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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英才问:“这是什么琴?”
万站长看也不看,一边挂蚊帐一边说:“那上面写着字呢!”
他摘下眼镜细看,果然琴盖上印着“凤凰琴”三个字,还有一排小字: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东风民族乐器厂制造。房间收拾好后,张英才将那本《小城里的年轻人》拿出来,端端正正地摆在床头边。
正好余校长来了,他看了看书说:“这个作者我认识,他以前也是民办教师,我和他一起开过会。他幸亏改了行,不然,恐怕和我现在差不多。”
张英才正想问点什么,万站长说:“老余,你这不是泼冷水吗?”
余校长忙说:“我还敢摆弄冷水?我这身风湿病再弄冷水,恐怕连头发都要生出大骨节来。”
这时,学校放学了。张英才后来才熟悉学校的规矩,因为学生住得太分散,来得晚,走得早,所以一天只有两节课,上午一节,下午一节。一些学生往山坳里跑,一些学生往山顶上跑。张英才不明白,邓有米告诉他,上下都是去采蘑菇,扯野草。
转了一圈就到了吃午饭时间。余校长冲着野地喊了几声,学生们回来后,将野草和蘑菇分别放进余校长家的猪栏和厨房里。张英才看得纳闷,这不是剥削学生欺压少年么?正想着,余校长起身离座走进厨房。听动静,像是在里面给学生打饭,果然就有许多学生端着饭碗从里面走出来,到另一间屋子里去了,跟着余校长双手捧着一盆菜出来。万站长开口叫:“老余,你等一等。”他转身叫张英才将那些油条拿来,交给老余,再分给学生。张英才看见学生们小心翼翼地品尝着分到手的一点油条,心里有些不好受。
万站长问余校长,哪个孩子是他自己的。
余校长指了其中一个男孩。张英才马上想到电视里的非洲饥民。
“这就是余志呀。比我上次来时又瘦了许多,你要是不说,我哪里敢认。”万站长尝了尝学生们的菜后,脸色阴冷地说,“老余,你妻子已拖垮了,再拖几年恐怕全家都得垮。”
余校长叹气说:“当民办教师的。什么本钱都没有,就是不缺良心和感情。这么多孩子,不读书怎么行呢?拖个十年八载,未必经济情况还不会好起来么?到那时再享福吧!”
张英才听了半天终于明白,学校里有二三十个学生离家太远,不能回家吃中午饭,其中还有十几个学生,夜晚也不能回家,全都寄宿在余校长家。家长隔三差五来一趟,送些鲜菜咸菜来,也有种了油菜的,每年五六月份,用空酒瓶装一瓶菜油送来。再就是柴和米,这是每个学生都少不了要带来的。
吃【创建和谐家园】,万站长要进房里去看看余校长的妻子。
余校长拦住他,坚决不让进门。拉扯一阵,动静大了,惊动了里面的人。
“领导的好意我领了,请领导别进来。”
万站长只好在门外大声说了些问候的话,却没有一句可以具体落实的。之后,余校长就劝万站长下山,不然赶不上太阳,天黑之后,山路就更难走了。
“是该走,你们都陪着我,都不去上课,学生们都放了鸭子。”万站长停了停又说,“我这外甥初出茅庐,帮助他成长的事,我就托给三位了。”
邓有米抢在余校长前面说:“已研究过了,高低都不就,就中间,让他跟孙主任两个月,然后接孙主任的班,孙主任再接余校长的班,余校长腾出
来抓全盘工作和全村的扫盲工作。”
万站长第一次笑了。邓有米立即见缝插针地问事:“万站长,今年还有没有民办教师转正的名额?”
张英才听得心里一愣。余校长和孙四海的耳朵也竖起来等回音。
万站长想也不想,坚决地回答:“没有!”
大家听了很失望。连张英才也有点失望。
万站长走远了。张英才忽然感到孤单。
旁边的邓有米忽然说:“快去,你舅舅在招呼你呢!”
一看万站长在招手,他连忙跑过去,到了近处,万站长才小声说:“忘了件事,他们要问你这眼镜是几多度,你就说是四百度。”
张英才不以为然地说:“还以为你有什么锦囊妙计哩!”
万站长没理,这一次他真的走了。
剩下四个人时,邓有米果然问张英才的近视眼镜有多少度。他不好意思说,但还是按万站长吩咐的说了。孙四海拿过去试了试,然后说:“不错,是四百度。”张英才见遇上了真近视,不由得有些后怕,同时佩服万站长想得真周到,这样的人,犯了错误也不会让别人察觉。
3
下午仍然只有一节课,张英才陪着孙四海站了两个多小时。孙四海怎么样讲课他一点也没印象,他一直在琢磨六个年级分成三个班,这课怎么上。中间孙四海扔下粉笔去上厕所,他趁机跟上去问这事,孙四海说,我们这学校是两年招一次新生。返回时,教室里多了一头猪。张英才去撵,学生们一起叫起来:“这是余校长养的猪,它就喜欢吃粉笔灰。”孙四海在门口往里走着说,别理它就是。往下去,张英才更无法专心,他看看猪,看看学生,心里很有些悲凉。
山太大,天也黑得早,看似黄昏,实际上才四点左右。放学后,留在余校长家住宿的十几个学生,在那个叫叶萌的男孩带领下,参差不齐地往旁边的一个山坳走去。眼里没有学生,只有猪,张英才感到很空虚。他取下那只凤凰琴,拧下钢笔帽,左手拿着它拨动琴弦,右手去按那些键,试着弹了一句曲子,不算好听,过得去而已,弹了几下,就没兴趣了。他歇下来后,忽地一愣:怎么音乐还在响?再听,才明白是笛子声。张英才趴到窗口,见孙四海和邓有米一左一右靠在旗杆上,各自横握一根竹笛,正在使劲吹奏。
山下升起了云雾,顺着一道道峡谷,冉冉地舒卷成一个个云团,背阳的山坡上铺满阴森的绿,早熟的稻田透着一层浅黄,一群黑山羊在云团中出没,有红色的书包跳跃其中,极似潇潇春雨中的灿烂桃花。太阳正在无可奈何地下落,黄昏的第一阵山风就掩盖了它的光泽,变得如同一只被玩得有些旧的绣球。远远的大山就是一只狮子。这是竖着看,横着看,则是一条龙的模样。
笛子吹出的曲调有些耳熟,听下去才晓得是那首《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之所以没有一下子听明白,是因为节奏慢了一半。两支笛子,一个声音高亢,一个声音低回,缓慢地将那首欢快的歌曲吹出许多悲凉。张英才跟着哼一句,那种节奏,需要好久才能将“幸福的花儿”这一句哼完整。
张英才走到旗杆下:“这个曲子要欢快些才好听。”
孙四海和邓有米没理他。张英才就在一旁用巴掌打着节拍纠正,可是没用。张英才惆怅起来,禁不住思索一个问题:能望见这杆旗的地方,会不会听见这笛声?他一边想,一边打量眼前这根用两棵松树捆绑着连接而成的旗杆。
忽然间,哨声响起来。余校长叼着一只哨子,走到旗杆下,在余校长家留宿的十几个学生迅速从山坳里跑回来,在旗杆面前站成整齐的一排。余校长望望太阳,喊了声立正稍息,便走过去将领头的叶萌身上的破褂子用手整理一下。那褂子肩上有个大洞,余校长扯了几下也无法将周围的布扯拢来,遮住那露出来的一块黑瘦的肩头。张英才站在这支小小的队伍后面,他看到一溜干瘦的小腿都没有穿鞋。余校长试了几下,见旁边还有几个破褂子的学生在盯着自己看,便作罢了。
这时,太阳已经挨着山了。
余校长一声厉喊:“立正——奏——国歌——降——国旗!”在两支笛子吹出的国歌声中,余校长拉动旗杆上的绳子,国旗徐徐落下后,学生们拥着余校长、捧着国旗向余校长的家走去。
这一幕让张英才着实吃了一惊。一转眼想起读中学时升国旗的那种场面,又觉得有点滑稽可笑。
邓有米走过来问他:“晚上有地方吃饭没有?”
张英才答:“这两天我先在余校长家搭伙。”
邓有米说:“你是想回到旧社会么?走,上我家去吃一餐,要是吃得习惯,以后干脆咱们搭伙算了。”
张英才推辞再三,见推不脱就同意了。
路不远,顺着山坡往下走,一会儿就到了。
邓有米的妻子叫成菊,长得很敦实,左边生了个疤瘌眼。见张英才老是看她,邓有米就说:“她本是个丹凤眼,前年冬天我送路队回来晚了,她来接我,半路上被狼舔了一下,就落下残疾。”
张英才暗暗叫声苦,嘴上却说:“这地方有狼?”
邓有米说:“大家都这样说。也许是野狗吧!”
张英才说:“野狗只会咬人腿,不会咬到人头上去呀?”
邓有米想迁就张英才:“那就当它是狼吧!”
张英才说:“小时候听说。狼会从后面用一只爪子拍人的肩膀。一般的人都会下意识地回头看一看。狼正好一口咬住人的脖子。”
邓有米说:“山太大了,什么怪事都有可能发生。”
张英才说:“这么苦的事,我舅舅他们了解么?”
邓有米说:“都是余校长嘴严言辞短,什么苦都兜着不说出去,从不跟上面汇报,还说万站长在这儿待了十年,他还不知道这儿的底细?不说人家心里会记着,说多了人家反会讨厌。”
张英才说:“我舅舅是常挂惦着你们,所以才特地放我来这儿锻炼的。”
邓有米说:“你锻炼一阵就可以走,我是土生土长的哪怕是转了正,也离不开这儿。”说着忽然一转话题,“万站长一定和你交了底,什么时候有转正的指标下来?”
张英才说:“他什么也没说,他是个老左,正经得很。”
成菊插嘴说:“疼外甥,疼脚跟,舅甥中间总隔着一层东西。”
邓有米瞪了一眼:“你懂个屁,快把饭菜做好端上来。”又说:“我的年龄、教龄和表现都达到转正要求的好几倍,就等你舅舅开恩了。”
这时,成菊将一碗上面平摊着两块腊肉的挂面端到张英才面前。
邓有米说:“不是让你上酒吗?”
成菊说:“太晚了,来不及。反正又不是来了就走,长着呢,只要张老师不嫌,改日我再弄一桌酒。”
邓有米说:“也罢,看在张老师的面上,不整你了。”
张英才听出这是一台戏,在家时,来了客,父亲和母亲也常这样演出。中午在余校长家没有吃好,张英才饿极了,一会儿就将碗里东西全吃光了。山上的夏天,同山下一样,有点活动就会热得满头大汗;不一样的是,只要停下来,用不着擦拭,再多的汗也会马上被凉风吹干。张英才稍不注意就打了几个喷嚏,他怕惹上感冒,就起身告辞,要回去赶紧洗个热水澡。
路上,拿上手电筒送他的邓有米,忽然介绍起孙四海的情况。他说孙四海打着勤工俭学的幌子。让学生每天上学放学在路边采些草药。譬如金银花什么的,交到一个叫王小兰的女人家里,积成堆
后再拿去卖。孙四海不肯结婚,就是因为刚来界岭小学,就和王小兰成了情人。那王小兰的丈夫结婚不久就瘫在床上,什么事也做不了,一切全靠孙四海。邓有米最后说。若是哪天夜里听到笛子响了起来,那准是王小兰在他那里睡过觉,刚走。
要是没有后面这句话,张英才一定会讨厌孙四海。有后面这句话,张英才觉得孙四海活像他那本小说里的年轻人,浪漫得像个诗人。有一句话,他掂量了一番后才说:“邓校长,我舅舅最不喜欢别人打小报告,这是降低了他的人格。”邓有米听了他编造的这句话,就不再说孙四海了,回头说自己有哪些缺点。这时他们已走到了学校的操场边。张英才就叫邓有米回去。
张英才回到屋里点上灯,拿起小说看了几行,那些字都不往脑子里去。只好放下书,拿起凤凰琴,将《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弹了一遍,有几个音记不准,试了几次。到弹第五遍时,才弹出点味道。山空夜寂,仿佛世外,自己弹,自己听,挺能抒情。上山来半天了,随着心情的放松,他发现琴盒上写着一行字:赠别明爱芬同事并存念。
这时,余校长在外面敲门。
张英才打开门问:“有事吗?”
余校长欲言又止地支吾一句:“山上凉,多穿件衣服。”
张英才说:“我正想过去问你,琴盒上写着的明爱芬是谁?”
余校长等一会儿才回答:“就是我妻子。”
张英才说:“没问过就用她的琴,她会生气么?”
余校长冷冷地说:“你就用着吧,这东西对她是多余的。她若是能生气就好了。她不生气,她只想寻死,早死早托生。”
张英才被这话吓了一跳。
余校长不明不白地离开后,张英才想再给姚燕写封信,然而思来想去,总也拿不定主意如何将自己的地址告诉姚燕。
半夜里,低沉而悠长的笛子忽然吹响了。张英才从床上爬起来,站到门口。孙四海的窗户上没有亮,只有两颗黑闪闪的东西。他把这当成孙四海的眼睛。笛子吹的还是《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吹得如泣如诉,凄婉极了,很和谐地同拂过山坡的夜风一起,飘飘荡荡地走得很远。
夜里没有做梦,睡得正香时,忽然听到笛声,吹的又是国歌。
张英才睁开眼,见天色已亮,赶忙起床,披上衣服走到门外。操场上正在举行升旗仪式,余校长站在最前面,一把一把地扯着从旗杆上垂下来的绳子。余校长身后是用笛子吹奏国歌的邓有米和孙四海,再往后是昨晚住在余校长家的那些学生。九月的山里,晨风又大又凉,这支小小队伍中,多数孩子只穿着背心短裤,黑瘦的小腿在风里簌簌抖动。大约是冷的缘故,孩子们唱国歌时格外用力,最用力的是余校长的儿子余志。国旗和太阳一道,从余校长的手臂上冉冉升起来后,孩子们才就地解散。
张英才走过去,问余校长:“怎么昨天没人提醒我?”
余校长说:“这事是大家自愿的。”
张英才又问:“孩子们也愿意起这么早?”
余校长说:“开始不愿意,教了一阵就愿意了。”
余校长忽然伤感起来,他指着正在操场上跑来跑去的孩子:“又少了一个爱读书的学生。昨天他还在这儿,夜里有人捎来口信,他父亲在外面挖煤,出事故死了。家里就剩下他一个男人,他不回去顶大梁,日子就没法过了。他才十二岁呀!听到父亲的死讯,只红了红眼圈,硬是犟着没有哭出来,收拾书包时一点方寸也没乱,就连借别人的橡皮擦都晓得还。我怕他难过,谁知分手时反而是他来劝我,说自己会抽空读书,将来若是出息,一定要回学校给老师们磕头谢恩。还说,他家那儿望得见这面红旗,每天早晨他会在家里一边想着老师和同学,一边唱国歌。只要能唱歌,他就什么也不怕。”
余校长用大骨节的手揉着眼窝。
孙四海在一旁说:“就是领头的那个大孩子,叫叶萌,是五年级最聪明的一个。”
张英才明白这是说给自己听的。他很感动地说:“余校长,这些事你应该通过万站长向上面反映,让县里或者省城出面关心一下这些孩子。”
“这山大得很咧,许多人连饭都吃不饱,哪能顾到教育上来哟。”余校长说,“听说国家在搞科技扶贫,这样就好,搞科技就要先抓教育,孩子们就有希望了。”
邓有米插嘴说:“还希望我们几个都能早点转正。”
张英才的情绪被这句话破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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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英才拿上洗漱用品,走到学校旁边的一条小溪,掬了一捧水润润嘴,将牙刷搁到牙床上带劲地来回扯动。忽然感觉身边有人,一看是孙四海。孙四海提着一只小木桶来汲水,舀满后并不急着走。
孙四海说:“你不该动那凤凰琴。”
张英才没听清,“你说什么?”
孙四海又说了一遍:“我们是从不碰凤凰琴的。”
张英才想再问,忙用水漱去嘴里的白沫。孙四海却走了。
早饭仍然在余校长家吃。说是早饭,也就是将昨夜的剩饭加上青菜一起煮,再放点盐和辣椒压味。没有菜,有的学生自己伸手到腌菜缸里捞起一根白菜,拿在手里嚼着。另外一个学生再伸手时,捞了几下也没捞着,缸太大,他人小够不着缸底,就生气,说先前的学生多吃多占,他要告诉余校长。张英才站在他们中间勉强吃了几口,就走了出来,回到房间摸出两个皮蛋,揣在口袋里,又到溪边去。他倒掉碗里那些猪食一样的东西,刷干净后,坐在水边的青石上剥起皮蛋来。一边剥一边哼着一首歌,刚唱到“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一只影子落在他的脸上。
张英才吃了一惊,冲着走到近处的孙四海大声说:“你这个人是怎么了,阴阳怪气的,像个没骨头的阴魂。”
见到滚落到溪水中的是只皮蛋,孙四海也不客气地道:“我也太自作多情了,见你吃不惯余校长家的伙食,就留了几个红芋给你,没料到你自己备有山珍海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