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馨提醒：系统正在全面升级。您可以访问最新站点。谢谢！
这篇宣言在整个欧洲将产生巨大影响，特别是在法国，未来的超现实主义者们将双手赞成实行暴力，提倡敢说敢干，提倡彻底摧毁这个早已过时了的旧世界。
查拉反对人们企图用达达主义寻求一切事物的起因、道理和解释的所有努力。达达主义在一些人眼里是一匹木马，而在另一些人眼里则是一个奶妈。俄罗斯人和罗马尼亚人对它双重肯定，而非洲人认为它仅仅是一头圣洁奶牛的尾巴……总之，各人有各人的理解，各人有各人的认识。
查拉声称艺术作品并非就是美，因为“大家在教科书上对它客观的定义”是死的，各人对美都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与定义，因此无须对他人对美的理解进行评论。人本身是一个混沌物，任何人、任何物都无法使之条理化，热爱他人是虚伪，自我认识是空想。精神分析法是“一种危险的疾病，它麻痹人们反现实的习性，并且还将资产阶级描绘成为一种体制”。辩证法引导人们赞同他人的意见，而没有辩证法人们自己也能够发现这些意见。各种思想流派都为自己辩护，查拉无意说服他们赞成自己的观点，于是他第一个站出来发表自己的意见：“由于人们对社团总抱有怀疑，而同时又需求独立，这就是达达运动诞生的社会基础。”［摘自特里斯坦·查拉的《达达宣言》］
废除团体，废除理论，打倒立体主义者，打倒未来主义者，原因是这些都是“系统思想的加工厂”。塞尚是从下方观看他将要画的杯子，立体主义者是从上方看这个杯子，而未来主义者们是观看处于运动之中的杯子。“新艺术家【创建和谐家园】了，他们不画了”。社会与人脑相同，都有着一些固定的、古老陈旧的条条框框。必须将它们彻底打破，惟一需要保留的只是各自“怦怦”跳动的心。使事物条理化的思辨学及调和学与一切体系一样通通无用，均为颓废的思想观念，全部属于摧毁之列。“完成摧毁和否定的工作任务十分繁重，这一切都属于打扫与清除之列。”
查拉的言论虽然不置人于死地，但它却具有与枪炮子弹同样的巨大威力。1918年的《达达宣言》是向战争或旧世界的宣战书，是宣扬进行大屠杀之后创造人类新世界的一篇力量无穷的宣言书。它像达达运动的一把利剑，他们并不孤立，在纽约有许多人关心的焦点与马塞尔·杜尚本人关心的相同：
达达主义最强烈地反对绘画领域的有形画。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态度。它的内在是真正地与“文学”联系在一起，实质上是一种虚无主义……是企图摆脱思想现状，企图避免受到其周围的一切或者过去的一切的影响：即企图逃避和摆脱旧思想、旧习惯的表现方式。达达主义追求虚无的毅力是十分有益的。达达说：“切勿忘记您并非如同您自己想得那样空空洞洞，一无所有！”
［摘自马塞尔·杜尚的《符号杜尚》］
我们这些持正统观念的人完全不能赞同这一观点，不论它是从文艺的角度还是从其他角度谈问题。1919年9月，在《法国新杂志》重新发行的时候，其编辑部无情地痛斥了来自别处的这样一种新的说法：
巴黎似乎十分欢迎来自柏林的这类如此荒谬无聊的胡言乱语。去年夏天，德国的新闻媒体多次报道达达主义，也报道了该流派的忠实信徒无休止地背诵该运动深奥莫测的几个音节“达达，达达达，达达，达”的情形。
［摘自1919年9月1日的《法国新杂志》］
稍晚些时日，安德烈·纪德纠正了有关达达主义的这一说法，他比较客观地评论道：达达主义反对另一文艺流派——立体主义，是一种“摧毁旧创作方法的运动”。看到到处一片废墟的安德烈·纪德同时也承认：在战后，“思想不应该落后于物质存在，摧毁旧的思想体系也是理所当然的事，达达主义即将担当起这项艰巨的任务”。［摘自1920年4月的《法国新杂志》］
接着，达达主义也传播到了瑞士。《391》杂志不仅在欧洲，而且在其他地方也同样发行（前四期在西班牙出版，接着的三期在美国出版，第八期在苏黎世出版，最后十一期在巴黎出版发行），在巴黎先后出现了《sic》（为son，idées，couleurs，formes：“声音，思想，色彩与形式”的缩略语）和《南北》两份杂志。创办发行这些杂志的目的是填补日报发行量不足的空白，因为版面有限的日报几乎全部用于报道前线的战事。新创刊的杂志也补充由于许多停刊报刊和杂志腾出的空白：原有的报刊中还勉强存在的只有《法国信使》一份，但是在主张新艺术的好事之徒们眼中，该报刊过于传统而且古板，完全不适应发展了的新形势。但无论如何，文学界的文豪们对这些热血过于沸腾的年轻诗人总是没有好感。而这些名不见经传的新人，再过几年之后，将由他们的一些被人低估了其价值的作品起家，突然成为时代的新星，成为当代的雨果、左拉和福楼拜。
《sic》接替了奥尚方ozenfant（1886—1966），法国画家。他于1918年签署了《纯粹主义宣言》。于1915年、1916年发行的杂志《奔放》。它是战前为诗人和雕塑家的皮埃尔·阿尔贝-比罗一个人创办的杂志。后来皮埃尔做起明信片生意。他自己印制明信片，然后卖给士兵与他们的家人，目的是为他们的通信联络提供方便。为了能够出版他自己及其朋友们的诗作，皮埃尔·阿尔贝-比罗决定创办一份杂志。他登记失业，用收到的失业救济金资助该杂志的出版与发行。1916年1月，首期《sic》杂志出版：8版，每份60生丁，共印刷500份。杂志社设在社长兼编辑的皮埃尔·阿尔贝-比罗当时在通布-伊苏瓦尔街的家中，第一期上发表的所有文章和诗作的编辑工作全部由他一个人承担。他在第一期的首页上写道：
我们的宗旨是：
采取主动行动，不能等待莱茵河的另一端先于我们采取行动。
为兑现以上的诺言，皮埃尔·阿尔贝-比罗首先采取主动行动。在《sic》杂志创刊之时，虽然单枪匹马，不认识任何诗人，而且毫无此领域的知识与经验，他却果断地采取了这样的勇敢行动。不久之后，他的果敢行为将得到应有的回报：他偶然地结识了塞韦里尼。经塞韦里尼介绍，他认识了阿波利奈尔，阿波利奈尔又同意向他提供自己的几篇诗作。对于《sic》的创刊号来说，已经是绰绰有余。
杂志《南北》缺乏它的对手那样不受任何约束的放纵与【创建和谐家园】奔放。杂志的名称源于贯穿巴黎南北、从蒙马特尔到蒙巴那斯的地铁线。当其首期于1917年3月出版发行时，它的创办者法国诗人皮埃尔·勒韦迪的名声几乎不超过他所在的那个诗社的范围。作为天主教的职业校对员，他参过军，1914年底退役。他并不比阿尔贝-比罗富有，但他十分善于交际，在社会上有着广泛的关系网：一位有钱的智利诗人给了他必要的帮助，大大推动了他事业的进程；雅克·杜塞也帮助了他；保尔·阿波利奈尔由于健康原因退役之后，经常在他的杂志上作一些广告，每月也给他增加了一些收入；胡安·格里斯为该杂志设计封面。《南北》的色彩迷人，文笔优美，排版印刷的技术高超。
如果说杂志《南北》是艺术先锋的喉舌的话，单从杂志的表面上丝毫也看不出来，这是人们从其内容上发觉出来的。皮埃尔·勒韦迪、马克斯·雅各布、欧丹让男爵夫人（其惯用的两个化名：罗克·格雷与莱昂纳尔·皮厄）和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在直至1918年5月最后一期出版的漫长岁月中，为《南北》杂志的各期撰写的文章中均体现出了它是艺术先锋们的喉舌。尽管在勒韦迪和阿波利奈尔之间存在意见分歧（前者批评后者过多地从事记者活动）、马克斯·雅各布和勒韦迪之间存在不和（后者无法接受前者自我宣扬为散文诗的发明人的说法），但是，他们在帮助该杂志方面却始终同心协力。
1917年6月，法国作家、诗人与电影工作者让·科克托作为外部的合作者，经常匆忙来往，从外部帮助着达达运动。由于勒韦迪对《阅兵》的这位作者不信任，该杂志后来再未发表过有科克托签名的文章。意大利的未来主义者们的文章大受《sic》的欢迎，却同样屡屡遭到《南北》杂志的拒绝，惟有马利奈蒂的作品例外，或许是在第二期发表的文章中，他对他参与发起的这一运动的过激行为有所保留（但这也未能阻止他在几年之后成为意大利1922年至1945年间【创建和谐家园】政府首脑墨索里尼的朋友）。
然而，为该杂志撰写文章的新人接连不断地出现，而且他们都并非无名之辈：1917年3月，安德烈·布勒东；接着下一个月，特里斯坦·查拉；8月，菲利普·苏波；1918年3月，路易·阿拉贡；5月，让·波朗。
同样是这些人，他们又同特里斯坦·查拉站到了同一条战线上：勒韦迪加入了达达运动第三支部，阿拉贡、布勒东和苏波加入达达运动的第四、第五支部，后来乔治·里伯蒙-德萨涅georgesribemont-dessaignes（1884—1974），法国作家，达达运动成员，后来成为超现实主义者。也加入该支部。所有这些作家最终都同皮埃尔·阿尔贝-比罗合作，为他的杂志《sic》撰写文章。在该杂志中也出现了雷蒙·拉迪盖raymondradiguet（1903—1923），法国作家。以及皮埃尔·德里厄·拉罗谢尔pierredrieularochelle（1893—1945），法国作家、画家。签名的文章。
这三份杂志中的一份在瑞士的苏黎世出版发行，另外两份在巴黎出版。当时欧洲正处于混乱的战争年代，由他们这些文学艺术先锋签署的文章，是如何偶然地先后出现在这三份杂志中的呢？
维系这一切的只有一个人：《南北》杂志创刊号的社论将此人尊为“开辟了新道路，开创了新天地”的人，并且该杂志对他抱有衷心的敬佩与热烈的感激之情。此人到底是何人呢？他并非别人，又是我们早已熟悉的纪尧姆·阿波利奈尔。
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二）战友
我们从事的活动开始于1919年3月，我们同苏波与阿拉贡之间最初的几次会面。它最初体现在文学领域，后来在达达运动中出现了爆炸性的大发展，在超现实主义运动时期达到了顶峰。
安德烈·布勒东
医院为阿波利奈尔做了头部的环钻手术。手术后，他仍然住在医院，身穿病号服，头上缠着绷带，头发被剃得精光，但他身体还好，只是情绪不够稳定，容易被激怒，时常感觉疲倦。然而，他完全能够接待朋友，说起话来仍然滔滔不绝，待人照旧慷慨大方、宽宏大量。
皮埃尔·阿尔贝-比罗不久前发现了阿波利奈尔的大量手稿，于是来医院要求手稿的作者与他合作，为他的杂志撰写稿件。其实，阿波利奈尔还在战争前线的时候已经给《sic》寄去一首诗，题目为《未来》，发表在该杂志的第四期上。他答应阿尔贝-比罗，重新开始经常性地为该杂志撰写稿件。他言而有信，毫不食言：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他经常不断地给杂志社寄去作品。不久之后，他们二人共同出版了《蒂雷亚斯的【创建和谐家园】》。阿波利奈尔还为《sic》出版社后来出版的《三十一首袖珍诗》作了序。阿波利奈尔离开医院之后，他准时出席该社长每个星期六在自己家中举行的会议，并且还拉他的朋友塞尔日·费拉特、皮埃尔·勒韦迪、马克斯·雅各布、布莱斯·桑德拉斯、罗克·格雷及其他人一道去参加。这样一来，大批撰稿人的加盟大大地丰富了该杂志的内容，于是杂志的声誉大为提高，影响也随之扩大。尽管有时皮埃尔·阿尔贝-比罗同他耍小孩子脾气，阿波利奈尔也不同他计较，始终忠实地支持该杂志的工作，始终是阿尔贝-比罗的忠实朋友。该杂志的社长先生利用这一优势，长期在其杂志中发展他的“世界主义”理论。这是一种要求在诗歌、绘画和戏剧中优先体现世界主义、普遍主义的艺术，然而这一理论并未得到很多人的响应。
皮埃尔·阿尔贝-比罗和查拉的关系，却比和其他人要复杂得多。
达达运动的鼻祖特里斯坦·查拉从苏黎世向世界各地邮寄他的杂志。后来他发现了《sic》，于是就给皮埃尔·阿尔贝-比罗邮寄去他的诗词作品。接着，他又发现诞生了另一份杂志《南北》。查拉将其全部身心投入到了自己从事的事业之中。他千方百计地同处于战争中的欧洲的所有前卫艺术家们建立联系，向他们推荐他的报纸与杂志。桑德拉斯、勒韦迪、马克斯·雅各布和阿波利奈尔自然都成为他的撰稿人。阿波利奈尔由于身体的康复需要时间，答应得比较晚一些。1916年，《伏尔泰酒馆》杂志未经他批准发表了他的一首诗，阿波利奈尔也没有特别生气。但是，他有点儿担心：在受瑞士当局严格查禁的杂志上发表作品合适吗？这个国家所持的中立立场难道不会由于该国半数以上的人讲德语而发生动摇，倾向于维护德国的立场吗？
阿波利奈尔在犹豫，查拉也在犹豫。前者最终决定给查拉回信。在分别写于1916年12月和1917年1月的两封信中，他批评查拉面对德国的疯狂侵略，没有为保卫法国而进行强有力的斗争，他批评《伏尔泰酒馆》编辑部“由各种不同国籍的人员组成”，“其中有几位具有鲜明的亲日耳曼倾向”。他以几个口号结束他的信件：“法国立体主义万岁！法国万岁！罗马尼亚万岁！”［摘自1917年1月14日，阿波利奈尔给特里斯坦·查拉的信，引自马克·达西的《杂技团驯兽师——特里斯坦·查拉》。］
查拉在达达第二支部所在地为阿波利奈尔竖起一座祖国卫士的雕像，阿波利奈尔对此十分感激，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他于1918年2月6日给查拉回信如下：
我想在目前错综复杂的战争形势下，无论其精神多么可贵，同一个拥有德国合伙人的杂志合作迟早定会使我受到连累。
［摘自1917年1月14日，阿波利奈尔给特里斯坦·查拉的信，引自马克·达西的《杂技团驯兽师——特里斯坦·查拉》］
抛开他的极端爱国主义情感不谈，阿波利奈尔是害怕瑞士的新闻检查部门拆查来自外国或发往外国的邮件的恶劣行径吗？
无论如何，这位极端敌视德国人的阿波利奈尔仍然同勒韦迪之间产生了矛盾，而且成为矛盾的根源。事实上，勒韦迪很早以前就要求查拉加入《南北》杂志社。然而，社会上流传着有关这位罗马尼亚人的一些流言蜚语：人们怀疑他被列入了德国间谍的“黑名单”。当人们听说瑞士警方就同日耳曼—布尔什维克捣乱分子来往的事审问过查拉时，自然产生了浓厚兴趣……
阿波利奈尔尽管并不相信达达运动，但他还是再一次——尽管是间接地——充当了《伏尔泰酒馆》杂志那个圈子与未来的超现实主义者们之间的牵线人。安德烈·布勒东在圣日耳曼大街202号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的住所发现了《伏尔泰酒馆》杂志的第一、二期，证实了这种看法。
布勒东与阿波利奈尔的首次见面是在1916年5月10日。地点在阿波利奈尔刚刚做过环钻手术的巴黎瓦尔德格拉斯部队医院。阿波利奈尔年长，36岁；布勒东比他小，刚满20岁。布勒东是个相当英俊的小伙子：绿眼睛，圆圆的脸盘、五官端正……一年前，他给自己从心底里敬佩的这位“十分伟大的人物”写过一封信，并且幸运地被允许去拜访他。
布勒东于1915年2月参军。在炮兵17团度过三年之后，终因他手中的医学毕业证书而被调到南特的部队当护士。他选择医学并非因为他具有在此领域工作的天赋，而是应用了“排除法”。因为他觉得“惟有医生职业能够允许他从事一些其他的智力活动，例如从事他的写作工作”。［摘自安德烈·布勒东1962年7月的《同玛德琳娜·沙普萨尔的谈话》，以及1973年发表在《uge》上的《作家》］
安德烈·布勒东是在南特的部队医院偶然遇见雅克·瓦谢jacquesvaché(1896—1919)，法国作家，达达主义者。的，并且受到这位昙花一现人物的巨大影响。没有一个人真正了解瓦谢。他英年早逝，于1919年仅22岁时死于吸毒过量。布勒东为瓦谢在当时那么严酷的时代中追求绝对自由的行为、坦荡的言行以及绝不附和他人的反抗精神所倾倒。他从不同任何人握手。他常常身穿可以随时变换——时而为轻骑兵，时而为航空兵——的军服在南特大街上溜达。每当遇见一个熟人，他便用手指着布勒东，说道：“请让我向您介绍安德烈·布勒东。”因为布勒东当时没有萨尔蒙那样高的名望。
瓦谢只有一点与阿波利奈尔相同：他十分敬佩雅里。而在其他方面，他们二人之间毫无共同点。布勒东本人同他南特的同志——瓦谢的关系密切，只是瓦谢经常火药味十足的言辞使诗人兼炮兵的布勒东无法忍受。在默兹大屠杀的前线度过三个星期之后，瓦谢认为这场战争就是迄今为止所有战争中最残酷的。同未来超现实主义精明灵巧的击剑手路易·阿拉贡、保尔·艾吕雅、邦雅曼·佩雷以及菲利普·苏波一样，他过去也憎恨他在战争的旗帜下度过自己的青春年华，并且出于与其他四个人同样的考虑，毅然决然地脱离了军队。他们一致认为：只有在所有领域进行一场全面彻底的革命方能洗涤这一野蛮行径，真正实现纯洁的人类文明。正是出于这一考虑，他们觉得达达主义是少数几种可能拯救人类文明的途径之一。这一途径更加接近瓦谢的思想，而与阿波利奈尔的思想稍有距离。此外，后来布勒东承认他将原来对南特朋友——雅克·瓦谢寄托的希望，全部转移到了特里斯坦·查拉的身上。
但当他见到阿波利奈尔之后，面对这位伟大人物崇高的精神境界，他同所有人的所有分歧便一扫而光。
阿波利奈尔是当时伟大的诗人，而崇拜狂布勒东，时而崇拜兰波和洛特雷阿蒙，时而又崇拜梅里美，最后由于阿波利奈尔的魅力、影响、丰富的文化知识以及目光中体现出来的新思想而拜倒在了他的脚下，声称：认识阿波利奈尔是上帝给予他布勒东“罕见的恩赐”。
阿波利奈尔之所以能够征服我，是因为他总是在大街上的百姓当中寻找自己的创作源泉，并且能够迅速地将素材，甚至是一些支离破碎的休闲聊天的片段，经过整理，写成诗词。
［摘自安德烈·布勒东1962年7月的《同玛德琳娜·沙普萨尔的谈话》］
只是到了1917年6月，当《蒂雷亚斯的【创建和谐家园】》上演时，这些分歧又重新大白于天下：当时在剧场内的瓦谢让布勒东终于擦亮了眼睛，最终看清了围绕在他身边的这两个人之间深刻的分歧所在，他作出了自己最后的选择——瓦谢，而远远地离开了阿波利奈尔。
是阿波利奈尔将他的崇拜者之一菲利普·苏波介绍给布勒东，阿波利奈尔曾经帮助他在《sic》上发表过一首诗。很快，两个人发现他们之间存在着大量的共同点。苏波是医生的儿子，他是一位穿着讲究的【创建和谐家园】。虽然也参过军，但他从未见过战壕。同其他许多人一样，他也被充当实验品使用，但其中许多人都送了命，而他却安然无恙，原因是他在上前线之前注射了抗伤寒疫苗。由于充当实验品中毒，他在医院住了数月。
同其他许多人一样，苏波对这场没完没了的战争也怀着无限的痛恨。该如何表达他内心强烈的愤慨呢？只有拿起手中的笔做刀枪。他疯狂地写着写着。一天，他在一家酒馆饮酒时，突发灵感，他当即向服务生要了一枝笔，排除周围的一切干扰，专心致志地写出了一首诗。他是即席创作法的提倡者，并且与布勒东合著了《磁场》。
超现实主义三剑客中的第三位也是一位学医的，当时他还是大学生，在瓦尔德格拉斯医院上课。他比布勒东大一岁，蓄着小胡子，看上去倒好像是布勒东的哥哥。他的父亲名叫路易·安德里厄，曾经当过国民议会议员、警察局长、大使和参议院议员，当时是职业律师。他的儿子没有姓他的姓。此外，没有任何东西，起码在户籍登记等民事手续方面，可以证明他是安德里厄的儿子。因为当安德里厄的情妇、比他小33岁的玛格丽特·图卡-马西永生下这个孩子的时候，市长先生自作主张在出生登记处给他起名为路易·阿拉贡，未登记父母的姓名，使得他成为无名氏。为什么取了阿拉贡呢？人们传说是因为其父亲的一个西班牙情妇的家姓是阿拉贡。
如此严重的错误，不仅对户籍登记处，而且对左邻右舍都必须严格保密。于是，他们教小阿拉贡叫他的外婆妈妈，而且说她仅仅是养母，因为他们认为三重保护总比两重更加慎重、更加保险。他的生身父亲时而被介绍为他的教父，时而被介绍为监护人，而他自己的生母成了他的姐姐。采取如此谨慎的措施，玩弄如此多的手腕，挖空心思地变换身份，表面上看起来很可靠、很保险。但也正是这些保险措施才使得小路易·阿拉贡得以安心地在讷伊从事他的学业，并且考入大学的物理化学专业。1917年，市长要求路易的母亲向儿子讲明她并非他的姐姐，他的生父也并非他的教父，因为如果这位青年去参军，在战争中有可能牺牲。他有权在牺牲前知道自己的真正父母亲到底是谁……
阿拉贡参加了战争，他为了获得战争勋章，表现得十分勇敢。他安然无恙，幸运地保住了性命。当他遇见安德烈·布勒东的时候，二人的处境十分相似：他们当时都是正在参战一段时间，再去从事一段时间医学学业，然后又去参战，再回学校从事学业，如此轮番地交替进行。
在瓦尔德格拉斯医院，他们是同住一间宿舍的战友，并且相互发现了对方细腻的感情以及他们共同的爱好。他们常常一起谈论毕加索、德朗、马蒂斯、马克斯·雅各布、阿尔弗雷德·雅里、马拉美、兰波以及洛特雷阿蒙。阿拉贡最早是在位于奥德翁街7号的一个小书店（现在已经成为一家特大书店）的借书目录卡中，发现了这些人中间的第一位。
这位学医的大学生给布勒东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其广博的文化知识。他博览群书，知识渊博，在当时的青年人中像颗璀璨的明珠，十分出色。从他的言谈话语与穿着打扮的考究，可以看出他怀有希望得到人们瞩目的愿望。他的穿着入时，举止文雅，同讨好他的人或者对他非常崇拜的人谈话时，措辞丰富而且风趣，时而热情洋溢，时而讽刺挖苦。
他们离开瓦尔德格拉斯医院，离开那些被战争折磨出神经病的士兵们后，阿拉贡和布勒东经常在奥德翁街7号的小书店见面。在那里他们可以买书，可以借书，可以听一些作者朗读他们的作品，也可以翻阅一些先锋派杂志，例如《sic》、《南北》和《达达》。处于上升中的一代作家与诗人们从那时起都与这些杂志合作，为它们撰写文稿。在《南北》杂志的封底上，人们可以看到两个订阅地址：皮埃尔·勒韦迪的住处(科尔托街12号)和奥德翁街7号的书店。这个朋友书屋于1915年开办，对传播20年代的文化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书店的主人是一位长着银丝般的秀发、面色红润、身体微微发胖的小个子女人，名字叫做阿德里安娜·莫尼耶。
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二）朋友书屋
一家小店铺、一家小商店、一间雪屋、一座剧院的后台、一座蜡像馆、一间阅览室以及一家有卖书和租借业务的小小书店，都可以吸引书友们经常来，或购买，或翻阅、租借，都可以通过阅读丰富知识，增长才干。
雅克·普雷韦
一个冬天的早上，阿德里安娜·莫尼耶和她的小女儿（每天都来帮助母亲将书摊摆放在人行道边）来到书店，打开门。摆放好书架、书箱之后，一批又一批的过路人来到书架、书箱前停下脚，漫不经心地翻看着，而她们母女俩既害怕、激动，又难为情，于是二人都回到店内，躲藏起来。因为该书店没有能力购买其主人喜爱的所有书籍，所以她们的书摊上的书有的来自出售的家庭藏书，有文学艺术杂志，也有当代文学作品。因此，朋友书屋的首要特点只能是量力而行，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选择性地购买。该书店刚刚开张时，人们在阿德里安娜·莫尼耶书店看到的只有《法国信使》出版社和《法国新杂志》出版社出版的所有版本的书籍，她购买的是这两家出版社的库存积压品。后来，她也搞到《诗歌和散文》杂志社的全套杂志。是保尔·福尔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将未出售的所有剩余杂志共6676份全部卖给她。
这些杂志受到顾客程度不同的爱好。有的刚一上架就被一抢而光，例如第四期，而有的完全无人问津。
首位在该书店购买的顾客是安德烈·布勒东。他的美貌与性感令书店的女主人惊慌失措，惶恐不安，后来她在回忆录中写道：
布勒东不微笑，但他在发表演说的时候有时发出短促而嘲讽的笑声，而其面部却能保持毫无表情，同孕妇们由于担心其美貌被破坏而保持表情严肃一样……根据传统的相面学的说法，他过度发达的下嘴唇揭示出他首先是由于性要求强烈而表现得十分性感……他的确具有精神分析创始人弗洛伊德称做的那种好色的威慑力。
［摘自【创建和谐家园】年发表的阿德里安娜·莫尼耶著的《奥德翁街7号书店回忆》］
他又来了，买走了《诗歌和散文》杂志的第四期，接着又来了第三次、第四次……
不久之后，来了一位蓄着小胡子、头戴礼帽、双手戴着浅色手套、穿着十分讲究的小伙子。他右侧的衣袋中有一枝法国诗人魏尔伦式的笔，而左侧的衣袋中装着一本法国诗人拉福格的著作。他向书店走来，以最礼貌的语气问是否有《诗歌和散文》杂志的第四期。
“为什么这套杂志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呢？”书店女老板问道。
“请您打开看看第69页。”
书店女老板打开第69页，发现了曾经令安德烈·布勒东着迷的那篇保尔·瓦雷里的文章《与泰斯特先生一起度过的晚上》。
她应该也经常见到路易·阿拉贡。他来到书店，一会儿同这个人聊聊天，一会儿同那个人说说话，经常要持续三个钟头。所有同他谈话的人都被他讲话的艺术折服。在瓦尔德格拉斯医院时，周围的人们言谈话语粗鲁俗气，与他天生的敏感细腻格格不入，而在朋友书屋，他长期受到压抑无法发挥的天性找到了发泄的适当场所，有时一发而不可收。
与布勒东和苏波相同，阿拉贡也给阿德里安娜·莫尼耶书店出售的杂志《sic》、《南北》和《达达》写文章。一天，当一位忠实顾客问书店女老板是否同意借给他苏黎世报纸的头两期时，得到的回答是：“好吧，但有一个条件，您不能裁剪其中的内容，否则我必须将这一可怕的事件报告给瑞士当局……”
这位顾客是让·波朗。
另外一次，一位长着鸭梨脑袋的大胖男子在认真仔细地审视了书店的橱窗之后，进了书店。他用目光寻找着书店女老板，看到她之后，用手指指着她，以责备的口吻大喊大叫道：“这里没有任何一本在前线流血牺牲战士的书，未免有点儿太过分了吧！”
这人又是纪尧姆·阿波利奈尔。
那时他对安德烈·布勒东还有着巨大影响。阿德里安娜·莫尼耶认识纪尧姆·阿波利奈尔之前，布勒东早已无数次地向她谈到过阿波利奈尔：对布勒东来说，阿波利奈尔是他“狂热的崇拜对象”，布勒东是他的信徒与忠实【创建和谐家园】。
我永远记得一两个的确令人永远无法忘记的场面：阿波利奈尔坐在我的对面，同我聊着家常，布勒东背靠墙站着，惊恐的目光一动不动，他看的不是眼前活生生的人，而是一个用肉眼看不见的黑色上帝，似乎时刻在等待着对自己发号施令。
［摘自【创建和谐家园】年发表的阿德里安娜·莫尼耶著的《奥德翁街7号书店回忆》］
阿波利奈尔并非布勒东当时十分敬佩的在世的惟一诗人，他敬佩的另外一位，就是《南北》杂志的创始人皮埃尔·勒韦迪。布勒东非常佩服勒韦迪无与伦比的使用“动词的魔力”和突出的理论能力。但他批评他在讨论问题时情绪过于激烈，而且带有过于明显的为“诗歌创作中立体主义表达方式”［摘自1969年发表的布勒东撰写的《与安德烈·帕里诺的谈话》］辩护的倾向。
1917年的一天，可怜的勒韦迪坚持要当着安德烈·纪德的面朗读他的一部著作，他受到了人们无情的谴责与攻击。布勒东背着诗人，让人对那些攻击进行了强有力的反击。布勒东对诗人的以上批评，同诗人遭受到的他人的恶毒攻击根本无法相比。
事情是这样的。一天，皮埃尔·勒韦迪，这位莽撞鬼找到阿德里安娜·莫尼耶，对她讲：“亲爱的阿德里安娜，纪德先生坚持一定要在您这里听我的诗，您能否将您的书店借给我使用呢？”
由于阿德里安娜·莫尼耶经常组织此类活动，所以她十分痛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于是她约请了她的朋友：莱昂-保尔·法尔格、保尔·莱奥托、马克斯·雅各布、埃里克·萨蒂……在上述作家们朗读过他们的作品之后，所有的参加者都应邀吃一些点心：葡萄牙产的波尔图葡萄酒配三明治和甜食……
由于得到书店女老板的同意，诗人勒韦迪去了安德烈·纪德家，他必恭必敬地对纪德先生说：“亲爱的师父，莫尼耶小姐请我来对您讲，她渴望能让我在您在场的情形下朗读我的诗作《好望角》。”
“那好吧，一言为定。”纪德回答道。
1917年5月，让·科克托在《sic》杂志第17期上发表了一首诗《夜宵餐馆》。此作品引起了一些风言风语。并非因为诗的文学质量低劣，而是因为诗中包含的藏头字母：每个诗句的第一个字母合起来组成了对杂志社社长的一句咒语。科克托否认他写过这首诗。人们一度将此诗作归于梅景琪、瓦尔诺和其他几个人，然而这首开玩笑的诗的作者是安德烈·布勒东的密友泰奥多尔·伏拉凯尔。
阿德里安娜·莫尼耶当时不仅是书店老板、图书馆员和诗歌朗读会的组织者，而且也是出版商。她出版了几本书，其中一本是詹姆斯·乔伊斯的名著《尤利西斯》。她出版的是该名著的法文版。该作品的英文原著由阿德里安娜的朋友西尔维娅·比奇出版发行。
西尔维娅·比奇是位热爱法国的美国人，她的父亲是牧师。她读了刊登在《诗歌和散文》杂志上的一则广告，才得以找到位于奥德翁街7号的这家书店。她抱着买下这家书店的目的，立即来到奥德翁街7号。然而，在听取了阿德里安娜·莫尼耶的建议并且在她的大力支持下，西尔维娅·比奇在杜普腾街开设了自己的书店：萨开斯皮尔公司。两年之后，她搬到奥德翁街12号，定居在她朋友的朋友书屋的对面。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来巴黎的美国作家都选择住在西尔维娅·比奇的家中。她的书店成为人们聚会的中心、邮件的投递地址和来自大西洋另一端的文人学者们首先拜访的地方。在这些文人学者中，有美国作家海明威。这位年轻女老板多次赊借给他喜欢读的书籍，还有说服詹姆斯·乔伊斯来巴黎的艾兹拉·庞德。
1918年，纽约的新文学出版社开始出版《尤利西斯》，由于社会呼吁删除其中的缺陷而于1920年停止出版（直至1933年美国司法部门批准，才重新开始此名著的出版工作）。第二年，詹姆斯·乔伊斯完成了他的著作。西尔维娅·比奇建议他在法国出版该著作的英文版，乔伊斯接受了她的建议。作品于作者40岁生日——1922年2月2日出版了。
瓦莱里·拉尔博在这之前就曾于新文学出版社看见过《尤利西斯》。该作品深深地吸引了这位打着深刻家庭烙印的药剂师的儿子，他写信给西尔维娅·比奇，说他对“尤利西斯爱到如醉如痴的程度”，并且毛遂自荐要翻译作品中的几个片段，在《法国新杂志》上发表。
1921年2月，他在阿德里安娜·莫尼耶书店做了一个关于詹姆斯·乔伊斯的讲座报告。詹姆斯·乔伊斯和阿德里安娜·莫尼耶都要求他翻译《尤利西斯》的全部。经过一番周折之后，最后决定由《barnabooth》的作者翻译作品的最后一部分，剩余部分由一位年轻人奥古斯特·莫雷尔和一位英国法官斯图亚特·吉尔贝负责翻译。瓦莱里·拉尔博和詹姆斯·乔伊斯参加了最后的翻译定稿工作。
1929年2月，《尤利西斯》的法文版出现在朋友书屋的书架上。阿德里安娜·莫尼耶给当时在华盛顿任法国驻美国大使的保尔·克洛代尔paulclaudel（1868—1955），法国作家，外交家，曾经担任驻日本、美国和比利时大使。邮寄去一本。克洛代尔大使给她回信如下：
请原谅我给您寄回该书，我认为它有一定的销售价值，并且也使我受益匪浅。过去我也花费了几个钟头阅读过同一位作家有关这位年轻人的书，对我来说这就够了。
［摘自1929年5月4日保尔·克洛代尔写给阿德里安娜·莫尼耶的信］
两年之后，阿德里安娜·莫尼耶再次给保尔·克洛代尔大使写信。在法国，人们得知在美国有一本《尤利西斯》的盗版书，原封不动地抄袭西尔维娅·比奇出版的原书，并且已经在美国到处发行。阿德里安娜·莫尼耶要求大使先生采取干预行动，要求美国有关当局追究出版商的责任。克洛代尔以种种借口拒绝了她的请求。信件的最后措辞如下：
尤利西斯作为一个肖像，充满了亵渎神明的最肮脏言辞，人们从中看出一个叛教者内心的仇恨，并且也由于缺乏真正恶魔的才能而遭受到折磨的痛苦。
［摘自1931年12月8日保尔·克洛代尔写给阿德里安娜·莫尼耶的信］
保尔·克洛代尔缺乏欣赏《尤利西斯》里内容最丰富部分中现代精华的能力。他讨厌詹姆斯·乔伊斯，并且遭到了超现实主义的先锋人物：布勒东、阿拉贡、苏波、伏拉凯尔以及在保卫《尤利西斯》成为文学战斗的那个时代她所有朋友们的憎恨。
在该作品出版很久以前，《sic》、《南北》和《达达》早已接受了挑战。他们后来让位给作为安德烈·布勒东及他的朋友们手中武器的杂志《文学》，他们毫无顾忌地奋起战斗，彻底反驳大使先生，使得保尔·克洛代尔和“那些可耻的爱国诗作者，那些令人作呕的天主教职业作家”哑口无言。阿德里安娜·莫尼耶不久以后原谅了一切，而对布勒东攻击了她尊敬的大使先生的言辞却永远不能原谅。于是从那以后，人们在奥德翁街再也见不到出售《文学》杂志了……
然而，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事了……
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二）巴黎的欢庆日
我的良心活像一堆脏衣服，明天才是洗涤的日子。
马克斯·雅各布
战争的前线距离巴黎100公里，战局在不断扩大。像患了高烧和荨麻疹，人们在不断地更换医生，时而起用霞飞元帅，时而任命利奥泰元帅，而且施用重药，即采取火焰喷射器和毒气等死亡疗法，但一切都难以根本扭转失利的局面。人们在谈论使用飞机攻击，也有人说美国人将出兵与同盟国联合作战。人们同时也担心遭受动乱之苦的俄罗斯人改变立场，背叛同盟国。成千上万的尸体堆积在战壕，伤员们潮水般地从前线向后方撤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