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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家庭尽管十分奇特，但无论怎么说也算是一个家庭。两位年轻人经常站在苏珊的身边看她画画，一位是儿子，另一位是丈夫。这两位年轻人也经常一起作画，相亲相爱，情投意合。他们之间的情和爱是同事之情、兄弟之爱。从这个角度讲，无论众人如何议论这个家庭，无论人们有多少闲言碎语，这幅家庭之画还算和谐。
长期以来，由于莫里斯的缘故，苏珊一直过着十分放荡的生活，导致莫里斯年纪轻轻就染上了酒瘾。蒙马特尔区具有正常生活的青少年们白天都外出工作，只有晚上才喝酒，而郁特里罗却是不分白天晚上地喝。这对他母亲是巨大的不幸，对他本人是长期的折磨，对周围的邻居则构成无边的恐惧。为了强迫他停一会儿，于特尔和瓦拉东把他关在屋里，此时他开始歇斯底里地喊叫和【创建和谐家园】。他花样翻新地咒骂其母亲及继父，将自己创作的绘画撕得粉碎，不分青红皂白地将室内的东西全部从窗户抛出。彻底绝望了的瓦拉东经常歇斯底里地大发作，或者疯狂地吹奏手头的乐器。丝毫不懂乐谱的郁特里罗，却夺过他母亲手中的笛子，只会用手指堵住孔，用足平生力气吹出刺耳的一个单音。邻居们对他的行为难以忍受，只有一个愿望：赶快设法让他学习画画吧!尽快设法让他安静下来吧!
苏珊在圣阿纳找了一位心理医生为儿子检查，医生对她说：“您必须给他找个事做，让他离酒远点儿。”遵照医生的嘱咐，如同几年之前德加为她所做的那样，她鼓励儿子学习绘画。她把他关在一间屋子里，给他许多明信片，对他说：“你把它们都画完，我就给你开门。”
郁特里罗开始学习作画。作画时，他精力十分集中，废寝忘食，似乎任何事都没有他正在干的事情重要。但一旦手中的活儿结束，便旧病复发，贪杯不止。
他讨厌在外作画，因为他人的目光让他有一种泄露隐私的感觉，使他十分不自在，难以忍受。偶尔在外作画时，为了不被人窥探，他总是背靠墙根。如果有人坚持要看，他就转过身背对着来人，后者在他的怒斥与责骂之下，只好一溜烟儿逃走。在对热切地渴望看他作画的追求者们给予非难和责骂几年之后，郁特里罗画出的蒙马特尔风景仍然只是一些按照明信片上的图案【创建和谐家园】出的画面。
弗朗西斯·卡尔科亲眼看过郁特里罗作画。他在描写郁特里罗作画时的神情时写道：在从自己捡来的调色板中仔细地挑选应该使用哪一块时，他的神情十分专注、严肃而安详；在放大画作的版面时，他使用圆规与尺子在其作画台上又量又画，态度十分小心谨慎、认真仔细。罗朗·多热莱斯也是郁特里罗的朋友。他描述郁特里罗对其【创建和谐家园】作品的准确与精确度的要求过于苛刻，几乎到了病态的程度：
他对其【创建和谐家园】品相对于原作的忠实程度从不满意。他连盖屋顶的瓦片、砌墙面的石块的数量都要求完全准确。调色时，他为调不出理想的颜色而大发雷霆，以致将颜料管砸碎。在他想配出粉笔白时，他说：“这些外墙不是银白色的吗?哎呀，不对。可也不是铅灰色呀……它们是石膏白……”为房子上涂料时，他产生出一种古怪的念头，使用胶加石膏粉制成的混合涂料刷墙。他经常以教堂为主题作画，他向我们说过：“我喜欢画教堂。”(图2)
［摘自1947年发表的罗朗·多热莱斯的《一群放荡不羁的艺术家》］
星期五是个非常安静的日子。郁特里罗十分喜欢这一天，原因仍然是他喜爱教堂。他尤其喜欢兰斯市的大教堂。他对圣女贞德有一种特殊的崇拜之情。在郁特里罗的抽屉里、书架上，放满了与这位圣女有关的纪念章、半身像以及各种各样的纪念物品。他用每个星期五的全部时间为圣女祈祷。
星期六，又是他地狱般快乐——狂饮——的日子。一位医生收留过他几个星期。后来这位医生悄悄地向弗朗西斯·卡尔科透露说，郁特里罗一天喝酒多达八至十升；一天晚上，在把他家从地窖至阁楼的酒全部喝得精光之后，他闯入主人夫妻的卧室，将那里仅存的五瓶香水也一口气喝光。
蒙马特尔布特山上的孩子们为他起了个外号——利特里约。喝足酒之后，这位画家在大街小巷中溜达，双肘夹腰，做出跑步的姿势，口中发出“突突突，突突突”的响声，同时吐出想像中的烟雾，以此模仿魔鬼火车的到来。这时，蒙马特尔的孩子们都远远地跟在他身后，模仿他的步伐。他对自己说：这辆火车刚从地狱返回，在这世界上只剩下了一个人活着，就是他郁特里罗。突突突，突突突……折腾够了之后，他回到家里，把玩具火车用铁轨铺在地上，玩起了玩具火车，这一回可是现实中的真火车——哪怕它是玩具。
诗人安德烈·萨尔蒙讲过，有一天，郁特里罗成功地避开其母亲与继父的监视，口袋里装满了放烟火爆竹用的一切必要东西，躲进蒙马特尔的一家旅馆。他一个人在一个房间里，放起了烟火。最后房子着火了。消防队员和警察很快包围了这座旅馆。外面的人“着火了，快救火啊!”的叫喊声此起彼伏，而郁特里罗在房间内却无动于衷。
不久以后，弗朗西斯·卡尔科出版了一本有关郁特里罗的书。得知书中断言自己有精神病后，可怜的莫里斯公开疾呼自己没有发疯，但无济于事。由于坚决不同意卡尔科在书中描绘的自己的形象，他将自己用两道锁反锁在科尔托大街的画室内，在窗外挂了十几幅画。画的背面写着：卡尔科先生说我是疯子。不，我不是疯子，我是酒鬼。
在遭到苏珊·瓦拉东愤怒的斥责之后，蒙马特尔各家酒吧全部拒绝莫里斯入内。于是，他便躲藏在大教堂街或者金酒街的碾磨机中自我陶醉。他回到家时，鼻青脸肿。次日，他的母亲收到前一天发出的一张明信片。是她儿子寄的，上面只写了一句话：“没醉!”莫里斯对他的这一做法十分欣赏，非常得意。
身无分文时，莫里斯用一幅画换一杯苦艾酒，或者坐在人行道边上向过往行人散发他的绘画作品。几个法郎就出售一幅他亲笔题词的画，甚至还送货上门。在皮加尔街的一些小小店铺，例如退休肉铺老板雅克比的店铺和原为摔跤运动员、现改行从事贩卖艺术品的苏里埃老爹的店铺，郁特里罗作的蒙马特尔风景画的价格更加便宜。
他的作品终于能够出售了，郁特里罗可以时不时地有一点儿零用钱了。于是他得救了，但这应归功于原来住在拉菲特街的老糕点师傅克洛维·萨高特的热心帮助。很久以前，克洛维·萨高特曾经把他在药店地下室发现的糖果及糖浆送给艺术家们，于是他和他们建立起了密切的联系。据许多艺术家(包括他的顾客毕加索)讲，克洛维·萨高特自称是版画商，其实，他只不过是一位旧货商而已。然而，无法否认他对绘画的确懂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由于他迅速地领悟到从绘画买卖中能够获得丰厚的利润，克洛维·萨高特立即散发了下面那种遣辞造句十分模棱两可的广告。
克洛维·萨高特以很小的投资起步。他提议收购郁特里罗手中的全部绘画作品：小规格的5法郎一幅，中等的10法郎一幅，最大的20法郎一幅。莫里斯立即抓住这一出乎意料的机遇，因为这样一来，他又可以狂饮了。从此，他愈加勤奋作画，同时也愈加狂饮无度。后来在其母亲苏珊·瓦拉东的鼓动下，他离开了萨高特。母亲把他托付给了另一位商人——利博德。利博德从前是一位马匹拍卖估价师，现在负责一家杂志社。他同意照管莫里斯，条件是母亲做担保人。协议签署之后，他开始对莫里斯进行戒毒治疗。然而，毫无结果，徒劳无功。母亲的再次努力又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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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几年，塞纳河左岸的蒙巴那斯同蒙马特尔一样也成为艺术家们聚集与活动的中心。当时的画家均十分喜欢的模特儿基基来到了郁特里罗的画室。阿丽丝-潘·藤田、基斯林、曼·雷以及其他许多画家都以这位天真活泼、爱开玩笑的年轻姑娘为模特儿作过画。全世界都熟悉她那放荡不羁的风度及娇柔的倩影。一天，她来到莫里斯·郁特里罗的画室，莫里斯也同意为她画一幅肖像。
他让基基摆出要求的姿势站在其画架前面，他画了足足三个钟头。结束之后，蒙巴那斯的这位名模特儿提出，她是否可以看一眼他刚画好的肖像。
“当然可以。”郁特里罗十分坦然地回答道。
说完，他便离开了画室。女模特儿走上前去，想仔细端详郁特里罗的画，可是她惊呆了。她突然爆发出一阵狂笑，那是塞纳河左岸蒙马特尔地区的所有酒馆都十分熟悉的狂笑。她再次俯下身去想核实一下自己是否看错了。然而，她完全没有看错。画布上画的既不是她的脸，也不是她的身体。郁特里罗用了三个钟头画出的，竟然是一座小小的乡间农舍。
I 蒙马特尔山丘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一）蓝色人生
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一样，目前在法国也有许多外国人。他们给其收留国带来他们孩童时代最鲜活的感受，并且丰富了接待国的思想宝库，还为其接收国引进了诸如巧克力和咖啡之类的物种，大大拓宽了我们饮食中美味佳肴的领域。
纪尧姆·阿波利奈尔
芦笛声悠扬的蒙马特尔、加莱特风车旋转的蒙马特尔和到处翩翩起舞的蒙马特尔，归根结底还是法国国民的蒙马特尔。仅从蒙马特尔的上述名字中，人们就不难看出它代表了一个地方、一个时代，以及一些人物的优美、雅致及其魅力。这个地方就是位于蒙马特尔圣心大教堂东侧的代尔特广场。这个时代即19世纪和20世纪交接的时代，而这些人物即布律昂、图鲁兹·劳特累克、拉·古吕、瓦拉东、郁特里罗、卡尔科、罗朗·多热莱斯……
除了他们之外，近几年来，这里还来了一些外国人、一些艺术家，然而他们不仅仅是艺术家。
第二帝国时期的法国鼓励【创建和谐家园】来法国，目的是利用他们从事新的建筑工程。那个时期，采矿业和冶金业都发出大量的招聘广告，聘用外国志愿体力劳动者。一些农场主也聘用外国人从事农业生产。于是，许多波兰人、罗马尼亚人、外国的大学生，许多逃避独裁统治者迫害的知识分子与艺术家，还有许多犹太人纷纷涌进法国。在接受【创建和谐家园】方面，法国早有好名声：1791年法国率先授予了在法国国内的犹太人公民权，允许他们同法国人享有平等的权利。法国由此获得的良好形象跨越国界，世人皆知。20世纪初，法国成为自由平等、宽容大度、讲究人权国家的化身。数百名画家、作家共同生活在那里，因为在此他们可以自由地使用各自丰富的语言与方式表达他们的感受。而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他们无此权利。因而，诞生于塞纳河两岸的蒙马特尔和蒙巴那斯两个巴黎大区的现代艺术，其实是许多国家文化与文明混合而形成的结晶。
早在1824年，波尔多就接纳了在他们国内已经被窒息到销声匿迹地步的西班牙著名画家弗朗西斯科·戈雅franciscogoya(1746—1828)，西班牙画家……20世纪初，另一名西班牙画家来到法国，他就是后来成为大名鼎鼎的世界级著名画家的毕加索。
毕加索抵达法国时年仅19岁。10岁的时候，他的绘画技术可以同他绘画课的老师媲美。14岁时，父亲拒绝他继续学习绘画，当时他的实际能力已经远远超过所学的技术。由于能力出众，16岁时被接纳为马德里皇家科学院院士。他到达巴黎时，已经不再是一位神童，而是手艺高超的成人了。
他对法国毫无了解，初次来，并没有打算久居。他之所以离开故乡，是因为觉得故乡太穷，视野太窄小，家庭气氛十分压抑，希望能外出透透气，缓和一下郁闷的心情。如果有一天他决定长期地越过比利牛斯山、离开西班牙的话，那也是为了前往英国，去追随英国的拉斐尔前派的画家……
毕加索来巴黎的目的是参加1900年世界博览会。他的作品之一《最后时刻》被选中，代表西班牙来巴黎参展。在此次博览会期间，他遇见了许多画家，后来这些人成了他在蒙马特尔的挚友。于是他决定留下来。
在一幅签有日期的画中，他画的是他与朋友们在这次世界博览会会场的门前。这幅画表现出当时他在那一伙人中的地位：他是所有人中的老大。他个头儿比其他人小，但比其他人胖，线条十分清晰，旁边写着：我。
其他五个西班牙人臂挽着臂：皮高特、拉蒙、卡萨斯、米盖尔·郁特里罗、卡萨热马斯。还有一位女士，名叫路易丝·雷诺阿，做模特儿时的名字叫奥戴特，她是毕加索的情妇。
这些西班牙人对法国已经比较了解，对蒙马特尔已经十分熟悉。早在巴塞罗那的时候，为了纪念巴黎“黑猫”酒吧chatnoir,1881—1898年间巴黎蒙马特尔的一家酒馆，由鲁道夫·萨利斯创办，一些诗人和画家经常在此聚会与活动。——译注，他们开了一个咖啡酒吧，起名为“四只猫”。毕加索正是通过在“四只猫”咖啡馆内到处张贴的招贴画，发现了欧洲文化、印象派和塞尚、高更paulgauguin(1848—1903)，法国画家，后期印象派成员。、罗丹augusterodin(1840—1917)，法国雕塑家。……(图3)
他的朋友们都住在蒙马特尔，于是他也来到蒙马特尔。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画家伊西德·努奈尔将自己在加布里埃尔街gabrielle，位于蒙马特尔圣心大教堂南侧半山腰。的画室让给他，另一位西班牙人马尼亚克将自己在克里西大街clichy，位于蒙马特尔圣心大教堂西南侧半山腰。公寓套房中的一间卧室让给他住。蒙马特尔很快就熟悉了毕加索那矮胖的身影、目光炯炯的黑眼睛上方长长的刘海儿，以及从他那短短的欧石南根烟斗中冒出的袅袅上升的淡灰色烟雾。
人们常常见到他和老朋友马尼埃尔·帕拉里斯、加泰罗尼亚作家杰姆·萨巴尔泰斯在一起，后者一直是毕加索忠实的朋友，直至他去世。毕加索在努奈尔的家居住的时期，他从“四只猫”时代就认识的朋友卡萨热马斯同他住在一起。
卡萨热马斯也许是在蒙马特尔的西班牙艺术家们当中最关心“政治”的，他和极端自由主义运动有来往。1900年，在巴黎的一批西班牙人联名签署了一份【创建和谐家园】书，要求释放在马德里被监禁的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们。我们在此【创建和谐家园】书上毕加索签字的旁边，发现了卡萨热马斯的签字。也许正因为此事，在以后的一段时期内，法国警察怀疑毕加索属于无政府主义运动的成员。尽管他同情无政府主义运动、同情这一运动的某些辩护人——例如弗朗西斯科·费雷尔franciscoferrer(1859—1909)，西班牙革命者、教育家和出版商，无政府主义者、反教权主义者。，但他并没有参加这一运动。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怀疑是错误的，没有充分根据。然而，1909年费雷尔被处决的确激起了他极大的愤慨与反感。
卡萨热马斯不仅热爱政治，而且十分敏感、脆弱和多情。他爱上了一个在蒙马特尔为画家做模特儿的年轻姑娘热尔梅娜，但他只是一厢情愿。求婚失败后，他决心【创建和谐家园】，以求解脱。为了改变其思想，毕加索将他送回西班牙。接着，他重新回到法国。回来的当天晚上，他请了几个朋友在克里西大街的一家餐馆共进晚餐，热尔梅娜也在被邀请者之列。卡萨热马斯向大家宣布说他将永远地离开法国，回西班牙去。热尔梅娜也不反对。画家多次向她建议同他结婚，但姑娘总是耸耸肩膀，不置可否。卡萨热马斯不耐烦了，从衣袋中拔出【创建和谐家园】，朝热尔梅娜开了枪，但未击中，于是他向自己的太阳穴开了一枪。
朋友的死对毕加索震动极大，他画了数幅画表现这一惨剧，其中《卡萨热马斯之死》(1901)(图4)和《灵柩中的卡萨热马斯》(1901)最为著名。《留发髻的女人》(图5)中那冷酷的目光与紧闭的嘴唇，形象逼真地反映出了卡萨热马斯死后热尔梅娜的神情。
卡萨热马斯的死成为毕加索创作的转折点。在这之前，他以图鲁兹·劳特累克风格绘画，他十分欣赏他在“四只猫”酒馆中发现的这位艺术家。毕加索选择的无论人物还是主题都是这位长者认可的，使用的颜色均为人民大众喜爱的鲜亮色彩。1900年作的《加莱特风车》便是一例。自从朋友不幸离开人世之后，他逐渐抛弃了这一风格，其作品侧重反映的是悲惨的事件和凄凉的内心世界。这样的风格与当时在蒙马特尔的那一帮西班牙人生活的贫困窘迫、心情的忧郁寡欢相吻合。这就是毕加索创作史上的“蓝色时期”。
这个时期的作品反映出画家刚到巴黎的那个阶段，精神生活十分贫乏，心情既悲伤又苦恼。他多次赴圣拉扎尔的女子监狱探视那里的犯人，因此在他的作品当中常常出现女犯人。这充分表明，毕加索在那个时期对当时社会生活中呈现出的悲惨与痛苦比较感兴趣。
蓝色既符合画家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悲观看法，也符合他当时的工作条件——在夜深人静之时，单独一人封闭在画室内，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从事创作。
他和朋友们一样，经常向自己提出以下三个问题：如何生活?如何绘画?如何饱腹?
他们中最富裕的要算雕塑家帕克·杜里奥了。帕克·杜里奥曾经是高更的学生，同时也是他的朋友。他拥有在波利尼西亚群岛马尔吉丝岛流亡者的一些素描画、水彩画和15幅油画。正是他介绍毕加索结识了高更。帕克经常留朋友在他家住宿、吃饭。别人不来，他就出去与他们聚会。他常常在毕加索的门前放一块面包或一盒沙丁鱼罐头。他最割舍不下的就是朋友，临终前，他留下的最后遗言是：“十分遗憾的是，再也不能和朋友们在一起了。”
从帕克的慷慨中受益最大的并非毕加索，而是一位加泰罗尼亚人——马诺鲁。此人黑头发、黑眼睛，虽穷困，但十分忠诚，遇事办法多，很乐观，机灵活泼得像个孩子。只有他同毕加索讲加泰罗尼亚语。马诺鲁爱好雕塑，但由于缺乏胶泥和其他必要材料不能从事雕塑，才被迫从事绘画。人们很佩服他的勇气，因为没有人买他的画，但他仍然坚持不懈地画。他三天两头吃不上饭，哪里能睡就睡哪里，见到什么就偷什么。
一年夏天，帕克把自己的房子借给马诺鲁住。当帕克外出几个星期后回来时，雕塑家强装笑脸迎接他归来，把钥匙还给帕克之后，悻然离去。帕克在屋里转了一圈，一切都未变，惟独高更的画全部不翼而飞了。无疑，马诺鲁把它们全部卖给了沃拉尔德ambroisevollard(1868—1939)，法国画商、收藏家、法国艺术出版商……
一天，毕加索对他的朋友说：
“你呀，将来上刑场，都没有人能够处决你。”
“为什么?”
“因为你太逗人，他们会乐死的!”
他简直成了不劳而获、玩着混吃混喝的【创建和谐家园】，他掌握着一整套炉火纯青的专门技术。他天天在做弥撒的圣地演练其手艺。来巴黎后，他首先参观的就是教堂。他以做弥撒者的身份小心翼翼地做出不知该往哪里坐的样子，此时从教堂昏暗的大殿角落走来一位妇女，她递给他一把椅子，他给了她一个铜板，他就座之后，她却消失不见了。于是，马诺鲁也模仿那个妇女的样子，向来人递上椅子，无数遍地重复着同样的花招，赚取几个零用钱。他在这同时，还可以获得比在盛圣水的碗中浸泡过的圣体更加实惠、更加富有营养的食物。
不去教堂时，他就玩抽奖、碰运气。他挨门挨户地敲蒙马特尔所有人家的门，向他们出示一幅他计划雕刻的大理石半身像的草图。
“一个号，100生丁!”
他用一个带编号的硬纸卡片换一个币。但买卡片者中无人能够中奖，因为那个半身雕像根本就不存在。当人们问他中奖号码时，他回答说：“萨尔蒙的号码!”
这样混了几年之后，他有钱购买从事雕刻所需的材料和工具了。卡恩维莱daniel-henrykahnweiler(1884—1979)，祖籍德国，法国艺术作家、油画商。经常买他的雕塑作品。一天，卡恩维莱来订货时，马诺鲁企图狠宰他一下。在谈到其中的一件雕塑作品时，马诺鲁要求画商加钱。
“为什么?”画商问。
“因为它将比其他的好。”
“您常这么讲。”
“这一次，是真的。”
“咱们以后再说吧……”
“这样，我没法干了。”
卡恩维莱不仅仅是商人，也是审美家，是艺术家们的朋友。而马诺鲁不了解这一点。他坚持说：
“这一件雕塑作品将比其他的大，我需要用的材料比其他的多，您也能卖出比其他的更高的价钱。”
“它将比其他的大许多吗?”
“是的，非常大。”卡恩维莱多付了他几张票子。此时，马诺鲁乱蓬蓬的黑发下，那双黑眼珠乐得闪闪发光。
夏末秋初，卡恩维莱收到了这位西班牙人的雕塑作品，是一个蹲着的女人，不大不小，同他以往买的作品一般大小。画商召见马诺鲁，说：
“您反复地强调这一件作品比其他的大。”
“情况确实如此。”
“但我怎么也看不出来……”
“您没有看清楚……”
马诺鲁站在其作品前。
“这是一个女人……”
“我知道。”
“这个女人是蹲着的……”
“我知道。”
“可是，如果她站起来呢?”
“如果她站起来?”卡恩维莱疑惑不定地重复道。
“是啊，如果她站起来，她不就大了吗?而且大许多!”
西班牙人毕加索要比整天泡在酒吧的那些人混得好一些。他找到了一个谋生的可靠办法：作画，卖画。那时，他已经表现出自己与其他人既相似又不同。所有在蒙马特尔成长起来的艺术家当中，毕加索不仅是最富有的，而且是手头儿拮据时间最短的一个。
同马尔古希、格里斯、凡·东根、瓦尔诺以及其他画家一样，毕加索也把他的一些幽默画送往“奶油碟”、“巴黎的呼唤”和“喧闹堂”这些有名的画店，对此，他十分自豪。他藐视“第二职业”，他说：“当我有话需要说、有思想需要表达时，我必须表达出来，我忍受不了任何屈从。”他总是在家等待画商来取他的绘画作品，而从不接受为报社作画的建议。
刚到巴黎时，毕加索的同乡马尼亚克主动把自己位于克里西大街的一套房内的一间卧室让给他住，并且每月付给他150法郎，条件是他作的画全部给他。钱虽然不多，但起码他不必忍饥挨饿了。
在毕加索保持图鲁兹·劳特累克绘画风格期间，马尼亚克一直坚持不懈地支持他。但当他进入“蓝色时期”后，画商就弃他而去，理由是：他的作品卖不出去。在此情形下，毕加索被迫下决心同那些与水果蔬菜商贩类似的小画铺主共事。
这些人大部分是旧货商，他们将商品摆在店铺前马路的人行道上。逛马路的人也许能在旧熨斗、旧衣物和破烂不堪的小推车堆中，发现郁特里罗、毕加索或杜瓦尼埃·卢梭的绘画作品。
同其他人一样，毕加索也不得不与利博德和萨高特打交道，而且同那位郁特里罗早已领教过的萨高特打的交道更多。
同这位昔日的糕点师的初期接触还比较容易。他热情、圆滑，很好说话。再说他确实十分喜欢画，起码是十分喜欢绘画中的色彩。然而，一旦涉及钱，事情就难办了。他不直截了当地谈事情本身，总是兜圈子，拐弯抹角地将你引导到他最感兴趣的话题上。每次他来找毕加索时，总是手捧一束鲜花。他一边十分客气地将鲜花献给画家，一边问道：
“喜欢吗?”
毕加索点点头。
“您能画这束花吗?”
西班牙人低声嘀咕着什么。
“可以吗?”
“我不知道……”
“可以，怎么不可以呢?多么漂亮的一束花呀!”画商以十分欣赏的口吻大声感叹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