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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到元首的神色变化，李存勋心里有点发毛。

  　　“还有一点，你的神色告诉我，你已经做出了决定，只是心里还有很多疑问，所以没有立即表态。”

  　　“元首，我……”

  　　“现在就我们两个人，有什么就问吧。”王元庆笑着摇了摇头，说道，“既然我请求你留下来，迟早都会把你想知道的事情告诉你。当然，在我看来，恐怕没有多少事情是我们的军情局长不清楚的。”

  　　李存勋笑了笑，稍微沉思了一阵，说道：“委员长那边该怎么处理？”

  　　“委员长？”王元庆微微皱了下眉头，显然李存勋的这个问题很突然，让他觉得有点意外。“近半年来，外界一直在猜测我的选择。虽然很多人认为我会为了政治改革争取第三届任期，甚至有很多人认为，只要我愿意，别说第三届任期，就算再干十年、二十年都不是问题。当然，不管外界的看法怎么样，我相信你应该清楚我的想法。别说再让我在元首府住五年，就算再住五天也会让我发疯。虽然我从不否认，共和国国家元首是世界上权力最大的人，相对而言，连美国总统都算不了什么，但是共和国国家元首也是世界上最辛苦、最劳累的人。别的不说，普通人每周只工作四天，每年还能享受三个大假与数日到数十日不等的法定假期。国家元首有什么？什么都没有，别说法定假期，连周末都得照常工作，想睡个懒觉都不可能。说得不客气一点，当选国家元首就等于被判了五年的徒刑，更可悲的是，在‘刑满’的时候，还很有可能被延长五年。在我看来，只有三种人会把国家元首的位置当成无价之宝，一是自虐狂，二是野心家，三是工作狂。”

  　　听到王元庆的抱怨，李存勋一边苦笑，一边摇头。

  　　虽然王元庆的话字字在理，但是在李存勋眼里，王元庆就是那三种人中的一种，而且还很可能是三种人的【创建和谐家园】。

  　　“直到现在，我才明白了纪老当年的选择。”王元庆叹了口气，不再开玩笑，说道，“当年，我的想法与现在的很多人一样，都认为纪老还很年轻，完全有能力再干五到十年，为了国家利益，也应该再干一届。好多年之后，我都不明白纪老做出的选择，因为在几乎所有人看来，如果纪老再干五年，共和国将大不一样。直到现在，我才明白。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明白一个道理。国家元首也是人，从本质上讲是与普通人没有多大区别的国家公民。不管是谁，没有理由要求某个人做出更大的奉献。换句话说，国家元首也有权力选择放弃，选择以普通人的身份去追求个人目的。”

  　　李存勋稍微迟疑了一下，说道：“元首，这可不像从你嘴里说出来的话。”

  　　“是吗？”王元庆淡淡一笑，说道，“也许这与我即将离开元首府有很大关系吧，以前很多事情不能说，是因为我必须以国家元首的身份来处理所有事情。只要卸下这个负担，我也是普通人，与十亿共和国公民没有任何区别。实际上，我更希望大家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政治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李存勋长出口气，没有打断王元庆的话。

  　　“很多人都认为，政治改革过于理想化，不管是最终的目的，还是过程，多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从某个方面来看，也确实如此。在一个奉行了几千年寡头政治、把‘忠孝’当作道德基础的国家、‘家国’观念深入骨髓的国家推行民主政治，确实是一件需要用理想做动力的难事。问题是，我们能够抛开现实吗？”王元庆稍微停顿了一下，说道，“抛开带有理想化色彩的表现就不难发现，政治改革实际上是一件非常现实的事情，不管是目的还是过程，都以现实利益为目的。过程就不多说了，十年来发生的事情就足以证明，驱动政治改革的主要力量就是现实利益，如果大多数公民组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反对，仅凭我们几个政治家的努力，根本不可能推动政治改革，甚至不可能活到现在。关键就是目的，即政治改革到底要走到哪一步。”

  　　王元庆说到这的时候，李存勋集中了注意力，因为这正是他心里的疑问。

  　　“实不相瞒，跟你说之前，关于政治改革的最终目的，我已经与顾卫民、颜靖宇、叶致胜等人争论了好几次。”王元庆笑了笑，说道，“综合各人的观点，政治改革的目的分成了远中近三个层次。近期目的就是建立起现代的民主议会制，中期目的是让国民逐步信任建立在议会制基础上的民主制度，远期目的则是建立起完善的民主法制社会体系。实际上，这三个目的没有任何秘密可言，别说政治家，就连老百姓都明白其中的奥妙。关键问题是，我们要不要把远期目的当成最高奋斗目标，以及通过什么方式，以多快的速度实现目的，完成政治改革？”

  　　李存勋微微皱了下眉头，知道到了关键话题。

  　　王元庆叹了口气，说道：“一直以来，我始终坚信一点，即人民的需要，才是国家的根本需要。如果统治集团违背了人民的需要，不管打着多么伟大崇高的旗帜，喊着多么激动人心的口号，最终都会被人民抛弃。也就是说，政治改革本身就是为了迎合人民的需要，或者说是为了建立起一种迎合人民需要的政治体制。”

  　　“关键就是体制。”

  　　“对，最重要的就是政治体制。”王元庆长叹一声，说道，“推行政治改革以来，我一直认为，建立新的政治体制，不能像其他改革措施那样，以循序渐进的方式前进，必须从一开始就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而且具有自我完善能力，用科学一点的话来说，就是具有负反馈机制的体系。其实放眼全球，回顾人类历史，我们就不难发现，不管是哪个民主国家，如果不能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打下坚实的体制基础，最终都被打回原形，经历痛苦的轮回后才再次走上正轨。事实上，我们也有过同样的经历，惨痛的教训历历在目，不应该忘记，也不能够忘记。”

  　　听到这，李存勋心里大概有数了。

  　　毫无疑问，王元庆与顾卫民的最大分歧就在这里。王元庆坚持要在离任前完成最重要的工作，而顾卫民却认为不应该操之过急。

  　　见到李存勋的神色变化，王元庆笑了笑，说道：“现在你应该知道我与委员长的分歧了吧？当然，实际情况并不严重，我与老顾只是在前进速度上有不同的观点。实际上，我迟迟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也是因为老顾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我们搞的是改革，不是革命，也就不能酿成不可承担的恶劣后果。与其他改革相比，政治改革更需要来自民众，特别是来自普通民众的基础。如果说得详细一点，那就是民众的觉悟。换句话说，如果连民众多不认同民主政治，政治改革还有什么前途可言呢？”

  　　“元首，你的意思是……”

  　　“实际上，我也犹豫过，甚至动摇过。”王元庆淡淡一笑，说道，“当然，你很清楚我的性格。今天上午，我做出了最后的决定。对我们来说，需要认清的不是政治改革失败的后果，而是失败的方式。后果很严重，我们不用去考虑，只需要知道，政治改革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就行了。那么，如果政治改革失败了，会以什么方式失败呢？以我国的基本情况，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即便政治改革失败了，在军队没有动摇的情况下，不可能出现严重的国内动乱。也就是说，爆发内战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在绝大部分民众对政治改革彻底绝望的情况下，社会溃散将不可避免。这样的后果，我们能够承受吗？也许，中华民族不会因为社会溃散而灭亡，但是也将因此再次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不但民族复兴永无指望，所有中华儿女都将沦落到任人宰割的境地。”

  　　一口气说完，王元庆也显得有点激动。

  　　李存勋将茶杯递了过去，他知道，元首的心情很不平静。

  　　“走到现在，我们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喝了口茶，王元庆继续说道，“不管前面有多大的挑战，我们都不能失败。要想避免失败，唯一的办法就是加快政治改革的进程，趁局面还在我们的控制之中，为国家制订一套相对完善的，能够不凭借任何个人威望，依靠集体智慧就能进行自我进步与自我完善的政治制度。实际上，这也是我一直以来，为什么坚持首先建立制度的原因。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肯定一个事实，那就是国家不能依靠领导人独裁式的决策。如果放眼全世界，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共和国太幸运了，幸运得几乎让人不敢相信。问题是，幸运之神会继续眷顾我们吗？我无法肯定，我相信，没有人可以给出肯定的答复。既然我们不能把希望寄托在运气上，就必须调整前进方向，必须建立起能够避免问题与纠正错误的制度。”

  　　“元首……”

  　　“现在我回答你开始的问题。”王元庆控制住了激动的情绪，说道，“要不了多久，委员长就将成为国家最高领导人，但是在此之前，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职权将受到很大限度的削弱与限制。也就是说，今后决定国家命运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从所有共和国公民中选举出来的一群人。作为军情局长，你必须服从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指挥。同样的，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你必须为民族复兴做出贡献。”

  　　李存勋微微点了点头，表示明白王元庆的意思。

  　　“现在明白我让你留下来的意思了吧？”

  　　“元首……”李存勋稍微迟疑了一下，说道，“也许对我来说，这太难了。”

  　　“对谁都一样，没人感到轻松。”王元庆笑了笑，说道，“二十多年前，纪老发起产业结构调整的时候，我们就没有轻松过，一路上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我们必须明白，后退的路已经堵死，只要我们不想沦落为三流民族，就只能迎难而上。更重要的是，我希望你明白一点，你要做的只是把好最后一道关。虽然按照政治改革的最终目的，我们不应该把希望寄托在任何个人的身上，但是在新的政治体制具备独立运作能力之前，我们仍然需要用特殊方法解决特殊问题。不管怎么样，我会在最后一个月的任期内做好该做的事情，尽量减少遗留问题，为下一届政府打下牢固的基础。”

  　　“你跟委员长谈过了吗？”李存勋试着问了一句。

  　　“当然谈过，你到来前不久，老顾才离开。”王元庆淡淡一笑，说道，“你也知道老顾的性格，说实话，这也是让我最放心不下的地方。”

  　　李存勋微微皱了下眉头，听出了其中的问题。

  　　“如果老顾跟我大吵一架，我还觉得没有什么问题。”王元庆叹了口气，说道，“不说这些了，反正说了也没什么用处。今天叫你来，除了听取工作汇报之外，主要就是让你提高警戒。上午把消息放出去后，某些别有所图的投机份子肯定会采取行动，搞不好，某些野心家与阴谋家正在酝酿见不得光的计划。不管怎么样，必须确保在安全、稳定与顺利的情况下完成政权交接，我不希望发生任何意外情况。”

  　　“需要采取实际行动？”

  　　王元庆迟疑了一下，随即点了点头，说道：“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可以采取实际行动确保大会安全。当然，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你就去想法弄到足够的证据，反正安保工作最为重要，绝对不能马虎。”

  　　“没问题，我亲自安排。”

  　　“还有，记住开始谈的事。”

  　　李存勋微微皱了下眉头，随即点头表示明白元首的意思。

  　　“时间也不早了，你先回去吧，明天晚上再来。”王元庆看了眼手表，说道，“有紧急事件的话，直接给我打电话。”

  　　“没问题，我就告辞了。”

  　　送走李存勋，王元庆才松了口气。

  　　虽然没有与军情局长谈多久，但是王元庆知道，他要表达的意思，已经通过某种方式传达给了李存勋，军情局长也知道该怎么做了。

  　　下午与顾卫民交流的时候，王元庆就知道，顾卫民已经看出了他的企图，并且一如既往的反对在这个时候加快政治改革的进程。

  　　顾卫民为什么要反对？

  　　在王元庆看来，不是顾卫民认为改革速度过快，而是不想像赵润东那样，成为过渡型领导人。作为赵润东精心栽培的政治家，顾卫民不可能不清楚政治改革的重要性，也不可能不清楚建立政治体制的重要性。问题是，如果一切按照王元庆的安排前进，就算当上了国家元首，顾卫民也不可能取得比王元庆更大的成就，甚至摆脱不了王元庆的影响。五年、或者十年后，顾卫民将在毫无悬念的情况下离开元首府。如果过程相反，即政治改革最关键的阶段是在顾卫民的主持下完成的，就算顾卫民仍然不大可能超越王元庆，也不会生活在王元庆的阴影中，至少能够在离任前按照自己的意思安排接班人，从而对共和国的政治生活产生更加久远的影响。

  　　也就是说，差别只是由谁来走出至关重要的一步。

  　　王元庆确实斗争过，因为在他看来，在顾卫民能够完成政治改革的情况下与他争斗是纯粹的“利己行为”。王元庆在最后关头做出决策，不是他信不过顾卫民，而是直到这个时候，顾卫民身边都没有一个合适的接班人。如此一来，王元庆不得不考虑一个更加恶劣的结果，那就是顾卫民为了消除王元庆的影响，会不会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仍然固执己见的排斥颜靖宇？如果回答是肯定的，王元庆就不能做出丝毫让步，就算让顾卫民上台，也不能给顾卫民太大的实权。

  　　政治斗争发展到这一步是王元庆不愿意看到的。

  　　换个角度看，王元庆费尽毕生精力推进政治改革，正是为了避免同样的悲剧再次发生在共和国的领导人身上。

  第二十章 修宪

  　　第十七届全体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第二天，全世界都知道王元庆在头一天正式提出辞职请求，也知道共和国最高权力机构搁置了该议题。因为没有相关的官方消息，所以关于王元庆主动辞职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不但让很多做梦都想得到独家新闻的记者如愿以偿，还让大部分共和国公民惶惶不安。

  　　事情到这一步，几乎所有人都在讨论与王元庆再次连任有关的话题。

  　　让外界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仅仅过了一天，王元庆就在全体代表大会上提出了更有震撼力的提案。

  　　2月23日，大会第二天，王元庆以中央组组长的身份正式提出了“宪法修正案”。

  　　此举既异常突然，又早在外界的猜测之中。

  　　早在10年前，也就是王元庆提出政治改革的时候，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就做出大胆预测，断言王元庆会在执政期间修正宪法，而且明确提到，政治改革要么因修宪成功而成功、要么因修宪失败而失败。

  　　可以说，修宪并无悬念，区别只是在什么时候进行。

  　　问题也在这里，10年来，在王元庆的积极推动下，共和国出台了很多法律法案，却没有像外界预测的那样，对宪法进行修改。因为10年间发生了很多更值得关注的事情，所以关于共和国修宪的事情也渐渐被人淡忘了。

  　　当王元庆在全体代表大会上抛出“宪法修正案”的时候，突然性可想而知。

  　　既然已经启动了修宪程序，那么具体内容就没有任何秘密可言了。

  　　在共和国官方公布“宪法修正案”的具体内容之前，各大新闻媒体就对其主要内容做了大胆预测，共和国最大的内容网站甚至对“宪法修正案”的内容做了一次不太正规的“民意调查”，将这些年来民众最为关心、只有修宪才能落实的事务列举了出来，然后让民众投票选择。结果不用多说，民众最关心的正是“所有制”。

  　　抛开民族因素，在奉行“民主政治”的国家中，政治上的最大差别就是“所有制”。

  　　说直接一点，所谓的“意识形态”、“社会价值观”、“民意思潮”都无一例外的与“所有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虽然“所有制”涉及到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最关键的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土地。

  　　可以说，从神话故事开始传诵的时候开始，土地就成为了人类生存的基本要素。在有记载的数千年历史中，人类间的所有纷争都与土地有关。不管技术发展有多快，人类的生产生活最终多得依赖土地。

  　　在共和国的“民意调查”中，民众最关心的就是土地所有制。

  　　民众高度关心土地所有制，既是自身利益诉求的表现，又是新时代下共和国政治改革必须逾越的障碍。

  　　20年前，绝大部分共和国公民都不会过多的讨论土地所有制问题。

  　　站在20年前的立场上，既没有改革土地所有制的民意基础，又没有改革土地所有制的政治基础。换个角度就不难发现，纪佑国没有推行政治改革，而是把毕生精力放在了产业结构调整上，赵润东没有搞政治改革，而是把重点放在了稳固周边局势上，不是两人没有搞政治改革的想法，而是时机不成熟，不具备搞政治改革的条件。也就是说，没有纪佑国与赵润东打下的基础，王元庆也无法推行政治改革。

  　　政治改革进行了10年，共和国方方面面都发生了显著变化。

  　　也许在外界看来，政治改革给共和国带来的最大变化是急剧膨胀的国家实力；别的不说，政治改革产生的影响让共和国的民族资本家迅速发展壮大；即便从2015年算起，在短短20多年内，共和国民营资本的规模暴涨百倍以上；2015年的时候，没有一家共和国的民营企业进入全球500强，而到2035年，已经有70多家民营企业进入全球500强，前10强中就有3家是共和国的民营企业；民营企业迅速发展壮大，带来的是日益强盛的国家综合实力；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如果没有强大的民族资本，王元庆能否在2027年与2035年战胜来自日本与印度的挑战都是个未知数。但是换个角度就能发现，政治改革带来的最大变化并不是看得见的“硬实力”，而是看不见的“软实力”；准确地说，就是共和国民众的思想意识与价值观念上发生的变化。

  　　实际上，从政治改革的方式上也能看出公民价值观的重要性。

  　　最开始的时候，政治改革更像是“改革”，而不是“变革”。别的不说，在涉及到共和国基本权力体系的问题上，前5年的改革举措非常有限，没有触及要害。2032年，王元庆第二次当选国家元首之后，接受共和国国家电视台记者的独家采访时，他就明确提到，政治改革采用“从基层到中央”的改革路线，用“先易后难”的方式解决国内矛盾，不是在回避问题，而是有两个主要目的，一是避免由改革产生更加尖锐的国内矛盾，二是通过循序渐进的改革在民众心目中树立崭新的价值观念。

  　　不得不说，王元庆说了“老实话”。

  　　10年政治改革，最大的收获就是绝大部分公民对改革的“认同感”。

  　　准确地说，就是已经唤醒的“公民意识”。

  　　政治改革之初，王元庆就在高层会议上明确提出，在经济改革与社会改革已经不能满足广大民众对改善生活环境与获得社会权利的更高诉求时，政治改革是唯一的出路；要想让政治改革取得成功，必须具备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发起一场“新文化运动”，将“公民意识”烙在每一个共和国人民的灵魂深处；只有人民积极参与、得到人民全力支持的政治改革才能为中华民族复兴打下坚实基础。

  　　别的不说，这番论断就能确定王元庆在共和国历史上的地位。

  　　10年政治改革，几乎所有改革措施都与“公民意识”有直接关系。

  　　那么，什么是“公民意识”？

  　　对中华文明而言，“公民”是外来词汇，“公民意识”也是“舶来品”。追根溯源，“公民”来自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城邦时期，随奴隶制民主共和国的消失而逐渐被人淡忘，直到文艺复，“公民”的概念才被再次提起，并且被西方各国宪法普遍采用。从性质上讲，“公民”具有自然与法律两种属性。自然属性方面，公民必须是基于自然生理规律出生与存在的生命体；法律属性方面，公民以一个国家的成员的身份，按照国家法律的规定参与社会活动、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所谓“公民意识”，指的是公民对自己在国家中的地位的自我认识，自觉的以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基本权利与义务为准则，以自己在国家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为依据，把国家主人的责任感、使命感与权利义务观结合在一起的自我认识。“公民意识”围绕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反映公民对待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之间的道德观念、价值取向、行为规范等等，强调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责任意识、公德意识与民主意识等基本道德意识。

  　　由此可见，“公民意识”建立在法制社会之上，反映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关系。

  　　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通过法律明确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正是10年政治改革、甚至可以说是纪佑国、赵润东与王元庆三位共和国元首努力追求的最终目的。

  　　对共和国的公民来说，义务很重要，权利更重要。

  　　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思想中，“士”的价值观念与“公民意识”最为接近，而中华民族的传统思想中，更重视义务，而不是权利。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政治改革之前，所有共和国公民都知道有纳税义务，绝大部分公民却不知道“纳税人的权利”。权利与义务严重失衡，为共和国的内部矛盾埋下了伏笔，甚至可以说是共和国内部矛盾的主要诱因。只有与权利对等的义务，才能得到切实的履行。仍然以纳税为例，因为很多公民没有享受到由合法纳税带来的权利，所以偷税漏税不但不被当成可耻行为，还被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同样的，只有得到义务保障的权利，才能为每个公民所享有。

  　　政治改革的主要方式就是用归还权利的方法激发公民意识。

  　　那么，最应该归还的就是“所有权”。

  　　不管是财产所有权、还是土地所有权，归根结底是“国家所有权”。也就是说，共和国是谁的共和国，是10亿公民的共和国、还是少数当权者的共和国？毫无疑问，这个问题不能用语言回答，只能用行动回答。因为人类的生产生活都得依赖土地，所以只有确定土地所有权，才能确定国家所有权。

  　　问题是，土地制度改革太敏感了。

  　　就算王元庆在政治改革之初就有改变土地所有制的想法，也不可能立即实施。从某种角度讲，即便此时，也不是改变土地所有制的最佳时机，因为与土地有关的利益分配并没有达到最佳化。

  　　对王元庆来说，没有别的选择。

  　　10年来，共和国出台了很多法律，逐步放开了土地的使用与使用。比如在2030年通过了《土地流转法》，确定了土地使用权与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法律地位，为后面农用地进入流转市场打下了基础。又比如在2035年通过的《土地有偿开发法》，最终消除了农用地与商业用地的限制，全面放开了土地交易市场。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两部法律已经在共和国的土地制度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对整个政治改革而言，两部与土地有关的法律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对共和国的社会变迁来说，这两部法律更是意义非凡。别的不说，通过将土地流转全面市场化，为集约农业发展奠定了基础，为城市化进程提供了最强大的动力。更重要的是，两部法律对平衡土地利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管外界怎么看，在2030年之后，共和国的民众、特别是3亿农民成了最大的受益者。

  　　问题是，不管两部法律多么重要，都没有触及根本问题，即土地所有制。

  　　按照两部法律的规定，进入市场流转的只是土地的使用权，而不是土地的所有权。毫无疑问，这样的法律是不完善的。在没有解决土地所有权的情况下，不管两部法律制订得多么完善，也存在巨大的漏洞。也就是说，如果政治风向发生转变，当权者随时可以修改两部法律，利用土地所有权掠夺公民的既得利益。

  　　到这一步，要改的就是土地所有制。

  　　显然，共和国的实际情况决定了改变土地所有制的艰难性。

  　　如果放在10年前，恐怕很多人会把王元庆此举当成“卖国行为”。当然现在也有很多人认为王元庆在共和国搞“【创建和谐家园】”，只是站在绝大部分公民的立场上，元首提出“宪法修正案”正是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