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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一面要逃避无常，企求永恒，另一面却又厌倦重复，渴慕新奇。在自然中，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绝对的变注定了凡胎肉身的易朽。相对的不变造就了日常生活的单调。所以，无常和重复原是自然为人生立的法则。但精神不甘于循此法则，偏要求绝对的不变——永恒，偏难忍相对的不变——重复，在变与不变之间陷入了两难。

  其实，自然中并无绝对的重复。正如潮汐是大海的节奏一样，生命也有其新陈代谢的节奏。当生命缺乏更高的目的时，我们便把节奏感受为重复。重复之荒谬就在于它是【创建和谐家园】裸的无意义。重复像是永恒的一幅讽刺画，简直使人对永恒也丧失了兴趣。对于那些不安的灵魂来说，重复比无常更不堪忍受。精神原是为逃脱无常而不倦地追求永恒，到后来这不倦的追求本身成了最大需要，以致当追求倦怠之时，为了逃脱重复，它就宁愿扑向无常，毁灭自己。歌德在回忆录里谈到，有个英国人为了不再每天穿衣又脱衣而上吊了。拜仑指出有一些狂人，他们宁可战斗而死，也不愿“捱到平静的老年，无聊而凄凉地死去”。许多大作家之所以轻生，多半是因为发现自己的创造力衰退，不能忍受生命愈来愈成为一种无意义的重复。无聊是比悲观更致命的东西，透彻的悲观尚可走向宿命论的平静或达观的超脱，深刻的无聊却除了创造和死亡之外别无解救之道。所以，悲观哲学家叔本华得以安享天年，硬汉子海明威却向自己的脑袋扳动了他最喜欢的那支【创建和谐家园】的扳机。

  但是，我要说，一个人能够感受到深刻的无聊，毕竟是幸运的。这是一种伟大的不满足，它催促人从事不倦的创造。尽管创造也不能一劳永逸地解除深刻的无聊，但至少可以使人免于浅薄的无聊和浅薄的满足。真正的创造者是不会满足于自己既已创造的一切成品的。在我看来，一个人获得了举世称羡的成功，自己对这成功仍然不免发生怀疑和厌倦，这是天才的可靠标志。

  1991 2 从“多余的人”到“局外人”

  自古以来，人一直在向世界发出呼唤，并且一直从世界得到回答。事实上，人是把自己的呼唤的回声听成了世界的回答。可是，直到一个多世纪前，人才对此如梦初醒。于是，一个新的历史时代拉开了帷幕。

  一个能够回答人的呼唤的世界，实际上就是一个上帝。现在，世界沉默了，上帝死了。

  当人的呼唤第一次得不到世界的回答，世界第一次对之报以毛骨悚然的沉默的时候，人发现自己遭到了遗弃。他像弃妇一样恸哭哀号，期望这号哭能打动世界的冰冷的心。但是，覆水难收，世界如此绝情，只有凄厉的哭声送回弃妇自己耳中。

  这时候走来一位哲学家，他劝告人类：命运不可违抗，呼唤纯属徒劳，人应当和世界一同沉默，和上帝一同死去。

  另一位哲学家反驳道：在一个沉默的世界上无望地呼唤，在一片无神的荒原上孤独地跋涉，方显出人的伟大。

  渴求意义的人突然面对无意义的世界，首先表现出这两种心态：颓废和悲壮。它们的哲学代言人就是叔本华和尼采。

  还有第三种心态：厌倦。

  如果说颓废是听天由命地接受无意义，悲壮是慷慨激昂地反抗无意义，那么，厌倦则是一种既不肯接受、又不想反抗的心态。颓废者是奴隶，悲壮者是英雄，厌倦者是那种既不愿做奴隶、又无心当英雄的人，那种骄傲得做不成奴隶、又懒惰得当不了英雄的人。

  厌倦是一种混沌的情绪，缺乏概念的明确性。所以，它没有自己的哲学代言人。它化身为文学形象登上十九世纪舞台，这就是俄国作家笔下的一系列“多余的人”的形象。“多余的人”是拜仑的精神后裔，这位英国勋爵身上的一种气质通过他们变成了一个清楚的文学主题。

  我把厌倦看作无聊的一种形态。这是一种包含【创建和谐家园】的无聊。“多余的人”是一些对于意义非常在乎的人，但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他们所寻求的意义。当世人仍然满足于种种既有的生活价值时，他们却看透了这些价值的无价值。因此，他们郁郁寡欢，落落寡合，充满着失落感，仿佛不是他们否定了既有的意义，倒是他们自己遭到了既有意义的排斥。这个世界是为心满意足的人准备的，没有他们的位置。所以，他们觉得自己是“多余的人”。

  从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出版、第一个“多余的人”形象皮却林诞生之日起，恰好过了一个世纪，加缪的《局外人》问世。如果把默索尔对于世间万事的那种淡漠心态也看作一种无聊，那么，这已经是一种不含【创建和谐家园】的无聊了。从“多余的人”到“局外人”，无聊的色调经历了由暖到冷的变化。

  人一再发出呼唤，世界却固执地保持沉默。弃妇心头的哀痛渐渐冷却，不再发出呼唤。这个世界不仅仅是一个负心汉，因为负心犹未越出可理解的范围。这个世界根本就不可理解，它没有心，它是一堆石头。人终于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荒谬的世界。

  笼罩十九世纪的气氛是悲剧性的，人们在为失落的意义受难。即使是叔本华式的悲观哲学家，对于意义也并非不在乎，所以才力劝人们灭绝生命的【创建和谐家园】，摆脱意义的困惑。然而，悲观主义又何尝不是一种【创建和谐家园】呢。到了二十世纪，荒诞剧取代了悲剧。对于一个荒谬的世界，你有什么可动感情的？“局外人”不再是意义世界的逐儿，他自己置身于意义世界之外，彻底看破意义的无意义，冷眼旁观世界连同他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遭际。不能说“局外人”缺乏感情，毋宁说他已经出离感情范畴的评判了。

  试以皮却林和默索尔为例作一个比较。

  爱情从来是最重要的生活价值之一。可以相当有把握地断定，厌倦爱情的人必定厌世。皮却林确实厌倦了。他先是厌倦了交际场上那些贵妇人的爱情。“我熟悉这一切——而这便是使我感到枯燥乏味的原因。”后来他和一个土司的女儿相爱，但也只有几天新鲜。“这蛮女的无知和单纯，跟那贵妇人的妖媚同样使人厌倦。”他在爱情中寻求新奇，感到的却总是重复。他不可能不感到重复。厌食症患者吃什么都一个味。

  然而，这个厌食症患者毕竟还有着精神的食欲，希望世上有某种食物能使他大开胃口。对于皮却林来说，爱情是存在的，只是没有一种爱情能使他满足而已。默索尔却压根儿不承认有爱情这回事。他的情妇问他爱不爱她，他说这话毫无意义。皮却林想做梦而做不成，默索尔根本不做梦。

  皮却林对于爱情还只是厌倦，对于结婚则简直是深恶痛绝了：“不论我怎样热烈地爱一个女人，只要她使我感到我应当跟她结婚——再见吧，爱情！我的心就变成一块顽石，什么都不会再使它温暖。”这种鲜明态度极其清楚地表明，皮却林还是在守卫着什么东西，他内心是有非常执著的追求的。他厌倦爱情，是因为爱情不能满足这种追求。他痛恨结婚，是因为结婚必然扼杀这种追求。他终究是意义世界中的人。

  默索尔对结婚抱完全无所谓的态度。他没有什么要守卫的，也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他的情妇问他愿不愿结婚，他说怎么都行，如果她想，就可以结。情妇说结婚可是件大事，他斩钉截铁地回答：“不。”由于他否认爱情的存在，他已经滤净了结婚这件事的意义内涵，剩下的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空洞形式。在他眼里，他结不结婚是一件和他自己无关的事情。他是他自己婚姻的“局外人”。

  其实，何止婚姻，他的一切生活事件，包括他的生死存亡，都似乎和他无关。他甚至是他自己的死的“局外人”。他糊里糊涂地杀了一个人(因为太阳晒得他发昏！)，为此被判【创建和谐家园】。在整个审判过程中，他觉得自己在看一场别人的官司，费了一番力气才明白他自己是这一片骚动的起因。检察官声色俱厉地控诉他，他感到厌烦，只有和全局无关的某些片言只语和若干手势才使他感到惊奇。律师辩护时，他注意倾听的是从街上传来的一个卖冰棍小贩的喇叭声。对于【创建和谐家园】判决，他的想法是：“假如要死，怎么死，什么时候死，这都无关紧要。”他既不恋生，也不厌生，既不惧怕死，也不渴求死，对生死只是一个无动于衷。

  皮却林对于生死却是好恶分明的。不过，他不是贪生怕死，而是厌生慕死。他的朋友说：“迟早我要在一个美好的早晨死去。”’他补上一句：“在一个极龌龊的夜晚我有过诞生的不幸。”他寻衅和人决斗，抱着这样的心情等死：“我就像一个在跳舞会上打呵欠的人，他没有回家睡觉，只是因为他的马车还没有来接他罢了。”对死怀着一种渴望的【创建和谐家园】，正是典型的浪漫情调。和默索尔相比，皮却林简直是个乳臭未干的理想主义者。

  皮却林说：“一切在我都平淡无味。”他还讲究个味儿。他心中有个趣味标准，以之衡量一切。即使他厌倦了一切，至少对厌倦本身并不厌倦。莱蒙托夫承认，在他的时代，厌倦成了一种风尚，因而“大多数真正厌倦的人们却努力藏起这种不幸，就像藏起一种罪恶似的。”可见在“多余的人”心目中，真正的厌倦是很珍贵的，它是“当代英雄”的标志，他们借此而同芸芸众生区别开来了。这多少还有点在做戏。“局外人”则完全脱尽了戏剧味和英雄气。默索尔只是淡漠罢了，他对自己的淡漠也是淡漠的，从未感到自己有丝毫的与众不同。

  “多余的人”厌倦平静和同一，渴求变化和差异。对于他们来说，变化和差异是存在的，他们只是苦于自己感觉不到。“局外人”却否认任何变化和差异，所以也谈不上去追求。默索尔说：“生活是无法改变的，什么样的生活都一样。”本来，意义才是使生活呈现变化和差异的东西。在一个荒谬的世界里，一切都没有意义，当然也就无所谓变化和差异了。他甚至设想，如果让他一辈子住在一棵枯树干里，除了抬头看流云之外无事可干，他也会习惯的。这棵枯树干不同于著名的第欧根尼的桶，它不是哲人自足的象征，而是人生无聊的缩影。在默索尔看来，住在枯树干里等白云飘来，或者住在家里等情人幽会，完全是一回事。那么，“局外人”是否就全盘接受世界的无意义了呢？在他的淡漠背后，当真不复有一丝【创建和谐家园】了吗？不，我不相信。也许，置身局外这个行为把无意义本身也宣判为无意义了，这便是一种反抗无意义的方式。也许，淡漠是一种寓反抗于顺从的【创建和谐家园】。世上并无真正的“局外人”，一切有生终归免不了有情。在一个荒谬的世界上，人仍然有可能成为英雄。我们果然听到加缪赞美起“荒谬的英雄”西绪福斯以及他的【创建和谐家园】和苦难了。

  1991 2 回归简单的生活

  除夕之夜，鞭炮声大作。我躲进了我的小屋。这是我最容易感到寂寞无聊的时候。不过，这种感觉没什么不好。

  我的趣味一向是，寂寞比热闹好，无聊比忙碌好。寂寞是想近人而无人可近，无聊是想做事而无事可做。然而，离人远了，离神就近了。眼睛不盯着手头的事务，就可以观赏天地间的奥秘了。人生诚然难免寂寞无聊，但若真的免去了它们，永远热闹，永远忙碌，岂不更可怕？

  现代人差不多是到了永远热闹忙碌的地步。奇怪的是，寂寞无聊好像不但没有免去，反而有增无减。整个现代生活就像是一场为逃避寂寞制造出来的热闹，为逃避无聊制造出来的忙碌。可是，愈怕鬼，鬼愈来，鬼就在自己心中。

  看到书店出售教授交际术、成功术之类的畅销书，我总感到滑稽。一个人对某个人有好感，和他或她交了朋友，或者对某件事感兴趣，想方设法把它做成功，这本来都是自然而然的。不熟记要点就交不了朋友，不乞灵秘诀就做不成事业，可见多么缺乏真情感真兴趣了。但是，没有真情感，怎么会有真朋友呢？没有真兴趣，怎么会有真事业呢？既然如此，又何必孜孜于交际和成功？这样做当然有明显的功利动机，但那还是比较表面的，更深的原因是精神上的空虚，于是急于找捷径躲到人群和事务中去。我不知道其效果如何，只知道如果这样的交际家走近我身旁，我一定会更感寂寞，如果这样的成功者站在我面前，我一定会更觉无聊的。

  人活世上，有时难免要有求于人和违心做事。但是，我相信，一个人只要肯约束自己的贪欲，满足于过比较简单的生活，就可以把这些减少到最低限度。远离这些麻烦的交际和成功，实在算不得什么损失，反而受益无穷。我们因此获得了好心情和好光阴，可以把它们奉献给自己真正喜欢的人，真正感兴趣的事，而首先是奉献给自己。对于一个满足于过简单生活的人，生命的疆域是更加宽阔的。

  曾经有一个时期，人类过着极其平静单调的生活。用现代人的眼光看，一定会认为那种生活难以忍受。可是，我们很少听说我们的祖先曾经抱怨寂寞，叹息无聊。要适应简单的生活，必须有一颗淳朴的心。我承认我也是一个现代人，已经没有那样淳朴的心，因而适应不了那样简单的生活了。不过，我想，我至少能做到，当我寂寞无聊的时候，尽量忍受，绝不逃避。我不到电视机前去呆坐，不到娱乐厅去玩电子游戏，不去酒吧陪时髦的先生或小姐喝高级饮料，宁肯陪我的无聊多坐一会儿。我要尽量平静地度寂寞的时光，尽量从容地品尝无聊的滋味，也许这正是一个回归简单生活的机会。

  照理说，生命如此短暂，想做的事根本做不完，应该没有工夫感到无聊。单说读书，读某一类书，围绕某一个专题读，就得搭进去一辈子的光阴。然而，我宁愿少读点书，多留点时间给无聊。一个人只要不讨厌自己，是不该怕无聊的。不读别的书，正好仔细读自己的灵魂这本书。我可不愿意到了垂暮之年，号称读书破万卷，学问甲天下，自己的灵魂这本书却未曾翻开过。如果那样，我会为自己白活一场而死不瞑目的。新年伊始，我只有一个很简单的愿望。我希望在离城市很远的地方有一间自己的屋子，里面只摆几件必要的家具，绝对不安电话，除了少数很亲密又很知趣的朋友外，也不给人留地址，我要在那里重新学会过简单的生活。至于说像梭罗那样在风景优美的湖滨筑屋幽居，那可是我不敢抱的奢望。

  19912

  第四辑 绚烂归于平淡

  人性、爱情和天才

  一

  天才是大自然的奇迹，而奇迹是不可理喻的，你只能期待和惊叹。但是，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的确非常成功地把一个艺术天才的奇特而原始的灵魂展示给我们看了。

  不过，书中描写的天才对爱情的态度，一开始使我有点吃惊。

  “生命太短促了，没有时间既闹恋爱又搞艺术。”

  “我不需要爱情。我没有时间搞恋爱。这是人性的一个弱点……我只懂得情欲。这是正常的、健康的。爱情是一种疾病。女人是我享乐的工具，我对她们提出什么事业的助手、生活的伴侣这些要求非常讨厌。”

  我不想去评论那个结婚十七年之后被思特里克兰德“平白无故”地遗弃的女人有些什么不可原谅的缺点，平庸也罢，高尚也罢，事情反正都一样。勃朗什的痴情够纯真的了，思特里克兰德还是抛弃了她。他对女人有一个不容违拗的要求：别妨碍他搞艺术。如果说痴情是女人的优点，虚荣是女人的缺点，那么不管优点缺点如何搭配，女人反正是一种累赘。所以，最后他在塔希提岛上一个像狗一样甘愿供他泄欲而对他毫无所求的女人身上，找到了性的一劳永逸的寄托。这不是爱情，但这正是他所需要的。他自己强健得足以不患爱情这种疾病，同时他也不能容忍身边有一个患着这种疾病的女人。他需要的是彻底摆脱爱情。

  凡是经历过热恋并且必然地尝到了它的苦果的人，大约都会痛感“爱情是一种疾病”真是一句至理名言。可不是吗，这样地如醉如痴，这样地执迷不悟，到不了手就痛不欲生，到了手又嫌乏味。不过，这句话从病人嘴里说出来，与从医生嘴里说出来，意味就不一样了。

  毛姆是用医生的眼光来诊视爱情这种人类最盲目癫狂的行为的。医生就能不生病？也许他早年因为这种病差一点丧命，我就不得而知了。我只知道，凡是我所读到的他的小说，几乎都不露声色地把人性肌体上的这个病灶透视给我们看，并且把爱情这种疾病的触媒——那些漂亮的、妩媚的、讨人喜欢的女人——解剖给我们看。

  爱情和艺术，都植根于人的性本能。毛姆自己说：“我认为艺术也是性本能的一种流露。一个漂亮的女人，金黄的月亮照耀下的那不勒斯海湾，或者提香的名画《墓穴》，在人们心里勾起的是同样的感情。”“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既然爱情和艺术同出一源，思特里克兰德为什么要把它们看作势不两立，非要灭绝爱情而扩张艺术呢？毛姆这样解释：“很可能思特里克兰德讨厌通过性行为发泄自己的感情(这本来是很正常的)，因为他觉得同通过艺术创造取得自我满足相比，这是粗野的。”可是，这样一来，抹去了爱【创建和谐家园】彩的性行为不是更加粗野了吗？如果说【创建和谐家园】是【创建和谐家园】，艺术是神性，那么，爱情恰好介乎其间，它是【创建和谐家园】和神性的混合——人性。为了使【创建和谐家园】和神性径渭分明，思特里克兰德斩断了那条连结两者的纽带。

  也许思特里克兰德是有道理的。爱情，作为【创建和谐家园】和神性的混合，本质上是悲剧性的。【创建和谐家园】驱使人寻求【创建和谐家园】的满足，神性驱使人追求毫无瑕疵的圣洁的美，而爱情则试图把两者在一个具体的异性身上统一起来，这种统一是多么不牢靠啊。由于自身所包含的【创建和谐家园】，爱情必然激发起一种疯狂的占有欲，从而把一个有限的对象当作目的本身。由于自身所包含的神性，爱情又试图在这有限的对象身上实现无限的美——完美。爱情所包含的这种内在的矛盾在心理上造成了多少幻觉和幻觉的破灭，从而在现实生活中导演了多少抛弃和被抛弃的悲剧。那么，当思特里克兰德不把女人当作目的本身、而仅仅当作手段的时候，他也许是做对了。爱情要求一个人把自己所钟情的某一异性对象当作目的本身，否则就不叫爱情。思特里克兰德把女人一方面当作泄欲的工具，另一方面当作艺术的工具(“她的身体非常美，我正需要画一幅裸体画。等我把画画完了以后，我对她也就没有兴趣了”)，唯独不把她当作目的——不把她当【创建和谐家园】的对象。

  总之，在思特里克兰德看来，天才的本性中是不能有爱情这种弱点的，而女人至多只是供在天才的神圣祭坛一角的牺牲品。女人是烂泥塘，供天才一旦【创建和谐家园】中烧时在其中打滚，把肉体甩掉，从而变得出奇的洁净，轻松自由地邀游在九天之上抚摸美的实体。

  二

  当我诵读天才们的传记时，我总是禁不住要为他们迥然不同的爱情观而陷入沉思。一方面是歌德、雪莱、海涅，另一方面是席勒、拜伦，他们对待爱情、女人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是的，还有另一种天才，天才对待爱情还有另一种态度。

  就说说雪莱吧。这位诗歌和美德的精灵，他是怎样心醉神迷而又战战兢兢地膜拜神圣的爱情啊，他自己是个天使，反过来把女人奉若神明，为女性的美罩上一层圣洁的光辉。当然，理想的薄雾迟早会消散，当他面对一个有血有肉的女子时，他不免会失望。但是他从来没有绝望，他的爱美天性驱使他又去追逐和制造新的幻影。

  拜伦和毛姆笔下的思特里克兰德属于同一个类型。他把女人当作玩物，总是在成群美姬的簇拥下生活，可又用最轻蔑的言词评论她们。他说过一句刻薄然而也许真实的话：“女人身上令人可怕的地方，就是我们既不能与她们共同生活，又不能没有她们而生活。”

  我很钦佩拜伦见事的透彻，他尽情享受女色，却又不为爱情所动。然而，在艺术史上，这样的例子究属少数。如果说爱情是一种疾病，那么，艺术家不正是人类中最容易感染这种疾病的种族吗？假如不是艺术家的神化，以及这种神化对女性的熏陶作用，女性美恐怕至今还是一种动物性的东西，爱情的新月恐怕至今还没有照临【创建和谐家园】的峡谷。当然，患病而不受折磨是不可能的，最炽烈的感情总是导致最可怕的毁灭。谁能举出哪怕一个艺术天才的爱情以幸福告终的例子来呢？爱情也许真的是一种疾病，而创作就是它的治疗。这个爱情世界里病弱的种族奋起自救了，终于成为艺术世界里的强者。

  诸如思特里克兰德、拜伦这样的天才，他们的巨大步伐把钟情于他们的女子像路旁无辜的花草一样揉碎了，这诚然没有给人类艺术史带来任何损失。可是，我不知道，假如没有冷热病似的情欲，没有对女子的一次次迷恋和失恋，我们怎么能读到海涅那些美丽的小诗。我不知道，如果七十四岁的老歌德没有爱上十七岁的乌丽莉卡，他怎么能写出他晚年最著名的诗篇《马里耶巴德哀歌》。我不知道，如果贝多芬没有绝望地同时也是愚蠢地痴迷于那个原本不值得爱的【创建和谐家园】而自私的琪丽哀太，世人怎么能听到《月光奏鸣曲》。天哪，这不是老生常谈吗……

  在艺术家身上，从【创建和谐家园】到爱情的升华差不多是天生的，从爱情到艺术的升华却非要经历一番现实的痛苦教训不可。既然爱情之花总是结出苦果，那么，干脆不要果实好了。艺术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正因为不结果实而更显出它的美来，它是以美为目的本身的自为的美。在爱情中，兼为【创建和谐家园】对象和审美对象的某一具体异性是目的，而目的的实现便是对这个对象的占有。然而，占有的结果往往是美感的淡化甚至丧失。不管人们怎么赞美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不占有终归是违背爱情的本性的。“你无论如何要得到它，否则就会痛苦。”当你把异性仅仅当作审美对象加以观照，并不因为你不能占有她而感到痛苦时，你已经超越爱情而进入艺术的境界了。艺术滤净爱情的【创建和谐家园】因素，使它完全审美化，从而实现了爱情的自我超越。

  如果以为这个过程在艺术家身上是像一个简单的物理学实验那样完成的，那就错了。只有真实的爱情才能升华为艺术，而真实的爱情必然包含着追求和幻灭的痛苦。首先是疾病，然后才是治疗。首先是维持，然后才是歌德。爱情之服役于艺术是大自然的一个狡计，不幸的钟情者是不自觉地成为值得人类庆幸的艺术家的。谁无病【创建和谐家园】，谁就与艺术无缘。

  这样，在【创建和谐家园】与艺术的摒弃爱情纽带的断裂之外，我们还看到另一类艺术天才。他们正是通过爱情的中介而从【创建和谐家园】升华到艺术的。

  三

  自古以来，爱情所包含的可怕的酒神式的毁灭力量总是引起人们的震惊。希腊人早就发出惊呼：“爱情真是人间莫大的祸害！”阿耳戈的英雄伊阿宋曾经祈愿人类有旁的方法生育，那样，女人就可以不存在，男人就可以免受痛苦。歌德尽管不断有所钟情，可是每当情欲的汹涌使他预感到灭顶之灾时，他就明智地逃避了。没有爱情，就没有歌德。然而同样真实的是，陷于爱情而不能自拔，也不会有歌德，他早就像维持一样轻生殉情了。

  也许爱情和艺术所内涵的力是同一种力，在每个人身上是常数。所以，对艺术天才来说，爱情方面支出过多总是一种浪费。爱情常常给人一种错觉，误以为对美的肉体的占有就是对美的占有。其实，美怎么能占有呢？美的本性与占有是格格不入的。占有者总是绝望地发现，美仍然在他之外，那样转瞬即逝而不可捉摸。占有欲是【创建和谐家园】满足方式的一种错误的移置，但它确实成了艺术的诱因。既然不能通过占有来成为美的主人，那就通过创造吧。严肃的艺术家决不把精力浪费在徒劳的占有之举上面，他致力于捕捉那转瞬即逝的美，赋予它们以形式，从而实现创造美的崇高使命。

  只有少数天才能够像思特里克兰德那样完全抛开爱情的玫瑰色云梯，从最粗野的【创建和谐家园】的垃圾堆平步直登纯粹美的天国。对于普通人来说，抽掉这架云梯，恐怕剩下的只有垃圾堆了。个体发育中性意识与审美心理的同步发生，无论如何要求为爱情保留一个适当的地位。谁没有体验过爱情所诱发出的对美的向往呢？有些女人身上有一种有灵性的美，她不但有美的形体，而且她自己对大自然和生活的美有一种交感。当你那样微妙地对美发生共鸣时，你从她的神采中看到的恰恰是你对美的全部体验，而你本来是看不到、甚至把握不住你的体验的。这是怎样的魅力啊，无意识的、因为难以捕捉和无法表达而令人苦恼的美感，她不是用语言，而是用她的有灵性的美的肉体，用眼睛、表情、姿势、动作，用那谜样的微笑替你表达出来，而这一切你都能看到。这样的时刻实在太稀少了，我始终认为它们是爱情中最有价值的东西，所谓爱情的幸福就寓于这些神秘的片刻之中了。也许这已经不是爱情，而是艺术了。

  确切地说，爱情不是人性的一个弱点，爱情就是人性，它是两性关系剖面上的人性。凡人性所具有的优点和弱点，它都具有。人性和爱情是注定不能摆脱动物性的根柢的。在人性的国度里，【创建和谐家园】保持着它世袭的领地，神性却不断地开拓新的疆土，大约这就是人性的进步吧。就让艺术天才保留他们恶魔似的【创建和谐家园】好啦，这丝毫不会造成人性的退化，这些强有力的拓荒者们，他们每为人类发现和创造一种崭新的美，倒确确凿凿是在把人性推进一步哩。

  可是，美是什么呢？这无底的谜，这无汁的丰乳，这不结果实的花朵，这疲惫香客心中的神庙……最轻飘、最无质体的幻影成了压在天才心上最沉重的负担，他一生都致力于卸掉这个负担。为了赋予没有意义的人生以一种意义，天才致力于使虚无获得实体，使不可能成为可能。美的创造中分娩的阵痛原来是天才替人类的原罪受罚，天才的痛苦是人生悲剧的形而上本质的显现。

  好了，现在你们知道几乎一切艺术天才的爱情遭遇(倘若他有过这种遭遇的话)都是不幸的原因了吗？与天才相比，最富于幻想的女子也是过于实际的。

  1983 12 诗人的执著和超脱

  一

  除夕之夜，陪伴我的只有苏东坡的作品。

  读苏东坡豪迈奔放的诗词文章，你简直想不到他有如此坎坷艰难的一生。

  有一天饭后，苏东坡捧着肚子踱步，问道：“我肚子里藏些什么？”

  侍儿们分别说，满腹都是文章，都是识见。唯独他那个聪明美丽的侍妾朝云说：

  “学士一肚子不合时宜。”

  苏东坡捧腹大笑，连声称是。在苏东坡的私生活中，最幸运的事就是有这么一个既有魅力、又有理解力的女人。

  以苏东坡之才，治国经邦都会有独特的建树，他任杭州太守期间的政绩就是明证。可是，他毕竟太富于诗人气质了，禁不住有感便发，不平则鸣，结果总是得罪人。他的诗名冠绝一时，流芳百世，但他的五尺之躯却见容不了当权派。无论政敌当道，还是同党秉政，他都照例不受欢迎。自从身不由己地被推上政治舞台以后，他两度遭到贬谪，从三十五岁开始颠沛流离，在一地居住从来不满三年。你仿佛可以看见，在那交通不便的时代，他携家带眷，风尘仆仆，跋涉在中国的荒野古道上，无休无止地向新的谪居地进发。最后，孤身一人流放到海南岛，他这个一天都离不了朋友的豪放诗人，却被迫像野人一样住在蛇蝎衍生的椰树林里，在语言不通的蛮族中了却残生。

  二

  具有诗人气质的人，往往在智慧上和情感上都早熟，在政治上却一辈子也成熟不了。他始终保持一颗纯朴的童心。他用孩子般天真单纯的眼光来感受世界和人生，不受习惯和成见之囿，于是常常有新鲜的体验和独到的发现。他用孩子般天真单纯的眼光来衡量世俗的事务，却又不免显得不通世故，不合时宜。

  苏东坡曾把写作喻作“行云流水”，“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完全出于自然。这正是他的人格的写照。个性的这种不可遏止的自然的奔泻，在旁人看来，是一种执著。

  真的，诗人的性格各异，可都是一些非常执著的人。他们的心灵好像固结在童稚时代那种色彩丰富的印象上了，但这种固结不是停滞和封闭，反而是发展和开放。在印象的更迭和跳跃这一点上，谁能比得上孩子呢？那么，终身保持孩子般速率的人，他所获得的新鲜印象不是就丰富得惊人了吗？具有诗人气质的人似乎在孩子时期一旦尝到了这种快乐，就终身不能放弃了。他一生所执著的就是对世界、对人生的独特的新鲜的感受——美感。对于他来说，这种美感是生命的基本需要。富比王公，没有这种美感，生活就索然乏味。贫如乞儿，不断有新鲜的美感，照样可以过得快乐充实。

  美感在本质上的确是一种孩子的感觉。孩子的感觉，其特点一是纯朴而不雕琢，二是新鲜而不因袭。这两个特点不正是美感的基本素质吗？然而，除了孩子的感觉，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感觉。雕琢是感觉的伪造，因袭是感觉的麻痹，所以，美感的丧失就是感觉机能的丧失。

  可是，这个世界毕竟是成人统治的世界啊，他们心满意足，自以为是，像惩戒不听话的孩子一样惩戒童心不灭的诗人。不必说残酷的政治，就是世俗的爱情，也常常无情地挫伤诗人的美感。多少诗人以身殉他们的美感，就这样地毁灭了。一个执著于美感的人，必须有超脱之道，才能维持心理上的平衡。愈是执著，就必须愈是超脱。这就是诗与哲学的结合。凡是得以安享天年的诗人，哪一个不是兼有一种哲学式的人生态度呢？歌德，托尔斯泰，泰戈尔，苏东坡……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都同时是哲学家。

  三

  美感作为感觉，是在对象化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不能超脱的诗人，总是执著于某一些特殊的对象。他们的心灵固结在美感上，他们的美感又固结在这些特殊的对象上，一旦丧失这些对象，美感就失去寄托，心灵就遭受致命的打击。他们不能成为美感的主人，反而让美感受对象的役使。对于一个诗人来说，最大的祸害莫过于执著于某些特殊的对象了。这是审美上的异化。自由的心灵本来是美感的源泉，现在反而受自己的产物——对象化的美感即美的对象——的支配，从而丧失了自由，丧失了美感的原动力。

  苏东坡深知这种执著于个别对象的审美方式的危害。在他看来，美感无往而不可对象化。“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如果执著于一物，“游于物之内”，自其内而观之，物就显得又高又大。物挟其高大以临我，我怎么能不眩惑迷乱呢？他说，他之所以能无往而不乐，就是因为“游于物之外”。“游于物之外”，就是不要把对象化局限于具体的某物，更不要把对象化的要求变成对某物的占有欲。结果，反而为美感的对象化打开了无限广阔的天地。“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无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你再执著于美感，又有何妨？只要你的美感不执著于一物，不异化为占有，就不愁得不到满足。

  诗人的执著，在于始终保持一种审美的人生态度。诗人的超脱，在于没有狭隘的占有欲望。

  所以，苏东坡能够“谈笑生死之际”，尽管感觉敏锐，依然胸襟旷达。

  苏东坡在惠州谪居时，有一天，在山间行走，已经十分疲劳，而离家还很远。他突然悟到：人本是大自然之子，在大自然的怀抱里，何处不能歇息？于是“心若挂钩之鱼，忽得解脱”。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诗人的灵魂就像飞鸿，它不会眷恋自己留在泥上的指爪，它的唯一使命是飞，自由自在地飞翔在美的国度里。

  我相信，哲学是诗的守护神。只有在哲学的广阔天空里，诗的精灵才能自由地、耐久地飞翔。

  在哲学世界里，我是个闲人游客。我爱到野外眺望日落，爱在幽静的林间小路散步，也爱逛大街小巷看众生相。唯独见了挂着“闲人莫入”、“游客止步”招牌的严肃去处，我就知趣地规避。我知道那是办公重地，而我是没有什么公要办的，窃以为那里面的空气对于我的健康和我的哲学也均为不利。

  很早的时候，哲学世界里是没有这些个办公重地的。古代哲人们的活动场所就在蓝天之下：赫拉克利特在破庙旁，苏格拉底在街头，亚里士多德在森林中，伊壁鸠鲁在花园里。最奇的是狄欧根尼，他的“办公室”是一只木桶。亚历山大皇帝恭问可以为他效什么劳，他答只有一件事，就是：“请你走开，不要遮住我的阳光。”那是哲学家的黄金时代，哲学家个个穷得像乞丐，傲得赛帝王。他们实际上是富有的，拥有千金难买的悠闲和智慧。不知从何时起，哲学家们也煞有介事地忙碌起来了。他们忙于编写讲义，构筑体系，读释经典，考订档案。在他们手里，以寻求人生智慧为唯一使命的哲学逐渐演变为内容庞杂、分科琐细的学术。到了今天，哲学简直成了一幢迷宫式的办公大楼，里面有数不清的房间和名目繁多的科室，门上贴着形形【创建和谐家园】的术语标签。可惜的是，你在这些房间里只能见到许多伏案办公的职员，却见不到一个真正的哲学家。我对哲学怀有一种也许过时的信念。我始终认为，哲学不是公共事业，而是属于私人灵魂的事情。当一个人的灵魂对于人生产生某些根本性的疑问时，他就会求诸哲学。真正的哲学问题是古老而常新的。随着文明的进化，学术会愈来愈复杂，但哲学永远是单纯的。我们之所以步入哲学，正因为它是一块清静的园地，在这里我们可以摆脱琐碎的日常事务，从容倾听自己灵魂的独白，并和别的灵魂对话。如果我们反而陷入了琐碎的学术事务，岂非违背哲学的初衷，那是何苦来呢？常常有年轻人向我表示，他们热爱人生问题的思考，渴望读哲学系，以哲学为终身职业。遇到这种情况，我每每加以劝阻。我对他们说，做哲学家和读哲学系完全是两回事。哲学本质上只能自学，哲学家必定是自学成才的。如果说有老师，也只是历史上的大哲人，他直接师事他们，没有任何中间环节。至于吃哲学饭与做哲学家就更加风马牛不相及了。吃哲学饭无关乎灵魂，不过是社会上说空话最多挣钱最少的一个行当罢了。一个人完全不必进那幢哲学办公大楼去做一个小职员，而仍然可以是一个出色的人生思考者，也就是说，一个哲学家。

  当然，这是极而言之。事实上，一个人只要有足够的悟性，是可以不被专业化哲学败坏的。我的意思是想表明，本真意义上的哲学不是一门学术，也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个向一切探索人生真理的灵魂敞开的精神世界。不论你学问多少，缘何谋生，只要你思考人生，有所彻悟，你就已经在这个世界里悠闲漫游了。我自己也只想做这样一个闲人游客，并且恰如其分地把自己的作品看作一种心灵的闲谈和游记。

  1991 12 平淡的境界

  一

  很想写好的散文，一篇篇写，有一天突然发现竟积了厚厚一摞。这样过日子，倒是很惬意的。至于散文怎么算好，想来想去，还是归于“平淡”二字。

  以平淡为散文的极境，这当然不是什么新鲜的见解。苏东坡早就说过“寄至味于淡泊”一类的话。今人的散文，我喜欢梁实秋的，读起来真是非常舒服，他追求的也是“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境界。不过，要达到这境界谈何容易。“作诗无古今，惟造平淡难。”之所以难，我想除了在文字上要下千锤百炼的功夫外，还因为这不是单单文字功夫能奏效的。平淡不但是一种文字的境界。更是一种胸怀，一种人生的境界。

  仍是苏东坡说的：“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所谓老熟，想来不光指文字，也包含年龄阅历。人年轻时很难平淡，譬如正走在上山的路上，多的是野心和幻想。直到攀上绝顶，领略过了天地的苍茫和人生的限度，才会生出一种散淡的心境，不想再匆匆赶往某个目标，也不必再担心错过什么，下山就从容多了。所以，好的散文大抵出在中年之后，无非是散淡人写的散淡文。

  当然，年龄不能担保平淡，多少人一辈子蝇营狗苟，死不觉悟。说到文人，最难戒的却是卖弄，包括我自己在内。写文章一点不卖弄殊不容易，而一有卖弄之心，这颗心就已经不平淡了。举凡名声、地位、学问、经历，还有那一副多愁善感的心肠，都可以拿来卖弄。不知哪里吹来一股风，散文中开出了许多顾影自怜的小花朵。读有的作品，你可以活脱看到作者多么知道自己多愁善感，并且被自己的多愁善感所感动，于是愈发多愁善感了。戏演得愈真诚，愈需要观众。他确实在想象中看到了读者的眼泪，自己禁不住也流泪，泪眼朦胧地在稿子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好的散文家是旅人，他只是如实记下自己的人生境遇和感触。这境遇也许很平凡，这感触也许很普通，然而是他自己的，他舍不得丢失。他写时没有想到读者，更没有想到流传千古。他知道自己是易朽的，自己的文字也是易朽的，不过他不在乎。这个世界已经有太多的文化，用不着他再来添加点什么。另一方面呢，他相信人生最本质的东西终归是单纯的，因而不会永远消失。他今天所拣到的贝壳，在他之前一定有许多人拣到过，在他之后一定还会有许多人拣到。想到这一点，他感到很放心。

  有一年我到云南大理，坐在洱海的岸上，看白云在蓝天缓缓移动，白帆在蓝湖缓缓移动，心中异常宁静。这景色和这感觉千古如斯，毫不独特，却很好。那时就想，刻意求独特，其实也是一种文人的做作。

  活到今天，我觉得自己已经基本上(不是完全)看淡了功名富贵，如果再放下那一份“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虚荣心，我想我一定会活得更自在，那么也许就具备了写散文的初步条件。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