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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前线距离巴黎100公里，战局在不断扩大。像患了高烧和荨麻疹，人们在不断地更换医生，时而起用霞飞元帅，时而任命利奥泰元帅，而且施用重药，即采取火焰喷射器和毒气等死亡疗法，但一切都难以根本扭转失利的局面。人们在谈论使用飞机攻击，也有人说美国人将出兵与同盟国联合作战。人们同时也担心遭受动乱之苦的俄罗斯人改变立场，背叛同盟国。成千上万的尸体堆积在战壕，伤员们潮水般地从前线向后方撤退。
巴黎蒙巴那斯区人们的生活一切正常：人们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勉强地解决了饥饿与干渴的问题，局势缓解了。牛角面包在罗童德酒馆、玛丽·瓦西里耶夫家、萨马利泰尔面包店里重新出现了。在宵禁的晚上，为了消磨漫长的时光，画家、诗人等艺术家们穿过灯光昏暗的街道，去奥特伊或帕西区的一幢豪华住宅。居住在那里的穿着得体的一个幸运儿可以向他们提供酒喝。他惟一的目的就是同艺术家们一起一醉方休。其他晚上，有一个作坊开门。整整一个通宵，一些互不相识的人不顾禁止通行的禁令，陆陆续续地来到这里，将他们口袋中所有的一切——面包和奶酪，全部拿出作为捐赠物发给他人。
独臂将军桑德拉斯无疑是守着他的断臂，基斯林守着砸碎他胸腔的枪托，勃拉克和阿波利奈尔守着砸穿他们脑壳的刀子、锯子和斧头，熬度着他们充满噩梦的日日夜夜。但是，在生活的快乐和欢娱中，他们的伤口及心灵也许能得到一定的宽慰。
1916年7月，在一个亭廊内举办了昂坦画展。紧接着，服装【创建和谐家园】保尔·普瓦雷在他的公馆也开设了一个画展展厅。普瓦雷的姐姐热尔梅娜·邦加尔已经举办过几次此类大展。但是，最近的这一次无可争辩的是规模最大的绘画展览。这是安德烈·布勒东的杰作，他曾经想在其中体现法国艺术与外国艺术的巧妙结合，以重振法国艺术与外国艺术的协作精神。克里迈尼的画作在马蒂斯的旁边，紧接着悬挂的是塞韦里尼的作品，距离他不远处依次为莱歇、契里柯、基斯林、凡·东根、扎拉特……马克斯·雅各布也出席了展览会，他是法国人，而且是布列塔尼人，他本人要求一定要明确指出这一点。
保尔·普瓦雷的公馆位于昂坦大街26号。一条穿过凡尔赛式花园的小径直达他的公馆。绘画展览在一家面积不很大的画廊中举行。整个一面墙被一幅早已完工，但由于画家本人决绝的态度而使公众从未与它谋面的巨型大画占据：《阿维尼翁的少女》。
室外的地盘留给诗人们展出他们的作品。马克斯·雅各布朗读了他的《【创建和谐家园】在蒙巴那斯》。断臂将军桑德拉斯和头上仍然裹着绷带的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受到了人们热烈的欢迎。
晚上，组织了一场音乐会。正是在那些音乐家中间，科克托突然想出一个如何彻底地抓住毕加索的主意。
几天之后，他向毕加索建议与一个他和埃里克·萨蒂为之写过剧本的现实主义芭蕾舞团及俄罗斯的芭蕾舞剧团进行合作。剧本反映的是，马戏团的演员们为吸引马路上看热闹的人们进入马戏团表演场地内而表演节目的故事。
好像正是毕加索的加入促使俄罗斯芭蕾舞剧团的团长佳吉列夫作出了最终的决定。佳吉列夫根本不去关心在剧场门口招揽顾客的滑稽表演。他在秋天会见了画家毕加索、作曲家萨蒂和剧作家科克托，并且同意与他们合作。作曲家和剧作家立即投入了工作。毕加索呢？他离开原来的画室，搬迁到蒙图兹街的一座独立的小屋。他在那里将不会住多长时间。
1916年底，又开设了一些其他供艺术家们聚会的地方，其中之一位于惠更斯街6号院子深处。一位瑞士画家——埃米尔·勒热纳将他的画室贡献出来，供愿意展出他们的作品、朗读和表演他们作品的诗人、画家和作曲家们使用。
布莱斯·桑德拉斯、让·科克托和奥尔蒂兹·德·扎拉特是这个诗画协会的创始人。这里每天接待的民众五花八门：瓦万街附近那些上了岁数穿毛衣裤子、破衣烂衫的居民，也有让·科克托从塞纳河右岸拉来的西装革履、珠光宝气的上等人。在一个时而热得如同酷夏、时而冻得像在严冬的房间里，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类型的人交流着、相识着。院子外面，一辆辆镀金小汽车占据了大部分的空地，给艺术家们运送参展作品的手推车和从卢森堡公园拿来的椅子留下可怜的一小块地盘。
11月19日是第一个诗画展览开展的日期，基斯林、马蒂斯、莫迪利阿尼、毕加索和奥尔蒂兹·德·扎拉特将他们的绘画作品挂在一起。保尔·纪尧姆也将他保存的代表黑非洲艺术的主要雕像贡献了出来。晚上，为演奏达达主义乐曲，埃里克·萨蒂从住处徒步抬来一架钢琴。这些乐曲的题目为：逃跑曲、斜舞曲、世俗【创建和谐家园】、狗序曲。
以后的数日内，由当时被人们称做“新青年”的六个人在此组织活动。他们后来形成了“六人团”：阿蒂尔·奥涅格、达吕斯·米约、弗朗西斯·普朗克、乔治·奥里克、路易·迪雷、热尔梅娜·塔伊费尔。
11月26日，桑德拉斯、马克斯·雅各布、勒韦迪和萨尔蒙朗读了他们的诗作。科克托背诵了阿波利奈尔的一首诗，因为阿波利奈尔身体过于虚弱无法亲自朗读。他身穿前一天刚刚从商场买来的一套高档的军官服装，脚登一双皮靴，在大厅中稍微靠后一点儿的地方就座。他时不时地掸一掸天蓝色上衣无人知晓是否存在的灰尘，自豪地用手触摸一下缠绕在额头上的黑色绷带。一位年轻女子的手搭在他的手臂上。她叫雅克琳娜，但阿波利奈尔根据她红棕色的头发给她起了另一个名字——吕比（红棕色的法文为roux，而她的新名字吕比的法文为ruby）。她认识的人很少，他是在几次见到她陪同其未婚夫——诗人朱尔-热拉尔·若尔当之后，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将她拉到了自己的身边。这位未婚夫于1916年在蒙马特尔布特斯森林的树上摔下死亡，而纪尧姆·阿波利奈尔那次也负了伤。
1916年12月31日，为庆祝阿波利奈尔的诗集《被谋杀的诗人》出版发行，他的朋友们决定组织一次小范围的午餐会，参加的人有200名，地点选在梅恩大街奥尔良宫内一个铺有地毯的地方。马克斯·雅各布和纪尧姆·阿波利奈尔本人经过精心研究确定的菜单如下：
立体主义、俄耳甫斯主义、未来主义冷盘，
朋友梅里塔尔特鱼，
克罗尼亚芒塔尔牛腰肉，
异端鼻祖阉鸡，
美学沉思沙拉，
奥费送葬队伍奶酪，
（希腊寓言家）埃少谱宴会水果，
戴面具士兵饼干。
魔法师白酒，
阿尔蒙魔盒红酒，
炮兵香槟酒，
巴黎晚会咖啡，
各种烧酒。
宴会获得了圆满成功。隆重的午宴最后演变成为毫无价值的争论战，争论的一方是坐在同一张桌子上的拉希尔德、保尔·福尔、安德烈·纪德和其他几位文学艺术界的名流，另一方是一些大吵大闹、毫无教养的年轻艺术家，但最终宴会结束时，大家都十分开心。
两个星期之后，人们又组织了一次类似的宴会。这一次是在玛丽·瓦西里耶夫家，其宗旨是给做完手术从部队复员的勃拉克接风洗尘。由阿波利奈尔、格里斯、马克斯·雅各布、勒韦迪、马蒂斯、毕加索、梅景琪以及其他几个人组成的组织委员会邀请了他们的朋友，参加者交纳六法郎（安德烈·萨尔蒙确认在整个战争期间，毕加索从未给勃拉克写过任何信件）。
这一次宴会组织得不十分成功，因为玛丽·瓦西里耶夫邀请了同莫迪利阿尼分手的贝阿特丽斯·哈斯丁。她出席了，但不是单独一个人，由她的新情夫——雕刻家阿尔弗雷德·皮纳陪同她来。人们劝说阿姆多·莫迪利阿尼到别处去，避开她。但阿姆多还是出席了，他进门交纳了六法郎，认为交了钱，就有权看一场好戏。在向周围的宾客们热情地打了招呼之后，径直走到贝阿特丽斯·哈斯丁的身边，开始在她的耳边背诵意大利诗人但丁和法国诗人兰波的诗作。当雕刻家刚刚打算干涉时，阿姆多·莫迪利阿尼抡起拳头试图将他打翻在地。在此情形下，雕刻家拔出了他的白朗宁自动【创建和谐家园】。他的这一举动把所有在场的人都吓坏了，气氛突然变得十分紧张。马克斯·雅各布和阿波利奈尔出面企图作裁决，惊慌失措的胡安·格里斯呆呆地注视着这两位像斗架的公鸡，面红耳赤、大喊大叫，活像是魔鬼附身的疯子。蓄着小胡子、戴着眼镜的马蒂斯稳定沉着地出面平息了事态。最终大家一起努力将阿姆多·莫迪利阿尼推到门外，送到大街上，事情才算结束。
而毕加索却坐在大厅的一个角落，在帕克莱特——他在普瓦雷家找到的他心爱的模特儿的耳边神秘地谈论着。然而，他那田园诗歌般的爱情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就短命地结束了。
一个月之后，画家从巴黎消失了。他去了意大利，首先参观了那不勒斯和庞贝，然后到罗马找到了佳吉列夫，并且倒在了奥尔加的怀里。毕加索于1917年5月18日回到了巴黎的夏特莱剧院舞台。
那里正在上演由让·科克托作剧情简介、埃里克作曲、毕加索作服装设计的独幕剧《滑稽剧》。
那天晚上，贵族阶级的许多人来这里，希望能够享受到科克托在其节目中极力捍卫的立体艺术的温馨美。结果却远远出乎预料，到场的观众们受到了不小的惊吓。开头的《马赛曲》没有任何可挑剔的。三色幕布、小丑、女演员演马戏和其他杂耍艺人的表演还勉强可以接受。但接下来：那个戴尖帽子姑娘！黑人服务生！那匹长翅膀的马！背上背着摩天塔的牧童！加上那毫无曲调只是一片噪声的音乐！简直让人无法接受！
戴着冠冕发饰的欧仁·缪拉公主烦躁不安。每当她的跟班和分立在她左右手的仆人不附和人们喝倒彩的口哨声大喊大叫时，她就用“我亲爱的”称呼她的跟班，用扇子扇她的左右仆人。沙布里扬伯爵夫人和韦桑侯爵夫人大声地喊道：“外国佬！逃兵！真丢人！不害臊！”这一切具有极大的煽动性！平民百姓中的妇女到处寻觅粗俗不堪的艺人，使用帽卡子戳他们，挑逗他们；一些穿黑色礼服的贵夫人惊慌失措，紧紧抓住穿燕尾服或者穿着佩戴荣誉军人饰带的先生们的胳膊不放。为了让纪尧姆·阿波利奈尔懂得不仅仅他一个人参军服过役，另外一些妇女，如波莉尼亚克公主，也穿着护士服装。因为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头上裹着绷带，表明他不仅参过军，而且负过伤，以此维护他那一类人的利益。在阿波利奈尔身边的科克托时不时地蹦得老高，想知道大厅里是否坐满了他编剧的目标观众，这些人至今是否仍然支持他的立场与观点。他的袖子偶然碰到一位先生。这位先生对他的邻座讲：“我要早知道这戏剧如此愚蠢的话，我绝对不会带我的孩子们来看这样的闹剧！”
第二天，媒体上大张旗鼓的批评展开了。人们认为《滑稽剧》是对德国艺术最好的宣传，它会得到德国人的热烈欢迎。专栏作家们写大量文章搞大轰炸。他们将佳吉列夫的一切丑事公布于众，因为他在几个星期之前不幸地在布尔什维克小红帽里藏了《火鸟》。他们希望将他从此钉在耻辱柱上，使他永远不得翻身。
记者们攻击的第一个对象是埃里克·萨蒂。《一周新闻》一方面批评他侮辱了法国人的兴趣与爱好，另外还说他缺乏所从事职业必须具备的才能与想像力。在接受该报纸专栏作家的采访时，萨蒂好像作了以下回答：
先生，亲爱的朋友，
因为他辱骂记者和亵渎记者职业，记者们把他控告到轻罪法庭。萨蒂被判处蹲监狱，缓期执行。他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如同当年毕加索由于偷窃古伊比利亚雕像被传唤到预审法官面前时一样。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名字也上了犯罪记录，著作权遭到查封，并且禁止他外出（他的外出也仅限于往返于巴黎与他们流派总部所在地阿尔克伊之间）。他没有钱，请不起律师为他辩护，无法就判决上诉。以格里斯、科克托和马克斯·雅各布为首的朋友们到处寻找关系帮助这位作曲家。
在此期间，即1917年5月，法兰西共和国普安卡雷总统任命了菲利普·贝当为武装部队司令，因为当时在北方平原地区作战的军队，尽管牺牲惨重，但还是走出战壕作了最后的拼搏。
贝当为了杀鸡给猴看，下令枪杀了400名逃兵。除被自己同胞杀戮的这400名士兵外，在舍曼·代·达姆，法国军队还被德国人消灭了40000人。
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二）一见钟情
他孤单一人，前额上留着一缕浓厚的褐色刘海儿，合成树脂眼镜，红白格棉布衬衣，留着m形的小胡子，十分漂亮的英国面料套装……
尤吉·德斯诺斯
隐隐约约长出胡子的利比翁老爹站在罗童德酒馆的吧台后面，警惕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一个接一个地更换了无数个旅店的布莱斯·桑德拉斯，出于无奈，只好再次搬家。他手里拎着旅行箱刚刚进入罗童德，径直走到正在专心致志地为裁缝师杜塞先生抄写一份手稿的马克斯·雅各布的身边。桑德拉斯当时的穿着也许正像莱奥托所描写的那样：后跟已破的浅口皮鞋，粗线袜子，裤子已经褪色而且短得可怜，短小的上衣紧紧地裹在身上，帽子上覆盖着厚厚的尘土。
他随意坐在一把椅子上。马克斯·雅各布开始对他讲述在勒韦迪与迭戈·德·里维拉之间由关于立体主义的分歧引发的斗殴：画家与诗人之间的斗殴开始于莱昂斯·罗森伯格邀请大家在拉彼鲁兹家里进晚餐期间，最后结束于洛特的家里路易-菲利普的小摆设当中。勒韦迪不顾在场其他画家的面子，极力维护勃拉克、格里斯和毕加索的立体主义。由于遭到冒犯，里维拉打了他耳光。勒韦迪揪着对方的头发，要将他抛到室外去……
大厅里的人们乱作一团，利比翁一时无法听清他们在议论什么。他注意到在酒馆周围六七个支持立体主义的警察站起来，集中到酒馆的门口。
突然，人们听到一个特别响亮的声音喊道：“抓！”
人们对此无动于衷，因为这是他们早已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事了。自从俄罗斯的革命者以及各种肤色的和平主义者选择罗童德酒馆作为他们的司令部以来，警察局的这些先生就频繁光顾这里。所有反对战争的人统统被视为失败主义者。假如霞飞元帅的话可靠的话，法语中不存在“失败主义”一词，法国人不相信失败，但必须对此提高警惕。正因为如此，几个星期以来，利比翁在酒馆四周的墙壁上张贴了许多爱国主义的宣传画，他希望它们能够证明自己酒馆的爱国主义立场。从年初以来就不断地有人检举、揭发，而且便衣警察在形迹可疑的部门、机构与单位的周围设岗监守，罗童德被列在被监视者首位，还有不远处的多姆及丁香园都被列入了受监视名单。位于它们对面的巴蒂餐馆的压力稍微小一点儿，它的雪白台布及其菜肴尽管相当贵，但还是可以讨得进餐者的欢心。
另一支全副武装的人员突然出现在酒馆的门口。他们一张桌子一张桌子地检查正在那里就餐的消费者的证件，一个人都别指望能从这里溜走。如果有人仍然存此奢望的话，在马路人行道上整装待发的自行车队毫无疑问地可以立即将你追捕归案。但这一次，在场的人们十分幸运的是：就地检查证件，而不是请你到警察局去。
宪兵们围住一个身穿深紫红色袍子、脖子上挂着一条闪闪发光的项链的小个子日本人。耳朵上的那一对沉甸甸的大耳环使他显得十分奇特，与众不同。
“这是一位妇女吗？”
“是一位先生。”日本人回答说。
“还有待证实。”
“我已经结过一次婚，第二个婚礼也即将举行。”日本人乐呵呵地解释道。
他说此话的时候，用手指着站在不远处正在和她旁边的一位女子说话的另一位年轻姑娘。但那位姑娘丝毫没有留意一边正注视着她的人们。
“先生们，我们俩是一见钟情。”
“请出示您的证件。”
他将证件递过去。警察弯下腰仔仔细细地查看着：藤田·图古拉如，1886年生于日本东京。
“请问您父亲的职业是什么？”
“日本皇军中的将军。”
“您什么时候来到法国的？”
“1913年……但我后来去过伦敦。”
“去那里做什么？”
藤田用探究的目光朝那个不认识的女人瞟了一眼（可是那个女人完全没有发现他在看着她），才回头来回答警察的问题。
“我在那里为一个画家从事绘画创作，我们一起搞创作。他只管在我创作的作品上签名，并将它们出售，而且还不付给我钱。”
“那么，您为什么要在那里呢？”
“为了能挣钱活命。”
警察们皱了皱眉头。
“如果你们想知道的话，我如实地告诉你们，我被人涮了……”
“我们愿意知道一切，请您详细地讲讲。”
“这个画家拥有一份地产和一个马厩。”藤田一本正经地讲解道，“问题是他会画除了马之外的任何东西。因此我只负责画马，剩余的部分全由他负责完成：草地、日升、日落、那些可爱的围栏和美丽的田园牧歌，当然外加签字……有一天，他出去卖我们共同创作的作品，就再也没有回来。”
“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来到法国的，对吗？”
“在伦敦的戈登-塞尔弗里兹家当了一段时间的服装设计师之后，才来的法国。现在那里卖的许多服装都是我设计的。”
警察的目光盯着他身上穿着的深紫红色袍子。
“那么，这也是您的作品吗？”
“这是我手工缝制的……你们当中有人喜欢同样颜色的短裙子吗？”
警察们迅速地向门口撤退。利比翁双手叉腰站在吧台的后面。警察对他说如果今后有人揭发他们，这个酒馆将被查封。
警察离去了。只剩下藤田一个人的时候，他用目光寻找着坐在距离他三桌之隔的地方，那个令他着迷的女子。她年仅25岁，笑眯眯的眼睛、短头发、翘鼻子，爱学习巴黎人开的玩笑。她曾经转过身来瞟了他一眼，似乎并未在意他的紫红色袍子。刚刚来到法国，他在伊莎多拉·邓肯和她的宣传恢复希腊理想的哥哥陪同下散步，他头上裹着头巾，身披肩头搭扣的短披风，脖子上佩戴大宝石粗项链，手拿女式手包，光着双脚。这样一套稀奇古怪的装束也没有阻止成群结队的姑娘们拜倒在他的脚下。这位年轻的日本人对此丝毫不感到惊奇。
藤田经过仔细考虑之后，承认她们教给了他许多东西，他十分感激她们：玛塞勒教会他喝汤时不发出声音，吃甜点时不舔勺儿；玛格丽特教给他接吻艺术；勒妮教会他如何看电影逃票；玛戈将满腹把人当做畜生骂的词语全部教给他；伊冯娜教给他去当铺里典当手表时如何磨蹭，出店门时如何顺手牵羊拿点小玩意儿；加比教会他如何穿着衣裤睡觉而使它们保持挺括……而眼前的这位姑娘能够教给他什么呢？她叫什么名字呢？这是必须首先搞清楚的。
藤田站起身来，走到姑娘跟前，必恭必敬地弓下腰来向她表示敬意。他们简短地交谈了几句之后，日本人离开了酒馆。
第二天，他又回到罗童德。他终于获得了那位姑娘的名字——费尔南德，以及她的住址——德朗布街。于是在他再次进来时，手臂上已挽着他的最新猎物，脸上带着胜利的微笑，雄赳赳气昂昂，神气十足。而她好像也疯狂地爱着仅仅用一件衬衣就将她猎获到手的这个日本家伙。她身上正穿着他送给她的那件蓝色的小短紧胸衣，如同她穿的是件公主服那样自豪，他前一天设法得到她在多姆附近的住址之后，不足一个钟头就能够缝制一件上衣的藤田花了整整一个晚上做了这件礼物，这一天的早上他把礼物送到费尔南德的住处。他向她赠送这件亲手缝制的礼物之后，就对她讲述他小小的房间是如何如何的冷。为他的盛情感动不已的费尔南德·巴雷操起一把斧头，亲自动手将自己惟一的木头椅子劈碎，立即点火给他取暖。
十三天之后，他们在巴黎十四区区政府登记结婚了。藤田向罗童德的一位服务生借了六法郎发了他们结婚的布告，然后为该服务生的妻子画了一幅肖像抵了这笔债务。他们选了一位证婚人，但由于必须有两位，因而临时在区政府门前拉了一位作为专业证婚人，凑个数。
几星期之后，藤田夫人拿着一个画夹离开她的住所——即他们夫妇的新房，去了大多数画商的所在地——塞纳河右岸。由于途中遇到瓢泼大雨，她进了谢龙的商店内，用两幅水彩画换了一把雨伞，然后返回了蒙巴那斯。
然而，这一趟她并未白跑，至少她还认得了谢龙。因为，在仔细地研究过那两幅水彩画之后，这位商人匆匆忙忙越过塞纳河，来到德朗布街。他顾不得欣赏该街上各商家地面上铺的席垫、刻有表意文字的灯、带锯齿腿的桌子、真正的浴缸等一切闻所未闻的豪华景象，只顾到处打听画那些水彩画的艺术家是何人，他的绘画作品在何处。谢龙决定购买所有的画：每幅7法郎50生丁，并且保证每月至少买他450法郎的画。从此以后，藤田和费尔南德不仅有了买菠菜的钱，而且也可以买黄油了。
为庆祝这一激动人心的好消息，藤田赠送给妻子一只金丝雀，并且配了一个精致的鸟笼。接着，他把日本的传统艺术与欧洲的前卫艺术相结合，开辟了一种任何人都无法效仿的新的绘画艺术。鉴于财力有限，他只限于使用水彩和彩色粉笔画制飞禽走兽和花鸟鱼虫。从此以后，藤田有能力购买过去他一直缺乏的油彩与画笔。他坐在德朗布街那间已经成为其画室的旧马厩里，四周摆放着所需要的各种油彩颜料，开始严肃认真地画起了油画。不久的将来，他的油画将风靡整个巴黎，在凡·东根之后，甚至在毕加索的时代，藤田也品尝到了富有的乐趣。金钱与名望无法阻挡地向他滚滚而来。
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二）画家与画商
说到底，还是伟大的画家创造了伟大的画商。
达尼埃尔-亨利·卡恩维莱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谁外出狩猎，谁就失去自己的位置。德国公民卡恩维莱，财产——绘画收藏品——全部被查封，被迫【创建和谐家园】瑞士，最后完全丧失掉支持其画家朋友们的能力。从那以后，他长期以来在画商中一直占有的第一把交椅空了。不久以后，有人接他的班，占了那把交椅。
谁来得最快，它就属于谁。获得者是莱昂斯·罗森伯格。听取了安德烈·勒韦尔和马克斯·雅各布的建议，罗森伯格购买了格里斯、勃拉克、莱歇和毕加索的一些绘画作品。在他对画商生意还知之甚少的情形下，就莫名其妙地成为立体派画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几年之后，他建议米罗将他的画《农庄》切割成数块，卖给他的一些顾客。因为他生活拮据，还住公寓套房……但这一切最终是海明威战胜了其他业余画商而获得了最后的胜利，稳稳地占据了统治地位，坐上画商中的第一把交椅……
莱昂斯·罗森伯格购买绘画作品付费十分低廉，但有时还比卡恩维莱高一些。然而，由于独此一家别无他门，大部分画家只能听天由命，忍气吞声。也因为如同马克斯·雅各布记载的那样，因为“不卖给他，大批的画家就可能被迫去当司机或去工厂当工人”。［摘自马克斯·雅各布给雅克·杜塞的信《书信来往》］
在莱昂斯·罗森伯格手下的画家中，惟独判断力灵敏的毕加索不甘心俯首帖耳，他最后离开了莱昂斯·罗森伯格，把他的作品卖给前者的弟弟保罗·罗森伯格。保罗·罗森伯格成为两次大战之间毕加索的主要画商。
莫迪利阿尼以毕加索为榜样，也更换了门户。他选择的画商是保尔·纪尧姆，后来又选择了利奥波德·斯波罗斯基。此人是现代艺术的重要捍卫者，也是现代艺术展展品目录的出版商之一。他是波兰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就读于巴黎的索邦大学。他端庄的外表和得体的服装，掩盖了他实质上的极度贫困。他完全不敢奢望得到他的顾客拥有的任何东西，但他有一颗金子般的善心。当利奥波德·斯波罗斯基首次见到阿姆多·莫迪利阿尼时，就对他说：
“您相当于两个毕加索！”
“如何见得？您能够证实吗？”
“应该就此进行商谈。”
这一幕发生在一次诗歌绘画展览期间。基斯林负责介绍参展作品。
阿姆多·莫迪利阿尼和他未来的画商朝小拿波利丹酒吧走去。莫迪利阿尼刚刚做了两次绘画模特，挣了两张纸币。他把其中的一张放在了为受战争之害的艺术家组织流动作品展的意大利—智利画家奥尔蒂兹·扎拉特的帽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