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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基基毫不犹豫地回答说。
藤田创作了一幅大幅画像《裸卧基基》(图56)。过去藤田从未创作过如此宏伟壮观的画像。他送这幅画参加了秋季艺术博览会。所有的报纸杂志都在谈论这幅画像，画家为此得到了政府部长们的祝贺。画像以未曾料想到的价格8000法郎出售。画家邀请他的模特儿共同庆祝这一重大事件。在餐桌上，画家给了基基几张票子。基基立即离开了餐桌。几个小时之后，她又出现在德朗布街藤田的画室。她戴着一顶新帽子，穿着一件新连衣裙和一件崭新大衣，脚上的一双新鞋闪闪发光。藤田高兴得喊出声来：
“我必须画一幅您这样打扮的肖像！”
“不！我和另外一个人有约会。”基基回答说。
“是一个画家吗？”
“基斯林。”
那个时期，在蒙巴那斯有三个基基：凡·东根基基、基斯林基基(图57)和基基基基。
藤田无可奈何，眼巴巴地败在了基斯林的手下。
死亡幽灵
在蒙巴那斯缭绕的死亡幽灵
这是一个外星来的孩子，追求现实生活对他是不现实的。
利奥波德·斯波罗斯基
基斯林毫不动摇地等着基基。他约定九点，总是九点准时到达。而她呢，总起码晚40分钟。他们经常为此争吵，而且已经成了习惯。耳根特别软的萨洛蒙太太经常为此批评他们。基基和基斯林吵架时相互咒骂已经成为一种时尚，并且技艺高超，咒骂语言花样翻新。
但是，他们的相爱也十分温馨。基基夫人心里不痛快时，基基先生想方设法逗她笑，为她唱歌，为她跳舞，拉着她和他一起唱，一起跳。两个人比赛谁叫喊的声音高，比谁的嗓门大。邻居们找上门来【创建和谐家园】时，他们立即停止喧哗吵闹。斯波罗斯基或者一个爱看热闹的人常来看他们，以饱眼福。
莫迪利阿尼时而也来看望他们。他于1919年5月从尼斯回到巴黎，三个星期之后，让娜也来到了他的身边。1918年11月，让娜生了一个女孩。本来需要找一个奶妈，因为据布莱斯·桑德拉斯的第一位妻子说，无论是孩子的父母亲还是外祖母都没有能力照顾这个孩子。
让娜到巴黎重新见到她女儿的父亲时，她又怀孕了。1919年7月7日，莫迪利阿尼立字据保证尽早——即一旦收到符合结婚要求的必要证件，就同她结婚。这份字据由另外三人会签：让娜、斯波罗斯基和路尼阿·杰科夫斯卡。许多年之后，路尼阿对莫迪利阿尼的女儿坦白说，自己经常在约瑟夫-巴拉街斯波罗斯基的家里看护她。
莫迪利阿尼经常半夜三更，喝得醉醺醺地去敲斯波罗斯基家的门，想知道一些有关他女儿的情况。路尼阿从窗口大声命令他别大声喧哗，他立即安静下来。但他并不马上离开，而是在门前的台阶上坐许久后，才站起来恋恋不舍地离去。
［摘自让娜·莫迪利阿尼的《平凡的莫迪利阿尼》］
莫迪利阿尼常喝酒，每次都喝得过多，而且不停地咳嗽。他发现了文学奠基人伊西多尔·迪卡斯，也叫做洛特雷阿蒙伯爵在他的杂志上发表的诗作。莫迪利阿尼首先在观象台大街的长凳上与安德烈·布勒东一起研读，后来又去国家图书馆抄写。
他在大茅草屋街的画室接待模特儿，画一笔，喝一口朗姆酒。他在到处是煤灰的黑糊糊的路上无精打采地走来走去。只有去酒馆的时候，他才显得精神焕发。他给别人画像，换酒喝，吃一口三明治，咳嗽一阵，喝一口酒。把剩余的一点儿钱分发给更加穷困潦倒的人。然而，他自己却常跟着一帮朋友，在大街上，在阿莱齐亚教堂广场上东倒西歪，跌跌撞撞地走着走着，栽倒在哪里，就在那里睡去，甚至倒在雨地里，也就在雨地里睡去。
他寻找斯波罗斯基，想向他借几个钱。他忘了斯波罗斯基根本不在巴黎，早已到伦敦为他的一位客户和朋友办展览去了。他跨过塞纳河，爬上蒙马特尔山丘。拥抱郁特里罗和苏珊·瓦拉东，并为他们唱一段之后，再下山回到塞纳河左岸，在她母亲寄来的贴有邮票的明信片上，匆匆地给母亲写封信求救。
他病倒了。但他从不让别人知道他正在遭受着结核病的折磨，对让娜·埃布戴尔纳也不说。因为让娜又瘦又弱，为了保护她，他必须对她保持绝对沉默。几个月以来，斯波罗斯基一直在说服他去瑞士的一家结核病疗养院治疗，每次阿姆多总用同样的话回答他：“请收起你那一套教训吧！”
然而，他或许早已知道死神即将降临到他的头上。他整天狂饮，只是为了缓减病痛，为了麻痹自己，借酒消愁，淡忘穷困对他的折磨。外面的战争结束已经一年，他却在内心世界中挖出了战壕，留出做最后冲锋的地盘。
1920年1月的一天晚上，阿姆多·莫迪利阿尼和他的朋友们一起离开罗童德。当时天正下着暴雨。他向伊索瓦墓地方向走去，在严寒暴雨中坚持了两个钟头。他咳嗽不止，连喝酒的力气也没有了，倚着墙壁，摇摇晃晃地走到大茅草屋街。他艰难地攀登着通向画室的十分陡峭的楼梯，进门瘫倒在床上让娜的身边。他吐血了。
与他住在同一座楼的意大利—智利画家奥尔蒂兹·德·扎拉特离开巴黎一个星期，回来后发现不仅他自己没有莫迪利阿尼的消息，而且同样在病中的斯波罗斯基和其他所有人都没有他的任何消息。于是，1月22日，他来敲莫迪利阿尼家的门，连着敲了两次、三次，屋里没有任何一点儿动静和声响。这位智利人又等了几分钟，后退几步，下定决心用力把门撞开。
阿姆多·莫迪利阿尼在床上，躺在让娜的怀里，缓慢地喘息着，口中轻轻地呼喊着“意大利……意大利”。室内的火炉早已熄灭，地上散乱地扔着的沙丁鱼盒子上蒙着薄薄的一层冰，酒瓶都是空的。整个屋子里笼罩着死一般的寂静。
奥尔蒂兹·德·扎拉特大步流星地冲下楼去，叫来一个医生。医生命令立即送病人到雅各布街的教会医院。
两天之后，即1920年1月24日20点45分，结核性脑膜炎无情地夺走了莫迪利阿尼的生命。消息立即传遍了蒙马特尔和蒙巴那斯。朋友们从四面八方赶来，诗人、画家、商人和众多的模特儿在医院门前筑成了一道人墙。人人都不敢，或者说都不愿意相信莫迪利阿尼死了，个个都被莫迪利阿尼的死惊呆了、吓傻了。
基斯林正在医院的太平间里俯在朋友的脸上，在瑞士画家孔拉尔·莫里康的协助下，用经过石膏涂成雪白的双手为死者做面模。取面模时，破碎了，并且还带下了部分肌肉。他们赶紧去叫利普西茨来帮忙。利普西茨把面模碎块拼对在一起，以便以后在里面灌铜液，制作雕塑模具。
第二天一大早，在人行道上的人群中间，有一个身穿孝服的身影。她身材瘦小，面色苍白，双手捧着怀孕的小腹，步履蹒跚，艰难地移动着那笨重的身躯。这是莫迪利阿尼的妻子让娜·埃布戴尔纳。她没有在大茅草屋街过夜，而是在旅店里过了一夜。她离开之后，用人在她的枕头下发现了一把尖刀。
人们带领她穿过一个又一个走廊，来到棺木旁边。应她的要求，众人回避，她单独在棺木边停留了很长时间。最后她剪下一缕头发，放在她的孩子们父亲的腹部，离去了。大家都劝说她回到卫生院为她准备的房间去，但她拒绝了所有人的劝告，径直地回到了阿姆尧特街她父母的家中。凌晨三点，她起了床，到了客厅，打开窗户，抬腿跨过栏杆，从六层跳了下去。
第二天早上，一个工人发现了她那摔散了的躯体。工人把尸体抱上楼，不知道是她的父亲还是母亲开了门。开门的人拒绝接受女儿的遗体，要求那个工人送到死者在大茅草屋街8号的家中，任何人都不知道他们为何如此无情。但人们完全可以想像当两人面面相觑时，双方表现出的无法用语言描述的惊愕与恐惧。
工人下了楼，把尸体放在他的独轮车上，推着穿过雷蒙街、克洛德-贝尔纳街、菲扬蒂纳街、瓦尔德格拉斯街、蒙巴那斯大道，最后终于到达了大茅草屋街8号。但女看门人拒绝他入内，要求出示警察局的证明。工人又推着躺在独轮车上的让娜到了德朗布街的警察局，拿到证明，重新穿过蒙巴那斯大道，来到大茅草屋街。
朋友们得知消息之后陆续来到：让娜·莱歇、萨尔蒙、基斯林、卡尔科。他们给死者铺上玛丽·瓦西里耶夫赠送的俄罗斯毯子。蒙马特尔和蒙巴那斯的朋友们都来了。第二天，人们都从让娜身边走开，去参加莫迪利阿尼的葬礼了。基斯林通知了死者的家属，并支付了葬礼的全部费用。阿姆多·莫迪利阿尼的弟弟埃马纽埃尔写道：“哥哥的葬礼组织得十分隆重，他受到了王子般的待遇。”
一支庞大密集的送葬队伍默默地为阿姆多·莫迪利阿尼送终的时候，人人心中都想着死者的女儿，那个同时失去父母的孤儿——小让娜·莫迪利阿尼。所有参加葬礼的人，无论是画家、诗人，还是模特儿都出了份子钱。除了为死者买花之外，剩余的留着补贴将来孩子在外祖父家的生活。当送葬的车辆、鲜花与花圈从大街上和十字路口经过时，警察们也必恭必敬地向死者行立正礼。商人们开始动脑筋寻求商机，在送葬的人群中寻觅拥有莫迪利阿尼作品的人。他们中的一位向弗朗西斯·卡尔科走来，向他提议购买他拥有的死者的全部作品。巨额财富终于敲开了画家的大门，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是一座坟墓的大门。
莫迪利阿尼被埋葬在拉雪兹公墓，而让娜·埃布戴尔纳将被埋葬在巴涅。
第二天一大早，为了避免打扰周围的人们，时钟刚刚敲过八点，一辆穷酸寒碜的柩车停在大茅草屋街8号院门前，车上放着一具窄小的棺材。在消息传开之前，柩车在家人的陪同下已经快速地悄悄离开了。
消息迅速地传开。在大茅草屋街口停放着两辆出租车和一辆私人轿车：萨尔蒙、利奥波德·斯波罗斯基、基斯林携带着他们的妻子和鲜花，赶来为他们的朋友莫迪利阿尼的妻子让娜送行。
十年之后，莫迪利阿尼家获得了让娜父母及其全家的同意，将让娜移至拉雪兹公墓同阿姆多合葬。因为，此时的阿姆多已经再也不是一个无名之辈，再也不是遭人诅咒的犹太艺术家了。
那时，另一位亲爱的逝者——文字艺术家纪尧姆·阿波利奈尔也已经葬在了拉雪兹公墓。
蒙马特尔失去了一位，蒙巴那斯失去了另一位……他们的逝世不仅意味着战争结束了，而且也意味着一个时代结束了、一代人结束了、一段历史结束了。
III 蒙巴那斯，开放的城市（一）-2
德鲁奥的殴斗
我想有很多钱，但却过一个穷光蛋似的生活。
巴勃罗·毕加索
前面简略叙述过黑猫酒馆时代的蒙马特尔、图鲁兹-劳特累克时代、德帕基时代、布尔波特时代、苏珊·瓦拉东时代和郁特里罗时代的蒙马特尔山上艺术家们的生活；也叙述过他们在“洗衣船”时代的蒙马特尔山、穿蓝色工作服时代、肆无忌惮地随意开枪时代和在“机灵兔”酒馆聚会时代在蒙马特尔山上的创作。后来，蒙马特尔的这些艺术家跨过塞纳河，同生活在塞纳河左岸的诗人阿尔弗雷德·雅里、保尔·福尔和布莱斯·桑德拉斯携手共同战斗。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们如同爆炸后的铅沙子弹，纷纷离开巴黎，星散于法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蒙巴那斯经历了饥寒交迫的时期、组织秘密【创建和谐家园】的时期，也重新组织过和平展览。莫迪利阿尼的去世构成了这个可怕时期的最后一幕悲剧。停战协议签署之后，生活逐渐恢复正常。人们即将忘记战争，蒙巴那斯也同样发生了变化，昨天已经成为过去，蒙马特尔播下了种子，蒙巴那斯即将收获其成果：巴黎出现了超现实主义思潮。同其他许多人一样，诗人和画家们也抛弃了四轮马车，换乘上汽车，径直而快速地奔向未来。
在“洗衣船”居住的画家们、野兽派和立体派艺术家们曾经是一个十分激进的艺术先锋派。战后，这些艺术先锋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四分五散，各奔东西了：毕加索溜了，马克斯·雅各布准备退避到卢瓦尔河边，荷兰人凡·东根穿着裁剪合体的鹿皮外衣和洁白无瑕的衬衣，手挽着珠光宝气的女伯爵或男爵小姐混迹于上层社会的人群之中。白天陪同她们到画家们的画室做模特儿，夜间偕同她们到夜总会等聚会场所大肆挥霍。
安德烈·德朗已经收藏有一整系列的布加蒂汽车，还准备购买一辆赛车。他也计划购买一些房地产：杜瓦涅-卢梭街的一座私人公馆、阿萨斯街的一套公寓套房、瓦莱纳街的另一套公寓套房、波拿巴街的一间画室和桑布西的一座别墅。
弗拉芒克身穿粗花呢上衣，手持大粒【创建和谐家园】枪密切地窥视着他的敌人（他有许多敌人），时刻准备为捍卫自己的领地而扑出去战斗。他散布一系列言论诋毁毕加索、德朗、基斯林以及几乎一半以上的艺术家。当【创建和谐家园】般的狂怒达到无法控制的程度时，他就冲出门去，或爬山，或到野外的乡间公路上，缓解一下紧张的神经。他的外出常常吓得周围鸡飞狗跳。
胡安·格里斯一直保持着从前同其他人之间的距离。他经常到南方去治疗他的哮喘病。医生认为哮喘同他的结核病有关系。虽然很重，但不会致死。但是，在1927年，不治之症白血病最终夺去了他的性命。
勃拉克也住在杜瓦涅-卢梭街，是德朗的邻居。他不仅远离了毕加索，也同其他人不再来往了。
十五年过去了，金钱升值了。然而，除漂亮的房子、汽车和地产之外，原来一贫如洗的这些艺术家的脑袋都变成存钱罐，整天只琢磨着捞钱和攒钱。他们也许已经成为资产阶级，但是无论如何，他们也只能算得上是一些小资产阶级。达尼埃尔-亨利·卡恩维莱十分了解他们，从他们刚踏入巴黎时起就了解他们。他经常说：
他们中的任何人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哪怕德朗，特别是毕加索，他们都没有改变……我们所说的了解他们的生活，不是他们的私生活，而是这些画家的家庭生活。从根本上讲，他们需求的东西很少。在日常生活上，他们完全没有资产阶级化。
［摘自达尼埃尔-亨利·卡恩维莱的同弗朗西斯的谈话《我的画廊与我的画家》］
他们之间几乎不再相爱了，而且也不再寻找理由相聚了。然而，有一件事把他们重新【创建和谐家园】在了一起：这就是拍卖对立体派绘画作品十分青睐的德国画商卡恩维莱1914年前收集的全部作品。
在五年的战争期间，同于德及其他德国侨民一样，卡恩维莱的财产全部被查封。《凡尔赛条约》签署之后，德国被迫向同盟国赔偿由战争造成的一切损失，并且在条约中还附带逾期罚款的规定。人们开始谈论拍卖从敌人手中夺回的财产，以赔偿债权人的损失。但关于拍卖绘画作品，画商中某些人赞成，为首的是莱昂斯·罗森伯格；另外的人反对，卡恩维莱自然属于反对者之列。莱昂斯·罗森伯格在内心深处有着自己的盘算。他认为赞成拍卖被查封的绘画作品，他可以一举两得：一方面，阻止德国商人卡恩维莱重新收回他原来收藏的几百幅绘画珍品，从而可以保住他本人在该领域立体主义主要保护人的地位，从而也保护了自己；另一方面，他预计立体派作品的价格即将飙升，他现在把它们都买下来，将来他可以从中大捞一笔。然而，他失算了。后来的事实很快证明，800幅作品同时上市，市场很快饱和，其结果是手中的存货滞销，卖不出去。
1908年的独立派画展拒绝了勃拉克的作品参展。十五年后的今天，有一些人仍然愿意、希望甚至梦想这一次拍卖德国商人的收藏品能够对立体主义构成真正的打击，能够彻底将它打倒，使它永无抬头之日。所有这些人都支持莱昂斯·罗森伯格的观点，坚决支持拍卖。然而当希望与愚蠢联手时，产生出的结果一定是愚昧主义……
卡恩维莱于1920年2月（即莫迪利阿尼去世一个月之后）返回巴黎。他与童年时的一个朋友结盟，使他得以绕过了禁止无法国国籍者在法国从事经营活动的规定，在阿斯托格街开了一家西蒙画廊。接着，他开始两面出击：首先，同在大战期间和他失去联系的画家们重新建立联系；接着，他有效地控制住了拍卖被查封作品对他构成的威胁。
他失去了毕加索，而且没有很快同他恢复关系。他们两人之间在两个问题上存在着纠葛：西班牙人（毕加索）谴责德国人（卡恩维莱）没有听从他的劝告申请加入法国国籍，如果听了他的话，早点儿获得法国国籍，就可以避免这一次收藏品被查封的事件发生；画商一直欠着画家2万法郎，因为他没有能力支付。
他们二人似乎一直到1925年付清那笔债务之后，才重新见面。正因为如此，毕加索的画商一直是罗森伯格兄弟。继莱昂斯·罗森伯格之后，毕加索选其弟弟保罗·罗森伯格为其画商。
以格里斯为首的其他一些画家始终忠实于卡恩维莱。而有一些，例如弗拉芒克、德朗、勃拉克和莱歇只在几年之内选择卡恩维莱，后来他们也站到了罗森伯格一边。
卡恩维莱以及他所有朋友中的任何人都没有能够阻止出售法国从德国画商手中没收的绘画作品。他只是通过秘密手段购回了他爱不释手的几幅，其中没有一幅是毕加索的作品：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仍然很僵。由于国籍问题决定了他无法以公开的身份活动，卡恩维莱和几个朋友及他的家庭成员组建了一个协会，他们以协会的名义活动。
1921年和1923年，在德鲁奥先后组织了五次卡恩维莱战前收藏绘画作品的拍卖会，其中四次出售的是他画廊中的作品，一次是他的私人收藏品。从各个方面评价，这些拍卖会都是失败的，而且简直可以说是灾难性的失败。罗伯特·德斯诺斯买了一幅木炭画，标签上写的是勃拉克的名作，而实际上是毕加索的作品。德斯诺斯气愤之极，而且不仅仅因为搞错了作品的作者。他在其文章《谈画家》中写道：
要出售的作品杂乱无章地堆放在一起，卷着的画折叠在纸箱子里，画家仔细地签字盖章的画作捆扎成捆，想购买的人什么也看不见，其他作品或者随便地扔在筐内，或者被埋在展台后面的杂物之中。整个销售会场的脏乱程度无法用语言形容。这一切都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被涉及的画家勃拉克、德朗、弗拉芒克、格里斯、莱歇、马诺鲁、毕加索先生们采取的报复行动不无道理。
1921年6月13日第一次拍卖。在会上，勃拉克首先开火了。据格特鲁德·斯坦说，勃拉克是受同行们的委托向晋升为专家的莱昂斯·罗森伯格发起攻击的。他们不能选择格里斯或毕加索，他们是西班牙人；不能选择玛丽·洛朗森，她结婚后成了德国人；也不能选择雕塑家利普西茨，他是立陶宛人。弗拉芒克没有资格，因为他在背后指挥战斗。人们本来可以委派德朗或莱歇，但是勃拉克更加具有优势，有老资格：他是法国人，是被授予了战争十字勋章和荣誉勋位的军官，再加上在前线受过重伤。
他勇敢地接受并执行了大家交给他的这项任务。他拳脚并用地向莱昂斯·罗森伯格发起进攻，斥责他背叛了立体派艺术，是一个地道的卑鄙【创建和谐家园】的【创建和谐家园】和懦夫。莱昂斯·罗森伯格毫不示弱，责骂攻击他的人是一头“诺曼底猪”。结果被勃拉克打翻在地。巡逻警察恰好路过，把斗殴的二人扭送到警察局，发生在德鲁奥的这场殴斗才告结束。马蒂斯正好在此时赶到。在格特鲁德·斯坦对他讲述了事情的原委之后，马蒂斯全力为立体派画家的代表辩护，他说：
“勃拉克做得对，这个人是法国的强盗！”
伤口被包扎好了。拍卖估价人再次来到画商们的面前，他们当中有小贝尔南、迪朗-吕埃尔、保尔·纪尧姆、利奥波德·斯波罗斯基以及其他许多外国人。来参加拍卖会的人当中也有银行家、画家、作家、文学艺术事业的赞助人和法国博物馆的负责人。十分遗憾的是由于这些负责人很少举手，因而他们与战前的大部分优秀作品失之交臂。
画商们购买得很少：莱昂斯·罗森伯格是因为没有钱；他的弟弟是因为盼望尽可能多地买进毕加索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作品；外国人买得少，是因为除毕加索和德朗之外，他们不了解其作品被拍卖的其他画家。因此，所有画家的作品都没有售出高价。
于是，卡恩维莱创立的协会成功地购买了格里斯和勃拉克作品中的大部分。德朗的作品销售得最好，接下来的是弗拉芒克。随着拍卖会的进展，越来越显示出莱昂斯·罗森伯格原来的算计是重大错误，被查封的绘画作品的销售价格不仅没有飙升，反而直线下跌。市场没有能力消化吸收全部参卖作品。拍卖会的真正受益者不是职业艺术家，而是知识渊博的绘画业余爱好者，他们往往是为别人而购买。例如，瑞士画家夏尔-爱德华·让纳雷买了大量毕加索的作品，送给一位企业家——拉乌尔拉罗什；路易·阿拉贡花240法郎为自己购买了勃拉克的《浴女》；安德烈·布勒东购买了莱歇、毕加索、弗拉芒克、勃拉克和凡·东根的一些作品；特里斯坦·查拉和保尔·艾吕雅也购买了不少。
有不少诗人也参加了拍卖会，但他们不再是战前的那些诗人。战前的诗人有的去世，有的销声匿迹，不知去向了。后来者代替了大家已经非常熟悉的那些诗人。这些后来的诗人即将获得“洗衣船”画家们的作品，成为过去穿蓝色工作服的画家们和新文学艺术赞助人之间承上启下的中间人。这些诗人占领了昨天的文人们留下的阵地，并且将为改变蒙巴那斯的面貌做出贡献。20世纪初，在德鲁奥拍卖会上已经有超现实主义者存在。超现实主义的时代从那个时候起就诞生面世了。
超现实主义者的舞台
……正是在那个时期，我和安德烈·布勒东发现了这种艺术表现手法（那个时期，在我们看来，这仅仅是一种表现手法）——“超现实主义”，我们采用这种手法的目的，仅仅是为了纪念纪尧姆·阿波利奈尔。
菲利普·苏波
1919年，安德烈·布勒东在先贤祠广场伟人旅馆内十分寒酸的房间里，接待了来看望他的父母亲。他们来此的目的，是命令他停止从事只有神经病的小丑才参加的达达运动。如果儿子不恢复他的医学学业，他们就终止供给他生活费用。
布勒东服从了父母的命令，离开原来居住的旅馆，到位于塞巴斯蒂安-博丹街的加利马尔出版社当了一名雇员。出版社领导分派给他的任务是：给订户送他们出版的《法国新杂志》和校对马塞尔·普鲁斯特的作品《盖芒特一家》。但布勒东在那个时期的重要作品是与菲利普·苏波合著的《磁场》。安德烈·布勒东在他的作品《漫步》中谈到他们二人写作《磁场》时，写道：
1919年，我的主要精力集中在研究不怎么太完整（多少有点儿不完整）的句子。当它们单独存在时，有点儿令人摸不着头脑。虽然不可能从中发现作者预先已经确定了每个单句最后组合得出的结果，但透过这些单句，人们可以发现其中包含的某些思想。这些句子形象、逼真，句法结构正确严谨。在我看来，它们属于第一流的优秀诗句。
连续两个星期，每天上午，布勒东和苏波都在圣日耳曼大街的温泉酒馆或伟人旅馆里写作。他们在写作过程中始终遵循的原则是：不讲逻辑、单凭灵感，突出情景、形象与效果；写作的速度与进展随机应变，但杜绝删除与修改；根据需要使用的协作方法：时而两人一起写，时而分开写，时而一先一后。天天日出始，日落终，日复一日，周而复始。他们如此刻苦撰写这部作品，是基于令布勒东激动不已的一个发现：梦幻、催眠、灵感随笔。这一发现构成了超现实主义运动的核心思想。
《磁场》的作者认为该作品是超现实主义的出生证，随着《磁场》的诞生，超现实主义运动也随之诞生了。在那个时期，它还不叫超现实主义，而叫达达运动。
这一运动真正开始于1920年1月，即查拉从瑞士到达巴黎之后几天。以布勒东和阿拉贡为首的文人们在圣德尼街艺术宫朗读完一些诗词之后，公众们等着听安德烈·萨尔蒙题为《兑换危机》的报告会（广告和报纸上都是这么公布的），但他们看到的却是一排不三不四的人在朗读苏波、查拉、阿尔贝-比罗和其他一些人的诗。这些诗既与“兑换危机”毫无关系，也与在正厅里展出的毕卡比亚的作品毫不沾边。
几天之后，即1920年2月5日，未来的超现实主义者们在巴黎的大宫组织了第二次达达运动的公开活动。
当时提出的问题十分简单：如何才能吸引更多的人参加这样的活动呢？他们迅速地找到了答案，在媒体发一个公告，宣布目前正在巴黎的夏尔·卓别林要到大宫看他的达达派朋友，因为布里·邓南遮gabrieled’annunzio（1863—1938），意大利作家。、亨利·柏格森henribergson（1859—1941），法国唯灵论哲学家，新康德主义、实证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反对派。和摩纳哥王子夏洛以及一些类似的头面人物都刚刚加入了这一运动。这些人既是他的朋友，同时也是他的同党。
然而，夏尔·卓别林、邓南遮和柏格森谁也没有到会场，只有查拉、布勒东和阿拉贡向挤满了大厅的听众们宣读了他们运动的宣言。他们与听众间的对话辩论进行得十分激烈。
1920年3月27日，发生了一起新的挑衅性事件。地点是二十五年前由于上演《于布王》引发丑闻的那个剧场。“演员们”以揭露古典戏剧规则的荒谬性为名参加“表演”，他们的行为真可谓肆无忌惮：里伯蒙-德萨涅演奏了钢琴曲《皱叶菊苣舞》。那完全是靠随意地胡乱弹奏而凑合而成的曲子，震耳欲聋，使观众忍无可忍；安德烈·布勒东胸前挂着一块用硬纸板制成的盔甲，纸板上面画了一个射击靶子，他向观众们宣读了由弗朗西斯·毕卡比亚撰写的《残酷的宣言》。宣言结尾的几句如下：
达达他没有任何特殊感觉，他什么、什么、什么也不是。
如同你们的希望：微不足道。
如同你们的天堂：微不足道。
如同你们的偶像：微不足道。
如同你们的政治家：微不足道。
如同你们的英雄：微不足道。
如同你们的艺术家：微不足道。
1920年5月26日，在加沃大厅举行了一次达达狂欢节。新闻媒体和胸前挂广告牌的人们在首都的大街小巷中添油加醋地宣传说：达达派成员都将在大庭广众下剃头；台上（在台上表演的将有阿拉贡、布勒东、艾吕雅、弗拉恩凯尔、里伯蒙-德萨涅、苏波和查拉）台下都将有丰富多彩的表演节目。但愿台下的观众能够爆满。
幕布拉开，查拉手举一个气球——气球上竖立着用硬纸板做成的、标有“达达生殖器”的一个巨型男生殖器，首先出场。后面紧跟着“著名魔术师”菲利普·苏波，他全身被涂成黑色，穿着睡衣，手举一把大刀。他手举五个气球，每个上面书写一个已经死去人的姓名：一位教皇——伯努瓦xv，一位军事指挥官——贝当，一位国家领导人——克列孟梭，一位女作家——拉希尔德夫人和第一个受到超现实主义诗人的利剑戳穿要死的人——科克托。
整个大厅里顿时吵吵嚷嚷乱作一团。虽然纪德、道格拉斯、朱尔·罗曼、布朗库西、莱歇、梅景琪坐着一边不动，而其他人却个个情绪激昂，西红柿、胡萝卜、白萝卜和橘子在座位上方横飞，一直扔至舞台。首先命中的是正在舞台上表演的里伯蒙-德萨涅；台下有的唱《修女歌》，有的唱《马赛曲》；一位观众责备毕卡比亚，并且勒令他对他们的行为作出解释；稍远处，一个矮胖的青年人站起来大声喊道：
“法兰西和炸土豆条万岁！”
这是邦雅曼·佩雷。稍晚些时候，他即将离开普通大众，也登上超现实主义的舞台。
到底是达达主义还是超现实主义呢？到底是二者并存还是一个当中包括另一个呢？眼下还无人知晓。布勒东已经厌烦了，是查拉令他失望了。他尊重作为诗人的查拉，而不是作为社会活动家的查拉。因为在苏黎世行得通的东西，在巴黎不一定行得通。只喊口号无济于事，必须付诸行动，必须讲求实效。达达运动是追求自由的运动，布勒东完全同意这一结论，他说：“达达是一种思想……达达运动追求的是艺术领域的思想自由。”［摘自安德烈·布勒东的《漫步》］然而，查拉的思想更倾向于极端自由主义，布勒东的思想却倾向于列宁主义，也就是说在方法问题上，与斯大林更加接近。
1921年5月13日，再次举行了达达主义行动。“巴莱斯诉讼案”的庭审于20点30分在丹东街学会厅开庭。这是一次对作家莫里斯·巴莱斯的控告和刑事【创建和谐家园】庭审的预演。由谁审判呢？公开说是达达派，实际上是安德烈·布勒东。为什么呢？因为巴莱斯是“文学派”以及某些左派和许多各种流派的文人最最憎恨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的代表。
特里斯坦·查拉反对进行这样一次审判，他认为达达派没有从事审判的资格。布勒东反对查拉的这一思想。他一方面设法阻止这一思想的传播，另一方面竭尽全力使得这一审判能够如期进行。他这样做的结果不仅是审判巴莱斯，而且也是审判查拉。从这一角度看，布勒东认为这一【创建和谐家园】包含着双重意义：
因为达达派认为执法权服务于否定一切思想的时候到了。于是，他们下定决心无论如何必须行使这一权利反对有可能阻止他们实行专横跋扈的人们，而且必须立即采取措施打击他们的抵抗。
于是，莫里斯·巴莱斯的抵抗被指控为“反对思想安全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