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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多·莫迪利阿尼和他未来的画商朝小拿波利丹酒吧走去。莫迪利阿尼刚刚做了两次绘画模特，挣了两张纸币。他把其中的一张放在了为受战争之害的艺术家组织流动作品展的意大利—智利画家奥尔蒂兹·扎拉特的帽子里。
他们二人坐下来，十分理智地要了两杯奶油咖啡。他们又要了一杯，给了一个与他们属于同一类的画家。那个人身上穿的大衣破旧，衬衣差得不能再差了，脚上的鞋也不合适，而且连连咳嗽，嗓子嘶哑。于是阿姆多将第二张纸币，即最后一张偷偷地扔在地上。
接着，他弯腰从地上捡起那张纸币，在桌子上方边晃边喊：
“请看呐！十法郎！”
他将纸币放在那位画家面前，说：“这是你的，它在你的椅子下面。”
那位画家想要与他平分，意大利画家（阿姆多·莫迪利阿尼）却嚷嚷道：
“完全用不着，我刚刚发了一大笔财！”
于是，莫迪利阿尼第二次当模特的收入，就这样为了另一个人的幸福而付之东流了。
那个画家请莫迪利阿尼喝了杯咖啡，告辞了。
斯波罗斯基是一位非常古怪的年轻人。穿着讲究，衣裤裁剪合体，胡须修剪整齐，口音与苏丁相同，十分渴望同意大利画家阿姆多·莫迪利阿尼合作……他向莫迪利阿尼提议为他提供模特儿与一切必要的物质材料，一天再付给他15法郎。
15法郎对毕加索来说只算一种少得可怜的施舍，而对莫迪利阿尼来说却是一笔可观的意外收获……
意大利人（阿姆多·莫迪利阿尼）窘迫地盯着斯波罗斯基，心想自己的这把骨头也只值一杯烧酒，而这位画商却提议给他连做梦也不敢想的一个如此美妙的天赐良机（因为是每天都付给他15法郎）。他看得出来此人也并不富裕：扒拉一下他的领带，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看到衣服上的纽扣掉了，衬衣上补了补丁，胸脯扁塌，立即便会明白此人与他自己处于同样的饥饿状态。而他却提议每天付给自己15法郎，这怎么可能呢！
“我还有一些很有天赋的朋友。”里窝纳人说。
他谈到了苏丁，他正打算罗列他的同志们中手头拮据的人的名单时，画商用一个手势打断他的话。
“我必须坦率地向您解释……”
他说他的确一无所有，正在巴黎的索邦大学学习法国文学，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将他滞留在法国。迫于形势，他当了艺术、书籍与雕刻作品的经纪人。他了解自己，明白他善于言辞，具有谈判的天赋与才能。他阿姆多·莫迪利阿尼过去没有，现在仍然没有这方面的天赋。他阅读《诗歌和散文》杂志作品时，发现阿姆多·莫迪利阿尼的才华，他愿意为使他更好地发挥这一才华而贡献自己的一切，并且愿意保护他。
同意还是不同意呢？
阿姆多将整个身体靠在酒馆的桌子上，直勾勾地盯着邻桌上单独饮着咖啡的一位美国女郎。她正在描眉毛。莫迪利阿尼也许是在回顾他与另外一位画商间一次会面的情形：那是在同保尔·纪尧姆签署合同之前。那个家伙同他就一批画的合同进行谈判，那位画商出价很低，很低很低，越来越低。莫迪利阿尼估计对方出的价钱已经到谷底的时刻，他夺过那些画，在孔中穿了一根绳子后，径直地去了卫生间，将那些画挂在抽水马桶的水箱上。然后，他返回谈判桌前，对画商讲：“我都给您了，您去用它们擦【创建和谐家园】吧。”
阿姆多·莫迪利阿尼将刚才写满了字的那页纸从纸夹中扯下，撕得粉碎……
“同意不同意呢？”利奥波德·斯波罗斯基再次问他。
莫迪利阿尼将他画的肖像递给那个美国女郎。她夺过画，仔细地端详着。她着迷、高兴、快乐、满足、陶醉、感激与幸福的心情交织在一起。当她的面部显露出心醉神迷时，莫迪利阿尼说：“请上三杯黑啤酒！”
服务生立即送上三杯黑啤酒。
“请您签上您的名字。”美国女郎要求道。
“圣人并非都是天使。”利奥波德·斯波罗斯基指出。
莫迪利阿尼接过女郎递过来的画，说：
“为何一定要签字呢？”
“价值，将来有一天，您或许会成为名人呢！”女郎惊叹道。
莫迪利阿尼在肖像画整个画面的对角线上用苍劲有力的笔法书写了构成他家姓的十个字母，然后将画递给那个美国女郎。她欣喜若狂地接住画，脸上带着兴奋、感激与怀疑交织在一起的心情仔细地观赏着它，接着突然近乎发疯似的将它撕毁了。
莫迪利阿尼向斯波罗斯基转过身去，拿自己的酒杯与后者的碰杯之后，以坚决的态度说：“同意。”
画商斯波罗斯基每天都外出争夺画廊。莫迪利阿尼从不要求他结账，但常向他提出预支要求，以支付吃饭、喝酒与送花的开销……斯波罗斯基能给多少就给多少，确实无力给他时，就典当妻子的首饰、去罗童德玩扑克、与其他画商搞非正常交易或向其他商人借。有时，人们见他坐在罗童德酒馆的餐桌旁，连续两天什么也不吃。
马克斯·雅各布和其他一些艺术家的命运几乎不比他强多少：马克斯·雅各布经常怀抱着自费出版的作品沿桌子叫卖。其他人由于没有自己的浴室，习惯性地到罗童德洗澡。画商斯波罗斯基和其他人一样在从酒馆的柜台经过时，也许顺手牵羊地捎带走一些面包头。在手头十分拮据的情形下，发现一个绘画作品的业余爱好者来到他的面前时，他就手举莫迪利阿尼的作品叫卖，常常以五年之后的售价百分之一的价格甩卖掉。
斯波罗斯基完全地忠实于阿姆多，他全身心地支持他，维护他，为他牺牲自己的一切，为使阿姆多过得好一点，可以将自己的一切都给他。为阿姆多他戒了烟，冬天不烧煤，甚至不吃饭。他这样做的原因，一方面是出于对阿姆多的一片爱心，也因为他十分敬佩阿姆多。如果不是有一天在日内瓦的一份报纸上发表的一篇弗朗西斯·卡尔科的文章引发了几个瑞士人的收藏热情（他们以低廉的价格购买了他的几幅裸体画作品）的话，除斯波罗斯基以外的其他任何人都不相信莫迪利阿尼。画商为保护他的画家，始终不渝、日复一日地艰苦奋斗着。
斯波罗斯基千方百计地到处寻找顾客，甚至到瓦万街的商人中去寻找。在万般无奈的情形下，莫迪利阿尼就直接同他们洽谈生意。弗朗西斯·卡尔科讲述过一件事：一天，他的画商在南方，阿姆多遇见画商的妻子——昂卡。他要求她做他的绘画模特，因为他必须卖两幅画给一位理发师。她接受了他的恳求，条件是他还必须画第三幅送给她。全部画完之后，第三幅画还未干透，昂卡·斯波罗斯基决定第二天再来取。但她第二天来取时，三幅画全部不见了：两幅在理发师处，第三幅被他卖给了临时来的一位顾客。
昂卡为莫迪利阿尼做过许多次绘画模特，他们夫妇俩的朋友——路尼阿也一样。只要手中有哪怕是五个法郎，莫迪利阿尼都去找职业模特或购买画笔、颜料和画布等必不可少的材料，另加一瓶酒。
阿姆多在旅馆的住处作画，然后送到他的画商位于约瑟夫-巴拉街的家中。他工作的条件与谢龙强加给他的条件绝不能同日而语。后者在战前总是将画家关在他位于保埃迪街画廊的地窖里，只给他手头预备一瓶酒，画完后才给他自由。
在斯波罗斯基这里，莫迪利阿尼每天都是下午来。几个钟头他就结束一幅画。他从不批评模特儿。画完之后，他经常同主人一起吃昂卡从附近小铺子里买来的芸豆，然后离开其画商的家。有时，他夜间还回来要求预支几个法郎。画商夫妇俩将楼上的灯熄灭，假装已经入睡。
莫迪利阿尼也带他的朋友到画商斯波罗斯基家，苏丁是第一位。他不停地坚持请求画商关心照顾一下他的这位朋友，但他始终没有能够说服这位波兰画商。也许是他的妻子昂卡不同意。因为苏丁的行为举止令她不舒服，而她十分赏识莫迪利阿尼，只是不喜欢他同苏丁在一起。她一直责备莫迪利阿尼每天在吃饭时才起床。
莫迪利阿尼经常同一位年轻姑娘来。从1917年春天起，这位姑娘就代替了他以前的模特儿。人们叫她“可可核”，原因是她的头发褐里透红，而皮肤光亮白净。她叫让娜·埃布戴尔纳(图54)。
让娜·埃布戴尔纳在莫迪利阿尼的画室听过课。她非常温柔、十分腼腆、心不在焉，整天多愁善感、难以琢磨，清亮透彻的绿眼睛像一潭清清的泉水，深沉而漂亮的目光温馨诱人，纤细柔弱的身材美丽而动人。但她总像一头受惊的小动物，时刻想在大人物的圈子里寻觅一个小小的栖身之地。她的父母欧多克西和阿希尔·卡奇米尔均为虔诚的天主【创建和谐家园】，对女儿的管教十分严格。他们不同意女儿和一个意大利艺术家、犹太人、身无分文而且比她大许多岁的人联姻。她当时年仅19岁，而莫迪利阿尼为35岁。然而，他们二人之间的恋情已经发展到了如胶似漆、难舍难分、寸步不离的地步。
斯波罗斯基在大茅草屋街找到一间艺术家作坊，恰好在保罗·高更以前占用过的那一间的对面。不同于在豪华地段开著名店铺的商人，他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关心着他的保护对象。
晚些时候，有些人，特别是达尼埃尔-亨利·卡恩维莱，谴责斯波罗斯基在选择保护对象方面缺乏严肃认真的态度，被选中的画家不可靠。但是，所有这些责备都无法掩盖一个基本的事实，即他选择的对象——莫迪利阿尼的确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画家。正因为他正确地选择了保护对象，在1916年至1920年期间，斯波罗斯基与莫迪利阿尼合作完成了他们计划中的差不多全部绘画作品——卓越的系列裸体画。由于命运使然，命中注定，在意大利画家逝世十二年之后，他的画商也随他而去了。斯波罗斯基临终时彻底破产了，与莫迪利阿尼临终时一样穷困潦倒。莫迪利阿尼去世的那天上午，让娜·埃布戴尔纳搬回到她父母家——阿姆尧特街乙8号。
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二）守护者
当看门人？是的，然而，是艺术家们居住房子的看门人。
安德烈·萨尔蒙
年轻姑娘们解放了。偷情的事情时有发生，晚上开始，早晨结束。桑德拉斯认为这是因为爆发了战争。战争将许多男人都赶到了前线，女人们就寻找他们的替身填补床上的空当……恋爱使人们像麦秆似的头脑疯狂地燃烧着，燃烧着。
基斯林爱上了20岁的金发女郎勒妮-让。这位姑娘整整齐齐的刘海儿直垂眉梢，热情活泼，意大利未来主义者的衣着打扮：穿裤子，差配鞋（两只鞋不同）。
由于继承了在1914年之前他常与之狂饮的美国雕塑家的遗产，新郎基斯林有能力组织一个盛况空前、在战争时期本区内最豪华的婚礼：整个蒙巴那斯的人都受到邀请；迎亲队伍从基斯林的住处——约瑟夫-巴拉街出发，狂热而且醉醺醺的人们在去区政府的途中，在罗童德和多姆歇歇脚，在多姆酒馆，尚邦老爹还给大家些吃的喝的以便增强体力。迎亲队伍遇到酒馆便喝，于是参加的人愈来愈多。在新郎基斯林与新娘勒妮-让在副区长先生面前交换信物，相互表达自己“愿意娶（嫁）对方”的心愿之时，副区长先生才发现他从未见过如此杂七杂八、衣冠不整的迎亲队伍。他们当中混杂了许多休假军人，他们的军鞋将婚礼大厅中的地板踩得喀喀作响。新娘祝她的郎君是“可笑的小波兰人”，而新郎娶的却是一位共和国卫队指挥官的千金小姐。面对如此杂乱的场面，基斯林失望了。他是经受过考验的反对军国主义者，却有了一位军人岳父！简直是耻辱！简直是他极大的不幸！
酒席之后，一对新人从圣日耳曼大街兜了一圈，最后回到基斯林的作坊。马克斯·雅各布在那里模仿象征性诗人朱尔·拉福格扮演着新郎的角色，莫迪利阿尼在他后面跑着、追着，恳求他让自己背诵但丁、兰波和波德莱尔或随便谁的诗作，只要让他扮演喜剧角色就行。莫迪利阿尼冲进基斯林画室隔壁的小卧室内，出来时头上顶着新人的被褥。他爬上一张桌子，扮演魔鬼朗诵《麦克白》，然后扮演《哈姆雷特》hamlet，莎士比亚悲剧剧名和该剧中的主人公……勒妮-让愤怒得大声叫喊起来，她不能允许他人乱动她的新婚被褥，哪怕是为了背诵诗词也不行。随之而来的，是阿姆多·莫迪利阿尼白尾海雕般的喊叫声和萨洛蒙太太的咒骂声，与楼梯上乱哄哄的嘈杂声、歇斯底里的尖叫声混成一片。
萨洛蒙太太是看门人。她是一个倔强固执的布列塔尼人，小小个头，滑稽可笑，活像个巫婆。但是她对住在这里的小艺术家们忠诚老实，对工作兢兢业业认真负责，在街上她的同行们面前处处为她的房客们辩护。
夏天，她横躺在大门前睡觉；冬天，她人虽然回到房屋内，但从来都同卢梭海关一样，总是和衣睡觉。她时刻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任何人、任何事别想逃过她的眼睛。外面有人一抬脚一投足，她都会箭一般地从屋里冲出。无论白天还是晚上，她始终用严厉而警觉的目光护卫着她卵翼之下的所有雏鸟。
她对基斯林有着一种特殊的爱。基斯林负伤从前线归来的时候，她鼓励他多喝牛奶止渴。他每次出去或回来时，她从观察岗楼冲出来，整整她的鹰钩鼻子，问道：“奶呢？”她得到的答复是：“明天喝！明天喝！”
他常常亲吻她那乱蓬蓬的头发，而她对他的举动满肚子的不高兴。
勒妮-让刚来时，萨洛蒙太太总把她当做一只小小雏鸟看待。她希望小两口的温馨生活能够把基斯林的心收回来。因为以前他总是每天拂晓才回家，总是喝得醉醺醺，而且很少是单独回来。
但她很快就失望了。夫妻生活并未让她的保护对象改邪归正。基斯林作坊的门时刻是敞开的：从上午九点起，这个门为模特儿们开着，她们接连不断地来到画布后面等待着；下午为朋友们开；晚上为寻欢作乐而开。这位可怜的萨洛蒙太太不得不时刻忍耐基斯林家留声机发出的可怕的噪音。
“嘈杂的声音震耳欲聋，我整天被搅得心烦意乱！”
她从此以后，就十分厌恶法国女歌星弗雷埃尔的歌声和阿根廷探戈的乐曲。
音乐刚刚停止，接着响起画家推动上面坐着模特儿的带滑轮座台发出的刺耳的噪音：他根据光线的需要将它拉过来，推出去，向左转又向右转。好不容易选择好角度之后，他又需要喘口气，休息一下，边声嘶力竭地唱一段滑稽小曲，同时跳起震天动地的舞蹈。
这还仅仅是在最上面的一层发出的嘈杂声，还没有算其他层的呢。因为住在约瑟夫-巴拉街3号的不仅仅基斯林一户房客。安德烈·萨尔蒙在搬到6号之前也住在此。每天晚上，一位遛狗的人总告诉他该回家睡觉了。每到晚上11点，这个遛狗的人按照惯例总说一个词“坏蛋”。一天晚上11点，一个人被小虫子咬了，他却出口骂了狗的主人，后者在固定的时刻仍然用同样的“坏蛋”回敬了他。
人们都不知道那些狗的名字，它们的主人住在斯塔尼斯拉斯街，在《法国信使》杂志工作，名字叫保尔·莱奥托。
汽车制造商埃托尔的弟弟、动物画家朗布朗·布加过去住在约瑟夫-巴拉街3号的底层，1915年【创建和谐家园】身亡。1914年，朱勒·帕森从最上面一层搬走，去了巴黎十四区的蒙巴那斯。
后来搬进这两间房子来的房客给萨洛蒙太太制造了许多麻烦。尤其是最后进来的那位，即画商利奥波德·斯波罗斯基。他住进了二层的一个两间套。他同许多人合住，有画商的妻子昂卡·斯波罗斯基，这没有什么不正常；还有一位朋友，上了前线的一位波兰人的妻子——路尼阿，这有点儿奇怪；阿姆多·莫迪利阿尼在别处生活，却在两间中的另一间内作画。波兰夫妇俩倒很慷慨，然而同座房子里的其他房客无法忍受他们的嘈杂。
上下楼的人从不间断，整天乱哄哄：莫迪利阿尼上基斯林家中取颜料；基斯林下楼来取回他的颜料；基斯林在楼梯上遇见萨洛蒙；阿波利奈尔推开门，一位模特儿寻找画家；勒妮-让晕过去；路尼阿到处打听她与阿姆多之间是否有私情，昂卡听了恶心得简直想呕吐；有人报告说苏丁要来；苏丁上到利奥波德·斯波罗斯基家；而利奥波德·斯波罗斯基却夹着莫迪利阿尼的最后几幅画在往楼下走……
萨洛蒙太太密切关注着来来往往的人们。当他们喧哗过分时，她就想：他们的同行中有人在前线为保卫祖国牺牲了，也就原谅他们了。她辛苦一整天，晚上躺到床上时，仍然竖起耳朵，准备应付随时可能出现的比五六个诗人和画家的大叫大笑更加刺耳的喧哗吵嚷声。
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二）蒂雷亚斯的【创建和谐家园】
……我仍然心惊肉跳，无法从过度的神经紧张中自拔，我好像还得等待一年多，才勉强从剧烈的精神创伤中恢复过来。
纪尧姆·阿波利奈尔
基斯林、藤田、莫迪利阿尼和阿波利奈尔都被人爱上了，毕加索也未逃脱爱情的追逐。费尔南德离他远去了，爱娃去世入土了，加比、帕克莱特和其他人被他遗忘了。现在身材高大、容光焕发、端庄富贵的奥尔加·科克罗瓦出现在了毕加索的画布上。她芳龄25岁，俄罗斯人，俄罗斯芭蕾舞团的芭蕾舞演员，父亲是沙皇军队的将军。毕加索在罗马佳吉列夫处结识了她。他一直跟随她到了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二人后来又在巴黎重逢，接着，又一起随同奥尔加所在的芭蕾舞团到了巴塞罗那。
毕加索已经不是原来的毕加索。他西装革履，脖子上系领带，手腕上带链表，西装口袋上别手帕花结。他的西班牙朋友们都认不出他了。他依附的俄罗斯芭蕾舞团的赫赫声名也为他带来了耀眼的光环。这是他多年从事绘画未能得到的。
恋爱仍然在持续着……1917年3月，吕比对阿波利奈尔说她怀孕了。孩子未能成活。不知是否属于偶然，阿波利奈尔那个时期正在准备一出戏：《蒂雷亚斯的【创建和谐家园】》。戏的中心思想是法国的人口增长问题。该戏于1917年6月24日在巴黎蒙马特尔的勒内-莫贝尔剧场上演。散发出去的节目单的封面装饰画是毕加索的一幅作品，该剧打出的旗号是毕加索。该戏剧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比《滑稽剧》的震动还大。它成为“1917年先锋派最重大的事件”。［摘自米歇尔·德科丹为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的《腐朽的巫师》写的前言。］
编写《蒂雷亚斯的【创建和谐家园】》剧本的思想来自皮埃尔·阿尔贝-比罗。1916年11月的一天晚上，阿尔贝-比罗和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在《sic》杂志社办公室。比罗说他希望他的杂志《sic》不仅仅出版新诗，也出版现代戏剧剧本。于是，阿波利奈尔向他推荐了他于1903年写的一部悲剧：《泰莱丝的故事》，并且建议用古希腊神话中泰贝斯神“蒂雷亚斯”代替剧本中的主人公泰莱丝，于是其女主人公改成了男的，并且赋予了他男子的权威。这部作品使人们回忆起了古希腊最伟大的诗人阿里斯托芬的作品《女人聚会》。
比罗同意了阿波利奈尔的意见。后者着手改写剧本，无疑需要进行深刻的重大修改。最显著的是在原版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序幕，该序幕充分体现了作者的深层思想：
我给您带来一个剧本，其目的是改造人们的思想行为习惯……（台词）
他否定过去：
战前的戏剧艺术既无崇高的思想境界，也无高尚的道德情操。人们在观看这类戏剧纯粹是浪费晚上长长的时间。（台词）
他提倡妇女与男子在社会生活中扮演同样的角色，发挥相同的作用：
我也希望当议会议员、律师和部长，在公共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台词）
他表现出强烈的反军国主义的思想：
他们用大炮轰炸，不仅炸毁人间的一切，连天空的星斗也炸灭了。（台词）
所有这些思想都通过剧本用大量的反串演员、音响效果和夸张的表演表现出来，但也正是这些表演在观众中激起了强烈的【创建和谐家园】。不仅因为该戏表现出和平主义（阿波利奈尔身上近来才出现这一倾向），也表现出失败主义，而且还因为在这个男人上前线遭到大屠杀的年代，尽管应该重视和鼓励生育，但也不应该让女人在戏剧舞台上摘掉乳罩冲着观众放出无数的气球，象征着挤出丰满的乳汁。
排练开始了。那简直不能叫做排练，用皮埃尔·阿尔贝-比罗自己的话说，应该叫做“谩骂大表演”［摘自1964年出版的皮埃尔·阿尔贝-比罗的札记《纪尧姆·阿波利奈尔》］。整个排练构成了毫无任何专业水平可言的大杂烩：演员中没有一个是专业演员（阿波利奈尔曾经考虑过扮演其中的一个角色）；名义上是由塞尔日·费拉特设计制作的布景直到开幕时才临时凑上；因为在战争年代找不到必要的乐器，由一个会弹两下钢琴的妇女代替了一整个乐团为该戏剧伴奏；签字负责音乐效果的是热尔梅娜·阿尔贝-比罗，实际却是诗人马克斯·雅各布在领导合唱队。
阿波利奈尔从来不喜欢音乐。1917年，加沃大厅举行了一场音乐会。正当舞台上演奏塞扎尔·弗兰克的一部作品的时候，深感无聊的他却当场作了一首诗，中场休息时，他乘机悄悄地溜了……在《蒂雷亚斯的【创建和谐家园】》的排练中，阿波利奈尔突然为伴奏的女钢琴家鼓掌叫好，但他赞美的不是她的演奏技术，而是她的身材窈窕和动人的相貌；他也赞美法国著名作曲家萨蒂，只因为萨蒂是他的朋友。无论怎么说，他对《蒂雷亚斯的【创建和谐家园】》怀着浓厚的兴趣，因为这关系到捍卫文艺先锋派的重大事业。
《蒂雷亚斯的【创建和谐家园】》的剧本改写结束之后，比罗问诗人阿波利奈尔在封面上应该写什么剧名。阿波利奈尔提议写《蒂雷亚斯的【创建和谐家园】》。比罗觉得这个剧名不足以表达他们的思想，还必须赋予这部戏剧自己的特点。阿波利奈尔又提议：
“悲剧。”
“不，作为剧名，这太短。观众可能以为它反映的是立体主义的悲剧。”
阿波利奈尔考虑了一会儿，说：“咱们就写一部超自然主义的悲剧吧。”
比罗反驳说：“绝对不行。我们既不是自然主义，也不是超自然主义。”
“那么，咱们就只能写《蒂雷亚斯的【创建和谐家园】》，算是超现实主义戏剧。”
此话一出口，安德烈·布勒东和菲利普·苏波就不断地使用这个剧名，并且向纪尧姆·阿波利奈尔表示祝贺，祝贺他成功地将该剧从原来的《泰莱丝的故事》改写为超现实主义的《蒂雷亚斯的【创建和谐家园】》。
《蒂雷亚斯的【创建和谐家园】》排演时，布勒东出席观看，他十分失望。他不仅对作品不满意，对演员也不满意。第一幕结束时，他发现一个身穿英国军装的观众在乐池边气愤之极，他从枪套中拔出【创建和谐家园】，威胁要开枪。那是雅克·瓦谢。布勒东终于说服他，使他息怒了。两个人继续观看了排演，没有再加以干预。瓦谢之所以被激怒，主要因为“一方面抒情诗枯燥乏味，另一方面反复出现立体主义的服装和布景”。［摘自安德烈·布勒东的《与安德烈·帕里诺的谈话》］
那部剧只是一场歇斯底里、构成超现实主义系列丑闻的序曲。该戏剧一面世，整个新闻界和公众舆论都爆炸了。尽管皮埃尔·阿尔贝-比罗十分谨慎，但作品仍然被指责为立体主义，阿波利奈尔在当中遭受侮辱，毕加索也因为剧本采用了他的画做封面插图而被钉在了民族艺术的耻辱柱上。立体主义被看成是受到“德国艺术”影响后产生的艺术，而且1917年法国的艺术界受到的德国艺术的影响比1914年大得多。
然而，在巴黎的一些画家自认为属于正统的纯立体主义的拥护者。他们声明坚决地属于立体主义派。甚至在《蒂雷亚斯的【创建和谐家园】》上演之后，他们向新闻界的种种评论提出强烈【创建和谐家园】，声明他们的作品与“文学界和戏剧界某些突发奇想的心血来潮毫无关系”。
《蒂雷亚斯的【创建和谐家园】》在巴黎蒙马特尔的勒内-莫贝尔剧场上演的第二天，即1917年6月25日，阿波利奈尔被分派到战争部的新闻办公室，即新闻审查署工作。于是，他写信给《信息报》、《sic》、《excesior》、皮埃尔·勒韦迪的杂志《南北》、皮埃尔·阿尔贝-比罗的杂志。过去，阿波利奈尔曾经和安德烈·比利一起在《巴黎午时》工作过，他仍然没有丢弃那时令朋友十分欣赏的好斗精神。他给《巴黎午时》寄去一些从伦敦、东京和纽约传来的消息，但这是一些虚假消息……
阿波利奈尔继承保尔·福尔的传统，召集大家每星期二的下午五点至七点之间在福乐尔酒馆聚会。马克斯·雅各布把这些聚会叫做“保尔·福乐尔星期二”，皮埃尔·勒韦迪把这些聚会叫做“星期二野兽派”。
阿波利奈尔在巴黎的歌剧院广场偶然遇见过一次路易丝，他们之间的恋情彻底枯竭了。从那以后，他一直同雅克琳娜住在圣日耳曼大街的一套公寓房里一起生活。他们的套房在最高层，人们去他家必须爬无数的楼梯。为在开门之前看清来人的面貌，阿波利奈尔从门里在楼梯的踢脚板上挖了一个小洞。来访者如果不是朋友，他不开门。门扇上钉着一张纸条：“请勿打搅人。”［摘自1970年出版的安德烈·布勒东的《等距离投影》］
他套房里的过道弯弯曲曲。过道里堆满书籍、小雕塑品和到处拣来的许多小东西。这是一个很奇特的地方，在一排排杂七杂八的小物件中间，他奇迹般地安放了一些既大又笨重的家具。墙壁上已经挂着一些画，沿墙根堆放着许多，等待朋友们帮忙往墙上挂。因为阿波利奈尔笨手笨脚，不砸伤三根手指，他就挂不起一幅画。
在他的那套房子里，阿波利奈尔最喜欢的房间是餐厅。那个房间既狭小又黑暗，里面有几把椅腿长短不一的椅子和一张桌子，摆放在桌子上的盘子、碟子也残缺不全。房子里还有一个厨房和一间办公室。办公室里小小的窗户前摆放着一张桌子。房间里的一个室内楼梯通向卧室。一个推拉玻璃门外有一个小平台，从那里可以看见巴黎高低不平的房顶。
阿波利奈尔负伤之后，正是在这座房子里养伤，并且渐渐地康复起来。接着，他患了肺气肿。他童年时代的朋友勒内·达利兹在战场上牺牲，令他十分痛苦。达利兹经常同他一起参加各种活动。他时刻在手臂下夹一把雨伞，常常面对着镜子，看着日渐苍老的面容说：“生活对人的折磨多么厉害啊！”
那时的阿波利奈尔达到了荣誉的顶峰：到处得到他人的承认，到处有人请他参加这样那样的项目，许许多多的新项目在等待着他。但是，他逐渐地抛弃了许多在前线生活的欢乐，开始对前途担忧，情绪愈来愈暴躁。朋友们到他家进晚餐时，个个小心翼翼，特别注意迁就他，不激怒他。他们看着放在刚进门处桌子上显著位置的那顶在太阳穴处被打了一个洞的炮兵钢盔，心里非常不安。
1918年1月，阿波利奈尔发生肺充血，又被送进了医院。不久之后他出院了，那时的战局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二）巴黎—尼斯
在距离巴黎120公里的尼斯，所有人都下到酒窖里，打开香槟酒痛饮一番，并且边喝边开玩笑取乐。那天晚上，比在巴黎更加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