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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〇一六章 无处安置（第二更）

  朱祐樘看过朱厚照的日常课业的记录之后，便知道儿子是因为在靳贵处受到了刁难，才会跑到他这里来恶意中伤，试图让沈溪来替换靳贵进入东宫为讲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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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没有朱厚照承认沈溪写武侠小说这件事，朱祐樘会毫不犹豫将沈溪调回东宫，继续担任东宫讲官，现在他就要好好思考一下了，儿子对沈溪这么推崇，甚至不惜诬陷负责任的老师，这可不是什么好现象。

  忠言逆耳利于行，靳贵敢于喝斥太子，让太子沉下心来读书，在东宫这么多讲官中，能如此尽职尽责的没有几个，沈溪虽然有办法让太子学业有成，甚至还额外教授兵法，但也教会太子怎么玩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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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一沈溪是李林甫、杨国忠之类的佞臣，将来儿子登基后太过信任，致使大明江山不固，那他这个拔擢重用的前任皇帝就是朱家的罪人。

  “梁学士，这几日沈卿家便要回京，朕原本打算让他重回东宫讲班，你如何看待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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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说梁储都是一代名儒，在吴宽老迈、王鏊身体大不如前的情况下，皇帝更信任年富力强的梁储，将梁储当成东宫讲官之首来看待。

  东宫一干讲官中，詹事府詹事吴宽已基本不负责讲课之事，只是挂名讲官。王鏊身体一向不好，又因父亲王琬去世，回乡奔丧守制去了。

  本来王华年长于梁储，再加上东宫侍讲多年，对太子脾性很了解，应该是个不错的人选。

  但问题是王华资历不如岁数不及他的梁储。梁储是成化十四年会试第一，虽然殿试发挥失常仅列二甲第一，但随即选为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王华是成化十七年的状元，虽然只有三年之差，但资历上有所差距，加上梁储为人正派敢于直言纳谏，弘治帝对于梁储更加信任。

  至于其后的杨廷和、靳贵等人，岁数和资历更不及梁储。

  梁储面对皇帝的问题，恭敬地说道：“陛下，沈中丞在地方，勤勉克己，平息沿海盗患颇有建树，如今奉调回京，当以有司衙门叙用。若重回东宫侍讲班，恐要撤换人选，这……怕有不妥。”

  梁储因为沈溪专门为他的恩师陈献章举行追思会，令他对沈溪颇有好感，在沈溪于东宫讲官时曾多有帮助，但在一些涉及到原则的问题上，他却不会轻易帮沈溪说话，关键在于一个“理”字。

  东宫讲官出自翰林体系，奉调到地方为官是常有的事情，但一般都是贬谪或者失去皇帝的信任，是一种惩罚性降职外放，像沈溪这样是因为另有委任而奉调地方非常少见。

  一般来说，东宫讲官的责任就是教导好太子，国家再有什么危难，或者是地方要员出现缺额，怎么也轮不到东宫讲官去补缺，朝廷应该从六部或者是地方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中寻找能人。

  在梁储看来，既然沈溪已经脱离东宫讲班，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治学之臣，那皇帝就应该遵照“规则”，把沈溪继续留在地方体系中，或者调到六部任职。

  以沈溪三省督抚的身份，就算回到京城，照理说应该担任六部侍郎，但以沈溪的年岁和资历，实在难以服众。

  既然任命沈溪担任六部侍郎不合适，还有一种较好的解决方案，就是调沈溪去南京，为南京六部侍郎，等到什么时候皇帝觉得时机成熟，再将沈溪调回京城便可。

  虽然奉调南京等于远离核心权力层，但那也不是说就一定没机会接触到实权，始终品秩在那儿摆着，很多人只是皇帝想不到给他们安排什么差事，就先调他们去南京的小朝廷锻炼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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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将靳贵跟沈溪的位置对调一下，应该最合适，但因梁储反对，还有朱厚照无端对沈溪的推崇和对靳贵的恶意中伤，使得朱祐樘不敢贸然作出撤换靳贵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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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储离开后，朱祐樘心中觉得十分别扭，他本是征调沈溪到西北履职，谁知道调令已经发出，却是跟谢迁没有谈妥，最后造成沈溪无法成行。

  现在一个棘手的问题摆在面前，既然京城没有沈溪合适的位置，那还征调他回来做什么？难道真要把这么一个年轻气盛的少年英才投闲置散，让那些老臣心里自在终于没有一个年轻后生添加压力，就是他想追求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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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把沈溪调回东宫有一定难度，不如跟内阁首辅和吏部尚书谈论一下沈溪的安置问题，看看哪个老家伙已经无法在自己的职位上待着，让沈溪顶上去。

  等刘健和马文升互相恭敬问候，相互搀扶走进乾清宫，朱祐樘不由一叹，其实朝中最适合退下来的两个老家伙，不正是眼前这两位？

  马文升今年已经七十七岁，刘健虽然年轻一些，但也是年过古稀，两个加起来都快一百五十岁的老家伙，走路都需要人搀扶，要不是他这个当皇帝的需要这二位的声望来完成朝政的新老交替，这两位请辞多次，他早就准允了。

  朱祐樘见到二人时，已在心中有了决定，不能在这二位面前提及要撤换老臣的意思，先问问有没有官位空缺，或者听听他们的意见，能把沈溪安排到怎样的职位上。

  “老臣参见陛下！”

  无一例外，刘健和马文升都以“老臣”自称，也不能说他们“认老”，本来就很老迈，尤其古人生活条件艰苦，尤其显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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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梁储来，就算皇帝信任梁储，也没赐座的意思，关键在于梁储没到五十岁，在朱祐樘看来已经很“年轻”，皇帝若给梁储赐座，梁储或许还觉得并非是皇帝的礼遇，而是对他的一种轻视。

  刘健和马文升走了一路，这会儿都有些疲惫不堪，能有座位坐下自然最好，他们谢过恩，这才在值守太监搬来的椅子上坐下，不过坐姿都很恭敬，不敢在皇帝面前露出轻松的神态，这也是表明，他们虽然年老，但对朝局依然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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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健和马文升听了不由心里发怵，一次说三件事，每件事如果按照谈论半个时辰来算，那就需要一个半时辰。

  这会儿已经是下午酉时三刻，也就是说，谈完事情至少要上更，回家后可能已是二更天，已是一把老骨头，怎么经得起这种折腾？

  朱祐樘似乎也意识到这问题，补充道：“二位卿家，朕长话短说，第一件事，是关于西北战事……”

  上来就说“长话短说”，可一旦涉及到西北，那事就小不了。

  好在之前西北的事情已经交待得很清楚，后勤补给由户部尚书韩文负责，前线领兵打仗交由刘大夏指挥，各镇总兵官、将领皆都需要听从调令，而负责统筹钱粮以及后方策应的是被弘治皇帝寄予厚望的保国公朱晖。

  朝廷这边制定大战略的则是由内阁三位阁臣、英国公张懋、吏部尚书马文升组成的智囊团。

  看似配备强大，但其实是个空壳子。

  谁都知道朱晖去西北只能扯后腿，刘健和李东阳这会儿也是干几天休息几天，再加上刘健和李东阳本就不知兵，拿不出建设性的意见。而张懋则属于老滑头，只要不让他出力怎么都行，张懋适合当一个稳定人心的掌兵人，而不适合制定战略。

  至于马文升，或许有心帮助刘大夏，可惜他确实年老体迈，精力无法兼顾。

  这就造成一种结果，看似强大的战略、后勤、智囊团，真正涉及到具体战事，就是谢迁在后面负责制定战略方针，韩文负责征调钱粮，刘大夏负责带兵打仗。

  这是个铁三角。

  刘大夏弘治十三年打了大胜仗，可他在领兵上不能说有多雄韬伟略，最多是中规中矩；谢迁对军事的了解，只能说是读过几本兵书，但实际应用则是一抹黑，他这会儿还在等沈溪回京给他出谋划策。

  韩文相对靠谱一些，不过韩文于弘治十六年刚接替秦纮担任户部尚书，此时他对新职位还有些陌生，又是第一次负责这么大规模战事的钱粮调度，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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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〇一七章 不给官，给差事（第三更）

  朱祐樘弥留时，心中最放心不下的并非是妻子，而是儿子，因为儿子年少，将来要执掌朝政，可他对儿子的能力实在没底，只能寄希望于朝中老臣。

  在弘治皇帝思量谁会抢他儿子皇位时，思来想去，朝中大臣虽不能说个个都是贤良之士，但忠心还是有的。

  最重要的是皇家把权力收得很紧，就算是执掌兵权的英国公张懋，也只是名义上掌握京营和五军都督府。

  因为五军都督府内部彼此互不统辖，互相牵制，互相防范。同时，五府只是掌握军旅之权，军政权在兵部手上，府部互相制约，出动兵马需要兵部提请，五府不能干预，事平之日，将归于府，军归于营，印归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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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执掌兵权的张懋都不能威胁太子皇位，那就只有西北的蒙元余孽是为心腹大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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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弘治皇帝看来，能一仗歼灭鞑靼人主力，使得其接下来几年甚至十几年一蹶不振最好，如果达不到但是能收复河套平原，在战略上对蒙元各部由守势变成攻势也可，这样一来，便能给儿子创造一个相对宽松和平的内外环境。

  弘治皇帝皇帝忽略了一个新情况，鞑靼人虽然陷入内斗，但经过数年征战，达延部已经明显占据上风，火筛等部族节节败退，眼看连族群都快保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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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筛等部是绝无可能投靠大明的，当外敌出现时，鞑靼人自然而然就会抱团取暖，达延部趁机跟那些濒临失败的部族达成协议，将各部落收编或者是拆散分开居住，达到对蒙古中部草原一统的目的。

  到那个时候，明军出兵草原就会陷入进退两难的艰难境地。

  攻攻不下来，撤退又怕被追击和埋伏，跟鞑靼人在补给困难的草原上作战绝对不是明智之举。

  蒙古人是马背上的民族，而大明官兵很多都是在当兵后才开始接触和学习骑马，蒙古人天生就要跟恶劣的环境作斗争，茹毛饮血，大明官兵则生于军户或者民户之家，祖祖辈辈都是耕田、屯田，这就是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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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鞑靼经历弘治十三年之败，又内斗多年，必然元气大伤，如此一战就算不胜也不至于惨败，何况大明现在已经配备几百门佛郎机炮，当初沈溪只是带了十门炮出战，就能扭转战局，有了几百门炮那还胜利不是手到擒来？

  都是之前就商量好的战略，马文升和刘健没有提出太多实质性的建议，许多都属于老生常谈，但就这么絮絮叨叨，依然不知不觉就说了半个多时辰，外面天色昏暗下来，乾清宫的太监开始掌灯，皇帝寝殿内很快灯火通明。

  马文升有些坐不住了，心里直嘀咕，这还“长话短说”？一件既定之事都啰哩啰唆谈论这么久，那不用说，接下来两件事恐怕得往谈论一个时辰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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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已经是饭点，但身在皇宫没人管饭，弘治皇帝兴致盎然并不觉得疲乏，两个老臣倒先支撑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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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健和马文升听了不由对视一眼。

  这要求很古怪，皇后临盆，关臣子什么事？

  而且弘治皇帝似乎已经预料到张皇后诞下的一定是皇子，这是先做祭祀，然后再行占卜，为新皇子定名。

  二人不由想到朱祐樘起死回生后，对道士和番僧的信任几近走火入魔，心中虽然生气，但却没辙，皇后临盆本来就是一件喜事，无论诞下的是皇子或者公主，至少弘治皇帝这一脉不至于那么单薄。

  退一步说，若是皇子，就算将来太子无后，也不至于令弘治皇帝这一脉断绝。

  “是，陛下。”

  刘健作为内阁首辅，此时依然由他出来表态，之后就会安排礼部举行祭天仪式，天子无法出席，只能找别人代劳。

  这也是皇帝太过在意张皇后和她肚中的孩儿，至于是否合规矩，已不在刘健和马文升考虑范畴。

  第一件事说的时间很长，第二件事眨眼便说完，刘健和马文升感觉非常意外，如此说来，上更之前回家还是有可能的。

  “这第三件事……”

  朱祐樘突然语重心长，“朕抽调弘治十二年状元，如今的右副都御史沈溪自东南任上回京，本想派他往延绥协助刘尚书出兵塞北，然种种变故而致未能成行。眼下他即将返回京城，二位卿家，你们认为当以何等官职安置为好？”

  第三件事，好像是皇帝临时想起，随便问了一嘴，不过在马文升看来，皇帝应该早就发愁了。

  刘健不太清楚皇帝为何对沈溪如此青睐，让沈溪去东南平匪，在他看来已是皇帝下的一步“险棋”。

  沈溪在闽粤胡作非为，险些令超纲败坏，虽然后来证明沈溪有手腕有魄力，敢于破除官场弊端，在平定东南匪患这个大前提下，新官上任三把火完全可以理解，最后沈溪做的也还不错，朝中对沈溪褒奖的声音不少。

  刘健心想：“既然沈溪在东南干的好好的，继续让他做下去就是，为什么要如此辗转将人调回京城？难道说大明无人可用，非要让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前往西北去担当大任？还是说陛下怕沈溪收不住心，会作出危害地方的事情，找个由头将他调回京城？”

  官场很讲究论资排辈，所以刘健极为轻视沈溪这样初出茅庐的小子，他又没真正用过沈溪办事，沈溪平日太过锋芒毕露，在他看来极为不妥，因而在刘健眼里，皇帝是担心沈溪在三省督抚任上出乱子，这才将其调回京城。

  分析到这点后，刘健说话就不会偏帮沈溪，甚至迎合皇帝的意思刻意贬低，建议将沈溪安排在不起眼的衙门和官职上，甚至提出可将沈溪投闲置散。

  马文升却有不同的见解：“陛下，沈庶子出京之前，曾位列东宫讲班，陛下为何不将其官复原职？”

  马文升这话，其实是在帮沈溪。

  沈溪出京前，为了方便他在地方行事，提前升任右春坊右庶子，官居正五品，甚至连沈溪内眷的诰命，也是按照正五品的诰命来册封。

  这也就是说，朝廷承认沈溪的官职，其实是正五品，而不是沈溪临时所领的正三品右副都御史，这也是朝中大臣没有太大意见的根本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