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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沈溪等人抵达前，司礼监太监已经陈设四书经史各一册于金銮宝座前的御案上，稍后弘治皇帝出席后，若有什么疑问，便可自行查阅。
与此同时，堂下左右两张讲案上，各列一册供经筵讲官比对……当然，日讲官需要自己撰写讲义，务求做到生动，吸引包括弘治皇帝在内的听众的注意力。
经筵上，有专门负责讲的，自然也会有听众。
平日经筵听众除了皇帝和出阁的太子之外，王公贵胄和七卿也会出席，同时六部和各寺司也会有官员受到邀请，同时有专人在旁记录和学习……这就是詹事府和翰林院的一干官员。
这次经筵因为是弘治十二年春天的第一场经筵，还有可能是入夏前最后一场，所以受邀前来的翰林官和詹事府的官员非常多，在大殿后面的地席上坐了黑压压一片。
经筵讲官分为知经筵事、同知经筵事，一般由翰林侍读、侍讲学士来充任，除此之外还有日讲官、展书官、侍官人员各不定，分为东西两班，人数多寡全看经筵的规模和事前的安排。
沈溪就算身为从六品的翰林院史官修撰，却没资格充任经筵官，最多是个陪坐末席，拿着笔记录，用心学习揣摩的翰林小官。但从规矩上来说，未来的经筵官必然会出自今日旁听的一众翰林之中，所以沈溪权当是为未来给皇帝讲经做功课。
弘治皇帝朱佑樘的銮驾抵达时，沈溪已经等了约莫半个时辰，随着弘治皇帝到来，先是升座仪式，沈溪和其他参加经筵的文武大臣、讲官、旁听等一起，在丹陛上行五拜三叩头，回到座位，经筵终于开始。
果然不出所料，这次经筵的总讲官正是谢迁，司仪则由鸿胪寺卿主持。
仪式开始，鸿胪寺卿宣布“进讲”，一名讲官从东班出，另一名讲官从西班而出，到了讲案前北向而立，先行师礼鞠躬，再行叩拜天子之礼叩头。随后，展书官上前把经史、讲官讲义展开，经筵便正式开始。
讲官讲经筵的顺序，是先四书后经史，四书讲官在东，经史讲官在西，连同经筵官分为东西两班列在一边，等待前一人讲解结束，后续跟上作讲。
这就好像是一次演讲活动，所有要演讲的人要排序而来，一次上去两个，等二人相继讲完，然后再换下两人。
经筵讲官穿着大红袍，至于展书官以下的侍官则是身着青绿色锦绣服，给事中、御史和侍仪官共六人分别列于讲案的东西两侧，负责监督经筵讲官的礼节和体统，若有不合时宜者，就会遭到上书弹劾。
毕竟这是给皇帝和太子讲文学、礼法和经史时，任何人不能在礼数上有任何错漏，否则就有大不敬之嫌。这一次经筵，弘治皇帝担心太子朱厚照病情刚愈，干脆没有让太子出席，而本身弘治皇帝又有在经筵上提建文旧事的打算，在事情没有公论之前，让太子接受新观点有些不合时宜。
除了弘治皇帝外，皇家再无人出席，外戚中却有张鹤龄、张延龄两兄弟，一个是寿宁侯、一个是建昌伯，不过比他们地位更加尊崇的还有英国公张懋，至于其他勋贵，并不在此次经筵邀请之列。
凡文武大臣参加经筵，无论文武，一律要以文士儒袍进宫听讲，而且要虚心受教，在经筵上不能有任何喧哗之事，凡皇帝有疑问，就连武将也不能以“不知”来回答，要根据自己的想法如实禀告。
这就好似一次考试，皇帝不容许你有回避的机会，所以必须要认真听讲，若在经筵时应答天子提问，出现答非所问离题万里的情况，会让人觉得你没有认真，轻则训斥，重则可能会降职罚奉。
沈溪作为旁听者，在翰林官中负责记录便可，他身前有朱希周和王瓒给他挡着弘治皇帝的视线，照理说就算他偷个懒也没人会发觉，不过这是他第一次参加经筵，更多的是要积累经验，尚不至于在其位不谋其政。
更何况沈溪心里非常清楚，弘治皇帝举行经筵主要是想在经史上提出“建文年号”之事，而这件事的“起因”，正是谢迁胁迫他写的那份因修《大明会典》发现诸多问题而上呈的奏本，可以说他自己也算得上是这次经筵的主人公。
这个时候便连朱希周等人对此事也是一无所知，沈溪揣度，清楚个中隐秘的不过弘治皇帝、谢迁、王鏊等寥寥数人，而且弘治皇帝只是隐晦地表明此事，并未确切表现出恢复建文年号的决心和态度。
经筵正式开始，先前行一系列繁琐礼节的讲官恭敬退下，展书官和侍官隐入殿后。
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李杰出来讲四书中的《大学》，而后是大学士谢迁讲经史，这次讲的却是《新唐书》，其中重点提到唐太宗争位的典故。
对别人来说，不会有太多意外，本来经史就那么多，既然说到《新唐书》，讲唐太宗，难免会提到玄武门之变。
沈溪却知道，这是在为弘治皇帝提出成祖争位之事埋下伏笔。
谢迁之后，是焦芳出来讲《中庸》，不得不说，在那么多挂职的翰林院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中，今年已经六十五岁的焦芳属于才学出类拔萃的那类人，若非他********削尖了脑袋往上钻，同时诋南誉北，为很多官员所不喜，他的威望至少会在王鏊和李杰之上。
但问题就是焦芳太懂得迎合上意了，连弘治皇帝都觉得这个人不怎么靠谱，在建文旧事上连焦芳这个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讲学士都没有通知，他在那儿傻愣愣讲中庸之道，自以为精彩绝伦，能得到天子的欣赏。
实际上，按照历史发展，焦芳的确靠其善于经营而入阁，迎合的却是正德皇帝朱厚照和大太监刘瑾，沈溪并不会因此对焦芳有所偏见，因为权力场上很多事情无法用对错来评价，不能说焦芳随波逐流迎合了刘瑾，便否定其在学术和为官上的造诣，但对于其“对南方人刻薄”的名声，心存顾忌，打定主意最好还是敬而远之。
焦芳之后，是几位左、右春坊的日讲官，他们所讲的仍旧为经史子集中的内容，所涉及的大抵是礼部会试和殿试中经常考到的，弘治皇帝一直没有发问，因为无论是《四书》、《五经》，还是史籍文章，都属于老生常谈，根本没什么好问的。
最后一讲，是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王鏊，而他所讲的内容，则是因修《大明会典》所衍生出来的本朝史料问题。
当王鏊从洪武年开讲，在场便有人察觉有异，尤其是提前收到风声之人，包括近来被弘治皇帝和寿宁侯两次提到洪武、永乐旧事的翰林院众属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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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谢迁走出来，跪地进呈一份奏本，道：“回陛下，翰林院主撰《会典》之时，与史料修撰中多有错漏之处，奏本至内阁，尚未有定论，恳请陛下复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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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场有大臣虽不明就里，但都觉得事情有些不太对头，今天是经筵日，并非朝会，弘治皇帝平日里不可能会在这种场合“复阅”奏本，就算弘治皇帝本人属于临时起意，但谢迁作为内阁大学士却不可能不知晓这规矩。
在非常注重礼法的经筵上，谢迁居然如此“僭越”，这是想被给事中和御史弹劾吗？
此时给事中、御史那边却装聋作哑，好像并没有发觉谢迁在经筵上进呈奏本有何不妥之处。
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谢迁上奏是弘治皇帝有意安排，而今日经筵所议之事，也应该与谢迁所进呈的奏本有关，而王鏊恰好讲到洪武和永乐朝的旧事，那不用说，问题的关键就在那“史料记录上消失的四年”。
这时候沈溪心中五味杂陈，他本来还希望张鹤龄出来答策问，把他这份奏本给暂时掩盖过去，可谁料到谢迁的进呈会这么直接，看刘健和李东阳的态度，这两位弘治皇帝应该提前通过气了，否则断无可能如此淡定。
沈溪心想：“下一步不会就说这是我提出来的吧？”
弘治皇帝装模作样，仔细将奏本中内容看过，放下奏本后，微微叹道：“我太祖皇帝受命于天，开大明千秋万世之基业，至太宗，四海升平，实乃人间万象之幸。然洪武末之事，波谲云诡，却不知哪位臣工可为朕心头解惑？”
弘治皇帝说完这话，脸上满是沧桑之色，似乎亟待有人出来接茬。
因为没有问具体之人，在场的大臣不愧是儒门中出类拔萃的精英代表，俱都完美地表现出儒家的“中庸之道”……事关重大，只要没问到我头上，休想让我回一句。
就在弘治皇帝面色稍微有变时，寿宁侯张鹤龄从席位上起来，走到正殿中央，朝弘治皇帝下跪行礼，恭敬地道：“回陛下，臣之前偶翻史书，略有心得，或可为陛下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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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这段情节主要是为小沈溪升迁打伏笔，如果没有功劳，总不会让沈溪在翰林院一蛰伏就是三年五载吧？
请大家多给点儿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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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七四章 经筵议事（第二更）
张鹤龄属于外戚封爵，以他的学问，在大明连个秀才都考不上，经筵举行时，周围旁听记录的都是翰林，平日这位侯爵大人何来插嘴的资格？
可今天张鹤龄却在众目睽睽之下，出面要为弘治皇帝解惑，着实让那些不明就里的文武大臣心头带着几分惊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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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祐樘多少有些看不起张鹤龄的才学，倒不是他要当众下张鹤龄的面子，是他不想因为张鹤龄在这种严肃的场合“胡说八道”而影响皇家的声望。朱祐樘的想法是：“就算你真的知道，以你的水平也无法提出正确的观点，朕现在要的是一种温婉的方式说出这件事有所不妥，让大臣们展开讨论。”
但张鹤龄已从臣班中走出来，想为皇帝解惑分忧却不被允，这么灰溜溜地缩回去面子可就真丢大发了。
张鹤龄硬着头皮道：“陛下，臣的确是偶有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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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鹤龄被群臣打量，面色有些涨红，却还是正身恭谨道，“回陛下，臣据所查，洪武二十五年懿文太子薨，太祖久未立太子，时太宗征战于北方，镇守疆土，为太祖所重，然洪武三十一年太祖驾崩之时，留诏以太宗为皇嗣，继承大统，却有贼人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人以太宗镇边不得归，拥佐懿文太子之子继位，违太祖皇位‘兄终弟及’之命。至洪武三十五年，太宗皇帝在朝中贤明辅佐之下靖难，于应天继皇帝位，诛奸臣定国策，是为开创大明万世之基业，因而贼逆所颁诏之伪章典籍，一律废止，方于四年之内，无大统之法典所出。”
张鹤龄话说得不快，但却抑扬顿挫非常富有节奏，虽然把大致情况给说明白了，却明显忽略了几个关键问题。
张鹤龄提到了“靖难”，这已是一个突破，而且朱棣继位之后，的确将建文年间所颁布的新政法典一律废止，一切恢复到洪武时的旧制。
这是他尊重史实的表现。
但张鹤龄这番话中没提太祖册立“皇太孙”，却说太祖以遗诏传位太宗，说及太祖所提皇位传承之“兄终弟及”，却选择性忽略了太子朱标的二弟和三弟，也就是当时的秦王和晋王。
这也是历来朱棣合法继位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太祖朱元璋是觉得这个四儿子有本事，但基本的祖制在，而大明朝以前可没有后来清朝以遗诏选贤而废长立幼的传统，就算“兄终弟及”，也应该传位给秦王和晋王，而非燕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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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鹤龄没有按照他昨日所写的内容来说，看来寿宁侯府的门客给他仔细分析过利弊，认为把事情提得太过明显，容易被弘治皇帝和百官抓到把柄，所以才给他整理出这么一份不伦不类的说辞。
这样一来，张鹤龄说完后，在场的文武大臣连连摇头。
无论是支持恢复建文年号的人，还是不支持的，都觉得张鹤龄的话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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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问题可就不好回答了！
张鹤龄明显是胡说八道，但公开站出来反驳，就代表要将其中不合史实的部分给挑出来，违背了大明自太宗已降历代皇帝定下的基调，很容易招惹祸端，而且这么直接否认寿宁侯，令其颜面无存，也容易遭到外戚的记恨报复。
一干朝臣，就连那些素来以正直著称的翰林学士，也没谁敢站出来驳斥，当然也没人予以肯定。
沈溪一看这状况……有些冷场啊！
当然若继续冷下去或许是好事，弘治皇帝可能会将奏本搁置，不再深究探讨，那自己就可以蒙混过关了。
可弘治皇帝朱佑樘显然没这么容易死心，他将奏本重新拿起，让司礼太监交给谢迁：“谢少保，你将此奏本宣读。”
“遵旨。”谢迁接过沈溪所上奏本，站起身来，回头面向在场的文武官员……既不是以讲官的身份宣读，他也就不需要回到讲案旁，只需如同宣读圣旨一样，将手中的奏本照本宣科读出来便可。
好在谢迁没将沈溪的名字读出，只是将沈溪所奏，关于建文新政的一些旧制提了出来。
沈溪在奏本最后，恳请弘治皇帝示下，到底是否要将这些新政列于《大明会典》上，其实是在问弘治皇帝，到底要不要正视建文年号存在过的史实。
当然，沈溪不会傻到提出要天子为建文帝上庙号，肯定这个皇帝存在过，因为他知道自永乐之后，终止于崇祯皇帝，大明朝的正统从来没肯定过朱允文的帝位，就连万历拨乱反正恢复建文年号，也是建立在要修史的基础上。
明惠帝的庙号，直到南明时期才有，后由清朝统治者所肯定。
等谢迁将奏本宣读完毕，在场大臣，脸色都不太好看，人群中有稍许议论之声。
连一向脾气很好的朱希周，也在小声嘀咕：“谁如此不识相，进呈这般奏本？莫不是我翰林院中人？”
王瓒拉了他一把，朱希周这才没有继续说下去。
这问题其实是肯定的，上奏本的明显是修《大明会典》之人，而这项任务一向都是翰林院负责。
但朱希周的抱怨并不是针对同僚，而是针对“上官”，在朱希周以及翰林院这些官员看来，这种涉及皇嗣正统的奏本，不是一般官员敢提出来，谢迁有意没宣读是谁上呈，很显然是有意“包庇”此人，免得他招致舆论攻击。
而这份奏本中用词和呈句的老辣，远非一般翰林能及，整篇都在说建文旧事，却没参杂一丝一毫主观看法，更无任何建议，所提所请听起来都合情合理，其实却是在为弘治皇帝出难题。
若是平时，这种给皇帝出难题的奏本，根本就是自找麻烦，要么为皇帝下旨训斥，要么留中不发。
但今天弘治皇帝既然从一开始就选择将这个问题拿到经筵上来探讨，自然希望这奏本中的问题越深刻越好，只有如此才有让群臣议论的价值。
从这一点上来说，这个写奏本的人深谙为臣之道，知道什么时候奏何等奏本。
翰林院中人，以及在场大臣都在猜测这奏本是由谁所呈奏，见刘健、李东阳等人正襟危坐，料想能写出这份奏本的人不超过六人，那就是：刘健、李东阳、谢迁、王鏊、吴宽、徐琼。
前三人自不用说，都是内阁大学士，与弘治皇帝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向来是“同气连枝”。
王鏊是翰林学士，如今掌翰林院事，在《大明会典》副总裁官程敏政下狱、谢迁无暇兼顾修书时，《大明会典》修稿的最后审核将在他这里完成，以其学问和为官经验，这奏本倒是很像他的风格。
第五人吴宽是詹事府詹事，去年刚丁忧归来，入东阁教太子读书，如今又掌诰敕，是未来七卿的不二人选。
本来以徐琼如今尴尬的身份，别人或许不会想到他，但他既作为弘治皇帝的“连襟”，弘治皇帝一向有什么大礼和大统问题都会主动找他商谈，若弘治皇帝真的有意要找人上奏，也有可能会择人代拟，再由礼部尚书进呈，算是合情合理。
此时不会有人想到，这份老辣到滴水不漏的奏本，居然出自朝中名不见经传的翰林院史官修撰沈溪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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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祐樘道：“朕继位以来，所修之典籍，不过《宪宗实录》与《会典》两部，朕常思己过，要以史为鉴，令百姓安康富足……《会典》修撰之事，出现偏差，朕几日来心绪不宁，诸位卿家以为何？”
礼部尚书徐琼从人群中走出来，行礼道：“回陛下，臣以为旧朝之所行法典，既已废止，当不必记录于典籍之册，太祖之旧制，乃为大明立国之根本，太宗皇帝所行，乃承《皇明祖训》，是为大明法典之正朔，不容违背。请陛下将此上书者治罪，以正视听。”
在别人都没发表意见前，徐琼先跳出来奠定一个反对基调，提出要治上奏之人的罪责。
治罪尚属其次，其实徐琼是主动跟群臣表明：上奏的这个人不是我，而且我也没接受皇帝任何授意，我自己也很反对这件事，必须要站出来维护太宗皇帝皇位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