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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熊猫看【创建和谐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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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正读不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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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算是一个缺医少药的地区。与相对的缺医少药相比，绝对不缺的是医学及健康资讯。非但不缺，而且很多，并且有越来越多的趋势。这种局面跟我国的电影界越来越像，即大导演一大堆，却从来看不到他们拍的电影，倒光见他们出书了，一本接着一本。
自《洪昭光健康忠告》着实火了一把以来，一大批“健康忠告”把洪昭光的下茬儿大接
特接，这也难怪，薄薄的一本小册子，短期内竟出了四五个不同的版本，印了上百万册。洪医生的这本书有没有救了某一位患病读者的命，目前尚未见有相关报导，可以肯定的是，最起码已经有一家以上的出版社已因此书而起死回生。
跟风之作中亦不乏后起之秀，近来比较火爆的，是正在网上或以手抄本方式流传的《养生经》，又名《千万不要死于无知》。作者齐国力，据说是北京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内科主任、美国医学会会员，保健专家以及“外国医学杂志主编”(注：原文如此，原来一直不知道我国医学界也有一本类似《外国文艺》那样的好杂志)。我发现，这类读物均具有以下特点：一，权威性。作者都是医学权威，而且不仅仅是普通的医生普通的权威，他们是经常为“权威”看病的“权威”。据介绍，洪昭光医生除日常行医之外，还经常到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举办健康讲座，那齐国力虽然有些来历不明，言词却也绝不含糊：“这个问题在国内非常严重，特别是领导干部。这个极端反常的现象要求我们尽快纠正。市委非常重视，有文件下达了，要求各单位多听最新保健知识，我就是奔着这个目的来的…………我就很奇怪，我们很多人凑合活着，这种思想危害极大。”听听，强强联手，都不是吃素的。
二，此类读物一上来都以会议记录或手抄本形式传播。在此类读物的目标受众、即四十岁左右上下的中国读者之深层记忆中，手抄本这三个字别具一种深远的影响力——我绝不是说此年龄段的中国读者都有秘密传阅《少女之心》的经验，不过，相信其中大部份脱离了低级趣味者对《第二次握手》从手抄本到铅印本的历程仍然记忆尤新。总之，那是一种月子里落下的病，几句话说不清楚。
三，作者及其论据均有美国背景。洪医生曾在美国做过两年访问学者，齐医生更是一位高龄海归，自称“去年从美国回来，此前在斯坦福呆了六年。我要介绍很多新东西。这些“新东西”包括：“宋美龄我在长岛见过，他们都活得很长，都是100多岁。他们能活，我们为什幺不能活。”
坦率地说，做为一个迷信手抄本的读者，读了这些“健康忠告”之后，并不觉有什么意外收获，在我这个外行看来，绝大部份的“忠告”不过老生常谈，健康常识。当然，不得不承认齐国力先生有惊人之语，例如吃跳蚤：“国际会议上说跳蚤的蛋白最好。跳蚤别看它那么小，它可以跳1米多高，你信不信。如果把它放大到人体那么大，它可以跳到月球上去。所以有几个美国医生在琢磨怎么吃跳蚤呢。”搁下这些不谈，必须承认它们在文体和出版上皆堪称成功。事实上，大部份在中国市场上已经或正在取得骄人成就的产品，行销上都具备前述三个条件。
我一直相信，“看医生”这句话并不准确，应当是“被医生看”才对。如今，手捧医生们写的书，始觉这个表达的争议性正在大幅度降低，因为“看医生”也可以理解为“看医生写的书”。也就是说，“看医生”和“看医生写的书”都是一种有益无害的行为。跟“医生写的书”打交道，我有毕生难忘的经验在学校里，生理卫生课本上那至为扣人心弦的一章，老师在课堂上是秘而不宣的，直接跳过去，像丢了转的cd。幸好校图书馆有一本《农村赤脚医生手册》，从中得以补充到丰富的相关资讯。后来上大学到了广州，鸟枪换炮，竟豪华到可以在第一时间展读新鲜热辣的《家庭医生》。壮年听雨客舟中，如今我已相信，当性的好奇和冲动逐渐消退之后，这些“医生写的书”其实跟卡耐基，《穷爸爸富爸爸》以及《谁动了我的奶酪》之类“致富秘笈”一样，都可以当成励志读物来读，反正读不死人。
当然吾人切不可就此而低估了这类读物在功能上的强劲。有报导说：“广告上说，过年送礼送脑白金。我看咱女儿送的《养生经》比什么都好”。励志、送礼以及孝敬咱爸妈之外，还可以搞笑。你要憋着不笑，就大大地辜负了作者的一片苦心，齐医生教导我们说：“哈哈一笑，皱纹没了。笑使很多病都不得。第一不得偏头痛，第二不得后背痛，得了偏头痛别着急，哈哈一笑就好了。而且性功能不减弱，生殖功能不减弱。罗马尼亚老太太92岁还生胖娃娃，人家天天笑啊。天天绷着个脸当然不能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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掏出了一条三文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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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电视连续剧《林海雪原》，杨子荣伪装成奶头山惯匪胡彪上威虎山投奔座山雕，献出秘密联络图之后，座山雕大喜，封杨子荣为威虎山“九爷”，还特地命八大金刚陪同九爷到威虎山自办的花寨耍乐。关于这“花寨”，长篇小说《林海雪原》惜墨如金：“这花寨是安置抢上山的良家妇女的几间木头房子，专供匪徒们蹂躏糟蹋。目前还有二十七个民间妇女，被押在花寨里，她们已受了一年多的痛苦了。”
一为文字，便无足观，一为电视剧，这“花寨”就有点看头了。问题是，面对受苦受难的阶级姐妹，身为工农子弟兵的杨子荣，此刻既不能有所为，又不能因无所为而暴露了自己的“共军”身份，急中生智，只见那杨子荣点上一袋烟，再次不紧不慢地施展了独门的“忽悠”功夫，从“花寨”日常所用的香粉、胭脂等化妆品谈起，一路忽悠到山西刀削面，再从刀削面忽悠到大马哈鱼。老杨问八大金刚，大马哈鱼，知道不？八大金刚答，知道啊。老杨又问，那黑龙江、牡丹江一带的大马哈鱼，是从日本海游过来地，你们知道不？忽悠至此，虽渐有时尚杂志的味道，但基本靠谱。杨子荣的扮演者王洛勇在访谈中曾表示，对新版杨子荣的变化不以为意，而且“剧本给我什幺我就往外掏什幺。”于是掏着掏着，不经意就从剧本里掏出一条三文鱼来——杨子荣接着说：“在日本，大马哈鱼它不叫大马哈鱼，小鬼子管他叫三文鱼。吃起来，小鬼子们一手托鱼，一手持刀，削成极薄极薄的蝴蝶形状薄片，生生的就飞进了小鬼子的嘴里。”若不是蝴蝶迷突然闯入花寨，杨子荣其实还可以继续往下忽悠：“弟兄们，小鬼子还有一好，就是把三文鱼做的生鱼片摆在一个光(月+定)娘们身上吃，那叫‘女体盛’，知道不？听说昆明那疙瘩就有。我看，今年咱威虎山的‘百鸡宴’，干脆改‘女体盛’得了。”
虽然蝴蝶迷在《林海雪原》的小说原作中并没有在那个节骨眼上闯入花寨，不过小说里的的杨子荣的确是经常用“忽悠”来化险为夷的。当座山雕突然问起许大马棒知不知道“蝴蝶迷和郑三炮不大干净”之事时，对土匪的“下流生活”不是很了解的杨子荣先是机智地尿遁，“在往返百余步的厕所道上作了紧张的思考”，然后“果断地想定了自己的对策：‘我给他个借题发挥，大拉蝴蝶迷…………凭我这两片嘴给他个一岔十万八千里。”就这样，从厕所重返威虎厅之后，他“添枝加叶，渲染逗趣，一会儿联上猪八戒，一会儿又联上武则天，幷且联系得非常奇妙，一孔不漏，一绽不露。”
既然“一孔不漏，一绽不露”，那么我还是想说说电视剧的那条“三文鱼”。据我所知，“三文鱼”是英语salmon的译音，而且是粤语的译音。这个词是香港人的发明，历史不会超过20年。日本人称此鱼为“鲑”，发音如sake，跟“三文”浑身不搭界。此外，据我个人在日本的不完全观察，日本人非但不知“三文鱼”为何物，而且幷不如中国想象的那么爱吃。又据蔡澜先生揭发：“（香港）假东洋鬼子店中，本地【创建和谐家园】傅头上绑巾条，大力介绍：‘三文鱼鱼生，日本人最爱吃！’到日本，你会发现传统的日本寿司铺里，根本没有三文鱼刺身卖，觉得它有一种怪味。”
事实上，目前全球市场上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三文鱼”都是来自挪威。挪威贸易委员会曾公开表示，挪威每年的“三文鱼”渔获量多到吓死人，如果不努力向国外推销，每个挪威人每年得吃掉650公斤以上才吃得完。挪威人可能打死也不会想到，salmon在中国市场上的开拓，一直都得到了大众文化“日本想象共同体”的暗中相助。身为此共同体的一员，我个人意想不到的，是“三文鱼”竟然在电视剧的“红色经典”之中进一步完成了它的“日本化”进程。全球化的叙事，不仅超文本、超时空，某些必要的时候，甚至还不得不超越了常识。
电视版《林海雪原》因在情节上与小说有些出入（比样板戏的出入更大），听说原作者曲波同志的家属有些看法。做为曲波的读者、江青的听众以及王洛勇的观众，我本人对任何出入都绝无任何意见，前面拿“三文鱼”说了些事儿，更无“挑硬伤”之意。相反，这正是我向“三文鱼”的作者和表演者致敬的一种方式。“忽悠”，东北话，京白又名掰赤，难听的说，又叫扯蛋或扯淡。本来我一直以为，论扯淡，我认第二，中国便无人敢认第一。看过“三文鱼”之后，我知道我错了，真的忽悠或真的扯淡，总是建立在强劲的逻辑基础之上的——如果说威虎山是用“智取”的，那么这“智取”的“智”字里就有不可忽视的“忽悠”成份。也就是说，反正杨子荣当时是在“忽悠”敌人，在这种情况下，“忽悠”与其在常识的基础上进行，就实际效果而言，倒实在不如脱离常识来搞的好——唯一担心的是，八大金刚中某匪会不会从“三文鱼”看出了破绽：“三爷，他不是胡彪，也不是共军，他真是从百老汇来的王洛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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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姐”的应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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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姐”二字，在汉语里笔划不多，且简繁通用，但是其词意之复杂，命运之坎坷，庶几与今日社交称谓上最流行之“老师”无异。
今之被称为“小姐”者，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一，未婚女性；二，已婚女性但因种种原因而使对方觉得其尚属未婚或不明其夫姓者以
及其夫姓不明者；三，服务行业的女性从业人员——只限前台工作者，以餐厅为例，凡知客、服务生、部长、收银、啤酒推销员，等等，后台工作者不在此例，例如女厨师、清洁工以及老板娘，等等；四，风月或准风月场所的女性从业人员。例如坐台、服务生、妈咪、伴舞、陪唱、【创建和谐家园】女、洗头妹、等等。
风月场所虽然在产业上亦属服务性行业，不过，它有一个特殊之处，即前台工作与后台工作之界线比较混淆。也就是说，当该等场所处于“正常”营业期间，它的绝大部份工作人员包括老板娘，都属于前台工作者，也就是说，在企业内部，虽然“小姐”和非小姐”(如妈咪)这两种岗位还是有极其清晰的界定，不过原则上通常都可以被称为“小姐”；营业一旦受到外界冲击——例如“扫黄”运动，上述前台工作者会立即集体变身为“后台工作者”，也就是说，立即拒绝他人(主要是执法者)称呼(准确地说应该是“认定”)自己为“小姐”。
综上所述，显而易见的是“小姐”已经从一个称谓变成了一种职业或者一种职称。糟糕的是，虽然无需评比，但是在主流的价值观念里，此种职业乃一种不正当的职业。报纸的新闻标题，有时干脆直接用“小姐” 替代了“娼妓”或者“鸡”，而“找小姐”亦已成为【创建和谐家园】的代名词。更糟糕的是，做为一个名词，以大趋势观之，不正当的“小姐”正在或已经对正当的“小姐”形成大面积的覆盖——如果是“颠覆”倒也罢了，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一笔写不出两个“小姐”，“覆盖”至少在当前的社交生活上造成了一些可大可小的混淆。“小姐”今天剩下的惟一可以安全通用幷且值得信赖的涵义，似乎就只有“女人”了。
“小姐”之贬值，人皆以感慨系之。其曰：世风日下，昔日之敬语竟成一非礼之词。事实上，白话文里的“小姐”二字，基本上是一个文明/西化的结果。其直接的出处，乃新文化运动对英语miss的借用。有意思的是，古汉语中恰好就有一个“小姐”对应摆在那儿。洋为中用，里应外合，拿来主义一举成功。虽然被赋予了时代气息，但由于“小姐”在字面上毕竟土气未消，故当时亦有好事者嫌“小姐” 之国产化程度偏高，遂群起使用miss之音译——打开新文学运动至1949年之前的各种汉语文本，称“密斯”者有之——“密斯周今天好时髦！”(张爱玲《五四遗事》)；呼“密司”者亦有之——“有一天，那个很漂亮的密司杨问我：‘那高个儿，是你的什么人？’”(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叫“蜜斯”者，兼而有之——“亲爱的蜜斯苏小姐，生的是不是相思病呀？”(钱钟书《围城》)
张爱玲认为：“称未嫁的女子为‘密斯’也是时髦”。其实无论称未嫁的女子为“密斯”、“密司”还是“蜜斯”，在当时也都是一样时髦的。如果一定要评出个高下来，我认为以钱钟书先生爱用的“蜜斯”为佳，因为除了“信、达”二字之外，还带有味觉的“雅”。丁玲女士选用的“密斯”，则纯属音音译，有点不知所云，有点偏男性化，甚至有可能令人误解为此“密斯”乃“史密斯先生”之名。至于张爱玲以及大部份作者惯用用的“密司”，非但读出不“甜蜜”，反而感觉到某种秘密机关的阴森。
然而，人虽受词语的控制，但词语的创造者始终还是人。我个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经验是，就是严格区分同一个名词在词性上的界线。比方说，不正当的“小姐”是一个【创建和谐家园】名词，正当的“小姐”乃专有名词；不正当的“小姐”通常都是不可数名词，而正当的“小姐”一般则是可数名词。也就是说，当你要用“小姐”来称呼一位正当的女姓时，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会，务必请在“小姐”之前冠之以姓——“王小姐”、“沈小姐”或“李小姐”。当然，如果你因为某种不可抗力而不幸置身于某风月场所，为了保住自己的晚节(幷非晚年的节操，而特指“晚上”的节操)，除了目不斜视坐怀不乱之外，也不妨尝试先行请教小姐之尊姓或芳名(如果坚持不说，就自做主张给她安一个)，然后自始至终地将你身边的做为【创建和谐家园】名词的“小姐”予以专有名词化——“王小姐，我不会唱歌”；“沈小姐，我不会喝酒”，“李小姐，我连水果也不会吃”。
无论是“目中有小姐而心中小姐”还是“目中无小姐而心中有小姐”，最微妙的“小姐”永远悬挂在口头之上，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江湖险恶，大家各自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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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们的小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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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皇家艺术学院汽车设计总监哈洛认为，汽车与性之间的关系虽由来已久，不过“没有人喜欢公开谈论它”。的确，谈到不同品牌的汽车，男性多重其性能，而不是性功能。但德国汽车杂志《男人们的小汽车》却在创刊号推出一项民调报告——“不同的汽车品牌和它们的车主的性生活次数之间的关系”。
民调显示，宝马车主以每周平均过性生活22次行一，奥迪车主以21次次之，第三名
是大众车主，19次；第四和第五名，分别是福特和奔驰车主，前者17次，后者16次。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对我的熟人展开搜索，宝马车主幸福的表情和红润的脸色、奥迪车主比较幸福的表情和比较红润的脸色以及大众和奔驰车主比较不幸福的表情和比较不红润的脸色，一一在我脑海里过了一遍——当然，这只是调查数据让我产生的瞬间主观愿望，纯数据而无分析的民调，只能算是data而非information，去知识尚远。尼采说：“不加选择的知识冲动，正如不分对象的性冲动—都是下流的标志。”我发现，对于一切缺发分析的统计数据，我向来都怀有这种冲动。
不同的品牌意味着不同的品质及价格，不同的品质及价格意味着们不同阶级、品味及身份的车主。故上述调查报告亦可解读为“不同阶级、品味或者不同职业、身份者与其性生活次数之间关系”。循此思路，原本不难得出如下结论：贵价车的车主、即富人的性生活次数较平价车的车主、即平民的要来得频繁。但是奔驰和宝马在价格上的接近及其车主在性生活次数上的差异，却打断了我的知识冲动，遑论排在末尾的保时捷车主。一个开大众的朋友认为，这可能系因保时捷的坐位不很舒服所致。我提醒说调查好象并未涉及“停车【创建和谐家园】”，不过他还是很严肃地指出，不舒服的座位肯定会对一个驾驶者在卧室的性生活产生负面影响。
美国“道路安全保险协会”去年公布过一个“美国偷车榜”，最受美国小偷青睐的是通用旗下凯迪拉克srv车系的escalade，戴-克公司的产品次之，但美国小偷最不感兴趣车种的前两名，也属于通用的buick车系。通用发言人的解释是，这表明通用的市场占有率最高。由此可见，对此类调查数据的分析/知识冲动，结果总是见仁见智。在我看来，汽车杂志对汽车品牌与【创建和谐家园】次数之间关系的民调，显示汽车这种原本“性无能”的机器正在被予越来越丰富的“人性”。报导说，汽车设计呈现“性感化”趋势，“为了让汽车看来更性感，设计师相继从女性曲线攫取灵感，希望创造出拥有‘性吸引力’的汽车”。本田欧洲研究部门的主管，曾派遣他的首席设计师到里约热内庐“一探最完美的女性胸部”。积架e-type跑车就被视为这方面的“尤物”，让那些“面临年华老去，企图捉住青春尾巴的中年目标男性消费者惊为天人”。
积架e-type是否有“伟哥”的功能，调查报告尚在等待中，不过法国汽车设计师在这方面的努力最近已在动物园里初见成效。据路透社日前报道，英国一家野生动物园里的一头12岁的两吨重的白种公犀牛“沙卡”，把一辆汽车当成【创建和谐家园】对像，“前肢爬在汽车侧身，用力地冲撞车门”，试图与这辆汽车“交配”。虽然这辆被施以“不分对象的性冲动”汽车为雷诺公司出品，与“汽车品牌与【创建和谐家园】次数”调查报告中女性车主部份位居榜首（每周21次）的汽车品牌巧合，不过此事也未必能说明什么问题，007经典坐驾aston martin的设计师费斯克指出，想让车子能被两性认为有诱惑力，其实相当吊诡，“就像是高跟鞋，女性穿上后觉得自己性感，男性则感觉鞋子本身看来性感。”
关于品质与数量，段子如是说：性学【创建和谐家园】以“性生活次数与身体健康之关系”为题开讲。【创建和谐家园】问：“每天一次性生活的请举手”，就有几只手举了，【创建和谐家园】说：“看看这些同学，脸色多么红润，多么健康！”【创建和谐家园】又问：“每周一次性生活的请举手”，有几只手举了，【创建和谐家园】说：“这些同学，脸色也很红润，也很健康，但稍逊于刚才的那几位同学”。又问：“每月过一次性生活的，请举手”，于是又有几只手举了起来，【创建和谐家园】说：“看看这些同学，脸色多么苍白，多么不健康！”【创建和谐家园】越说越兴奋，突发奇想：“有没有每年才过一次性生活的同学呢？”课室后排，一手孤举，同学们回头一看，此人的脸色比谁都要红润，【创建和谐家园】疑惑地追问：“一年一次？你肯定？”那同学诚恳地点了点头：“是真的，一年一次，就定在今晚。
虽然次数直接影响品质，不过我也并不完全赞同“只有最有需要的时候的性生活才是最有品质的性生活”，某种意义上，单纯生物学层面的“最有需要的时候的性生活”有可能导致不道德行为——就车言车，对于这件工具，我个人的知识冲动仅限工具理性范畴。也就是说，在最需要的时刻能及时地打到一辆出租，就是我最有品质的交通生活，那辆出租自然也就很难不成为我心目中最性感的小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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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乡情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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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庄如爱默生者原来也说段子的：“一位英国女士在莱茵河上听到一个德国人称她及其同伙是外国人，她就大声说道：‘不，我们不是外国人；我们是英国人；你们才是外国人呢。’”(见《英国人的特征》)
英国人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这种“拎不清”，出自“没有什么止境的自负”。这想法，同时代的中国人也有，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吾国有识之士胸臆中的那个“天下”，根本就
不存在什么“外国”以及外国的“人”，遑论谁是谁不是了。【创建和谐家园】战争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民族主义，并且再一次有过之而无不及——与莱茵河上那位英国女士颠鸯倒凤，即不但视外国人为外国人，而且把自己也技术性地假定为外国人，或曰中国以“外”的中国人。
这事最好从爱国歌曲说起。我发现，在绝大部份脍炙人口的爱国歌曲中，叙事及抒情主体都被转移到中国以外的地方。自从李谷一在中国最大的“文化想象共同体”——春节文艺晚会上用气声演唱了至今仍在荡气回肠的《乡恋》以来，“乡愁”的神话气息就越来越浓——那一次，抒情主体被假定在即将“出国”的古人王昭君身上。到了1984年春节晚会，香港人张明敏把“乡愁”推向了【创建和谐家园】。两年后，美籍华人费翔高歌一曲《故乡的云》，令无数华籍美人如痴如醉，那是后话。事实上，首本爱国名曲《我爱你中国》，也是电影《 海外赤子》的主题歌。
每一次走在北京的胡同里，耳边都会响起《教我如何不想他》——最近才知道，这也是一首爱国歌曲，歌词是刘半农在去法国的轮船上写的，曲子是旅居美国的赵元任谱的。共同的“离乡背井”背景赋予这些歌曲以强大的艺术表现力。距离产生美。去国之人思念祖国，的确比在国之人更具美感和张力。《我的祖国》之所以传唱至今，主要是因为异乡的上甘岭。当“距离美学”的移情作用愈演愈烈，“非典型体验”逐渐内化为典型体验， 爱国主义就开始带上某种异国情调了。这么说吧，至少在1984年，一个香港人和一群内地人同声高唱“洋装虽然穿在身”、“祖国已多年未亲近”以及“就算生在他乡”等等，听起来的差异并不只限于普通话的发音，至少在地理知识上不够诚实。再说，“洋装”在当时远不如今天那么普及，步鑫生的西装推向全国，还是一年以后的事(“洋装”的全面流行与此歌之间倒是可能有一点关联)。那年春天，我毕业实习在贵州，满街都澎湃着这种声音，猛抬头，但见一重又一重山，感觉也一重又一重地诡谲起来。
再说唱红全球华人世界的《龙的传人》。七十年代末的时代背景先不去说它，虽然叙事主体当时的确置身于母体文化之外，但是这并不表示它的叙事角度就不存在某种值得分析的特殊精神现像。对于当时身在台湾校园里的【创建和谐家园】和李建复们来说，黄河长江虽只能“梦游”，然而“东方”非但不像他们唱得那么遥远，甚至就在他们脚下。至于“遥远的东方有一群人，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不仅地理概念混乱，那种把自己第三者化为“他们”的冲动，更是十足的童稚化行为。我们知道，幼儿主叙时，总是习惯于将自己“非第一人称”化。
如果你骂我“抠字眼”，我也无话可说，但相信比任何人都爱唱这些歌曲的“后殖民”理论家们绝不会赞同。彼等深信，“东方”之所以“遥远”，都是oriental这个坏词惹的祸。oriental与单纯在方位表示“东方”的east或eastern不同，其乃基于欧洲中心主义文化立场而把亚洲、新大陆以及非洲视为野蛮和未开化世界的一种“他者化”用语，乃妖魔化的“泛东方想象”。简言之，上海东方电视台和东方航空公司所乐意使用的oriental，与张国荣纵身跃下的文华东方酒店之oriental，原本是有本质差异的。同理，一个住在海外的中国人比一个住在中国的中国人更有理由使用“祖国”一词，对后者来说，还是称“国家”比较恰如其份。第一次读到一本由中国人用中国字办给中国人看并且在中国编辑印刷出版的杂志竟然叫做《母语》，那种惆怅，那种窘迫，实在不足与外人道。
当东方人的东方主义(oriental orientali【创建和谐家园】)成为习俗，我们便陶醉在这种美学意境当中难以自拔。当我们为异国他乡的生灵涂碳而如丧考妣，当那个伊拉克男孩天天准时在央视的屏幕上哭泣，就在距北京不远的辽宁海城，4000余小学生饮用不良豆奶集体中毒，那些严重中毒的中国孩子却只能蜷缩在病床上哭，不断抽搐，甚至昏厥。我当然不相信中国的电视台爱外国的儿童胜于爱本国的儿童，孩子都是自己的好，这一点大家始终是清醒的。我只是怀疑，长期的自我异乡化使我们多少都有点近乡情怯。
子曰，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是一种多么大的“义”，教我们非礼到“灭亲”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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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LV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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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长假期》是一部老日剧，我还记得海报上的是英文名称是long vacation。先提这件往事，完全是为了结省篇幅，因为与其把“悠长假期”缩略为“长假”，倒不如简称long vacation为lv来得便利，来得爽。
一年当中，我们拥有三个lv，最近的这一次，乃“五·一”七天长假。现将我本人在此lv期间的度假活动简要汇报如左：5月1日下午3点，我和一班朋友开车从广州出发，一个多小
时之后，抵达梁启超先生的故里新会。该地素以自然风光名胜“小鸟天堂”著称，而“小鸟天堂”又以巴金先生1933年游后所记《鸟的天堂》一文而著名。亲眼目睹了在成群结队的游客的惊呼声中准时归巢的成群结队的倦鸟之后，返回酒店，洗澡，吃喝，再洗澡，再吃喝，回房间，在hbo的一出美国闹剧中昏昏入睡。次日中午醒来，窗外骄阳似火，一外出登山者返来骇然相告：“山上山下，旌旗招展，游人如织，山呼海啸”，乃继续hbo，晚饭后原车返回广州。宵夜，回家，于洗澡时忽再生“旅行无聊”之恨，乃【创建和谐家园】道，度假还是幸福的，旅行也是益智的，最起码，此次新会行出发之前，有团友相信“小鸟天堂”指的是当地一夜总会。于是一夜无话。
5月2日晚上，接老妈上海来电，报告说，5月1日那天，老妈老爸以及老姐一家同去苏州度假，住了一晚，游客很多，其余乏善可陈，云云。
综上所述，在刚刚过去的这个lv，我爸、我妈、我姐和我，都顺利地度了一次假，都离家出走了24小时或以上，都在陌生的床上睡了一夜，而上海至苏州的车程，也与广州到新会相若。同时，这也意味着在“五一黄金周”中国道路运输合共运送的大约31亿人次中也包括了沉家的部份成员，值得庆幸的是，沉氏一门并不包括在“五一黄金周”全国发生的7起重大道路运输安全事故所造成的16人死亡以及29人受伤的名单之内——当然，这并不是问题的所在。感觉不对劲的地方是，我们其实都不是“应该”lv的人。
我爸、我妈，资深退休人士也，我姐，假退休真下岗亦以有年。我本人虽然没有像上述直系血亲那样办过任何退休手续，不过不上班也好几年头了。准确地说，我也不是彻底地不上班，只是这几年来没有上过什么正经的班，或曰断断续续地上着一些断断续续的班。尽管我的大部份工作都在自己家里完成，但是这并不妨碍我对soho这个词抱有很深的怀疑，我一直相信，那是朝九晚五族于郁闷之中集体制造出来的一种自我麻醉的妄想，这倒也并非完全系因“上班”和“工作”以及“不上班”和“不工作”原本就是两码子事，对于我个人来说，soho除了表示“换一个地方上班”或者“把自己的书房、卧室无尝地提供给自己的雇主使用”之外，还意味着一个soho人也理所当然地与上班族共同享有同样lv之权力（“共同”和“同样”二词在此主要指享受lv的“共时性”权力）。
前几天还跟蔡澜先生在饭桌上讨论过所谓“人生的最佳状态”，最后达成的共识是：上班，不好；不上班，也不好，最佳的状态，为可上可不上，或曰想上就上，不想上就不上，一个离不开的天堂就是地狱。显而易见，之所以既拒绝上班又热爱工作、既不敢退休又怀疑soho，无非是表明我对于上述“最佳状态”的不懈追求。然而，我已不止一次地发现，在每一个lv面前，这种追求每一次都碰得头破血流，因为lv一到，我就不得不像上班族那样外出度假，或曰，lv来临之际，便是我的自我角色定位最混乱之时，是lv让我每年定期地为它打卡，变成一回上班族。i恨lv。
因为作家本来也属于lv无关人等的一种，故罗兰巴特认为一个“度假中的作家”也是大众神话的一种：“它（度假）的神话学发展将不失为一种有趣的追索。度假刚开始时，原是属于学校世界，由于假日也支薪，它们已经变成无产阶级的一部份，或至少是劳动人民的一部份。为了强调这个现象与作家有关，强调这些探索人类性灵的专家也同样受限于当代的劳动现象，我们就得说服我们的中产阶级读者，他们是与时俱进的。”我从未尝自绝于劳动人民，据报纸上说，在每年的三大“黄金周”里“被迫离家出走”的劳动人民，其实也大有人在。不过，与其批评“政策长假”，不如老老实实地承认，诚如巴特所言，假日就是一种“非常怡人”的社会属性。lv的怡人或曰“移人”之处不仅在于把上班族还原为放假族，把劳动人民还原为“不劳动的人民”，尤在于能双向地把作家还原为劳动人民，把退休者还原为上班族，并且让我这样一个“离不开的天堂就是地狱”的信徒改信了“一个不得不度的假期就是上班”。尽管我也以写字为生，但我并不算、至少不算是巴特所指的那种以纪德为例的作家。在把度假当成上班的人里面，我能够与之相比的，大概就只有那些搞“度假外交”的政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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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见长城非好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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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清兵入关以来，长城的功能 (依次)只剩下以下两个：一，被拆掉，作用是旧板砖的利用；二，被重建，作用是推动旅游业(含教育业)的发展。前后两者表面矛盾，本质上却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使“拆”和“建”得以实现的一个重大前提，就是长城的继续存在以及这种存在的“被看见”。
不到长城非好汉。“好汉”只有一种，“到””则有两解，一种是人到，另一种是眼到
。我个人赞同的是后一种。长城在建筑上的特点，比较适宜“远观”，“远”不仅能看得更全乎，尤能观出其蜿蜒万里的雄壮气势来。近来，越来越多的专家也倾向于同意我二十年前的观点。据新华网报导，鉴于长城上的“亵玩”活动日趋放肆(包括假古董、假士兵、摊位游戏等等)，使“长城作为城防工事应有的凝重感”被大为冲淡，专家指出，“游长城不一定非要登上长城。八达岭景区石峡关残长城维持原貌，采用辅助设施，使游人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办法，在一味的‘修葺一新’、‘雄姿重现“之外，带来一种新鲜的启示，即创造条件，引导游客从保护文物的角度体会长城的价值，欣赏长城沧桑的美，即使保持一定距离却可以更好地感悟其文化底蕴。”
无论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长城看来都是“距离产生美”的一个范例。故为文物保护及审美能力保护计，“不到长城非好汉”实不如易一字为“不见长城非好汉”更能与时俱进。值得欣慰的是，吾道不孤，赞同这一观点的远不止专家学者，例如竟能把长城视为“留在地壳头上”的“一道疤痕”之beyond，除了没大没小或者居心不良之外，就观赏的距离而且，显然早已比我们走得更远。当然，比beyond更beyond的更是大有人在。比方说，自从太空人杨利伟当着全国人民的面对央视主持人说出“(在太空)看地球景色非常美丽，但是我没有看到我们的长城”这样的话以来，对于此事的质疑就一直未曾消停过。这些怀疑论者的感情可能很单纯也可能很复杂，但是，我始终相信的一点是，他们除了和我一样相信长城以远观为佳之外，更坚信成城之绝佳的观赏点其实并不存在于地球，而应该远在外层空间。
以我个人于这场争论的远观所得，“有没有见到”与“能不能见到”乃两大阵营激辨之焦点。当然，比“有没有见到”与“能不能见到”更为本质的，是“应不应被看到”以及“在外国人都看到了”的前提之下身为中国人的“应不应看到”。很显然，这不仅只是科学和审美的问题，而已上升为一个道德问题了。道德是心里的事，在太空科技突飞猛进的今日，其困惑程度似已不能再能与“星空”这类天上的事情等量齐观了。
到目前为止，从太空上看过地球的中国人只有杨利伟一个，对于“从太空中有没有见到我们的长城”，杨利伟拥有绝对毋庸置疑的发言权，不过，既然事情已超越了科学和审美，这次弟，怎一个“我没有看到”了得。古之饱学之士，俗称“天上的事情知道一半，地上的事情全知道”，今之饱学且撑学之士的标准，大概是“人虽在地上但是也能全部知道从天上知道的地上的事情”。事实上，有人甚至对杨利伟到底有没有上过太空也持怀疑态度。这种事情并不是没有先例。至今仍有部份美国人(也包括部份中国人)深信人类登陆月球一事乃彻头彻尾的虚构，此事是在美国西南部莫哈未沙漠架台设景上演的一场大骗局，目的则是要令地球人都知道美国的科技世界第一。据福克斯电视网2001年2月报导，“20%的美国人对我们是否真的曾经登陆月球存”(1999年一项盖洛普民意调查所得的数据为6%)。事态之严重，以致于nasa在去年秋季不得不考虑花钱做公关宣传，希望说服公众相信美国人真的上了月球。
虽然杨利伟在“我没有看到”一事上还没有花钱的必要，不过网上的争论确实进行得难分难解，与化解这场争论的难度相比，把人送上太空已让人觉得还算是一件相对容易的事。steve mirsky在2003年3月号《科学美国人》上苦口婆心地开解道：“是时候要借用一下奥卡姆剃刀了。到底是哪件事情比较难：把人送上月球，还是要人相信真有其事？事实上，将人射上月球所用的强大推动力，是很简单的物理作用，只要有计算尺和电脑，便可成事。我知道你能做到，因为我们做到了。”结果是，动刀未遂，最后还是得动拳解决：当一位契而不舍的怀疑论者再次强烈指责第二位踏上月球的太空人奥德林是“贼匪、骗子、懦夫”时，72岁的太空人忍无可忍，朝37岁的怀疑论者的脸上一拳挥去。
我仍然不赞成以粗暴简单的手段来解决思想认识上的分歧。要知道，任何一样物事，只要眼中无而心中有，“放不下”总归是难免的。人的正确思想，看来在包括太空时代在内的任何时候以及任何情况下，都是很难从天上掉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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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会有的，客就未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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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城市争相高呼“建成像纽约那样的国际大都市”的同时，中国的有志知识份子也在为“建成中国人自己的《纽约客》”而孜孜不倦地努力。与那些的摩天大楼和玻璃幕墙相比，知识份子这一次倒是干了点实事，至少，我们已经有了一本除刊名和语种之外，从面目到栏目，从字体到文体，从气质到纸质都高度疑似《纽约客》的杂志。
可大伙儿依然余兴未了。我也看出来了，谈《纽约客》和办《纽约客》是两码事，那么
，我也说两句吧。上星期，有个老朋友从洛杉矶回广州，出来吃饭时，扔给我一叠《纽约客》：“在飞机上翻了翻，都是近期的，扔了可惜。”此友居美十多年，在加州一所名校做终身教授，之所以是《纽约客》的老订户，倒也不完全是因为年度订阅每本可省两块九毛五，而是因为他发现这是一本“有用”的杂志，“ 有用”倒也不完全在于《纽约客》里的文字，而文字也不完全是因为写得精彩，而是这些文字里的“话题”和谈资。加州的主流知识份子圈里，各种名目的聚会不少，但缺的就是话题和谈资。
“政治正确”(pc)是造成“缺话题”的主因。性别，不好谈；宗教，不方便；政治——正是最容易导致“政治不正确”的高危话题。倒也不是知识份子一见面就非谈这些不可，原因恰恰是这些基本因素构成了知识份子话题的核心，就像我们用“ 拳头加枕头”来概括色情和暴力电影的共同本质一样。之所以会犯错误，是因为无论观点还是用词，一不小心就会造成“歧视”——“区别对待”，这是不可饶恕的政治错误。退而求其次，八卦新闻，加州从来不缺，但是知识份子不屑；谈篮球吧，一面倒都是湖人的拥趸，不可能出现“歧视”， 然而观点上不搞“区别对待”，谈话便索然无味。当然，若有个纽约客在场，至少篮球会谈得比较有趣。
既然如此，最安全、最不容易犯错误的事，就是谈谈近期《纽约客》里的话题，《纽约客》在知识份子里的作用，大概像一位无产者可以凭《国际歌》在全世界找到自己的同志那样。除此之外，围绕《纽约客》展开谈话还是双保险的——第一，其中所有话题皆经过东岸资深同行的严格把关，政治大方向基本正确，可以放心畅谈；第二，即使有政治问题，东岸的同行应负全责。《纽约客》的权威性及其做为“工具书”的“必要性”，盖在于此。换句话说，如果有一天《纽约客》改成月刊，美国知识份子的社交习惯则可能受到直接影响。就我的老朋友的个案而言，一旦回到祖国怀抱，“工具书”就可以暂时扔到一边，或者赠予我这种《纽约客》的崇拜者。
对于中国知识界来说，pc虽不至于夏虫语冰，不过《经济学人》曾经郑重提醒过欧洲同行，其实美国有一座“不自由女神像”：“美国人享有的自由并不如人们想象多。法律和限制几乎无所不在，交通号志不断提醒人们什么时候该走，什么时候该停；食品标签上的说明足以满足以位科学家；阿斯匹灵的瓶盖紧到让老人家拧不开……美国的个人主义只能在限制中放纵，这都是宪法和民权法的功劳……摆在眼前的事实是，美国人打从一开始就选择了被各种法规限制。早期的淘金辟土并非如漫画和卡通中所描述的完全不受限制，除了电影中让人崇拜的游侠，没有人是完全自由的。”关于中国为什么没有《纽约客》？朱伟先生曾经这样解释：“它是一个城市的文化消费指南、有文字特别讲究的小说、报道、专栏与幽默，不仅有思想，还有趣味与较宽的信息面。而我们好象很难把作为知识分子的高品质与消费联系起来—知识分子总是高高在上，不屑于人间烟火，于是凡宣扬自己高品质的刊物，好象总得不到大众认同。”朱伟还引用洪晃的话：“中国有那样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吗？北京上海是纽约吗？”
我就没这幺悲观。笃于时也，到那时，思想会有的，趣味也会有的，知识分子终将被“高品质与消费联系起来”；纽约会有的，还会有曼哈顿，中央公园以及东村，而且都是中国人自己的。别说北京上海，就连广州也有机会以“三年大变样”的速度把自己弄成一个比纽约更牛的“约”。不过，届时有没有中国人自己的《纽约客》(或中国人届时需不需《纽约客》)仍是另一回事。中国知识份子也爱聚会，也爱聊，只是跟美国的知识份子相比，他们实在太不需要选择话题和寻找谈资了——我认识的“美国主流知识份子”实在不多，除了上面那位，绝大多数属于有知识、有美国身份，定居纽约，坚持以纽约“客”自居并且从来不看《纽约客》的中国同胞。受到这一限制，以上意见可能无任何参考价值，谨为各位在把酒大谈《纽约客》时提供一点谈资，虽然我们不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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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大熊猫看【创建和谐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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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听说大熊猫看【创建和谐家园】(又名黄色录像、歪录像或【创建和谐家园】，以下通用“【创建和谐家园】”)，第一反应是不信，就是让我去演【创建和谐家园】也坚决不信；第二反应是好奇，若真有其事，给熊猫看的究竟是人类演的【创建和谐家园】还是熊猫演的【创建和谐家园】呢？
由于给大熊猫看【创建和谐家园】旨在抓交配促生产，所以让我着急的是：该等【创建和谐家园】若是人类演的，千万别看欧洲的。专家指出，由于欧洲【创建和谐家园】多以贵族，没落贵族和城市小布尔乔亚知识分子为主
角，故普遍散发着一种浓郁的文艺腔，并且略带忧郁、耽溺、慵懒及颓废的气质，文化得来矫情。男女主角，均是一付爱搞不搞的样子。【创建和谐家园】过后，往往有一派荒凉虚无感挥之不去。拿这样的【创建和谐家园】给大熊猫看，非但催不了情，反而加速了它们的灭亡。要看，就看美国的，傻大妞，肌肉男，热情直白，一见面就开练，一句废话没有——当然，即便是美国【创建和谐家园】，适合熊猫审美特性的黑白版本也不太好找。
正当我急于要把上述信息通报给有关单位却又苦无联络方法的时候，忽觉自己有些犯傻，因为那些【创建和谐家园】实在不太可能是人类演的，否则，在熊猫们看来那可真是妖精打架了，满拧。就算是，最多也就俩活人裹一身熊猫皮友情出演。最近读报，方才获悉大熊猫看【创建和谐家园】不但真有其事，而且演那些【创建和谐家园】的皆为熊猫。报上说，为了繁殖熊猫，激发其【创建和谐家园】，在川、陝等地的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都会组织所有进入青春期的公、母熊猫共同观看此类“熊猫【创建和谐家园】”的“科教【创建和谐家园】”。去年6月25日，是大熊猫迪迪6岁生日，新华社当天发自成都的电讯说：“卧龙中国大熊猫繁育研究中心的科研人员没有为它举行生日派对，而是请它看了一对大熊猫‘夫妇’自然交配的录像。刚刚进入性成熟期的迪迪，隔着栏杆看得相当专注，幷不时发出‘嗷嗷的叫声”。六岁半雄熊猫丁丁与十五岁雌熊猫雪雪今年较早前在陕西珍稀野生动物抢救饲养研究中心的成功交配，今年2月13日从圣地亚哥动物园回到卧龙的“海归”大熊猫“美华”最近的成功受孕，据说也都离不开【创建和谐家园】的作用。
大熊猫（主要是公的）性冷感，这事和“竹子开花”一样已经“众所周知”。不过也有人相信，性冷感的大熊猫主要是人工圈养的那些。专家认为，熊猫与人类大不同，凭视觉不足以唤起性冲动。除了猴子这类智商较高的动物可藉由视觉学习【创建和谐家园】，大部分动物还是停留在嗅觉。很多动物在【创建和谐家园】的时候，都会散发出特定的体味，藉以吸引异性，光是看【创建和谐家园】，是不能让熊猫们生猛起来的。关于大熊猫的食色生活，我还读到过这样一种说法：它们可以连续吃上14个小时的竹子，直到吃掉12至14公斤才肯罢休。一天24小时，光啃竹子上就啃了14个小时，加上8小时睡眠，剩2小时玩耍、发呆、吸吮手指，哪里还有闲功夫去搞男女关系呢？在卧龙研究动物行为的生物学家斯威斯古德发现，大熊猫的“光饮食不男女”很可能是强迫症的表现。他曾尝试每隔数日将一些坚不可摧的玩具放在围栏内给熊猫玩耍，此举不仅停止了它们的近似强迫症的重复行为，同时也【创建和谐家园】了它们的性能力。英国《新科学人杂志》报导，为期一年的实验结果显示，熊猫重复做“典型行为”的次数比试验前少了三分之一；6头雄熊猫中有4头交了配，9头雌熊猫中也有8头有了“初体验”，甚至在一周内出现罕见的“婴儿潮”，共有6头熊猫出生，创下大熊猫人工繁殖史上的新纪录。
以人类的“硬来”激大熊猫来硬的，还是把生态环境保护好，让大熊猫在那种环境里随意野合来得自然、更“硬道理”呢？这个我说不好，以上报导，亦均来自二手资料，我本人对熊猫及其性生活的认识，绝对不会超过我对Ａ片的认识水平。尽管如此，我还是比较倾向于认同“强迫症”的说法，我指的是人类在对待大熊猫特别是其性生活问题上的“强迫症”。大熊猫、即使是野外的“野大熊猫”，每年在【创建和谐家园】期内交配两到三次，母熊猫能够受孕的时间也只数日。第奥根尼说，人与动物的区别就是不渴而饮、四季【创建和谐家园】。故大熊猫的所谓“性冷感”，只是人类跟据自我认识所做之判断。相近的“强迫症思维”还包括：熊猫的繁殖力低下是因为公熊猫的那话儿太短，长不过人类的拇指——若无确切证据表明公熊猫的那话儿在一万年前比现在要长很多的话，此说的唯一作用，就是再次证明了能由此观感得出这种结论的显然是人类（男性）而不太可能是母熊猫。给大熊猫看【创建和谐家园】，【创建和谐家园】大熊猫做不爱做的事，无论有效与否，思维方式上也完全是基于人类自身的性经验，虽然组织大熊猫集体收看黄色录像与闯入民宅去抓人家两口子看【创建和谐家园】的并不是同一伙人。
“请让我来帮助你，就像帮助我们自己”——15年前，有一段我常跟唱这歌的程琳一起吃喝玩乐，追忆往事，现在特别后悔的就是当初怎么就错过了当一回“一字师”的机会：“就像帮助我们自己”其实应改做“就是帮助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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