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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这一评论再次证明了阿波利奈尔是多么幼稚，因为司法部门完全有可能认为他也参与了这一起【创建和谐家园】事件，而现在他却自己跳了出来。从某种程度上讲，他是比利时冒险家热利-皮埃利特和他的画家朋友毕加索认识的中间人。1907年，阿波利奈尔也确实曾经试图说服毕加索将雕像还回去。毕加索拒绝了，他的理由是：为了寻求古代艺术和野蛮艺术的奥秘，他已经使两座头像都受到了某些损害。这两个古伊比利亚头像无疑是毕加索从事原始主义研究的基础之一，而且在创作《阿维尼翁的少女》的过程中，他的确也部分地采纳了这两尊头像的创作手法（右边女人圆圆的嘴巴，其中三个女人的大耳朵，整个画面的不对称……）。

  毕加索和费尔南德急匆匆从塞莱特赶回巴黎，是因为既然《巴黎报》已经将热利-皮埃利特藏匿的第三个头像交出，卢浮宫的警察们就一定会在巴黎警察局的协助下，开始调查另外两个头像的下落。而这两尊头像正是在他的手中。

  阿波利奈尔也十分清楚自己面临危险，因此，他亲自到火车站接他的朋友。三人一起去了克里西大街毕加索的家。摆在他们面前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将偷窃来的物品脱手？

  诗人阿波利奈尔陷入了绝望境地，他责怪自己的粗心大意，诅咒朋友的不地道行为，他做好了名声扫地、从此再无出头之日的心理准备。毕加索的心境也不比他的同伴好多少。费尔南德·奥利维尔比垂头丧气的他们要冷静，此时此刻的她表现得比两位男子汉更加冷酷，觉得他们俩好像是“被吓傻了的孩子，满脸的懊悔与窘迫”。

  在如此严重的危险关头，两位艺术家几乎忘记了另一个极其重要的不利因素：他们是外国人。想到此，他们又突然担心被驱逐出境。

  晚上，他们一步也没有离开克里西大街，必须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们设想了一千条、一万条办法，没有一条行得通。最后还是费尔南德想到一个危险性最小的办法：把头像扔进塞纳河。

  说干就干。毕加索夫人找出一个大手提箱，把两个雕像放在里面，接着把提着手提箱的两位艺术家推出门外。想像力极其丰富的布莱斯·桑德拉斯后来绘声绘色地描述道：他们紧贴墙根，眼睛窥视着周围的动静，被沉甸甸的箱子压得弯着腰，急匆匆地向前奔去。不知何处发出一个寻常的响声，吓得两位艺术家心嗵嗵跳，猛地躲进一个桥洞底下。听了一会儿，没有任何动静，他们又一前一后，继续向塞纳河走去。前面的一位注意观察前边的动静，后边的一位密切注视着后面的情况。前面突然出现一个黑影，吓得他们俩转身就沿着来路往回跑。凌晨两点半钟，费尔南德为他们打开门时，见二人面色苍白、汗流浃背、上气不接下气，箱子仍然提在手上。

  “空的吗？”

  “不。”毕加索小声说道。

  他们进了门，再次落入束手无策的境地。最后，他们决定采取热利-皮埃利特已经使用过的办法：把古伊比利亚头像送到《巴黎报》报社，并要求只许少数人：报社社长希塞特和同样在该报社工作的安德烈·萨尔蒙知道此事。

  阿波利奈尔在客厅的长沙发上躺到天亮。天刚刚亮，他提起手提箱，去执行已经确定的计划。据阿尔贝·格莱兹说，毕加索陪同他一起去了报社。二人绕路从外侧的林阴大道到了巴黎东站，将箱子存进行李保管处，耐心地等候着《巴黎报》办公室的上班时间。第三天，卢浮宫通过中间人《巴黎报》报社收到了那两个头像。

  啊，毕加索和阿波利奈尔终于可以松口气了。

  然而，事情还远没有结束。9月7日早上，送牛奶的时间，有人敲响阿波利奈尔的家门。

  是几个警察。

  接着是对他的住处进行翻箱倒柜的搜查。

  阿波利奈尔被捕了。

  诗人阿波利奈尔被押至凯德索尔费佛quaidesoffèvres，法国司法警察总署所在地。，被控告为窝藏坏人罪和协从【创建和谐家园】罪，并被直接带至巴黎十八区的监狱（prisonde【创建和谐家园】nté)。“我好像觉得从此以后我将完全与世隔绝，最终死在这里。”他得不到任何人格尊重。狱卒发给他一件衬衣、一条毛巾、床单和被子。带他经过蓝色通道，到达11区的15号牢房。门关上了，门闩插上了。

  进号子之前，

  我被强迫【创建和谐家园】衣服。

  什么凄惨的声音在叫喊？

  阿波利奈尔，你成什么了？

  他糊里糊涂，脑子里一片空白。在一条床腿上，他发现在他来之前住过这张倒霉床的那个人的身份：迪迪·德·梅尼尔蒙当，杀人犯。

  他等着，等着。

  时间过得多慢啊！

  我好像已经被埋葬！

  克里西大街毕加索家里静悄悄的，他丝毫不敢张扬。一天过去了，没有事。他觉得有了点儿希望。但是，第二天清晨，一阵急促的门【创建和谐家园】响起。一位穿便服的司法警察亮出他的证件。他请巴勃罗·毕加索跟他到巴黎警察署走一趟。

  画家回到卧室脱去睡衣。“毕加索浑身瑟瑟发抖，快速地穿着衣服，但他害怕得晕头转向，最后是我帮他穿好了衣服。”［摘自1952年出版的费尔南德·奥利维尔的《毕加索和他的朋友们》］

  这是可以理解的：他是西班牙人，法国警察怀疑他同情无政府主义。等待着他的危险：最坏是被捕，最好也要被驱逐出境……

  费尔南德·奥利维尔眼睁睁地看着他在塞伯拉斯cerbère，神话故事中看守地狱之门的三头犬。的陪同下，在眼前的林阴大道上离她而去。他们在皮卡尔-阿勒-奥-万斯车站上了公共汽车。毕加索向押解他的宪兵发誓与这件事无关，他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宪兵说他对此无能为力，这不是他的职权范围。

  在预审法官的办公室，法官将他作为证人听取他的意见。他一再重复说他对此事一无所知，这毫无用处。法官手中有情报。

  “什么？”

  “一位诗人说他是您的朋友。”

  “可我不认识这位诗人。”

  毕加索结结巴巴地回答。法官详细地陈述诗人的交代材料：他在说出热利-皮埃利特之前先说出了毕加索的名字，现在他们已经认定：热利-皮埃利特是【创建和谐家园】艺术品的罪犯；是热利-皮埃利特亲自去画家毕加索的家中，卖给了他两个头像。

  “但我对这些一概不知道。”毕加索回答道，但口气中已经流露出了他的心虚。

  “他也说您不知道珍品的来历……”

  “……”

  “我们有一个证人。”

  他们说的证人被关押在司法部的牢房里。四个小时之前，他被拉出牢房，带着手铐，被带到法官办公室的隔壁房间。他已经手扶铁窗等候了四个钟头。法官打开门，证人进来了。他脸色苍白、双颊塌陷、惊恐不安、两眼发红，两天未剃胡须，领带偏斜一边，假领子松散。他坐到指给他的椅子上。毕加索看了他一眼，立即将目光移开，盯着对面的墙壁。

  “您认识这位先生吗？”法官问。

  “不认识。”巴勃罗·毕加索郑重其事地回答。

  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在椅子上打了个嗝儿。

  “不认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位先生。”毕加索重复道。

  但是，过了不久，他开始结结巴巴地推翻他刚才的口供，而阿波利奈尔完全乱了方寸，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在办公桌后稳如泰山的法官用他那【创建和谐家园】辣的目光盯着捏在自己手心的这些可怜的羔羊，他们被吓得如同天要塌下来将他们打入十八层地狱似的不知所措。他决定打发一个回家，送另一个回监牢。

  同一天，热利-皮埃利特用伊尼阿斯·奥尔么桑（阿波利奈尔在诗中使用过的笔名）的名义写信给司法部，证明被关入监狱的阿波利奈尔无罪。

  在此期间，巴黎在骚动。阿波利奈尔的朋友们在安德烈·萨尔蒙、勒内·达利兹、安德烈·杜戴斯克和安德烈·比利的带领下，左手举着要求释放诗人阿波利奈尔的【创建和谐家园】书（秋季艺术博览会的主席弗朗兹·儒尔丹拒绝在【创建和谐家园】书上签字），右手高举着种族主义报纸，跟随由莱昂·都德léondaudet（1867—1942），法国作家、记者、政治家，于1908年与夏尔·莫拉斯共同创办了《法国行动》报。和于尔班·戈耶举着的火炬大声高呼：

  那个卑鄙【创建和谐家园】的秘书是比利时人，他是一个伦敦强盗，

  当你了解了那帮人时，就会知道他们只不过都是些外国人、外国佬。

  ［摘自1911年9月的《作品》杂志］

  在铁窗后的那些外国佬都已经心力交瘁：

  每天早上，我们像狗熊在狱中散步，

  我们转呀，转呀，整天在转，

  天蓝得如同海洋，

  每天早上，我们像狗熊在狱中散步。

  ……

  庆幸的是，这种情形未持续多久。9月12日，纪尧姆·阿波利奈尔被释放了，然而，案件并未了结。诗人在中间人格莱兹的引见下，拜会了代理监察长格拉尼埃。代理监察长的话并没有让阿波利奈尔彻底放心，他说他保护了一个【创建和谐家园】国家财产、窝藏国家博物馆珍贵文物的人。

  “这样的罪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呢？”

  “上轻罪法庭。”

  “还有呢？”

  “判刑。”

  诗人绝望了。

  “最理想的办法是上重罪法庭……”

  “对不起，您说什么？我没有明白。”

  “您无法否认您的罪行。在轻罪法庭，法官执行法律，没有法庭辩论。而在重罪法庭，您可以做解释……”

  阿波利奈尔完全不想作任何解释。

  “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有。不予【创建和谐家园】。”

  “我有可能做到不被【创建和谐家园】吗？”

  “咱们看吧……”

  阿波利奈尔运气不错，他争取到了不予【创建和谐家园】。1912年1月，彻底解除了对他的怀疑。但是，这一灾难性的事件给他留下了一些后遗症。即便他不讲出来，但在心中始终有一个问题困扰着他：他是毕加索的朋友，但对方却不认他，为什么他却不为对方的背叛而痛苦呢？

  他的一位最要好的朋友在一次对质中，不是竟然不承认认识他吗？他每当谈起此事总是心怀无限的苦涩，无法掩饰自己激动而又无奈的矛盾心情。

  ［摘自1946年发表的阿尔贝·格莱兹的《阿波利奈尔，司法和我》］

  一直希望被承认为立体主义创始人的格莱兹十分憎恨毕加索，所以他对阿波利奈尔怀有这种无可奈何的心情打心底里高兴。

  画家毕加索有时也受到诗人阿波利奈尔的朋友们的冷遇。毕加索在遭受冷落的同时，也体会到伴随而来的愈来愈强烈的害怕感：在一段时间内，他拒绝到皮卡尔-阿勒-奥-万斯车站乘坐公共汽车；在街上行走时，时不时地回头看，担心被人跟踪；克里西大街他家的门铃一响，他就提心吊胆。

  五十年之后，毕加索对《巴黎报》就《蒙娜丽莎》被盗一事向他提问题的一位记者承认，他在此事中所采取的态度确实让他十分羞愧。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阿波利奈尔为维护毕加索的名誉、为抵御公众对毕加索的攻击作了无数牺牲，从未在任何场合宣扬过自己，也从未在其作品中夸耀他们二人之间的关系。安德烈·比利是那个不幸事件的见证人和事件的间接参与人。他在为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的著作作的序言中也没有指名道姓地攻击毕加索，他只讲某某画家……

  丢失的《蒙娜丽莎》于1913年被找到了。原来，它是被一个当时在卢浮宫工作的意大利人盗走的，他希望将此作品归还自己的祖国。此事到此终于结束了。

  对其他人来说，也许是这样；而对阿波利奈尔来说，并非如此。

  一年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诗人阿波利奈尔立即参加了战斗。他所有的朋友认为他如此自愿去保卫一个不是自己祖国的国家，其中含有一点儿报复的意味。阿波利奈尔好像一定要用三色旗的颜色洗刷那副镣铐给他留下的耻辱，这是使他彻底忘记给他带来灾难的微笑着的蒙娜丽莎的惟一办法。

  I 蒙马特尔山丘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二） 分手

  对费尔南德·奥利维尔这件事，我没有什么可说的：我天天激动，天天激动。我心中觉得我深深地爱上了她。如果万一只是单相思的话，我将会非常非常的失望。

  保尔·莱奥托

  《蒙娜丽莎》被盗事件成为一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展开了一个新的纪元。这个新纪元对某些人来说是痛苦的，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却是幸福、色彩斑斓、富有收获的时代。这是一个转折的时期，也是分离的时期。在有关艺术史的书中，涉及蒙马特尔的那一页在微微颤抖，因为那里即将发生大动荡。格莱斯·桑特拉斯不久之后写道：“我要去‘机灵兔’，去回忆我已经失去的童年。”

  玛丽·洛朗森在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在监狱小住几天之后，就同他断绝了来往。费尔南德·奥利维尔断定在阿波利奈尔被囚禁期间，玛丽从未给她的情夫写过信。除了被囚禁丢面子外，诗人阿波利奈尔的大量不忠行为和两人之间长久的不和谐都是导致分手的直接原因。玛丽早已声明不会嫁给他，因为他的性格太坏。据毕加索说，阿波利奈尔和玛丽·洛朗森的夫妻生活也有点枯燥无味……

  玛丽·洛朗森同他的分手使阿波利奈尔的心灵受到深深的伤害，他无法忍受身边的一切给他留下的回忆，于是决定离开他们在奥特伊的居所，到罗伯特和索尼娅·德劳内家过了几个月。阿波利奈尔在他不久以后创作的小说《被谋杀的诗人》一书中，借用小说中人物特里斯图兹·巴勒里耐特tristouseballerinette，小说中的人物，诗人的情妇，玛丽·洛朗森的化身。之口，对玛丽·洛朗森进行了以牙还牙的报复：

  我本是个默默无闻的无名小卒，是他croniamantal，小说中的诗人。让我变得如此声名显赫。

  过去一般人都认为我骨瘦如柴、大嘴巴、大黄板牙、不匀称的脸、歪鼻子，十分丑陋，而如今的我却如此漂亮——男人们都这么说。过去人们都嘲笑我走路一冲一冲像个男人，细长胳膊在衣袖内荡来荡去像只鸡爪，而如今的我身材苗条、举止文雅，其他女人都模仿我。瞧，一位诗人的爱能够创造多么大的奇迹啊！

  ［摘自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的《被谋杀的诗人》］

  战争期间，这位诗人仍然给他的缪斯写过热情洋溢的信件。据菲利普·苏波说，狠心的玛丽·洛朗森也给诗人回了信，但是十分残酷和无情。十分敬重阿波利奈尔的菲利普·苏波对这位年轻女人如此无情、狠心地对待与她共同生活了数年之久的男人的做法完全不能接受。除此以外，在《黑人》作者的眼里还有两点不可饶恕的是：玛丽·洛朗森竟然口出狂言，说诗人的作品一钱不值；更加不可饶恕的是，多年来她与马塞尔·儒昂多marceljouhandeau（1888—1979），法国小说家和传记作家，作品寓意深刻，多为日常生活描写。一直来往甚密……

  于是，阿波利奈尔度过了一个艰难的时期。不仅因为玛丽·洛朗森弃他而去，而且因为心中始终不踏实：他仍然没有得到“不予【创建和谐家园】”的保证；右派媒体对他的攻击令他毛骨悚然；担心拿不到法国国籍，因而随时都有可能被驱逐出法国。

  阿波利奈尔的朋友安德烈·萨尔蒙、勒内·达利兹、安德烈·杜戴斯克、安德烈·比利和塞尔日·雅斯特佐夫为了帮助他，凑钱创办了一份杂志《巴黎晚会》，交给他领导。刊物出了一期，直接订户从40户下降至1户。但是世界各地纷纷来函希望他能够为他们提供新闻服务，这大大鼓舞了阿波利奈尔。在塞尔日·雅斯特佐夫陪同下，他每星期到整个巴黎转一圈，给所有的书店送一些他们的杂志。

  以绘画笔名为塞尔日·费拉特而出名的塞尔日·雅斯特佐夫是欧丹让男爵夫人的半个弟弟。欧丹让男爵夫人是俄罗斯人，富有，受过很好的文化教育，社交经验丰富，住在圣日耳曼街的一座别墅，她对绘画和文学都有兴趣，而且曾经是克罗尼亚芒塔尔的情妇。

  住在克里西大街的毕加索夫妻之间也不是没有问题。蒙娜丽莎事件在他们二人之间也造成了隔阂。是费尔南德对阿波利奈尔的态度过分强硬吗？还是因为在她撰写的有关这个事件的文章中流露出她对当事人的讽刺与奚落，使毕加索生气了吗？还是因为费尔南德朝三暮四、见异思迁呢？还是愈来愈多的社交活动让她冲昏了头脑呢？总而言之，这对夫妇的关系也出现了危机。

  那个时期，毕加索同勃拉克一起干。他的脾气暴躁，人们早已有许多议论。也有人说费尔南德对毕加索的作品不理解。总之，他们之间疾风暴雨般的争吵已经成了家常便饭。她责怪他小病大养、无病【创建和谐家园】；而他指责她购买过多的衣服和香水，还整天无休止地抱怨。她责骂他只知道画画，除此之外，“头脑简单得像个早熟的孩子”。

  类似的争吵越来越凶，越来越频繁。一天，费尔南德不辞而别。在别的地方过了几天之后，又回来了。然而，心中已经埋下了怨恨的种子。种子天天在膨胀，逐渐地开始生根发芽，直至1912年。（多年之后，毕加索第一次承认，他和他蒙马特尔的缪斯分手不是为衣服、香水之类的事，是为他们领养后又送回去的小姑娘雷蒙德）。

  毕加索那一帮朋友对他们夫妇之间的【创建和谐家园】不予过问。费尔南德离开“机灵兔”后，去了勃朗斯广场的克罗特或者罗什舒阿尔街的埃米塔兹。这与其他人无关，他们自然是继续处处跟着毕加索。画家们在酒馆柜台上喝啤酒的常客们疑惑的目光下重新聚合了。他们各有各的位置，互不干扰。但当年轻姑娘们为艺术家们的花言巧语折服，将酒馆当做男女幽会场所的时候，打架斗殴爆发了。有人亲眼看见，毕加索被一个人推倒在地上啃了一嘴泥。

  酒馆的常客马克斯·雅各布、阿波利奈尔、勃拉克为打架的人记分，为他们判定输赢，意大利未来主义者费拉特和他的姐姐男爵夫人、梅景琪、马尔古希在旁边协助……

  这些意大利未来主义者很快就确定了他们的行动原则：千方百计表现他们与其他人的区别。他们穿着色彩不同的袜子，但袜子和领带的色彩配套。他们是画家和诗人，其头领叫菲利浦-托马索·马利奈蒂，是他成功地解决了亚历山大体诗和自由诗的问题。以下是他的诗《士兵的火车》的节选：

  tlactlaciiiiguiiii

  trrrrrrtrrrrrr

  （车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