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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衣船”时代，【创建和谐家园】已经成为巴黎的时髦商品，人们向从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回来的海军军官购买。你只要去小田街的一家店铺，在柜台上放25法郎，提出要“一个小盒子”就可以了，你就可以带着必要的用具和所需物质回家去享用。
带着必要的装备来到“猎人馆”的客人们都像费尔南德那样，长长地躺在床上，一边饮着柠檬冷茶，一边随心所欲地享受着那能够让人升上“天堂”的魔力。
他们也吸印度【创建和谐家园】。据费尔南德·奥利维尔说，印度【创建和谐家园】能产生奇特的效果。一天晚上，他们在一位可以算做蒙马特尔的数学家——普兰塞的家中吸了它，阿波利奈尔出现了分身现象：他认为自己在妓院。毕加索产生了痛苦的恐惧不安，又哭又叫地说：他发现了一些照片，明白了其实自己的艺术毫无价值，最好去【创建和谐家园】。
他们大量吸毒，直至1908年。这一年，“洗衣船”的一位德国画家维热尔斯在吸过乙醚、印度【创建和谐家园】和【创建和谐家园】之后上吊【创建和谐家园】了。这件事对毕加索震动很大，他发誓从此再不碰毒品。马克斯·雅各布毫不动摇地继续吸。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纪尧姆·阿波利奈尔与毕卡比亚都吸【创建和谐家园】，后者承认他们几乎天天吸。阿波利奈尔在认识路易丝的时候仍然在吸，1915年初的几个月内，他是在一片【创建和谐家园】的烟雾缭绕之中，与其《calligrammes（图案诗）》中的缪斯路易丝一起去了尼斯。
除弗拉芒克只喝水、毕加索喝少量的烧酒外，他们更加经常干的事情就是狂饮。于是，蒙马特尔山酒吧的酒杯每天都整整齐齐地摆放在吧台上等待着他们。
他们不去盂特酒吧了，因为酒吧的常客传播无政府主义被警察勒令关闭了，但他们仍然跟随弗雷德老爹。他接过从前阿戴尔大妈开的“刺客酒馆”。阿戴尔大妈是古吕的一位朋友，而这家酒馆是古吕从巴黎公社的诗人、插图画家安德烈·吉勒那里继承下来的。酒馆的招牌是一只兔子从一口锅上方跳过，象征阿戴尔大妈制作的一道名菜——白葡萄酒烩兔肉。诗人们借用原主人的家姓gill，把该酒馆改名为“lelapinàgill”（吉勒的兔子），其谐音为“lapinagile”，意为“机灵兔”——这就是“机灵兔”酒馆的来历。该酒馆位于柳阴街，后来成为蒙马特尔一个著名的娱乐场所，同时也是毕加索帮活动的首选地。卡尔科、多热莱斯、马克·奥尔朗等人也来。
“机灵兔”是位于郁郁葱葱的花草树木之中的一座砖石结构的建筑，四周鸟语花香，建筑物内有吧台、包间，室外带平台。室内昏暗，但弗雷德夫人——勤快麻利的勃艮第人贝尔特，每天打扫擦洗得一尘不染。用固定在屋顶上的铁丝挂着的煤油灯，在红色灯罩下泛着吝啬的黄光。墙壁上挂着一个硕大的白色【创建和谐家园】雕像和郁特里罗、布尔波特、苏珊·瓦拉东的一些绘画作品，以及毕加索1905年创作的一幅浑身披带花环的自画像《在“机灵兔”酒馆》。一个特大的石膏壁炉成为一支白色老鼠大军的藏身之地。它们与一只猴子、一只临时驯养的乌鸦，尤其是弗雷德的那头外号为洛洛（lolo）的驴争夺领地。洛洛到处吃，什么都吃。在1910年的“独立派画展”上，还有它的一幅画像。我们在本书的后面还要提到它。
贝尔特负责厨房，弗雷德负责收款台，但他常常允许赊账。诗人们都喝好酒，个个酒量很大。他们首选的饮料也是老板推荐的，是一种用樱桃汁、白酒、石榴汁和樱桃酒配制而成的混合饮料。周末，酒馆的大厅与各个包间全部爆满，顾客中大部分是常客，其中也有少数是对这里的艺术气氛抱有好奇心的人。
蒙马特尔的所有人都来“机灵兔”酒馆。毕加索和费尔南德正是在这里遇见了声如洪钟的哈里·波尔（毕加索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埃尔卡波）和说话十分率直的夏尔·都林。后者惟有当他在大量背诵过波德莱尔、兰波、韦莱纳及拉福格的诗词，满足了他对戏剧的爱好之后，方能表现得热情洋溢、精神振奋。他在背诵这些诗词时不是在说，而是在往外吐。他头发乱蓬蓬，眼睛闪闪发光，整个身心全部融入了背诵的诗词之中。所有听众都被他如此投入的情感震慑了，静悄悄地专心致志地倾听着他的背诵。每次节目结束之后，都林总卷起衣袖，乐呵呵地接过贝尔特递给他的三明治。
弗雷德十分乐意接待毕加索和他的朋友们。毕加索不仅仅是这个酒馆的常客，也是弗雷德家的常客。他为贝尔特的女儿画过肖像。贝尔特的女儿后来嫁给了马克·奥尔朗。毕加索于1904年完成的画作《乌鸦女》(图9)，表现的正是马尔戈与她被驯服的小鸟。毕加索总是同费尔南德、马克斯·雅各布、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等朋友们，以及组成他的贴身保镖的所有诗人或画家一起来。毕加索是时常聚集在他周围的所有这一帮人的中心人物。贝尔特第一次看见他在大胖子阿波利奈尔，瘦高个子萨尔蒙以及膀大腰圆的勃拉克、德朗和弗拉芒克三人的陪同下来到她家时，那威风凛凛的神情丝毫不亚于在贴身卫士护卫下的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
其他人或许不是他的卫士，毕加索却无疑是他们那一帮人的首领，这一点不可否认。
I 蒙马特尔山丘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一）兽笼
我努力使用尽可能纯正的色彩，通过艺术与绘画，实现哪怕投放炸弹（如果这样做就会被送上断头台）也无法在日常生活中实现的事情。
莫里斯·德·弗拉芒克
他们相识之后不久的一天，马克斯·雅各布问安德烈·萨尔蒙：“你听说过拉辛jeanbaptisteracine（1639—1699），法国剧作家。曾任路易十四的宫廷官吏。、拉封丹lafontaine（1621—1695），法国寓言诗人。和布瓦洛nicola【创建和谐家园】oileau-despréaux（1636—1711），法国诗人，古典主义文学理论家。曾任路易十四的官吏。吗？”
“嘿，那不就是咱们嘛！”
萨尔蒙第一次来“洗衣船”时，发现毕加索正打着赤脚在他的画室里作画。室内很暗，只有一枝蜡烛照亮。见到他来，毕加索丢下手中的活，给来人看他的最新作品。他不辞辛劳，推桌子搡椅子、翻箱倒柜地满屋子翻腾，在全部的绘画作品中寻找想给人看的作品，并且一幅一幅递给来人。而萨尔蒙呢？与雅各布、阿波利奈尔以及其他许多人一样，为这天晚上发现了天才的创造惊叹不已。
萨尔蒙是个瘦高个子，同样抽烟斗，既写诗，也做记者。他同保尔·福尔（仍然处于萌芽状态的蒙巴那斯艺术帮的支柱性人物）创办了《诗歌和散文》杂志。萨尔蒙以其表面上的严肃和生硬掩盖了他伟大的创作天才。他的这一天赋令“猎人馆”小世界的人们佩服与欣赏。安德烈·德朗在蒙马特尔的图拉克街有一间画室。出身于比较富裕家庭的德朗离开父母为他安排好的综合工科大学的路子，也走上了攀登蒙马特尔——绘画的蜿蜒曲折的道路。由于他具有工科专业的天分，所以尽管从事了绘画，但他仍然保留有对手工活儿的强烈爱好。他喜欢从跳蚤市场买一些旧仪器回家修理或重新组装。他最喜欢用来消磨时间的活动之一是用硬纸板制造小型飞机，并且还想方设法让它们飞起来。他爱好收集旧乐器，先把它们拆散，然后再重新安装好。由于认识到自己对所在时代的文学一无所知，他废寝忘食地阅读。他作的画深沉、有条理、功底扎实。人们从他的绘画作品中，感觉到有一种强烈的乡村气息。从他平时待人接物的态度以及他高大的身材中，同样可以感受到这一点。据他的模特儿们讲，他在工作过程中，有时让她们坐在他的膝盖上，一只手勒紧她们的腰，用另一只手作画。由此可以看出，他作画时，不仅仅需要用视觉观看，而且需要通过触摸寻找感觉。
在来图拉克街定居之前，德朗生活在他出生的村庄——萨图。他正是在那里认识了老朋友弗拉芒克。弗拉芒克同他一起在塞纳河边作画的时间很长，并且把他介绍给马蒂斯。一个丑陋的怪胎——“野兽派”正式诞生于他们三人的相识之中。
一天，弗拉芒克与德朗决定他们俩将来一定要成为名人。德朗在报纸上为弗拉芒克发表一张照片，让他名扬天下。而后者将向他的竞争对手德朗施舍一顿庞大固埃式pantagruel，法国作家拉伯雷的《巨人传》中胃口很大的人物。的晚餐。弗拉芒克手中拿着“小报”，带着饭菜送到德朗家，而德朗在报纸的第三版上看到的却是一则“画家莫里斯·德·弗拉芒克”大吹特吹轻泻胶囊“pink”的广告，他简直惊呆了。
弗拉芒克、德朗、芒更、马尔凯、卡曼，特别是马蒂斯大闹“1905年秋季艺术博览会”，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公愤。秋季艺术博览会创办于两年前的官方画展，其宗旨是为青年艺术家展出他们的作品提供机会。秋季艺术博览会和修拉seurat(1859—1891），法国画家，印象派，后来从印象派中分裂出来，成为新印象派。与西涅克创办的“独立派画展”分庭抗礼，唱对台戏。对官方的学院派和各种协会、联合会不满的艺术家们，即使他们的作品不被查禁，他们也同样推出此类展出。这样一来，库尔贝courbet(1819—1877），法国画家。、德加、毕沙罗和莫奈都选择拿破仑三世特许批准使用的展馆举办“被拒绝者画展”。
马蒂斯、弗拉芒克及其同伙，在第三次“秋季艺术博览会”期间，也去展览会场从事了一些捣乱活动：带来了他们从一个木匠手中赊购的木料制作画框的油画。这些油画背离了绘画界诞生于印象派和点画派的规则。按照弗拉芒克的说法，前两个流派的绘画已经进入了停滞不前的阶段，走投无路。马蒂斯的看法是：“特别是由于画展上展出的油画都属于分色画派，所以这种展览会彻底摧毁了绘画艺术。”
这些不安分的好事之徒主张色彩至上，认为只有色彩的力量才是无穷的，因为它代表光明。马蒂斯从东比利牛斯山的科利乌尔collioure，位于比利牛斯山下地中海边的一个渔港。写信给德朗，催促他到东比利牛斯山看看他所在的那个小山村别致无比的光线。德朗接受了邀请。两位画家在那里共同工作了一段时间。德加发现了能够反过来否定阴影的光的新概念。在写给弗拉芒克的信中，他说：“为了寻求光的概念，我抛弃现有观念，服从对光的新发现。”(图10)
德朗在1905年创作的《科利乌尔风景》中充分体现了他的新观点。马蒂斯1905年创作的《戴帽子的女人》(图11)中鲜艳的红、蓝、绿色的奇特配合，引起许多保守观众的嘲笑与愤怒。怀疑论者安德烈·纪德对这一画作的评价是：完全脱离直觉的理论“推理”。
持新观念的这些画家更接近高更派系和凡·高的表现主义派系，而不是塞尚派系。在画展中，他们那些色彩浓重、明暗对比度极强、画面粗犷的绘画作品被集中展览在一个单独的展厅里，名气不小但拒不接受现代艺术的绘画评论家路易·沃克塞尔把这些作品视为狂野的兽群，他将这个展厅戏称为“兽笼”。野兽派sauvi【创建和谐家园】e，“野兽派”或称“野兽主义”，法国现代画派之一。1905年马蒂斯等画家在巴黎举行画展，因其画法超越绘画常规，被评论家称为“野兽群”而得名。野兽派的历史很短，1907年达到顶点。他们强调绘画表现主观感受，多用大色块和线条构成夸张变形的形象，以求得“单纯化”的装饰效果。由此诞生。
三年之后，以上的那位评论家与其他一些评论家将在卡恩维莱画廊里展出的勃拉克创作的绘画作品比做立方体，于是又产生了立体主义画派。而路易·沃克塞尔却是一个有着自己独特方式的幻想者……
野兽派绘画的出现在民众中引起了众多的议论，共和国总统拒绝为画展开幕式剪彩。面对这一事件，新闻媒体分裂了。《费加罗报》说这是“把一个导致绘画界分歧的屎盆子扣到了人民大众的头上”。有关对野兽派作品的评论纷纷出笼，在此引述弗拉芒克发表在1905年11月20日《鲁昂报》上的一篇文章的一段：
我们走进这个丰富多彩的画展中最令人毛骨悚然的一个厅，个个惊讶得目瞪口呆。在此，任何描述、任何介绍和任何批评都变得不可能。大厅里的所有东西——使用的材料除外——一律与绘画不沾边；没有任何形象，全部是一些蓝色、红色、黄色、绿色的花花绿绿、色彩斑斓的斑点，它们在画布上十分随意地并排展开；简直就是一个孩童拿别人送他做礼物的颜料盒子，玩耍着拼凑而成的粗俗、天真而且十分幼稚的游戏。
［摘自1943年出版的莫里斯·德·弗拉芒克的作品《死亡肖像》］
鉴于绘画艺术已经不再从客观上表现人和自然，一时间，批评界蒙了，对眼前的作品无法作出评论，绘画批评迟迟不能展开。糟糕的是，从19世纪以来艺术家们愈来愈脱离社会现实，都用他们各自的方式重组世界。他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在画布上反映自然界的人或物，而是一味地寻求“表现力”，在他们的创作生活中，对艺术的追求占据了统治地位。在这方面，黑非洲艺术对他们的影响不小。
在临时性地采取强烈的光线之后和彻底不讲究绘画的形式之前，画家们手中挥舞着他们那些红色不算最刺眼色彩的作品，接受了挑战。马蒂斯、德朗及弗拉芒克受到了猛烈抨击（挨了一千枝投枪）。比德朗更穷的莫里斯·德·弗拉芒克为加重色彩的明暗对比度，有时需要砸烂颜料管，充分利用其中剩余的颜料方可做到。他作画没有任何理论依据，完全凭借本能和突然的灵机一动。久而久之，他的作品中表现出某种凶猛和暴烈，而他的伙伴们却相反，开始在这方面一点一点地约束自己。在德朗逐渐走上同其他官方的艺术流派及学院派相同或相近的道路之后，弗拉芒克同他断绝了来往。
弗拉芒克，红褐色头发，一张固执的面孔上带着天真单纯的目光，性格有时很开朗，高兴时又喊又叫、开怀大笑，吃起饭来狼吞虎咽。他不仅对各种官方流派、学院派十分反感，而且对博物馆、墓地和教堂中的艺术也毫无兴趣。他承认，的确是无政府主义一步一步地引导他发展成为野兽派。
这样一来，我为重新创建一个感性、生动活泼和自由的世界而摧毁一切老套路、抛弃“盲目顺从”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摘自1943年出版的莫里斯·德·弗拉芒克的作品《死亡肖像》］
然而，他的结论是：他也仅仅是从事过绘画创作，野兽派最优秀的代表是拉瓦肖尔francoisclaudiusravachol（1859—1892），法国无政府主义者，制造过数起谋杀事件。在被绞死之后，他成为无政府主义的象征性人物……
弗拉芒克有不少见解，这只是其中之一。他在表述自己的意见时，总是慷慨激昂。他的朋友们总是赞同他的观点。乔治·夏朗索尔说过：有一天，沃拉尔德在他家吃午饭。他看见画家七岁的女儿在餐桌上点燃一枝烟时，顿时大失胃口。他客气地向她指出，在这个年龄吸烟不好。这个很不听话的小女孩儿转身对画商说：“你管得着嘛，老家伙？”［摘自乔治·夏朗索尔的《两岸》。］
弗拉芒克不是真正喜欢蒙马特尔。他时而去那里，也只是为了与他的伙伴们一起吃晚饭。天快亮时，他步行回到巴黎郊区的家。遇到毕加索的那个时期，他设法找些临时办法养活妻子和三个女儿。他从事自行车、划船等体育运动，或者在茨冈乐队拉小提琴。为了几个法郎，他曾经在集市上与别人串通行骗，同膀大腰圆的人打架。在第二回合结束之前，他就被对方打翻在地了。后来，他认为写作需要的物质材料比绘画少，于是就开始写作。他写了几本标题令人浮想联翩的小说：《从一张床到另一张》和《穿红短裤的生活》，之后，开始写回忆录。
当他首次成功地向独立派人士出售了他的绘画作品时，他相信命运之神终于朝他微笑了。后来经过了解，他发现其恩人来自港口城市勒阿弗尔。他买走了他觉得最难看的两幅画是为了送给他的女婿，第一幅的签名是弗拉芒克，而第二幅的签名是德朗。
野兽派的第三位代表人物是强壮结实的乔治·勃拉克。乔治·勃拉克是诺曼底人，出生在阿尔让特伊。他的祖父、父亲开了一家建筑涂料企业，两人都是业余画家。勃拉克在勒阿弗尔的美术学校学过绘画。在那里，他也同一位装饰画家一起工作过。1900年，他来到蒙马特尔，接着放弃了他父亲的绘画路子，投身于专业绘画道路。他住在三兄弟街。1904年，在距离“洗衣船”不远的奥塞尔街买了一间画室。他直到1907年才认识了毕加索，比其他所有人都晚。
勃拉克，大高个儿，体格健壮，肌肉发达，结实而有力量，浓密的头发带着自然卷，走起路来像只大胖熊。勃拉克颇招姑娘们喜爱，他常同她们在加莱特的红磨坊跳舞。当他乘马车跨越塞纳河去左岸时，他常常登上马车的顶层，边拉着手风琴边放声歌唱。
勃拉克十分容易辨认。他通常只穿蓝色工作服、金丝雀黄鞋子，头上的帽子压得很低。有几个月，蒙马特尔野兽派的画家们都戴上了同样的帽子。他一次共买了一百来顶这种帽子送给朋友。
1905年，荷兰人凡·东根住进了“猎人馆”。他与勃拉克同样健壮，红头发，大胡子。他什么职业都干过：街头卖报、粉刷房屋、杂务工、集市保安……与其他许多人一样，他也卖过讽刺画《黄油碟》及其他色情、淫秽画或者被查禁的只能藏在大衣里销售的印刷品。他是“洗衣船”的居民中少数几个画过蒙马特尔生活的画家之一。他创作的特点是，只从在蒙马特尔的马路边、加莱特广场的店铺里的【创建和谐家园】们中间或者加莱特红磨坊的【创建和谐家园】们中间寻觅他作画的模特儿。而其他画家虽然也是“洗衣船”的居民，却对凡·东根、维莱特、郁特里罗、布尔波特、图鲁兹·劳特累克的这一创作源泉不屑一顾。(图12)
凡·东根与蒙马特尔的外国人生活在一起，但作画时却更像法国人。也许正是这一点使他远离现代绘画运动的大动荡（因为他反对一切艺术理论，他拒不参加在毕加索家里的晚上聚会），但他经常出现在上流社会妇女云集的巴黎沙龙。这些妇女都梦想能够让这位巨人给自己画一幅佩戴着珍珠、耳环的画像。不久以后，他在位于巴黎市内的当费尔-罗什罗街画室，组织了一些规模宏大的联谊活动。
安德烈·萨尔蒙批评别人时总毫不留情。他评论凡·东根绘画的色彩过重，并说凡·东根很可能把手中的调色板与模特儿的化妆盒子搞混了。毕加索不久以后便离开了凡·东根，或者因为凡·东根认为在老家多维尔的生活比任何地方都舒适，使其很快就成为上流社会画家，或者毕加索永远不能原谅东根为费尔南德·奥利维尔画过数幅肖像，而且在作画期间他们两个还做过爱。（费尔南德自我辩护说毕加索也为其他许多女人画过像，她之所以要凡·东根为她画像是为了报复……）
凡·东根在“洗衣船”的生活也曾经十分贫困，严重伤害了他的自尊心，后来他永远不愿意再回那个地方去。那时，他与妻子、女儿一起住在画室里。他的妻子贵丝是个素食主义者，家里天天只吃菠菜；他家里的人都很好客；屋里太小，除了床外，还有几个画架和一张桌子；旁边邻居家的嘈杂声；室内，夏天酷热难忍，冬天结霜；衣袋内仅有的几个苏也只够勉强养活孩子。毕加索、马克斯·雅各布和安德烈·萨尔蒙曾经多次凑份子，到最近的药店为他的孩子买爽身粉。等到襁褓中的女儿多莉吃饱终于睡着了，凡·东根夫妇数数剩余的钱，看他们能否吃点什么。但结论经常是：不能。
沃拉尔德买了他的几幅画后，凡·东根用他付给的钱，把家搬到拉马尔克街的一所公寓套房内，同时也为自己租了一间房子做画室。从此，他家与菠菜绝交了，人们在蒙马特尔山上也见不到他的影子了。他更愿意去的地方是巴黎市区的王宫方向，开始有了下馆子吃带沙司的菜肴和带血的肉的习惯。饭馆的老板乘机在餐馆外四周墙上贴出大量的促销广告，自豪地打出“画家在此用餐”的招牌。
在何处能见到凡·东根把食物放入口中、嚼碎、消化它，并且吸烟呢？
请速到好孩子街10号
儒尔丹餐馆
胡安·格里斯在巴黎也是拖家带口。他于1906年来到“洗衣船”，住进了凡·东根腾空的房子。格里斯是一位年仅19岁的年轻人，面色晦暗，黑头发，黑眼睛。他在巴黎最好的朋友卡恩维莱后来描绘他时说：“一只生气勃勃的小狗，好心，多情，但有点笨手笨脚。”［摘自1946年出版的卡恩维莱的著作《胡安·格里斯》］
与其他人相同，格里斯也过着十分清贫的生活。他一直在向一些画报社出售素描画，直至有一天克洛维·萨高特买了他的一批绘画作品，才算结束了一家人朝不保夕的拮据日子。在画室的墙壁上，他用炭笔写了许多数字，记录他在蒙马特尔山上的各家商店赊购物品的数量。一旦他收回一笔钱，立即要求勒韦迪结算一下，尽早清还一些债务。
格里斯住在“洗衣船”，但他逃避“机灵兔”嘈杂混乱的混沌生活。他很少喝酒，只喝咖啡。人们经常遇见他一个人情绪低沉、萎靡不振地蹲在“猎人馆”的过道里，用左手抚摩着其同胞家的小狗，看它是否咬他，右手仍然在继续作画。
毕加索对胡安·格里斯怀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强烈嫉妒。他对热尔特律德·斯坦和格里斯之间的友谊、对卡恩维莱与格里斯之间的友谊一律耿耿于怀。在20年代，佳吉列夫diaghilev（1872—1929），俄罗斯的芭蕾舞戏剧家。同格里斯签订了为他的新编芭蕾舞剧制作服装与布景的合同。接着他又出尔反尔，撕毁合同，将订货合同给了毕加索。这件事为这两位画家之间的关系投下了浓重的阴影。
除格里斯的独立性和他也是西班牙人之外，老大（毕加索）对小弟（格里斯）没有什么可指责的。这再次证明毕加索一心想成为他的同伙中的老大，所有人都必须服从他，只服从他一个人，任何人不得【创建和谐家园】。
格里斯在“洗衣船”住了十五年。在他的生活中，有过两个女人对他至关重要：1913年认识的约瑟特和他儿子的母亲。天气好，阳光充足时，他用襁褓布把儿子吊在窗户框上晒太阳。毕加索十分喜爱凡·东根的小女儿，也同样喜爱格里斯的这个孩子。
格里斯在40岁时死于白血病。在医治过程中，医生将白血病误诊为结核病。他死得很惨。那时他住在布洛涅，在卡恩维莱家的附近。卡恩维莱在他的花园里，常常清晰地听到他的朋友痛苦的【创建和谐家园】和惨叫声。
得知其同胞去世的消息之后，毕加索很伤感。热尔特律德·斯坦非常气愤，严厉地训斥道：“请收起你那些迟到的眼泪吧！”……认为他不该在格里斯生前嫉恨他，死后才表现出假惺惺的痛苦。
在居住在“洗衣船”的画家们当中，格里斯是最不接近毕加索帮的人。其他人吃、住、活动都在一起，甚至衣服都可以换着穿。
星期天，这帮人到圣皮埃尔市场选购相同的衣服。他们一起在蒙马特尔大街上溜达时，简直成为街头一景，马路上的行人都驻足观望。
由于严格执行他们那个画派的绘画规则，德朗连服装都换成了野兽派画的色彩：绿色套装、红色坎肩、黄色鞋子、带黑褐色格子的白色大衣，这一切均为直接从英国进口；再晚些时候，他们的装饰稍微朴素一些，全部为蓝色：工作时穿蓝色工作服，为了外出活动时有套干净衣服，全蓝色套装按照干净程度整整齐齐地排列在衣柜内。
弗拉芒克也是萨图学校的【创建和谐家园】，穿着格粗花呢外衣，瓜皮帽上带有一根松雉鸟羽毛和一条木质的多色领带。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对这种领带的双重用途十分欣赏：受到打击时可以当警棍，反过来，可以弹响绷紧固定上面的猫肠子，当小提琴用。
应邀赴晚宴时，由于知道别人期望着他与众不同，马克斯·雅各布总是着意地精心打扮一番。他把自己装扮成魔术师：真丝披风、折叠高顶礼帽和单片眼镜。
安德烈·瓦尔诺穿一件丝绒披风，弗朗西斯·卡尔科戴雪白手套（这样的手套他有四打），马克·奥尔朗着彩色毛衣，穿自行车运动员的袜子。在蒙马特尔街上溜达时，身后紧跟着他的短腿猎犬。
毕加索为生产锌制品的工人选择的是蓝色工作服、草底帆布鞋、一顶帽子，以及同样是在圣皮埃尔市场上买的带白点的大红棉布衬衣。他曾经试图留胡须（在他于1906年画的《蓝色自画像》中，他留有胡须），很快又全部剃光。最后，他对画家们疯狂的表现欲十分反感。正是这一原因，当他放弃神话般的蓝色时期的时候，批评莫迪利阿尼以及他在各方面都走极端的不良言行。然而，在“洗衣船”时期，意大利画家的衣服整齐干净人所共知，同其他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与纪尧姆·阿波利奈尔有着相同的服饰习惯，从【创建和谐家园】奇装异服。
拉维尼昂的画家们，穿着这些离奇古怪、变化多端的服装，从事着超现实主义的活动：他们一边顺着街道往下跑，一边喊叫：“兰波万岁！打倒拉福格paullaforgue（1842—1911），法国政治家。！”他们的行为有时酿成事端，最后总是以斗殴结束。一天，他们已经过了塞纳河，又返回到艺术桥上。为了表现自己力气大，德朗扭弯了河岸陡坡的护栏。接着，他及妻子都投身到又打又骂的混战当中，直至宪兵队将他逮住。整个事件以全部警察出动作为结束。
乱世出英雄，一切混乱都是学习的好机会。对于非官方的艺术来说尤其是这样。超现实主义者们喜欢这些可诅咒的诗人。与在戏院里的层层叠叠的座椅上看戏相比，他们更喜欢到加莱特红磨坊去跳舞。花四个苏，就可以跳整整一个下午的四对舞和波尔卡舞，既温暖了脚板，也温暖了心房。不久，他们发现了非洲艺术的奇特形式。在此期间，毕加索帮的艺术家们都走下蒙马特尔山，到巴黎街头为另外一些艺术家——拳击手和街头卖艺的艺人，鼓掌加油。这些人同蒙马特尔山上的艺术家们一样，也是一些彻底抛弃传统意识和传统观念的人。
I 蒙马特尔山丘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一）街头艺人
孩子拉着我的手，我保护他免受厄运的折磨。
马克斯·雅各布
毕加索羡慕勃拉克和德朗练习拳击。
有一次，他也戴上拳击手套试图狠揍德朗一通。出乎他的预料，对方正面一拳就轻松地把他放倒在地。从那以后，他再也不涉足这一行了，只满足于在他那一帮人聚集的拳击场上，痴迷地观看你来我往的激烈战斗场面。
他们也去杂技场观看杂技表演。过去他们最喜欢去的是费尔南多杂技场，后来更喜欢去由图鲁兹·劳特累克、德加和索拉特负责粉刷工程的梅德拉诺杂技场。每星期去好几次。杂技团小丑阿莱克斯、利科、伊莱斯、安托尼奥以及刚刚干上这一行的格罗克都成了他们的朋友。阿波利奈尔对杂技的浓厚兴趣至死未变。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还去布特—科蒙杂技场为已经成为“我们的木偶”联合会会员的吉尼奥尔鼓掌助兴。1905年，他在《非道德主义》（该杂志只出过一期，阿波利奈尔曾经担任该杂志的绘画、文学与戏剧专栏作家）杂志上发表文章，谈在罗马看到的意大利喜剧丑角和狡猾奸诈角色，并且把他们与毕加索联系起来：
这些身材苗条的街头艺人身穿华丽俗气的旧衣服。人们的确能从他们身上感觉到老百姓子弟的气息。他们中间有：三心二意摇摆不定的人、狡猾的人、正直的人、穷困的人与骗子。
正是这些人将让毕加索喜出望外。
毕加索离开蒙马特尔高地，下到杂技场所在的罗什舒阿尔林阴大道后，就像重返欢乐快活与开放的世界。他从未像在梅德拉诺酒馆笑得那么开心。他不喜欢杂技场的前台，更喜欢后台。他为杂技团演员作画时，不画演出中的他们，而是画在路途中、排练中、家庭生活中，总之是日常生活中的他们。毕加索在1905年创作的以街头艺人为主题的绘画作品，充分反映出这是一个令他十分愉快的时期。(图13、图14)他同街头艺人的接触为他的“蓝色时期”画上了句号。从此以后，毕加索进入了“玫瑰时期”。这个时期比较长。有人将“玫瑰时期”归功于费尔南德走进毕加索生活的说法是错误的。实际上，玫瑰期的风格源于他思想、眼界的对外开放，而这一开放始于马德莱娜走进他的生活。
马德莱娜是毕加索在费尔南德之前认识的一个女人，她是毕加索的生活中从感情到艺术道路各个方面的主要支柱。出于一些比较神秘的原因，毕加索在马德莱娜去世之前，对她的存在一直保持沉默。当马德莱娜对外界说她本人在毕加索的成功中扮演的角色时，后者不置可否。据皮埃尔·戴克斯说，惟独马克斯·雅各布认识这个女人。毕加索亲自对皮埃尔·戴克斯透露过一些内情。
1968年的一天，我到了穆甘，毕加索从画室取出一幅侧面肖像。据他说在那天之前，他一直找不到它，因为该画被嵌在了他的画室中的一个画框里。他对我说：“这是马德莱娜。”看到我惊讶的神情，他接着说：“她差点儿为我生了个孩子……”他叙述的有关详情将我们带回到了1904年。然而，如果谁想知道在绘画作品中如何表现母性，就请看看毕加索的这幅《玫瑰马德莱娜》。你可以看到他在人物的脸上多么巧妙地使用了漂亮的水粉色，恰如其分地表现出女性的美。画中的那张脸更像马德莱娜，而不太像费尔南德。
［摘自1987年出版的皮埃尔·戴克斯的著作《创作家毕加索》］
毕加索一直将戏剧丑角视做他自己的化身。他的作品《小丑一家》以及《杂技演员一家与猴子》(图15)正体现了他自己的父亲身份。因此，从一笔一画中都可以看出，那幅画中的女主人是马德莱娜，而不是费尔南德。由此可见，《玫瑰马德莱娜》是毕加索玫瑰时期的开端绝非偶然。
没有自己的孩子，对毕加索和费尔南德来说确实成了一个大问题：费尔南德·奥利维尔不能生育。这对她也许是个悲剧，对其情夫毕加索则确实是悲剧。他们生活的玫瑰时期隐藏着一个阴暗的插曲，这一插曲在许多年内都一直是个秘密。
1907年，费尔南德·奥利维尔决定领养一个孩子。她自己到高兰库尔街的孤儿院带回一个小姑娘，无人能确定她的准确年龄，也许有十来岁。人们都叫她雷蒙德，安德烈·萨尔蒙叫她莱昂蒂娜。头几个星期，人人都十分喜欢她，也十分喜欢“猎人馆”这个重新开放的小小世界。以好爸爸面孔出现的艺术家毕加索，用中国墨为她画了张肖像《雷蒙德1907年》。但是小女孩儿好动爱闹，很不安分，在家里很占地方。这个孩子进入他们的家庭，使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彻底的变化：毕加索再也无法像从前那样白天睡觉，晚上作画。必须找个解决办法。
他们绞尽脑汁、冥思苦想，也找不出两全齐美的办法。实际上，问题十分简单：外加一个砝码如果过重，就将它取走，放到别处。从哪里拿来就送回哪里，即把她还回去，一切问题不就全部解决了吗？就这样，在同她的新父母玩了三个月之后，雷蒙德被送回高兰库尔街的孤儿院，父亲似乎十分不情愿亲自去送。还是好人马克斯·雅各布承担了这份差事。
安德烈·萨尔蒙在他的小说《圣心教堂的黑女人》中描绘过这一情景。小说中是这样写的：孤儿院的一位雇员把这位忠心耿耿、乐善好施的好人马克斯·雅各布当做女孩儿不称职的父亲，狠狠地咒骂了他一通。他对马克斯讲解孤儿院的规章制度规定：如果现在不改变主意，他以后就永远不能再领养这个女孩儿了。雷蒙德哭得像个小泪人，马克斯也一样。他用自己仅有的一点儿钱带着小姑娘去餐馆吃了一顿午饭。天黑了，他又回到高兰库尔街将雷蒙德交给孤儿院。接着，他拔腿逃跑了。
接着，痛心疾首中的马克斯·雅各布吸毒了吗？
于贝尔·法比罗在1953年出版的著作《马克斯·雅各布》一书中也确认了这件事。但是无论法比罗还是萨尔蒙，都一字未提费尔南德和毕加索。两位作者只讲“艺术家夫妇”。在安德烈·萨尔蒙的《圣心教堂的黑女人》中，马克斯·雅各布是以塞梯姆·费布尔的名字出现的。
为什么他们都如此谨慎地对待毕加索呢？为什么吹捧他的人们都如此严密、如此长时间地保护他，只是在很久以后才打破沉默呢？为什么他们只记得毕加索这位十分了不起的艺术家在“洗衣船”的第一个时期（即立体主义诞生之前的时期）的趣闻逸事呢？
因为毕加索到巴黎五年之后，便成为他周围那一帮人的中心人物。他犹如一把火炬，无论是他拥有权利的受益者或受害者都向他靠拢，他对所有靠近他的人都具有强烈的诱惑力和震慑力。在“洗衣船”，他无处不在：人们欣赏他，个个以他为标准来衡量自己，他给人以启迪，也能够从他人处得到启迪……他们之间存在一种莫名的可以相互交流的灵感。他的所作所为和他本人都对其他人具有吸引力。人们都以谨慎的态度对待他，想着他、护着他、迁就他，而他并非以同样的态度对待其他人。甚至在他离开了“洗衣船”、以与其他人不同的方式挣钱生活之后，情况比较特别的纪尧姆·阿波利奈尔还仍然学着他的方式行事，照他的态度待人，经常受他这位朋友的摆布，让他牵着鼻子走。毕加索对待朋友时时事事居高临下、蛮横傲慢，包括他的诗人朋友们求他为他们的著作配张插图的时候，他对诗作的主题、内容一概不管不问，手头有什么就随便给什么，有的甚至是未完成的草图。它之所以有价值，只是因为上面有毕加索的签名。
作为众星捧月的中心人物，毕加索同样喜欢一对对夫妻也经常围着他转。在这方面，他比较慷慨大方。他亲自把玛丽·洛朗森介绍给纪尧姆·阿波利奈尔，把马塞尔·迪普雷介绍给乔治·勃拉克，好像也把阿丽丝·普兰塞介绍给了安德烈·德朗……
他的朋友之间也经常为他对待他们的亲疏态度争风吃醋，于是他常常成为他们之间【创建和谐家园】的中心。直至《阿维尼翁的少女》出笼之前，极少有人批评他的作品。对他作品的评论从来都是一致肯定，随之对他本人也是完全肯定。“洗衣船”像一个大实验室，人们可以在兄弟般的气氛中交换意见，表达观点，探讨艺术方面的新发现。也正是在这种气氛下，朋友间的相互嫉妒被暂时地遏制住了。不如他们有安全感的胡安·格里斯例外。大家十分清楚，总有一天，长期堆积的冰雪在见到阳光后会立即融化。只需等待。人们在不断地展示新的绘画与诗歌作品的同时，共同耐心地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艺术并非导致他们之间重大对立的原因所在，惟一的原因是艺术家。
哪位艺术家呢？
毕加索。
毕加索的嫉妒情绪本身。他嫉妒男人、女人、围着女人转的男人、不追求他本人的女人、不甘心做他的驯服羔羊和不仰慕他的男人。他与日俱增的嫉妒心和蛮横霸道的行为，激起周围人们对他的人格同样的嫉恨是完全自然的。
这种嫉妒情绪完全出自个人情感。阿波利奈尔、马克斯·雅各布和安德烈·萨尔蒙不以作品的多寡来衡量人，他们不满毕加索根据个人的喜好授予这个人或那个人某种地位或头衔。最可怜的无疑应该算是马克斯·雅各布。他在诗歌领域的冠军宝座被阿波利奈尔代替；他在毕加索感情领域的地位被费尔南德·奥利维尔代替；他在艺术创作方面的最高地位，在不久的将来也被勃拉克代替。
人们可以相信，如此精心策划串通的这一切行为对人心的伤害是难以磨灭的。在贫穷困难时期和艺术革命时期，这一切一直存在。毕加索爱过马克斯·雅各布，后来抛弃了他。他爱过安德烈·萨尔蒙，也抛弃了他。他爱过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后来阿波利奈尔坐了第一把交椅，在他去世后，让·科克托接过了这把交椅……所有这些人一致承认画家毕加索是现代艺术的旗手。他们中的许多人因为在感情方面的失宠而万分痛苦，有的人经过较短的时间折磨，就逐渐淡忘了这一切，但他们在心灵上却受到了深深的伤害。而毕加索自己呢？他对周围可怜小人物的悲伤和人们对他的看法无动于衷、不屑一顾，时刻昂首挺胸、盛气凌人地在他们中间晃来晃去，尽情享受着他已经占有的“帮主”地位。
I 蒙马特尔山丘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一）决斗时期
我之所以写，是为了惹同行发怒，为了让他人谈论我，使我有点儿名气。只要出了名，无论在女人圈内或事业中，都有可能获得成功。
阿尔蒂尔·克拉万
为向在丁香园决斗过的阿尔弗雷德·雅里表示敬意，他们在拉维尼昂街的各个角落拿刀拿枪打斗了起来。然而，往往以打着玩开始，最后真打收场。
毕加索的白朗宁【创建和谐家园】从不离身。一旦遇到纠缠不清的人或事，他就朝天鸣枪。作为浑身酒气熏天的散兵游勇帮派的首领人物，他回“洗衣船”的时候，要开枪；为叫醒周围的左邻右舍，也开枪。
一天晚上，他邀请三位德国人来“洗衣船”看他的作品。然后，他带领他们去“机灵兔”。在路途中，三位客人向他提出一系列有关艺术与美学理论方面的问题。他受不了了，于是他拔出枪来，朝天连开了数枪。结果呢？三位德国人被吓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