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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忘记了。”
他完全忘记了。他发誓说他根本不会讲意第绪语，并且发誓说他对以前的生活毫无兴趣。他看不起他的家庭。
莫迪利阿尼是南方人。意大利的太阳比俄罗斯的月亮更加具有约束力，而且祖籍地中海边的犹太人受到了各种世界美的熏陶。阿姆多·莫迪利阿尼是犹太人，他想让人们了解这一点。有时他会挥舞拳头同反犹太分子打起来。他永远忘不了自己是意大利人。在巴黎，他时刻惦念自己的国家意大利，在意大利的里窝纳意大利的一个港口城市，阿姆多·莫迪利阿尼的故乡。时，反过来时刻想着返回法国。他常说在意大利他可以得到恢复，重新获得力量。然而，只要他在意大利拿起画笔，心里就十分难过。令他难过的不是别的，是惦念着法国巴黎的蒙马特尔。
当他决定放弃学业，全身心地投入绘画时，无任何人阻止他。1902年，他注册到佛罗伦萨自由裸体画学校及他后来注册威尼斯美术学院时，全家都支持他。1906年，得到父母的同意后，他带着母亲积蓄下来的一小笔钱来到巴黎。他多次回到里窝纳。莫迪利阿尼从来没有违背家里人的意志从事绘画或雕塑。
苏丁小的时候生活在明斯克附近的一个犹太人区。父亲很穷，靠为他人缝补旧衣服度日。苏丁是他的第十个孩子。父亲发现他学习绘画时，动手打了儿子。他的哥哥们也持与父亲相同的意见，一致反对他绘画。父亲的心愿是希望塞姆当鞋匠。16岁时，他竟然违反“法律”为村里的犹太人教士画了一幅肖像。惩罚立即降临到他的头上：被狠狠地打了一顿之后，关进村里肉店的冷库。为了避免出现悲剧，肉店老板给了苏丁25卢布。苏丁正是用这笔钱去了明斯克。在那里，他边在照相馆当底片修理工，边上绘画学校听课。年轻的塞姆正是在维尔诺美术学校遇见了基科因和克里迈尼。多亏了维尔诺市一位医生的慷慨资助，他才得以来到巴黎。当时，他基本还未读任何东西，而莫迪利阿尼已经读过著名作家马拉美和洛特雷阿蒙lautréamont（1846—1870），法国作家，被视为超现实主义的先驱。的作品，并且已经在他家的书柜里发现了德国哲学家尼采，意大利作家丹农齐奥，法国哲学家柏格森和俄罗斯革命家、地理学家克鲁泡特金以及其他作家的著作。他的哥哥是一位社会党斗士，在当选为议员之前曾经被捕入狱。而苏丁家却无人从事政治。
直至1922年巴恩斯到之前，苏丁一直处于生活的贫困、思想的苦恼之中。而莫迪利阿尼在家庭的大力支持下，思想已经受到了多方面的启发。
莫迪利阿尼1906年首次来到巴黎时，直接下榻在玛德莱娜大教堂附近的高档宾馆，接着开始在科拉罗西学校学习绘画。一天，他从住处出来快速经过“洗衣船”走廊去另外一个房间时，在勒比克街口发现一个简陋的仓库，于是将它租下做了画室。1909年，母亲给他的钱花光了，而他在蒙马特尔未能取得成功，他失败了。然而，他并不后悔。最重要的是他在此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能够全身心地投身于自己喜爱的艺术。
莫迪利阿尼很勇敢。大战爆发时，他曾经想过要参军，是军事当局拒绝了他的要求。在一段时间内，他极度灰心与失望。但这并不妨碍他继续表达强烈的反军国主义思想，他还为在蒙马特尔街头辱骂塞尔维亚士兵而挨了一顿打。
苏丁呢，他什么都怕，甚至害怕管理部门雇员同他讲立陶宛公务员的反军国主义情绪。他的胆小竟然到了在去官方柜台办事时也必须有一个人陪同的地步，理由是预防临时发生一些事，而他无力应付。
他的朋友很少。他和基科因在同一座城市出生，二人均在明斯克学过绘画，他们一起从维尔诺来到巴黎，他们住在同一个外国艺术家居住的居民区，但他们却相互不说话，老死不相往来。塞姆生他的同胞基科因和克里迈尼的气，后者自称与他是死对头。
大家都认识莫迪利阿尼。1907年，即他定居巴黎一年之后，他认识了大夫保尔·亚历山大。此人是他的首位资助人，也是首批供应他印度【创建和谐家园】的人之一。亚历山大大夫在德尔塔街购买了一座房子，贫困的艺术家们常去他那里，其中有：格莱兹、勒·福柯尼埃、雕塑家德鲁阿德和布朗库西。莫迪利阿尼的绘画作品都放在他那里。保尔·亚历山大为他当模特儿，购买他的大量作品，并且说服他参加1908年的独立派画展。
阿波利奈尔曾经帮助他出售作品。他的另外一个朋友马克斯·雅各布同保尔·纪尧姆认识。于是马克斯把纪尧姆介绍给了莫迪利阿尼。纪尧姆后来成为他的第一位画商。莫迪利阿尼同马克斯谈论宗教信仰和犹太教，并且将他亲笔题词“赠给我亲爱的兄弟”的肖像送给马克斯。
他与弗朗克·哈维朗也有联系，后者还将自己的房子供给他绘画用。
正是莫迪利阿尼帮助安娜·阿赫玛托娃了解了巴黎。他也常常与她一起背诵诗词。
他处处保护蒙马特尔山的朋友郁特里罗，他觉得同郁特里罗的关系比同毕加索的关系更加密切。
苏丁也是他的朋友。莫迪利阿尼时常将这位朋友置于他的羽翼下，小心翼翼地保护着他。正是他教会苏丁：闭上嘴巴咀嚼食物、不吃他人碟子里的东西、在餐馆睡觉不要打呼噜。对于苏丁来说，莫迪利阿尼是他的兄弟。苏丁对他感激不尽。
这两个人是如此的不同，但是又有一些坚实的、不可动摇的因素将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莫迪利阿尼与苏丁一样经常毁坏自己的作品，无论是绘画作品还是雕塑作品。在里窝纳时，莫迪利阿尼动辄把许多块卡拉纳大理石扔进市内的运河。
他们二人一直有着获得独立的共同意愿。他们不参加任何派别，既不抱“洗衣船”的粗腿，也不投靠意大利未来主义者（莫迪利阿尼拒绝为他们提供担保）；他们既不属于野兽派，也不属于立体派；他们既未上马蒂斯的绘画学校，也很少去位于弗莱律斯街的斯坦兄妹家。他们要自由，于是他们远离所有的派别。
他们二人同毁坏其身体的共同敌人作斗争。阿姆多·莫迪利阿尼在童年就患上了肺病，由于后来不停地饮酒与吸毒，天长日久，肺病转为结核。而塞姆·苏丁有绦虫和胃疼，由于营养不良，最后转为胃溃疡。意大利人（莫迪利阿尼）常常一阵一阵地剧烈咳嗽，喘不过气来；而俄罗斯人（苏丁）不断地服用大剂量的铋剂，也只能稍微缓解一点儿疼痛。最后，二人都各自遭受着自己悲惨命运的折磨。大家都知道苏丁的悲剧源于他童年时的悲剧。只须看着他在街上走路的样子：弯腰驼背，双手插在破旧的大衣口袋里，就足以知道他的历史给他造成的负担有多么沉重。
阿姆多·莫迪利阿尼时刻用他的富有和精神抖擞的外表掩盖着他的悲剧。其实他是靠酒精与毒品来麻醉自己。然而，无论金鸡纳酒、葡萄烧酒、度数最高的黑啤酒，还是柠檬橘子酒，无论印度【创建和谐家园】还是可卡因都不能欺骗苏丁。他清楚阿姆多·莫迪利阿尼要战胜的是什么痛苦，他清楚阿姆多无论在女人的怀抱还是在吧台，他往肚子里咽的是什么样的泪水。他之所以对此十分清楚，是因为在世纪初，他们二人同住在法尔吉埃街居民区。那时的莫迪利阿尼在同病魔作斗争的同时，也同自己作斗争，只是为了实现心中挥之不去的惟一梦想：不从事绘画，而从事雕塑，只从事雕塑。
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一） 玫瑰别墅
叙尔瓦日：“你为什么给我的肖像只画一只眼睛？”
莫迪利阿尼：“因为你总是用一只眼看世界，用另外一只看自己。”
在法尔吉埃街居民区的院子里，藤田、布朗库西、苏丁及立陶宛雕塑家利普西茨正在看莫迪利阿尼雕刻他的石头。意大利人手拿锤子和雕刻刀在长长的石块上敲敲打打，他正在雕刻的是一些头和女像柱。这些是将用于装饰“美神庙”的“温情柱”。他的周围，既无酒瓶，也无酒杯，因为来到巴黎三年之后，阿姆多很少喝酒了。当时他还未发现印度【创建和谐家园】的“好处”，不幸的是他后来发现了。吸了【创建和谐家园】后，他就能够设计出色彩特别的成套作品。因为雕塑才是他的真正喜好，绘画并非他的最终目的。
意大利人看看太阳，接着又敲打起来。石头散发出的灰尘钻进他的喉咙，下到他的肺部，他咳嗽起来。他敲打一会儿，就咳嗽一阵，如此周而复始，他只好停下，灌满喷壶，喷湿正在雕凿的石料。接着又敲打，又咳嗽。只好扔掉工具，蹲下身子，用手捂住嘴巴，最后被迫放弃工作。
由于没有足够的钱购买需要的石料，他去正在修建新蒙巴那斯大厦的意大利石匠工棚寻找石灰岩料。如果他们不给他，他就叫几个哥儿们等到夜幕降临时，推着手推车到空无一人的工地偷。有时，工地正在施工，他们无法下手，这帮人就下到地铁内偷窃地铁轨枕，并且迅速运回玫瑰别墅院子里。晚上，莫迪利阿尼和布朗库西一起批评罗丹，谴责他花费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制作模型，而且到处都是堆积如山的泥土。他们认为选择人体模特儿更加自然，说罗丹学究气过重，而他们更喜欢自由，更喜欢黑非洲艺术的创造性。莫迪利阿尼的作品中长长的畸形脸盘反映出了黑非洲艺术对他创作的影响。(图45)人们从他的作品中看出他受到了托卡德罗人种博物馆展品的启发。在马蒂斯、毕加索、弗拉芒克和德朗的作品中，早已出现了这种艺术的痕迹。1914年成为莫迪利阿尼画商的保尔·纪尧姆在他位于米罗梅斯尼尔街的画廊中展出了一些作品，这是法尔吉埃街居民区的房客十分熟悉的一些原始作品。乔治·夏朗索尔介绍说：有一天，他在弗朗西斯·卡尔科的陪同下去他的店铺里，他看见保尔·纪尧姆拿起一个刚果的雕像，蹲在尘土里用力摩擦。卡尔科要求保尔·纪尧姆解释是何用意。
“这很简单，这样一来，看上去它的年代更加久远。”他毫不犹豫地回答。
在1909年至1914年期间，莫迪利阿尼从事石雕创作，罗马尼亚人布朗库西做他的助手。布朗库西于1904年从布加勒斯特徒步来到巴黎。他的父母是贫苦农民，他九岁离开家乡，离开父母，自己学会了念书识字，然后自己购买了工具，开了创作作坊。与藤田、扎德基恩或利普西茨一样，在乔治·夏朗索尔看来，阿姆多只是一个雕塑家。他们见过他用蓝铅笔画的许多素描画，但任何人未看见他拿过画笔。尽管贝阿特丽斯·哈斯丁1914年在《新世界》(thenewage)上发表了有关她的情夫莫迪利阿尼的数篇文章，她在每篇文章中都暗示到他的绘画，但他们仍然认为他不是画家，是雕塑家。他的女儿让娜也确认了这一点：
爸爸的首要天赋是雕塑，他从孩童起就喜爱雕塑，可以说他天生就是搞艺术的。
［摘自让娜·莫迪利阿尼的《平凡的莫迪利阿尼》］
莫迪利阿尼的悲剧正来自这里：战前不久，他放弃了这一天赋，因为石料过贵，但作品售价不变。他如果不吃饭，或许能够允许他继续其创作。尤其是雕刻产生的灰尘直入肺部，他经常是边敲打，边咳嗽。有一次，一位朋友发现他躺在雕塑作品旁边失去了知觉。意大利的里窝纳或别处的充足阳光，对他也无济于事。正是他的身体状况，不允许他继续连做梦都想着的雕塑创作。
于是，他被迫放弃雕塑而从事绘画创作。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以及战后的作品中都带有他这一未了心愿的痕迹，它们似乎是画布上的雕塑作品：形态纯粹、面庞和身段修长、手臂与脖子细长，这一切都十分奇怪地令人回忆起他在1906年至1913年间雕刻出的头像。
那一年，莫迪利阿尼离开了法尔吉埃街，迁到拉斯帕伊大街。他在一个院子里觅到一处作画室：一座玻璃建筑，风雨与寒气都可以从四面八方的缝隙中穿堂而过。从那时起，他就一直在那里生活，在那里作画和朗读但丁的诗词作品。在屋子里被冻僵时，他就到那些他曾经为其画过像的富有艺术家们的家中避避风寒。这样他可以一举两得：既有一个栖身之地，又可以用这些艺术家的材料为他们画像。他为弗朗克·哈维朗、莱昂·安当博姆和雅克·利普西茨及他妻子画的那幅画，就是这样创作出来的。同往常一样，他只用了一次就完成了这最后一幅画。但利普西茨坚持说此画没有结束。阿姆多反驳说如果继续画下去，会将一切都毁掉。利普西茨毫不让步，然而他的目的并非强迫画家继续画，而是为了要多付给他钱。莫迪利阿尼在其匿名资助人的意志面前屈服了，让步了。利普西茨和他妻子的画像，是莫迪利阿尼少数几幅不是一次性画完的作品之一。
每次在工作期间休息时，他不停地喝酒，并且不停地吸毒，从吸印度【创建和谐家园】过渡到吸可卡因。有一天，他的朋友交给他点儿钱，让他去为大家买一些可卡因，而他回来时，“精神特别愉快，因为他独自把为大家买的全部吸光了”。他花起钱来毫无顾忌，但他人非常好。批评人丝毫不顾情面的弗拉芒克可以证实，他说：
我非常了解莫迪利阿尼。我认识饿肚子的他，认识喝醉酒的他，也认识仅有几个钱的富有的他。但无论在任何境遇中，他都不乏慷慨大度与崇高伟大。我从未在他身上发现任何卑劣的思想与行为，但我见过他发怒，当他发现自己十分鄙视的金钱具有强大的力量，而他本来具有的坚强意志与傲慢态度有时也不得不在金钱面前投降时，他发火了。
［摘自莫里斯·弗拉芒克的《去世前的画像》］
罗萨丽是第一位承担艺术家（莫迪利阿尼）挥霍无度费用的人。这位意大利女人过去在蒙马特尔做过艺术家们的模特儿。后来她在第一战役街的一家旧乳品店开了一间小小酒吧，满满当当也只能容纳25个客人。战前，罗萨丽常常为酒吧的常客们做意大利的博洛尼亚面。这些常客有：修建新蒙巴那斯区的砌石工人，身无分文的画家和从附近旧马厩钻过来的耗子。顾客源基本稳定，如果来了动物消费，价格不变，如果嫌不合适，就请到别处去。罗萨丽很有头脑，她以自己的方式行事。她手疾眼快，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既时刻操心炉灶上的饭菜，同时还用母性的目光照顾着四张桌子，如今被她称为餐馆；凡有人敲门，她去开；来人打搅了她，便立即关上；她接待所有穷人，而拒绝那些因为价格不贵来占便宜的吝啬人和装扮成美国人的赶时髦的人。
在常客中，她对从巴黎南阿格耶来的一只狗特别有感情。她认识这只狗，也认识了其主人。它的主人是个修理桌椅的工人。一天，狗拉着一辆小破车，其主人在后面推着，来到了她的酒吧。这位修椅子工花了四天时间，修好了酒吧里的所有椅子。他的狗也很好地利用了这段时间，走的时候，它的肚子吃得圆圆的。从那以后，它只要饿了，就一路嗅着走着，独自返回巴黎。吃饱后回去，饿了再来。如此重复往返，持续了十二年。它无疑最忠实于同莫迪利阿尼一起生活的罗萨丽。
罗萨丽和艺术家莫迪利阿尼之间有着一种特别的友谊：他们相亲相爱，也不断相互争吵。她谴责他喝酒过量，而他还要喝。他们俩大声对骂，是酒吧客人们最大的乐趣。大吵大闹之后，一切如故，但盘子碟子全部报废了。在气得发疯的时候，画家摘下挂在墙上的画撕得粉碎。次日他万分懊悔，再拿来一幅新的挂上。也许他接着又将它撕毁。在他们之间，这似乎只是一种玩笑、一种游戏。郁特里罗来时，情况会变得更加糟糕。这两个酒鬼一起散步被警察带走的情形并不少见。在此类极端时刻，警察局扎马龙警长必须出面干预。
扎马龙警长是艺术家们的朋友。他在巴黎警察局负责和外国人有关的事务。他办公室的墙壁上挂满艺术作品：苏珊·瓦拉东、莫迪利阿尼、苏丁、基科因和他特别喜欢的郁特里罗的作品。
一旦有画家陷入贫困，扎马龙警长就出面帮他。他不上班时，人们去多姆或罗童德酒馆找他的朋友。他经常为他们辩护，而反对巴黎的一个警察德卡夫。德卡夫也是艺术业余爱好者，但他只会给瓦万街的画家们制造麻烦。他用自己的服务换画家的作品。有时他也买，但只付订金，要画家们到警察局要剩余的部分，自然任何人都不会去要。
莫迪利阿尼离开警察局，去这些家、那些家、多姆、罗童德或罗萨丽家。有时，他沿着蒙巴那斯公墓的墙根一直走到一座小房子，沿着楼梯上楼。他在一扇门上轻轻地敲了几下，一位年轻妇女开了门。这是爱娃·古埃尔。
她脸上抹着厚厚的脂粉，极力掩饰她苍白的脸色，她患有结核病。她想对其情人——毕加索掩盖她的痛苦。长期以来，她一直害怕他抛弃她。但毕加索却一直忠实于她。他陪同爱娃看医生，陪同她去医院。世界大战刚开始的头几个月，他们俩是在法国南方度过的。他们很少离开他们居住的那条街。在酒馆里，毕加索经常遭受休假士兵的辱骂，他们不明白这位身强力壮的男人为何不上前线去，他一定是贪生怕死的懦夫。
毕加索画室的窗户正对着蒙巴那斯公墓。相当大的房间内摆满画板、颜料和画笔。为避免在战时原材料缺乏，画家的储存充足，沿着墙根一字摆放着四五百块画布。毕加索从事贴纸画需要用的各种各样的纸张，将地面覆盖得严严实实。
他不停地画，不仅因为那时他的作品更加接近黑非洲艺术而非立体艺术，而且那些物品、椅子、墙壁都还是光秃秃的……他无法忍受任何原始的空间。
他身穿运动短裤，背靠窗户，脸拉得老长，显得十分忧愁。不是因为战争，除向朋友探听新闻消息之外，他从来不谈论战争，而是因为爱娃，他为爱娃的身体状况苦恼。
莫迪利阿尼到达时，他正在仔细地看着邮递员刚刚送来的一封信的信封。他用吃惊的目光瞅了一眼来人。意大利人毫无表情，毫不激动。他平静地叙述了他到这里之前，在夜里做了些什么。毕加索心不在焉地听着。爱娃冲到房间最里面躲藏起来。
两位画家交流着各自听到的新闻：卡恩维莱在瑞士；罗森伯格兄弟购买立体画；格特鲁德·斯坦和阿丽丝·道格拉斯回了英国，接着又去了帕尔马群岛；弗拉芒克白天在一家兵工厂制造炸弹，晚上写中篇小说。
毕加索特别指出：“马克斯·雅各布始终搞不明白为军国主义流血流汗、为他们卖命的人怎么能够成为反军国主义者。”
“他是被征兵征去的。”莫迪利阿尼辩解道。
谈话到此中断。阿姆多·莫迪利阿尼不知道他的【创建和谐家园】恰好勾起了西班牙人毕加索的心思。正在准备飞黄腾达的毕加索，已经忘记了“洗衣船”时代他自己的放荡生活。阿姆多同样也不知道几个月之后，在一次轰炸中，由于缺少画布，但又十分渴望作画，毕加索竟然将意大利画家的一幅作品覆盖，在上面绘制一幅静物画。
莫迪利阿尼来了十分钟之后，这两位男人之间已经完全无话可说。莫迪利阿尼转身离开毕加索的画室，下了楼梯，消失在院墙围栏之外。
毕加索接着看那个在意大利人来之前他收到的信的信封。那是一个已经使用过的信封，这是写信的朋友勤俭节约的一贯做法。这是他的一位最忠实的朋友。诗人的形象出现在毕加索的脑海中，他情不自禁地笑出声来。这位朋友是那么文雅讲究，那么会打扮，那么与众不同，那么难以捉摸；他热情得如同一位神甫，他的表演才能如同一位教皇，幼稚得如同一个孩子，而如今却脚踩冰雪，手捧泥浆，在制造炮弹！
他拆开信封，将全部身心都沉浸在阅读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的信件之中。那封热情洋溢的信件，充满了作者对军事生活赤诚的爱。
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一） 女人和炮兵
啊！我亲爱的心肝宝贝，如果我在前线牺牲，你终将有一天为我哭泣。
纪尧姆·阿波利奈尔
阿波利奈尔参军了，诗人要去打仗了。他枪尖上的光荣花比其他人的更加挺直。为保留住在无国籍士兵光荣榜内的位置，他必须抹掉人们记忆中的一张照片，即发表在1911年秋天的报纸上，他戴着手铐被带往监狱路上的照片。他的最大愿望就是被接待他的国家承认他为它的永久性公民，于是那张照片就成为他莫大的耻辱，他必须彻底洗刷掉这一耻辱。
他并没有如他期望的那样很快上前线。虽然他有着良好的愿望，但碰上文牍主义的烦琐手续使他寸步难行：他在罗马出生，母亲祖籍波兰，父亲不明。此类家庭状况值得认真考察。报名参军者大有人在，被拒绝率很高。
在领导当局研究做决定期间，阿波利奈尔去尼斯会见他的朋友们。
到达尼斯三个星期后的一天，他在尼斯老城的一家餐馆用餐。他被邀请到临餐桌就座，恰好那里有一位30岁的年轻妇女十分引人注目。没用一会儿工夫，诗人便忘记掉阿妮·布莱登和玛丽·洛朗森。她背叛他之后，与同她结婚仅仅六个星期的丈夫奥托·翁·维特热去了西班牙。
重新点燃了他心中烈火的这位女郎活泼、漂亮，有着褐色头发，她善于见机行事、口齿伶俐，在宾客与水晶酒杯之间应付自如，“既胆大心细又轻浮放纵”。她的目光热情奔放、精力充沛，但无用武之地。卑躬屈膝的童年使她窒息，23岁结婚，又迅速离婚，有点儿特殊的姓名明显地带有女冒险家的味道——路易丝·科里涅-夏迪翁。她一方面当义务护士，另一方面在高度解放的放纵女性的道路上放任自流。阿波利奈尔看在眼里，喜在心头，激动得热泪盈眶。
他们初次会面的第二天，阿波利奈尔迫不及待地向她宣布了他热烈的爱慕之情。五天之后，他让人把他所有的作品寄给她，并且向她允诺专门为她一个人写一本书。接着俗气地邀请她同他一起单独散步。从这一刻起，他成为她的“终身奴仆”。
很快，他们就开始在大烟馆幽会。后来逐渐发展到去餐馆、海边、荒无人烟的海滨以及除饭店之外的任何地方会面。每当阿波利奈尔想推开一扇门，路易丝总低声嘀咕说他们是朋友，他们应该待在外面。当她长长地躺在烟榻上，口中叼着大烟枪的时候，她让他拉着她的手，并给她一些许诺。后来当了炮兵的阿波利奈尔常常回忆起那些美妙的情景：
我多么渴望咱们俩能够单独躺在我小小的办公室里的烟榻上，让我好好地抚爱你啊！……
［摘自1956年出版的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的《写给路易丝的诗》］
吸毒结束后，他们手挽着手，或许还有进一步的行为，但无论如何，这远远不够。尤其是当这位年轻女子承认她的爱和她的心已经有一半交给了一个外号叫“嘟嘟”的炮兵的时候，阿波利奈尔的渴望愈加强烈，他问：
“那又有何妨？”
“没有什么，我也给其他人。”
“那么好吧，来吧。”
“不，不行。”
他们就这样过了两个月之后，阿波利奈尔精疲力竭，再也无法继续坚持了。他加紧办理参军的手续，为出发做着一切准备工作。此时，路易丝让步了。他们爱得十分疯狂，以至于几天之后，阿波利奈尔恋恋不舍，甚至曾经产生过后悔参军的思想。战争爆发时，有朋友曾经建议他逃到瑞士去，但他拒绝了。他被调到尼姆，他同意去，然而是违心的。
第二天，路易丝来到军营门口。她要求见炮兵38团78连的第二炮兵驾驶员纪尧姆·科斯托维斯基kostrowitzky，阿波利奈尔原来的姓氏……
他出来见到她。
他们去了旅馆。
他们在那里度过九个夜晚。
然后，阿波利奈尔开始上课了。
他发现了训练、烧饭和【创建和谐家园】点名的乐趣。他开始学习骑马，【创建和谐家园】骑疼了。他也有烦恼事：缺钱。他蓄起了胡须，这是要求。在他给心上人的信件中，在向她表达热烈爱情的同时，也丝毫不掩盖他士兵生活中的任何细节。他请她不要担心，战争进行最长一年，如果毕卡比亚的话可信的话，或许还可能更短。因为在全民总动员之前五个月，他已经预测到战争的爆发，并且说战争将在2月份结束。阿波利奈尔是个非常信赖法国的爱国主义者，他说：“法国的价值与法国的力量一定取胜。我们都是男子汉，而其他人，即使算数，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些黄油。”
当路（路易丝的昵称）不很快（最多三天）给他回信时，炮手很失望，唉声叹气，写信给她回忆他们深深相爱的那些晚上。当然，也不是时刻相爱，有时他也用皮带和马鞭威胁她……
她在给他的回信中说，她把他的信件捆绑起来，给它们“戴上手铐”。
他呢，他也不反驳她。他将毕加索为他画的肖像寄给她。
1915年1月1日，他获得两天的许可到尼斯看他的路易丝，他们度过了两天最幸福的床上生活。在从尼斯返回部队到马赛的火车上，阿波利奈尔结识了一位女士。他是奥朗女子中学的文学教师，名字叫玛德莱娜·巴热斯。他们以后还会见面的。
回到尼姆五天之后，阿波利奈尔光荣地加入了军官预备队。他更加经常地练习骑马，也上炮兵技术课程。他为什么能够成为炮兵呢？他的回答是因为他是艺术家。这里指炮兵一词artilleur与艺术家一词artiste中的前四个字母相同，于是形成一种特殊形式的字谜。——译注
军事培训课对他来说不难，不是什么负担。他收到索尼娅·德劳内寄来的包裹、阿尔西邦科送的毛衣、保尔·莱奥托的100个苏和布莱斯·桑德拉斯的一封信。桑德拉斯的信中写道：“我无法对你讲我们在何处。”阿波利奈尔十分高兴：查禁管制如此之严格，他还想方设法同我联系。他为自己至今没有行动感到羞愧，为仍然没有上前线有种犯罪感。但至少这一拖延无意中给了他同情妇充裕的享受生活的良机。在见不到她的时候，他回想他们之间的美妙时光。她是他的终身女人。阿妮·布莱登、玛丽·洛朗森以及所有他曾经交往过的女人，尽管都非常好，床上的功夫也无穷无尽，但与她相比，都一钱不值。
当她向他详细描述她与其他人的放荡行为时，他极力掩盖自己的嫉妒心理。两个，还行；三个，勉强；再多就成罪孽了。有一天，她在信中大谈特谈意大利，他委婉地向她提了个问题：“此时，在你小小的花瓶里是不是有一个意大利人呢？”他有时做比较：他，一个过着禁欲生活的纯洁的炮兵战士，而她呢，她的心灵和床向所有人开放，他们的家似乎成了妓院。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恶治恶。他提醒她当心点儿，因为其放荡的生活已经开始使他脸面无光了。
当他生气的时候，就再也不理他的亲爱的、可爱的、小心肝儿、“亲爱的朋友”或“老同人”路易丝；他写信的签字也不再签“纪”，而是签“纪尧姆·阿波利奈尔”；他也假装表现得十分忠厚老实，假装纯洁友谊；为激起她的嫉妒心使他能够更安心点儿，他向她描绘一些从他眼前路过、他完全可以拉进旅店的年轻姑娘……当他觉得他们之间的爱情无法挽回时，他挺直腰杆站在她的面前，不是以临时情人的身份，而是拿出有身份、有地位的男子汉的气派同她理论；他也寄钱给她；她去巴黎时，他把自己在圣日耳曼大街的房子借给她住。因为他是诗人，他要求她把他的信件和诗歌都保留下来，因为他计划战后发表。他表现出自己很有远见：从此以后，无论写什么，他在纸上只写一面，一方面方便未来的出版印刷，也便于以后把有关个人隐私的内容加进去。他已经准备好书的题目：《我爱情的影子》。
圣母升天节那天，纪尧姆·阿波利奈尔上了前线。那是他一生中能够想到自己不是法国人而是波兰人的很少时刻之一。他十分同情自己的祖国受到了战争如此残酷的蹂躏，他觉得自己祖国的人民是最崇高而又最不幸的人民。他上前线，同样也是为了保卫她。
4月9日，他写了一份遗嘱给路易丝。他建议她同《法国信使》出版社签署一份有关他那部题目为《酒精》的作品的合同。他认为这能够让她得到一些钱。他详细地列出其文学著作出版社的清单与地址，与他签过合同的出版社。万一有一天他无法亲自去时，她可以以他的名义去索要预付款以及他应得的部分。在此之前，她必须规规矩矩地在圣日耳曼的家中待着。一方面因为在同一座楼内住着一位参议院议员，另一方面在战争期间他不付房租，他希望她保证坚持做到这一点。最后，他表示当其他人在凡尔登炮火连天的战场流血牺牲的时候，巴黎仍然在组织各种庆祝活动，有欠妥当。
当路易丝向他述说她患有贫血病时，他时而以丈夫（他渴望能够成为）的口吻说：打疫苗嘛；时而以过路情人（已经不是）的口吻讲：洗澡时的水应该是温和的；时而以嫉妒生气的口吻说：你要不同伤寒病人接吻，你也就不会患病了……
除最后一项外，他对她讲话时总带着他母亲科斯托维斯卡给他写信时的口吻。他的母亲总是要求他告诉她在哪里睡觉，要求告诉她那位科里涅“伯爵夫人”是何许人也，是一个年轻人、老妇，还是寡妇？她长篇大论地告诫他该干什么，其实她对儿子各方面的情形并不了解。只能让人认为她其实并不关心儿子，只是一味地专横跋扈、自私自利，最关心的首先是而且只是她自己。十年前，她就是以同样的口气要求他的儿子（34岁）骑马穿过森林时要当心不要碰上炸弹，据说炸弹能炸出特别大的坑。“你如果连人带马掉进这样的坑里，那还了得！哪怕没有马，也不成！”在科斯托维斯卡大妈心中，惟有炸弹在森林里爆炸是最可怕的事情。因为炸弹能够炸倒树，于是她另加两条：“当心别让树砸伤！”“一定要每天祈祷圣母保佑你！”
4月11日，诗人正式成为一名战士。令他甚感荣幸的是，被任命为联络官。他可以骑马在野外奔波，他成为同行们中的佼佼者，他还可以在牛油灯微弱的灯光下写作。看来战争并不可怕。
他与“嘟嘟”——路易丝的另一个炮兵情夫——相互成了对方的“帮凶”。路易丝见到其中一位时，请他向另一位问好。通过她的关系，阿波利奈尔与其对手交往时如同与其同志交往一样：他对嘟嘟讲述在射击方面取得的进步。在没有路易丝的消息时，他毫不犹豫地给嘟嘟寄张明信片，请他告诉一些有关他们共同心上人的最新消息……对她呢，他只淡淡地说参军的目的是为了保卫他的祖国。
遗憾的是美人路易丝好像热情骤减，并且在有意识地回避他。诗人仍然热恋如初，但对方完全不予回应，或者几乎不予回应。他们之间仍然用“我的纪”或“我亲爱的路”相称，表面上显得十分亲热。阿波利奈尔继续给她汇款，不表现出他心中的猜忌。在士兵们用炮弹壳制作的戒指上，阿波利奈尔刻上一些表示爱情的字眼儿，他提醒路易丝小姐别忘记她完全属于他。
阿波利奈尔建议她翻翻他的书柜，从中找出《11000苔鞭》，并只许她自己读着享受，不得对他人讲。路易丝住在阿波利奈尔家期间，她同样可以读一套阿波利奈尔同他人合著的《女人的新情人》。
她偶尔也给他回信，他来信责怪她对他们关系的冷漠。她给他寄砖茶时（因为他知道砖茶只能用开水泡着喝，而在战场上绝对无处寻觅开水），他耐着性子，不急不躁，默默地强咽下心中的怒火。诗人时而暴怒，时而发誓对她怀有永久性的炙热爱情，反映出诗人心灵深处的痛苦，他再次受到他人的嘲弄。他十分清楚，与阿妮·布莱登和玛丽·洛朗森一样，如今路易丝也离他而去了。她同意他们保持朋友关系，可以通信，或许也可以是情人关系，但这个“或许”令炮兵十分失望，他想要的是一切。男人是主人，女人应该服从，人们在一起是为了生活，爱是相互的，绝非一方对另一方的恩赐。
同路易丝的关系无法挽回了，他必须到别处去寻找愿意接受他的爱的对象。
别处？哪里呢？一个朋友的姐姐的一位女朋友从1915年4月份以来经常给他写信，也许在她那里可以找回失去的爱情。她名叫让娜·布格布朗，曾经以伊芙·布朗克的笔名发表过一本小说和几首诗。阿波利奈尔刚上前线之初和在前线的最后时期，她都担任他的战时代母marraine，在后方负责给战争前线作战的士兵写慰问信、寄包裹的妇女……炮兵阿波利奈尔曾经试图将她拉进自己的心，但这位年轻的夫人坚决地拒绝了，她果断地说：咱们之间没有缘分。甚至连一张照片也没有给他。尽管他再三要求，但她从未给过他她的照片。他们之间始终只限于文学方面的来往。只是等到战后在卢森堡公园组织的庆祝会上，他们才见了一面。
那么，他只好放弃这一个。
反正，他还有另外一个。
这是他于1915年在火车上认识的一位睫毛很长的年轻姑娘。她十分年轻，几乎不满20岁。当时他刚在尼斯的哥哥家度过圣诞节回奥朗去。阿波利奈尔在火车过道里拥抱过路易丝。火车启动时，他在这位不相识的女士对面坐了下来。他们交谈过几句，谈到尼斯、维龙，也谈到他两年前刚出版的《酒精》一书。在马赛下车时，他帮她把行李箱拿下车。然后，他要了她的地址。从那以后，他们之间从来没有过任何联系。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4月份，路易丝三天未给他写信，他想激怒路易丝，于是给这位陌生人寄了一张明信片，向她表示敬意，并吻她的手。两个星期之后，他投出的问路石子有了回应：从奥朗寄来了一包雪茄。比他期待得到的多许多，他必须给她回信。他写得十分认真，花了不少心思：谈了一点儿战事、说了一般的问候、写了一小段诗吹捧她一番，那次火车旅行是多么美好！致以崇高的敬意。签字：纪尧姆·阿波利奈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