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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喊人来。他被撤往急救站，右太阳穴内进入了炸弹的碎片。246团的医师为他包扎好头。人们拿来他的小行李箱，让他睡觉。第二天凌晨两点，他被塞进一辆急救车送往医院。在那里，医生从他右太阳穴取出几块弹片。3月18日，他在写给玛德莱娜的信中说：我受的伤不严重，只是感到很累。
22日，医生为他拍了张片子。他感觉痛苦难忍。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在日记中记录下当时的伤势，也未耽误他给玛德莱娜、伊芙·布朗克和马克斯·雅各布写信。
25日，他必须从医院向后方撤退，但他高烧不退，直到28日仍然无法起床。29日，他到了巴黎的瓦尔德格拉斯医院。他的朋友们都赶来探望他，他的神志完全清醒。表面上看起来他的伤没有恶化，伤口也愈合了。
然而，阿波利奈尔一直抱怨头疼和头晕。医生们说他过度疲劳，需要充分休息。但他的左臂越来越沉重。4月9日，当时在意大利大使馆当护士的塞尔日·费拉特将他转到位于巴黎塞纳河边盖道尔塞的意大利政府医院。日子一天天过去了，阿波利奈尔身体的瘫痪在日趋严重，而且经常昏迷。5月9日，阿波利奈尔在莫里埃别墅接受了环钻手术，切除了一个脑肿瘤。11日，他给玛德莱娜发了一份电报，告诉她手术进行得很顺利。
他经常写一些简短的信件，随时告知她病情的发展情形。8月份，她表示希望能来探望他时，他恳求她不要来。他要求她写信告诉他一些愉快的事情，不过一个星期不超过一封信。他请求她给他寄回他的炮兵手记、一本诗集《炮车》、玛丽·洛朗森的两幅水彩画，以及他过去托付她保管的一枚戒指。他对待玛德莱娜同对待路易丝一样：收回属于他的以及他给出去的一切东西。
不久，玛德莱娜也离开了阿波利奈尔的生活。是因为另外一个女人来莫里埃别墅看过阿波利奈尔，而且不久以后取代了玛德莱娜在他身边的位置呢，还是如同他在最后一封发往阿尔及利亚的信中所说的那样承认自己变得“更加容易发脾气”了呢？总而言之，从他恢复平民生活之后，他身穿挂着6月份颁发的战争勋章的漂亮制服，摘掉了头几个星期缠在头上的绷带，换上皮质船形帽，纪尧姆·阿波利奈尔换了个人，不再是原来的纪尧姆·阿波利奈尔了。他表现出了极端的爱国主义热情，令他的所有朋友大为吃惊。但他并不高兴，整日闷闷不乐，他周围处处可见的个人主义以及与前线的苦难相距甚远的巴黎生活使他深感失望。
然而，他还是将要回到位于圣日耳曼大街他的房子里去，将加入这样的生活，也将去参加五彩缤纷的活动与宴会。但遗憾的是他只能坚持到战争结束：一共还仅仅能在人世间再生存27个月了！
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一）伪装的艺术
隐藏战争是立体主义者们的杰作，或者说也是他们对祖国的回报。
让·波朗
1916年2月，阿波利奈尔写信给玛德莱娜，向她报告一个好消息：他有了一套新军装。但他对新更换的军装不是东方人的土黄色，而是把原来颜色鲜艳的上衣和裤子换成海蓝色很不满意。如果是“迷彩”服就更好了，因为那样可以同大自然混淆，可以达到迷惑敌人的目的。这一思想其实最初产生于毕加索。一年之前，毕加索给他的诗人朋友阿波利奈尔写信，向他提出了一个战略性的观点：哪怕是被漆成灰色的大炮，敌人也可以轻而易举地辨认出来。如果想隐藏它们，必须在形状上下工夫，再配上如同戏剧中小丑的服装那样五颜六色的鲜艳色彩。
阿波利奈尔在《被谋杀的诗人》中描写了贝宁鸟（毕加索）如何隐藏重炮。据格特鲁德·斯坦说，一天，一支受检阅的军事方队从巴黎圣日耳曼大街上经过时，这位贝宁鸟高兴地喊道：“这是我们干的！”
我们，即立体主义者们。
隐藏战争的实践始于战争爆发初期法国洛林地区的杜勒附近。一位布景师产生了一个用涂成土色的大幅画布隐藏一门大炮及其操作人员的思想。参谋部派出一架飞机在被隐藏的大炮上方转了一圈，飞行员看见他下方的地面上全部是树，毫无大炮的踪影。
几个月之后，在蓬塔穆松，一位电话接线员接到下达开火的命令。他执行了命令，然而炮弹刚刚上膛，敌人的一发炮弹就将己方的大炮炸毁了。这位接线员考虑：能否发明一种使军队的武器和人员被淹没在大自然中的有效保护措施呢？
这位电话接线员本身恰好是位画家。他认为人可以采用色彩和图形达到此目的。于是，他将这一主意报告了参谋部。1915年2月，战争部长批示组成一个专门小组，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开展此项工作。于是，吉朗·德·斯沃拉（guiranddescevola，战前，阿波利奈尔在艺术专栏中谈到过他）组建了军事历史上的第一个隐藏技术小组。最初时有30个志愿者，三年之后就发展到3000名隐藏技术人员和8000名制作人员。他们的标志是：一个红色的背景中带有一条金黄色的变色龙。
斯沃拉招募的是些什么样的人员呢？一些毫无军事专长，也没有任何战斗才能的人：立体主义画家。让·波朗说：
只有那些公众意见坚决认为四不像的版画，在危险时刻，才能够成为说它是什么就像什么的武器与军队的护身符。
［摘自让·波朗的《老板勃拉克》］
立体主义画家比其他任何人都擅长使用背景与图形技术在画布上画物体。他们画出的物体虽然看上去不是原来物体的形状，但却能表现出物体的各个侧面。他们能够全面地恢复出物体的本来面目，而不是只反映某一个观察者的视角中的物体。反过来，他们也可以用消除物体立体感的方法达到隐藏物体的目的。也可以通过根据一个物体画反映出整个物体的各个侧面，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是许多其他的物体：这就是立体主义画能够起到诱惑、设圈套迷惑敌人的原则所在。这样一来，从在平面上画出的逼真的假大炮上空飞过的敌军飞行员，无论从什么角度看都认为那些是真正的大炮。而与此同时在假树林丛中隐藏着真正的大炮，在敌人飞行员的眼中，无论从什么角度看那些都是真正的树丛。从空中拍摄的照片也无法显示出任何我们隐藏在里面的大炮。这项技术不仅能够起到隐藏建筑物、人员及武器的作用，还能够有效地诱骗敌人犯错误。
立体主义画家们在吉朗·德·斯沃拉上尉的领导下着手工作了。其中有些事令人十分吃惊：这些在战前受到人们猛烈攻击、人们都认为是“德国艺术”辩护士的画家，这些由德国人卡恩维莱、于德以及其他塔奥塞豢养下的艺术家，现在都齐心协力地为保卫他们的法兰西祖国而工作着！不仅有画家，也有雕塑家、戏剧布景师、素描画家和建筑师：布夏尔、布森戈、加莫万、迪费雷纳、迪努瓦耶·德·塞贡扎克（他领导设在亚眠的隐藏画制作作坊）、佛兰、罗歇·德·拉弗雷纳伊、马尔古希、安德烈·马尔、吕克-阿尔贝·莫罗（lucalbertmoreau）、雅克·维龙……1916年，勃拉克也参加了几个月这项工作。然而，尽管斯沃拉一再坚持，德朗和莱歇仍然被拒绝参加此项工作。
在整个战争期间，这些艺术家在马戏场或美术学校内用水彩画画出假树（使卓别林受到启发的比考夫·桑德拉斯的思想正源于此），然后送到后方去制作。在这些马戏场或美术学校内部，装备有能够让哨兵观察到对手战壕的梯子。艺术家们在大炮上方和士兵们的头盔上，张挂涂染成与大自然相同颜色的叶子画，将大炮或武器的棱角处用五颜六色的色彩或者椰叶纤维布覆盖起来；将炮位、观察哨所伪装成废墟，制作假墙壁，用硬纸板制作风车，用草做成家具，用画笔画出人或动物的尸体……他们在巨大无比的画布上画出假森林，里面隐藏着真机关枪、铁路和道路里程碑；他们能够使用这些技术隐藏整个村庄、战壕和桥梁；他们制作从战壕中露出扛着长枪的士兵，以吸引敌人的火力。1917年，在麦西纳山顶的战斗中，正是突然拉展的一块上面画有正在从战壕中跳出的士兵的巨幅画布，将德国兵吓得狼狈逃窜。
后来，这种隐蔽技术被世界上的所有军队采用。法国的立体派画家们将帮助英国人和意大利人制作隐藏画。德国人在1917年也开始使用。战争结束之后，这些画家中的许多人对这种艺术感到十分厌恶，因为他们从那些被打穿的树、房倒屋塌的村庄、被摧毁的古迹、支离破碎和四分五裂的尸体中看到的是世界上最最肮脏的现实。后来有些人自然而然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难道将战争画得如此逼真的立体主义者们，很早以前就预计到这场战争将要发生吗？
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二）逃避战争的人
艺术品。
马塞尔·杜尚
1914年，乔治·勃拉克参加了步兵第224团。起初被任命为中士，后来提升为中尉，并且在前线的第一线战斗。1915年5月，在卡朗西战斗中头部负伤。接受了手术之后，于1916年复员。
莱歇参加过阿尔戈和凡尔登战役，是毒气的受害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几个月退役。
1915年9月，德朗参加了炮兵第82团，参加了凡尔登和舍曼·代·达姆的血腥战役。战后，恢复了他的平民生活。
罗歇·德·拉弗雷纳伊一直在步兵服役，直至1918年患结核病住进医院卧床不起。
基斯林在卡朗西战役的一次肉搏战中负伤。桑德拉斯在香槟省失去一只胳膊。阿波利奈尔在布特斯森林负伤之后回到巴黎……所有这些人一致谴责那些战前是他们的朋友，而当他人在前线冒着生命危险保卫祖国的时候，却仍然悠闲自得地在这里或那里继续作画、继续出售作品的人。他们谴责的不是那些被军队拒绝了的人，例如莫迪利阿尼和奥尔蒂兹·德·扎拉特，而是那些临阵脱逃的人，例如德劳内躲避到了西班牙，毕卡比亚和克拉万去了美国。
去美国的事开始于战前。战争结束之后几个月，他们将都陆续返回巴黎，重新定居在蒙巴那斯。
1913年2月17日，在纽约举办了一个“现代艺术国际博览会”，也被称为军械库展览。这是首次在美国举办的国际艺术博览会。埃莱娜·塞凯尔认为“与其说这一展览是艺术市场的诞生，还不如说它是艺术市场的重新崛起”。这次展览的影响非同小可，因为这次博览会为欧洲艺术家们第一次提供了相聚的良好机会，在博览会之后，艺术作品收藏家们于20世纪20年代大批大批地纷纷涌入巴黎。
军械库展览的作品集中在一个昔日的兵器展厅，位于格林尼治村greenwich，美国纽约市作家、艺术家聚居的地区。附近。这次展览的发起人是一位美国律师——约翰·奎因。他经过无数次的奋力拼搏之后，终于使一些前卫的优秀艺术作品免除了进口关税，为大量作品参展创造了先决条件。在亨利-皮埃尔·罗歇的帮助下，他得到了大量从法国购买的作品。将埃利·富尔的作品翻译成英文的沃尔特·帕齐也为这次展览收集了几幅作品，多数是立体主义者中金派的作品。
军械库展览上展出了近1600件欧洲艺术家的作品，其中有塞尚（正是在这一展览会上大英博物馆获得了塞尚的首件作品）、勃拉克、高更、格莱兹、康定斯基、莱歇、马尔古希、毕加索、杜尚和毕卡比亚。
1913年，惟有毕卡比亚有能力远涉重洋到美国去，因此只有一位法国艺术家出席了这次艺术博览会。美国的新闻界用大量篇幅介绍了这位跃身于前卫人物之列的画家。
他的父亲为古巴人，母亲是法国人。他在青年时代信奉印象派，后来成为点画派、野兽派的边缘人物，泛泛地认同立体主义。据阿波利奈尔讲，毕卡比亚也信奉俄耳甫斯教义。他在美国对机械与技术产生了兴趣。他发现汽车的确速度很快，见到了电动机，也觉察到了现代意识的丰富内涵。于是，他开始了一个爱好机器的阶段。纽约令毕卡比亚着迷，他认为美国的城市就是未来人的城市，是立体主义的未来。
回到法国之后，这位富有的【创建和谐家园】接到了征兵通知，他的反感情绪溢于言表。经过一番周旋之后，他当了一位常驻巴黎军官的司机。在巴黎总比在凡尔登前线好得多。当需要向波尔多撤退时，毕卡比亚请他的父亲出面帮忙。通过古巴驻巴黎大使馆的干预，他被派往哈瓦那，从事商务工作。
哈瓦那可不是美国，他十分不情愿去。后来在他的妻子加布里埃尔·比费的督促下，勉强去了，但仅仅待了两个月，接着又去了美国。从那里，他去了西班牙的马德里，到瑞士旅游，又回到纽约，第二次到了西班牙。
1914年的夏天，德劳内和他的妻子以及诗人兼拳击运动员阿尔蒂尔·克拉万也都去了西班牙。
桑德拉斯对德劳内、毕卡比亚和克拉万三人十分地不客气。他们是朋友，他们一起参加过无数放荡不羁的活动，也在一起开怀痛饮。人们看见过他们穿着装饰鲜艳或破破烂烂的服装一起在舞厅跳探戈，克拉万穿着沾有绘画颜料的裤子，衬衣上到处的大小窟窿露出文身花纹。这一切也都激起过周围的人们极大的愤怒。
战争的爆发使这些人趋于理智，恢复了常人的生活习惯。昨日的痞子们都到了葡萄牙的首都里斯本重新集结了起来。但很快，葡萄牙也向德国宣战。于是他们到了西班牙的首都马德里，但是，那里的边界也不可靠。
克拉万决定赴美国。为了解决横跨大西洋的经费问题，他想出一个绝妙的主意：组织他与拳击手杰克·约翰逊争夺重量级世界冠军的比赛。以前他们两人曾经在柏林和巴黎的训练馆见过面。据桑德拉斯回忆，当时的约翰逊是脱产的专职拳击运动员。
他们二位商妥后，比赛在马德里的一个竞技场举行（桑德拉斯当时在巴塞罗那）。新闻界对此作了大量的广告宣传，将它吹嘘为一场真正的决斗。比赛的前一天，克拉万在即将起航赴纽约的一艘横跨大西洋的客轮上预定了一个座位。他知道自己不是对方的对手，所以他预先要求对方出手不要太重，至少在将他打翻在地之前让他几个回合。
比赛比人们想像的要结束得快得多。桑德拉斯作为目击证人描述比赛当时的情景：克拉万吓得发呆，缩作一团，在竞技台的一个角落里一动不动。他在群众的喝倒彩中，面对气势汹汹的约翰逊完全不知所措，而约翰逊看到这个局面首先非常高兴，接着在他【创建和谐家园】上踢了一脚，想要他动一动，最后在他脸上狠狠地打了一拳，将这位奥斯卡·王尔德的外甥打翻在地。
“一、二、三……”裁判喊着数。
克拉万已经逃跑了。当群众、赛事的组织者和发誓要他命的约翰逊到处寻找他的时候，这位“勇敢的战士”已经上了赴纽约的船，正在卫生所包扎他的伤口。
在纽约，他也激起了人们的公愤。由于杜尚和毕卡比亚听说上流社会的女士们组织了一次报告会，要请人给她们讲现代艺术。于是，他们决定给这些没有文化但自认为高雅的听众派遣一个他们当中最激进、最狂热的一位。他们选中了克拉万。在他去之前，他们请他吃了午饭，他吃得很少，但喝了许多。他准时到达了报告会大厅。对报告人钦佩得五体投地的那些头戴羽冠、一群一伙的阔太太正在痴迷地等待着他。报告人背对着她们，首先脱去外衣，接着松开裤子背带，脱掉衬衣和裤子，转过身来，开始辱骂第一排的人，接着辱骂其他排的人，直到最后被警察关进警车拉走，这场闹剧才算结束。他的朋友支付了担保金后，他才被放出来。
接着，克拉万去了加拿大，又乔装打扮成一名妇女从加拿大逃跑，接着被一只开往加拿大东部纽芬兰岛的渔船作为技工雇用。后来在墨西哥城开了一家拳击培训学校，最后娶了美国作家米娜·洛伊之后，就消失在墨西哥湾的大海中杳无音信了。
至于杰克·约翰逊嘛，从那次以后，没有人在拳击场上再见到他。
桑德拉斯虽然一直承认阿尔蒂尔·克拉万有“巨大”的创作诗的才能，但他永远也不能原谅克拉万在战争爆发前夕离开法国的逃兵行为。桑德拉斯同样不能原谅在纽约的那些朋友，那些“在欧洲吹起的战争风暴面前将他们的本来面目【创建和谐家园】裸地暴露无遗的形形【创建和谐家园】的胆小鬼”。他们是一群“欧洲的逃兵、国际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和中立派的大杂烩”。［摘自1949年发表的布莱斯·桑德拉斯的《瓜分天空》］
在他们当中，有一位现代艺术的主要代表：马塞尔·杜尚。他也许是中立的，但绝对是和平主义者，无论从什么角度说，他都是一个逃兵。
他在美国做了些什么呢？
一言以蔽之，丑闻。
他于1915年到达纽约，在到达纽约之前，他在纽约已经是臭名远扬。两年之前，他曾经是军械库展览中的欧洲明星。他的《下楼梯的裸女》(图48)曾经激起了一些人的愤怒、一些人的反感、一些人兴奋不已，而另一些人狂热崇拜……新闻界有人恭维他，将他捧上天堂享受所有的恩惠；有人嘲笑他，将他架在地狱的火上烧烤。
对他，这不是第一次。1912年在巴黎举办独立派绘画展的时候，他的立体派朋友们已经要求他摘下那幅画。格莱兹和勒·福柯尼埃催促他们的两位兄长雅克·维龙和雷蒙·杜尚-维龙说服他们的小兄弟，放弃展出他那幅在设计上过于大胆的《下楼梯的裸女》，以避免遭受人们的谴责。马塞尔·杜尚服从了，只一次，第二次他不干了：第二年，他的《下楼梯的裸女》在立体派中金派的画展上展出。然后，他就跨过大西洋去了美国。
马塞尔·杜尚在军械库展览上出售了他的全部参展作品，得到了他离开欧洲奔赴纽约所需的经费。他是因为心脏功能有一些缺陷从部队退役的。他承认自己身上缺乏时代需要的爱国主义精神，但心里丝毫不觉得不安。当美国参战之后，他在法国军队中已经担任了六个月秘书。
到达纽约以后，杜尚承认自己的艺术渊源：一点儿印象派、一点儿野兽派、一点儿立体派，对塞尚并不特别欣赏，但是特别喜欢莫奈，对马蒂斯十分尊重。1910年举办勃拉克绘画作品展览的时候，他的作品受到了来自卡恩维莱的【创建和谐家园】。
然而，对杜尚影响最大的并非画家，而是一位作家：雷蒙·鲁塞尔raymondroussel（1877—1933），法国作家、诗人……杜尚从不否认他是在纪尧姆·阿波利奈尔陪同下在安托万剧院观看过《非洲印象》之后，才开始创作《被她的独身者们【创建和谐家园】衣服的新娘》。
雷蒙·鲁塞尔作品中主人公的原型是“美好时代”（指1900年之前的几年，被一致认为是全民都无忧无虑的美好时代）上层社会中一位有钱的年轻人。他让菲利普·苏波想起了普鲁斯特·德·卡布尔：他们同样的风度翩翩，在吃穿方面有着同样的嗜好，在文学方面有着同样的需求和愿望。
在他的第一部作品《替身》失败之后，鲁塞尔得了“一种可怕的病”[hth]［摘自1963年发表的雷蒙·鲁塞尔的《我的有些书是如何写出来的》］，此病折磨了他很长时间。后来，由于其文学创作无法到达最崇高的境界，他在狂怒与失望情绪的折磨下，痛苦到竟然倒在地上打滚的程度。
他乘坐一辆房车到处游逛，车里装配有几个房间、一个卫生间和一个厨房。车辆行进过程中，他一直在坚持写作。所有的窗帘都放下，以免窗外的一切干扰他的工作。他的家里雇用一个园丁照顾他的花园，园中有着大量的鲜花，而他却整日忙于写作，对它们视而不见。他花钱资助出版自己的书籍，出版的书却没有销路；自己出资排演戏剧，而在社会上的反映平淡，或者如果有反映，也是议论、愤怒和咒骂，例如《非洲印象》出版时，就发生了受到社会【创建和谐家园】的情形。
他曾经产生过将其一本书搬上舞台的主意，以便争取不去书店购买他的书的那部分民众。惟有埃德蒙·罗斯唐欢迎他的这一行动。观众却炸了，他们强烈反对的恰恰是令马塞尔·杜尚着迷的东西：语言的新颖性、剧目的现代性，特别是那些人肉机器，其中一个是击剑手。鲁塞尔创作的源泉与那些先锋人物同出一辙：技术革命、运动、速度和电影技术……
画家杜尚与作家鲁塞尔一样，当他们还年轻的时候，也许就应该放弃他们的艺术。他们都醉心于国际象棋，他们就是那个时代最出色的棋王。他们不参加任何派别。
杜尚不参加任何派别有一个很重大的理由：金派画家将他的《下楼梯的裸女》摘下这件事，使得他对所有的派别永远地抱有一种莫名的反感。无论在法国还是美国，他永远是单枪匹马，尤其是在当叙尔瓦日、格莱兹和阿尔西邦科将达达派画家和作家们从金派中驱逐出去以后。
在纽约，年轻的杜尚待人温柔宽厚，他常常口叼烟斗或者雪茄，在他众多的崇拜者们中间踱着方步，他从一个沙龙到另一个沙龙地走来走去，在心底里暗笑着自己怎么就成了或者被崇拜或者被愤怒谴责的对象。他是各种各样先锋派的领头羊。他给一些十分美貌的小姐上法语课，他将法语中最粗俗的词语也教给她们。他常常同曼·雷、音乐家埃德加·瓦莱兹、弗朗西斯·毕卡比亚、阿尔蒂尔·克拉万和米娜·洛伊在一起，他初次发现了爵士音乐，他同他们一起下象棋、抽烟、喝酒和跳舞。妇女们来来往往，但他对她们并不留意。
金钱？没问题，他没有多余的，只够平时用。他的父亲全力支持三个从事艺术的孩子，后来美国的资助人接着支持他们。杜尚一直在路易丝和沃尔特·阿伦贝尔家生活，后来他们买了他的全部绘画作品，没有付给他现金，而是抵了他的房租。在他们家的墙上，挂着塞尚、马蒂斯、毕加索和勃拉克等名画家的作品。阿伦贝尔夫妇是十分坚定的现代派，也是先锋派的热诚捍卫者。
杜尚正是同他们夫妇俩以及曼·雷共同创建了独立艺术家协会。该协会的原则与巴黎的独立派协会十分相似：不接受检查，他们愿意展出什么就展出什么。
他给所有独立派艺术家们都寄去一幅画《泉》，画的是一个男用小便器，上面有日期，签名为一个卫生洁具商：r.牟特。这构成了又一起轰动性的丑闻。这幅画虽然未被逐出画展，但是被藏在布帘后面。杜尚因此宣布辞去独立艺术家协会的职务。
除了立即采取明显的挑衅性行动之外，他还做了些什么呢？他在寻求创造新的艺术形式。这种形式将绘画从通常的绘画工具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既不需要画布，也不需要画笔与画板。他也开始思考用肉眼看不见的第四维空间。如他的《泉》就完全出于他研究中表现第四维空间的考虑。他的这一研究将为许多人的艺术天赋开辟新的道路：正如皮埃尔·卡巴纳所说：“杜尚的榜样的出现使20世纪后半叶的艺术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促使新达达主义最终发展成为大众艺术。”［摘自1996年发表的皮埃尔·卡巴纳的《杜尚和cie》］
《泉》并非杜尚建议展出的第一幅完成画作。1913年的一天，在巴黎，他突然产生了绘制这些物品的思想：他在一张方板凳上固定了一个自行车轮子(图49)，买了一个沥水架。后来这些东西一直在他的家中随便地乱扔着，长期以来，他从没有想过它们还有什么价值，也没有想过给它们派任何用场。
在纽约，在画《泉》之前，他买了一把铲雪用的木锨，一直悬挂在画室的天花板上，作品的题目是《预言断臂》。不久之后的作品《隐藏的噪音》画的是夹在两块黄铜片之间的一团线(图50)，《游览宣传品》画的是一个“下木”牌打字机罩，《l.h.o．o.q.》给蒙娜丽莎加上了山羊胡子和一撮儿八字胡(图51)。
从20年代起，杜尚不满足于只在现有作品上签字，而是将这些作品汇总在一起。于是在1920年《为什么不打喷嚏》面世，这是由装在一个鸟笼中的一些立方体的大理石块、一个温度计和一块墨斗鱼骨组成(图52)；《快乐的寡妇》是一个缩小了的双扇窗户，其签名为一个匿名女性罗斯·塞拉维。杜尚后来经常使用这个签名，人们在罗伯特·德斯诺斯的诗中也能见到这个签名。
杜尚对他选择这个匿名作了解释：他希望改变其身份，起初他想选择一个犹太名字，最终决定改变名字的性别。当毕卡比亚要求他除了他的朋友们（梅景琪、塞贡扎克、让·雨果、米约、奥里克、佩雷、查拉和道格拉斯）之外，增加他的签名时，杜尚产生了使用罗斯·塞拉维的想法，他将毕卡比亚的签名写成：毕卡比亚·梅景琪，雅克·维龙，马塞尔·杜尚，库普卡，毕卡比亚，洛特，塞贡扎克，罗斯·塞拉维，最后缩减为罗斯·塞拉维。他最后下结论说：
所有这些仅仅是一些文字游戏而已。
［摘自马塞尔·杜尚的《同皮埃尔·卡巴纳的谈话录》］
杜尚酷爱文字游戏。在他1915年至1923年间创作作品的题目中经常加上“甚至”一词，《被她的独身者们【创建和谐家园】衣服的新娘，甚至可以是（大玻璃——杯子上的八根垂线）》便是一例(图53)。题目的后一部分与内容毫不相干，其实毫无意义，这是他有意所为。布勒东对杜尚的这一点十分欣赏，他认为杜尚是20世纪最聪明的人。
然而，杜尚也如此评价雷蒙·鲁塞尔，认为他也是20世纪最聪明的人。他们二人在这方面的确是英雄所见略同。他们对文字游戏及预料之外的突变等表现手法有着共同的观念。在鲁塞尔的画作《法国的第一皇帝拿破仑》中，也同样使用了罗斯·塞拉维的签名。
在杜尚最要好的朋友弗朗西斯·毕卡比亚身上，有着同样的现代观念。对他来说，美国同样是他为开辟未来前途做准备的实验室。
他们两人一个胖得像一只水桶，另一个瘦得如同一根竹竿，却经常结伴在美国城市的人行道上散步。毕卡比亚身材矮小丰满，但他将鞋跟垫得很高希望能够予以弥补；杜尚是一位大高个子。二人都在急切地盼望着欧洲战事的结束。他们常常在一位祖籍奥地利的美国摄影师阿尔弗雷德·斯蒂格利茨在第五大街291号开的画廊见面。欧美大陆的艺术界先锋派人物常常在那里相聚。斯蒂格利茨在其画廊中展出一些画家的作品，并且将卖画的收入全部给画家本人，他自己仅靠其摄影收入维持生活。
该画廊还创办了一份报纸《291》。毕卡比亚受其启发，于1917年1月在巴塞罗那创办了一份杂志《391》。由于战争既不能阻止人们旅游，也不能阻止他们之间的接触，于是该杂志在1924年出现在了巴黎的街头。毕卡比亚在巴塞罗那、纽约和瑞士之间穿梭往来，与他的朋友们克拉万、格莱兹、罗歇、瓦莱兹、杜尚、玛丽·洛朗森和伊莎多拉·邓肯同甘苦共患难。他每天作画、写作，去瑞士的伯尔尼探望他的孩子们，赴洛桑请一位神经病医生为他作治疗。他在苏黎世见到一位戴单片眼镜、个头矮小的男人——特里斯坦·查拉，这位法国古巴混血儿正在为撰写有关他的书而做着准备工作。
在桑德拉斯眼里，特里斯坦·查拉是一位“为艺术而艺术的冒险家”，是流亡在瑞士的各种类型的间谍、所谓的艺术家及和平主义者们的中坚人物。
杜尚几乎是所有断臂伤员中惟一存活下来、没有被处决的人。然而，他与其他人一样，被战场上纷纷落地的炸弹爆炸吓得神经稍有错乱。以特里斯坦·查拉为中心的达达主义者们经常在苏黎世伏尔泰酒馆聚会，克拉万、杜尚和毕卡比亚三位超现实主义者经常来往于纽约的沙龙。他们虽然身在异地，却有着一个共同的主张：反对战争。遗憾的是在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他们的这一主张完全不能被接受，甚至连听也不爱听。
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二）达达文学社
我反对动武。但是我既不反对也不赞成持续不断的矛盾与【创建和谐家园】，对此我不予解释，因为我生来憎恨讲解道理。
特里斯坦·查拉
在远离纽约的大西洋另一侧——战火纷飞的欧洲，有两个人正在下国际象棋。一位45岁，高颧骨、秃头，蓄着两撇小山羊胡子；另一位，20岁刚出头，脸色蜡黄，近视眼，戴单片眼镜，一绺黑色头发覆盖在他的前额。
年长的是俄罗斯人，年幼的是罗马尼亚人。他们在苏黎世的伏尔泰酒馆。罗曼·罗兰、詹姆斯·乔伊斯和乔治-路易·博尔赫斯也在该市。
正在下棋的两位除了共同爱好国际象棋、对席卷欧洲大陆的战争反感和使用匿名之外，没有其他的共同之处。他们是革命家列宁和诗人查拉。
他们中的一位去了瑞士的一个名为齐美尔瓦尔德的城市。1915年9月，社会党人的代表集中在距离伯尔尼不远的这个村庄，发表了一个宣言。他们在该宣言中众口一词地强烈谴责由大国发动的帝国主义战争，但是远未主张实行和平主义。
另一位却从内心深处反对战争，不仅仅反对发生在眼前的战争，而且反对所有的战争。然而，他没有参加为和平而斗争的团体或政党，他的革命思想还不如身在纽约的杜尚、在巴黎的布勒东和阿拉贡坚决与彻底。因为特里斯坦·查拉最关心的事并非政治。在战争的特殊时期，他还关心点儿政治，而在其他时期，他最关心的绝非政治。他们到伏尔泰酒馆聚会的时期，查拉无疑还只是一个毫无纪律观念，热爱弗朗索瓦·维龙法国抒情诗人。、弗朗索瓦·萨德1740—1814，法国作家。、洛特雷阿蒙和马克斯·雅各布的毛头小伙子，但是他来苏黎世的目的并非是搅乱世界，而是从事学业。
达达（特里斯坦·查拉）出生于1916年2月8日下午6点钟。“达达”一词是人们用一把裁纸刀闭着眼睛随便在字典中点出来的，只是法国儿语中的这个词，没有任何实质意义，这正是它被选中的原因所在。如此不带任何倾向性地随意选择文学流派名称的做法，反映出该运动创始人思想的荒谬与滑稽。罗马尼亚人特里斯坦·查拉和马塞尔·让科、德国人雨果·巴尔、克里斯蒂安·沙德和理查德·胡森贝克及德国诗人雕塑家让·阿尔普不仅反战，而且反对导致战争的文明。他们极力鼓吹寻求绝对，反对祖传的工作、家庭、祖国和宗教等沉重的精神枷锁。
由雨果·巴尔创建的这个文学帮派经常在伏尔泰酒馆聚会，参加的人中有诗人、作家、画家和大学生，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流亡国外的反军国主义者，其中许多人还是革命者：除列宁之外，卡尔·拉戴克和维利·明策贝格也常去伏尔泰酒馆。
雨果·巴尔常常组织一些音乐、绘画、诗歌、带面具舞蹈、击打乐器混合一起的新型娱乐节目。参加者的一切活动均必须是即席、自发、出自本能。他们创作的作品比波德莱尔、兰波、雅里和洛特雷阿蒙放荡不羁的作品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当场吟诵的诗歌并非必须写出来，也可以即席口头创作。他们在自己创作的诗词中，加入其他诗篇的片段或者黑非洲歌曲歌词的片段。艺术家们一起边用各种餐具器皿敲打箱子、盒子，边声嘶力竭地喊叫，有的吟诗作画，有的唱歌跳舞，围观的群众也被拉进他们的娱乐队伍中同他们一起玩耍。查拉在达达画廊中组织毕加索、马蒂斯和德朗的绘画作品与阿尔普的粘贴画的展出，对它们进行对比研究。
《伏尔泰酒馆》杂志于1916年6月份诞生，发行了500份。该杂志刊登了马克斯·奥本海默、毕加索、莫迪利阿尼、阿尔普和让科的一些绘画插图以及阿波利奈尔和意大利本来主义诗人马利奈蒂的各一首诗，还有胡森贝克、让科和查拉首次的共同创作，可以同时用德语、法语和英语演唱的歌剧《海军上将租房子》。雨果·巴尔在杂志的社论中，透露了一份国际性杂志《达达》出版发行的消息。
首场达达晚会于7月14日举行。其节目内容包括：黑非洲歌曲、达达音乐和舞蹈、混合语言的舞蹈史诗以及立体舞蹈。
几天之后，特里斯坦·查拉在伏尔泰酒馆宣读了《安替比林先生的首次天堂冒险》中的一部分《安替比林先生的宣言》。1920年，这一作品被收入达达作品汇编，在巴黎再次发表，其中增加了马塞尔·让科的一些木雕插图。查拉邮寄了几套汇编到纽约。达达运动就这样传到了美国。安替比林是作者经常使用的一种治疗神经病的药物，而查拉借天堂冒险的方式发表了达达运动的首部宣言：
达达就是我们的强力所在，正是这一强力将德国婴儿的头颅挑在刺刀尖上；达达就是既无拖鞋也无类似东西的艺术……我们十分清楚我们的头脑将要成为柔软的靠垫，我们反对教条主义，同样也反对官僚阶层，我们唾弃人道说教。我们没有自由，所以我们坚信没有纪律管束、没有道德教唆的自由是十分必要的。达达主义仍然局限于欧洲弱者的范围之内。虽然它现在还仍然十分弱小，但我们希望从现在起让艺术的动物园被装点得五彩缤纷。咚咚锵！嘿啵哈啵！嘿啵哈啵！
［摘自1979年让-雅克·波韦尔作品中引用的特里斯坦·查拉的《达达宣言》］
1917年7月，达达杂志第一期《文学艺术集》出版发行，接着出版了达达杂志的第二期与第三期。不久之后，由于《伏尔泰酒馆》杂志的创始人先后离去而使该杂志的力量大大削弱，但是特里斯坦·查拉仍然在毕卡比亚的鼎力相助之下，发表了《1918年达达宣言》。他们二人在1919年1月会面之前，书信来往经常不断。
这篇宣言在整个欧洲将产生巨大影响，特别是在法国，未来的超现实主义者们将双手赞成实行暴力，提倡敢说敢干，提倡彻底摧毁这个早已过时了的旧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