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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早就知道王元庆会在印度战争结束后推行第三次军事改革，借助共和国的海外军事基地越来越多、急需加强管理的机会，用战区制取代已经施行了几十年的军区制，所以在印度战争结束前，裴承毅就把部分前线司令部的设备送往了瓜达尔港，为后来在那边建立战区司令部埋下了伏笔。
裴承毅这一做法明显带有私心，当时他已经做出了放弃竞争总参谋长的决定，并且认定自己是南亚战区司令官的头号人选。不管怎么说，沃济拉巴德就那么大个地方，容不下战区司令部。结果大家都知道，裴承毅白忙了一场。问题是，裴承毅选择瓜达尔港，不是因为瓜达尔港是最理想的选择，而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唯一的选择。更重要的是，裴承毅不可能料到，王元庆会有那么大的野心，在战后一举控制了印度几处最重要的海军基地。也就是说，裴承毅的这个选择多少有点仓促。
袁晨皓去了南亚战区司令部之后，为了司令部所在地的时期，与巴基斯坦当局、印度当局、以及国防部与外交部的官员闹了不少矛盾，甚至还与印度战后重建组织委员会发生过争执，原因无二，战区司令部至少编有数千人，加上设在港口时附带的海军官兵，整个基地的常驻军事人员在一万人以上，甚至会多达数万人。对巴基斯坦与印度的任何一座港口型城市来说，一万多常驻共和国军人意味着每年数十亿元的消费，也就意味着数十亿元的收入与数万个工作岗位。
对于并不算发达的巴基斯坦与刚刚遭受战火洗劫的印度来说，这笔收入大到足够让他们想尽办法进行争取了。更重要的是，除了经济利益上的好处之外，巴基斯坦与印度当局还得考虑政治与外交上的好处，甚至得考虑军事上的好处。结合这些因素，印度与巴基斯坦就不仅仅是争取，而是争夺了。
事实上，南亚战区司令部的理想地址是印度半岛南端的特里凡得琅。作为印度南部地区的战略重镇，特里凡得琅拥有印度最为完善的陆海空三军综合基地，还拥有印度最完善的航空航天通信中心。从地理位置上讲，特里凡得琅深入印度洋，是共和国今后控制印度洋的理想基地。即便从共和国的国家战略防御系统来看，因为特里凡得琅面向印度洋，部署在该地的拦截系统能够有效弥补西南方向上的漏洞。即便从经济角度考虑，因为距离共和国本土更近，所以长期驻军的费用肯定比瓜达尔港低得多。
袁晨皓不是不知道这些好处，而是当初选择瓜达尔港的是裴承毅。
当然，袁晨皓不可能把这个当成冠冕堂皇的理由。在面对各方质疑的时候，袁晨皓只提到了一个理由，那就是瓜达尔港距离中东更近。虽然在当时看来，袁晨皓不大可能有如此长远的战略目光，但是谁能否认，这个军事才华不见得比裴承毅差多少的少年将军没有如此长远的战略眼光呢？
用一些袁晨皓的“粉丝”的话来说，王元庆能够在离任前顶住压力，把他扶正，与他的战略才华有很大的关系。
说白了，南亚战区司令官必须拥有足够的战略才能。
当初，裴承毅认为自己吃定了这个位置，就是因为他相信，王元庆会安排一个拥有足够战略眼光的司令官，而当时在军队中除了项铤辉等一批老将之外，没有几个将领的战略才华能与他媲美。
决定这一情况的，正是南亚战区的独特地理位置。
与西太平洋战区比起来，南亚战区的最大特点就是离共和国本土、准确地说，是离共和国发达地区太远了。毫无疑问，西太平洋战区就是共和国家门口的战区，其主要职责就是守好共和国的大门。南亚战区则是共和国后院里的战区，其主要职责除了守好从巴基斯坦到马来西亚的后院之外，还得提防随时有可能从后门蹿进来狼，并且随时准备为扩建后花园出工出力。俗话说得好，天高皇帝远。经过第三次军事改革之后，虽然战区司令的权力远不如以往的军区司令，但是战区司令部的职责、特别是在处理涉外问题上的职责却比以往重了许多。事实上，因为军区制不对外，所以没法与战区制相比。也就是说，战区司令部在很大的程度上分担了原本属于总参谋部与国防部的职责，从而在共和国的涉外军事行动中扮演了最为重要的角色。正是如此，袁晨皓在担任南亚战区参谋长的时候，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协调战区内的兵力遂行小规模军事行动。在频繁的涉外行动中，如果掌握战区大权的将军没有足够的战略眼光，难免会犯下错误。
事实上，印度战争之后，袁晨皓受关注的程度就在裴承毅之上。
2040年底，美国的《时代周刊》搞了一个名为“二十一世纪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一千位名人”的调查活动，由全世界的5000多名记者、以及大约100万名随即问卷调查者按照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科技、工程、文化、教育、社会活动与其他共10个分类，在近2万名候选人中进行评选。在选出的118名“军事家”中，裴承毅名列第4、袁晨皓则名列第17。毫无疑问，这个排名足以说明袁晨皓的名声。要知道，袁晨皓直到印度战争才算小有名气，登上国际舞台的时间也不过就区区5年而已，能够用5年中的表现，击败那么多的竞争对手，排在最有影响力的军事家的第17位，绝对是个巨大的成就。事实上，前50名军事家中，只有裴承毅一个人是在2035年登上国际舞台的。与他一起登上国际舞台，后来在五角大楼主持美军发展规划工作的史塔克仅仅排在第73位。按照《时代周刊》在评价各领域前20位名人时用的评语来说，除了协助裴承毅打赢影响与改变了17亿印度人命运的印度战争之外，袁晨皓的最大影响就是在担任南亚战区参谋长与司令官期间，指挥了一系列旨在维护共和国国家利益的军事行动，为共和国称霸印度洋、进军中东地区、登陆非洲大陆打下了坚实基础。不管这番评论是否带有美国新闻媒体常有的偏见，袁晨皓在担任南亚战区最高指挥官期间的贡献是不能否定的。
当然，裴承毅也很关心这个老部下与好朋友。
离开北京的时候，裴承毅专门找刘晓宾索要了与袁晨皓有关的资料，以及这些年来南亚战区内的军事行动与军事部署资料。
在裴承毅的认识中，袁晨皓首先是个战术天才。
事实上，袁晨皓第一次崭露头角，就是在日本战争期间，破天荒的提出用还处于测试阶段的电磁炮对日本进行战略打击。虽然一些鲁莽举动差点葬送了他的前程，但是这个被很多人认为是异想天开的提议最终让他得到了项铤辉的重视与重用。准确地说，是在他把设想变成了现实之后，才得到了项铤辉的认可。由此看得出来，除了是战术天才之外，袁晨皓还是擅长把设想变成行动的实干家。
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这两种才能，让袁晨皓获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不得不说，日本战争之后，袁晨皓时来运转，运气之神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他。
因为军队内部斗争，裴承毅在日本战争之后离开总参谋部，先是去进修深造，然后去了巴基斯坦，导致项铤辉的身边缺少一个能够替他分忧解难的能人。就在这个时候，项铤辉想到了袁晨皓，并且给了他一次试用的机会。当时，项铤辉没有选择其他一直在总参谋部工作的高级参谋、也没有选择裴承毅那样的年轻将领，与军队内部的斗争有很大关系，袁晨皓被贬到基层部队的遭遇，让他不容易受到别人的攻讦。更重要的是，袁晨皓足够年轻，不但对了项铤辉积极提拔年轻军官的胃口，还很容易让人把他跟当年的裴承毅联系起来。如此一来，不但项铤辉给了他机会，总参谋部的人员也多少会给他一点面子。不管怎么说，谁也不想得罪一个有可能取得与裴承毅同等成就的年轻军官。
真正让袁晨皓坐上晋升火箭的还是裴承毅，或者说是印度战争。
战争爆发前，裴承毅就以安排袁晨皓为前线副总指挥为名，替他争取到了一次额外晋升的机会。虽然还是上校军官，但是这次不加星的晋升、也就是上校级别认定（以往是评定为一级上校，而在袁晨皓晋升的时候，他已经是一级上校了，所以等同于获得优先晋升的资格），为后面连跳两级直接晋升为陆军少将打下了基础。
当上战区副总指挥后，袁晨皓的表现完全对得起裴承毅的赏识。
战争结果不用多言，战后裴承毅顺利成为了共和国建国之后最年轻的陆军上将，而袁晨皓也破格连升两级，成为了共和国建国之后第二年轻的陆军少将。虽然没有能够打破裴承毅创下的最年轻陆军少将的纪录，但是这次破格晋升让袁晨皓离飞黄腾达只差一步。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这次破格晋升，让袁晨皓拥有了掌管南亚战区的可能性，因为按照第三次军事改革定下的规矩，战区司令官最低为中将、而战区参谋长最低为少将。如果袁晨皓没能连升两极，最多就是个陆军准将，也就不可能成为战区参谋长了。
当然，运气只是一部分，没有足够的能力，就算有运气，也是白搭。
到了南亚战区之后，袁晨皓获得了更多的展示战术才华的机会，同时也获得了展现战略才能的机会。
在2037年之前，袁晨皓做得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打击西北印度洋上的海盗。
当时，在他的安排下，共和国海军特遣舰队与总参直属特种部队联合行动，在不到一个月之内，端掉了盘踞在索马里与也门的上百个海盗据点，抓获了数百名海盗头目，并且获得了一大批某国暗中支持海盗的证据。正是如此，当共和国在2037年底提出以联合国的名义出兵索马里，帮助索马里恢复局势，以及2038年底，在安理会上提出向也门派遣维和部队，并且赋予维和部队对付当地海盗组织的提议才没有遭到否决。虽然出兵索马里的行动被证明是错误的，在也门的维和行动也进行得异常艰难，但是从整个战略上讲，这两步棋的意义非同凡响。从某种意义上讲，兰德斯上台之后，迫不及待的想在中东地区有所作为，改变日益对美国不利的局面，与共和国控制了索马里与也门也很大的关系，因为这等于切断了美国从地中海进入【创建和谐家园】海的通道，也等于让美国控制下的厄立特里亚与吉布提处于四面被围的窘境。如果算上也门对北面的沙特、东面的阿曼产生的影响，美国当局更得考虑共和国布下这两颗棋的战略意图。
看到军情局提供的资料前，裴承毅还以为这两次行动是由李存勋或者林啸雷授权，与袁晨皓没有多大关系。事实上，提出进军索马里与也门的就是袁晨皓，而且在2037年9月份就提交了第一份相关的作战计划。因为是比较完善的作战计划，考虑到制订作战计划需要的时间，所以袁晨皓很有可能是在成为战区司令官之前就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并且着手进行了初期工作。也就是说，袁晨皓在没有他人影响的情况下，完全凭借自己的能力，在战略上做出了准确判断。
这个认识让裴承毅的心情变得有点复杂。
如果他的推断没有错，那么在2037年7月，也就是袁晨皓回国参加王元庆离任前的高层会议的时候，他就有了这个想法，甚至有可能向王元庆提出了这个想法，并且得到了王元庆与李存勋等人的支持，从而为他后来实现该想法打下了基础。问题是，当时袁晨皓没有把这些事情告诉裴承毅，也就是说，他把裴承毅挡在了外面。
不管袁晨皓的动机如何，裴承毅不得不承认，人心隔肚皮。
当然，裴承毅并没有因此而怀恨，或者妒嫉。作为新时代的军人，裴承毅在很多事情上都非常想得开。不管怎么说，军人首先是人，只有做好了本质上的人，才有可能成为优秀军人。自私不是什么可耻的事情，只要是人就有自私的想法。再说了，在通往陆军上将的道路上，裴承毅也有过自私之举。衡量一个军人的自私举动是好是坏，不是看他有没有向上级敞开心扉，而是看他的举动有没有违背军人的天职，有没有因此对国家造成影响，有没有损害他人的利益。
显然，袁晨皓的自私举动并没造成以上三种危害。
对于裴承毅来说，在到达瓜达尔港之前，他要做的就是调整好心态。
事实上，袁晨皓已经不是他当年的部下，而是与他有着共同目标的战友。
第三十章 战略要地
来到瓜达尔港，裴承毅的第一感受就是沧海桑田般的巨的变化。
40多年前，瓜达尔港还是巴基斯坦俾路支省一个非常不起眼、在很多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小渔村。因为距离伊朗仅有70多千米，距离霍尔木兹海峡也只有大约400千米，战略位置非常重要，所以早在20世纪60年代，第二次印巴战争爆发前，巴基斯坦就决定把瓜达尔港建成海军基地。受第二次印巴战争、政局动荡、经济发展缓慢等因素影响，直到20世纪末，瓜达尔港仍然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渔村。
直到21世纪的第二年，也就是2001年，共和国以提供资金、共同使用的方式参与建设工作，巴基斯坦才正式决定将瓜达尔港建设成海军基地。2002年初，共和国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与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共同主持了瓜达尔港一期工程的开工典礼。从此开始，瓜达尔港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瓜达尔港的建设工作并不顺利，到2015年的时候，第三期工程还未完工。导致工程进展缓慢的原因非常复杂，比如巴基斯坦政局动荡、地区局势发生变化、地方势力介入、当地民众反对等等。这其中，穆沙拉夫下台就导致工程进度至少推迟3年，美国先后发动的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均使建设工作受到影响，当地的族长、长老则担心一个崭新的瓜达尔港会将他们排挤出权力机构、甚至导致外来势力控制该地区，除了受到族长与长老教唆，当地民众还担心会因此丢掉赖以为生的渔场。
总的说来，瓜达尔港带来的问题非常复杂。
虽然10多年间，共和国当局为了解决工程进度缓慢的问题，采用了很多办法。比如在分包工程项目的时候优先考虑当地人。因为当地渔民大多没有受过正规教育，所以共和国还安排专业工程人员对其进行培训。用瓜达尔港建设工程的共和国总工程师的话来说：世界上没一个国家像我们一样，既输出资金、又无偿提供技术，瓜达尔港建设项目为当地培养了一大批技术人员。针对这一问题，巴基斯坦当局也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向当地族长与长老做出郑重承诺，绝不使他们的利益受到威胁。但是这些措施都没有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直到2015年，也就是第四次印巴战争之后，瓜达尔港的建设工作才出现转机。
众所周知，让共和国卷入第四次印巴战争的直接原因是印度海军的西部舰队出动战斗机轰炸了瓜达尔港，导致数十名共和国工程人员伤亡。在这次轰炸中，还有上百名当地工程人员伤亡。当时巴基斯坦安全部门逮捕了一批涉嫌为印度提供军事情报的当地人，其中就有几个以往反对修建海军基地的部族成员。虽然此事最后不了了之，但是根据共和国在第四次印巴战争结束20年后陆续解密的一些资料，巴基斯坦当局很有可能借此让那些反对修建海军基地的当地人闭上了嘴。
事实上，第四次印巴战争的最大贡献就是证明了瓜达尔港的重要性。
当时，共和国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打不过印度，而是如何打败印度。换句话说，就是如何把共和国军队的战斗力发挥出来。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后勤保障问题。为了向巴基斯坦部署战术航空兵与支援航空兵，共和国当局动用上万【创建和谐家园】用车辆，昼夜不停的奔波在喀什到【创建和谐家园】堡的公路线上。共和国海军的特遣舰队夺取制海权后，海运取代陆运、船队取代车队。问题是，卡拉奇港的吞吐能力无法满足战时要求。为了确保海上运输线畅通无阻，让船队优先进港，在【创建和谐家园】海活动的特遣舰队不得不依靠从本土赶来的远洋综合补给舰，而不能前往近在咫尺的卡拉奇港获取补给。从某种意义上讲，纪佑国没有趁机收复被印度霸占了数十年的藏南地区，而是把这个历史重任留到15年之后，由王元庆出手解决，一个最为关键的原因就是当时的后勤保障能力支撑不起一场全面战争。
因为第四次印巴战争并未彻底消除印度的战略威胁，所以战后共和国与巴基斯坦都认识到了问题的严峻性，并且加大了军事合作的范围、提高了军事合作的深度，并且按照轻重缓急、对两国间的数百项军事合作项目排了个顺序。在重要的战略工程中，瓜达尔港工程建设列在第二位，仅次于修建喀伊战略铁路。
当时，裴承毅刚刚从军校毕业，在总参谋部工作了不到一年。
虽然受所学专业的影响，裴承毅没有像其他几位跟他一起进入总参谋部的年轻军官那样，获得的前往瓜达尔港考察的机会（这些年轻军官后来都成为了总参谋部后勤装备处的高级参谋，部分还成为了将军），但是按照总参谋部的规矩，新到的参谋将花一年的时间熟悉各个部门的情况，裴承毅也因此参与了瓜达尔港的规划工作。准确地说，是有幸接触到了瓜达尔港的规划蓝图。因为以他当时的级别，根本不可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再加上他学的不是后勤类专业，连提意见的资格都没有。
毋庸置疑，瓜达尔港从一开始就被定为共和国与巴基斯坦共用的综合型海军基地。
所谓综合型海军基地，就是具有“大本营”的性质，包含供舰队停靠的深水良港（包括配套的码头、仓库、岸上营地、通信指挥中心、情报中心等），供舰载航空兵驻扎的大型航空站（往往也是远程巡逻机的基地与空运基地），供陆战队或者远征部队驻扎的营地（包括配套的兵营、仓库、训练场地、交通站、通信中心等），专门提供给潜艇的洞库（因为很少有国家将战略核潜艇部署在海外，所以不需要具备支持战略核潜艇的能力，但是必须拥有支持攻击核潜艇的能力），连接各处军事设施与军事基地的地面交通系统（主要是货运铁路线与高等级公路网），以及各种配套设施。
由此可见，在21世纪初进行建设规划的时候，瓜达尔港的规模就异常惊人。
正是如此，瓜达尔港的建设才如此引人瞩目，并且在建设过程中遇到了如此多的阻力。
半岛战争结束后不久，已经升任陆军少将的裴承毅曾经去过瓜达尔港一次，虽然只在那边呆了不到两天，但是瓜达尔港还是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当时，第四期工程已经完成，整个军事基地群已经初具规模。根据巴基斯坦当局在当时公布的相关消息：第四期工程结束后，瓜达尔海军综合基地下设的瓜达尔军港、瓜达尔潜艇基地、吉吉海军航空站、伯尼斯陆战队兵营与吉沃尼战略情报站均以投入使用，形成了以瓜达尔军港为核心、东西横跨150千米、南北纵跨100千米、各营地与设施占地总面积超过5万亩、南亚地区最为庞大的海陆空联合军事基地群。
与最初的规划相比，当时的瓜达尔港已经大大超标了。
问题是，建设工作并没就此结束。
裴承毅参加的考察团提供的考察报告对瓜达尔港的重要性做了阐述，并且针对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办法做了详细说明。作为报告的起草者之一，裴承毅明确提出，瓜达尔港的交通设施仍然有待完善。
非常凑巧的是，当时已经掌权的王元庆非常重视南亚地区。
从事后的角度来看，王元庆高度重视南亚地区，正是为后来的印度战争做准备。从某种意义上讲，王元庆最想打的不是日本战争，而是印度战争，因为半岛战争结束后，赵润东就提出了“日本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并且以此为由发起了第二次军事改革，在短短数年间把日本逼上了绝路，让日本战争变成了不得不打的战争，结果是王元庆上台后，不得不完成赵润东没有完成的工作。
受到王元庆的高度重视，等于为瓜达尔港扩建开了绿灯。
在众多扩建项目中，最引人瞩目的无非是从俾路支省首府奎达与信德省首府卡拉奇到瓜达尔港的两条双向铁路。因为这两条铁路不在最初规划之中（实际上，当时规划了从奎达到瓜达尔港的铁路，只不过是一条年运输能力仅有1000万吨的单线铁路），所以在共和国提出扩建计划之后，巴基斯坦当局并不买账。经过数年谈判，巴基斯坦最终同意修建这两条铁路，只是由共和国承担全部费用，并且补偿沿途民众的损失。
可以说，如果不是日本战争迅速结束，共和国的战争开支远低于预期，以及王元庆正在积极谋划收复藏南地区的军事行动，甚至已经开始准备针对印度的战争行动，恐怕巴基斯坦当局就得为这种耍赖皮的行为负责了。
当然，单独出资不是没有好处，那就是能够极大的加快施工速度。
因为担心收复藏南地区的军事行动会导致战争提前爆发，所以这两条极为关键的战略铁路都在藏南冲突爆发前通车。虽然为了赶进度，共和国为这两条铁路多付出了数十亿的工程款项，但是由此争取到的几年时间，为共和国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印度战争爆发前，围绕着瓜达尔港与卡拉奇港的地面交通系统已经非常发达了。虽然在整个战争期间，裴承毅都没有考虑从巴基斯坦的信德省杀入印度的古吉拉特邦与拉贾斯坦邦，甚至没有向信德省部署共和国的地面作战部队，但是依靠高度发达的地面交通系统，送到卡拉奇与瓜达尔港的军事物质能够在24小时之内送到前线部队手中，有效的提高了后勤保障效率，为前线指挥官提供了更多的战术选择。
事实上，这两条铁路影响到的不仅仅是印度战争。
从某种意义上讲，裴承毅在印度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把前线指挥部的部分设备送往瓜达尔港，想把后来的战区司令部设在瓜达尔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瓜达尔港拥有最理想的地面交通系统。
这里必须重点提到从瓜达尔港到奎达的这条铁路。
早在21世纪初，因为共和国进口石油的60%来自海湾地区、进口石油的80%需要经过马六甲海峡，而共和国没有能力控制马六甲海峡、八度海峡（位于印度半岛南端，是从霍尔木兹海峡到马六甲海峡的必经之地）与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在积极建设海军的同时，共和国必须谋求获得一条更加稳妥的能源运输通道。在此背景下，共和国为修建从巴基斯坦奎达到伊朗扎黑丹的铁路线提供了巨大帮助。事实上，共和国在瓜达尔港大兴土木，就是为了掩护从扎黑丹到奎达的铁路。
加上后来的喀伊战略铁路，从共和国到伊朗的地面交通线就算打通了。
正是如此，伊朗战争期间，大批共和国生产的武器装备就是从奎伊铁路运入伊朗、送到伊朗军队手中的。因为巴基斯坦并没参战，而且美国当时还没有完全从阿富汗撤军，所以美军不敢轰炸巴基斯坦境内的铁路线，只能想方设法的瘫痪扎黑丹火车站，并且炸断伊朗境内的铁路线。根据一些没有得到过证实的民间传言，伊朗战争期间，共和国至少向伊朗派遣了一支规模在5000人左右的志愿工程部队，而该部队的主要任务就是确保从巴伊边境到扎黑丹的铁路线畅通无阻。万幸的是，在伊朗境内的铁路线不到50千米，而且沿途均是高原荒漠，被炸断的铁路很容易修复，唯一不好对付的就是美军使用的各种专门用来对付工程人员的传感器弹药。
总而言之，这条战略铁路拯救了伊朗。
从某种意义上讲，因为奎达是援伊的大后方，所以在巴基斯坦当局不肯出钱修建奎瓜铁路的时候，共和国投入数百亿元修通这条铁路，就是王元庆针对未来中东局势的一种前期战略部署。不管怎么说，王元庆没有理由相信，共和国能够在短短数十年内打造出一支能够与美国海军匹敌的强大海军。事实上，直到中东战争不再是悬念的时候，共和国海军的总体实力仍然只有美国海军的七成左右。在此情况下，作为国家领导人，王元庆必须考虑一个非常极端的后果，那就是失去制海权之后，如何向中东地区运送作战部队与作战物资。毋庸置疑，在全球头号陆军的保护下，地面交通线最为安全。虽然在大规模战争中，陆运很难完全取代海运，毕竟铁路的运输能力远不如船队，但是在必要的时候，陆运能够有效弥补海运欠缺带来的问题，至少能在短期内产生效果。
在此背景下，修建的就不仅仅是奎瓜铁路了。
根据巴基斯坦当局公布的资料，在共和国出资修建奎瓜铁路的时候，巴基斯坦当局也耗费巨资将奎扎铁路的巴基斯坦段建成了复线。虽然受当时政治局势的影响，正与俄罗斯处于蜜月期的伊朗当局并没积极配合，就连早就计划修建的扎（扎黑丹）阿（阿巴斯港）都迟迟未能通车（该铁路分成了扎黑丹到舒尔加兹、舒尔加兹到马努詹、以及马努詹到阿巴斯港三段，其中马努詹到阿巴斯港的南段在2031年通车、舒尔加兹到马努詹的中段在2035年通车，只有里程大约180千米、从扎黑丹到舒尔加兹的北段迟迟没有动工。由此可见，伊朗当局不是不清楚扎阿铁路的重要性，只是担心该铁路修通之后会对伊俄关系产生影响，从而使伊朗陷入两面不讨好的境地，所以把南面四分之三的路段修好了，等到局势需要，就能在很短的时间内修通北面四分之一的路段），但是内贾德上台后大推经济改革，其主要改革措施中就包括了兴建基础设施，加上内贾德明显的亲华立场，所以在2040年底，从共和国喀什出发的地面战略交通线已经连接到了霍尔木兹海峡北面的阿巴斯港。因为舒尔加兹还有一条通往克尔曼的直线铁路，而克尔曼拥有连接到德黑兰的干线铁路，所以只要把舒尔加兹到克尔曼的直线铁路修成干线铁路，从共和国到伊朗的战略大干线就将全程贯通。
在这条战略干线上，以瓜达尔港为核心的铁路网起到了“增容”的重要作用。
说直接一点，在制海权相对有保障，或者说战争规模没有扩大之前，就算共和国的船队无法安全到达伊朗港口，也可以前往瓜达尔港，然后通过铁路线将军事物资与作战部队送入伊朗境内，再送往前线战场。即便在战争规模扩大的情况下，因为从共和国本土到瓜达尔港的航线全部在岸基航空兵的掩护范围之内，所以船队的安全比较有保障，仍然可以用船队承担大部分运输任务。
正是如此，袁晨皓才会在战区司令部的问题上坚持己见。
当然，瓜达尔港到底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还得看即将爆发的中东战争到底会发展到哪个程度。
第三十一章 时过境迁
仅从所见来说，瓜达尔港与军事基地没有任何关系。
车队进入港区之后，除了能够经常见到穿着军服的军人、以及各种涂着沙漠迷彩的军用车辆之外，还能看到很多穿着便服的平民。虽然穿便服的不一定是平民，一些军队里的文职官员、地方政府官员、军人家属、乃至常驻的军事情报人员都喜欢穿便服，不会时刻用军服表明自己的身份，但是最能象征军事基地身份的，也就是分布在街道两旁的建筑物基本上都没有军队的痕迹，与普通的民用建筑物相差无几，至少从外观上讲，与普通的民用建筑物没什么区别。
这没让裴承毅感到惊讶，因为各国的军事基地都是这个样子。
在侦察卫星已经发展到了无孔不入的时代，保密工作必须从基础做起。据裴承毅从军情局那里获得的资料，印度战争结束之后，袁晨皓利用战区参谋长的身份，或者说利用维持占领区秩序、向战争难民分发人道主义救援物资、制订重建计划等机会，挪用部分援助款项对瓜达尔港的军事设施做了全面改造。因为这不是面子工程，而且受第三次军事改革影响，军费预算非常紧张，所以当时受命处理这件事情的李存勋睁一眼闭一眼，没有追究袁晨皓的责任，而是让袁晨皓想办法摆平这件事情。虽然文件里没有提到最终是怎么摆平的，但是可以肯定，摆平这件事的不是袁晨皓，而是李存勋。不管怎么说，作为一个首次掌握大权的陆军少将，袁晨皓并不具备摆平几十亿元款项的能力。事实上，真正挪用这笔款项的很有可能不是袁晨皓，而是军情局。原因很简单，瓜达尔港的军事设施改造工作由军情局提供蓝图、并且由军情局监工。也就是说，这件事与战区司令部的关系并不大，是按照军情局提出的伪装与隐蔽标准做的。更重要的是，挪用这笔款项的时候，对印援助工作还没进入正轨，而且第三次军事改革遇到的阻力非常大，所以这件事情很有可能是由李存勋提出，在得到了王元庆默认的情况下进行的。不管怎么说，挪用决定几百万印度人生死存亡的数十亿紧急援助款项绝对不是小事，就算是李存勋也不见得有这个胆量。
裴承毅不想追求过去，不管怎么说，这几十亿没有白花。
车队一停下来，裴承毅的第一想法是前来接他的基地参谋带错了路，因为外面的那栋建筑物不像是战区司令部，更像是热带海滩度假酒店。
“裴将军，我们到了。”
“这里？”
“对，就是这里。”
见到年轻参谋下车，裴承毅也下了车。
大门很豪华，门框还是镀金的。大门后的大堂更是富丽堂皇，光是空间就有近五层楼高，那盏悬在10来米高度上的吊灯至少价值上百万。
这下，裴承毅不得不怀疑那几十亿到底用到什么地方去了。
“这是接待高级将领的宾馆。”
“宾馆？”裴承毅这才反应过来，“我不是说过，带我去见你们司令员吗？”
“裴将军，请稍安勿躁。”年轻参谋显得很有分寸，到了电梯旁，闪到一边，先让裴承毅进了电梯。
电梯的门刚刚合上，年轻参谋就掏出了一把系在脖子上的钥匙，插入了原本应该是火警时使用的紧急启动孔内，然后摁下了12楼的按钮。随着电梯启动，裴承毅马上发现，电梯没有上升，而是在下降，而且下降的速度越来越快。
“这是前往地下战区指挥中心的秘密通道。”
裴承毅点了点头，没再多说什么。
军情局提供的资料中已经提到，印度战争后的那次改造工程，除了外边的那些面子工程之外，最大的工程就是建立第二个战区指挥中心，即所谓的地下战区指挥中心（全称应该是“南亚战区实时战场信息分析与处理综合战术指挥中心”）。和平时期，位于地面的战区指挥中心负责大部分事务，只有在战争时期，位于地下的战区指挥中心才会全面启动。严格说来，设置第二套战区指挥中心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保护战区司令部，即在战区司令部遭到打击的情况下，仍然能够正常运转。如此一来，第二套战区指挥中心只能建在地下，而且得做到绝对保密。
当电梯门再次打开，见到外面的景象，裴承毅在震惊之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当初被挪用的绝对不止几十亿元而已，因为在电梯门外不是地下战区指挥中心，而是地下交通网络的接点。也就是说，地下战术指挥中心还在别的地方，而且地下不但有指挥中心，还有其他军事设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