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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德拉这部小说的题目看似费解，其实表达了一种万古常新的人生体悟。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直译应是“不能承受的存在之轻”，“存在”指人生的实质。人生的实质很轻很轻，像影子一样没有分量，使人不能承受。小说的这个主旋律用种种精微的感觉符号弹奏出来，在我们心中回荡不已。

  面对人生的重大抉择，芸芸众生不过是被环境、欲念、利益等等一时的因素推着走，唯有少数人怀着贝多芬式“非如此不可”的决心，从一种坚定的信念出发作出决断。有大使命感的人都具有形而上的信念，相信自己的生命与种族、历史、宇宙整体有着内在的联系。可是，一个像托马斯大夫那样的人，他的心智远远超出芸芸众生，甚至可以说他具有某种形而上的气质。但具有形而上气质的人未必就具有形而上的信念，他清醒地知道生命只有一次，不存在任何形式的永恒包括尼采式的“永恒轮回”。像这样一个人，他既不能随波逐流，又不能衔命独行，就不免要陷入难堪的困境了。托马斯常常沉思一句德国谚语：einmal ist keinmal。这就是说，只活一次等于一次也没有活。既然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我们就无法通过比较来检验人生的选择孰好孰坏。对于我们来说，生活是一场永远不能成为正式演出的彩排，一张永远不能成为正式作品的草图。使命感的解除使托马斯领略到了凡夫俗子一向所享受的轻松，但同时他又感到不能承受这种轻松。轻松只是假象，背后掩藏着人生的轻飘虚幻，凡夫俗子感觉不到这一点，托马斯感觉到了。这种感觉败坏了人生中每一个美妙的瞬间，使它们丧失了全部意义。譬如说，当乡间女招待特丽莎像一个被放在树脂涂覆的草筐里的孩子，顺水漂来他的床榻之岸，进入他的生活之时，他曾经跪在床上，望着重病沉睡的她，突然强烈地意识到自己不能比她后死，得躺在她身边，与她一同赴死。那个瞬间是美妙的。但是，事后一追思此种情感的根据，他就茫然失措了。爱，同情，责任，事业，理想，凡此种种平时赋予生命以意义，使我们感到精神的充实，一旦我们想到生命只有一次，明日不复存在，就茫然不知它们为何物了。人生抉择往往把我们折磨得要死要活，倘若我们想到所有这些抉择都将随我们的生命一同永远消逝，不留下任何痕迹，就会觉得不值得如此认真地对待它们了。然而，一个不值得认真对待的人生，一个如此缺乏实质的人生，却要比一个责任重大、充满痛苦抉择的人生更加令人难以承受。

  地球上人类的生存，人类中每一个体的生存，本身即是一个偶然，而在这偶然的生存中，又是种种偶然的机遇决定了人的命运。这是人生缺乏实质的又一表现。我们不能说托马斯对偶然性抱有偏见，相反，他是一个善于欣赏偶然性之魅力的审美高手。当他与女人【创建和谐家园】时，他迷恋的是“那个使每个女人【创建和谐家园】时异于他人的百万分之一部分”。当他堕入情网时，他欣慰的是“爱情处于‘非如此不可’的规则之外”。关于机遇，昆德拉有一段精彩的议论：“人的生活就像作曲。各人为美感所导引，把一件件偶发事件转换为音乐动机，然后，这个动机在各人生活的乐曲中取得一个永恒的位置。”忽视机遇，就会“把美在生活中应占的地位给剥夺得干干净净”。可是，尽管如此，昆德拉笔下的托马斯仍然为机遇支配命运感到不安。当他因为挂念特丽莎而从苏黎世返回苏军占领下的布拉格之时，这种不安就占据着他的心灵。七年前，特丽莎家乡的医院碰巧发现一个复杂病例，请布拉格医院的主治大夫去会诊。可主治大夫碰巧坐骨神经痛，派托马斯代替他。这个镇子有几个旅馆，托马斯碰巧被安排在特丽莎工作的旅馆里，又碰巧在走之前闲呆在旅馆餐厅里。其时特丽莎碰巧当班又碰巧为托马斯服务。正是这六个碰巧的机遇使托马斯结识了特丽莎。现在，这个绝对偶然性的化身又使他作出了事关命运的重大决定，并且正躺在他身边酣睡着。此时此刻，他只感觉到一种忧郁和失望。正像永恒轮回的人生太沉重，仅有一次的人生又太轻飘一样，受必然性支配的人生太乏味，受偶然性支配的人生又太荒诞。机遇以它稍纵即逝的美诱惑着我们，倘若没有机遇，人生就太平淡无奇了。可是一旦我们抓住了机遇，机遇也就抓住了我们，人生的轨迹竟然由一个个过眼烟云的机遇来确定。在人生中，只有死是必然的，其余一切均属偶然。当然，这不是指吃喝拉撒之类的生物学法则，而是指决定每个人生命意义的特殊事件，它们是由一连串偶然的机会凑成的。不但作为归宿的虚无，而且作为过程的偶然，都表明了人生实质之轻，轻得令人不能承受。

  托马斯的情妇、女画家萨宾娜由不同的途径也体悟到了人生实质的令人不能承受之轻，她最厌恶的是媚俗。按照昆德拉的解释，媚俗起源于无条件地认同生命存在，由于对生命存在的基础是什么意见不一，又分出各种不同的媚俗，如宗教媚俗、政治媚俗等等。说得明白些，媚俗就是迎合公众的趣味，煞有介事地把某种公认的价值奉为人生寄托。譬如，萨宾娜因为痛恨苏军入侵而移居法国，可是，当她在巴黎参加【创建和谐家园】苏军入侵捷克的【创建和谐家园】时，她又觉得自己受不了这种【创建和谐家园】。她认为，在所有的占领和入侵背后，潜在着更本质更普遍的邪恶，这邪恶的形象就是人们举着拳头，众口一声地喊着同样的口号齐步【创建和谐家园】。这是媚俗的典型形象。为了逃避媚俗，萨宾娜背叛了一切公认的价值——家庭、国家乃至爱情，走到了虚空。她不曾想到，但是终于发现，这空无所有，这不能承受的存在之轻，竟是她一切背叛的目标所在。像萨宾娜这样极其敏感的心灵往往有一种洁癖和自由癖，不能忍受任何公共化的东西，视一般人心目中的精神寄托为精神枷锁。可是，正如昆德拉所说：“我们中间没有一个超人，强大得足以完全逃避媚俗。无论我们如何鄙视它，媚俗都是人类境况的一个组成部分。”拒绝一切人生寄托，其结果只能是割断与人生的一切联系。一个人真诚到这般地步，就不再有继续活下去的必要和可能了。所以，萨宾娜后来在美国与一对老人为伴，从家庭的幻象中获得了少许寄托，同时也就向她所厌恶的媚俗作了小小的让步。

  关于这部小说可写的东西还很多，对它所传达的体悟和感觉逐一加以讨论，也许是一件有趣的事。不过我又想，倘若能用自己的小说来传达自己的人生体悟和感觉，无疑是完成这一讨论的更令人满意的方式。一部小说使人读了自己也想写一部，我要说它是成功的。

  1988 4 父亲的死

  一个人无论多大年龄上没有了父母，他都成了孤儿。他走入这个世界的门户，他走出这个世界的屏障，都随之塌陷了。父母在，他的来路是眉目清楚的，他的去路则被遮掩着。父母不在了，他的来路就变得模糊，他的去路反而敞开了。

  我的这个感觉，是在父亲死后忽然产生的。我说忽然，因为父亲活着时，我丝毫没有意识到父亲的存在对于我有什么重要。从少年时代起，我和父亲的关系就有点疏远。那时候家里子女多，负担重，父亲心情不好，常发脾气。每逢这种情形，我就当他面抄起一本书，头不回地跨出家门，久久躲在外面看书，表示对他的【创建和谐家园】。后来我到北京上学，第一封家信洋洋洒洒数千言，对父亲的教育方法进行了全面批判。听说父亲看了后，只是笑一笑，对弟妹们说：“你们的哥哥是个理论家。”

  年纪渐大，子女们也都成了人，父亲的脾气是愈来愈温和了。然而，每次去上海，我总是忙于会朋友，很少在家。就是在家，和父亲好像也没有话可说，仍然有一种疏远感。有一年他来北京，一个天气晴朗的日子，他突然提议和我一起去游香山。我有点惶恐，怕一路上两人相对无言，彼此尴尬，就特意把一个小侄子也带了去。

  我实在是个不孝之子，最近十余年里，只给家里写过一封信。那是在妻子怀孕以后，我知道父母一直盼我有个孩子，便把这件事当作好消息报告了他们。我在信中说，我和妻子都希望生个女儿。父亲立刻给我回了信，说无论生男生女，他都喜欢。他的信确实洋溢着欢喜之情，我心里明白，他也是在为好不容易收到我的信而高兴。谁能想到，仅仅几天之后，就接到了父亲的死讯。

  父亲死得很突然。他身体一向很好，谁都断言他能长寿。那天早晨，他像往常一样提着菜篮子，到菜场取奶和买菜。接着，步行去单位处理一件公务。然后，因为半夜里曾感到胸闷难受，就让大弟陪他到医院看病。一检查，广泛性心肌梗塞，立即抢救，同时下了病危通知。中午，他对守在病床旁的大弟说，不要大惊小怪，没事的。他真的不相信他会死。可是，一小时后，他就停止了呼吸。

  父亲终于没能看到我的孩子出生。如我所希望的，我得到了一个可爱的女儿。谁又能想到，我的女儿患有绝症，活到一岁半也死了。每想到我那封报喜的信和父亲喜悦的回应，我总感到对不起他。好在父亲永远不会知道这幕悲剧了，这于他又未尝不是件幸事。但我自己做了一回父亲，体会了做父亲的心情，才内疚地意识到父亲其实一直有和我亲近一些的愿望，却被我那么矜持地回避了。

  短短两年里，我被厄运纠缠着，接连失去了父亲和女儿。父亲活着时，尽管我也时常沉思死亡问题，但总好像和死还隔着一道屏障。父母健在的人，至少在心理上会有一种离死尚远的感觉。后来我自己做了父亲，却未能为女儿做好这样一道屏障。父亲的死使我觉得我住的屋子塌了一半，女儿的死又使我觉得我自己成了一间徒有四壁的空屋子。我一向声称一个人无须历尽苦难就可以体悟人生的悲凉，现在我知道，苦难者的体悟毕竟是有着完全不同的分量的。

  19923

  第三辑 徘徊在人生的空地上

  无聊

  人生难免。无聊是意义的空白。然而，如果没有这空白，我们又怎么会记起我们对于意义的渴望呢？当情人不在场的时候，对情人的思念便布满了爱情的空间。

  我们的生命是短暂的，但这短暂的生命也是过于拥挤了。我们的日程表排得满满的。我们把太多的光阴抛洒在繁忙的工场里和喧闹的市场上，太热心于做事和交际。突然，这里有了一块空地。我们无事可做，无人作伴，只好在这空地上徘徊。我们看见脚下有青草破土而出，感觉到心中有一种情绪也像青草一样滋生。在屋顶覆盖和行人密集的地方，是不会有青草生长的。那么，这岂不证明，当我们怅然徘徊的时候，我们是领受了更为充足的阳光和空气？

  所以，人生也难得无聊。

  应一位朋友之约，我写了几篇论无聊的文章。如果我的论说给人留下一种沉重的印象，那决非我的本意。我恰好在我生命中一个极其沉重的时刻写这些文章，使得我的笔也显沉重了。再说，认真论无聊，这本身近于无聊。也许，论说无聊的最好方式是，三五好友，平时各自认真做事，做得十分顺利，告了一个段落，带着心满意足但又暂时没了着落的一种心情，非常偶然地聚到一起闲扯起来。这时节，个个说话都才气横溢，妙语迭出，可是句句话又似乎都无的放矢，不着边际。若有有心人偷加记录，敷衍成篇，庶几是一篇传无聊之神韵的佳作。可惜的是，好友星散，各自做事似又不太顺利，这样的机会也不易得了。

  于是我又想，人生还是无聊的时候居多。空地似乎望不到边，使人无心流连，只思走出。走啊走，纵然走不出无聊，走本身却不无聊，留下了一串深沉的脚印。

  1991 2 从生存向存在的途中

  兽和神大约都不会无聊。兽活命而已，只有纯粹的生存。神充实自足，具备完满的存在。兽人神三界，唯有夹在中间的人才会无聊，才可能有活得没意思的感觉和叹息。

  无聊的前提是闲。当人类必须为生存苦斗的时候，想必也无聊不起来。我们在《诗经》或《荷马史诗》里几乎找不到无聊这种奢侈的情绪。要能闲得无聊，首先必须仓廪实，衣食足，不愁吃穿。吃穿有余，甚至可以惠及畜生，受人豢养的猫狗之类宠物也会生出类似无聊的举态，但它们已经无权称作兽。

  当然，物质的进步永无止境，仓廪再实，衣食再足，人类未必闲得下来。世上总有闲不住的阔人、忙人和勤人，另当别论。

  一般来说，只要人类在求温饱之余还有精力，无聊的可能性就存在了。席勒用剩余精力解释美感的发生。其实，人类特有的一切好东西坏东西，其发生盖赖于此，无聊也不例外。

  有了剩余精力，不释放出来是很难受的。“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孔子就很明白这难受劲儿，所以他劝人不妨赌博下棋，也比闲着什么事不做好。“难矣哉”，林语堂解为“真难为他们”、“真亏他们做得出来”，颇传神，比别的注家高明。闲着什么事不做，是极难的，一般人无此功夫。所谓闲，是指没有非做不可的事，遂可以自由支配时间，做自己感兴趣的事。闲的可贵就在于此。兴趣有雅俗宽窄之别，但大约人人都有自己感兴趣的事。麻将扑克是一种兴趣，琴棋诗画是一种兴趣，拥被夜读是一种兴趣，坐在桌前，点一支烟，沉思遐想，也是一种兴趣。闲了未必无聊，闲着没事干才会无聊。有了自由支配的时间，却找不到兴趣所在，或者做不成感兴趣的事，剩余精力茫茫然无所寄托，这种滋味就叫无聊。

  闲是福气，无聊却是痛苦。勤勤恳恳一辈子的公务员，除了公务别无兴趣，一旦退休闲居，多有不久便弃世的，致命的因素正是无聊。治狱者很懂得无聊的厉害，所以对犯人最严重的惩罚不是苦役而是单独监禁。苦役是精力的过度释放，单独监禁则是人为地堵塞释放精力的一切途径，除吃睡外不准做任何事。这种强制性的无聊，其痛苦远在苦役之上。在自由状态下，多半可以找到法子排遣无聊。排遣的方式因人而异，最能见出一个人的性情。愈浅薄的人，其无聊愈容易排遣，现成的法子有的是。“不有博弈者乎？”如今更好办，不有电视机乎？面对电视机一坐几个钟点，天天坐到头昏脑胀然后上床去，差不多是现代人最常见的消磨闲暇的方式，——或者说，糟踏闲暇的方式。

  时间就是生命。奇怪的是，人人都爱惜生命，不愿其速逝，却害怕时间，唯恐其停滞。我们好歹要做点什么事来打发时间，一旦无所事事，时间就仿佛在我们面前停住了。我们面对这脱去事件外衣的【创建和谐家园】裸的时间，发现它原来空无所有，心中隐约对生命的实质也起了恐慌。无聊的可怕也许就在于此，所以要加以排遣。

  但是，人生中有些时候，我们会感觉到一种无可排遣的无聊。我们心不在焉，百事无心，觉得做什么都没意思，并不是疲倦了，因为我们有精力，只是茫无出路。并不是看透了，因为我们有欲望，只是空无对象。这种心境无端而来，无端而去，昙花一现，却是一种直接暴露人生根底的深邃的无聊。

  人到世上，无非活一场罢了，本无目的可言。因此，在有了超出维持生存以上的精力以后，这剩余精力投放的对象却付诸阙如。人必须自己设立超出生存以上的目的。活不成问题了，就要活得有意思，为生命加一个意义。然而，为什么活着？这是一个危险的问题。若问为什么吃喝劳作，我们很明白，是为了活。活着又为了什么呢？这个问题追究下去，没有谁不糊涂的。

  对此大致有两类可能的答案。一类答案可以归结为：活着为了吃喝劳作，——为了一己的、全家的或者人类的吃喝劳作，为了吃喝得更奢侈，劳作得更有效，如此等等。这类答案虽然是多数人实际所奉行的，作为答案却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它等于说活着为了活着，不成其为答案。

  如果一切为了活着，活着就是一切，岂不和动物没有了区别？一旦死去，岂不一切都落了空？这是生存本身不能作为意义源泉的两个重要理由。一事物的意义须从高于它的事物那里求得，生命也是如此。另一类答案就试图为生命指出一个高于生命的意义源泉，它应能克服人的生命的动物性和暂时性，因而必定是一种神性的不朽的东西。不管哲学家们如何称呼这个东西，无非是神的别名罢了。其实，神只是一个记号，记录了我们追问终极根据而不可得的迷惘。例如，从巴门尼德到雅斯贝尔斯，都以“存在”为生命意义之源泉，可是他们除了示意“存在”的某种不可言传的超越性和完美性之外，还能告诉我们什么呢？

  我们往往乐于相信，生命是有高出生命本身的意义的，例如【创建和谐家园】之类精神价值。然而，【创建和谐家园】又有什么意义？可以如此无穷追问下去，但我们无法找到一个终极根据，因为神并不存在。其实，神只是一个表示神秘莫测的记号，记录了我们追问终极根据而不可得的迷惘。摆脱这个困境的唯一办法是把一切精神价值的落脚点引回到地面上来，看作人类生存的工具。各派无神论哲学家归根到底都是这样做的。但是，这样一来，我们又陷入了我们试图逃避的同义反复：活着为了活着。

  也许关键在于，这里作为目的的活，与动物并不相同。人要求有意义的活，意义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因此，上述命题应当这样展开：活着为了寻求意义，而寻求意义又是为了觉得自己是在有意义地活着。即使我们所寻求的一切高于生存的目标，到头来是虚幻的，寻求本身就使我们感到生存是有意义的，从而能够充满信心地活下去。凡真正的艺术家都视创作为生命，不创作就活不下去。超出这一点去问海明威为何要写作，毕加索为何要画画，他们肯定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人类迄今所创造的灿烂文化如同美丽的云景，把人类生存的天空烘托得极其壮观。然而，若要追究云景背后有什么，便只能堕入无底的虚空里了。

  人，永远走在从生存向存在的途中。他已经辞别兽界，却无望进入神界。他不甘于纯粹的生存，却达不到完美的存在。他有了超出生存的精力，却没有超出生存的目标。他寻求，却不知道寻求什么。人是注定要无聊的。

  可是，如果人真能够成为神，就不无聊了吗？我想象不出，上帝在完成他的创世工作之后，是如何消磨他的星期天的。《圣经》对此闭口不谈，这倒不奇怪，因为上帝是完美无缺的，既不能像【创建和谐家园】犹存的人类那样用美食酣睡款待自己，又不能像壮心不已的人类那样不断进行新的精神探险，他实在没事可干了。他的绝对的完美便是他的绝对的空虚。人类的无聊尚可药治，上帝的无聊宁有息日？

  不，我不愿意成为神。虽然人生有许多缺憾，生而为人仍然是世上最幸运的事。人生最大的缺憾便是终有一死。生命太短暂了，太珍贵了，无论用它来做什么都有点可惜。总想做最有意义的事，足以使人不虚此生、死而无恨的事，却没有一件事堪当此重责。但是，人活着总得做点什么。于是，我们便做着种种微不足道的事。

  人生终究还是免不了无聊。

  1991 1 没有目的的旅行

  没有比长途旅行更令人兴奋的了，也没有比长途旅行更容易使人感到无聊的了。

  人生，就是一趟长途旅行。

  一趟长途旅行。意味着奇遇，巧合，不寻常的机缘，意外的收获，陌生而新鲜的人和景物。总之，意味着种种打破生活常规的偶然性和可能性。所以，谁不是怀着朦胧的期待和莫名的激动踏上旅程的？

  然而，一般规律是，随着旅程的延续，兴奋递减，无聊递增。

  我们从记事起就已经身在这趟名为“人生”的列车上了。一开始，我们并不关心它开往何处。孩子们不需要为人生安上一个目的，他们扒在车窗边，小脸蛋紧贴玻璃，窗外掠过的田野、树木、房屋、人畜无不可观，无不使他们感到新奇。无聊与他们无缘。

  不知从何时起，车窗外的景物不再那样令我们陶醉了。这是我们告别童年的一个确切标志，我们长大成人了。我们开始需要一个目的，而且往往也就有了一个也许清晰但多半模糊的目的。我们相信列车将把我们带往一个美妙的地方，那里的景物远比沿途优美。我们在心里悄悄给那地方冠以美好的名称，名之为“幸福”、“成功”、“善”、“真理”等等。

  不幸的是，一旦我们开始憧憬一个目的，无聊便接踵而至。既然生活在远处，近处的就不是生活。既然目的最重要，过程就等而下之。我们的心飞向未来，只把身体留在现在，视正在经历的一切为必不可免的过程，耐着性子忍受。

  列车在继续行进，但我们愈来愈意识到自己身寄逆旅，不禁暗暗计算日程，琢磨如何消磨途中的光阴。好交际者便找人攀谈，胡侃神聊，不厌其烦地议论天气、物价、新闻之类无聊话题。性情孤癖者则躲在一隅，闷头吸烟，自从无烟车厢普及以来，就只是坐着发呆、磕睡、打呵欠。不学无术之徒掏出随身携带的通俗无聊小报和杂志，读了一遍又一遍。饱学之士翻开事先准备的学术名著，想聚精会神研读，终于读不进去，便屈尊向不学无术之徒借来通俗报刊，图个轻松。先生们没完没了地打扑克。太太们没完没了地打毛衣。凡此种种，雅俗同归，都是在无聊中打发时间，以无聊的方式逃避无聊。

  当然，会有少数幸运儿因了自身的性情，或外在的机缘，对旅途本身仍然怀着浓厚的兴趣。一位诗人凭窗凝思，浮想连翩，笔下灵感如涌。一对妙龄男女隔座顾盼，两情款洽，眉间秋波频送。他们都乐在其中，不觉得旅途无聊。愈是心中老悬着一个遥远目的地的旅客，愈不耐旅途的漫长，容易百无聊赖。

  由此可见，无聊生于目的与过程的分离，乃是一种对过程疏远和隔膜的心境。孩子或者像孩子一样单纯的人，目的意识淡薄，沉浸在过程中，过程和目的浑然不分，他们能够随遇而安，即事起兴，不易感到无聊。商人或者像商人一样精明的人，有非常明确实际的目的，以此指导行动，规划过程，目的与过程丝丝相扣，他们能够聚精会神，分秒必争，也不易感到无聊。怕就怕既失去了孩子的单纯，又不肯学商人的精明，目的意识强烈却并无明确实际的目的，有所追求但所求不是太缥缈就是太模糊。“我只是想要，但不知道究竟想要什么。”这种心境是滋生无聊的温床。心中弥漫着一团空虚，无物可以填充。凡到手的一切都不是想要的，于是难免无聊了。

  舍近逐远似乎是我们人类的天性，大约正是目的意识在其中作祟。一座围城，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如果出不去进不来，就感到无聊。这是达不到目的的无聊。一旦城里的人到了城外，城外的人到了城里，又觉得城外和城里不过尔尔。这是目的达到后的无聊。于是，健忘的人(我们多半是健忘的)折腾往回跑，陷入又一轮循环。等到城里城外都厌倦，是进是出都无所谓，更大的无聊就来临了。这是没有了目的的无聊。

  超出生存以上的目的，大抵是想象力的产物。想象力需要为自己寻找一个落脚点，目的便是这落脚点。我们乘着想象力飞往远方，疏远了当下的现实。一旦想象中的目的实现，我们又会觉得它远不如想象。最后，我们倦于追求一个目的了，但并不因此就心满意足地降落到地面上来。我们乘着疲惫的想象力，心灰意懒地盘旋在这块我们业已厌倦的大地上空，茫然四顾，无处栖身。

  让我们回到那趟名为“人生”的列车上来。假定我们各自怀着一个目的，相信列车终将把我们带到心向往之的某地，为此我们忍受着旅途的无聊，这时列车的广播突然响了，通知我们列车并非开往某地，非但不是开往某地，而且不开往任何地方，它根本就没有一个目的地。试想一下，在此之后，不再有一个目的来支撑我们忍受旅途的无聊，其无聊更将如何？

  然而，这正是我们或早或迟会悟到的人生真相。“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万物之灵也只是万物的一分子，逃不脱大自然安排的命运。人活一世，不过是到天地间走一趟罢了。人生的终点是死，死总不该是人生的目的。人生原本就是一趟没有目的的旅行。

  鉴于人生本无目的，只是过程，有的哲人就教导我们重视过程，不要在乎目的。如果真能像孩子那样沉浸在过程中，当然可免除无聊。可惜的是，我们已非孩子，觉醒了的目的意识不容易回归混沌。莱辛说他重视追求真理的过程胜于重视真理本身，这话怕是出于一种无奈的心情，正因为过于重视真理，同时又过于清醒地看到真理并不存在，才不得已而返求诸过程。看破目的阙如而执著过程，这好比看破红尘的人还俗，与过程早已隔了一道鸿沟，至多只能做到貌合神离而已。

  但是，在没有目的时，我们仍有目的意识。在无可期待时，我们仍茫茫然若有所待。我们有时会沉醉在过程中，但是不可能始终和过程打成一片。我们渴念过程背后的目的，或者省悟过程背后绝无目的时，我们都会对过程产生疏远和隔膜之感。然而，我们又被粘滞在过程中，我们的生命仅是一过程而已。我们心不在焉而又身不由己，这种心境便是无聊。

  1991 1 等的滋味

  人生有许多时光是在等中度过的。有千百种等，等有千百种滋味。等的滋味，最是一言难尽。

  不过，我不喜欢一切等。无论所等的是好事，坏事，好坏未卜之事，不好不坏之事，等总是无可奈何的。等的时候，一颗心悬着，这滋味不好受。

  就算等的是幸福吧，等本身却说不上幸福。想象中的幸福愈诱人，等的时光愈难捱。例如，“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自是一件美事，可是，性急的情人大约都像《西厢记》里那一对儿，“自从那日初时，想月华，捱一刻似一夏。”只恨柳梢日轮下得迟，月影上得慢。第一次幽会，张生等莺莺，忽而倚门翘望，忽而卧床哀叹，心中无端猜度佳人来也不来，一会儿怨，一会儿谅，那副神不守舍的模样委实惨不忍睹。我相信莺莺就不至于这么惨。幽会前等的一方要比赴的一方更受煎熬，就像惜别后留的一方要比走的一方更觉凄凉一样。那赴的走的多少是主动的，这等的留的却完全是被动的。赴的未到，等的人面对的是静止的时间。走的去了，留的人面对的是空虚的空间。等的可怕，在于等的人对于所等的事完全不能支配，对于其他的事又完全没有心思，因而被迫处在无所事事的状态。有所期待使人兴奋，无所事事又使人无聊，等便是混合了兴奋和无聊的一种心境。随着等的时间延长，兴奋转成疲劳，无聊的心境就会占据优势。如果佳人始终不来，才子只要不是愁得竟吊死在那棵柳树上，恐怕就只有在月下伸懒腰打呵欠的份了。

  人等好事嫌姗姗来迟，等坏事同样也缺乏耐心。没有谁愿意等坏事，坏事而要等，是因为在劫难逃，实出于不得已。不过，既然在劫难逃，一般人的心理便是宁肯早点了结，不愿无谓拖延。假如我们所爱的一位亲人患了必死之症，我们当然惧怕那结局的到来。可是，再大的恐惧也不能消除久等的无聊。在《战争与和平》中，娜塔莎一边守护着弥留之际的安德列，一边在编一只袜子。她爱安德列胜于世上的一切，但她仍然不能除了等心上人死之外什么事也不做。一个人在等自己的死时会不会无聊呢？这大约首先要看有无足够的精力。比较恰当的例子是【创建和谐家园】犯，我揣摩他们只要离刑期还有一段日子，就不可能一门心思只想着那颗致命的子弹。恐惧如同一切强烈的情绪一样难以持久，久了会麻痹，会出现间歇。一旦试图做点什么事填充这间歇，阵痛般发作的恐惧又会起来破坏任何积极的念头。一事不做地坐等一个注定的灾难发生，这种等实在荒谬，与之相比，灾难本身反倒显得比较好忍受一些了。

  无论等好事还是等坏事，所等的那个结果是明确的。如果所等的结果对于我们关系重大，但吉凶未卜，则又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这时我们宛如等候判决，心中焦虑不安。焦虑实际上是由彼此对立的情绪纠结而成，其中既有对好结果的盼望，又有对坏结果的忧惧。一颗心不仅悬在半空，而且七上八下，大受颠簸之苦。说来可怜，我们自幼及长，从做学生时的大小考试，到毕业后的就业、定级、升迁、出洋等等，一生中不知要过多少关口，等候判决的滋味真没有少尝。当然，一个人如果有足够的悟性，就迟早会看淡浮世功名，不再把自己放在这个等候判决的位置上。但是，若非修炼到类似涅的境界，恐怕就总有一些事情的结局是我们不能无动于衷的。此刻某机关正在研究给不给我加薪，我可以一哂置之。此刻某医院正在给我的妻子动剖腹产手术，我还能这么豁达吗？到产科手术室门外去看看等候在那里的丈夫们的冷峻脸色，我们就知道等候命运判决是多么令人心焦的经历了。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难免会走到某几扇陌生的门前等候开启，那心情便接近于等在产科手术室门前的丈夫们的心情。

  不过，我们一生中最经常等候的地方不是门前，而是窗前。那是一些非常窄小的小窗口，有形的或无形的，分布于商店、银行、车站、医院等与生计有关的场所，以及办理种种烦琐手续的机关衙门。我们为了生存，不得不耐着性子，排着队，缓慢地向它们挪动，然后屈辱地侧转头颅，以便能够把我们的视线、手和手中的钞票或申请递进那个窄洞里，又摸索着取出我们所需要的票据文件等等。这类小窗口常常无缘无故关闭，好在我们的忍耐力磨练得非常发达，已经习惯于默默地无止境地等待了。

  等在命运之门前面，等的是生死存亡，其心情是焦虑，但不乏悲壮感。等在生计之窗前面，等的是柴米油盐，其心情是烦躁，掺和着屈辱感。前一种等，因为结局事关重大，不易感到无聊。然而，如果我们的悟性足以平息焦虑，那么，在超脱中会体味一种看破人生的大无聊。后一种等，因为对象平凡琐碎，极易感到无聊，但往往是一种习以为常的小无聊。

  说起等的无聊，恐怕没有比逆旅中的迫不得已的羁留更甚的了。所谓旅人之愁，除离愁、乡愁外，更多的成分是百无聊赖的闲愁。譬如，由于交通中断，不期然被耽搁在旅途某个荒村野店，通车无期，举目无亲，此情此境中的烦闷真是难以形容。但是，若把人生比作一逆旅，我们便会发现，途中耽搁实在是人生的寻常遭际。我们向理想生活进发，因了种种必然的限制和偶然的变故，或早或迟在途中某一个点上停了下来。我们相信这是暂时的，总在等着重新上路，希望有一天能过自己真正想过的生活，殊不料就在这个点上永远停住了。有些人渐渐变得实际，心安理得地在这个点上安排自己的生活。有些人仍然等啊等，岁月无情，到头来悲叹自己被耽误了一辈子。

  那么，倘若生活中没有等，又怎么样呢？在说了等这么多坏话之后，我忽然想起等的种种好处，不禁为我的忘恩负义汗颜。

  我曾经在一个农场生活了一年半。那是湖中的一个孤岛，四周只见茫茫湖水，不见人烟。我们在岛上种水稻，过着极其单调的生活。使我终于忍受住这单调生活的正是等——等信。每天我是怀着怎样殷切的心情等送信人到来的时刻啊，我仿佛就是为这个时刻活着的，尽管等常常落空，但是等本身就为一天的生活提供了色彩和意义。

  我曾经在一间地下室里住了好几年。日复一日，只有我一个人。当我伏案读书写作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在等——等敲门声。我期待我的同类访问我，这期待使我感到我还生活在人间，地面上的阳光也有我一份。我不怕读书写作被打断，因为无需来访者，极度的寂寞早已把它们打断一次又一次了。

  不管等多么需要耐心，人生中还是有许多值得等的事情的：等冬夜里情人由远及近的脚步声，等载着久别好友的列车缓缓进站，等第一个孩子出生，等孩子咿呀学语偶然喊出一声爸爸后再喊第二第三声，等第一部作品发表，等作品发表后读者的反响和共鸣……

  可以没有爱情，但如果没有对爱情的憧憬，哪里还有青春？可以没有理解，但如果没有对理解的期待，哪里还有创造？可以没有所等的一切，但如果没有等，哪里还有人生？活着总得等待什么，哪伯是等待戈多。有人问贝克特，戈多究竟代表什么，他回答道：“我要是知道，早在剧中说出来了。”事实上，我们一生都在等待自己也不知道的什么，生活就在这等待中展开并且获得了理由。等的滋味不免无聊，然而，一无所等的生活更加无聊。不，一无所等是不可能的。即使在一无所等的时候，我们还是在等，等那个有所等的时刻到来。一个人到了连这样的等也没有的地步，就非【创建和谐家园】不可。所以，始终不出场的戈多先生实在是人生舞台的主角，没有他，人生这场戏是演不下去的。

  人生唯一有把握不会落空的等是等那必然到来的死。但是，人人都似乎忘了这一点而在等着别的什么，甚至死到临头仍执迷不悟。我对这种情形感到悲哀又感到满意。

  1991 1 天才的命运

  一八二三年夏季，拜仑从热那亚渡海，向烽火四起的希腊进发，准备献身于他心目中圣地的解放战争。出发前夕，仿佛出于偶然，他给歌德捎去一张便函，歌德赋诗作答，拜仑还来得及写一封回信。这样，十九世纪的两位诗坛泰斗，诗歌奥林匹斯山上的酒神和日神，终于赶在死神之前沟通了彼此的倾慕。

  当时，歌德已是七十四岁高龄，在马里耶巴德最后一次堕入情网。魏玛小朝廷的这位大臣一生中不断恋爱，又不断逃避。他有许多顾忌，要维护他的责任、地位、声望和心理平衡。但是，他内心深处非常羡慕拜仑的自由不羁的叛逆精神。这一回，他手中拿着拜仑的信，在拜仑形象的鼓舞下，决心向年仅十七岁的意中人求婚。

  可是，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那位使他鼓起勇气走向爱情的英国勋爵，此时尽管正当盛年，只有三十五岁，却已经厌倦了爱情，也厌倦了生命，决心走向死亡。不到一年，果然客死希腊。歌德是个老少年，而拜仑，如同他自己所说，是个年轻的老人。临终前，他告诉医生：“我对生活早就腻透了。你们挽救我的生命的努力是徒劳的。我来希腊，正是为了结束我所厌倦的生存。”

  在拜仑的个性中，最触目惊心的特征便是这深入骨髓的厌倦病。他又把这个特征投射到创作中，从哈洛尔德到唐璜，他的主人公无一例外都患有这种病。他的妻子，那位有严格的逻辑头脑、被他讥称为“平行四边形公主”的安娜贝拉，关于他倒下过一句中肯的断语：“正是对单调生活的厌倦无聊，把这类心地最善良的人逼上了最危险的道路。”他自己也一再悲叹：“不论什么，只要能治好我这可恶的厌倦病就行！”为了逃避无聊，他把自己投入惊世骇俗的爱情、浪漫的旅行和狂热的写作之中。然而，这一切纵然使他登上了毁和誉的顶峰，仍不能治愈他的厌倦病。他给自己作总结：“我的一生多少是无聊的，我推测这是气质上的问题。”

  气质上的问题——什么气质？怎么就无聊了？

  无聊实在是一种太平常的情绪，世上大约没有谁不曾品尝过个中滋味。但是，无聊和无聊不同。有浅薄的无聊，也有深刻的无聊。前者犹如偶感风寒，停留在体表，很容易用随便哪种消遣将它驱除。后者却是一种浸透灵魂的毒汁，无药可治。拜仑患的就是这么一种致命的疾患。

  叔本华说，生命是一团欲望，欲望不满足便痛苦，满足便无聊，人生就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他把无聊看作欲望满足之后的一种无欲望状态，可说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因为，即使酒足饭饱的无聊，也并非纯粹的满足状态，这时至少还有一种未满足的欲望，便是对于欲望的欲望。完全无欲望是一种恬静状态，无聊却包含着不安的成分。人之所以无聊不是因为无欲望，而是因为不能忍受这无欲望的状态，因而渴望有欲望。何况除了肉体欲望之外，人还有精神欲望，后者实质上是无限的。这种无限的精神欲望尤其体现在像拜仑这样极其敏感的天性身上，他们内心怀着对精神事物的永不满足的欲求，由于无限的欲望不可能通过有限的事物获得满足，结果必然对一切业已到手的东西很容易感到厌倦。对他们来说，因为欲望不能满足而导致的痛苦和因为对既有事物丧失欲望而导致的无聊不是先后交替，而是同时并存的。他们的无聊直接根源于不满足，本身就具有痛苦的性质。拜仑自己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在《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中写道：“有一种人的灵魂动荡而且燃着火焰，它不愿在自己狭隘的躯壳里居停，却总喜欢作非分的幻想和憧憬……这种心灵深处的热狂，正是他和他的同病者们不可救药的致命伤。”我相信这种形而上的【创建和谐家园】乃是一切天才的特质，而由于这种【创建和谐家园】永无满足的希望，深刻的无聊也就是一切天才不能逃脱的命运了。

  表面看来，歌德的个性和拜仑截然相反。然而，只要读一读《浮士德》便可知道，他们之间的相同处要远比相异处更多也更本质。浮士德就是一个灵魂永远不知满足的典型。“他在景仰着上界的明星，又想穷极着下界的欢狂，无论是在人间或是天上，没一样可满足他的心肠。”歌德让他用与拜仑描述哈洛尔德极其相似的语言如此自白：“我的心境总觉得有一种感情，一种烦闷，寻不出一个名字来把它命名。我便把我的心思向宇宙中驰骋，向一切的最高的辞藻追寻。我这深心中燃烧着的火焰，我便名之为无穷，为永恒。永恒，这难道是一种魔性的欺骗？”毫无疑问，在浮士德和哈洛尔德的灵魂中燃着的是同一种火焰，这同一种火焰逼迫他们去作相似的求索。

  在“子夜”这一场，匮乏、罪过、患难都不能接近浮士德，唯独忧郁不召而来，挥之不去，致使浮士德双目失明。歌德的这个安排是意味深长的。忧郁是典型的拜仑式气质。歌德曾经表示：“我们需要【创建和谐家园】，没有它就不能抵御忧郁。”但是，一切不知满足的灵魂终归都逃脱不了忧郁，歌德通过浮士德的结局终于也承认了这一点。那么，什么是忧郁呢？难道忧郁不正是【创建和谐家园】和厌倦所生的孩子吗？

  在拜仑身上，【创建和谐家园】和厌倦都是一目了然的。歌德不同，他总是用理性来调节【创建和谐家园】，抑制厌倦。不过，在他不知疲倦的广泛卓绝的活动背后，他的厌倦仍有蛛丝马迹可寻。他在七十岁时的一封信中针对自己写道：“一个人在青年时代就感到世界是荒谬的，那么他怎么能再忍受四十年呢？”据说全凭他有一种天赋，即愿望。可是，“愿望是个奇怪的东西，它每天在愚弄我们。”难怪在他最亲近的人心目中，他是个厌世者、怀疑主义者。其实，老年歌德由衷地同情拜仑，同样透露了这一层秘密。

  然而，最有力的证据还是要到他的作品中去寻找。在我看来，浮士德和靡非斯特都是歌德灵魂的化身。如果说拜仑的主人公往往集【创建和谐家园】和厌倦于一身，那么，歌德却把他灵魂中的这两个方面分割开来，让浮士德代表永不满足的【创建和谐家园】，靡非斯特代表看破一切的厌倦。浮士德和少女跳舞，迷恋于少女的美，唱道：“从前做过一个好梦儿，梦见一株苹果树，两颗优美的苹果耀枝头，诱我登上树梢去。”靡非斯特便和老妪跳舞，把这美的实质拆穿，唱道：“从前做过一个怪梦儿！梦见一株分杈树，有个什么东西在杈中，虽臭也觉有滋味。”浮士德凝望海潮涨落，偶然注意到：“波浪停止了，卷回海底，把骄傲地达到的目的抛弃，但时间一到，又重演同样的游戏。”对于这无意义的重复，浮士德感到苦闷，遂产生围海造田的念头，决心征服“奔放的元素的无目的的力”，靡非斯特却嘲笑说：“这在我并不是什么新闻，千百年来我已经把它认清。”浮士德不倦地创造，在他徒劳地想把握这创造的成果的瞬间，终于倒下死去，此时响起合唱：“已经过去了。”靡非斯特反驳道：“为什么说过去？过去和全无是同义词！永恒的创造毫无意义！凡创造物都被驱入虚无里！已经过去了——这话是什么意思？那就等于说，从来不曾有过。”对于浮士德的每一个理想主义行为，靡非斯特都在一旁作出虚无主义的注解。从靡非斯特对浮士德的嘲讽中，我们难道听不出歌德的自嘲？

  过去等于全无。生命一旦结束，就与从来不曾活过没有区别。浮士德式的灵魂之所以要不安地寻求，其隐秘的动机正是为了逃脱人生的这种虚无性质。“永恒之女性，引我们飞升。”那个引诱我们不知疲倦地追求的女性，名字就叫永恒。但是，歌德说得明白，这个女性可不是凡间女子，而是天上的圣母、女神。所以，我们一日不升天，她对于我们就始终是一个可望不可即的幻影。

  精神一面要逃避无常，企求永恒，另一面却又厌倦重复，渴慕新奇。在自然中，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绝对的变注定了凡胎肉身的易朽。相对的不变造就了日常生活的单调。所以，无常和重复原是自然为人生立的法则。但精神不甘于循此法则，偏要求绝对的不变——永恒，偏难忍相对的不变——重复，在变与不变之间陷入了两难。

  其实，自然中并无绝对的重复。正如潮汐是大海的节奏一样，生命也有其新陈代谢的节奏。当生命缺乏更高的目的时，我们便把节奏感受为重复。重复之荒谬就在于它是【创建和谐家园】裸的无意义。重复像是永恒的一幅讽刺画，简直使人对永恒也丧失了兴趣。对于那些不安的灵魂来说，重复比无常更不堪忍受。精神原是为逃脱无常而不倦地追求永恒，到后来这不倦的追求本身成了最大需要，以致当追求倦怠之时，为了逃脱重复，它就宁愿扑向无常，毁灭自己。歌德在回忆录里谈到，有个英国人为了不再每天穿衣又脱衣而上吊了。拜仑指出有一些狂人，他们宁可战斗而死，也不愿“捱到平静的老年，无聊而凄凉地死去”。许多大作家之所以轻生，多半是因为发现自己的创造力衰退，不能忍受生命愈来愈成为一种无意义的重复。无聊是比悲观更致命的东西，透彻的悲观尚可走向宿命论的平静或达观的超脱，深刻的无聊却除了创造和死亡之外别无解救之道。所以，悲观哲学家叔本华得以安享天年，硬汉子海明威却向自己的脑袋扳动了他最喜欢的那支【创建和谐家园】的扳机。

  但是，我要说，一个人能够感受到深刻的无聊，毕竟是幸运的。这是一种伟大的不满足，它催促人从事不倦的创造。尽管创造也不能一劳永逸地解除深刻的无聊，但至少可以使人免于浅薄的无聊和浅薄的满足。真正的创造者是不会满足于自己既已创造的一切成品的。在我看来，一个人获得了举世称羡的成功，自己对这成功仍然不免发生怀疑和厌倦，这是天才的可靠标志。

  1991 1 天才的命运

  一八二三年夏季，拜仑从热那亚渡海，向烽火四起的希腊进发，准备献身于他心目中圣地的解放战争。出发前夕，仿佛出于偶然，他给歌德捎去一张便函，歌德赋诗作答，拜仑还来得及写一封回信。这样，十九世纪的两位诗坛泰斗，诗歌奥林匹斯山上的酒神和日神，终于赶在死神之前沟通了彼此的倾慕。

  当时，歌德已是七十四岁高龄，在马里耶巴德最后一次堕入情网。魏玛小朝廷的这位大臣一生中不断恋爱，又不断逃避。他有许多顾忌，要维护他的责任、地位、声望和心理平衡。但是，他内心深处非常羡慕拜仑的自由不羁的叛逆精神。这一回，他手中拿着拜仑的信，在拜仑形象的鼓舞下，决心向年仅十七岁的意中人求婚。

  可是，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那位使他鼓起勇气走向爱情的英国勋爵，此时尽管正当盛年，只有三十五岁，却已经厌倦了爱情，也厌倦了生命，决心走向死亡。不到一年，果然客死希腊。歌德是个老少年，而拜仑，如同他自己所说，是个年轻的老人。临终前，他告诉医生：“我对生活早就腻透了。你们挽救我的生命的努力是徒劳的。我来希腊，正是为了结束我所厌倦的生存。”

  在拜仑的个性中，最触目惊心的特征便是这深入骨髓的厌倦病。他又把这个特征投射到创作中，从哈洛尔德到唐璜，他的主人公无一例外都患有这种病。他的妻子，那位有严格的逻辑头脑、被他讥称为“平行四边形公主”的安娜贝拉，关于他倒下过一句中肯的断语：“正是对单调生活的厌倦无聊，把这类心地最善良的人逼上了最危险的道路。”他自己也一再悲叹：“不论什么，只要能治好我这可恶的厌倦病就行！”为了逃避无聊，他把自己投入惊世骇俗的爱情、浪漫的旅行和狂热的写作之中。然而，这一切纵然使他登上了毁和誉的顶峰，仍不能治愈他的厌倦病。他给自己作总结：“我的一生多少是无聊的，我推测这是气质上的问题。”

  气质上的问题——什么气质？怎么就无聊了？

  无聊实在是一种太平常的情绪，世上大约没有谁不曾品尝过个中滋味。但是，无聊和无聊不同。有浅薄的无聊，也有深刻的无聊。前者犹如偶感风寒，停留在体表，很容易用随便哪种消遣将它驱除。后者却是一种浸透灵魂的毒汁，无药可治。拜仑患的就是这么一种致命的疾患。

  叔本华说，生命是一团欲望，欲望不满足便痛苦，满足便无聊，人生就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他把无聊看作欲望满足之后的一种无欲望状态，可说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因为，即使酒足饭饱的无聊，也并非纯粹的满足状态，这时至少还有一种未满足的欲望，便是对于欲望的欲望。完全无欲望是一种恬静状态，无聊却包含着不安的成分。人之所以无聊不是因为无欲望，而是因为不能忍受这无欲望的状态，因而渴望有欲望。何况除了肉体欲望之外，人还有精神欲望，后者实质上是无限的。这种无限的精神欲望尤其体现在像拜仑这样极其敏感的天性身上，他们内心怀着对精神事物的永不满足的欲求，由于无限的欲望不可能通过有限的事物获得满足，结果必然对一切业已到手的东西很容易感到厌倦。对他们来说，因为欲望不能满足而导致的痛苦和因为对既有事物丧失欲望而导致的无聊不是先后交替，而是同时并存的。他们的无聊直接根源于不满足，本身就具有痛苦的性质。拜仑自己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在《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中写道：“有一种人的灵魂动荡而且燃着火焰，它不愿在自己狭隘的躯壳里居停，却总喜欢作非分的幻想和憧憬……这种心灵深处的热狂，正是他和他的同病者们不可救药的致命伤。”我相信这种形而上的【创建和谐家园】乃是一切天才的特质，而由于这种【创建和谐家园】永无满足的希望，深刻的无聊也就是一切天才不能逃脱的命运了。

  表面看来，歌德的个性和拜仑截然相反。然而，只要读一读《浮士德》便可知道，他们之间的相同处要远比相异处更多也更本质。浮士德就是一个灵魂永远不知满足的典型。“他在景仰着上界的明星，又想穷极着下界的欢狂，无论是在人间或是天上，没一样可满足他的心肠。”歌德让他用与拜仑描述哈洛尔德极其相似的语言如此自白：“我的心境总觉得有一种感情，一种烦闷，寻不出一个名字来把它命名。我便把我的心思向宇宙中驰骋，向一切的最高的辞藻追寻。我这深心中燃烧着的火焰，我便名之为无穷，为永恒。永恒，这难道是一种魔性的欺骗？”毫无疑问，在浮士德和哈洛尔德的灵魂中燃着的是同一种火焰，这同一种火焰逼迫他们去作相似的求索。

  在“子夜”这一场，匮乏、罪过、患难都不能接近浮士德，唯独忧郁不召而来，挥之不去，致使浮士德双目失明。歌德的这个安排是意味深长的。忧郁是典型的拜仑式气质。歌德曾经表示：“我们需要【创建和谐家园】，没有它就不能抵御忧郁。”但是，一切不知满足的灵魂终归都逃脱不了忧郁，歌德通过浮士德的结局终于也承认了这一点。那么，什么是忧郁呢？难道忧郁不正是【创建和谐家园】和厌倦所生的孩子吗？

  在拜仑身上，【创建和谐家园】和厌倦都是一目了然的。歌德不同，他总是用理性来调节【创建和谐家园】，抑制厌倦。不过，在他不知疲倦的广泛卓绝的活动背后，他的厌倦仍有蛛丝马迹可寻。他在七十岁时的一封信中针对自己写道：“一个人在青年时代就感到世界是荒谬的，那么他怎么能再忍受四十年呢？”据说全凭他有一种天赋，即愿望。可是，“愿望是个奇怪的东西，它每天在愚弄我们。”难怪在他最亲近的人心目中，他是个厌世者、怀疑主义者。其实，老年歌德由衷地同情拜仑，同样透露了这一层秘密。

  然而，最有力的证据还是要到他的作品中去寻找。在我看来，浮士德和靡非斯特都是歌德灵魂的化身。如果说拜仑的主人公往往集【创建和谐家园】和厌倦于一身，那么，歌德却把他灵魂中的这两个方面分割开来，让浮士德代表永不满足的【创建和谐家园】，靡非斯特代表看破一切的厌倦。浮士德和少女跳舞，迷恋于少女的美，唱道：“从前做过一个好梦儿，梦见一株苹果树，两颗优美的苹果耀枝头，诱我登上树梢去。”靡非斯特便和老妪跳舞，把这美的实质拆穿，唱道：“从前做过一个怪梦儿！梦见一株分杈树，有个什么东西在杈中，虽臭也觉有滋味。”浮士德凝望海潮涨落，偶然注意到：“波浪停止了，卷回海底，把骄傲地达到的目的抛弃，但时间一到，又重演同样的游戏。”对于这无意义的重复，浮士德感到苦闷，遂产生围海造田的念头，决心征服“奔放的元素的无目的的力”，靡非斯特却嘲笑说：“这在我并不是什么新闻，千百年来我已经把它认清。”浮士德不倦地创造，在他徒劳地想把握这创造的成果的瞬间，终于倒下死去，此时响起合唱：“已经过去了。”靡非斯特反驳道：“为什么说过去？过去和全无是同义词！永恒的创造毫无意义！凡创造物都被驱入虚无里！已经过去了——这话是什么意思？那就等于说，从来不曾有过。”对于浮士德的每一个理想主义行为，靡非斯特都在一旁作出虚无主义的注解。从靡非斯特对浮士德的嘲讽中，我们难道听不出歌德的自嘲？

  过去等于全无。生命一旦结束，就与从来不曾活过没有区别。浮士德式的灵魂之所以要不安地寻求，其隐秘的动机正是为了逃脱人生的这种虚无性质。“永恒之女性，引我们飞升。”那个引诱我们不知疲倦地追求的女性，名字就叫永恒。但是，歌德说得明白，这个女性可不是凡间女子，而是天上的圣母、女神。所以，我们一日不升天，她对于我们就始终是一个可望不可即的幻影。

  精神一面要逃避无常，企求永恒，另一面却又厌倦重复，渴慕新奇。在自然中，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绝对的变注定了凡胎肉身的易朽。相对的不变造就了日常生活的单调。所以，无常和重复原是自然为人生立的法则。但精神不甘于循此法则，偏要求绝对的不变——永恒，偏难忍相对的不变——重复，在变与不变之间陷入了两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