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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什战争内阁史
第1节：身为门徒的知识分子(1)
身为门徒的知识分子
通常在美国人的记忆当中，60年代是美国转向左派知识分子的年代。那些形象依然历历在目：在美国的主要大学里，那是反战【创建和谐家园】【创建和谐家园】的年代，是马克思主义教授占据讲台的年代，是大学生占领校长办公室的年代。在一些精英大学的校园里，最保守的学生似乎加入了青年民主党组织，而真正的左派分子成了革命者。流行于校园的书籍，如查尔斯·赖克的《不成熟的美国》、赫伯特·马库塞的《单向度的人》和弗兰茨·法农的《世界上不幸的人》等等，主张必须对邪恶的美国实力加以限制。
就在这场校园动荡中，在竟然几乎没有被人们察觉的情况下，知识界出现了一种独立的运动。按照字面上的意义，这是一场保守运动；它接受(实际上是崇拜)过去的传统价值、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当时，这场运动对美国政府和政策没有什么影响，至少与努力争取——并且最终成功地——使美国从越南撤军的政治左派的潮流相比是这样。
然而，在30年的时间里，这场看似微不足道、内容五花八门的校园运动，对美国的政策产生了比反战运动更重要和持久的影响。到了21世纪初，越战时代的“新左派”早已被埋葬。而60年代保守的校园运动却在蓬勃发展。其拥护者们在乔治·W.布什的政府里身居要职。处在这些知识界逆流中心、也就是处在保守派理论与美国外交政策实践的连接点上的，是乔治·W.布什的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
如果说有某位公共官员总是受人保护的话，那就非沃尔福威茨莫属。他天性聪颖，善于创造性思维，且很勤奋。甚至连一些坚决反对他的结论的民主党头面人物，私下都承认为他的聪明过人而折服，这在共和党外交政策官员里，只有他一个。同时，沃尔福威茨又忠实于与他共事的那些上级，对他们不构成威胁。在他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一位又一位学者或政府领导人把他作为门徒精心地栽培。多年来，沃尔福威茨的恩师既有学术界的理论家艾伦·布鲁姆(他本人是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的信徒)，也有核战略家艾伯特·沃尔斯泰特、学者兼官僚弗雷德·埃克雷，还有高级内阁成员乔治·舒尔茨、迪克·切尼和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过了一段时间，沃尔福威茨开始培养自己的一群门徒，他们是由他介绍进入政府的年轻的保守派，如切尼的办公厅主任斯库特·利比，还有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等。在某种意义上，沃尔福威茨的经历符合一位欧洲教授的知识传统；他最重要的关系不是与他的同辈人而是与他的导师们、继而又是与他的学生们的关系。
他是学术界与政府之间的一座桥梁。对于他在学术界的导师们，沃尔福威茨代表着连接政府和公共政策的现实世界之间的纽带。对于政府里的恩师们，他提供了理论框架和决策的理论基础。值得注意的是，沃尔福威茨从未反对或者背弃过其中的任何一位恩师。他既不努力争取，也没有人去请他担任最高层的领导职务。尽管沃尔福威茨低调的个性和善于思考、毫不浮夸的风格使他成为理想的大学校长人选，但并不太符合在华盛顿一位内阁部长应有的外表和举止的标准；沃尔福威茨不像拉姆斯菲尔德那样强硬、果断，不是科林·鲍威尔那样干练的管理者，也不像康多莉扎·赖斯那样有政治头脑。结果，到了沃尔福威茨年近花甲、原来的一头黑发渐渐花白的时候，他仍然是一位下属——然而，由于他创造性的智慧，他是华盛顿最有影响的一位下属。
沃尔福威茨的父亲雅各布·沃尔福威茨出生于波兰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他在华沙出生，10岁时跟随父母定居纽约市。他毕业于纽约城市学院，在大萧条期间，为了挣钱，曾在高中教书，获得纽约大学数学博士学位，最终成为美国统计学理论的著名专家。他毕生都是一位虔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到了晚年，还积极组织了反对苏联迫害持不同政见者和少数民族的【创建和谐家园】【创建和谐家园】。①
40年代初，老沃尔福威茨在哥伦比亚任教期间，参加了学校的统计学研究小组，为美国军方进行战时研究工作。在此期间的1943年，保罗·沃尔福威茨诞生了，排行老二。
第2节：身为门徒的知识分子(2)
雅各布·沃尔福威茨于1951年加入了康奈尔大学的教师队伍，把夫人和子女从纽约市合家迁到了纽约州令人愉快、宁静的大学城伊萨卡。保罗·沃尔福威茨虽然随父亲在休科研假的学期里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伊利诺伊大学教书而搬过家，但他青少年时代的大多数时间是在那里度过的。14岁时，他的父亲接受了在以色列科技大学当客座教授的工作，并将家一起搬了过去。(许多年后，保罗的姐姐劳拉，一位生物学家，嫁给了一个以色列人，并在以色列定了居。)
他最初的志向是上哈佛大学，但是他获得了康奈尔大学的全额奖学金，父亲明确说这个条件太好了，不应该拒绝。在本科生期间，他开始步父亲的后尘，主修数学和化学。但到了毕业那一年，他开始偏离自然科学，进入其他领域。他注意到，自己的业余时间用在了阅读历史和政治书籍上，而他的主课数学课的同学，则把业余时间都用在解额外的数学题上。②
在校期间，沃尔福威茨加入了“碲化物协会”。该协会是一位名叫L.L.纳恩的科罗拉多商人在1910年建立的，它选择了康奈尔大学一群成绩拔尖的学生，为他们提供免费食宿。学生都是男性，直到沃尔福威茨的姐姐在1962年成为第一位女性成员。被选中的学生集中住在学校一个大宿舍“碲化物大楼”里，他们在那里通过实践体会了民主的意义；学生们管理宿舍楼，雇清洁工，监督宿舍的维修，组织演讲、研讨会和其他学术方面的交流活动。③
“碲化物协会”这个概念本没有政治或者意识形态的色彩。但是在1963年，一位新来的教员、名叫艾伦·布鲁姆的政治哲学教授来到康奈尔，一段时间里，他担任了住在“碲化物大楼”里的教员。布鲁姆推崇传统价值、名著和经典的重要性；他后来撰写了《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一书，在1987年成为畅销书，书中具体论述了保守派对美国高等教育领域出现的变化的不满。布鲁姆也是一位具有个人魅力的人物，他好问，是苏格拉底的信徒，享乐主义者，充满了智慧，是布鲁姆的密友索尔·贝娄的小说《拉维尔斯坦》中标题人物公开的原型。
“在他看来，耶路撒冷和雅典是文明的两个发源地……在他的课堂上，讲座总是座无虚席，他咳嗽、口吃，他吸烟、高声喊叫、大笑，他让学生站起来辩论，他唆使他们争斗、检查他们、向他们灌输，”小说家索尔·贝娄这样描述他笔下的主人公拉维尔斯坦教授，“他不会问，‘你们将在何处度过永恒？’就像宗教中鼓吹世界末日将近的纠察队员那样，而是会问，‘在当今民主社会里，你用什么来满足你心灵的需要？’……他会向你讲述你的心灵，它已经很薄，正在迅速缩小——越来越迅速。”④
布鲁姆很快在康奈尔发展了一个以“碲化物协会”为核心的学生网络。沃尔福威茨是其中一员。这个“碲化物协会”的其他成员在不同时期包括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总统候选人艾伦·凯斯、情报专家艾布拉姆·舒尔斯基、苏联问题专家斯蒂芬·塞斯塔诺维奇，还有中亚问题专家查尔斯·费尔班克斯。许多年后，在里根政府里，沃尔福威茨聘用了康奈尔“碲化物协会”网的几位成员参加了他在国务院的工作班子。包括沃尔福威茨在内的一些康奈尔大学校友，继续时不时地打电话给布鲁姆，希望按照传统价值和理想，去理解华盛顿面临的困境。
布鲁姆与仍在康奈尔讲授数学的沃尔福威茨的父亲之间的关系比较尴尬。在《拉维尔斯坦》一书中，贝罗描绘了一个名叫菲利普·格曼的虚构人物，他是拉维尔斯坦从前的学生，后来像保罗·沃尔福威茨一样，成为国防部高级官员。在小说里，格曼的父亲是和拉维尔斯坦同校教统计学的教授，很像真实生活中的雅各布·沃尔福威茨和布鲁姆。
“格曼在学术界的父亲坚决反对菲利普选的拉维尔斯坦的讲座课，”贝罗写道，“受尊敬的政治学教授告诉老格曼，拉维尔斯坦太爱标新立异，他诱惑和腐蚀了他的学生。‘有人告诫一家之长，要小心那个同性恋色鬼，’拉维尔斯坦说。”⑤(布鲁姆是同性恋，这一事实是贝罗在书中首次公开披露的。他的一些学生认为他的性行为是个谜。“就像是‘别问，也别说’似的，”保罗·沃尔福威茨后来告诉一个来询问布鲁姆情况的采访者。⑥)
第3节：身为门徒的知识分子(3)
沃尔福威茨认为，小说家的描述有失准确，要么就是部分根据布鲁姆其他一些学生和他们的父亲的故事拼凑的。多年之后再回忆起来，他想到他的父亲和布鲁姆互相之间既提防又钦佩着对方。布鲁姆认为，大脑的一生代表着最伟大的活动，雅各布·沃尔福威茨常常在康奈尔的四方院子里连续数小时在沉思中踱步，没有一支笔或一张纸来帮助他，让他印象极为深刻。但是，老沃尔福威茨研究的是数学，布鲁姆研究的是政治理论；他们之间的鸿沟是不可逾越的。雅各布·沃尔福威茨根本看不起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也看不起研究这些的人。布鲁姆刚好是这个子集的一分子。⑦
布鲁姆的思想和他的知识架构大部分不是他自己的东西。他本人是一位名叫列奥·施特劳斯的哲学家的门徒和普及者。施特劳斯是德国犹太人，在纳粹镇压中离开欧洲，到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任教。布鲁姆的许多理论——尤其是他批判的在他看来弥漫着现代知识界生活的相对论情绪——都是直接来自施特劳斯。在芝加哥大学，布鲁姆曾在施特劳斯手下做过研究，他的第一部著作就题献给了施特劳斯，曾经把他第一次与施特劳斯相遇说成是一生当中“最关键的时刻”⑧。
保罗·沃尔福威茨在康奈尔大学念四年级的时候，决定申请研究生院，不是攻读数学或自然科学，而是攻读政治学和国际关系。他的父亲做了最后的努力，想劝他改变主意，坚持说如果他打定主意放弃纯自然科学，应该至少学经济学，这比任何其他的社会科学学科都更接近数学。他的请求很快遭到断然拒绝。保罗·沃尔福威茨同时被哈佛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院录取了。他选择了芝加哥大学。一个关键因素是列奥·施特劳斯仍在该校任教。沃尔福威茨觉得施特劳斯是个特殊人物，是不可取代的资产。他希望更多地了解他。⑨
列奥·施特劳斯是现代保守派运动的一尊偶像。他的影响目前在研究包括外交事务在内的公共政策的保守派中间特别强烈。他在学术界的继承人包括新保守派杂志《旗帜周刊》的编辑威廉·克里斯托尔、前教育部长威廉·贝内特、福山和哈佛大学教授哈维·曼斯菲尔德等学者，还有五角大楼和国家安全部门的不少官员。并非所有的施特劳斯主义者都是保守的共和党人。曾经一度在比尔·克林顿总统的白宫工作的知识分子之一威廉·高尔斯顿也是施特劳斯的学生；像沃尔福威茨一样，高尔斯顿先是在康奈尔师从布鲁姆，接着到芝加哥大学研究政治学。⑩
施特劳斯的影响令人吃惊，因为他撰写的那些大部头的、深奥的著作，实际上没有具体探讨什么外交或者国内政策问题。和布鲁姆一样，他的著作主要是关于理解经典著作、特别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及从洛克和卢梭到尼采和海德格尔等欧洲先哲的重要性。施特劳斯著作的一个核心思想，是对道德宽容精神的批判，他认为，道德的宽容统治了欧洲和美国的知识生活。他描绘了他所谓的“自由主义的危机——……危机的出现，是因为自由主义放弃了其绝对主义的基础，并且正试图变成彻底的相对论者”。施特劳斯指出，相对主义和自由主义的问题在于，它们有可能退化为“不严肃的信念，即所有的观点都是平等的(因此，哪一个都不值得进行热烈的辩论、深刻的分析或者坚定的辩护)，接着再退化为另一个令人不快的信念，即凡是赞成某个独特的道德认识、生活方式或者人种至上的人，都有点像是精英论者，或者是反民主的——因此是不道德的”。施特劳斯谈到需要一群出类拔萃的顾问，就像柏拉图的《理想国》书中说的那样，他们能够使政治领袖和大众认识到，必须具备美德和正确的对善与恶的道德判断。
至于美国与世界的关系，施特劳斯的思想有几方面的含义。首先，他的思想强调，一个领袖人物，行动果断，信仰坚定，敢于与“暴政”作斗争(施特劳斯经常使用暴政这个比较老的词，而不用专制这个更现代的词)，这非常重要。施特劳斯和他的追随者们尤其崇敬温斯顿·邱吉尔；在里根政府时期乃至其后很多年，华盛顿的施特劳斯主义者们每逢邱吉尔的诞辰日便会举行【创建和谐家园】，一起啜饮白兰地，吸雪茄。邱吉尔之所以吸引他们，是因为他敢于反抗希特勒。在一篇纪念邱吉尔的悼词里，施特劳斯写道：“那位暴君正处在权力的巅峰。不屈不挠而又宽宏大量的政治家与疯狂的暴君之间的差别——这种明白无误的展现，是人类在任何时代都可以汲取的一个伟大的教训。”
第4节：身为门徒的知识分子(4)
其次，在冷战期间，施特劳斯的思想，为坚定彻底的【创建和谐家园】产主义运动提供了部分知识基础。施特劳斯主义者们并不像很多自由派那样，他们不受限制，不需要迟迟不做道德判断，不需要考虑不同的文化价值和敏感的事物。
对于施特劳斯主义者来说，罗纳德·里根总统谴责苏联是一个“邪恶帝国”，这是一座伟大的政治里程碑。在《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一书中，艾伦·布鲁姆特别提到了里根的这番话，并且指出，很多自由派人士对里根的话感到反感。“里根总统使用‘邪恶’一词使同时代人听起来反感，其原因在于这个词在文化上的傲慢，在于假定他和美国知道什么是善；在于它否定了其他生活方式的尊严；在于它对那些与我们意见分歧的人的含蓄的蔑视，”他解释道。然而，里根对文化相对论的抨击，正是施特劳斯主义者所喝彩的；这是问题的关键。
一些施特劳斯主义者相信，这位哲学家的思想包含了对联合国以及其他国际组织的价值的深深怀疑。“这些机构要么是通向人类普遍平等的阶梯，要么是我们对自己的公正和实力丧失了信心的愚蠢的实例，”施特劳斯的一位门徒在一篇论述他的哲学的政治意义的论文中这样写道。施特劳斯的著作中并不包含这些思想，但是，它们显示了一些施特劳斯主义者认为他的思想对美国的外交政策的意义。
最后，包括沃尔福威茨的密友艾布拉姆·舒尔斯基在内的其他一些施特劳斯主义者，将施氏理论的含义延伸到了情报搜集领域。施特劳斯主义者认为，由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谢尔曼·坎特创立的中央情报局的分析风格，与学术界的自由主义传统有内在的联系。情报官员往往假定，所有的官员都遵循相同的基本行为过程和模式(比如，企图继续掌权，维护国家利益，维持获得经济资源的手段等)。因此，中情局预测另一个政府未来将如何行事的最佳方法，是研究经济产出等客观标准；安插特务和窃取情报没有那么重要。但是，施特劳斯学派对情报搜集的不同观点是，最重要的是一个政权的本质是什么；暴政国家的表现从根本上会与民主国家不同。因此，施特劳斯主义者认为，美国情报部门更需要重视虚假现象。极权政权可以把国内发生的真实情况掩盖起来不让世人了解；要想搞清【创建和谐家园】掩盖的现实，特务便是重要的。
到达芝加哥大学后，沃尔福威茨与施特劳斯的关系并不特别密切。这位教授在芝大的执教生涯已近尾声，沃尔福威茨还没念完研究生，他便离开了。沃尔福威茨修了施特劳斯的两门政治理论课，一门是关于柏拉图的，另一门是关于孟德斯鸠的。他曾一度考虑跟另一位教授、正在将施特劳斯的思想用于美国政治的赫伯特·斯托林写论文。不过，按照沃尔福威茨那时结识的朋友彼得·威尔逊的说法，沃尔福威茨当时并不怎么谈论施特劳斯；此外，沃尔福威茨在政治上并不活跃，甚至没有自认为是保守派。当时在威尔逊眼里，沃尔福威茨似乎是一位中间派，一个很能适应温和派共和党人的传统的人。
在随后的年代里，政府和学术界的同事都逐渐把沃尔福威茨看做是列奥·施特劳斯思想传统的继承人。“沃尔福威茨仍然是主要的施特劳斯主义者，”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珍妮·柯克帕特里克在2002年的一次采访中评论道。沃尔福威茨在谈论外交政策时提及的一些论点带有明显的施特劳斯思想的色彩：他强调要推翻暴政、谴责邪恶；他认为专制制度的运作从根本上不同于民主制度；认为自由民主国家及其情报机关有可能受到专制者的有意蒙蔽等等。沃尔福威茨最初在冷战时期将这些思想运用于苏联，接着在若干年后，又用于萨达姆·侯赛因的伊拉克。
随着他自身事业的发展，沃尔福威茨开始拉大与施特劳斯的距离。“我不太喜欢这个［施特劳斯主义者的］标签，因为我一点也不喜欢标签那类的东西，”他在一次采访中说道。实际上，从一开始念研究生，沃尔福威茨便开始受到一个新的领域——核战略——的吸引，开始投到一位新的导师的门下，他就是芝加哥大学的另一位教授，名叫艾伯特·沃尔斯泰特。
第5节：身为门徒的知识分子(5)
1965年夏季，在为新研究生举办的第一次教职人员茶话会上，沃尔斯泰特曾经询问过他是否认识一个名叫“杰克·沃尔福威茨”的人。“那是家父，”沃尔福威茨答道。“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跟他念过数学，”沃尔斯泰特说。在康奈尔大学短暂造反之后，保罗·沃尔福威茨开始浪子回头了。
艾伯特·沃尔斯泰特是能够得到数学家雅各布·沃尔福威茨称许的那类学者，如果他允许自己称许政治学界的任何人的话。沃尔斯泰特的经历显示，人们是可以将数学、自然科学和公共政策有用地相结合的。他在纽约市长大，就读于纽约城市学院，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研究生。50年代初，他已经在位于圣莫尼卡、承接美国空军合同的独立智库兰德公司安顿下来。在这个位置上，沃尔斯泰特崭露头角，成为美国在核战争理论与战略方面首屈一指的专家。他在50年代初富有开创精神的研究显示，当时，作为发生核大战时美国的战略支柱——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的海外基地，有可能遭受像日本袭击珍珠港那样的来自苏联的突然袭击。从那时起，沃尔斯泰特便潜心研究美国有可能遭受打击的概念，并在此过程中，成为一群研究国防问题的观点倾向保守的知识分子的核心人物，这些人包括赫尔曼·卡恩这个被认为是同名影片中的主人公斯特兰格罗夫博士的原型的人。
60年代后期，沃尔斯泰特开始在芝加哥大学讲授政治学，吸引了不少像保罗·沃尔福威茨那样的学生，他们不仅潜心于理论，也渴望在实际应用上有所作为。沃尔斯泰特主要推动的是防止核扩散。60年代后期的某个时期，沃尔斯泰特访问以色列归来，他对他所看到的核计划可能扩展到中东地区的危险感到焦虑不安。
5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一直讨论在以色列与埃及和约旦边界建立核能脱盐站，以此来推动以色列与【创建和谐家园】人之间在水和灌溉等问题上形成一种合作精神。这些脱盐厂的目标是崇高的，但是，它们也会制造出一种副产品——钚。沃尔斯泰特担心，钚终究会被用于开发核武器的计划。到60年代中期，一家美国公司——凯瑟工程师联合公司具体建议在以色列搞一个大型核脱盐项目。沃尔斯泰特带回了有关这个问题的一套文字材料。他问沃尔福威茨懂不懂希伯来语。沃尔福威茨说他懂。这些材料便成为沃尔福威茨博士论文的起点。
沃尔福威茨的博士论文详细地驳斥了建立核能脱盐站的想法，他的理由是建立脱盐站的好处被夸大，核扩散的危险太大。他论述了进行有效国际核查的困难、秘密转移核材料的风险，以及帮助一个国家改进核科学的技术和科学能力的危险，所有这些问题在未来数十年里一再出现。
现在回想起来，似乎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沃尔福威茨对核扩散提出的警告，在当时既适用于色列，也适用于【创建和谐家园】国家。沃尔福威茨尤其反对以色列拥有核武器。“根本问题在于，任何以色列的核力量都将不得不相对地依赖于运载系统，这些运载系统甚至会受到常规武器的攻击，”沃尔福威茨在论文中写道，“……以色列对【创建和谐家园】城市的核威胁将削弱以色列的常规军事实力，因为它会割断以色列与西方友好国家的联系，鼓励甚至是逼迫苏联替【创建和谐家园】人进行更积极地干预……以色列的核武器会迫使【创建和谐家园】人竭力获取核武器，如果不是从苏联那里，也会在以后从别国那里获取，或者依靠自力更生发展核武器。”果不其然，70年代初，沃尔福威茨的论文完成之后，以色列的确发展了核武器。它的【创建和谐家园】邻国开始考虑效法以色列，某个【创建和谐家园】政府也就是伊拉克开始致力于发展自己的核武器，正像沃尔福威茨预言的那样。在以后的年代里，至少在公开场合，沃尔福威茨很少承认他反对过以色列发展核计划，也不承认以色列起了【创建和谐家园】中东其他国家与之较量的作用。
沃尔福威茨的博士论文成为他的思想发展的另一个重要阶段。在职业生涯的最初阶段，他主要关注的是中东核武器计划的危险问题。在当时，这还是不太引人注意的议题，但在后来30年里，正是这个议题一直纠缠着美国的外交政策，消耗了沃尔福威茨本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第6节：身为门徒的知识分子(6)
一个又一个夏天，热情的青年学生们走出大学校园，云集美国的首都，为当时五花八门的目标几乎是不计报酬地工作着。所有这些活动的中心，是华盛顿市杜邦环岛的周边地区，在那里，许多名称含糊、预算更不明确的非政府组织在破旧低矮的办公楼里安营扎寨。就是在那里，1969年夏天，“维持谨慎的国防政策委员会”开张了。
该机构仅存在了几个月。但是在1969年夏天里，它的办公室成为开展特殊指导活动的场所。在那里，美国冷战的两位主要设计师、处于职业生涯最后阶段的迪安·艾奇逊和保罗·尼采，将他们有关华盛顿的深奥的学识和他们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强硬观点，传授给了两名好学的年轻研究生保罗·沃尔福威茨和理查德·珀尔。
艾奇逊曾经官至国务卿，尼采则是冷战初期杜鲁门政府国务院政策规划司的司长。这两个人一直是美国主张对苏联采取不妥协政策的主要倡导者。
艾奇逊和尼采建立了“维持谨慎的国防政策委员会”，为了长期提供对反弹道导弹系统的支持而游说国会。随着越战日益失去民心，国会开始用更加批判的眼光审查美国的国防预算，反弹道导弹系统是提交给参议院审查的最昂贵的一项开支。参院两党的自由派——如爱德华·肯尼迪、威廉·富布赖特、老艾伯特·戈尔、查尔斯·珀西和雅各布·贾维茨等政治领袖——联手反对反弹道导弹系统。这些持反对意见者做了一件以前国会在就国防问题的斗争中从未做过的事情：他们请来支持他们的科学家，其中包括来自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对新的武器系统是否有效提出质疑的著名专家。
艾奇逊和尼采试图反驳这些科学界的反对者，他们挖苦地称他们为“查尔斯河帮”。他们的主要同盟是艾伯特·沃尔斯泰特，是他吸收了这些分文不取的年轻研究生们到华盛顿的办公室里工作。沃尔斯泰特从芝加哥大学派来了沃尔福威茨和他的另一个学生彼得·威尔逊。沃尔斯泰特另外吸收了当时在普林斯顿念研究生的珀尔，自从毛头小子珀尔在洛杉矶与沃尔斯泰特的女儿约会，他就认识了他。珀尔在名义上负责着办公室，虽然该组织并没有严格的层级结构。
整个夏天，艾奇逊和尼采经常到办公室来坐坐，为他们支招。艾奇逊此时已基本上听不见了，但是那些年轻学生非常高兴能有机会聆听他的教诲。在两位年长的政治家的指导下，珀尔、沃尔福威茨和威尔逊撰写研究报告，向参议院散发支持反弹道导弹系统的介绍材料。他们还组织人到参院军事委员会作证，为重要的参议员、带头为该系统争取资金的亨利·M.(斯库普·)杰克逊起草材料。当斯图尔特·赛明顿参议员画了一张非常引人注目的、说明反弹道导弹系统行不通的图表时，沃尔福威茨也画了一张同样抢眼的图表供杰克逊反驳对方时使用。
到夏天结束时，鹰派取得了重大胜利，参院以51票对50票一票之差，批准了反弹道导弹系统。“他们(沃尔福威茨、珀尔和威尔逊)帮助我们写的文件，大大超过了好争论和自负的科学家们撰写的内容失实的文件，”尼采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参院的投票结果使总统在与苏联谈判中有了筹码：美国现在可以主动提出以限制本国反弹道导弹系统的发展，来换取莫斯科做出类似让步。尼克松最终签署了《反弹道导弹条约》，限制了今后几十年中反弹道导弹系统的发展。该条约延续到2001年12月，直到乔治·W.布什政府宣布美国将退出该条约。
1969年的那次较量，标志着国会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那是自1941年众院以微弱多数延长了和平时期征兵制以来，有关重要国防项目投票结果最接近的一次。投票为国会围绕军控和武器系统的发展畸形的数十年的斗争搭建了舞台；在这些摊牌中，支持和反对的双方都请了科学家和其他学术专家来支持他们的论点。围绕反弹道导弹系统的辩论也是后来围绕着战略防御计划的政治斗争的先驱；在所有这些情况中，关键问题是反导弹系统造价是否过高，是否有效。
第7节：身为门徒的知识分子(7)
1969年夏天后来被证明也是保罗·沃尔福威茨和理查德·珀尔的一个转折点。他俩都发现，与学术界那些抽象概念相比，自己更喜欢涉足公共政策。通过与艾奇逊和尼采的联系，这两位研究生体验了华盛顿政治斗争的惊心动魄和未来在政府里发展的可能性。后来，珀尔和沃尔福威茨成为20世纪最后几十年里美国外交政策领域的两位最主要的鹰派人士，就像艾奇逊和尼采在20世纪中叶成为冷战的领军人物一样。
最重要的是，这两位年长者向沃尔福威茨和珀尔灌输了对同苏联搞军控的强烈怀疑态度。他们认为，做出这种努力本身的愿望也许是好的，但也有可能损害到美国的利益，甚至会从心理上削弱美国。
夏季结束时，珀尔留在了华盛顿，在参院里为领导了反弹道导弹系统斗争的亨利·杰克逊参议员做办公室助手。他再也没有回到研究生院。在70年代，凭借着杰克逊的强有力支持，珀尔成为国会反对与苏联搞军控的主要推动者。亨利·基辛格后来写道，珀尔“在追求自己更远大的目标——阻止政府的军控政策——时，既显示出足智多谋，又表现得立场坚定”。
沃尔福威茨没有像珀尔那么快就放弃了学术生活。他返回了芝加哥大学，为沃尔斯泰特完成了学位论文，在耶鲁大学找到一份教书的工作。然后，在1973年，他得到一个在政府的军控和裁军局工作的机会，他接受了这份工作，接下去的20年，他基本都是在国务院或者国防部里度过的。
沃尔福威茨能够获得他的第一份政府工作，间接受益于亨利·杰克逊的努力。1972年，尼克松和基辛格推行了与苏联缓和的政策——目的在于缓和紧张局势，避免冲突，在军控问题上达成协议。尼克松和基辛格在莫斯科进行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达成协议之后，受到来自协议反对派的强大压力。于是，尼克松为了维持国会对他的脆弱的支持，开始在政治上做出让步，他希望以此来确保国会批准这项军控条约。1973年初，在杰克逊的压力下，尼克松同意撤换美国军控和裁军局的大多数高层工作人员；几个月之内，13名高层官员被解职。杰克逊认定，尼克松第一个任期内的军控班子过分热衷于和苏联签协议。尼克松和基辛格反正很愿意换掉第一任期内使用的军控谈判者，这些人对基辛格不允许他们参加在莫斯科的谈判感到不满，他们对尼克松和基辛格对苏联人做出的让步知道得太多了。
尼克松挑选了与沃尔斯泰特和其他鹰派人士共事的兰德公司的战略家弗雷德·埃克雷担任军控局的新局长。与他的前任相比，埃克雷对军控是否明智以及能够带来什么益处，要清醒得多。实际上，杰克逊是在负责进行军控谈判的机构里安插赞成自己观点的人。
埃克雷则把一个更保守的班子带进了军控局。他带来的新人之一是一直在耶鲁大学任教的沃尔福威茨。“沃尔斯泰特把他推荐给我，”埃克雷许多年后回忆道。沃尔福威茨刚满30岁，但他很快便成为埃克雷最信赖的顾问之一。他撰写关于导弹发射和早期预警问题的文件；参与战略武器谈判和其他军控谈判；陪同埃克雷到巴黎和其他欧洲国家的首都旅行。1974和1975年，年轻的沃尔福威茨积极参与了美国成功劝说韩国不提炼钚的工作，这个项目可以生产出核武器的燃料。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数十年后，美国发现自己在劝说朝鲜不要做类似的事情。
沃尔福威茨显然喜欢自己在政府里的工作。所有的人都把他看做是学者和知识分子，这一点不错，但是，他在本性上也是一个了解内幕的人，他喜欢撰写政策文件，乐于为了他信奉的思想在官僚机构里进行斗争。多年来，沃尔福威茨多次返回政府任职，有的时候，他的朋友都感到吃惊，他们偶然对他如此频繁地加入政府并且在政府里呆这么长时间感到不解。
在这方面，沃尔福威茨与他的朋友珀尔十分不同，珀尔好斗的风格更适合在国会而不是政府的行政部门里工作。珀尔做参院办公室人员时，能够随心所欲地反对尼克松和基辛格与苏联进行军控谈判，这使他非常开心。而沃尔福威茨却是尼克松政府的成员，因此有义务支持总统的政策。不过，在政府内部的位置上，沃尔福威茨能够在政府的决策被确定之前对其施加影响；他可以设法缩小政府行动的范围，或者对这些行动的理论基础提出质疑。
第8节：身为门徒的知识分子(8)
在官场上，在涉及尼克松政府内部许多关于军控问题的辩论中，珀尔和沃尔福威茨经常处于对立面，但实际上，他们的观点相似。事实上，他们的特长是互补的。珀尔的风格是在媒体和国会发动连珠炮似的攻击，挑战对手的动机和品格。与之相比，沃尔福威茨则是在美国政府内部，通过撰写论证严密的政策文件，抨击对手的逻辑。
这种沃尔福威茨在政府内部、珀尔在政府外部的搭配，在后来30年里的其他情况下也出现过。诚然，珀尔偶然也会在联邦政府里任职；他曾经在里根政府里担任过国防部高级官员，在那里仍然表现出在做议员助手时的那种锋芒毕露的风格。总的看，珀尔不像沃尔福威茨，他不具备在政府里长期服务的持久性；珀尔在里根时代结束之前便离开了五角大楼，在后来任何一届共和党政府中，再也没有担任过全职的正式工作。
即便如此，珀尔一直非常活跃。在乔治·W.布什的政府里，在高级官员们决定是否攻打伊拉克时，毫不奇怪，主张采取军事行动的两员大将又是政府外部的珀尔和政府内部的沃尔福威茨。
的确，2002年、2003年珀尔和沃尔福威茨在辩论伊拉克问题时提出的一些思想，多少与最初从他们的导师沃尔斯泰特、艾奇逊和尼采那里学到的东西有相似之处。他们反复谈论的一个主题是“易受攻击的窗口”。美国被说成面临某个迅速推进的敌人的突然威胁：冷战期间苏联处于进攻态势的军事力量，或者2002年和2003年间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武器计划。根据如此推理，美国只有很短的时间来应对威胁，因此，在还来得及的时候，使美国迅速采取行动是至关重要的。
60年代，苏联的军事力量似乎如此令人畏惧，以至于没有人在思考美国霸权的可能性。到了乔治·W.布什政府时期，在一个美国没有了军事对手的世界里，沃尔福威茨和珀尔重弹易受攻击思想的老调，他们把这些思想加以更新，并得出与60年代他们的导师提出的完全相反的解决方法。艾奇逊和尼采是遏制政策的设计师。但在伊拉克问题上，沃尔福威茨和珀尔不再赞成使用以往的遏制或者威慑方法。他们赞成直接采取军事行动，赞成先发制人的战争。
注释
¡¡¡¡¢Ù ¼û ¡°Bibliographical Note on Jacob Wolfowitz¡±, Jack Kiefer, ed., Selected Papers of Jacob Wolfowitz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1980)£¬ºÍ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 (New York: Scribner£¬1970), vol.18, supplement 2, pp.996¡¤997¡£
¡¡¡¡¢Ú 2003Äê6ÔÂ19ÈÕ¶Ô±£ÂÞ¡¤ÎÖ¶û¸£Íþ´ÄµÄ²É·Ã¡£
¡¡¡¡¢Û 2002Äê7ÔÂ19ÈÕ¶Ô¸¥ÀÊÎ÷˹¡¤¸£É½µÄ²É·Ã¡£
¡¡¡¡¢Ü Saul Bellow, Ravelstein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0), pp.15,19¡¤20.
¡¡¡¡¢Ý Ibid., p.58.
¡¡¡¡¢Þ D.T.Max,¡°With Friends Like Saul Bellow,¡±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April 16, 2000, p.70.
¡¡¡¡¢ß ¶ÔÎÖ¶û¸£Íþ´ÄµÄ²É·Ã¡£
¡¡¡¡¢à Walter Nicgorski,¡°Allen Bloom: Strauss, Socrates and Liberal Education¡±£¬¼ûLeo Strauss, the Straussians and the American Regime, ed. Kenneth L. Deutsch and John A. Murley,(Lanham, Md.: Rowman Littlefield, 1999), pp.206,208¡£
¡¡¡¡¢á ¶ÔÎÖ¶û¸£Íþ´ÄµÄ²É·Ã¡£
¡¡¡¡¢â ¼ûWilliam Galston,¡°A Student of Leo Strauss in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 in Leo Strauss, loc. cit., pp.429¡¤437¡£
Thomas Pangle, The Rebirth of Classical Political Rationali【创建和谐家园】: Essays and Lectures by Leo Straus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创建和谐家园】), p.17.
Ibid., p.xxv。该引语出自潘戈尔而不是施特劳斯。
Jacob Wei【创建和谐家园】erg,“The Cult of Leo Strauss”, Newsweek (August 3, 1987), p.61。多年来，沃尔福威茨曾参加过在华盛顿举行的施特劳斯学生的一些聚会，其中包括2003年的一次。
第9节：身为门徒的知识分子(9)
引自Harry. V. Jaffa,“Strauss at One Hundred,” in Leo Strauss, loc. cit., pp.43·44。
Allan Bloom,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1987), pp.141·142.
Mark Blitz,“Government Practice and the School of Strauss”, in Leo Strauss, loc. cit., 429·430.
Gary J. Schmitt and Abram N. Shulsky,“Leo Strauss and the World of Intelligence (by Which We Do Not Mean Nous), in Leo Strauss, pp.407·412.
2002年8月1日对彼得·威尔逊的采访。
2002年4月24日对珍妮·柯克帕特里克的采访。
对沃尔福威茨的采访。
Fred Kaplan, The Wizards of Armageddon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1983), pp.89·110 and 117·124页，清楚地描述了沃尔斯泰特的工作。
对沃尔福威茨的采访。
Paul D. Wolfowitz,“Nuclear Prolifer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The Politics and Economics of Proposals for Nuclear Desalting,”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June 1972, pp.32·33.
这段叙述根据对两位不愿披露姓名、对该委员会有直接了解的人的采访。关于办公室的细节和有关反弹道导弹的辩论情况，保罗·H.尼采在From Hiroshima to Glasnot (New York: Grove Weidenfeld，【创建和谐家园】)第294—295页中也有叙述；见Kaplan, op. cit., pp.342·355；另见Jay Winik, On the Brink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1996), pp.52·53。
Kaplan, op. cit., pp.349·350.
Robert G. Kaufman, Henry M. Jackson: A Life in Politic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0), p.211.
Nitze, op. cit., p.295.
Max Frankel,“The Missile Vote: Both Sides Can Claim a Victory,” New York Times, August 4, 1969, p.22.
Kaplan, op. cit., pp.354·355.
我在此指的是尼采在1969年的观点。尼采本人后来担任过美国的军控谈判代表。
Henry Kissinger, Years of Renewal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1999), p.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