地下的大竹钉，竹钉刺穿了他的脚。在剩下的几个月里，他在位于顺化的一个师部里服役。

  　　鲍威尔怀着对华盛顿的文职领袖愤世嫉俗的心情，结束了第一次海外服役的任务。他的回忆录里到处是形容词——“麦克纳马拉手下拿着计算尺的突击队”、“拿着计算尺的奇才们”、“五角大楼的高技术武士们”——表达了一个士兵对那些远离战斗的决策者的不信任。鲍威尔还带着认为战争的许多方面极为荒唐的感觉回到了家，最典型的例子是，和他共事的南越上尉告诉他，阿绍基地很重要，因为它保卫着飞机场，飞机场之所以建在那里，是因为要给基地补充给养。“我常想，我们是否真能有所作为，”鲍威尔后来反省道，“我们怎么跟混在当地农民中间的敌人作战？这些农民不是吓破了胆，就是同情我们的敌人，他们不会出卖他们。”然而，在回国时他仍然坚信“帮助南越人保持独立是正确的，在世界任何地方【创建和谐家园】是正确的”。鲍威尔坚信，美国人仅仅需要向越南增兵就可以了。

  　　鲍威尔在越南的第二次服役是从1968年7月开始的，此时，他已经从上尉升到了少校，美军在越南的人数也已经从 11 000 人增加到50万人。鲍威尔在阿马里克尔师担任营长，负责向部队提供补给和其他支援。这一回，他不是在农村的前线作战部队里，然而，他的营却经常遭到伏击和火箭、榴弹炮火的攻击。

  第12节：士兵和水手(3)

  　　鲍威尔被派往越南两个月之后，阿马里克尔师师长查尔斯·M.盖提斯少将在《陆军时报》上看到一张鲍威尔的照片，旁边的文章提到他是利文沃斯军营一个指挥参谋班中军衔第二高的军官。他把鲍威尔召到阿马里克尔师位于朱莱的师部，任命他担任该师负责作战和计划的参谋。

  　　这个新职务发挥了鲍威尔的才干，使他兼有的组织和政治技巧以及个人魅力有了用武之地。在接下去的几年里，鲍威尔一再被任命担任参谋或负责行政的军官。不过，鲍威尔的新工作也使他第一次接触到了有争议的问题——这就是阿马里克尔师企图打掉关于后来被称作“梅莱大屠杀”的指控的种种努力。

  　　1969年3月间，鲍威尔在阿马里克尔师师部工作，西贡美军司令部监察长办公室的一名军官来到他的办公室，要他在部队的档案中查找关于某个死亡人数特别高的日子的纪录。鲍威尔翻查了日志，为调查员找到了1968年3月16日的日志，那天，美军一个排记录他们在巴唐安半岛上击毙了128名敌人。据鲍威尔的叙述，直到几个月后，独立记者西摩·赫什的新闻报道披露了“梅莱大屠杀”的细节，他才明白监察长当时调查的是什么。阿马里克尔师一个由威廉·卡利上尉指挥的排开枪打死了347名手无寸铁的越南人，其中大部分人是老人、妇女和儿童。

  　　鲍威尔是“梅莱大屠杀”三个月之后到的越南。但是，有证据显示，他并非像他的叙述所暗示的那样，对阿马里克尔师向平民施暴的指控一无所知。1968年11月，在与卡利同一个旅但不同的排里服役、正在回国途中的专业技术四等兵汤姆·格伦，给驻越美军司令官克莱顿·亚伯拉姆斯上将写了一封信，称美军屠杀了平民和俘虏。他说，有的部队“任意向越南人的住宅射击，在没有受到挑衅或者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便向人群开枪……［这些行为］部队各级官兵都这么干，因此说明这是得到批准的政策”。格伦的信没有具体点出梅莱或者卡利排的名。

  　　该信被转到阿马里克尔师师部，鲍威尔被指定进行调查并考虑如何回复。鲍威尔很快就把信给处理了。4天后，鲍威尔跟格伦的指挥官谈了话，然后起草了一封回信，信中称指控并不属实。鲍威尔写道，有可能发生过美军施暴的“孤立事件”，不过都已经进行了惩罚。“……阿马里克尔师的士兵与越南人的关系非常好，”他补充道。格伦很快收到一位美国将军写的内容完全相同来信。

  　　格伦提出的指控就这样不了了之了，因为它缺乏细节。作为一名有前途的年轻参谋军官，鲍威尔对调查关于美军胡作非为的含糊但却令人不安的指控并不热衷。直到后来另一名士兵、专业技术四等兵罗恩·莱登诺尔给他家乡的国会议员写信并因此引发陆军对此进行调查之后，“梅莱大屠杀”的细节才传出阿马里克尔师。

  　　在海外第二次服役的过程中，鲍威尔营救了他的指挥官盖提斯将军，在将军和另外两名美国人搭乘的直升机撞上一棵树并坠毁之后，他将他们拖到安全地带，因此被授予功勋奖章。乘坐同一架直升机的鲍威尔摔断了脚踝。1969年夏天，他结束了在海外的服役期，动身离开越南。

  　　鲍威尔仍然怀着对文职官员不珍视自己的自由和安全那种传统的反感。林登·约翰逊在1968年宣布不竞选连任时，鲍威尔认为这是一个颇具“政治家风度的姿态”，但是“收拾行装，打道回府，重归牧场［原文如此］，这并不是职业军官或者应征入伍的美国人能够做出的选择”。

  　　然而，第二次海外服役结束，鲍威尔从越南回国时，对战争本身和美国打这场战争的方式，也有了更广泛、更冷峻的判断。鲍威尔的一些结论为后来几代美国人所熟知，因为所谓的“温伯格主义”(鲍威尔时任国防部长卡斯珀·温伯格的军事顾问)和后来所谓的“鲍威尔主义”(当他担任参联会主席之后)的国防部方针里都包括了他的这些结论。最主要的观点是必须有明确的目标，有美国公众的支持，运用压倒敌人的力量。“战争应该是政治的最后手段，”鲍威尔在第二次派往越南服役之后这样认定，“在我们走向战争时，我们必须有一个我们的人民理解并且支持的目标；我们必须动员国家的资源来完成这一使命，然后去打赢这场战争。”

  第13节：士兵和水手(4)

  　　鲍威尔从越战中还汲取了其他一些教训。美国的军事领袖们需要恢复元气，美军的文化需要改变；高级军官满脑子都是奖章、晋升和诸如死亡数字一类虚假的统计数字。军事领袖们需要对文职领袖讲真话，而不能支持那些“缺乏支持、并非全心投入的战争”。20年之后，作为美国历史上最有权威的参联会主席，鲍威尔得以将这些关于需要强有力和独立的军事领导的思想付诸实践。

  　　最后，鲍威尔是怀着对打仗和送死的主要是那些比较贫穷、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美国人的现象深深的不公平感离开越南的。“这么多权贵子弟，这么多职业运动员……设法挤进了后备役部队和国民警卫队，我深感愤慨，”他写道。

  　　在与世隔绝的南越，并肩作战的南越士兵给理查德·阿米蒂奇起了个越南名字——“陈万富”。这个名字有它自己的意义。“Phu”是“福”或者“富”的意思，多少跟阿米蒂奇的名字有点联系。“Van”指的是男性。“陈”是伟大的越南海军英雄陈兴道的姓，这位将军曾在1287年击败过蒙古人的入侵。阿米蒂奇的越南名字大体意思便成了“富有的海军大兵”。

  　　在主动要求从海军驱逐舰转到参战部队之后，阿米蒂奇便在越南境内服役，参加了在湄公河和其他内陆及海岸附近的水道巡逻的部队。根据他本人和官方的叙述，在第一次派驻越南的过程中，阿米蒂奇曾在沿海地区的一支南越伏击部队里任顾问。一年后，他离开越南，在加州的克罗纳多军事基地担任反暴乱教官，教授伏击和审讯的技巧。接着在1971年5月，他志愿第二次返回南越再服役一年，在柬埔寨边界附近的西宁给另一支部队担任顾问。这一年结束后，他立即主动要求从1972年5月开始再干第三个任期，在沿海地区给一个伏击队当顾问。他已经和大学的女友结了婚，但是，这并没有阻止他一再返回战场。

  　　有关阿米蒂奇在越南的经历的这些官方记载并未讲述完整的故事。阿米蒂奇的几个朋友和同事在采访中主动说出了他在越南是情报人员。“他在那儿干的是秘密工作，”1980年第一次见到阿米蒂奇的理查德·艾伦说道。帮助聘用阿米蒂奇加入里根政府并且成为他在五角大楼的上司的弗雷德·埃克雷说，他认为阿米蒂奇一直是为中情局工作的。这是什么样的秘密行动呢？熟悉阿米蒂奇在那个时期的活动的其他人说，他与名声欠佳、多有争议的“凤凰计划”有关系，这是由中情局指挥的、目的是通过除掉越共在农村的政治机构来瓦解它的美国行动。

  　　“他参加了越战中风险最大、最艰巨、出手最狠的‘凤凰计划’。他们不是暗杀队；而是反游击队小组，”拉里·洛普卡说。洛普卡是一位空军军官，70年代曾在越南和伊朗与阿米蒂奇共事，后来在五角大楼又做了他的助手。当被问及他能不能肯定阿米蒂奇是否参与了“凤凰计划”时，洛普卡答道：“我认为这是事实。我们在后来的年代里很长时间都在一起。他向我讲述了一些交火的情况。听起来就像是电影《第一滴血》中的场景一样……他们在夜色中乘坐小船悄悄驶往上游，摸进越共的村庄，找到负责人住的茅屋，把茅屋给端掉，然后返回小船，再撤出那个地方。”

  　　持批评意见的人指责说，“凤凰计划”其实是一个暗杀计划，通常由南越特务来执行；替它辩护的人则认为这是一场恶战的合理组成部分。中情局负责该项目的威廉·科尔比后来在国会听证会上承认，在执行“凤凰计划”中的确有一些“过火行为”。该项目相当成功；科尔比称，“凤凰计划”除掉了6万名越共特务，在很多情况下是直接把这些人给干掉。1969年一年的时间里，在西贡的美国使馆声称，“凤凰计划”“除掉”了 19 534 名特务，并打死了其中 6 187 人。

  　　当被问及阿米蒂奇是否参与了“凤凰计划”时，在西贡担任过中情局情报站站长、协助负责“凤凰计划”的老牌情报官泰德·沙科利答道：“是的，他可能是外围人员。”沙科利说，他在越南时并不直接认识阿米蒂奇，但阿米蒂奇与美国的情报行动有“关系”。

  第14节：士兵和水手(5)

  　　阿米蒂奇本人坚持说，他没有参加过“凤凰计划”。“我从来没有参加过‘凤凰计划’，”他在就本书接受采访时说，“我是一支越南伏击队的顾问。”他解释道，有时候，他的部队在搜集情报时，会把情报交给一位海军情报联络官，这位情报联络官再将情报转给“凤凰计划”的负责人；因此，“凤凰计划”的军官们有时会到阿米蒂奇所在的越南农村来寻求咨询或帮助，他会把他们带到某个地方。“但是我从来没有为‘凤凰计划’干过，”他说。至于执行夜间突袭任务，阿米蒂奇说：“这就是我当突击队顾问的原因。这就是【创建和谐家园】的事情。这就是我的生活！”

  　　阿米蒂奇不仅仅是像鲍威尔那样通过在越南作战来履行自己的军人职责；阿米蒂奇爱上了这个国家，他珍视它给予他的机遇，并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这个国家。他能讲一口流利的越语，特别喜欢呆在乡下。一次，有人试探他愿不愿意到西贡给一位美国海军上将作副官，他提的问题是，他是不是必须穿袜子。当被告知可能得穿袜子的时候，阿米蒂奇拒绝了这份工作。

  　　“我太太会告诉你，我第一次结束海外服役回国之后，精神头十足，”许多年后阿米蒂奇告诉一位采访者，“我喜欢越南的文化。第二次，我感到心灰意冷。我希望越南人能出来战斗。到了第三次，我找到了平衡。有些日子里，你希望有仗打；有些日子里，你就想睡大觉。”

  　　1973年初，尼克松政府的对越政策发生剧烈摇摆之后的几个月，阿米蒂奇的军旅生涯出现了危机。按照做具体工作的阿米蒂奇的观点，他相信理查德·尼克松在1972年底对河内和海防的猛烈轰炸终于使美国在战争中占了上风。“我在1972年12月意识到，……我们距离胜利已有多么近，”他后来声称，“……我们把那帮【创建和谐家园】打得落花流水，然后又饶了他们。我认为亨利·基辛格慌了阵脚，总统也慌了阵脚。”仅过了几个星期，尼克松政府就签署了《巴黎和约》，接受了美国同意从越南撤军的解决方案。

  　　巴黎协议激怒了阿米蒂奇，使他不知所措。“他对战争的结束非常反感，”他的朋友理查德·奇尔德雷斯说，“我想我们谁都没有料到，军队和美国就这么撤了。”数年后，阿米蒂奇发泄了自己对巴黎和平协议的愤怒，他打了一个恰当的比方，这个比方使人确信他个人与越南、越南军队和越南人民有深深的联系。

  　　“我觉得［美国从越南撤军］很像把一位女人的肚子搞大之后便撒手走人似的，”阿米蒂奇宣称，“这可不是什么好形象，但我觉得我们就是那个逃兵父亲。”

  　　阿米蒂奇第三次派驻越南的日子就要结束了，但他仍然不想离开这个国家。根据巴黎协议，美国在撤军之后，只允许在南越保留50名军事人员。阿米蒂奇向海军上司申请成为这50人之一，他要求在西贡这个他以前一直回避的城市工作。他的请求遭到拒绝。海军的军官们向阿米蒂奇建议，他在越南待的时间已经足够了，证明他可以在世界其他地方做其他事情，这对他的军旅生涯更有利。

  　　“海军的调配人员说的话大意是，‘我们觉得你已经开始落在你同辈人的后面了’，”阿米蒂奇的朋友詹姆斯·凯利说道，“他们说这番话的时候，他对那些海军的人谈了他对这个体制的想法，在这个体制里，本来积极参战应该是最重要的事情，可你与同辈人相比却因此而落了伍，如果他们是这样看的，那海军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了。他当即就辞了职。”

  　　阿米蒂奇选择了放弃他的海军生涯并且留在南越。他成为西贡美国武官处的文职雇员，在那里，他继续充当南越军队的顾问。他在海军司令部工作，为南越的海军、海军陆战队和特种部队担任作战顾问。他经常在全国各地跑，了解南越军队如何作战，监督他们如何使用美国的军事装备。

  　　阿米蒂奇把夫人劳拉带到南越待了一段时间。他们与许多其他美国人不同，因为阿米蒂奇越语非常流利，并且大部分时间跟越南人呆在一起。“里奇认为不值得与泡在西贡的部队小卖部周围的人为伍，因此他不到那个地方去，”凯利说，“他们生活在越南人中间，到越南人的市场去买东西。”

  第15节：士兵和水手(6)

  　　在此期间，阿米蒂奇被派去接待一位到访的名叫埃里希·冯·马博德的五角大楼官员，并担任他的向导，后者后来在他的生活当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冯·马博德是文职人员，是国防部负责管理越战后勤、资金和武器的官员。在五角大楼里，他是一个传奇人物，以能办成事、办事效率高而迅速、有办法绕过繁文缛节而闻名。如果你想向某个外国卖武器，冯·马博德是你必须拜访的人。“他是所谓的国防安全援助局的审计员，这使他掌握了有关东南亚各种没有登记造册的资料，”冯·马博德的海军助手凯利解释道。凯利认为马博德是他见到的最优秀的官员，他拥有着陆军上将和海军上将们在国防部长之外很少赋予文职人员的权力。一次，冯·马博德和凯利在五角大楼里沿着走廊走着，这时，一位四星海军上将打旁边经过，向冯·马博德热情洋溢地打着招呼。将军离开后，喜欢造些警句格言的冯·马博德告诉凯利：“千万别把畏惧和爱戴混为一谈。”

  　　1973年，参院军事委员会的约翰·斯坦尼斯参议员抱怨说，五角大楼给他的关于南越需要多少经费和美军装备的报告很多竟是互相矛盾的。他要求五角大楼用一个声音讲话。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采取的应对措施是任命冯·马博德担任负责南越问题的主要副手。第二年，冯·马博德访问了越南，去亲眼看看战争的进展情况。

  　　在西贡，分配给阿米蒂奇的任务是领着冯·马博德到处转转。他不太高兴。“有一天，我接到［驻西贡美军军官打来的］电话，说我们这要来一个大人物，他想请你陪他转转，带他到前线去看看，”阿米蒂奇回忆道，“我挺恼火，我被留了下来。到了新山［机场］的指定地点，我见到了埃里希·冯·马博德和吉姆·凯利……冯·马博德想看作战情况。因此我把他们带到战斗激烈的地方，我们坐直升机进不去，于是，我又带他们到其他一些地方去。他［冯·马博德］非常高兴。他是个地道的爱打仗、爱闻火药味的怪人。他就喜欢那个，并且老是记得。”冯·马博德当然印象深刻。“他非常勇敢，”他这样评论阿米蒂奇，“我对挨枪打不习惯，可他却非常放松。我们很难能说动别人带我们到某些［危险的］地区去，可是他通过美国航空公司和某些越南组织安排我们去成了……他似乎全然不担心自身的安全。”

  　　阿米蒂奇巧妙利用自己的作战经验吸引了没有像他那样在越南服过役的华盛顿重要官员，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接下去的几年里，在阿米蒂奇试图在海军以外建立起职业生涯的过程中，曾仰仗冯·马博德安排工作和提供帮助。此处两个换段1974年12月，阿米蒂奇辞去在西贡的工作回到美国。他认为这场仗打得很糟糕。他去了华盛顿，希望能给南越不断恶化的局势敲敲警钟，但是毫无结果。似乎没有人听他的话。阿米蒂奇飞回圣地亚哥的家，与妻子家人短暂团聚。之后，他变得烦躁不安，便于1975年3月飞回越南，访问了岘港，到越南南方和北方到处旅行。当时和后来他都坚持说，他完全是自己在旅行，尽管他还似乎在执行评估军事形势的使命，可能在向冯·马博德汇报，后者仍负责向国会报告战争的进展情况。阿米蒂奇发现南越似乎正在出现内乱。回国后，他再次试图引起对帮助防止南越政权垮台的兴趣。“我不知道如何是好，”他回忆道，“我找不到一个能够明白那个国家正在自己垮掉的人。”

  　　在这个时候，阿米蒂奇对南越状况的了解，远远超出他对美国人的情绪的了解。美国人不愿意在签订了撤出美军、结束美国在战争中的军事行动的协议两年之后，再为挽救南越政权做出新的努力。福特总统提出向南越增加7.22亿美元援助款的最后请求没有得到国会的批准。

  　　4月末，阿米蒂奇正坐在圣地亚哥的家中，这时电话铃响了。来电话的是冯·马博德。“里奇，你小子到华盛顿来，”冯·马博德说，“我给你找了份工作。”他要阿米蒂奇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一起来，因为他在一段时间里会看不到他们。阿米蒂奇和家人一起飞到华盛顿，住进双桥万豪酒店的一个房间，第二天早上步行去五角大楼。在冯·马博德的办公室里，凯利注意到阿米蒂奇穿着他唯一的运动衫，可能还戴着他为数很少的一条领带。

  第16节：士兵和水手(7)

  　　冯·马博德解释了他想要阿米蒂奇做什么。此时，五角大楼已经意识到南越即将垮台。美国政府希望防止南越的军事资产——它的飞机、舰只和其他有价值的军事武器装备——落入北越手中。冯·马博德第二天要飞往西贡，并且要带阿米蒂奇同行。他们的使命是尽可能多地把这些东西来从南越运出来，其余的设法销毁。

  　　冯·马博德、阿米蒂奇，还有两位美国空军军官，于1975年4月24日乘坐泛美航空公司的最后一架商业航班在西贡降落。阿米蒂奇的任务是协助将美国的舰只和快艇弄出越南，而冯·马博德和空军军官主要负责飞机。第二天，冯·马博德和阿米蒂奇拜访了南越海军司令钟新刚中将，告诉他北越部队正在快速推进。他们向钟将军提交了撤退计划：首先，所有越南海军人员将奉命携带家属，把舰只驶到基地。然后，一接到信号，越南人将驾船出海，前往昆山岛附近海域的【创建和谐家园】地点，美国军舰将搭载他们和保护他们。

  　　该计划预备在一周后，也就是在5月1日或者5月2日左右执行。这个日子是根据中情局对北越到达西贡所需的时间确定的。但是，北越人并没有执行中情局的时间表；他们提前很多就到了，影响了美国人的行动，限制了美国人能够营救出的飞机、舰只和人员的数量。时隔四分之一个世纪，提起中央情报局西贡站“那个【创建和谐家园】”站长托马斯·波尔加，阿米蒂奇仍耿耿于怀，他认为波尔加过于依赖波兰人和匈牙利人来获取关于北越人意图的情报。

  　　4月28日，冯·马博德派阿米蒂奇前往位于西贡西北的边和的大型美国基地，要他们打点行装，运走贮存的军事物资。阿米蒂奇乘坐直升机飞过去，他发现基地几乎是空荡荡的，只有三四十名南越维修工人。他跟他们做了一笔交易：如果他们帮着打包，同意开枪打死所有企图翻墙过来的人，阿米蒂奇就带他们去西贡。不到一小时，他们就捆了15个货盘，这时，阿米蒂奇接到马博德打来的电话。“马上撤出来，”他说，“我现在不能对你解释。”在西贡，美国国防部官员监听到北越的一条无线电消息说，他们已经包围了边和的基地，决不能让敌人逃走。阿米蒂奇说，他必须带上那些他答应一起走的南越人。边和遭到越来越猛烈的火箭和迫击炮火的攻击，冯·马博德派来的一架中情局的飞机着了陆，搭载上阿米蒂奇和他的南越维修工人，把他们运送到首都安全的地方。

  　　两天后，随着北越军队向西贡逼近，美国的撤退计划开始了。冯·马博德和阿米蒂奇乘坐美国航空公司的直升机到了美国海军蓝岭号。阿米蒂奇在混乱中丢失了他的身份证件，不过他说服了该舰舰长唐·惠特迈耶将军让他登上了一艘美国驱逐舰，驾驶驱逐舰向南驶向昆山岛。

  　　接下去一个星期发生的事情使阿米蒂奇在南越的服役有了一个英雄壮举般的收场。在昆山岛附近，南越海军集结了大约90艘舰船。船上有至少2万名外逃的南越人，其中大多数是海军人员和他们的家属，也包括钟将军。这些舰船没有食品和水，其中一些基本不能出海。阿米蒂奇是美国海军在越南人这支船队里唯一的代表。

  　　阿米蒂奇决定将船只和难民驶往约一千英里以外的菲律宾。大多数船只的状况都做不了这次航行。至少60艘船被凿沉了，有的是被炮火击沉的。2万名越南人挤进32艘船；有3艘原来是美国海岸警卫队使用的船，每艘通常搭载170名水手，现在每艘船塞进了 1 500 名越南人。阿米蒂奇向国防部拍发了急电，结果派人给船只送来了食品和饮水。从5月2日至7日，阿米蒂奇的越南船队在3艘美国军舰的保护下，驶往菲律宾的苏比克湾。由于过度拥挤，船上发生了打斗甚至交火。

  　　当船只抵达苏比克湾时，费迪南·马科斯总统和菲律宾政府企图阻止这些仍然悬挂着南越旗帜的船只进入菲律宾水域。在美国官员、菲律宾官员和越南难民参加的紧张的谈判中，阿米蒂奇再次充当中间人和翻译。终于在5月8日找到了解决方法：在阿米蒂奇协助安排的正式仪式上，船只降下它们的越南旗，悬挂上美国旗，然后驶入苏比克湾。对于阿米蒂奇，在七年多之后，越战终于结束了。

  第17节：士兵和水手(8)

  　　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越战的惨败对那些参战的和没有参战的所有“火神派”产生了相似的影响。在越南的失败，导致他们致力于重振和保持美国的军事实力。理查德·切尼、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保罗·沃尔福威茨以及科林·鲍威尔和理查德·阿米蒂奇的职业生涯都无一例外。明显地重视从军事角度分析外交政策问题，这是在小布什政府里掌权的这个班子不同于他人的主要特点。

  　　冷战初期掌管美国外交政策的那些“智者们”并不缺乏处理军事问题的经验。比如，他们中的约翰·麦克洛伊和罗伯特·洛维特二人，曾在二战中担任作战部长亨利·史汀生的高级副官。但是，在更早的这代人看来，军事问题上的经验并不像具有更广泛的外交、国际法和商务经验那么重要。那么，毫不奇怪，二战后那一代人的领袖人物，对建立能够进一步拓展美国利益的永久性新国际经济、法律和外交体制和机构(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及马歇尔计划等)的兴趣，要浓于对建立新的军事机构(如北约)的兴趣。相比之下，“火神派”在美国军事实力的问题上精力充沛，富于创新，而对建立新的外交或经济体制和机构则热情不足。

  　　一方面，“火神派”对军事实力有共同兴趣；另一方面，他们中间在什么时候使用军事实力和如何最好地保持这种力量的问题上存在着分歧。这些分歧源于越战时期他们的不同经历。

  　　美国撤出越南30年之后，保罗·沃尔福威茨对那场战争和那场战争究竟应不应该打，仍然抱着一种复杂的心情，这不符合他的性格。在2002年的一次采访中，他提到，越战当时像是一项崇高的事业；他指出，新加坡的李光耀等领导人坚信，美国迟滞了共产主义在整个地区的发展，从而“挽救”了东南亚。另一方面，沃尔福威茨接着说，美国牺牲的人数这么多，战争在美国社会引起了这么深的分歧，那么打这场战争是否值得，这是一个合理的质疑；美国似乎“超支”了美国的实力。

  　　沃尔福威茨能够超脱出对越战的强烈感情，这反映了他自身的背景。越战期间，他大多数时间在学术界。他在研究生院的导师、核战略家艾伯特·沃尔斯泰特不是越战的坚定支持者。虽然沃尔斯泰特在政治上是保守派，但他总是把越战看做是精神错乱，是一次错误的行动，它消耗了美国的能量，把美国的注意力从重要得多的与苏联的长期竞争上转移开来。

  　　鲍威尔和阿米蒂奇没有沃尔福威茨那样超脱。他们帮助在东南亚打的这场战争，成为他们对认识美国外交政策和美国与世界的关系的核心因素。

  　　越战使鲍威尔始终对有可能削弱美军的实力、名声和作战能力的军事行动持谨慎态度。换言之，在鲍威尔看来，保持美国军事实力的主要办法，是少用和慎用。于是，越战的经历便产生了温伯格主义和鲍威尔主义：先要有明确和集中的目标以及强有力的公众支持，然后再发动战争；一旦开始战争，必须动用压倒优势的力量迅速夺取胜利。鲍威尔往往不信任那些在华盛顿而不是在战场上获得国防问题经验的官员们。当文职领袖要求在海外采取军事行动时，鲍威尔有时会把他们视为越战中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的现代翻版。

  　　鲍威尔在与五角大楼的文职领袖打交道时，经常会想到他们的越战经历或者缺乏越战经历。在谈及他在老布什政府里与国防部长迪克·切尼似乎很和谐的合作关系时，鲍威尔在自传中写道：“这个没有穿过一天军装、在越战中以在校就读和有了孩子借口获得了缓役的人，立刻控制了五角大楼。”

  　　阿米蒂奇从越南汲取了许多与鲍威尔相同的教训。他也信奉温伯格—鲍威尔主义包含的谨慎和压倒优势力量的原则。

  　　阿米蒂奇还从越南获取了其他一些教训。教训之一是，美国特别是在亚洲必须保持盟国和自己的承诺至关重要。美国从南越撤军激怒了他，因此，他迫切地要确保美国不再有“逃跑的父亲”那类的行为。在后来的几十年里，阿米蒂奇成为华盛顿对强大的盟友和美国在亚洲永久驻军的一位主要支持者。除了迈克·曼斯菲尔德大使外，过去30年中，没有一位美国官员像阿米蒂奇这样与日本保持了如此密切的关系。

  第18节：士兵和水手(9)

  　　其他“火神派”对盟国的看法要消极得多，只要有必要，他们宁愿美国独自行动。尤其是拉姆斯菲尔德，他在70年代初出任了美国驻北约大使，他怀着对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做决策时采用的冗长、乏味、繁琐的协商过程的偏见卸了任。“拉姆斯菲尔德似乎不喜欢北约，在北约，你得彬彬有礼，得对意大利国防部长客客气气地说话，得应付欧洲人对苏联的错误观点，”在尼克松和福特政府里与拉姆斯菲尔德共事过的一位前官员说。

  　　阿米蒂奇在越南度过的日子使他对美国政府和华盛顿的官僚机构的运作方式有了一点体会。最重要的是人际关系和网络，而不是官僚机构正式运作的方式。阿米蒂奇的第一位文职上司埃里希·冯·马博德，在整个华盛顿建立起一个可以寻求帮助的广泛的私人朋友网，使他掌握了实权。阿米蒂奇在华盛顿建立起类似的网络，根据他在越南参加小部队作战的经验，他重视信任、忠诚和友谊的个人价值。像切尼这样的其他高层官员对工作助手有所保留，保持着职业距离。切尼通常能赢得他们的尊重，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个人色彩并不重，他的助手也随着政府的进退而改换门庭。而阿米蒂奇却培养了一小群忠实的助手，他们跟着他从一个工作换到另一个工作。阿米蒂奇则对高层朋友——特别是对鲍威尔——表现出特殊的个人忠诚。

  　　最后，越战的混乱使阿米蒂奇懂得，事情往往发展太快，这是华盛顿的任何人都无法控制的。战争结束时，阿米蒂奇与至少2万名越南人乘船到了菲律宾，尽管菲律宾总统并不愿意接受难民，而且美国政府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置他们。

  　　回忆起那个时刻，阿米蒂奇说：“我学到一个永恒的道理——宽恕比允准更容易得到。”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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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Lucky Bag yearbook note，由美国海军学院档案馆提供。绰号和举重房的情况由海军学院一同学在采访中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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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Ü Colin Powell, My American Journey (New York: Ballatine Books, 1995), pp.27,34.

  ¡¡¡¡¢Ý Colin Powell, My American Journey (New York: Ballatine Books, 1995), p.59.

  ¡¡¡¡¢Þ Ibid., p.66.

  　　⑦ 切尼先是由于在校就读后又因有了孩子而缓役。沃尔福威茨因在校就读而得以缓役。

  ¡¡¡¡¢à Robert Timberg, The Nightingale¡¤s Song (New York: Touchstone Books, 1995), p.91.

  ¡¡¡¡¢á Michael Hirsh,¡°Hawks, Doves and Dubya,¡± Newsweek (September 2, 2002), p.24.

  ¡¡¡¡¢â Peter Beinart,¡°First Serve,¡± New Republic (September 2, 2002), p.6.

  　　Powell, op. cit., pp.77·101.

  　　Ibid., pp.78,86,100·101,127.

  　　Ibid., pp.126·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