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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黎的盛宴 》-第 18 页  护眼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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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4月份,路易丝三天未给他写信,他想激怒路易丝,于是给这位陌生人寄了一张明信片,向她表示敬意,并吻她的手。两个星期之后,他投出的问路石子有了回应:从奥朗寄来了一包雪茄。比他期待得到的多许多,他必须给她回信。他写得十分认真,花了不少心思:谈了一点儿战事、说了一般的问候、写了一小段诗吹捧她一番,那次火车旅行是多么美好!致以崇高的敬意。签字:纪尧姆·阿波利奈尔。

      过了六天,他收到一张明信片。对于一位“小姐”来说,主动迈出如此温馨的第一步,是十分难得的。阿波利奈尔希望他们之间的关系进展得快一些。他想探探底,他去信向她在谈了德国、英国、法国和俄罗斯的许多作家,包括言情小说作家之后,话锋一转,向姑娘建议为她打一枚戒指,问她是否可以将其手指的尺码告诉他?不是食指!不是中指!当然是无名指!如果可能,再送他她的一张小小的照片,他将把它放在自己的战刀与【创建和谐家园】的旁边,像保护生命一样保护它。

      也许是因为他过于性急,姑娘的回信没有前几封自然,仍然诚恳,但热情锐减。幸运的是,冷淡并未持续多久。姑娘又寄来了巧克力。阿波利奈尔用玫瑰花瓣和另一枚镶嵌铜质“m”madelaine,玛德莱娜中的第一个字母。的戒指予以回答。

      他责备她用冷冰冰的“mp”签字,而他在五个星期之后的回信中称呼她为“我可爱的小天仙”。几天之后,又改为“我心爱的小天仙”。1915年7月5日,阿波利奈尔欣喜若狂。他终于获得了去看望他的“小天仙”的机会。一下火车,他迫不及待地扑上去说:“我从看见你的那一刻起,就深深地爱上了你。”

      第二天,他还是以“我亲爱的路”开头给仍然住在圣日耳曼他家中的姑娘写了信。但是,如果说他的心还在路易丝身上的话,写信的口气却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在法国与阿尔及利亚之间,礼物像前线的炸弹一样来往频繁:炮兵收到科隆香水,他寄出亲手用“两个弹壳”制造的笔杆;玛德莱娜回赠他手帕、丝鞋带、香烟、果仁糖和嚼碎的蜜糖块象征着亲吻。他又赠送她铅笔、弹壳做成的墨水瓶、锻打而成的开信刀、用敌人的腰带剪成的心、弹夹、法国军帽、蝴蝶翅膀、书和诗。同往常一样,他仍然谨慎地要求她保存好,以便以后发表。

      这当中的许多诗,路易丝和他的代母让娜·布格布朗均收到过,但这也无关紧要,目的才是最重要的。然而,他将它们送给不同人时都怀着不同的目的:给路易丝这些诗是出于【创建和谐家园】,肉体上强烈的欲望;而对腼腆的、还不了解男人的玛德莱娜不能过于心急,阿波利奈尔极力控制着肉体上的渴望,用他诗人的作品慢慢地感化她。除后来曾经吻过一次小姐的【创建和谐家园】之外,正如阿波利奈尔自己承认的那样,他对她一直保持着温情、理性、威严、礼貌与真诚。

      他与路易丝相处期间爱吹牛说大话,因为他需要炫耀自己。在1915年7月的一封信件中,他道出了真心话:他过去欣赏,并且一直欣赏着玛丽·洛朗森的才华,《米拉波桥》和《区域》正是在她的鼓动、启发下创作成功的。他承认的确爱过路易丝,但她仅仅是在玛丽·洛朗森离他而去的紧要关头他所急切期待得到的女人。正是路易丝,陪伴他顺利地度过了那个令他痛不欲生的时期。他也十分同情路易丝,因为她只是男人们手中的一个玩物。在肉体上他曾经十分依恋她,而在思想上却始终同她隔着一条鸿沟。

      玛德莱娜?他可以坦诚地同她谈论果戈理gogol(1809—1852),俄罗斯作家。他的作品对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影响很大。作品的优点以及亨利·波尔多henrybordeaux(1870—1963),法国作家,法国文学界传统主义派的一位代表。作品的缺点。他们来往信件的中心内容之一就是文学,另外他们也谈论战争和爱情。他建议她生许多孩子。接着她成为他的未婚妻。1915年8月10日,他写信对玛德莱娜的母亲提出向她的女儿求婚,请求她同意将女儿嫁给他。接下来他的表现完全像一个典型的模范丈夫:声称他非常热爱妻子的母亲,尽管他们还从未见过面;他许诺一定经常去看她,最后深情地亲吻了她……

      这对热恋中的青年从此以你相称。玛德莱娜给他邮寄照片,而他呢,他要求她大方点,不要总那么腼腆,例如他要求她以后能够满足他嗅觉的需求,在信纸上喷洒一些她使用的香水。为了表示谢意,他给她寄一本诗集《炮车》(人们给75毫米口径大炮运输车起名为“炮车”),封面上写着:“献给共和国军队”。他给路易丝也寄过同一部作品以及认购人名单,附言为:“你应该设法将它们保存好。收回的钱将来归你支配。如果你能够存20法郎的话,去看牙科医生的钱就解决了……”

      8月25日,阿波利奈尔刚刚被提升为中尉,他十分自豪地向他未来的岳父母家报告了他被提升的好消息。一个月之后,他戴上了新蓝色军盔(这种军盔在太阳下闪闪发光,敌人从很远处看时闪烁着的是红光),穿上崭新的天蓝色军服,他自然是昂首挺胸、趾高气扬,心中无比自豪。新军服不仅能够更好地保障阿波利奈尔的安全,而且丝一般的质地更加满足了他爱打扮的虚荣心。

      过了不久,11月份,他自愿参加了步兵,被任命为前线第96连的副连长。从此他过上了战壕生活,也真切地体会到了法国士兵生活的苦难。

      诗人成为战士。

      直至那时,他仍然保持着同这些或那些女人十分有效的通信联系,同时也没有忘记巴黎的朋友。他给法国文学杂志《法国信使》或其他报纸杂志寄过一些文章,并且关心着是否被发表以及反映如何。在文章中,他这样描写前线的生活:如同小猫喵喵叫喊的炮弹声令他高兴;炮兵部队的炮弹爆炸时如同城市里节日的烟火;他睡的是顶上盖着帐篷布的茅草房;他经常看见:游蛇盘卧在他的脚边,耗子从腿之间逃走,苍蝇的鼻子大得如同叭儿狗的鼻子,蜘蛛网悬挂在头顶……他只抱怨他心烦,感觉闲得无聊。蒙马特尔和蒙巴那斯的朋友们都担心他这样一位生活讲究干净舒适的作家如何能够适应如此艰苦的生活条件的时候,他自己却并不觉得艰苦。

      他觉得大炮的发射声响“十分精彩”,1915年他在牙膏盒上刻下“战争是多么美丽啊!”的诗句。然而,很快就显示出那只是他初到前线时的心情。

      其实,真正的前线生活完全是另外一回事。科斯托维斯基副连长突然面临的是信号弹和机关枪,无情的炮弹倾盆大雨般地从天而降,一切诗情画意在眨眼之间统统化为乌有,战壕生活的现实活生生地摆在了面前。德国兵就在面前,距离不足两米;土地被炸弹炸翻,被掀起;他身处第一线,面对着炮口;长时间地躺在被血染红了的土中、泥中;有时不能入睡,一直在发抖;下雨被视做为他们洗澡;时刻面临刺刀的进攻与毒气的攻击;铁丝网扎,加上蚊叮虫咬;他以沙袋和堆积如山的尸体做掩护匍匐前进;他学习在夜间像影子洞穴人一样挖筑战壕。仅仅几个月之内,他所在的团就损失了好几千人。他眼睁睁地看着周围的战友们一批接一批地倒下。阿波利奈尔从前线给玛德莱娜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恳求说,即使他被俘虏,希望她也一定要等他回来。他决定让她代替路易丝,做他所有财产的继承人。

      他自然也想到过死,然而他并不害怕。他从不后悔,从不抱怨。他惟一不满意的是军事当局不论大小事情都要召开军事会议。需要战斗时,他总是第一个从战壕中冲出,表现出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男人的勇气。他的部下都爱他,因为他勇于保护他们,并千方百计保证他们的食物供应。他能与部下同甘苦共患难,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火一起烤,收到包裹大家分,如果他的被子比他人的干燥些,就让给他人盖。“科斯托维斯基”,太复杂了,他们都叫他“科斯托”或者“罐头—威士忌”。

      在战争的硝烟中,“罐头—威士忌”也在同自己作斗争。一旦有几分钟空闲时间,就给玛德莱娜写信。尽管他爱的冲动到了无法控制的程度,但他仍然极力地保持着他通常的理智。12月份,他给她写了一封爱得发疯的信。她从思想深处,打开了他多少个月来一直要求她打开的门。

      她答应圣诞节前来见他,这是送给他的最好的节日礼物。副连长离开前线,巴黎有他那么多的朋友,他没有停留,径直到了马赛。在经过几个月艰苦的书信来往之后,他惟一要做的就是要尽快到达阿尔及利亚的拉木尔,见到这位年仅22岁的姑娘,这位他已经向她求婚、但在一年前还未当骑兵时,仅仅在火车上见过几个小时面的姑娘……

      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一) 断臂作家

      小说家首要的资格:必须是个骗子。

      布莱斯·桑德拉斯

      “我想告诉你,我的一位朋友、目前最优秀的诗人之一布莱斯·桑德拉斯的一只胳臂被截了。”

      1915年11月6日,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在写给玛德莱娜的信中,告诉了她俄罗斯公民弗雷德里克·索塞(又名布莱斯·桑德拉斯)负伤的消息。正是这位桑德拉斯和意大利人利西奥托·卡努多联名号召在法国的外国人参加法国保卫战。

      桑德拉斯,不满30岁。他15岁离家出走,一个国家又一个国家反复多次地去过许多地方:德国、英国、俄罗斯、印度、中国、美国和加拿大,最后于1907年第一次来到法国,第二次是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两年,最终在法国定居。

      他从事过无数职业,同各种各样的民众与各个社会阶层有过接触,他为极端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大声疾呼,同时他也是诗人,是爱好游历的诗人。

      1912年,当纽约的人们在欢度圣母升天节的时候,处于饥寒交迫中的桑德拉斯进入长老会教堂,目的是可以坐在那里取暖,边听奥地利作曲家海顿的《创世记》。他重新回到自己的房间,也坐到桌边开始写一首诗。写着写着,他睡着了,几个小时之后醒了,继续写,就这样他写了整整一夜。清晨,头脑清醒,他重读了一遍这首在困境中产生的第一首诗,并且赋予了一个题目:《纽约的圣母升天节》。

      三个月之后,桑德拉斯来到巴黎。他勉强但勇敢地生活着,同几个无政府主义者朋友共同创办了一份杂志《新人》。他用在王宫剧院组织演出售票的收入资助了杂志第一期的出版。他与一位诗人合租住在圣艾蒂安迪蒙街的一家旅馆。生活仍然十分贫困。他常常在“蜂箱”区游荡,常到“五街角”酒馆喝白酒,与几家杂志社合作,出售几年前搞到的一些原版书勉强维持生活。一天,在“蜂箱”区偶然碰上莫迪利阿尼、夏加尔和费尔南·莱歇。在一次有关无政府主义的报告会上,他偶然遇见了他的第一本小说《金子》的俄语翻译家维克多·塞尔日。

      但是,他最大的愿望是结识纪尧姆·阿波利奈尔。为什么一定要结识他呢?因为惟有他奋不顾身地为先锋派人士辩护,他认为被怀疑偷窃了《蒙娜丽莎》的人一定是个冒险家。

      从美洲回到巴黎之后,桑德拉斯曾经将他的《纽约的圣母升天节》寄给阿波利奈尔,但没有收到任何回音。1912年9月的一天,桑德拉斯从库存出版书店前经过,发现了《异端分子首领》一书。他开始读这本书,对它有着浓厚的兴趣,因为身无分文,将书装进衣服口袋后,离开书店。不巧,恰好被一个从书店经过的警察发现。布莱斯·桑德拉斯被抓起来,关进了拘留所。怎么办呢?他写信给《异端分子首领》的作者,要求他到库存书店为他付书款,并且找些关系把他放了。但是,他的信还未发出,他就被释放了。

      几个月之后,桑德拉斯在福乐尔酒馆见到了阿波利奈尔(这是米利姆·桑德拉斯为之辩护的说法,其他人的说法是:阿波利奈尔收到《纽约的圣母升天节》之后,要求桑德拉斯来见他)。

      阿波利奈尔比《纽约的圣母升天节》的作者大七岁。布莱斯·桑德拉斯见到他的时候,罗伯特·德劳内和他的夫人索尼娅·德劳内都在阿波利奈尔的身边。如果萨尔蒙的话可信,德劳内是因为他使用蓝颜色画红鱼出名的。他完全没有思想,而且从来不苟言笑。阿波利奈尔将他视为“俄耳甫斯教”的【创建和谐家园】,而且常常夸奖他与夫人着装打扮的方式十分特殊别致:索尼娅紫色套装,用玫瑰红、蓝色和鲜红色的塔夫绸及珠网纱布料拼成的紧身胸衣;罗伯特蓝色领口的红色大衣、双色皮鞋、绿色上装、蓝色坎肩配红色领带。这一切是战前的事,1914年8月份,德劳内夫妇溜到西班牙去了……

      布莱斯首先同索尼娅搭上了腔,他与她之间讲俄语。索尼娅欢迎桑德拉斯去她位于大奥古斯特街的画室参观。当着在场所有宾客包括阿波利奈尔的面,桑德拉斯朗读了他的《纽约的圣母升天节》:

      上帝啊!今天是您的日子,

      我在一本古书中读到过您受难的英勇壮举,

      书中充满了您为普通人操心、努力

      和至真至善的循循善诱的教导……

      这真是神奇绝妙的杰作:诗的格律完全自由,语言朴实,文笔简练,直接涉及现代世界、现代生活中的城市、街道和人……是对古典象征主义的彻底革命。

      阿波利奈尔在他面前折服了(但是如果朗读诗作的这件事真正发生过的话,阿波利奈尔应该早已读过了,因为前面我们已经看到桑德拉斯早已将他的诗作寄给阿波利奈尔了)。当时《法国信使》即将发表他的题为《酒精》又名《烧酒》的诗集。他将1898年以来的所有作品集中起来,并按写作时间顺序分类之后汇集其中。后来他突然决定取消所有的标点符号,他认为只要诗的韵律就足够了,无须使用标点符号(皮埃尔·勒韦迪创造出在诗与白话之间插入空白,后来让·科克托在他的《好望角》中也使用了这一方法)。

      在校定诗集的清样时,阿波利奈尔在书的开头增加了一首可能是他夏天创作,10月份在汝拉山区加布里埃尔·比费和毕卡比亚家修改的新诗《区域》。首次发表于《巴黎晚会》12月份的期刊上:

      你终于对旧世界厌倦了

      牧羊女啊

      埃菲尔铁塔桥上的羊群今早在叫喊

      你对在古代希腊罗马的生活厌烦了

      而这里甚至连汽车都好像是陈旧的东西

      惟有宗教依然崭新如初

      如同机场的航站楼

      桑德拉斯的诗作中也含有同样的现代气息(这对阿波利奈尔并不新鲜),也有城市、街道和宗教……

      《酒精》一书上市在书店出售,桑德拉斯向阿波利奈尔表示祝贺。同时他的自尊心也受到了一定的伤害:《区域》与他的《纽约的圣母升天节》太相似了。由于桑德拉斯未写任何评价《酒精》的文章,阿波利奈尔生气了。桑德拉斯也以牙还牙,写信给他的兄长(阿波利奈尔)含蓄地责备他没有在送给他这位小兄弟的《区域》一书上题词。这两部作品的撰写到底谁先谁后的问题,对二人间的关系构成了很大的伤害。正因为如此,桑德拉斯对阿波利奈尔十分冷淡。阿波利奈尔千方百计想听到他的解释,但他枉费心机,俄罗斯诗人始终拒绝对他解释。

      他们之间的关系一直这样僵持着,谁也无法证明什么,谁也不想证明什么。据雅克·鲁博讲,甚至特里斯坦·查拉有时也委婉地说《酒精》是按照《跨西伯利亚散文》修改的,而且恶毒地说:“你们大家都相信那全部是阿波利奈尔写的吗?不,那里面有桑德拉斯的功劳!”

      但有一点是错误的:《酒精》先于《跨西伯利亚》,另外,作者在他的《跨西伯利亚》中还倍加赞扬阿波利奈尔呢:

      如同纪尧姆·阿波利奈尔所说:“请原谅,我已经不懂旧诗的写作手法了。”

      仅从这一点上,我们就可以看出桑德拉斯1916年写的《变性十四行诗》使人想到了阿波利奈尔的《calligrammes(图案诗)》,或者桑德拉斯没有标点符号的诗作是根据《酒精》创作的……

      但是阿波利奈尔不是毕加索,桑德拉斯也不是勃拉克。在他们之间无任何共同之处,尽管两位诗人的启迪源泉之间也许有交叉与相似之处,但它们却各不相同(那个时代的现代意识已经通过绘画领域的立体主义和未来主义充分地表现了出来)。阿波利奈尔在创作中显然不需要桑德拉斯,桑德拉斯也不愿意成为阿波利奈尔的敌人。无论怎么说,布莱斯·桑德拉斯后来承认将题目《烧酒》改为《酒精》的诗作是其作者自己单独的创作。

      桑德拉斯十分擅长花言巧语,这也许正是他无穷无尽财富的源泉。据美国小说家海明威讲:“只要他没有喝得太多,人们就有兴趣听他滔滔不绝地散布谎言,而不愿意听别人讲真实故事……”

      桑德拉斯确实认为继阿波利奈尔之后,卓别林的《断手》和《士兵夏洛》也是受到他作品中的人物比考夫的启发才创作出来的吗?

      他确实在马扎兰图书馆为阿波利奈尔(据说他也是为他人所为)抄袭了帕尧特出版社出版的《圆桌小说》吗?

      也许吧。

      难道确实如同他讲,他曾经是阿波利奈尔的黑非洲艺术品,他为阿波利奈尔撰写了一些言情书籍或者一些历史小说的篇章吗?而勒内·达利兹、莫里斯·雷纳尔和安德烈·比利的确只写了其中的一些片段吗?

      也许是,也许不是。

      阿波利奈尔在1913年的一期《法国信使》上发表的关于惠特曼waltwhitman(1819—1892),美国诗人。葬礼的文章确实纯属编造吗?阿波利奈尔为此遭受到这份温和派杂志许多读者的猛烈攻击。

      这是肯定无疑的……

      沃尔特·惠特曼是20世纪美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惟一的诗集《草叶集》在法国的发行量逐年增加,对散文诗诗人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一生肯定使与惠特曼有着共同嗜好——旅游、各种各类动物和自由——的年轻的桑德拉斯着迷。他向阿波利奈尔讲述了二十年前诗人之死及其葬礼。阿波利奈尔以这些显得很真实的材料为基础,放手撰写出一首最放纵的抒情诗。文章在1913年4月1日的《法国信使》杂志上发表,人们认为那纯属开玩笑。也许真的是玩笑,但这是布莱斯·桑德拉斯开的玩笑。

      《法国信使》杂志叙述了惠特曼为自己组织了葬礼:他组织的不是下葬仪式,而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山珍海味大吃一顿的大好机会。他还请了铜管乐队,准备了大量美味佳肴、大桶大桶的啤酒和威士忌……参加葬礼的人主要是吃喝玩乐的酒鬼,他们中间也夹杂着记者、政治家、农业工人、牧民、小孩儿和大量的【创建和谐家园】客……所有这些人全部边跟着灵柩前进,边用拳头捶打着灵柩。葬礼以异常盛大的狂欢酒席结束,被赶来营救的警察拘捕了50人。

      阿波利奈尔写的时候不遗余力,读者读的时候也同样不遗余力。但文章却引发了一片【创建和谐家园】声:像《法国信使》如此严肃的文学杂志,怎么可以容忍将艺术家沃尔特·惠特曼描绘成是一个道德败坏、酗酒成性的同性恋者呢?

      八个月之后,阿波利奈尔在1913年12月份出版的《法国信使》杂志上发表文章,出面承担了该文章的全部责任。他提醒大家注意他的文章是根据一个目击者的叙述写成,而坚决拒绝透露这位目击证人的名字,仅仅指出“当时一位年轻的天才诗人布莱斯·桑德拉斯在场”。

      桑德拉斯确实从头至尾活灵活现地编造了沃尔特·惠特曼的死及其葬礼的整个故事吗?

      是的,的确完全是他臆造出来的,因为没有任何人在他所说诗人的床边看到过诗人。

      阿波利奈尔一直十分敬佩桑德拉斯,他从未对桑德拉斯隐瞒过这一点。尽管在他们的关系中有时存在着一些谁也说不清楚的隔阂,其实是由嫉妒引起的猜疑,桑德拉斯也十分敬佩阿波利奈尔。

      桑德拉斯在《吊床》中写道:

      阿波利奈尔,

      1900年至1911年

      十二年中惟一的法国诗人,

      为什么仅仅十二年呢?因为桑德拉斯于1912年才来到法国……

      战后,曾经笼罩在他们二人间的乌云很快被驱散。1918年,布莱斯·桑德拉斯担任文学室主任的警报器出版社发表了阿波利奈尔的《塞纳河两岸的闲人》。布莱斯在他后来的信件中,重新在签字前对阿波利奈尔恢复使用纪尧姆的朋友们都很熟悉的最至真至诚的用语:用我友好的手……

      1914年8月3日,即德国向法国宣战的第二天,布莱斯·桑德拉斯报名参军了。一个月之后,他结了婚。又过了几天,他成为巴黎外国军团一团的正式成员。

      他在部队为保卫收留他的祖国战斗了一年。起初,与阿波利奈尔、科克托一样,桑德拉斯发现了一个使诗人着迷的新世界。但这样的时间持续不长,因为他不愿放弃他的无政府主义,在军事生活中仍然一味地坚持他的自由散漫、目中无人、对任何事均持冷嘲热讽的批评态度。在他的笔下,什么事都值得他大惊小怪,大加评论:部队经过尚蒂利时,若弗尔joffre(1852—1931),法国元帅。正在那里俯身在参谋部的地图上与他的部下研究工作;步兵团的士兵迈着有节奏的步伐从街上走过的脚步声打搅了大元帅,他很不高兴;为了不干扰法国军事首长们的军事战略会议,若弗尔下令在市内的街道上铺上稻草……

      他所在的团开始重返北海时,他更加起劲地嘲笑指挥官们的指挥才能,并且口出狂言:当时应该迅速进发截断敌人的通道;为了适应更加艰苦的战斗,最好能够就地休整部队;军官们有他们自己的指挥艺术;军事指挥艺术与非军事艺术从来就不是一回事,这一次,这些火车本来应该运输士兵,可是现在让火车陪送士兵上前线,真是岂有此理!士兵们背着行装筋疲力尽地沿着铁路线蹒跚前进,而得到了很好休息的空火车头黑炭似的目光却窥视着艰难地行进中的士兵,多么伟大的指挥艺术啊!

      但布莱斯·桑德拉斯能够忍耐一切:侮辱、苦力活、上前线,与敌人面对面地拼。在任何情形下他都能够顶住,因为他的身边时刻还有一位虚无缥缈的小家伙,他很快就会把他培养成为一个大人物:莫拉瓦季纳。这是战时他的一位最好、最忠实的战友,因为其他人一批一批地都牺牲了。

      1915年9月28日,在香槟省,一枚炸弹击中了作家的手,布莱斯·桑德拉斯失去了右臂。

      5月份,在卡朗西战役中,勃拉克头部负伤,而基斯林挨了一刺刀。他们受的伤使他们二位因祸得福。除了无穷无尽的口头安慰之外,他们都被授予了金棕榈战争奖。特别值得高兴的是,许诺将授予基斯林、桑德拉斯以及所有在战壕中战斗过的外国艺术家们一个特别的奖赏:法国国籍。

      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一) 轻浮浅薄的王子

      ……在他之前,蒙巴那斯大街的各家酒馆中有的只是派别与派别之间的激烈交锋;在他之后,人们都失去了理智,个个尔虞我诈,使用各种手腕向他人传授他本人的“蒙骗”艺术。

      安德烈·萨尔蒙

      阿波利奈尔从部队请假,千里迢迢奔赴阿尔及利亚看望他的未婚妻。在玛德莱娜的怀抱中度过甜蜜温馨的两个星期之后,阿波利奈尔返回部队途中经过巴黎,仅仅停留几个小时。返回巴黎的人对他的行为都感到困惑不解。巴黎市虽然也处于战时,但远不是前线。齐伯林飞艇zeppelin,20世纪初德国人制造的一种飞艇。的确在夜间经常来轰炸:警报拉过之后,这些灰蒙蒙、椭圆形的家伙从巴黎上空约150米的高空飞过。城市四处的防空高炮齐鸣,发誓将它们都消灭。好奇的巴黎人在探照灯光中,有时能够看到飞艇吊舱上高举手臂、手中拿着杀人炸弹的投弹兵。观战的人数并不多,因为家家户户都躲进了地下室,等待着警报的撤销。

      另外,挨饿受冻的人不计其数,在后方工作的军人也十分多。据让·雨果讲,莱昂-保尔·法尔格用同一个士官的关系让他的朋友们都复员了。阿波利奈尔把他那些贪生怕死、躲在工厂的同伴狠狠地讽刺挖苦了一番。桑德拉斯对躲避到西班牙和美国的人们也不客气。1915年,德朗与弗拉芒克之间闹了一阵矛盾,他指责弗拉芒克躲在后方不上前线。

      那么,那些退伍的人和没有能够参战的人在做些什么呢?

      他们在罗童德的奶油—咖啡酒馆里喝酒,在等待战争结束。远离祖国的难民们选择了蒙巴那斯作为临时栖身地,窥视、等待可能发生的革命。

      列宁住在阿雷西亚附近的马丽-洛斯街marie-rose,位于巴黎十四区。,马尔托夫、伊利亚·爱伦堡ilyaehrenbourg(1891—1967),苏联作家兼记者。(靠从事翻译和在巴黎给游客当导游维持生计)和托洛茨基也都住在那里。后者接受了基辅一家报社(kievskayamysl)的建议,任该报驻法国特派记者。

      托洛茨基于1914年11月底来到蒙巴那斯。他先在奥德萨街的一家旅店租了一个房间,他的妻子和孩子们来以后,搬到蒙苏里公园附近的穆谢海军上将街。除完成报社记者的工作之外,他还参与由俄罗斯【创建和谐家园】刚办起来的一份小日报的工作。在法国逗留了两年后,他被法国当局驱逐出境。

      托洛茨基经常去罗童德,也常去位于蒙巴那斯大街和拉斯帕伊大街交叉处的巴蒂酒馆。传说阿波利奈尔大力宣扬该酒馆的酒好,有钱人都来这家酒馆聚会,却留下一堆赊账单。

      几年之后,这些俄罗斯革命家在法国的逗留受到了猛烈的抨击,甚至在一些讽刺漫画中增加了这方面的内容。例如,弗拉芒克一天在罗童德遇见托洛茨基,后者对他说:

      我很喜欢你的绘画作品……但你应该画矿工、建筑工人和劳动人民!大力赞美劳动,歌颂劳动人民!

      [摘自莫里斯·弗拉芒克的《去世前的画像》]

      大家都承认:不是因为托洛茨基是迭戈·里维拉diegorivera(1886—1957),墨西哥画家。的朋友(很长时间之后,托洛茨基到墨西哥投奔了这位迭戈·里维拉),他和他的布尔什维克同志们才有时间从事艺术领域的事情……

      他们之间的有些聚会简直是难以令人想像的。试想一下,列宁、托洛茨基和马尔托夫这一帮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分子在烟雾缭绕、充满乙醚气味的罗童德酒馆,右边莫迪利阿尼在呼喊着反军国主义的口号,左边赤身裹着件大衣的苏丁不停地哼哼唧唧,再远点,那天正在休假的德朗用硬纸板折叠制作成小小飞机,扔得到处都是,甚至扔进了这些先生的酒杯……那是一种什么景象。

      马克斯·雅各布到艺术家们泡时间的此类地方,还有点儿具有实际意义的事。

      1916年的一天,诗人(马克斯·雅各布)推开门,进到罗童德。他向在那里的所有人讲述他最近做了些什么:他在巴黎北郊的昂基安当了一个月的救护车司机;在一个漂亮的花园中哭哭啼啼的母亲和妻子们中间待了三十天;由于伤员不多,他利用空闲时间整理了他的诗作和手稿,为今后发表他的著作做准备。

      接着,他自然而然地谈到毕加索。他小声地抱怨他。因为爱娃患结核病数月之久,医治无效去世,毕加索正在服丧期间。他们少数几个人送她到墓地,包括胡安·格里斯。这一切都十分令人痛心,于是马克斯·雅各布不断地喝酒,大量地喝酒。喝醉之后,雅各布常讲一些无聊的故事,说他和送葬队伍中的马车夫已经成为十分要好的朋友。人们都谴责他不知道自爱。

      毕加索对雅各布非常不满。马克斯为他付出那么多,现在他却十分痛恨马克斯·雅各布。

      在酒馆大厅的另一端,一位年轻人一直竖着双耳,专心致志地为毕加索窥听着周围人们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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