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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酒馆大厅的另一端，一位年轻人一直竖着双耳，专心致志地为毕加索窥听着周围人们的谈话。
他坐在吧台、老板利比翁的对面，摇晃着他那系至脚脖子的飞行员皮鞋，笔挺笔挺的红裤子上挂着黄皮小环，配上黑色上装，效果特别好。他的衣袖上装饰着白色花边，手中漫不经心地摇晃着他那顶淡紫色的头盔。
他从战场回来，首先被派往巴黎军需处，后来被调往由艾蒂安·德·博蒙指挥的救护队，他感觉这份工作棒极了。
刚刚推开门进了罗童德酒馆的弗拉芒克，经过厅中央时就认出了科克托活跃而优美的双臂。
他径直地走到萨尔蒙和卡尔科身边，他们正并排坐着，一边端详着那位尊贵的士兵，一边说笑。
弗拉芒克小声地说：“他是毕加索和马克斯·雅各布的精神之子，但被寄养在安娜·德·诺瓦耶家里。”
萨尔蒙举起他的酒杯。
“为沙龙中的阿里耶尔干杯！”
卡尔科与他碰杯。
“为老年妇人们的红人干杯！”
接着补充说：“为香喷喷的理论家干杯。”
“为轻浮浅薄的王子干杯！”弗拉芒克最后说。
这是五年前（即1910年）科克托发表的一本书的题目。这本书几乎没有受到塞纳河左岸的画家与诗人们的赏识。因为他们讨厌右岸的【创建和谐家园】们搞的任何东西，哪怕他们脱离原来的党派。科克托本人强行加入一个不愿意接纳他的圈子，在那里扎了根，而且成为几乎所有人的知己，但前些年的现实没有得到丝毫改变：他仍然被人看做局外人。
弗朗西斯·卡尔科承认科克托的一大功劳：“如果没有让·科克托，谁能相信那些冒充高雅的人竟然能够接受立体主义呢？”据菲利普·苏波说，阿波利奈尔不怎么欣赏他，他说过：“你们不要轻易相信科克托……这是个善于弄虚作假的人，是个变色龙。”勒韦迪认为科克托是一个“反诗人者”，另外他“有暴露心里秘密的嗜好、爱模仿、有成就狂，是个狡猾的骗子”。安德烈·萨尔蒙对科克托的评价比其他人都更加严厉，更加不讲情面，他写道：“从右岸过来之后，他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与速度，哎！出租车！争取从此再也不在右岸出现。在他满口精细地道的方言令整日泡在罗童德奶油—咖啡酒馆里的人们折服之后，诗人……走了。”［摘自安德烈·萨尔蒙的《蒙巴那斯》］
马克斯·雅各布也批评科克托，科克托也鸡蛋里挑骨头，挑雅各布的刺：《摇骰杯》的作者是一位“天主教暴发户，是个事事插手的温柔而肮脏的人”或者“是厕所里的让-雅克·卢梭……”然而，这并不妨碍两人成为世界上最好的朋友。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在后面还将看到，在马克斯·雅各布被关在德朗西集中营期间，毕加索躲得无影无踪的时候，科克托却千方百计地设法要救他出牢笼，遗憾的是为时已晚。1942年，他也曾经为自己向维希政府求过情。正因为他的这一卑劣行为，使菲利普·苏波对他痛恨之极。苏波讲，他在1983年信件和手稿原件的公开出售会（在这次出售会上，他出让了《磁场》的手稿）上，发现了1942年2月科克托写给贝当的两封信。在让·马雷和科克托本人受到宪兵监视，同时成为与伪政权合作的新闻界的攻击目标之后，科克托请求贝当元帅出面调解，能让本该被禁止演出的剧作《renaud和armide》在法国歌剧院继续上演。苏波引述了信件的一些节选：
我已经与法国歌剧院商量，决定为该歌剧院写一部宣扬阁下教导我们的……大型抒情歌剧。我的一生无可指责，我的作品没有污点。我是达尔兰海军上将的表弟。元帅先生，我之所以向您提出上述请求，是因为我尊重您、热爱您。
［摘自菲利普·苏波的《遗忘的回忆》］
在1942年2月之前很久，超现实主义者们就十分鄙视让·科克托。安德烈·布勒东甚至为在其作品《漫步》中提及科克托的名字而请求大家原谅。他谴责科克托是个贪图名利地位、一心向上爬的疯狂野心家，千方百计巴结比波斯科公主、波莉尼亚克公主、欧仁妮皇后、罗马尼亚的乔治·基卡亲王的妻子李阿娜·德·布基，以及同他有着爱金首饰和逛沙龙共同嗜好的法国作曲家雷纳尔多·阿恩和画家雅克-埃米尔·布朗什。其实，蒙马特尔的诗人和画家们早已看透了他的一切。
让·科克托爱出风头，到处炫耀自己。他到达蒙巴那斯的时候，到处炫耀他的一件最漂亮的宝物——俄罗斯芭蕾舞剧团的一枚闪闪发光的饰物。
伊斯库斯特瓦芭蕾舞团于1898年在圣彼得堡成立。在俄罗斯舞蹈设计家福基纳的领导下，这个剧团招募到了一些画家和音乐家。1909年，该剧团在巴黎的夏特莱剧院站稳了脚跟。福基纳和塞尔日·佳吉列夫懂得如果想同古典芭蕾舞决裂，他们的剧团中就必须增加现代艺术家。从这个角度讲，他们是现代芭蕾舞的奠基人。他们同当时流行的音乐彻底决裂，由全新的作曲家为他们的作品配乐：奥里克、德法拉、米约、普罗科费耶夫、萨蒂、斯特拉文斯基stravinski（1882—1971），俄国作曲家，后来加入法国籍，接着又加入了美国籍……继巴克斯特之后，该剧团也同德朗、勃拉克和毕加索签订了参加布景设计的合同。
尼金斯基和卡萨维娜的演出引起了法国人对芭蕾舞的狂热……或者愤怒。1913年5月，在香榭丽舍剧院演出的克洛德·德彪西的《牧神午后前奏曲》，特别是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这真是可以与第一个《欧那尼》相媲美的大丑闻1830年2月23日首次在法兰西歌剧院演出维克多·雨果的剧作《欧那尼》或者叫《卡斯蒂里亚暴行》时，发生在剧院正厅里古典派与罗曼派之间的激烈争吵……全巴黎的艺术界和文学界的名人全部出席了：德彪西、拉威尔、纪德、普鲁斯特、克洛代尔、萨拉·伯恩哈特、利佳纳、伊萨多拉·邓肯……当然还有让·科克托，整个剧院似乎即将被出席的宾客们的华丽首饰与高档皮毛服装压垮。
幕布刚一拉开，争吵立即开始。整个大厅分成了两派：维护斯特拉文斯基和尼金斯基的舞台设计者为一派，其他所有人为另一派。这一边，人们在欢呼和鼓掌；另一边，在咒骂和用手杖敲打地板。观众的争吵声完全掩盖了音乐声。舞台上，镇定自若的舞蹈演员们若无其事地仍然在表演着。头戴大礼帽、手戴崭新的米黄色手套、身穿礼服的阿波利奈尔从一排排的座位间走过，当那些漂亮女人没有注意看他时，他挨个儿地亲吻着她们的手。《春之祭》的丑闻也可以同几个月前在独立派绘画博览会上展出立体主义派绘画作品时引起的轰动相媲美。
让·科克托像只到处采蜜的蜜蜂，正在坐收渔翁之利。
他在几年前就认识了佳吉列夫，并且在1911年与斯特拉文斯基相见。一年之后，他写了一部芭蕾舞剧《蓝色上帝》，由雷纳尔多·阿恩配乐，俄罗斯芭蕾舞剧团于1912年5月演出了这部舞剧。
从那时起，科克托心怀一个伟大理想：团结先锋派人物，给佳吉列夫提供他还缺的东西：让圣彼得堡剧团同画家合作。现在他成功了，这一合作激起了公众的愤怒，该轮到科克托出马了，他要成为新艺术甚至整个艺术界的总指挥。
在经过多次努力之后，科克托开始靠近立体主义。为此他必须会见阿尔贝·格莱兹，格莱兹将他介绍给金派艺术家。但这仅仅是开始，还远远不够。
到了蒙巴那斯一看，科克托立即意识到那里与他同等出色的人都已经到了前线，他出人头地的时刻到了，他写道：“该夺取巴黎了。”
巴黎是什么？巴黎就是毕加索。很早以前，科克托就已经开始揣摩他。让·科克托没有任何理由不浑水摸鱼乘机大捞一把，而这位艺术家是否能够归顺到自己的队伍中来呢？这支队伍必须是与马克斯·雅各布、皮埃尔·勒韦迪和纪尧姆·阿波利奈尔齐名的艺术界名人。于是，他开始为实现自己的目的努力奋斗了。他这位年轻人（当年他26岁）瞄准选中的对象下手了。每当有机会，他就给毕加索送点儿小礼物，例如香烟，也常常给他写一些至悲至惨的信件，例如：“我亲爱的毕加索，必须尽快地为我画张肖像，因为我快死了。”
在爱娃去世前几个星期，他比较轻易地进了毕加索位于舍尔歇街画室的门。是埃德加·瓦莱兹帮的忙。诗人为此感叹不已：“我认为我是为数不多的有资格即刻进入你的领地，并且有资格用我的语言将它准确翻译的人。我认为咱们二人的方式虽然不同，但需求却是完全一致的。”［摘自让·科克托的《毕加索》］
从第一次拜访起，科克托一直抱有一个梦想：能够再去。因为和马克斯·雅各布一样，他已经知道毕加索是他一生中遇到的最伟大的人物。不幸的是，如果他想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必须去罗童德酒馆与他不十分理解的那一帮立体主义画家交往。尽管他们衣着破旧，谈话枯燥无味，但总是用鄙视的目光看待穿着讲究、漂亮与雅致的人。他的梦想是得到一幅由这位著名的西班牙画家签名的绘画作品。为达到此目的，他在所不惜。
1915年1月，毕加索为马克斯·雅各布画了一幅石墨肖像。此肖像的绘制手法与在同一年为昂布鲁瓦兹·沃拉尔德画的那一幅相似。这两幅画在瓦万街艺术家圈子里引起了犹如一枚重型炮弹爆炸产生的轰动：毕加索要放弃立体主义了吗？他要从事比黑非洲艺术还要古典的现实主义了吗？甚至贝阿特丽斯·哈斯丁在她的《新世界》中也谈到此事。
让·科克托想，既然马克斯·雅各布能做到，我为何就做不到呢？
但是，到底何时才能够获得这样的恩惠呢？好渠道只有一条……然而，说实话。这也不是什么新花样。科克托在看毕加索在爱娃病危期间画的《丑角》(图46)的时候，突然萌生出了这样一个念头。因为买下这幅画的莱昂斯·罗森伯格向他透露过，毕加索对马戏脸谱情有独钟。
科克托在柜台上放了一枚硬币，朝着利比翁微微一笑，以优雅稳重的动作从吧台前的高凳上下来，仔细拉平红裤子上的皱褶，右手捏紧紫色帽盔的系带，十分礼貌地向所有在场的人致意表示再见之后，离开酒馆，去完成在他聪明的脑海中已经形成的一整套计划。
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一）公鸡与小丑
我回到家。暴风雨很大，两天的时间内，我就失去了用两个月时间才获得的黑色。
让·科克托
让·科克托住在安茹街10号。他喜欢在这里接待来访的客人。维克多·雨果的重孙让·雨果正是在这里见到了他：
诗人站在他的男女崇拜者们中间，一手拿着电话听筒，想像着他的声音通过拖在地毯上的电话线蜿蜒曲折地传向对方，他的心情就激动不已。
［摘自1994年发表的让·雨果的《回忆》］
让·科克托正在这里向一批来访者们宣读他的诗作《好望角》。飞行员罗朗·加洛斯（rolandgarros）不仅为他的这首诗题了词，而且还为他创造机会，让他发现了在空中飞行的无限乐趣。
诗人科克托站在一张崭新桌子的后面。桌子上摆放着许多画出的花朵。他身穿黑色套装，系白色领带，在纽扣上别着一枝他人送的栀子花，他向大家保证每天换一枝。但它们不是来自巴黎，那太普通了，是来自伦敦。
他朗读完诗作之后，征求在场听众的意见。波兰雕塑家西普里安·高德斯基的女儿米西亚·塞尔特是佳吉列夫非常要好的朋友。她在戏剧演员罗兰·贝尔坦和画家瓦朗蒂娜·格罗兹的鼓励下，带头鼓起掌来。瓦朗蒂娜·格罗兹是让·雨果未来的妻子，正是她把让·科克托带入了蒙巴那斯艺术家的圈子里。身穿紧绷绷军服的军医安德烈·布勒东一言不发，科克托朗读结束后，他便离开了现场。
这一幕发生在科克托拜会毕加索之前。从那以后过了一段时间，他开始为实现自己的计划积极创造条件。
科克托打开衣柜门，在他为佳吉列夫的一部芭蕾舞剧准备的服装中，选择着对他此时此地最适当的服装。他最终选中了一套小丑服装：五颜六色带菱形图案的裤子和衬衣。
他将衣裤穿好。正准备出门，突然想到在处于战局下的巴黎，穿着如此华丽的服装到处游荡一定会给他带来麻烦。于是，他在稍微迟疑一下之后，在鲜艳华丽的服装外面套了一件下摆很长的大衣，但在脚腕处仍然露出一节小丑服装。他心想，如果有人问起，他就回答说他穿的化装服装……
科克托跳上一辆出租车，要求将他送往斯苏尔塞街。上楼梯时，他的心嗵嗵地跳个不停。毕加索将如何接待他的这位漂亮的来访者呢？服丧期是否妨碍他画温馨的画像呢？
诗人科克托按响了门铃。画家给他开了门。诗人脱下大衣，露出他的真实面貌：浑身花枝招展。画家一言未发，他既未在面朝蒙巴那斯墓地的窗口明亮处摆放任何画布，也不取任何的画板与画笔。科克托失望了。他在后来写这件事时，自我安慰道：
1916年，他（毕加索）希望为我画身穿小丑服装的画像。结果却是一幅立体主义肖像。
［摘自让·科克托的《毕加索》］
科克托再次来到毕加索家时，后者终于从爱娃逝世带来的悲伤中解脱出来了。继塞尔日·费拉特和伊雷娜·拉桂之后，真正给了毕加索安慰、抚平他心中创伤的是蒙巴那斯的一位年轻姑娘加比。但不久以后，毕加索抛弃了这位姑娘，向普瓦雷的一个时装模特儿帕克莱特敞开了他的心扉，接着他接纳了奥尔加。奥尔加成了他的首位妻子(图47)。
科克托耐心地等待着。由于当时毕加索的创作精力在别处，他只好请莫迪利阿尼和基斯林给他画像。
同桑德拉斯一样，在卡朗西战役之后，穆瓦兹·基斯林也退伍了。他在波兰作家的帮助下勉强维持生计。阿道尔夫·巴斯雷十分崇拜马诺鲁，他在自己家中出售马诺鲁的绘画作品。
基斯林总是穿着一件破破烂烂的蓝色工作服和给他在人行道上招来无穷无尽麻烦的一双凉鞋。他这些从波兰来法国时穿的衣服很快将进入历史博物馆，成为纪念品。他整天地无忧无虑，只顾吃喝玩乐，在不知不觉中养成他新同志的习惯，穿他们穿的衣服，性格也十分固执。战前他已经是这样的性格。1914年，他与另外一位波兰画家莱奥波德·戈特莱波决斗。没有人知道这场同胞兄弟互相残杀的原因是什么。决斗在王子公园进行，附近恰好有一条自行车训练的跑道，不少自行车运动员正在进行训练。安德烈·萨尔蒙是基斯林的见证人，戈特莱波的见证人是迭戈·里维拉。他们首先使用【创建和谐家园】，射击距离定为25米，每人打两发子弹。接着，双方使用马刀。基斯林从来没有使用过白刃武器，两把刀你来我往在空中飞舞，自行车运动员们中断了训练为他们鼓掌助威，观众的情绪激昂。双方的见证人要求中间休息包扎伤口。但这两位波兰人一致拒绝，愈战愈猛，持续一个小时，双方都受了伤。最后，戈特莱波的刀削下他同胞鼻子的一部分，战斗才宣告结束。满脸是血的基斯林微笑着朝观众大声喊道：“请大家瞧呀，波兰第四次被瓜分了！”
六个星期之后，奥匈联合向塞尔维亚宣战，这是波兰的第五次被瓜分。
在等待毕加索的心扉向他敞开期间，科克托有一天到了位于约瑟夫-巴拉街的基斯林画室。莫迪利阿尼也正在那里。两位画家应该为诗人画像了。科克托带来了一瓶杜松子酒和两瓶柠檬酒，因为他希望在他面前摆放静物。
“不可能！”莫迪利阿尼果断地说。
他不喜欢静物。
“……但我喜欢发出嘶嘶声响的杜松子酒。”说着，他夺过杜松子酒瓶，将柠檬水挤进酒瓶内，倒上喝了一杯，接着两杯、三杯，最后干脆直接拿起瓶子喝。
基斯林气得发疯。
科克托静静地等候着。
又过了几个星期，他高兴得发狂：毕加索决定要为他画肖像了。被一个聪明活泼的年轻人牵着鼻子走的毕加索，那时候知道他即将改变整个世界吗？当毕加索和科克托肩并肩、手拉手地共同闯入大世界的时候，他知道以前“洗衣船”的一切即将彻底地被埋葬掉吗？
他也许不是不知道。他与别人都不是不知道。这是莫里斯·萨克斯的观点。他解释了为何马克斯·雅各布和毕加索最早陷入科克托的圈套：因为他们当时需要“一位精明的广告宣传员”。他们为科克托提供他所需要的新先锋思想和先锋艺术，而同时也利用科克托擅长斡旋的才能。科克托是一位优秀的“活动家”，他们就利用他的这一长处。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的友谊仅仅是一种伪装，在友谊的言辞下实际上掩盖着深深的相互对立与鄙视”。
这样的说法或许有点儿过于夸张，但有其真实的部分。很快，人们就能看到他们之间的矛盾与对立。科克托和毕加索将一起为俄罗斯芭蕾舞剧团工作。后来，画家就同诗人之间有了隔阂、有了距离。格特鲁德·斯坦讲述了一个非常说明问题的故事。一天，毕加索在巴塞罗那加泰罗尼亚接受了一家报社的采访。谈话涉及了让·科克托。毕加索郑重其事地讲：这个人在巴黎很有名，所有时髦理发师的工作台上都摆放着他的诗。
法国的报纸发表了这篇采访谈话，科克托看到了。他千方百计要找到毕加索，让他就他的谈话作出解释。毕加索避而不见。为了扑灭这场可能毁坏其名誉的大火，科克托向一家报社宣布使用如此言辞攻击他的人不是毕加索，而是毕卡比亚。不幸的是，毕卡比亚进行了辟谣。科克托转身又向毕加索堡垒发起了进攻。他要求画家出面驳斥毕卡比亚的言论，但毕加索仍然保持沉默。
不久以后，毕加索和他妻子去剧院看戏，恰巧遇到科克托的母亲。这位母亲请求毕加索宣布在西班牙诽谤他的儿子的不是他。毕加索的妻子非常同情这位可怜的母亲，回答说毕加索的确没有使用那样的言辞谈论过让·科克托。
这样一来，诗人放心了，他们之间有关这次采访引起的【创建和谐家园】总算平息了。
然而，不久以后，新的乌云又开始笼罩在他们的头顶。在20年代毕加索开始接近超现实主义者们的时候，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下起了毛毛细雨。这些超现实主义者十分厌恶科克托的《屋顶鳏夫》。在西班牙战争期间与战争之后，毕加索明确地从政治上站到了左派一边的时候，他们之间出现了暴风雨般的尖锐对立。随着战争的来临，他们之间的暴风骤雨也爆发了：有点儿神奇般地成功躲避了被清洗的科克托走得更远，他竟然公开向阿尔诺·布里凯表示效忠……
过了很长时间之后，到了20世纪60年代，毕加索虽然也不拒绝他登门，但是永远也不会忘记他的所作所为。对科克托持此态度的不仅是毕加索一个人。弗朗索瓦兹·吉洛曾经讲过：他和保尔·艾吕雅在马赛附近的圣特罗佩saint-tropez，法国马赛附近圣特罗佩海湾的海滨浴场。时，有一条游艇开来停靠在塞内基耶家门前的港湾，科克托从游艇上下来。从来不喜欢他的艾吕雅对他十分冷淡。在科克托一再坚持下，艾吕雅冷冰冰地同他握了一下手。握了总比不握好嘛。这都值得科克托将它吹嘘为艾吕雅是他的“一位特别要好的朋友”……毕加索从未对他热情过。1952年艾吕雅去世之后，毕加索的态度有了少许的改变。
有一个任何人都无法回答的问题。
20世纪60年代，科克托在蒙巴那斯很红，还有另外一个诗人和他一样红，而且持续的时间或许还更长。他也是既写诗歌，也写小说、戏剧，其天赋多种多样，尽管他也十分擅长讨好沙龙的女士，但没有费多少精力就打入了文学艺术先锋和时代精英的圈子内，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从本质上讲就是他们中的一员。这是何人呢？他就是纪尧姆·阿波利奈尔。
科克托和阿波利奈尔从1916年起就认识了。起初，他们的关系中始终充满着怀疑与不信任。阿波利奈尔于1917年写给毕加索的信中说，他与科克托之间的关系稍有好转。这是因为年轻的科克托于3月份写的信中，完全拜倒在阿波利奈尔脚下的原因吗？
我向您保证咱们将共同工作，而且我过去就一直确信咱们的交往不会中断。请原谅我冒着别人认为“这位年轻人极力在为自己的前途铺垫”的危险一再坚持。我如此勇敢地、郑重地向您请求恢复咱们的关系，完全是为了咱们共同的事业。哪怕是您对我的不信任我也感到高兴，就像经过乔装打扮的泥瓦工遭遇到另一位高手，并且察觉到对方持保留态度，仍然敬佩他一样。
［摘自1991年发表的让·科克托与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的《通信录》］
或者可能是毕加索的干预呢？据科克托讲，是毕加索坚持要求他们两位诗人见面，并且互相合作共事。
我为我们如此重要的见面深感欣慰，也对毕加索全心地希望咱们和好非常高兴，他经常讲“但愿您与阿波利奈尔能够相亲相爱”。
［摘自1991年发表的让·科克托与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的《通信录》，1917年4月13日的信件］
科克托和阿波利奈尔之间的关系有【创建和谐家园】也有低潮。科克托抱怨阿波利奈尔认为他是个“可疑人物”，阿波利奈尔怨恨科克托企图夺取他取代马克斯·雅各布在毕加索身边的地位的可能性。说到底，是社会上的流言蜚语、传说中的故事，不断地给他们之间的关系增添阴影。
时间在流逝。科克托宣布要夺取处于战争期间的巴黎的时候，他心目中的目标是在巴黎的一个位置，而不是巴黎城市本身。这就是纪尧姆·阿波利奈尔从前占据，而随着他去世放弃了的那个位置。他们之间多年隔阂与【创建和谐家园】的深层根源就在于此：如果阿波利奈尔活着的话，科克托的命运会是什么样子呢？
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一）诗人的伤口
战争是野蛮生活的合法重现。
保尔·莱奥托
1916年3月17日。某部队139排。
纪尧姆·阿波利奈尔正在贝里-奥巴克阵地布特斯森林中的战壕中为自己布置一片安身之地。他在护墙上方支上一块帐篷布，这是预防流弹炮弹片从头而降的临时措施。他戴上头盔，席地坐在土堆上。他请假在阿尔及利亚的拉木尔同玛德莱娜及其母亲度过一段时间之后，于1月份返回部队。接着，他领导其部下参加了两个月的强化训练。3月14日，他们再次开往前线。出发的那一天，他给玛德莱娜写了封信，重申她为他所有财产的继承人。这样的信他已经写过无数，这仅仅为其中之一。
他们几乎天天通信。他向她许诺永远爱她，发誓一旦有时间，就开始为办理结婚手续做必要的准备。每封信都柔情脉脉，但少了些狂热的【创建和谐家园】。玛德莱娜好像有点儿为此新现象担忧，他一再地安慰她，让她放心，含蓄地说军队中对来往信件的检查甚严，禁止男女之间柔情蜜意的誓言，以防影响军队的战斗意志。有时，他好像对她的一再追究表现出不耐烦。他劝她要“听话”，并要求她阅读一些文学方面的书籍，以提高思想境界。他还建议她加强学习英语，不要吃鱼，学会休闲娱乐，特别注意为那双病脚多费点儿心：“每天晚上从脚趾到脚背轻轻【创建和谐家园】两分钟……”
所有这一切都是合情合理的。他们之间的交往给人的印象，完全是规规矩矩地按照正规程序履行手续的本分人家的做法：向未婚妻母亲求婚、订婚、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这真是纪尧姆·阿波利奈尔所渴望的吗？
他不再给路易丝写信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彻底地终止了。他给她的最后一封信于1月份寄出，他在信中要求她将一张尼斯的当票寄给他，他想把以前典当的一块手表赎回。然而，他还时不时地给玛丽·洛朗森写一些充满感情的信件。他同巴黎的朋友们之间也有书信来往，尤其是常给毕加索写信，他还赠送给毕加索一枚自己亲手做的戒指。
他坚持写诗，也给《法国信使》杂志寄去几页关于战争、未来主义、司汤达或圣女贞德的诗作。无论在任何情形下，他的衣服口袋中都有一本书，每当前线的战事有间歇，他就掏出来阅读几页。
他从来没有怨言，但他心情忧郁，“十分伤感”。好像不是因为远离玛德莱娜，而是因为战争本身。他早已习惯了风雨、泥泞、兵营的生活、长途行军、战地作业和令人窒息的气味。但他无论如何无法忍受指挥官们的愚蠢、蛮横与武断。他写过一个报告，讲解为什么临近其他团的士兵都戴军帽，而他所在团的士兵戴头盔。或许他对军中纪律过严的事实了如指掌：许多自残的士兵被处以【创建和谐家园】；凡是手负伤，而伤口周围留有黑色痕迹的士兵都可能被处决，据说因为这些痕迹有可能是炸药，而这伤口证明负伤者距离炸药如此之近，不可能是敌人所为。大量士兵因为手被敌人炮弹的弹片炸伤而被处决。
不服从命令也一律受到十分严厉的处置。1915年，步兵336团二营突然接到袭击敌人战壕的命令。士兵们都不动，拒绝执行。因为一会儿进攻，一会儿反攻，搞得他们筋疲力尽，再加上，他们必须越过一片150米宽、布满铁丝网，并且被德国人炸得稀烂的开阔地。在这样的条件下进攻，等于去【创建和谐家园】。
面对如此典型的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该步兵师师长计划用大炮轰炸自己军队的战壕，在炮兵上校再三恳求干预下，他才改变了决定。他要求在年纪最小的当中选出六个下士和十八个士兵。经过军事委员会批准后，这些人被立即处以【创建和谐家园】。
有时，士兵们因拒绝迎着敌人的猛烈炮火冲锋、拒绝穿越由自己战友尸体覆盖着的战场前进或者拒绝躺在战友们的尸体上躲避德国人炮弹的袭击，而被处以【创建和谐家园】。被处决的人不是由军官指认，而是由士兵自己抽签，抽中的人就去做替死鬼。副营长阿波利奈尔对这一切自然不会无动于衷，特别是对一个20岁、步兵98团的机【创建和谐家园】军官、名叫夏普朗的少尉的事他没有保持沉默：1914年10月，在洛杰斯树林中，他遭到德国人的袭击。德国人包围了他、四名士兵和两挺机关枪，他受了伤。敌人活捉了他们，他在铁丝网中被关了两天。当担架兵将他抬回后，他被送到上校面前。上校把他移交给军事委员会，为什么？因为他曾经被敌人捉过。夏普朗躺在担架上听了对他的最后判决：【创建和谐家园】。还不是普通的【创建和谐家园】：人们把他捆绑在担架上，然后把担架垂直地竖起来，向他射了十二发子弹。
这些事实给士兵的打击太大，人们十分气馁，整个军队士气低落。与其他人一样，阿波利奈尔对这一切没有无动于衷，一件件地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德朗在给弗拉芒克的信中写道：
白白地牺牲数万人的生命，好像这一切都算不了什么。发了那么多的命令，做了那么多的计划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有些人拥有无限的权利，将他人如同永不损坏、永不疲倦的工具一样支配和使用，永无休止地要求他们作最艰苦的努力。发号施令的那些人可真是令人恐惧。
［摘自1917年3月1日安德烈·德朗写给弗拉芒克的信件］
进入贝里-奥巴克阵地战之前，阿波利奈尔请了两天假。返回部队时，他十分失望：战时的巴黎是那么温馨得让人恋恋不舍！马克斯·雅各布的风凉话更加令他心里凉了半截：他说据估计，这场战争将要持续三十年。这肯定是过于夸张了，但纪尧姆也不认为它能够在1917年底到1918年初结束。
惟一的好消息——很长时间以来最好的消息，是几天前他收到的一封官方来信。信纸抬头印有司法部民事局大字的这封信，授予了名叫纪尧姆·科斯托维斯基、别名叫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的他法国国籍。啊！终于到手了！
阿波利奈尔将这封信珍藏在他的衣袋中，与一期《法国信使》放在一起。他用手摸摸那本杂志，拿出来，把它打开，展放在面前。这份杂志和这封信似乎就是他的护身符。周围的轰炸仍然在继续，但除了防卫之外，别无他法。
1916年3月17日下午4点钟。
他专心致志地读着那本杂志，翻了几页。突然，惊雷般的爆炸声在距离他四十来米处传出的同时，他的右太阳穴部位的头盔被什么东西轻微地撞击了一下。阿波利奈尔用手摸了一下他的头，头盔上有个窟窿，一股热乎乎的东西顺着面颊往下淌：是血。
他喊人来。他被撤往急救站，右太阳穴内进入了炸弹的碎片。246团的医师为他包扎好头。人们拿来他的小行李箱，让他睡觉。第二天凌晨两点，他被塞进一辆急救车送往医院。在那里，医生从他右太阳穴取出几块弹片。3月18日，他在写给玛德莱娜的信中说：我受的伤不严重，只是感到很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