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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提出“空天作战”理论的不是共和国，而是美国。与空军的战术体系一样，空天作战主要分为两个方向，一在夺取“制天权”，二是打击地面/海面目标。前者的实现难度最大，涉及到与敌人的空天作战部队对抗，在空天部队真正具备实战能力，且全面推广之前处于理论探索与研究阶段。后者才是空天作战部队的主要战术课题，也是共和国与美国空天部队的重点发展方向。
与其他作战力量相比，空天作战部队的最大优势就是高度与速度。
一般情况下，只有飞行高度超过40千米的航空/航天器才算得上是空天飞行器。为了达到这个高度，最低飞行速度为8马赫。如此一来，包括冲压发动机在内的所有传统航空动力都无能为力。最初，几乎所有国家都把希望放在了“火箭冲压一体发动机”上，投入大量资金突破关键技术。随着“吸入电离式电磁推进理论”逐步成熟，共和国与美国都将重点转向了新领域，花费巨额资金推动新技术的实用化进程。不论是哪种推进技术，存在的技术难题都难以在短期内得到解决。为了尽快获得空天作战力量，共和国与美国都在加强冲压发动机的开发力度，尽量提高冲压发动机的性能。
参战的“航空航天远征大队”装备的就是以冲压发动机为主动力的KT-1型空天战机。
严格地说，KT-1因为不具备外太空飞行能力，最大飞行高度仍然在大气层内，所以算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空天战机，只是升级的战斗机。即便如此，KT-1的多项性能仍然足以傲视群雄。最大65千米的升限、最快12马赫的飞行速度，就能让所有的现役战斗机对之无可奈何，也能让所有的防空系统成为摆设。当然，KT-1平均175亿元的单价也足以让任何一支空军感到囊中羞涩。
与战略截击部队的J-14Cmd2型战斗机相比，KT-1型更加注重速度与升限。
更重要的是，KT-1型仍然是“样品”，处于试验阶段，不具备实战能力。
空军匆忙不迭的让KT-1型空天战机参战，目的只有一个：证明空天战机超强的对地打击能力，为“航空航天远征大队”争取到更多的发展经费。
让未装备部队、未完全形成战斗力的新式装备参加实战，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早在21世纪初，美军就在阿富汗与伊拉克战场上实验了多种新式装备，比如美军的第一种隐身无人战斗机。只有通过实战，才能证明新式装备的作战效能，也才能证明新式装备能否在未来战争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只要有机会，不管是共和国还是美国，都会想方设法的让新式装备到战场上走一趟。
KT-1的实战能力到底如何，空军从未对外公布。
战后，空军扩大了“航空航天远征大队”的规模，在基础技术领域投入了更多的研发经费，放弃了KT-1型空天战机的大规模采购计划，重点研制更先进的KT-2型与KT-3型空天战机。由此可见，空天战机的作战能力已经得到证实，只是KT-1的性能无法满足空军的需求。
与飞机诞生到参加战争一样，空天战机要想成为战争的主要力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两次“特殊行动”让空军露够了脸，就连CIA与五角大楼都高度关注共和国空军在日本战场上的作战行动。由空军采取的行动也能看出来，空军司令章忠宪的思想更保守，没有惊世骇俗的作为，却稳定有效的完成了国家赋予的使命。
第一阶段全面战略打击结束的时候，战争的最终结局不再有任何悬念。
第一百五十章 片面停火
第二阶段有限打击行动持续到6月1日凌晨0时0分。
按照“时间表”的承诺，第二阶段有限打击行动的强度降低了二分之一，大部分作战力量撤离战区，主要作战任务由空军承担，海军也部分解除了战略封锁，允许向日本输送包括粮食与燃油在内的更多的人道主义救援物资。
不是共和国军队不想打，而是找不到多少可以打的目标。
经过第一阶段的全面战略轰炸打击行动，日本本土的有价值目标已经所剩无几。为了寻找打击对象，军情局还调动数颗军事侦察卫星与民用遥感卫星，花1周时间拍摄日本全境数字地图。不可否认，肯定有“漏网之鱼”，第二阶段有限打击行动的主要任务就是消灭“漏网之鱼”，确保日本无法在战后迅速复苏。
实际上，这一阶段的打击行动多少有点多余。
随着春季到来，在只能向伊豆诸岛转移350万人口的情况下，留在本土的数千万难民最多只能生存2年。即便到达伊豆诸岛的350万日本人中有200万处于最佳生育年龄（18岁到24岁）的女性，以最快的速度繁衍后代（平均1年1胎），婴儿存活率高达100%，2年之后日本只剩下750万人口。算是侨居海外的1000多万日本人，2年之后日本的国民人口不会超过2500万，其中劳动力不会超过2000万。
这还是理论计算结果，实际情况肯定糟糕得多。
按照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迎来的生育高峰，需要大概30年，日本的人口数量才有可能超过5000万，为大国地位打下基础。
由此可见，即便共和国立即停止战略打击，日本也无法在战后迅速恢复元气。
按照西方媒体的评论，共和国的军事打击行动多少带有政治色彩。
逐步降低打击强度，不是为了摧毁日本，而是为了与西方国家讨价还价，从根本上影响日本的战后重建工作。
美欧的第二阶段人道主义援助行动，主要为日本难民提供必要的生活物资与设施。
按照共和国在“五加九会议”上做出的承诺，在第二阶段有限打击行动中，除了将5个“安全区”的范围扩大2到5倍之外，还在日本本土划出10个新的安全区。这10个安全区是北海道的扎幌，本州岛的秋田、仙台、金泽、宇都宫、静冈与奈良，四国岛的高知、以及九州岛的熊本与大汾。除了允许运送人道主义救援物资的船只开赴安全区之外，共和国还允许运载人道主义救援物资的飞机前往安全区内的机场，同时允许承诺接纳日本难民的国家用飞机接走难民。当然，共和国对空运做出了严格的限制，比如运输机到达机场后，必须按照共和国指定的时间将运载的物资放在指定的地点，以便共和国的侦察卫星对物资的种类与性质进行核对。又比如，所有搭乘飞机离开日本的难民必须提前在最近的国际救援机构登记备案，以备共和国进行核查。
共和国开出如此苛刻的条件，与美欧的人道主义援助项目有密切关系。
按照美欧制订的计划，在第二阶段人道主义援助行动中，向日本提供粮食、药品、取暖用的燃油、清理放射性污染的设备名义上是为了帮助日本难民尽快恢复正常生活，实际上是为第三阶段人道主义援助行动、也是正式帮助日本进行战后重建之前的基础准备工作打下基础，从而在共和国实现全面停火之后立即帮助日本进行战后重建。
美欧的目的昭然若揭，共和国不得不有所提防。
虽然签署相关协议，但是在援助物资问题上，共和国与美欧仍然存在巨大分歧。别的不说，仅援助给日本的粮食就差点让共和国与美欧翻脸。按照美国提交的援助方案，为了使8000万日本人获得最低生活保障，平均每月需向日本提供200万吨粮食，并且向日本派遣数万名志愿救援人员。共和国的计算结果是，即便不考虑日本储备的粮食，每月也只需要向日本运送120万吨粮食，就能确保所有日本人获得最低生活保障。显然，双方的分歧在具体人均指标上，美国的标准是人均月25千克，而共和国的标准是人均月15千克。按照美国的标准，绝大部分日本人肯定会“吃饱了没事做”，有足够的能力参与基础重建工作。按照共和国的标准，几乎所有日本人都只能勉强填饱肚皮，没有精力参加劳动。
所有的细节问题都得通过谈判解决。
这也是“时间表”第二阶段期间的主要工作。
为了避免出现矛盾与冲突，共和国与美欧在2个月内进行了数十次谈判，商讨所有细节问题，不但是人均粮食配额，还有取暖配额、药品配额、支援救援人员规模、废墟清理设备的种类与总量等等。
为了在谈判桌上向美欧施加压力，共和国肯定不会立即停止打击行动。
由此可见，共和国逐步降低打击强度，根本目的就是阻止美欧向日本提供超出人道主义援助基础的战略支援。
正是如此，共和国才从始至终掌握着主动权。
美国想用日本绑架共和国，共和国则用日本绑架了美国。
随着新的10个“安全区”陆续开辟，几乎所有幸存的日本人都集中到了15个“安全区”内。如果美欧在谈判桌上给共和国制造麻烦，共和国随时可以终止谈判，恢复全面战略轰炸打击行动，将矛头对准聚集在“安全区”内的日本人。美欧承受不起这样的代价，也不能拿数千万日本人开玩笑，也就只能在谈判中让步。
更重要的是，时间一天天过去，美欧离其目的也就越来越远。
日本的战后重建，美国与欧洲国家最多提供物资与资金，不可能派遣工程人员前往遭到严重污染的日本本土帮日本人擦【创建和谐家园】。就算美国肯派人员前往“污染区”，也没有几个美国人愿意赚不要命的钱。换句话说，日本战后重建必须依靠日本人！
如此一来，必须在2029年10月份之前完成最重要的“废墟清理工作”。
美国与欧洲的意见非常一致，就连日本战时看守内阁都有相同的想法。既然数千万日本人难免一死，绝大部分都将在2年内病亡，何不用这些人完成最危险、也是最艰巨的重建工作呢？
如何办到，美欧不需要操心，日本战时看守政府可以用刺刀与机枪逼迫数千万难逃一死的日本人为民族的未来做出最后的牺牲与贡献。美欧需要做的，只是尽快让共和国停止打击行动，让日本战时看守政府能够进行战后重建工作。
现实很残酷，残酷到让人发指的地步。
据部分前往“安全区”采访的记者回忆，所有进入“安全区”的日本难民都得在日本战时看守政府设立的登记处登记备案，然后前往指定的地点居住，不得随意活动，更不得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离开“安全区”。难民每天只能获得勉强维持生存的粮食、药品与取暖用的燃料，要想获得更多的生存物资，必须参与由战时看守政府主持的“废墟清理工作”，用劳动换取物资。后来，为了“鼓励”更多的难民参与“劳动”，日本战时看守政府连续数次降低最低物资配给额度，逼迫饿着肚皮的难民前往遭受严重污染的地区完成常人根本无法想像的危险工作。到最后，日本战时看守政府真用刺刀与机枪逼迫最后一批奄奄一息的难民加快迈向死亡的步伐。
不得不承认，西方世界仍然有尽职尽责的记者。
2028年与2029年的“普利策新闻奖”分别颁发给了报道日本战后重建工作的美国洛克维尔与法国记者蒙塔拿，表彰两人用最直接的方法报道了最真实的新闻。谁能想到，洛克维尔在接受颁奖后的第二天就在家里吞枪【创建和谐家园】；他在留给妻子的“遗信”中提到，为了那张获得普利策奖的照片，他眼睁睁的看着1名14岁的日本女孩倒毙在路旁；从此以后的100多个日日夜夜，他每天晚上都能梦见那双绝望的眼睛与无助的哀求。蒙塔拿则在颁奖之后放弃记者的工作，成为了一名坚定的反战人士，2年后倒在了南美洲的丛林里面；临死前，蒙塔拿还抱着1名战争孤儿；这与他在日本拍摄下的，那位临死前还将刚刚出生的婴儿死死抱在怀中的母亲何其相似！
战争没有怜悯，也不相信眼泪。
与“日本战争”相关的新闻报道，特别是日本战后重建的新闻报道，成为了反战团体的最好宣传工具，也成为了人类反思战争的最好佐证。
没人因此指责共和国，至少有理智的人没有指责共和国。
原因很简单，如果战争走向另外一个极端，遭受伤害的就不是1亿4000万日本人，而是10倍于此的共和国人民，因战争造成的苦难也将扩大10倍。
应该反思的不是战争手段，而是战争本身。
用1亿4000万条生命换来的教训足够让所有人记住战争的残酷性，也足以让任何一个国家在试图发动战争的时候再三掂量。
只是，在文化色彩、意识形态无法消除的情况下，战争不会从此销声匿迹。
第一百五十一章 地区化
6月30日23点55分，共和国正式宣布有条件全面停火。
虽然在此之后，因为日本战时看守政府的某些极端行为，共和国数次解除全面停火状态，恢复对日军事打击，但是在美欧等国的全面干预下，最终都以日本战时看守政府让步妥协收场，战火并未再次点燃。
“日本战争”就此告一段落。
从整个交战过程来看，“日本战争”基本上可以分成三个阶段。一是从开战到“四国海盆海战”的初期大规模交战阶段，在此阶段，日本有一定反抗能力，多次试图扭转战局，战争规模也达到巅峰，为后面的作战行动埋下了伏笔。二是从“战略封锁”到“五加九会议”的中期以战促和阶段，在此阶段，日本完全丧失抵抗能力，共和国的主要对手不是日本，而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共和国的主要战争目的也不是打垮日本，而是通过大规模战略打击迫使西方国家干预，为最终停战创造了基础。三是从共和国提出“时间表”与美欧提出“人道主义援助计划”到共和国宣布有条件全面停火的收尾阶段，在此阶段，战争的主要目的是解决日本战后重建问题，战争的军事意义大幅度降低，政治意义突现，成为了共和国与西方国家博弈的主要手段。
由此可见，共和国的战略步骤非常清晰。
虽然连王元庆都承认，战争的实际情况与共和国在战争爆发前制订的战略计划有严重偏差（见于王元庆的回忆录），按照共和国的最初计划，战争应该以共和国与日本签署不平等停战条约的方式结束，而不是以西方国家全面介入的方式结束，但是不得不承认，王元庆因势利导，及时调整战略计划，最终使共和国实现了大部分战略目的。不管日本有没有与共和国签订停战条约、也不管日本能否在西方国家集团的全面援助下迅速恢复实力，至少在30年之内，日本无法对共和国构成战略威胁，共和国通过占领琉球群岛等日本外岛，实现了进军太平洋的目的。
严格地说，共和国的收获甚至超过了最初的目的。
“五加九会议”之后，共和国的国际地位得到公认，再也没人否认共和国是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技术换产品框架协议”从根本上决定了共和国的势力范围，为共和国的全面战略扩张打下了基础。“全面销毁核武器谈判”为共和国赢得了更高的国际声望，使共和国与欧盟的关系进入“蜜月期”。
总体而言，“日本战争”与共和国在21世纪经历的其他战争有很大区别。
从第四次印巴战争开始，直到半岛战争，共和国往往在“被动”情况下参战，没有在战前定下明确的战略目标，甚至没有做好参战的准备工作。最终结果是，共和国付出了高昂的战争代价，赢得了“喝彩”，却没有赢得足够的利益。拿第四次印巴战争来说，如果共和国准备充足，藏南问题早就得到解决，不会继续拖上10多年。半岛战争也差不多，如果共和国早就有所准备，恐怕早就以更小的代价打垮日本了。
“日本战争”是第一场由共和国主动策划，积极实施的地区战争。
从战略策划阶段开始，以王元庆为首的共和国领导阶层就明确了战争的最终目的，也明确了达到目的的各阶段作战行动，花数年时间做好了准备工作，从而以最小的代价获得了最大限度的胜利。开战后10多天，共和国就能在毫无悬念的情况下击败实力并不弱小，甚至比以前任何一个对手都要强大的日本，与共和国主动应战、提前准备、积极动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如果说在此之前的所有战争都在证明共和国的“战略防卫能力”，那么“日本战争”证明的就是共和国的“战略进攻能力”。
“防卫”与“进攻”的区别，正好体现了共和国国家战略的根本转变。
虽然在“防卫”与“防卫反击”中，共和国抓住所有机会扩大势力范围，建立起以自身为核心的战略防卫圈，极大限度的拓展了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但是只有积极主动的“进攻”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共和国的处境，为中华民族争取到更加光明的未来，为建立新的世界秩序奠定基础。
共和国的战略转变，与美国的战略转变正好完全相反。
在此之前，一直是美国在给共和国制造麻烦，第四次印巴战争、中日东海战争、东南亚战争、半岛战争，都有美国“作祟”的因素，甚至可以说，美国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几场战争的基本面貌。“日本战争”则是共和国主动给美国制造“麻烦”，迫使美国参与了一场注定会失败的战争，让美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也许很多人都不明白，美国到底付出了什么代价？
从“日本战争”之后的国际局势就能看出，美国付出的代价远远超过了共和国的战争支出。除了让共和国获得超级大国的地位之外，美国还失去了太平洋与印度洋上的霸权，眼睁睁的看着共和国把“触手”伸向之前由美国独霸的区域，被迫以最不情愿的方式应对共和国的挑战。更重要的是，受日本战后重建拖累，美国不得不转入全面战略防御阶段，在众多足以决定未来的重大问题上做出妥协与让步。别的不说，“日本战争”之后，法德意三国趁美国“衰落”，全面排挤投靠美国的英国，加快了欧盟政治一体化进程，为建立一个“统一强大”的欧洲奠定了基础。不到3年，不但法德意三国先后宣布退出“北约集团”，组建“欧洲共同安全联盟”、成立“欧洲联军”，包括荷兰、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希腊、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在内的10多个欧盟成员国也先后宣布退出“北约集团”，加入由法德意成立的“欧洲共同安全联盟”、派兵参加“欧洲联军”，最终将“欧洲共同安全联盟”与“欧洲联军”变成了由欧盟直接管辖的政治与军事组织，为欧盟完全实现军事与政治一体化，组建“欧洲国”打下了基础。
虽然这些都是看不见的“损失”，但是从长远意义上讲，美国必须为之“买单”。
用句俗话来说，出来混，迟早得还。
共和国与美国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日本战争”的性质。
从世界格局发生的重大变化来看，“日本战争”绝对不是一场地区战争，而是一场“全球战争”。虽然参与的国家只有两个，但是让所有国家都受到了影响。
站在世界格局的角度看，“日本战争”最大的意义无非是拉开了“大国时代”的帷幕。
“大国时代”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地区化”。
共和国提出“技术换产品框架协议”后，美国与欧盟先后提出了类似的国际协议，力争在新一【创建和谐家园】国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保住传统势力范围。只是相对而言，共和国的“技术换产品框架协议”更有影响力。
有条件全面停火之前，共和国就与巴基斯坦、朝鲜、阿根廷、伊朗、叙利亚、越南等6个国家签署了“技术换产品双边协议”，在随后3年间，共和国主动扩大“协议”适用范围之后，泰国、缅甸、老挝、尼泊尔、斯里兰卡、马来西亚、伊拉克、约旦、也门、苏丹、坦桑尼亚、尼日利亚、肯尼亚、利比亚、智利、玻利维亚、委内瑞拉等20多个“无核国”先后与共和国签署了“技术换产品双边协议”。2031年初，在征得巴基斯坦、朝鲜、伊朗、叙利亚、阿根廷等国的同意之后，共和国开始将“双边协议”转变为“多边协议”，并且在“多边协议”的基础上组建以共和国为核心的政治军事同盟组织。
共和国在积极扩大联盟范围，美国却遭遇了“同盟危机”。
虽然美国也在努力建立新的军事政治同盟组织，首先拉拢了加拿大、墨西哥、澳大利亚、新西兰与加勒比海及中美洲国家，但是在欧盟成员国的冲击下，由美国主导的“北约集团”已经名存实亡。
欧盟本身就是国家间联盟，政治军事一体化从根本上巩固了欧盟的联盟关系。
除此之外，俄罗斯也在“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基础上扩大势力范围，将之前脱离“独联体”的乌克兰与格鲁吉亚拉了回来，随后又拉拢波罗的海三国与中亚五国，积极打造以俄罗斯为核心的政治军事同盟组织。
由大国为核心的“地区化”已经不可避免。
虽然俄罗斯与欧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拥有显著的国际影响力，但是在新的世界格局中，共和国与美国的全面对抗，也就是所谓的“中美冷战”无疑是最有代表性的特征。
历史的发展永远无法改变。
数年前，还备受置疑的“中美冷战”终于从论点变成事实。
“地区化”无法使世界更加稳定，也不可能成为维护和平的有利因素，只能使世界更加动荡，使国家间冲突愈发频繁。
世界权力中心的转移，势必有一个“痛苦”过程。
英国取代西班牙，世界为之动荡上百年；美国取代英国，爆发了两场世界大战；共和国取代美国，肯定不会例外！
第一百五十二章 国家的权力
虽然战争结束的方式与最初计划的并不完全一致，但是大半年下来，王元庆终于可以松口气了。实现有条件全面停火，意味着成千上万的军人可以脱下戎装、放下武器，回到家乡与亲人团聚，意味着14亿共和国公民可以过上正常的生活。结束战争的方式有异，对共和国的影响却没有多大变化。
前往全体代表大会会堂的路上，王元庆放下烦心事，靠在座位上小憩了一阵。
在“五加九会议”上做出逐步实现有条件全面停火的承诺之后，王元庆就不再过问军事上的事情，也没有必要过问。日本彻底战败，不管怎么打，都是为了尽快结束战争，减小战争造成的损失。军事打击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证明共和国的“存在”，为了使战争以对共和国有利的方式结束。
外交上的事务也不需要王元庆过分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