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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里的悲剧在于，其实他的坏名声来自一个冒名顶替：他并不是于布老头，而且从来都不是于布老头。

  这部将他神圣化了的戏剧作品其实并非出自他的手。《于布王》实际上是一部集体创作的作品，而且可以说他根本没有参加该剧的创作。于布老头是法国布列塔尼地区雷恩中学的一些学生集体所为。他们创作这部戏的目的是嘲弄他们的物理老师——埃贝尔（hébert）老头。这位老师毫无权威，学生们常常以在他的课堂上起哄为乐。雅里16岁来到该校时，此戏剧已经存在。当时的剧名为《波兰人》，署名作者是莫兰兄弟。雅里仅仅是修改了戏剧的名称与其中主人公的名字。主人公的名字于布（ubu）无疑来自埃贝尔（hébert），学生们常叫他hébée或者eb，因而ubu显然是从hébée演变而来。

  剧中反军国主义的一场戏也许是雅里在原作的基础上增加的。但是“绿蜡烛”和“cornegidouille”两部戏不是出自他的手。那段臭名昭著的头场开场白“他妈的儿！”更不是他所写。有夏尔·莫兰的证词如下：

  我们当时都还是孩子。我们的父母绝对不同意我们使用剧中的言辞；那么我们别出心裁地想出在台词中插入许多的字母“r”。事情就仅仅如此而已。

  ［摘自1947年的《新评论》杂志中夏尔·莫兰的文章《从于布到海关职员卢梭》］

  然而，多亏有雅里，于布才得以周游世界。正是雅里将《于布王》搬上舞台，最初将它搬上了雷恩中学的舞台，演员均为那里的学生。接着，其他地方也逐渐开始上演此戏，有的地方还把该剧改编为木偶戏演出。

  《于布王》在巴黎上演之后，热烈的评论开始了。人们将它与莎士比亚、拉伯雷的作品相提并论。《诗歌和散文》向“这部滑稽可笑的不朽悲剧，一部天才的法国名著致意”。雅里去世很长时间之后，《法国行动》还对这部莎士比亚、列宁和前进中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式的讽刺赞口不绝。莫兰兄弟保持着沉默，他们不说话，也不发表意见，但在他们的心底深处，一定认为眼前发生的一切简直荒唐可笑。确实，他们一直为雅里在此事中扮演的角色——自封自己为该集体创作戏剧的惟一作者，有点儿愤愤不平，但他们没有揭露他。他们对所持态度的解释是：该剧的创作只不过是开个玩笑，是为了讽刺那个时代的人，特别是文学界的那些精华。这样的玩笑令他们开心。由于他们与同窗学友雅里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也知道于布这个戏剧人物对他的职业生涯初始帮了大忙，他们也为这一滑稽剧给他带来如此大的声望而高兴。最后，他们也同意雅里修改戏剧的名称，并将主人公与埃贝尔和雷恩中学联系起来。在该剧的两位作者看来，于布仍然是一个玩笑、滑稽剧，更准确地说，是一个骗局。

  即使他是《受奴役的于布》或《戴绿帽子的于布》的作者，即使于布这个人物确实在雅里的作品中出现过，也不等于《于布王》就属于雅里。他的朋友昂布鲁瓦兹·沃拉尔德十分清楚在大战期间，他写过一部北欧传奇续集：《于布老头复生》，由鲁奥绘制插图。

  这一窃取他人著作权的行为，对雅里的命运以及他本人的心理构成沉重的压力。有一次他在谈论作品《波兰人》时倾吐出自己的心声，但是鲜为人知：

  人们用《于布王》将我压得无法翻身。这本来是中学生的一场恶作剧，并且不是出自我的手……我做过的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他们大家都用于布堵死了我的前进道路。我必须谈论他，模仿他，过与他一样的生活。人们想要的只是这些！

  ［摘自1947年的《新评论》杂志中夏尔·莫兰的文章《从于布到海关职员卢梭》］

  瓦莱特与拉希尔德的女儿证实，人们从来都以“于布”称呼雅里，而从未听到人们以别的名字叫过他：

  那似乎是一个面具，在我们家，作为家里人，有时他可以摘掉它。有时，我们大家也如同于布老头一样说话、行事。

  ［摘自1947年的《新评论》杂志中夏尔·莫兰的文章《从于布到海关职员卢梭》］

  于布这个角色侵犯了雅里的生活与心灵。但他还是一直那样扮演着，无论他人如何叫他，他一概接受。他在生活的舞台上如同这个人物的模子，既像麦克白macbeth，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悲剧人物——1040—1057年期间的爱尔兰国王。——译注，又像福斯塔夫falstaff，莎士比亚戏剧人物——1379—1459年，英国上尉，英法交战期间，任法国诺曼底、麦那和安汝地区总督。、高康大gargantua，拉伯雷剧作中的人物，胃口十分大。及波里西内勒polichinelle，滑稽剧或木偶剧中鸡胸驼背、尖着嗓门说话的小丑人物……在生活的重负下，他强打精神，挺直腰杆高喊“merdre”，在上流社会的沙龙，他用寻衅闹事、蛮横无礼制造轰动。此类行为更多的是出于极端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好斗者软弱的表现。他的一生都如同在上演一出独幕悲喜剧。

  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一） 立体主义的瓦解

  这一天，在所有人心中都响起了一声晴天霹雳。

  约瑟夫·戴尔泰josephdelteil(1894—1978），法国作家。

  于布缺乏理智。

  20世纪也一样。它刚刚进入理性年龄，便把世界带入了战争。

  1914年6月28日，弗朗索瓦-斐迪南大公倒在了塞尔维亚狂热分子的子弹之下。7月28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7月31日，德国向法国与俄罗斯发出最后通牒。同日，让·若雷斯jeanjaurès（1859—1914），法国政治家、作家，反对政府的殖民政策，反对战争。遭暗杀。8月1日，法国全国总动员。8月2日，法国军队在灿烂的阳光下走出了巴黎的军校和军营，一个个身挂头盔、枪系红花的士兵，在战刀、宝剑、刺刀发出丁丁当当清脆的撞击声中，在战旗的军乐队的带领下，雄赳赳气昂昂地沿着巴黎的条条大道，向各火车站进发。重骑兵、龙骑兵、炮兵、狙击兵和步兵异口同声地呼喊着同一个口号：打到柏林去！他们计划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到达那里，并且带着他们的战利品——凯泽kaiser,1871—1918年期间的德国皇帝。以同样快的速度返回巴黎。

  在巴黎，人们聚集在蒙巴那斯的各家酒馆里举杯痛饮，为获得胜利祝福。开战前夕，蒙马特尔的艺术家们，为躲避战火而到蒙马特尔落脚的人们，纷纷跟随毕加索跨越塞纳河到达左岸蒙巴那斯。于是，蒙巴那斯的瓦万大街取代了蒙马特尔的“机灵兔”，成为来自蒙马特尔的艺术家们最集中的区域。他们在塞纳河的右岸蒙马特尔山撒种，却将在蒙巴那斯收获。

  丁香园酒馆不再组织舞会了，因为那里资产阶级化了。茴香酒从六个苏涨到八个苏。为避免遭受镇压，画家和艺术家们从山上下来以观形势的发展。他们推开门，进入位于瓦万大街两侧的两个较大的酒馆：多姆和罗童德。前一个酒馆比第二个早开张十五年。多姆酒馆有三个厅，供德国人、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人和美国人玩台球。罗童德占两大优势：一台老虎【创建和谐家园】，一个朝阳的大平台。不久之后，他扩大规模，把隔壁的两家酒馆巴那斯和小拿波利丹吞并。艺术家们经常在这里相聚，为德国皇帝凯泽喝倒彩。

  8月2日，瓦万大街同其他路口没有两样。只是在它的南侧，人们在组织欢送军队开赴战场的庆祝活动，罗童德内人群熙熙攘攘，而位于北侧的多姆却空无一人，德国人放弃台球桌溜了。从此以后，他们只能在国界线的另一侧耀武扬威了。直至那时，一直认为艺术没有国界的拙劣画家们，也悲伤地陪同他们的日耳曼朋友到纪尧姆皇帝召见他们的火车站去了。他们在群众的一片嘘声中走了，去了柏林或慕尼黑。

  当时，社会各界都酝酿着狂热的反日耳曼情绪。艺术也无法逃脱这一法则。举办“熊皮”拍卖会的次日，《巴黎午时》发表了一篇反映人们共同思想的文章：

  一些不受欢迎的外国人怪诞、滑稽而且丑陋的作品卖出了天价……这样一来，我们民族艺术中讲分寸、守秩序的优点将逐渐消失，塔奥塞tannhauser，德国诗人和作曲家。以及他的同胞们将会十分高兴，因为他们不需要再购买毕加索的作品，而是免费从卢浮宫博物馆搬走他们想要窃取的一切艺术品，而那些冒充高雅的意志薄弱者或无政府主义知识分子却无能为力，束手无策。毫无疑问，这些人有意无意地成了敌人的帮凶和同谋。

  ［摘自1914年3月3日《巴黎午时》］

  阿波利奈尔此时表现出了他全部的能力。他猛烈攻击罗曼·罗兰以及所有只讲和平、不参与任何斗争的和平主义作家。他为倡导和激励人们“反德”的民族情感大声疾呼。《酒精》一书出版时，他敢肯定德国人已经在连一个马克的著作权都未付的情形下，将《酒精》中的第一首诗《地区》翻译成德文。他说：

  他们时刻到处掠夺，不焚烧法国教堂的时候，就【创建和谐家园】法国诗人的作品。

  如果没有安德烈·纪德极力鼓吹法德和解，欧洲就不会有和平。是因为从未上过战场，安德烈·纪德才成为少数和解的鼓吹者之一吗？在很长时间内，无人听他的，那个时代的法国文学直至30年代一直深深地打着雷米·德·古尔蒙remydegourmont(1858—1915），法国作家，象征主义批评家，评论作家。在19世纪末提出的狭隘爱国主义的烙印。

  1917年，甚至发展到将科隆（德国城市）香水改名为卢万（比利时城市）香水、德国牧羊犬改为阿尔萨斯牧羊犬、柏林街改为列日（比利时省名）街、理查德·瓦格纳（德国作曲家）街改为阿尔贝里克-马尼亚尔（法国作曲家）。保尔·莱奥托愤愤不平地下结论说：“我希望在实现和平的时候，将它更改为胜利街。”

  罗童德酒馆稍微有点儿出格：在这里，民族主义情绪没有其他酒馆强烈。部队在街头行进时，该酒馆的老板利比翁老头从早上起就在酒馆最里面给顾客们斟茶倒酒。他将长年存放在地窖里的陈酒也取出供客人享用。他穿一身很平常的灰色服装，一手掐腰，一手捋着他那八字胡须，看着部队沿着林阴大道向北走去。一些妇女在沿途的路边向年轻士兵们抛撒着鲜花。穿着黑色制服、红色裤子的军官们雄赳赳气昂昂地向大家行礼致意。各部队都唱着《马赛曲》。

  路过罗童德酒馆时，士兵们的歌声更加高亢，更加响亮，歌词也变了。军队与路边看热闹的人们都向一些年轻人喝起了倒彩。其实他们也同样在为进军顺利干杯，但身穿的不是军装而是五颜六色的衬衣，肤色也与我们不同。莫拉斯用更加刺耳的嗓门喊道：“外国佬滚出法国去！”

  一眼就看得出来，那些年轻人的确不是本土人：他们的口音、服装、行为举止、所做所想全部证明他们不是我们本土人。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自十分遥远的国家，而其他人与他们的习俗相似，大多数人不清楚他们到底从哪里来。他们都避开跟随部队的大量群众，有的站在人行道上，有的站在路边。

  那一天，也有误会。外国佬们一个个躲进酒馆，藏在利比翁老头的幔帐后面，不是因为他们软弱无能，而是为了免受辱骂。他们不讲话，是因为他们得到他们中间的两位——意大利人利西奥托·卡努多和瑞士人布莱斯·桑德拉斯发出的命令：

  法国的外国朋友们在法国逗留期间学会了热爱法国、眷恋法国，将法国看成是自己的第二祖国，并且深深地感到十分有必要向它伸出帮助之手。

  无论在何处出生，凡在这里居住的无论是知识分子、大学生、工人以及一切健康的人，我们在法国找到了生存的手段，让我们联合起来，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自觉自愿地为伟大的法兰西做出我们的贡献吧。

  他们之所以不讲话，是因为这一年的8月1日恰巧是星期六，他们在等待星期一到来时，去征兵站应征参军。

  星期一到了。首先到达征兵站的是波兰人。他们近一千人浩浩荡荡地开赴圣多明我街报名参军。报名之后，他们手持登记证，涌向骑士广场购买上战场需要配备的军大衣、裤子、上衣和军帽。

  仅仅几个星期时间，“洗衣船”的那帮伙伴们就永远地分手了，他们在蒙巴那斯的弟兄们也离开了培育他们的土地。他们都出发奔赴北方战场，为保卫将他们养育成人的祖国——法兰西去战斗了。当时在尼斯的阿波利奈尔在那里参了军。巴勃罗·毕加索在阿维尼翁火车站送勃拉克和德朗上战场。穆瓦兹·基斯林专门从荷兰返回法国来参军。布莱斯·桑德拉斯陪同他去，还有路易·马尔古希，奥西普·扎德基恩……

  8月2日，秋季艺术博览会主席、开明人士弗朗兹·儒尔丹惊呼道：“立体主义终于彻底瓦解了。”这也许既不是参了军的莱歇、洛特、迪努瓦耶·德·塞贡扎克以及他们的同龄人卡尔科和马克·奥尔朗的思想，更不是拒绝参军的莫迪利阿尼和意大利—智利画家奥尔蒂兹·扎拉特的思想。迭戈·德·里维拉陪同布朗库西brancusi（1876—1957），罗马尼亚的巴黎派雕塑家。、格里斯和毕加索留了下来。

  藤田去了伦敦，后来又去了西班牙，最终返回了巴黎。帕森去美国之前，在英国逗留了一段时间。毕卡比亚与马塞尔·杜尚在他之前已经到达了美国。德劳内呢？他需要找个托词。有些人说他退伍是因为神经有问题。桑德拉斯像其他许多人一样与他断绝了关系，于是他干脆和妻子索尼娅躲在西班牙和葡萄牙。

  接下来的几天和几个星期内，蒙马特尔和蒙巴那斯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呢？大街小巷空空如也；由于宵禁，天一黑酒馆被迫关门；布里埃舞场被改造为军需仓库；到处一片凄凉景象，没有热烈的欢庆活动，没有吃的，也没有喝的；巴黎十六区区长、索邦大学的教授和语法专家费尔南德·布鲁诺从大学辞职，专心从事区里的工作，他组织向贫困的穷人舍粥。但留下来的画家们仍遭受着贫穷与饥渴的折磨。

  “蜂箱”住宅被征用，供从香槟省流落来巴黎的难民使用。原来绿油油的草坪如今成了菜园，树都被砍伐当柴烧了。冬天的一个上午，夏天经常用水喷洒房客的那位看门人上楼进了夏加尔（夏加尔于大战前夕去了白俄罗斯的维特布斯克度假，没有能够回来，1923年才回到法国）的画室，将里边所有东西一搬而空。在确认全部绘画作品都进行过防水处理之后，他满意地下到一楼。手拿画家的作品，向他那间天花板已经严重破损的小屋走去。在手脚麻利地将那些破天花板拆除之后，用那些从天上掉下来的保护物——夏加尔的绘画作品，代替了刚刚被拆除的天花板。

  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一） 战时的艺术家食堂

  在蒙巴那斯我们有一些艺术家食堂，是它们使人们暂时地忘记民族的痛苦及其他。

  马克斯·雅各布

  巴黎处于战争时期，食品定量配给，巴黎正在遭受着贫困与饥寒的折磨。人们缺衣少食。大街上的路灯和汽车车灯黯淡。家家户户的玻璃窗户上贴着胶布，预防被敌机轰炸震碎。整个城市笼罩在一片灰暗、平淡、乏味、毫无生机的气氛之中。人们必须适应新形势，接受新现实，养成新习惯。民众也开始缺少粮食，各个阶层的人们都深深地体会到了向来属于穷人的命运：生活仅仅是消化道，整天为吃饭奔波，但口袋中的钱也仅够nfda4口：一份蔬菜牛肉汤15个苏一个苏相当于现在的五个生丁。，一份菠菜13个苏，一斤梨两个苏，一块巧克力一个苏……

  战争中断了生活在巴黎的外国艺术家们的粮食供应。商人们离开了城市，画廊全部关门，从国外给某些艺术家的汇款无法进入法国，必须耐心等待许久方可获得一些冬天取暖用的煤球。罗丹本人不得不在病榻上挨冻，因为无人想到为他供应燃料让他早日康复。

  然而，艺术家们之间互相帮助，这是老传统。从前已经有凯博特用为他们购买画布、组织展览会和送钱给莫奈、毕沙罗及雷诺阿的方式支持印象派。20世纪初，巴黎的俄罗斯人组织义演舞会帮助他们当中的穷人。1913年，萨尔蒙、比利和瓦尔诺在《诗歌和散文》杂志上宣布创建文学互助社，为无生活来源的作家们募集基金。从1914年起，马克斯·雅各布在他位于蒙马特尔的加布里埃尔街的住处经常写信给上了前线的朋友，向他们通报消息。他也经常收到前线的消息，然后他将这些消息转告在后方的所有朋友。1915年，诗人（马克斯·雅各布）也为在法国南方饥寒交迫，并且患结核病的意大利画家吉诺·塞韦里尼组织了捐款活动，并将捐到的款项汇给他。马克斯·雅各布的亲密朋友西班牙人奥尔蒂兹·扎拉特（同马克斯一样，扎拉特也曾经看见耶稣出现在他住处的墙壁上）也一样：当他发现莫迪利阿尼在画室失去知觉时，他毫不犹豫地打鼓【创建和谐家园】朋友们将画家送往意大利的家中治疗。

  在蒙巴那斯为艺术家们准备了一些食堂，由市政府给予补贴。玛丽·瓦西里耶夫在她居住的梅纳街也为艺术家们办了一家食堂。在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那里经常能够见到长期居住在蒙巴那斯的艺术家、“洗衣船”的艺术家、接受捐助的人、战争期间乃至战后的许多显赫人物。

  玛丽·瓦西里耶夫是俄罗斯人。在莫斯科结束绘画专业学习之后，到意大利逗留了一段时间，最后于1912年来到法国。她曾经短期跟马蒂斯学艺，后来在梅纳街开办一所绘画专门学校。尤吉·德斯诺斯曾经说：玛丽·瓦西里耶夫刚来到法国几个星期后的一天，她正在一条长凳上休息，不远处有一位穿着整齐、彬彬有礼、不引人注目的老先生时而拉小提琴，时而作画，而且手艺不凡，这引起了玛丽的注意。接着，老先生就向玛丽提出要娶她。他叫亨利·卢梭，比姑娘大40岁，是巴黎市商品入市征税处公务员。

  玛丽·瓦西里耶夫没有拒绝他的求婚。她在他的帮助下从事绘画和雕塑，为朋友们提供慷慨的帮助，例如开办艺术家食堂，使处于困境的艺术家们能够在这战争年代起码保持免于过凄惨的生活。

  有传言说1914年之前，俄国皇后经常给玛丽·瓦西里耶夫汇寄卢布，反对上述说法的人又说有人见到过她在慕尼黑散发【创建和谐家园】的【创建和谐家园】。于是在战争结束时，她被怀疑在为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工作。

  由于玛丽·瓦西里耶夫的食堂占地为私人地产，可以不执行夜宵命令，整个蒙巴那斯都知道她的食堂。艺术家们频频推门进入这个食堂，晚上的欢乐聚会可以大大冲淡白天盛传她有变节行为给她造成的强大的思想与精神压力。

  玛丽·瓦西里耶夫食堂的墙壁上挂满绘画作品：夏加尔、莱歇、莫迪利阿尼；地上铺着略显破损的地毯；搁物架上放着许多玛丽·瓦西里耶夫制作，将要卖给服装师保尔·普瓦雷或者塞纳河右岸资产阶级的毡绒娃娃头；到处是不配套的椅子、开口裂缝的靠垫以及从跳蚤市场捡来的几百件旧物品。

  吧台后，玛丽同一个女厨正在忙着为客人们准备饭菜。共有两个灶台，一个用煤气，一个用酒精。她们为每人准备一碗菜粥，价值十来个生丁，有时供一份甜点。最富有的人可以另加一杯酒、三枝普通香烟。

  人们吃着喝着，弹着吉他唱着，有的人时而也背诵几首诗。他们使用的语言五花八门：用俄语聊天、用匈牙利语欢呼、用所有的语言讲笑话。当警报响起时，他们的歌声更加响亮，希望能够以此掩盖他们的恐惧心理和即将降临的危险。

  次日白天，画家们到多姆或罗童德酒馆相聚。因为那里暖和，他们可以一整天都泡在那里。在这两家酒馆，他们可以设法偷窃到一天内还需要吃的东西。老板利比翁对他们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看在眼里，记在心中，但从不做声。在战前，他的顾客常把碟子、餐具装进背包或口袋带走。艺术家们在绘画创作中可以把它们派上用场，所以利比翁从不干预，只有在两点上他十分严厉：在他的酒馆内禁止女士摘去帽子，禁止男子打开乙醚瓶或可卡因袋吸毒。其余方面，利比翁老头是个老好人的典范。他下令服务员不得要求顾客增加消费，因为在食品短缺时期，哪怕一小块奶油也许就是一个人一顿饭的价钱。为什么那里供应奶油咖啡呢？因为这是穷人家的日常饮料：一口气喝完不好，只能放在杯中慢慢品尝，不贵，还热乎。人人都可以在暖暖和和的酒馆里愿待多长时间，就待多长时间。老板利比翁甚至还到烟草店排队，为艺术家们购买他们自己无法搞到的香烟。他喜欢他们，千方百计地保护他们。他在蒙巴那斯的所作所为，正是弗雷德在蒙马特尔所为。

  “洗衣船”的大部分画家和诗人都上了前线，留在巴黎的也都到利比翁酒馆去。原来在蒙马特尔一带居住和活动的艺术家们在利比翁酒馆发现蒙巴那斯艺术家的面孔，有些他们还认识。勃拉克、德朗、阿波利奈尔赴前方作战离开了巴黎，于是马克斯·雅各布、弗拉芒克、萨尔蒙和毕加索就成为大大缩小了的蒙马特尔拉维尼昂街阵线的代表。他们接触的以下艺术家即将控制瓦万大街，并且将它武装得与昨日的蒙马特尔山同样艳丽与同样富有：波兰人穆瓦兹·基斯林、日本人藤田、意大利人莫迪利阿尼、瑞士人桑德拉斯和立陶宛人苏丁……对仍然在巴黎的人、休假军人、退役军人、正在休康复假的军人来说，跨进罗童德酒馆的门，感到心情特别的舒畅，就好像将马恩战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法国东北部的马恩省境内进行的两个重大战役。战场上的敌人追击到了世界的边缘那样令他们痛快淋漓。

  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一） 苏丁和莫迪利阿尼

  我忍受着撕心裂肺的痛苦。

  塞姆·苏丁

  塞姆·苏丁来罗童德学习识字。当他的女教师要求他喝奶油咖啡振作精神，而他却无力支付时，总是利比翁掏钱。他以此方式参与推广普及法语的善举，同时也帮助了苏丁，后者恰好需要此类帮助。

  塞姆·苏丁是所有人中间最可怜的一个：腹内饥肠辘辘，心情焦虑不安，各方面的苛求与挤压消耗着他脆弱的心灵。他周围以夏加尔为首的许多人十分憎恶他，他们谴责他性格阴郁乏味、行为举止野蛮粗俗。

  苏丁在罗童德酒馆，就像《巴黎圣母院》中发着高烧的卡西莫多：在酒馆的尽头，一字一句地重复着女教师教他的词句。女教师很丑，他从不看她一眼。他身上紧紧地裹着一件破烂不堪的大衣，宽宽的肩膀托着一张普通的脸，低着头，下巴贴在脖子上，脖子缩在羊毛围巾内，闪闪发光的黑发上扣着一顶破旧的帽子，躲藏在耷拉着的帽檐儿下的目光灼灼逼人。苏丁东张西望，什么都看，到处看：那是为了看谁喜欢他，谁不喜欢他，谁坑害他，谁送给他奶油和香烟。他冻得要死，饿得要命。他说：“我整天忍受着撕心裂肺的痛苦。”他经常翻蒙巴那斯区里的垃圾桶，希望能够找到一些破旧衣服或鞋子换鱼或鸡蛋吃。

  送饭给苏丁是给他最好的礼物。在餐桌上，他简直不是吃饭，他狼吞虎咽，嚼骨头、舔菜汤。整个脸，从前额到下巴都在吃，到处都粘满饭菜，用手擦抹之后，接着又用舌头舔吸手指，完全不顾生活中的起码规矩。

  他喜爱漂亮房子，他也绝对不愿意将它搞脏。一天，他应邀到一个富有人家的私人官邸。在表示歉意之后，他离开餐桌，下到花园里找了一棵树，解开裤子对着树干就解小手。

  有人问他：“为什么？”

  他以令人恐惧的语气回答道：“您家太漂亮了，我不想把它搞脏……”

  另外一次，他的一位画商请他到马赛的一家豪华饭店住宿。而苏丁消失了，躲进港口附近的一家为海员开的妓院过了一夜。

  他喜欢拳击。一个强壮结实的运动员鼻青脸肿地被摔倒在地，引起人们的大声叫喊与咒骂时，苏丁经常不合时宜地狂笑不止。他的绘画作品过分雕琢、形象粗野狂暴、畸形过度，作品与他本人一样，十分粗俗野蛮。

  他绘画不用新画布，而总是使用从克利尼昂库尔clignancourt，位于巴黎北郊。跳蚤市场买来用面包渣制作的糨糊把旧画布上的画覆盖住，然后再用。画出的结果不好（这几乎是常事）时，他用刀把刚刚画完的作品撕碎。当他给别人看作品，而来人不大加赞赏时，他同样也把它撕掉。蒙巴那斯的画家们中间流传说：任何人不得批评苏丁的作品，否则，他就当场把它们撕得粉碎。

  缺少原材料时，他重新捡回撕碎的画布，用针线重新缝好再用。无疑，画出的无论是脸面还是肢体全部是畸形。不知情的人正是从他的此类作品中发现了他这个天才画家，这是多么好的讽刺啊！

  他从不去现代绘画作品展览会，而是整天整天地在卢浮宫他崇拜的佛兰德斯绘画【创建和谐家园】以及库尔贝、夏尔丹、伦勃朗的作品前度过。他在伦勃朗的作品前停留的时间最长，因为他认为这位画家是所有画家中最伟大的。他学习给作品增加亮度，以此寻求他在日常生活中缺乏的光明与心灵开放。他时常低着头，目光总朝下看，双手插在衣服口袋中，不停地搜索散落在周围的烟头，目光在周围寻觅着还能啃的骨头、能喝的剩酒水、可供他创作画的细节或能够引他发笑的笑料。

  如果罗童德酒馆的门一开，站在门口的是莫迪利阿尼，他会突然心花怒放，脸上绽放出鲜花般的笑容。他对学习法语心不在焉，眼睛时刻盯着意大利人阿姆多·莫迪利阿尼在酒馆的餐桌间。阿姆多与塞姆的性格脾气恰恰相反：他总是面带微笑，向这个那个不停地打招呼问好。他身穿紧身外衣、平绒坎肩，棉布衬衣束在里边，肩上长长的围巾在身后轻轻飘起。他相貌标致英俊，性格和蔼可亲，爱好消遣玩耍。

  阿姆多·莫迪利阿尼在一个陌生人面前坐下，用长长的手指将面前的杯碟轻轻地推开，从衣袋中取出画板和铅笔，不征求对方的意见，就动手为他画像。仅用三分钟，他就画出一张肖像，签上他的大名，从画板上撕下那张纸，郑重其事地将它递给主人。

  “送给您，请我喝一杯苦艾酒作为交换。”

  他每天就是使用这种手段解决吃喝问题。

  而苏丁可没有这么容易。他靠在火车站用车运送大木箱子维持生计。他完全同意莫迪利阿尼的意见：艺术家只应该从事艺术创作，只应该靠手中的笔生活。不过，莫迪利阿尼在大庭广众中宣传自己的观点，而他呢，只整天地嘀咕着这一观点，听众只有一个，就是他自己。

  当意大利人莫迪利阿尼从衣袋中取出《神奇的喜剧》（他时刻将此书带在身边)，向所有在场的消费者朗读但丁dantealighieri（1265—1321），意大利诗人，《神曲》的作者。的作品时，立陶宛人苏丁正在心急火燎地匆匆忙忙赶回家读波德莱尔的作品，然后独自一人去科洛纳音乐会，那里的古典音乐使他心醉神迷，沉浸在无限美妙的心境之中。

  苏丁从不给他人任何东西，因为他一无所有。莫迪利阿尼也只有他的绘画作品，但蒙巴那斯的一半人都拥有他的作品。因为他不是以画换他人的酒喝，就是慷慨地将他的作品免费送人。有时，他也卖，但每幅画只卖几个苏。他的慷慨大方是传奇式的，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安德烈·萨尔蒙讲述说他第一次在戈多德莫鲁瓦街的一家咖啡馆拜会毕加索时，意大利人莫迪利阿尼就把身上仅有的一点儿钱给了他。

  莫迪利阿尼的衣服破旧，但看上去仍然像个王子：他每天刮胡须，每天洗澡，哪怕没有热水，用凉水他也必须洗。苏丁呢？时常浑身脏兮兮的。一天，一位医生竟然在他的右耳朵中发现了一个虱子窝。

  没有女人喜欢他，他很腼腆，丝毫不懂得如何讨好她们。在维尔诺时，一位犹太资产阶级年轻姑娘爱上了他。她邀请他会见她的父母。同平时一样，苏丁仍然表现得高傲自大，目中无人。席间，西红柿汁、鸡蛋黄甩得墙壁上、地毯上到处都是。姑娘的亲人们原谅了他，认为艺术家不懂得礼仪规矩，但他有其他人没有的才能。

  全家人在等待他向姑娘提出求婚，而他做何反应呢?他挖空心思寻找该使用的词汇与该做的动作，但无能为力，始终找不到任何感觉。人家暗示他，为了他能够更快更好地理解他们的意思，姑娘的父母为未来的夫妇买了一套房子，并且领他去看。苏丁只说了句：这不错，很漂亮。不过此时他终于明白了他们的用意，但求婚的话始终说不出口。回家之后，姑娘终于决心放弃苏丁，另选他人。

  后来，苏丁战胜了他的腼腆。一次，他单独与一位女服务员在一家旅馆的房间里。他竟然敢于上前拉她的手，用拇指轻轻地抚摩她的手掌。他感觉不错，两眼露出快乐的神情，终于说了句恭维的话：“您的手软绵绵，光滑得像碟子！”

  在巴黎，他也逛妓院。他每次都是局促不安地坐在等候室的红丝绒凳子上等着，女老板拍了拍巴掌，进来六个女人，苏丁看也不看她们中最漂亮、最迷人的女人，随便抱走的偏偏总是与他的绘画作品中的人物最相似的一个：她们个个披头散发，面部畸形，由于饮酒过量而皮肤潮红、委靡不振。

  莫迪利阿尼却非常受女人青睐。她们被他的美貌与热情吸引，他身上的资产阶级风度得到大家的公认。他有一个儿子（他从来没有承认过），是他与一位加拿大女大学生西蒙娜·迪鲁幽会的结果。她仍然爱着他，她给他写过一些十分令人感动的信件：

  值此新年之际，我将自己心底深处的温情寄给您，愿新的一年成为我们之间从思想上和解的一年……您的儿子就是我的一切，我经常抚摩着儿子的头发誓，在我的思想上从未有过任何坏念头，从来没有。我太爱您了，我太痛苦了，这是我最后的恳求……我求您正面看我一眼。我痛苦之极，求您给我一点点安慰吧！您的哪怕是少许爱情，就能够把我从痛苦中拯救出来！

  ［摘自1961年出版的让娜·莫迪利阿尼的《平凡的莫迪利阿尼》］

  然而，莫迪利阿尼真正爱着的是一位英国女诗人、英国一家报社驻巴黎特派记者。她有一双绿眼睛，十分漂亮、标致，时常穿黑色连衣裙，头上的那顶帽子非常引人注目，从上至下装饰着她情夫送的礼物；喝威士忌；热情洋溢、富有、文化知识丰富；会弹钢琴；是凯瑟琳·曼斯菲尔德katherinemansfield(1888—1923），英国女作家。的朋友。在那个时代，她是一位不太称职的煽风点火派人物：她为堕胎辩护。

  她带着其情夫居住在蒙马特尔。他们公开相互打骂，公开疯狂【创建和谐家园】。莫迪利阿尼心中十分嫉妒。他们在多姆和罗童德酒馆、在巴迪家和罗萨利家，都动辄打架、殴斗。莫迪利阿尼吵架时嗓门很大，特别是有人在起哄时，他变得更加疯狂。在大街上有时也扯着破嗓子唱歌，在人行道上拉着过路人跳舞。有时他还睡在垃圾桶内，清晨被清洁工赶走。

  苏丁恰恰相反，必须给他灌10杯酒他才能够有点儿失控，才能同意站起来，迈上几个笨拙的舞步。他用犹太人的意第绪语唱两首歌曲后，接着坐下就号啕大哭起来。

  阿姆多·莫迪利阿尼逐渐地消气了，他笑，像个孩子似的笑得前仰后合，笑得直不起腰来，接着变得既悲伤又痛苦。接着回家去抱头大睡，慢慢地回味刚才发生的一切。

  如果过一会儿，阿姆多要求苏丁再唱，他一定回答说不会。

  “那么，讲意第绪语的歌词吧！”

  “我不会。”

  “可是，昨天你……”

  “你听错了。”

  “你叫什么名字？塞姆，这不是生活的意思吗？”

  “我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