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馨提醒：系统正在全面升级。您可以访问最新站点。谢谢！
酸酸的梅子汁渗进米饭中，使饭团吃起来更有滋味，本身就带有海盐咸味的海苔也使吃饭团的人可以把它当小菜吃。另外，包在饭团外的海苔也起到了包装纸的作用，使食用者无需直接接触到黏黏的米饭，把手弄脏，这点很能体现日本人在细节方面的用心。
梅子具有一定的防腐作用，且能杀死逐渐变质的饭团里的大肠杆菌和葡萄链球菌，战国时代的日本人未必知道这点，不过后来的科学证明，梅子放在饭团里着实是益处多多。海苔具有多种营养，又便于晒干食用，将它作为包装纸和便携式小菜，也着实是很高明的设计。
日本人饭量很小，平时吃饭也只吃到八成饱，一天又只吃两顿饭，两个饭团足够一名士兵保证一天的体力加上那时作战的范围也不大，多数时候只是在方圆几公里内，最远也不过百十公里，关西霸主毛利元就和土豪武田家作战时，两家主城只有不到两公里，实际会花在路程上的时间实在不是很长，所以那些小规模战争经常会在士兵携带的饭团吃完的时候也就结束了。
丰臣秀吉一生中的两次大规模行军作战，第一次是剿灭明智光秀的西国大回转，一次是消灭柴田胜家的贱岳大行军，两次作战他为了轻装前进都没携带多少军粮。当时秀吉拿出十倍米价的金银作为代价，命令路边的百姓商家各自开仓，将家里的大米全都拿出来煮饭，以在内侧淋了盐水的草袋包裹，用牛马驮着随军前进。一路小跑的军队如果饿了，就伸手进米袋里抄一把盐水浸透的大米饭就着手吃掉。淋盐水的目的是为了保证米饭不馊掉，渗透盐水的热腾腾的米饭在饿极了的士兵吃起来居然格外好吃。只是在那个还没有阑尾割除手术的时代，不知道有多少士兵在边跑边吃饭的过程中得了急性阑尾炎挂掉。
当然，饭团只是为方便携带制作的权宜食物，毕竟没有新煮出来的食物好吃。
一些对食物挑剔的武士不甘心和士兵们同样去吃干巴巴的饭团，他们像上班族那样吃起了便当盒饭。这些盒饭有饭有菜，而且还是热乎乎现煮出来的，放在精美的漆器饭盒里，自然比起饭团要好吃的多。
流传至今最有名的战国时代关于便当的故事，莫过于关原之战时“宰相的空便当”的故事。
当时隶属于西军的吉川广家当时的官位俗称为宰相，暗通东军的他为了阻挡本家毛利军团下山参加作战，就传令说：“我军正在吃便当，所以无法放贵军通过。”这顿便当吉川军足足吃了一天，毛利军在后面急的跳脚，到最后都没能赶上作战。后来这个事件就被称为“宰相的空便当”，用来形容临时不决，犹犹豫豫的人。
自然，在当时“便当”这个词还非专指盒饭，“领便当”在当时更不是不吉利的词。
第四次川中岛合战是战国双雄武田家和上杉家的一次没有结果的大决战。双方出动兵力总数超过三万，在一场大战动辄几百人的战国时代，绝对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战略大决战了。
在此次作战中，武田军采用啄木鸟战术，将军队分为两队，一大部偷袭妻女山的上杉军本阵，八千军队在八幡原布阵准备给上杉来个包饺子。结果，看穿武田信玄计谋的上杉谦信提前下山攻打只有八千人的武田本阵，几乎要了武田信玄的脑袋。亏得这八千人拼了老命扛到援军出现，这才转败为胜。
作战的时间是早上七点半打到下午，中间双方都没有时间吃午饭。兵力占军队劣势的八千武田军一直没有被占绝对优势的上杉军击溃。分析其原因，除了平时的训练和武田信玄的统帅有方，还有一点不大为人注意的就是，虽然都是百战之师，武田军在体力上没准要优于上杉军，所以即使没吃午饭也还能坚持。
这秘密就在于，武田信玄平时在部队里大力推广食用易于消化的刀削面，常年吃面食。
其实当时的日本还没有真正意义的面条，那东西要到明代大儒朱舜水在大明亡国东渡后带到日本来。当时所吃的，其实是据说从唐代传来日本的刀削面，时称馎饦面，也有说是乌冬面的。这东西也很方便，作战休息时，战士们只要抽出刀来，把面团一块块削到锅里煮熟了，拌着咸菜就能吃。
说起咸菜，据说也是武田信玄大力推广的。当时主要的咸菜品种有萝卜和野菜腌制的。咸菜很咸，切一小块就能下饭，且携带方便、不易变质，还可以保证士兵能够摄取到维生素，实在是行军打仗杀人掠地必备。
长期吃刀削面加上咸菜，使武田军的体力要大大优于只吃米饭的上杉军，这样一天作战下来，饿着肚子的上杉军体力早就不支，估计还有因为低血糖晕倒减员的。人数上不占优势的武田军却可以凭着早上吃的那碗面坚持下来。
好吧，其实这只是说个笑话，不过武田信玄在军队里大大推广刀削面和咸菜，也许真的是这个目的也说不定。现在武田信玄老巢的山梨县，刀削面到现在还是本地名吃，有的大饭馆门口还会立块牌子，写着“这就是武田信玄力量的缘起啊！”
其实，上杉军也有自己的特色携带军粮，被称为“日之丸便当”。
制作这种日之丸便当很简单，用一种可以装二合五勺（约三百五十公克）名为“面桶”的容器，装上白米饭中间插上一颗小小的梅子，再整个放进“腰便”里，就是一客便当。虽然那时候还不管这种军粮叫做便当，但这大概就是最早的便当的由来了。
此外，武田军还以味噌作为军粮的配菜。武田军食用的是以大豆、曲、盐、大豆煮汤发酵做成的“野战味噌”，又称“白味噌”。“野战味噌”据说不但配饭好吃，而且还能解除疲劳和治疗胃病。武田的军的“野战味噌”吃了尤其生力气，这大约也是武田军在体力上胜过上杉军的原因之一。
另外一位将味噌作为军粮使用的人是伊达政宗，他所使用的是“仙台味噌”，这种味噌最厉害的地方在于保鲜期长。后来侵略朝鲜时，几乎所有武将所带的味噌都坏掉了，只有伊达军的“仙台味噌”味道还很新鲜。“仙台味噌”在江户时代成为了伊达家的传统军用味噌，每年要从仙台藩用船运到江户。但是，驻在江户的仙台藩藩士有三千人之多，运输实在是费时费力，后来大家一商量，干脆江户就地取材，于大井的别府里自己做“仙台味噌”。伊达的府邸里成天泛出味噌的味道，于是江户人便称在江户的伊达府邸为“味噌宅邸”。
小说的资料——外贸篇
一．勘合贸易（前期）
明日两国一衣带水，往来以船。日本幕府对明贸易所用之船称遣明船，因为贸易是采取进贡形式，又叫做进贡贸易，特别是日船入港需要持有明政府发给的勘合作为护照，所又叫做勘合贸易，而船则叫做勘合贸易船。
勘合贸易所载货物大致为以下几类：
（一）以幕府将军亦即日本国王的名义，向明政府的进贡物，这是两国官方贸易商品：
（二）附载物：其中分将军附载物、各大武士、守护大名、大寺院等附载物、商人和水手附载物。附载物的一部分，如将军、各大武士、守护大名、大寺院等的商品，以及大商人中的一部分商品和进贡商品一道运到北京贸易。其余商品在宁波市场或杭州市场出售，有时也在去北京的途中贸易。
勘合贸易船的组织形式与以前天龙寺船无本质上的区别，但其组织者不同。按组织者的变化情况，勘合贸易船可分为二期。第一期主要是义满、义教将军时期，组织者主要是幕府将军，其他大武士、守护大名和商人，都按幕府的要求组织起来，由幕府任命的贸易正使率领，赴明贸易。第二期的组织者发生变化，将军的控制能力与财礼逐渐减弱，幕府将军只能作为伙伴的身份出现。到第二期的中、末期，幕府连伙伴的身份也没有了，只是由各地大名名义上捎带将军的进贡品和附载物，回国时，带运明朝政府的赠品和将军的附载物。
船只是组织者在组织勘合贸易时的第一件大事。在前述的第一期时，大体由组织者筹款现造。第二期以后，在对外贸易迅速发展的基础上，各大武士大商人，尤其是西部的，都备有现成的远洋航船，因而出现了租赁船。
经常往来于明日间的大船有：
¡¡¡¡·áÇ°ÃÅ˾µÄºÍȪÍ裬ÔØÖضþǧÎå°Ùõú£¨¼ÆÁ¿µ¥Î»£¬¹Å´úΪʮ¶·Ò»õú£¬ÄÏËκó¸ÄΪÎ嶷£©£»ËÂÍ裬ÔØÖØһǧ°Ë°Ù£»¹¬Í裬ÔØÖØһǧ¶þ°Ùõú£»ÖÜ·À¸»ÌïµÄÃÖÔöÍ裬ÔØÖØһǧõú£»ÉϹصÄҩʦÍ裬ÔØÖØÎå°Ùõú£»Éî¹µµÄÐÜÒ°Í裬ÔØÖØÁù°ÙõúµÈµÈ¡£
这些属于西部门司、富田、上关、深沟等港口船主的船，平时在国内租给各大武士守护大名，运送货物乃赋粮。在组织勘合贸易时，组织者与船主协商，出家租赁。
据日本永享四年（公元1432年）寺院十三家联合租赁八幡丸时，在合股经营的协议书上标明：租赁费三百贯文、船舶及用具修理费三百贯文（出国前和回国后的修缮费）、原船舶头（船长）、协船头（大副）、知库、重付、柁工、水手——统称船方，在租赁期间的生活费及工资，由租赁者付给。船方大体上约四十人，每人工资十贯文计四百贯。此外，全船人员的食用粮米、水、菜、医药以及其他杂用，共需五百贯。以上各项合计需费一千五百贯，组织者必须事先筹措这笔经费，才能组成一条勘合贸易船。当然，这笔经费还要视船的大小而增减。
组织者筹措这笔经费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榨取自本领地的农民，其二，索取自参加勘合贸易的商人。例如，日本明应八年（公元1499年）组织者规定：乘船商人每人交乘赁费二贯文，带一驮，货物交十二贯文，带十驮以上者可免交乘赁费，同时可再带船员一名，带二十驮者可带二名。这些收入用于赁船、修船、采购赴明货物以及为申请勘合而赠送的礼品等。
除此之外，乘船商人自明贸易归来之后，组织者还要按其所得值十抽一，征收抽粉钱。因此，商人及其所带货物的多寡，就成为组织者极为关心的事情了。往往在组织勘合贸易船时，组织者到博多等处招揽商人参加。这样商人逐渐地就成为了勘合贸易的核心，组织者为适应这样的状况，就随之逐渐改变了经营方式，由原来的抽分制演变为承包制。原来意义上的组织者在取得勘合后，不再亲自去进行上述各方面的组织工作，而是将勘合以一定的金额承包给大商人，主要是界町的大商人们。例如文明十五年（公元1483年）幕府的二条勘合贸易船就以每条四千贯文的价格承包给界的商人。这等于是商人们事先预付了十一的抽分税，以后的亏赚就与组织者无关了。这种承包制在细川氏的势力范围内较为流行，在大内的势力范围内，仍然是以征收抽分税为主。
其次，勘合贸易船的乘员结构，大致上分为下列三个部分。
官方人员：正使、副使、纲司、居座、士官、从僧、通事、总船头，分乘各号船，平均每船约为六、七人，而正使所在的一号船约为十五人。这些人由幕府、大武士、大寺院等派出，而充任正使者，几乎都是京都五山各大寺的名僧。正使由将军任命，持国书、别幅、贡物明细单，乘一号船。至明后，统率全体成员作为日本国王（将军）的代表，在奉天殿陛见明帝，呈表文，进贡品，参与商品的议价、组织贸易以及与明政府交涉等活动。正使以下管理准许携带仆人一到十人。一号船官吏多，仆人多，大体在六十人左右，二、三号船将减少半数。此外都是招揽来的商人，约在三十到五十人左右，其余均为“船方”。这样每条船平均在百人上下，一号船通常为大船，可乘坐一百八十到二百人。
居座（僧人）和士官（俗人）是勘合贸易船的实际管理者。按规定每船二人，但他们大多是大武士的代表或家臣，该船合股的大武士多，这类官吏就多。多于规定名额的叫做“外官”。这些人可以招揽商人并从商人的交易额中提取分成。
从僧，是跟随正使的僧人，但不是仆从关系，他们大多代表正使办理事务，类似秘书的职务，有时与正使为师生关系。因此地位较高。成化十九年（公元1483年）正使子朔周韦圆寂后，就是其【创建和谐家园】从僧圭莆周章代理正使归国。
通事，各船二名，大多为加入日本籍的汉族人，他们由幕府支给薪俸，充作翻译。例如曲祥，原为明永平人，十四岁其父为金山百户，后被倭寇掠去日本，出卖为奴。偶因机遇被义满将军召去当翻译，更名元贵，娶妻生子。宣德年间随勘合贸易船来明，上表陈情，回金山探母。宣宗曾手谕义满，令善视之。后又入明，得宣宗诏许，归里养母。
客商和从商人。客商又叫客人众。他们是勘合贸易的组织者、官吏招揽来参加勘合贸易的商人，在勘合中记载他们的人数和货物，具有正式贸易团员的身份。他们每人可以招揽二名商人，叫从商人。从商人的货物算在客商股份内，给客商以十一抽分。从商人教多，一些关原的仆从可以由从商人充当，船头可以招揽从商人或以从商人担任船方各种职务。从商人和客商越多，则该船关原和回国后征收的十一税就越多。从这一结构可以了解勘合贸易的实际内容。
最后，是勘合贸易中进贡货物的筹措。向明帝进贡的货物，最初大部分是从将军府库藏中拨出，一部分特产如硫磺、铜等，由拥有该特产的大武士守护大名等提供，而且大体上是无偿提供。后来将军经济势力削弱筹措不出，便由各大武士提供。如应仁二年（公元1468年）的进贡中，土歧氏提供铠一领，三宝院提供三对屏风，斯波、细川、山名等各提供马一匹。玛瑙由五山各寺提供十二快，加贺守护提供五块。硫磺由大友氏和岛津共提供四万斤，一万斤为贡品，三万斤为给价贸易品。这些货物都装在一号船内。后期，幕府无力经营勘合贸易船时，那一家经营一号船，他就要负责经营进贡品。将军的附载品给价贸易品也大体上如上所述。但后期将军无权时，有的大名就不愿意提供了。
凡例：景泰四年东洋允澎贸易团
勘合贸易获利巨大，因而将军、各大武士、社寺僧人、博多、界各地商人，都把这种贸易视作发财的大好机会，想方设法地加入贸易团。所以，勘合贸易团的成员人数越来越庞大，景泰四年（公元1453年）由东洋允澎率领的勘合贸易团是最大的一次。船十只，人数近一千二百余人，所携带的货物数量也是空前的。其货物数量为硫磺三十六万四千四百斤、苏木一十万六千斤、生红铜一十五万两千斤、长刀四百一十七把、刀九千四百八十三把；其余纸扇、箱盒等物数量较以前增加数十倍。明政府官吏很清楚，数量之所以骤增，是因为“旧日获利而去，故今倍利而来。”货物数量如此增加，如按往年旧例给价，则只附载商品中大宗货物的价格已达六十一万五千余贯。除去折绢、布款额外，给铜钱部分的款额为二十一万七千七百余贯。如果再加上回赐部分的价格，以及宁波、北京各市场交易的价格，则此次勘合贸易所带走的铜钱额，将是非常巨大的。所以，礼部奏明景宗予以大幅度地削价。削价后的给价仍高于日本市场价格：
苏木，每斤银七分，即铜钱七十文，合七千四百二十贯。
铜，每斤银六分，合铜钱六十文，九千一百二十贯。
硫磺，每斤银五分，合铜钱五十文，一万八千二百二十贯。
刀剑，每把钞六贯，计五万九千四百贯。
加上其余货物款额合计钞、铜钱为九万五千九百九十八贯。其中铜钱占半数强，为五万一百一十八贯；折绢二百二十九匹，抵钞二万二千九百三十贯；折布四百五十九匹，抵钞二万二千九百五十贯。
尽管明政府所给的价格高于日本市场，但日使团嫌低于以往价格，由正使东洋允澎出面力争，甚至说如果不按宣德八年例给价，回国后将受国王的诛戮，表示不如所请便不归国。明政府在东洋允澎的强硬力争之下，又增给铜钱一万贯，绢五百匹，抵钞五万贯，布一千匹，抵钞五万贯。
二．私商贸易（后期）
明日间的私商贸易是从元末延续下来的，明初虽然一再颁布禁海令，但明日问私商贸易一直在秘密进行。规劝义满将军与明建立外交贸易关系的肥富，就是在私商贸易中获取巨大利润的博多商人。不过，这种私商贸易的规模不大，人数也不多。在明日建立外交贸易关系后，私商贸易依然没有中止，在明史籍中一再出现无国书、勘合的日本进贡船不准进港的记载，就是最确凿的证明。由于两国间存在着官方贸易关系，所以私商贸易的规模也无大发展。嘉靖时代后期，明日双方勘合贸易停止后，私商贸易骤然增加。
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日本种子岛商人驾船二只、一百五十八人，在僧人寿光的率领下，至宁波要求贸易。明以不到贡期且无国书不准入港，寿光便率船驶向定海外海双屿岛。这时双屿岛的情况是：
“双屿货蜜，而日本贡使适至。海商遂贩货以随售，情倭以自防，官司禁之弗得。而西洋舶原回私涣，东洋舶遍布海洋。而向之商舶悉变而为寇舶矣。”（《皇明世宗实录》，嘉靖23年8月、24年4月条。）
双屿岛已成为明私商与南洋各地、日本以及葡萄牙等商人的秘密贸易中心。寿光船驶进双屿，明商船立即尾随而来与之贸易。明沿海防倭哨所未曾认真禁止，因而巡按浙江都御史高节奏请世宗治其失职之罪。嘉靖二十四年（公元1545年）肥后商人，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丰后商人等亦自称进贡船，要求入港贸易。明宁波有司以同样理由不准其入港，他们也同寿光一样，在明沿海进行走私负易。这时，由于倭寇猖獗，日本商舶大部分有变为寇舶的行为，因此，明政府已把私商贸易看作倭寇侵掠的组成部分，取缔转厉。
为了制止日益猖獗的倭寇侵掠活动，浙江总督杨宣奏请世宗，派郑舜功赴日进行交涉。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夏，郑舜功从广东经大小琉球至九州的丰后，并在这里派出从事官沈孟纲、胡福宁等去幕府交涉制止倭患问题。然而，这时日本国内战乱频仍，将军早已丧失控制全国的能力，无力制止倭寇。郑舜功不得已回国。北九州的大武士大友义镇为了发展对明贸易，曾派僧清授随郑舜功至明，表示奉明国典，制止倭寇，但要求给与助合准予贸易。明政府末准其请。不久，胡宗宪督浙，又派蒋洲赴日交涉。蒋洲于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至北九州，恰值大友义镇与大内义长间爆发战争，不得进京，滞留北九州近两年，无奈回国。胡宗宪据蒋洲的汇报上世宗奏疏：
“洲奉使宣偷日本，已历二载，乃所宣喻止及丰后、山口。丰后虽有进贡使物，而实无印信勘合；山口虽有金印回文，而又非国王名称。是洲不晴国体，罪无所追。但义长等既以进贡为名，又送还被掳人口，其有畏罪乞恩之意。宜量犒其使以礼遣回。今传渝义镇、义长，转渝日本国王，将倡乱各倭立法铃制，匀引内寇一并缚献，始见忠款，方许请贡。”：（《皇明世宗实录》，嘉靖38年8月甲辰。《正气堂集》，卷9，议处日本贡夷。）
蒋洲所见，足以证明，日本国内战乱，互不统属，难以组成统一的勘合贸易团赴明进贡贸易。各个有势力的大武士在倭寇活动之外，常派出各自的商船赴明贸易，而这种商船与倭寇船很难区分，因而屡被明沿海哨所当作候寇船予以追击。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大内氏曾浓僧人龙喜率船赴明贸易，改至明近海，因无国书被明巡缉哨船误作倭寇船予以打击，该船逃回本国。由于明日间得到许可的非官方贸易从未发展起来，因而私商秘密贸易，就成为官方贸易中断后惟一存在的贸易形式。
在日本私商赴明贸易的同时，明商船开始赴日贸易。赴日贸易的明商主要是闽、浙一带的海商。早在陈侃赴琉球时，其随从自琉球就了解到，与日本互市可获巨利。自是，闽人首先驾船载货赴日贸易，其后，广东揭阳县大家井人郭朝卿乘船赴漳、泉贩稻，因风漂至日本，发生贸易往来。总之，自嘉靖时代中期以后，明私商赴日贸易逐渐增多。日本天文十年（公元1541年）七月明船载货及二百八十余人至丰后神宫寺，天文十二年（公元1543年）八月明船五只至日，天文十五年（公元1546年）明船至佐伯之浦，永禄年间明船数至日本。天正三年（公元1575年）明、船停泊四柠之浦，所载商品有虎四只、象一只、孔雀、鹦鹉、麝香以及名人书画、续、罗、锦绣、沉香木、猩猩皮等各种珍奇货物，占地面积达二十间。明商赴日常遭风漂至朝鲜，其备边司向政府报告说：近年以来，中朝法禁解弛，故商船往来日本，络绎不绝。
不断赴日的明商以绢、丝换取日本的白银，恰如日商赴明获取铜钱。关于这种情况不仅朝鲜史料中屡有记载，而且威尼斯商人马斯洛·西扎·夫雷德利克在其一五六三年的航海日记中也有这样的记载：中国每年有载绢船一只赴日，载回绢价白银。
明商船至日的港口大体为萨摩的日向、大隅、丰后各港以及平户等地，日本京都、界市的商人循踪而至，从这里贩运明商品从事国内贸易。在这种贸易过程中，萨摩的纺津、筑前的花塔旭（博多）津、伊势的洞津，逐渐形成人烟辐辏的商埠地，明商船赴日本多半驶往这几处港口。因而这些港口明人居留该地者甚多，例如在博多：
“有一街名大唐街，而有唐人（指明人）留恋于彼，生男育女者有之，昔虽唐人，今为倭也。”（李百恭、郝杰：《日本考》，卷2，商船所聚。）
这些居住于日本并成为日本人的明人，大多为闽、浙一带的商人及其家属。他们有的是为了经商自动移居于该地，或因在经商途中被倭寇劫持至日而居留者。
应当指出，由嘉靖中期至万历中期约五十年间，是倭寇为患最猖獗的时期，是明海禁执行最严厉时期，同时也是明日私商贸易发展时期，尽管这时明日商人走私贸易冒有极大危险。日商（指非倭寇商入）船靠近明朝沿海，一旦被发现即当作倭寇船予以打击，明商船一旦被查获即按通倭寇罪论处。甚至到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杭州商人赵子明等和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嘉兴县陈仰川、杭州萧府杨志学等百余名，还以“潜通日本贸易”罪名被捕入狱。明商被缉查入狱，表明海禁政策执行得极为严厉，但同时说明甘冒风险进行走私贸易的商人大有人在。然而明政府严厉海禁没有制止住的走私贸易，却因丰臣秀吉于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发动的侵略朝鲜战争，从而导致的明日战争，被迫中断了。萨摩藩主岛津义久在日本庆长十一年（公元1606年）九月致琉球国王尚宁的信中曾谈到，明与日本不通商舶者近十余年。
在这十余年间明、日商船虽未至明、日两国贸易，却以南洋吕宋、马尼刺、交趾等港口为中介地，进行转口贸易。“我闽浙直商人，乃皆走吕宋诸国，倭所欲得于我，悉转市之吕宋诸国矣。”（《徐文定公集》，卷8，海防迂说。）
甚至日商在吕宋购买明丝时，还发生过抢购风潮。在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至三十年（公元1692年）之间，明商贩运大量生丝于交趾，均为至该地的日商所购去。在南洋各地港口从事转口贸易，当然不如直接对明贸易更为有利。因而于万历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德川家康取得政权任将军以后，便企图恢复明日间的外交贸易关系。日本庆长十一年（公元1606年），德川家康示意萨摩藩主岛津义久，令其通过琉球国王转达明政府。日本愿意恢复通商之意。德川家康惟恐琉球国王的斡旋不利，于庆长十四年（公元1609年）又令对马岛的宗义智派使者去朝鲜，请求允许假道赴明贸易。德川幕府从南北二个方面向明政府致意，要求建立外交关系和通商。但是明政府对于德川幕府伸出建立外交关系的手并未理会，只是由于倭寇侵扰基本停止对海禁稍有解弛而已。在海禁松弛的情况下；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泉州许丽寰商船驶进坊津贸易，逗留年余始返。在返航时，萨摩藩主岛津义久曾致书许丽寰，约定明年再来。万历三十七年（公元1609年）七月，明商船十只驶进鹿儿岛和坊津。
日本庆长十五年（公元1610年），明广东商船开进长崎，长崎奉行请示幕府，颁给广东商船一张朱印状，其中规定，日本任何郡县岛屿的商人都可任意交易，如有日人不逞之徒枉行不义，将处以斩刑。稍晚些，明应天府商人周性如至五岛，十二月晋见德川家康，幕府又颁发给予保护贸易的朱印状。同时德川家康还命作书托周性如带给福建巡抚陈子贞，再次表示愿意建立外交关系，继续进行勘合贸易，如果同意当派专使赴明重修旧好。但是，周性如系走私商人，不敢呈交德川幕府的信件，因而福建总督对德川家康的表示无任何反应。庆长十八年（公元1613年），德川家康再命作书托琉球王转交明政府，要求恢复勘合贸易。信中提出三种贸易方式：其一、准许日商船至明贸易，其二、明、日商船至琉球互相交易，其三、两国政府互派使船进行勘合贸易。最后，信中针对以往几次通信都无回答，这次发出威胁语说：如果三种方式都不准许，则将命日本西部九因数万军卒进寇大明国。和以往几次信件一样，明政府并未按到此信，因而也无反应。但是，这时明海禁政策不但松弛，而且政府内部出现撤销海禁之议，私商出海赴日贸易者日益增多。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福建巡抚陈子贞指出：
“奸民以贩日本之利倍于吕宋，簧绦所在之官司，擅给引票，任意开洋。高桅巨舶，络绎倭国。”（《皇明神宗实录》，卷476，万历38年。）
这样，由于日本德川幕府准许明商至日贸易，由于明政府海禁放松，并且与官方有亲属联系或以金钱取得出海凭引，因而明日私商贸易事实上变成半公开性质。这种状况解决了日本对明商品的需求，因而德川幕府不再急于要求发展明日间的官方贸易了。
这个时期，明商对日贸易获利极大，例如：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时，一只福建肛日本价格值千金、鸟肛也值数百金，一部《批点通鉴节略》值四十金、《舆地记》值二十金，焰硝、铁、金皆二十倍利，其他锦缔、器物也获数倍之利。日本那时流行鹿皮上装与鹿皮袜，精致的染上各种色彩的鹿皮上装，上等者价银七、八钱，中等者价银四、五钱，下等者三钱，日本宫民皆爱穿用。因此明日商人则争作鹿皮贸易，颇为获利。在巨利的诱惑卞，明商赴日逐渐增多，日本庆长十七年（公元1612年）七月二十五日，明日商船同时进入长崎港口共有二十六只，载生丝二十余万斤。以后明商船来日逐年增多，庆长十八年（公元1613年）有八只，庆安三年（公元1650年）达到七十只。在德川幕府初期，对西方商人如葡萄牙、西班牙商人限制在长崎贸易，而荷兰、英国商人只准在平户贸易，但对明商人无任何限制，船开进某一港口，都可向当地申请准许贸易。明商人到达所要去的港口后，可以访问朋友并投宿其家，互市也较为自由，甚至一些商人肩负商品走街串巷叫卖也不禁止。但是，这种情况并不长，元和三年（公元1617年）六月开始下令，让开到萨摩的明商船转至长崎港，至宽永十二年（公元1635年）明商船也只能在长崎一港贸易了。
在对日贸易的明商中，比较著名的有李旦、颜思齐、郑芝龙等人。李旦是泉州人，是这个时期的典型海外贸易商。他虽经常赴日但却与倭寇无牵连，凭靠经济实力与日本、荷兰、英国等商人进行贸易竞争。郑芝龙南安县人，初为其舅黄程至日本经商，以后逐渐形成巨商，往来于日本、台湾、福建之间，势力颇大。清朝建立后，南明政权就依靠郑芝龙及其子郑成功的经济力量，偏安一隅。
郑芝龙和日本大藩的关系较深，不仅朝见过德川家康，而且在平户娶藩士田川氏之女为妻，生子郑成功。郑氏父子为南明政权的存在，曾与德川幕府和各大藩有过接触。德川幕府虽没有正式表示支持，但没有禁止与郑氏有关系的日商，在群器和经济方面给予帮助，郑成功军队中有日本造洋枪队就是证明。郑成功的商船往来于日本和台湾、南洋各港口进行贸易，筹措资金，支持南明政权。
明日商人在相互竞争中，促进各自国家的经济发展。前已述及，福建一些地方收买日本铜，以提炼其中所含残银，与此同时，又出现一些专向日本出口铜钱的制造商。
“日本惟用中国古钱，每钱一文，价银四厘。向者福建、龙溪地方私自铸钱市之。彼重中国之钱，不计龙溪之伪。”（郑舜功，《日本一鉴》，载傅依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第151页。）
造船业受明日私商贸易的影响，明、日双方都有发展。早在嘉靖三十四、五年（公元1555—1556年）时，唐枢就曾提到，闽、广各地为日人造船的事实；后来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期间，日本私商涌向南洋，进入德川幕府时期，朱印船贸易一度颇为发展。从事安南贸易的京都商人角藏（仓）了以，看到明商船的优越，放弃本国的造船法，引进明造船技术，制造远洋大船。这对日本造船业具有极大影响。在丝织业方面，日本的天鹅绒技术先进，产品深受国际市场欢迎。漳州的纺织业特仿效其法：“天鹅绒本出径国，今漳州以绒织之，置铁线其中，织机割出，机织云燕，殆夺天工。”
完本感言——角色的命运（上）
对于一本具有基本水准之上的网络小说，读者最需要的是什么？恐怕不是什么爽点，而是一个顺利的结局。
因此，打下“全书完”三个字，我心中一下子轻松了许多，一年零一个月的时间，一百四十八万字，总算对读者们有个交代。
当然，结局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连我自己都有些遗憾的感觉。虽然结局早已确定，“川流不息”这一章节名早已拟好，甚至连小夏的那句台词都已在脑中萦绕很长时间，但是到了结局之时，由于稍显仓促，少了一些感情的酝酿和沉浸，最终没有写出昭和歌姬那首名曲的韵味来。好在事情都已经交代清楚，最大的大坑也已经填上，而且就这本第一人称小说的主角而言，可谓是极为完美的结局。
我原本就不是想写一部争霸的历史，而是想写一部感情的故事。更何况，这部小说的起因，是九条道一告诉我的《吉良物语》。当时我看到资料时，心里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原来还真有比足利将军家家格更高的源氏支脉，然后就感到疑惑，虽然土佐吉良家血脉高贵，但毕竟是一家未曾兴起过、最终又彻底洇灭无闻的国人豪族，是谁为他们写下这部物语呢？要知道，很多曾经的国主级大名，都没有这样的待遇啊！
所以，对于我的初衷而言，感情故事有了个结局，《吉良物语》的来源有了个解释，这部小说到这里就是顺利完结了。
在此我要感谢我的读者们，谢谢你们的支持。我记得，这部小说的巅峰收藏是大封推之后的10532个，之后尽管经历了好几个月，我的速度也降了下来，但是完本时的收藏依然有10119个，可见绝大部分读者都非常执着啊！
这里说句题外话，当我写到“于斯为极”的摄津决战时，曾经有过一个有趣的想法，就是将当时收藏本书的10235位读者设定为八支备队的直属精锐（满编12000人），平均订阅的1503位读者设定为全军先锋骑（井伊赤备），作为决定战役成败的关键力量。不过，最终为了战略合理性，还是放弃了这个想法，将八支直属备队分开配置。
好了，现在转回正题，说一下我设定中的角色命运。
第一个自然是作为主角的吉良宣景，他在我的设定中是一个性格冷静、具有现代普世价值观、因为从小确定关爱而极为重视亲情的仁者。而为了突出悲剧性，我原本设定的梦中结局是被嫡子和三子联合幽禁，最终为了天下人的尊严，唱着《敦盛》自焚解脱。这个结局的本义，是为了弥补没有正面描写本能寺之变的缺憾，同时也拥护一下某些把信长视为穿越者的说法。不过，后来我觉得，以主角那么崇高的威严和人望，死后注定封神，因此就算失去一切权柄，也绝对没有任何人敢对主角不利，因此改成了现在的梦中结局。
就算是这样，也有很多人认为，我把作者写得太软了，不够杀伐果断，是一个非常失败的统治者。可是，大家应该注意到，这是第一人称的小说，主角又是一个非常重情的人，这才让主角在受到感情方面打击时，表现出了极为悲剧的命运。而如果大家换一种视觉，以其余人的观感来看，主角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威名赫赫，战无不胜，终结百年乱世，缔造强大幕府，生前位极人臣，死后定赐神号，平定关东的二代将军说撤就撤，绝大部分藩主死心塌地，外样大名无不凛然。可以说，除了感情方面，主角的人生是极为完美的人生，而我以第一人称写出他的感受来，就是为了表现出世事的无常，即使是再伟大的统治者，也有他自己的不幸，其中的悲欢离合，也只有他自己最为清楚，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以本朝太祖来说，可谓是威权行于内，声名播于外了吧？可是，他自己面对就义的发妻、抛弃的继妻、擅权的末妻、阵亡的长子、痴呆的次子、失踪的三子，会是什么感受？会觉得如意么？所以，作为第一人称的主角而言，能够发现自己最珍爱的东西（与小夏的感情），并且在大彻大悟后最终获得，可以说是获得了最大的幸福。
然后是第一女主角小夏……恩，这个地位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但是在主角而言，她就是第一女主角，也许她不是最漂亮的，不是最贤惠的，不是最有内涵的，不是最有助力的，但她却是主角最心爱的。而在最后，她也找到了自己的幸福。
另外一位女主角是菜菜，也是许多读者非常喜爱和认同的主角，其中包括我的亲弟弟，包括对本书最投入的乌梅，包括好些最忠实的读者。当初我写到她的死亡时，书评区一片惋惜和讨伐之声，乌梅为此专门写了合计近四千字的几段长评，对主角的安排和表现口诛笔伐（其实也就是对身为作者的我……），其中的剖析可谓是一针见血——
这样一个温柔，善良，而又坚强的美丽女子，最终还是死了。现在想来这个孤寂半生与菩提寺中的女子，宣景负她太多了啊。她的善良，她的温柔，还有她的坚强，都是那样的耀眼，让我为之心折。而吉良宣景对与菜菜的关系处理太轻率了，也太轻慢了。总是漫不经心，混不在意的性子，辜负了身旁人，冷落了她的心。而她却二十年如一日的痴心不改，本心不改。我都替吉良宣景感到脸红羞耻。这样一个美丽女子，最后还是死了。她死在了自己的坚持上，死在了多年的心结里，她要还愿，要解开十年前长岛一向宗众的心结。也死在了她多年忧心操劳，孤寂伤寒上。
她的身体一直都不好，尤其人到中年，保养不利，丈夫又常年不在身边。身旁有宣景之母在侧，而又无嫡子侍奉与旁，青灯古佛，看秋叶飘零，寒风拂面，想来也让人感伤啊。
吉良宣景是个优秀的家督，优秀的家臣，未来也是个优秀的君主。但他不是个优秀的男人，优秀的丈夫，优秀的父亲。他作为一个男人的担当不足，对妻子的关爱不足，对子女的教育不足。他虽然做成了许多大事，建立了许多大功，创立了土佐吉良家难以想象的功业，但他并不是个成功的男人，他有许多无可挽回的失败。
……，……
对于这番剖析，我本人极为佩服，自认绝对赶不上她。也因为如此，我对她那句“只希望伪君子吉良宣景以后死了后，在地狱里好好的对自己的妻女谢罪，好好的忏悔自己的过错，好好的挽回自己丧失的人生意义吧”极为认同，因为这正好与我的情感主题暗合，于是就设定了那个被两子幽禁、最终自焚的凄惨的梦境结局。不过，最后还是让她失望了，主角从梦境中解脱，与挚爱的小夏终老，而对于菜菜，既然已经放弃功业，就不可能再发生交集，只能是“相忘于江湖”。
其实，对于这个第二女主角，我同样是倾注了极大的感情，她的判词《夏草忘忧》，我写得非常认真；她的法号，也被我由历史上的“水心理因”改为了“道秀宗林”，特地将本人已故生母的名字嵌了进去；而原本的“川流不息”终章中，原本是计划了一段缅怀和祝愿的内容，结果因为感情酝酿未到，于是全部寄托在了那句“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的感叹之中。
顺便说一句，历史上的菜菜，或者说司马辽太郎那篇《夏草之赋》中演绎的菜菜（别找了，网上没有中译本，只有二手原版书），并没有本书中描绘的那么贤良淑德，而是一个貌美如花、任性好妒的女人。因此，我才在文中那么早的将她掳来【创建和谐家园】（这个……），培养成自己的贤内助，如今则正酝酿着一章外篇，描述开了酢菜屋后的主角在町中遇到出行的长宗我部家御台夫人（有时间会写），想来应该会很有意思吧！
完本感言——角色的命运（下）
再说第二任继室於加。我写这个角色，起初是看到美空云雀的和服剧照，看了《武士的一分》的加世，觉得特别贤惠，特别可亲，于是就构思了这么一个角色。可以说，这个角色，就是我印象中操持家务的普通武士妻子，典型的家庭主妇，可能见识不多，却是任劳任怨，一心一意为家庭付出。所以，尽管她没有什么存在感，却是主角家中不可或缺的人，犹如贴身的衣物一般。最后选择她为继室，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她的肯定。这一点，从确立继室人选时的书评区可以看出来，当时的读者们，事先猜测了小夏、直虎、阿市、德姬等多人，基本没有想到於加，可是结果出来后，大家立刻就接受了，而且对这个情节表示了相当的认可度。
然后是直虎，她和石谷菜菜一样，是真实的历史人物，是井伊直政（文中叫宣直）的养母亲。她的经历非常奇特，幼名次郎的父亲直盛，给她取幼名为次郎法师，元服后名为直虎，这完全就是嗣子的格式。另外，直盛还为她和堂侄直亲（直政生父）定下婚约，显然是希望由两人共同执掌家业。可是，后来由于今川家与力（也可以说是监视人）小野道高进谗，直亲的父叔被迫【创建和谐家园】，直亲逃亡信浓，期间得到奥山朝亲庇护，娶其女儿为正室，因此两人的婚约就作废了。此后，直虎终生未嫁，抚养直亲的嗣子直政成人，并以武士的身份出仕于德川家康，而直政长大后也就成为德川家谱代。
这样一个传奇女子，我很是花费了一些心思和笔墨（那几首酬唱的和歌可以证明这一点），原本是想让她作为单纯的家臣，在把直政预定为谱代的同时，也描绘出一个特立独行的女中巾帼。只可惜，由于书友强烈要求，我不得不更改剧情，将她纳为主角的侧室。而在后来，鉴于她受欢迎的程度，我又不得不更改剧情，免去了她的陨落之厄——按照剧情，她本该在参加三方原之战，战死于井伊家世代惣领井伊谷附近。
最后一位正式的侧室，是大友简妮特。她是一个半虚构的人物，原型是大友宗麟长女乃千（のち），教名Jester（ジェスタ），因为不太好听，我改成了Jeanette，也就是简妮特。她的确是一条兼定的正室，在一条家灭亡后离缘，嫁给大友庶支的清田镇忠。但是，我把她安排给主角，除了给主角安排插手九州事务的楔子外，更深层的意义是把她当做历史上的石谷菜菜——至少是司马辽太郎作品中所描述的菜菜，那个貌美如花、任性好妒的女人。而梦文中为了已故的小夏将她赶回九州，也就引申出了真实的结局：放弃菜菜，选择小夏。
除了以上几位，还有两位打酱油的，一位是宇喜多秀家（文中名宣家）的生母船津於福（也有说法是出身于三浦家另一支族鹰取氏，不过我更愿意相信是船津），一位是细川真之的生母大形殿。之所以出现这两个人，除了剧情合理性、结局稳定性外，还有吐槽的意思。前者是吐槽好色无度的猴子，后者吐槽长宗我部元亲……没错，又是元亲，这家伙平定阿波后，娶了当时年近六十的大形殿为侧室，而大形殿第二年就为她生下一个男孩。因此，我特意写了那个orz剧情，以表示对那位日本夏姬犹如滔滔江水的敬意（不知道夏姬的去查历史）。只可惜，我没有想到，就为了这个剧情，主角居然蒙上不白之冤，被广大读者称为“炮景”……然而在实际上，这并非播种人厉害，而是土壤实在肥沃，所以希望大家别这么叫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