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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应当安慰他们，但是怎样安慰呢？他应当鼓舞起他们的爱国心，告诉他们抵抗敌人，但是他自己怎么还在这里装聋卖傻的教书，而不到战场上去呢？他应当劝告他们忍耐，但是怎么忍耐呢？他可以教他们忍受亡国的耻辱吗？
把左手也放在桌上，支持着他的身体，他用极大的力量张开了口。他的声音，好象一根细鱼刺似的横在了喉中。张了几次嘴，他并没说出话来。他希望学生们问他点什么。可是，学生们没有任何动作；除了有几个年纪较大的把泪在脸上流成很长很亮的道子，没有人出声。城亡了，民族的春花也都变成了木头。
糊里糊涂的，他从嗓子里挤出两句话来："明天上课。今天，今天，不上了！"
学生们的眼睛开始活动，似乎都希望他说点与国事有关的消息或意见。他也很想说，好使他们或者能够得着一点点安慰。可是，他说不出来。真正的苦痛是说不出来的！狠了狠心，他走下了讲台。大家的眼失望的追着他。极快的，他走到了屋门；他听到屋中有人叹气。他迈门坎，没迈利落，几乎绊了一跤。屋里开始有人活动，声音很微，象是偷手摸脚的那样往起立和往外走呢。他长吸了一口气，没再到休息室去，没等和别的班的学生会面，他一气跑回家中，象有个什么鬼追着似的。
到家里，谁也没理，他连鞋也没脱，便倒在床上。他的脑中已是空的，只有一些好象可以看得见的白的乱丝在很快的转。他用力的闭着眼。脑中的乱丝好似转疲了，渐渐的减低速度。单独的，不相关联的，忽现忽没的观念，象小星星似的，开始由那团乱丝中往起跳。他没有能力使它们【创建和谐家园】到一处，他觉得烦躁。
他忽然坐起来。仿佛象万花筒受了震动似的，他的脑中忽然结成一朵小花——"这就是爱国吧？"他问自己。问完，他自己低声的笑起来。他脑中的花朵又变了："爱国是一股热情所激发出来的崇高的行动！光是想一想，说一说，有什么用处呢？"
一声没出，他又跟到钱家去。服侍钱先生，现在，变成他的最有意义，最足以遮羞的事！
另外请来一位西医，详细的给钱先生检查过，钱先生的病是："身上的伤没有致命的地方，可以治好；神经受了极大的【创建和谐家园】，也许一时不能恢复原状；他也许忘了以前一切的事，也许还能有记忆；他需要长时间的静养。"
金三爷，李四爷，陈野求和小崔一清早就出了城，去埋葬钱太太。看家的还是四大妈。瑞宣来到，她叫他招呼着钱先生，她照应着少奶奶。
各线的战事消息都不大好。北平的街上增加了短腿的男女，也开始见到日本的军用票。用不着看报，每逢看见街上的成群的日本男女，瑞宣就知道我们又打了个败仗。上海的战事，不错，还足以教他兴奋。可是，谁也能看出来，上海的战事并没有多少希望，假若其余的各线都吃败仗。在最初，他把希望同等的放在北方的天险与南方的新军上。他知道北方的军队组织与武器是无法和日本兵较量的，所以他希望以天险补救兵力与武器的缺陷。可是，天险一个个的好象纸糊的山与关，很快的相继陷落。每逢这些地方陷落，他的心中就好象被利刃刺进一次。他所知道的一点地理是历史的附属。由历史中，他记得山海关，娘子关，喜峰口，雁门关。他没到过这些地方，不晓得它们到底"险"到甚么程度。他只觉得这些好听的地名给他一些安全之感——有它们便有中国历史的安全。可是，这些地方都并不足以阻挡住敌人。在惶惑不安之中，他觉得历史仿佛是个最会说谎的骗子，使他不敢再相信自己的国家中的一切。假若还有不骗人的事情，那便是在上海作战的，曾经调整过的新军。上海无险可守，可是倒能打得那么出色。有"人"才有历史与地理。可是，上海的国军能支持多久？到底有多少师人？多少架飞机？他无从知道。他知道上海在海上，而海是日本人的。他怀疑日本以海陆空的联合攻击，我们只以陆军迎战，是否能致胜？同时，他觉得应当马上离开家，去参加斗争；有人才有历史与地理，难道他自己应该袖手旁观么？可是他走不动，"家"把他的生命埋在了北平，而北平已经失去它的历史，只是个地理上的名词。
他的胖脸瘦了一圈，眼睛显着特别的大。终日，他老象想着点什么不该随便忘记了的事，可是一经想起，他又愿意把它忘掉。亡了国的人既没有地方安置身体，也没有地方安置自己的心。他几乎讨厌了他的家。他往往想象：假若他是单身一人，那该多么好呢？没有四世同堂的锁镣，他必会把他的那一点点血洒在最伟大的时代中，够多么体面呢？可是，人事不是想象的产物；骨肉之情是最无情的锁链，把大家紧紧的穿在同一的命运上。他不愿再到学校去。那已经不是学校，而是青年的集中营，日本人会不久就来到，把【创建和谐家园】与毒药放进学生们的纯洁的脑中，教他们变成了第二等的"满洲人"。
他只愿看着钱先生。老人的痛苦象是一种警告："你别忘了敌人的狠毒！"老人的哀鸣与各处的炮火仿佛是相配合的两种呼声："旧的历史，带着它的诗，画，与君子人，必须死！新的历史必须由血里产生出来！"这种警告与呼声并不能使他象老三似的马上逃出北平，可是消极的，他能因此而更咬紧一点牙，在无可如何之中不至于丧失了节操。这就有一点意义。至少，也比蹲在家里，听着孩子哭与老人们乱叨唠强上一点。
同时，他深想明白明白钱老人为什么能逃出虎口，由监狱跑回家中。老人已经落在虎口中，居然会又逃出来，这简直不可置信！莫非日本人觉得战事没有把握，所以不愿多杀人？还是日本的军人与政客之间有什么斗争与冲突，而使钱先生找到可以钻出来的隙缝？或者是日本人虽然正打着胜仗，可是事实上却有很大的牺牲，以致军人和政客都各处乱动，今天来了明天走，没有一定的办法，没有一定的主意，"二郎"拿来的人，"三郎"可以放了走？他想不清楚。他希望钱老人会详详细细的告诉他。现在，老人可还不会讲话。他愿意殷勤的看护，使老人早日恢复健康，早些对他说了一切。这是亡国的过程中的一个小谜。猜破了这个谜，他才能够明白一点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中间的一点关系，一个实在的具体的事件——假若记载下来，也颇可以给历史留下点儿"扬州十日"里的创痕与仇恨！
服了止痛安神的药，钱先生睡得很好。伤口和神经还时常教他猛的扭动一下，或哀叫一声，可是他始终没有睁开眼。
看着这象是沉睡，又象是昏迷的老人，瑞宣不由的时时不出声的祷告。他不知向谁祷告好，而只极虔诚的向一个什么具有的人形的"正义"与"慈悲"祈求保佑。这样的祷告，有时候使他觉得心里舒服一点，有时候又使他暗笑自己。当他觉得心里舒服一点的时候，他几乎要后悔为什么平日那么看不起宗教，以致缺乏着热诚，与从热诚中激出来的壮烈的行动。可是，再一想，那些来到中国杀人放火的日本兵们几乎都带着佛经，神符，和什么千人针；他们有宗教，而宗教会先教他们变成野兽，而后再入天堂！想到这里，他又没法不暗笑自己了。
看着昏睡的钱老人，瑞宣就这么东想想西想想。一会儿，他觉得自己是有最高文化的人——爱和平，喜自由，有理想，和审美的心；不野调无腔，不迷信，不自私。一会儿，他又以为自己是最没有用处的废物：城亡了，他一筹莫展；国亡了，他还是低着头去作个顺民；他的文化连丝毫的用处也没有！
想到他的头都有点疼了，他轻手蹑脚的走出去，看看院里的秋花，因为钱先生不喜用盆，而把花草多数都种在地上，所以虽然已经有许多天没有浇灌，可是墙阴下的鸡冠与葵花什么的还照常开着花。看着一朵金黄的，带着几条红道道的鸡冠，他点点头，对自己说："对了！你温柔，美丽，象一朵花。你的美丽是由你自己吸取水分，日光，而提供给世界的。可是，你缺乏着保卫自己的能力；你越美好，便越会招来那无情的手指，把你折断，使你死灭。一朵花，一座城，一个文化，恐怕都是如此！玫瑰的智慧不仅在乎它有色有香，而也在乎它有刺！刺与香美的联合才会使玫瑰安全，久远，繁荣！中国人都好，只是缺少自卫的刺！"想到这里，他的心中光亮起来；他认清了自己的长处，不再以自己为废物；同时，他也认清，自己的短处，知道如何去坚强自己。他的心中有了力量。
正在这时候，祁老人拉着小顺儿慢慢的走进来。时间是治疗痛苦的药。老人的病，与其说是身体上的，还不如说是精神上的。他心里不痛快。慢慢的，他觉得终日躺在床上适足以增加病痛，还不如起来活动活动。有些病是起于忧郁，而止于自己解脱的。时间会巧妙的使【创建和谐家园】的决心改为"好死不如癞活"。他从床上起来；一起来，便不再只愁自己，而渐渐的想起别人。他首先想到他的好友，钱先生。孟石出殡的时候，他在大门内看了一眼；而后又躺着哼哼了整一天。每一口棺材，在老人眼中，都仿佛应当属于自己。他并没为孟石多想什么，因为他只顾了想象自己的一把骨头若装在棺材里该是什么滋味。他很怕死。快入墓的人大概最注意永生。他连着问小顺儿的妈好几次："你看我怎样啊？"
她的大眼睛里为钱家含着泪，而声音里为祖父拿出轻松与快活来："爷爷，你一点病也没有！老人哪，一换节气都得有点腰酸腿疼的，躺两天就会好了的！凭你的精神，老爷子，顶少顶少也还得活二十年呢！"
孙媳妇的话象万应锭似的，什么病都不治，而什么病都治，把老人的心打开。她顺水推舟的建议："爷爷，大概是饿了吧？我去下点挂面好不好？"老人不好意思马上由死亡而跳到挂面上来，想了一会儿，把议案修正了一下："冲一小碗藕粉吧！嘴里老白唧唧的没有味儿！"
及至老人听到钱先生的回来，他可是一心一意的想去看看，而完全忘了自己的病痛。钱先生是他的好友，他应当尽可能的去安慰与照应，他不能再只顾自己。
他叫瑞丰搀着他去。瑞丰不敢去，第一，他怕到钱家去；第二，更怕被冠家的人看见他到钱家去；第三，特别怕在钱家遇见瑞宣——他似乎已痛深恶绝了大哥，因为大哥竟敢公然与冠家为敌，帮着钱默吟和金三爷到冠家叫闹，打架。听祖父叫他，他急忙躺在了床上，用被子蒙上头，而由胖太太从胖喉咙中挤出点声音来："他不大舒服，刚吃了阿司匹灵！""呕！还是吃一丸子羚翘解毒呀！秋瘟！"
这样，老人才改派了小顺儿作侍从。
小顺儿很得意。看见了爸爸，他的小尖嗓子象开了一朵有声的花似的："爸爸！太爷爷来啦！"
怕惊动了钱老人与少奶奶，瑞宣忙向小顺儿摆手。小顺儿可是不肯住声："钱爷爷在哪儿哪？他叫日本鬼子给打流了血，是吗？臭日本鬼子！"
祁老人连连的点头，觉得重孙子聪明绝顶，值得骄傲。"这小子！什么都知道！"
瑞宣一手搀着祖父，一手拉着儿子，慢慢往屋中走。进了屋门，连小顺儿似乎都感到点不安，他不敢再出声了。进到里屋，祁老人一眼看到了好友——钱先生正脸朝外躺着呢。那个脸，没有一点血色，可是并不很白，因为在狱中积下的泥垢好象永远也不能再洗掉。没有肉，没有活软气儿，没有睡觉时的安恬的样子，腮深深的陷入，唇张着一点，嘴是个小黑洞，眼闭着，可是没有闭严，眼皮下时时露出一点轻轻动的白膜，黑紫黑紫的炙痕在太阳穴与脑门上印着，那个脸已经不象个脸，而象个被一层干皮包着的头颅骨。他的呼吸很不平匀。堵住了气，他的嘴就张得更大一些，眼皮似要睁开那么连连的眨巴。小顺儿用小手捂上了眼。祁老人呆呆的看着好友的脸，眼中觉得发干，发辣，而后又发湿。他极愿意发表一点意见，但是说不上话来，他的口与舌都有些麻木。他的意见，假若说出来，大概是："瑞宣，你父亲和钱先生的年纪仿上仿下。不知道为什么，我好象看到你父亲也变成这样！"由这几句要说而说不出的话，他慢慢的想起日本人。一个饱经患难的老人，象他，很会冷静的，眼不见心不烦的，拒绝相信别人的话，好使自己的衰老了的心多得到一些安静。从九一八起，他听到多少多少关于日本人怎样野蛮残暴的话，他都不愿信以为真。在他的心灵的深处，他早就知道那些话并不会虚假，可是他不愿相信，因为相信了以后，他就会看出危险，而把自己能平平安安活到八十岁的一点分内的希望赶快扔弃了。现在，看到了好友的脸，他想到了自己的儿子，也就想到他自己。日本人的刺刀是并不躲开有年纪的人的。他可以故意的拒绝相信别人的话，但是没法不相信钱先生的脸。那张脸便是残暴的活广播。
楞了不知有多久，他才迷迷糊糊的往前凑了一步。他想看看钱先生的身上。
"爷爷！"瑞宣低声的叫。"别惊动他吧！"他晓得教老人看了钱先生的脊背，是会使老人几天吃不下饭去的。"太爷爷！"小顺儿扯了扯老人的袍襟："咱们走吧！"
老人努力的想把日本人放在脑后，而就眼前的事，说几句话。他想告诉瑞宣应当给钱先生买什么药，请那位医生，和到什么地方去找专治跌打损伤的秘方。他更希望钱先生此时会睁开眼，和他说一两句话。他相信，只要他能告诉钱先生一两句话，钱先生的心就会宽起来；心一宽，病就能好得快。可是，他还是说不上话来。他的年纪，经验，智慧，好象已经都没有了用处。日本人打伤了他的好友，也打碎了他自己的心。他的胡子嘴动了好几动，只说出："走吧，小顺儿！"
瑞宣又搀住了祖父，他觉得老人的胳臂象铁一样重。好容易走到院中，老人立住，对那些花木点了点头，自言自语的说："这些花草也得死！唉！"
～小 说t xt 天,堂
四世同堂23
钱先生慢慢的好起来。日夜里虽然还是睡的时间比醒的时间多，可是他已经能知道饥渴，而且吃的相当的多了。瑞宣偷偷的把皮袍子送到典当铺去，给病人买了几只母鸡，专为熬汤喝。他不晓得到冬天能否把皮袍赎出来，但是为了钱先生的恢复康健，就是冬天没有皮袍穿，他也甘心乐意。
钱少奶奶，脸上虽还是青白的，可是坚决的拒绝了李四大妈的照应，而挣扎着起来服侍公公。
金三爷，反正天天要出来坐茶馆，所以一早一晚的必来看看女儿与亲家。钱先生虽然会吃会喝了，可是还不大认识人。所以，金三爷每次来到，不管亲家是睡着还是醒着，总先到病榻前点一点他的四方脑袋，而并不希望和亲家谈谈心，说几句话儿。点完头，他拧上一袋叶子烟，巴唧几口，好象是表示："得啦，亲家，你的事，我都给办了！只要你活着，我的心就算没有白费！"然后，他的红脸上会发出一点快活的光儿来，觉得自己一辈子有了件值得在心中存记着的事——发送了女婿，亲家母，还救活了亲家！
对女儿，他也没有多少话可讲。他以为守寡就是守寡，正象卖房的就是卖房一样的实际，用不着格外的痛心与啼哭。约摸着她手中没了钱，他才把两三块钱放在亲家的床上，高声的仿佛对全世界广播似的告诉姑娘："钱放在床上啦！"
当他进来或出去的时候，他必在大门外稍立一会儿，表示他不怕遇见冠家的人。假若遇不见他们，他也要高声的咳嗽一两声，示一【创建和谐家园】。不久，全胡同里的小儿都学会了他的假嗽，而常常的在冠先生的身后演习。
冠先生并不因此而不敢出门。他自有打算，沉得住气。"小兔崽子们！"他暗中咒骂："等着你们冠爷爷的，我一旦得了手，要不象抹臭虫似的把你们都抹死才怪！"他的奔走，在这些日子，比以前更加活跃了许多。最近，因为勤于奔走的缘故，他已摸清了一点政局的来龙去脉。由一位比他高明着许多倍的小政客口中，他听到：在最初，日本军阀愿意把华北的一切权利都拿在自己的手中，所以他们保留着那个已经破碎不全的华北政务委员会。同时，为维持北平一城的治安，他们从棺材里扒出来几个老汉奸组织起维持会。其实维持会只是个不甚体面的古董铺，并没有任何实权。那真正替敌人打扫街道与维持秩序的，却是市政府。在市政府中，天津帮占了最大的势力。现在，山东，河北，河南，山西，敌军都有迅速的进展：敌军既不能用刺刀随在每个中国人的背后，就势必由日本政客与中国汉奸合组起来个代替"政务委员会"的什么东西，好挂起五色旗来统治整个的华北，好教汉奸们替"皇军"使用军用票，搜刮物资，和发号施令。这个机构很难产出，因为日本军人根本讨厌政治，根本不愿意教类似政治的东西拘束住他们的肆意烧杀。他们在找到完全听他们的话的，同时又能敷衍中国百姓的，汉奸以前，决不肯轻意摆出个政府来。在天津，在敌人占据了各学校之后，他们本无意烧掉各图书馆的书籍，不是爱惜它们，而是以为书籍也多少可以换取几个钱的。可是，及至他们的驻津领事劝告他们，把书籍都运回国去。他们马上给图书馆们举行了火葬。他们讨厌外交官的多口。他们愿象以总督统管朝鲜那样，来统治华北和一切攻陷的地方，把文官的势力削减到零度。可是，军队的活动，不能只仗着几个命令；军队需要粮草，服装，运输工具，和怎样以最少的士兵取得最大的胜利。这，使讨厌文官与政治的军阀没法不想到组织政府，没法不借重于政客与汉奸。军阀的烦恼永远是"马上得之，不能马上治之"。
在日军进入北平的时候，最先出现于北平人眼前的新组织是新民会，一个从炮火烟雾中钻出来的宣传机关。冠晓荷听见说有这么个机关，而没有十分注意它，他不大看得起宣传工作。他心目中的"差事"是税局，盐务；他心中的头衔是县长，科长，处长……他觉得一个"会"，既无税局与盐务署的收入，又无县长，处长的头衔，一定就没有什油水与前途。现在，他才明白过来：这个"会"是大有前途的，因为他是紧跟着军队的，替军队宣扬"德威"的亲近的侍从。有它，日本军队才能在屠杀之后把血迹埋掩起来；有它，日本军队才能欺哄自己：他们对被征服的民众的确有了"和平的"办法。它不跟军阀争什么，而是老老实实的在军人身后唱着"太平歌词"。军人以炮火打瘫了一座城，新民会赶紧过来轻轻的给上一点止痛的药。
那位小政客告诉冠晓荷："要谋大官，你非直接向日本军官手里去找不可。维持会不会有很长的寿命。到市政府找事呢，你须走天津帮的路线。新民会较比容易进去，因为它是天字第一号的顺民，不和日本军人要什么——除了一碗饭与几个钱——而紧跟着日本兵的枪口去招抚更多的顺民，所以日本军人愿意多收容些这样的人。只要你有一技之长，会办报，会演戏，会唱歌，会画图，或者甚至于会说相声，都可以作为进身的资格。此外，还有个万不可忽视的力量——请注意地方上的老头子！老头子们是由社会秩序的不良与法律保障的不足中造成他们的势力。他们不懂政治，而只求实际的为自己与党徒们谋安全。他们也许知道仇视敌人，但是敌人若能给他们一点面子，他们就会因自己的安全而和敌人不即不离的合作。他们未必出来作官，可是愿意作敌人用人选士的顾问。这是个最稳固最长久的力量！"
这一点分析与报告，使冠晓荷闻所未闻。虽然在官场与社会中混了二三十年，他可是始终没留过心去观察和分析他的环境。他是个很体面的苍蝇，哪里有粪，他便与其他的蝇子挤在一处去凑热闹；在找不到粪的时候，他会用腿儿玩弄自己的翅膀，或用头轻轻的撞窗户纸玩，好象表示自己是普天下第一号的苍蝇。他永远不用他的心，而只凭喝酒打牌等等的技巧去凑热闹。从凑热闹中，他以为他就会把油水捞到自己的碗中来。
听到人家这一片话，他闭上了眼，觉得他自己很有思想，很深刻，倒好象那都是他自己思索出来的。过了一会儿，他把这一套话到处说给别人听，而且声明马上要到天津去，去看看老朋友们。把这一套说完，他又谦虚的承认自己以前的浮浅："以前，我说过：艺术是没有国界的，和……那些不着边际的话。那太浮浅了！人是活到老，学到老的！现在，我总算抓到了问题的根儿，总算有了进步！有了进步！"他并不敢到天津去。不错，他曾经在各处做过事；可是，在他的心的深处却藏着点北平人普遍的毛病——怕动，懒得动。他觉得到天津去——虽然仅坐三小时的火车——就是"出外"，而出外是既冒险而又不舒服的事。再说，在天津，他并没有真正的朋友。那么，白花一些钱，而要是还找不到差事，岂不很不上算？
对日本的重要军人，他一个也不认识。他很费力的记住了十来个什么香月，大角，板垣，与这个郎，那个田，而且把报纸上记载的他们的行动随时在他的口中"再版"，可是他自己晓得他们与他和老虎与他距离得一样的远。至于"老头子"们，他更无法接近，也不大高兴接近。他的不动产虽不多，银行的存款也并没有超过一万去，可是他总以为自己是个绅士。他怕【创建和谐家园】，也怕老头子们。他觉得老头子就是窦尔墩，而窦尔墩的劫富安贫是不利于他的。
他想应当往新民会走。他并没细打听新民会到底都作些什么，而只觉得自己有作头等顺民的资格与把握。至不济，他还会唱几句二簧，一两折奉天大鼓（和桐芳学的），和几句相声！况且，他还作过县长与局长呢！他开始向这条路子进行。奔走了几天，毫无眉目，可是他不单不灰心，反倒以为"心到神知"，必能有成功的那一天。无事乱飞是苍蝇的工作，而乱飞是早晚会碰到一只死老鼠或一堆牛粪的。冠先生是个很体面的苍蝇。
不知别人怎样，瑞丰反正是被他给"唬"住了。那一套分析，当冠先生从容不迫的说给瑞丰听的时候，使瑞丰的小干脸上灰暗起来。他——瑞丰——没想到冠先生能这么有眼光，有思想！他深怕自己的才力太小，不够巴结冠先生的了！
冠先生可是没对瑞丰提起新民会来，因为他自己既正在奔走中，不便教瑞丰知道了也去进行，和他竞争；什么地方该放胆宣传，什么地方该保守秘密，冠先生的心中是大有分寸的。
二三十年的军阀混战，"教育"成象晓荷的一大伙苍蝇。他们无聊，无知，无心肝，无廉耻，因为军阀们不懂得用人，而只知道豢养奴才。在没有外患的时候，他们使社会腐烂。当外患来到，他们使国家亡得快一点。
受过只管收学费与发文凭的教育的瑞丰，天然的羡慕晓荷。他自己没作过官，没接近过军阀，可是他的文凭既是换取生活费用的执照，他就没法不羡慕冠先生的衣食住行的舒服与款式。他以为冠先生是见过世面的"人物"，而他自己还是口黄未退的"雏儿"。
瑞丰决定赶快搬到三号的那间小屋子去住。那间小屋小到仅足以放下一张床的，只有个小门，没有窗户。当瑞丰去看一眼的时候，他没看见什么——因为极黑暗——而只闻到一些有猫屎味的潮气。他愿意住这间小屋，他的口气表示出来：只要能和冠家住在一处，哪怕是教他立着睡觉也无所不可！
这时候，西长安街新民报社楼上升起使全城的人都能一抬头便看见的大白气球，球下面扯着大旗，旗上的大字是"庆祝保定陷落"！保定，在北平人的心里几乎是个地理上的名词。它的重要仿佛还赶不上通州，更不用说天津或石家庄了。他们只知道保定出酱菜与带响的大铁球。近些年来，揉铁球的人越来越少了，保定与北平人的关系也就越发模糊不清了。现在，"保定陷落"在白气球底下刺着大家的眼，大家忽然的想起它来，象想起一个失踪很久的好友或亲戚似的。大家全低下头去。不管保定是什么样的城，它是中国的地方！多失陷一座别的城，便减少克复北平的一分希望。他们觉得应该为保定带孝，可是他们看到的是"气球"与"庆祝"！亡国是最痛心，最可耻，可是他们得去庆祝！自己庆祝亡国！
日本的"中国通"并不通。他们不晓得怎么给北平人留面子。假若他们一声不出的，若无其事的，接受胜利，北平人是会假装不知道而减少对征服者的反感的。但是，日本人的"小"心眼里，既藏不住狠毒，也藏不住得意。象猫似的，他们捉住老鼠不去马上吃掉，而要戏耍好大半天；用爪牙戏弄被征服者是他们的唯一的"从容"。他们用气球扯起保定陷落的大旗来！
新民会抓到表功的机会。即使日本人要冷静，新民会的头等顺民也不肯不去铺张。在他们的心里，他们不晓得哪是中国，哪是日本。只要有人给饭吃，他们可以作任何人的奴才。他们象苍蝇与臭虫那样没有国籍。
他们决定为自庆亡国举行大【创建和谐家园】。什么团体都不易推动与召集，他们看准了学生——决定利用全城的中学生和小学生来使【创建和谐家园】成功。
瑞丰喜欢热闹。在平日，亲友家的喜事，他自然非去凑热闹不可了；就是丧事，他也还是"争先恐后"的去吃，去看，去消遣。他不便设身处地的去想丧主的悲苦；那么一来，他就会"自讨无趣"。他是去看穿着白孝，哭红了眼圈儿的妇女们；他觉得她们这样更好看。他注意到酒饭的好坏，和僧人们的嗓子是否清脆，念经比唱小曲更好听；以便回到家中批评给大家听。丧事是人家的，享受是他自己的，他把二者极客观的从当中画上一条清楚的界线。对于庆祝亡国，真的，连他也感到点不大好意思。可是及至他看到街上铺户的五色旗，电车上的松枝与彩绸，和人力车上的小纸旗，他的心被那些五光十色给吸住，而觉得国家的丧事也不过是家庭丧事的扩大，只要客观一点，也还是可以悦心与热闹耳目的。他很兴奋。无论如何，他须看看这个热闹。
同时，在他的同事中有位姓蓝名旭字紫阳的，赏给了他一个笑脸和两句好话——"老祁，大【创建和谐家园】你可得多帮忙啊！"他就更非特别卖点力气不可了。他佩服蓝紫阳的程度是不减于他佩服冠晓荷的。
紫阳先生是教务主任兼国文教员，在学校中的势力几乎比校长的还大。但是，他并不以此为荣。他的最大的荣耀是他会写杂文和新诗。他喜欢被称为文艺家。他的杂文和新诗都和他的身量与模样具有同一的风格：他的身量很矮，脸很瘦，鼻子向左歪着，而右眼向右上方吊着；这样的左右开弓，他好象老要把自己的脸扯碎了似的；他的诗文也永远写得很短，象他的身量；在短短的几行中，他善用好几个"然而"与"但是"，扯乱了他的思想而使别人莫测高深，象他的眉眼。他的诗文，在寄出去以后，总是不久或好久而被人家退还，他只好降格相从的在学校的壁报上发表。在壁报上发表了以后，他恳切的嘱咐学生们，要拿它们当作模范文读。同时，他恨那些成名的作家。想起成名的作家，他的鼻子与右眼便分向左右拚命的斜去，一直到五官都离了本位，才放松了一会儿。他以为作家的成名都仗着巴结出版家与彼此互相标榜。他认为作家们偶尔的被约去讲演或报纸上宣布了到哪里旅行或参观，都是有意的给自己作宣传与登广告。他并不去读他们的著作，而只觉得有了他们的著作才削夺了他自己发表作品的机会。他自己的心眼儿是一团臭粪，所以他老用自己的味儿把别人在他的思索中熏臭。因为他的心是臭的，所以他的世界也是臭的，只有他自己——他觉得——可怜可爱而且象花一样的清香。
他已经三十二岁，还没有结婚。对于女人，他只能想到【创建和谐家园】。他的脸与诗文一样的不招女人喜爱，所以他因为接近不了女人而也恨女人。看见别人和女性一块走，他马上想起一些最脏最丑的情景，去写几句他自己以为最毒辣而其实是不通的诗或文，发泄他心中的怨气。他的诗文似乎是专为骂人的，而自以为他最富正义感。
他的口很臭，因为身子虚，肝火旺，而又不大喜欢刷牙。他的话更臭，无论在他所谓的文章里还是在嘴中，永远不惜血口喷人。因此，学校里的同事们都不愿招惹他，而他就变本加厉的猖狂，渐渐的成了学校中的一霸。假若有人肯一个嘴巴把他打出校门，他一定连行李也不敢回去收拾，便另找吃饭的地方去。可是，北平人与吸惯了北平的空气的人——他的同事们——是对任何人任何事都不敢伸出手去的。他们敷衍他，他就成了英雄。
蓝先生不佩服世界史中的任何圣哲与伟人，因而也就不去摹仿他们的高风亮节。当他想起一位圣哲的时候，他总先想到圣哲的大便是不是臭的。赶到想好了圣哲的大便也必然的发臭，他就象发现了一个什么真理似的去告诉给学生们，表示他是最有思想的人。对同事们，除非在嘴巴的威胁之下，他永远特立独行，说顶讨厌的话，作顶讨厌的事。他自居为"异人"。对瑞丰，他可是一向相当的客气。瑞丰是庶务。每逢他受蓝先生的委托买些私人用的东西，象毛巾与稿纸什么的，他总买来顶好的东西而不说价钱。蓝先生每次都要问价钱，而后还发一大套议论——【创建和谐家园】是绝对要不的！尽管是公家的一根草，我们也不能随便的拿！瑞丰笑着听取"训话"。听完了，他只说一声："改天再说，忙什么？"于是，"改天再说"渐渐的变为"不再提起"，而蓝先生觉得瑞丰是有些道理的人，比圣哲和伟人还更可喜一点！
日本人进了城，蓝先生把"紫阳"改为"东阳"，开始向敌人或汉奸办的报纸投稿。这些报纸正缺乏稿子，而蓝先生的诗文，虽然不通，又恰好都是攻击那些逃出北平，到前线或后方找工作的作家们，所以"东阳"这个笔名几乎天天象两颗小黑痣似的在报【创建和谐家园】上发现。他恨那些作家，现在他可以肆意的诟骂他们了，因为他们已经都离开了北平。他是专会打死老虎的。看见自己的稿子被登出，他都细心的剪裁下来，用学校的信笺裱起，一张张的挂在墙上。他轻易不发笑，可是在看着这些裱好了的小纸块的时候，他笑得出了声。他感激日本人给了他"成名"的机会，而最使他动心的是接到了八角钱的稿费。看着那八角钱，他想象到八元，八十元，八百元！他不想再扯碎自己的脸，而用右手压着向上吊着的眼，左手搬着鼻子，往一块儿拢合，同时低呼着自己的新笔名："东阳！东阳！以前你老受着压迫，现在你可以自己创天下了！你也可以结合一群人，领导一群人，把最高的稿费拿到自己手中了！鼻子不要再歪呀！你，鼻子，要不偏不倚的指向光明的前途哟！"
他入了新民会。
这两天，他正忙着筹备庆祝大会，并赶制宣传的文字。在他的文字里，他并不提中日的战争与国家大事，而只三言五语的讽刺他所嫉恨的作家们："作家们，保定陷落了，你们在哪里呢？你们又在上海滩上去喝咖啡与跳舞吧？"这样的短文不十分难写，忙了一个早半天，他就能写成四五十段；冠以总题："匕首文"。对庆祝大会的筹备，可并不这么容易。他只能把希望放在他的同事与学生们身上。他通知了全体教职员与全体学生，并且说了许多恫吓的话，可是还不十分放心。照常例，学生结队离校总是由体育教师领队。他不敢紧紧的逼迫体育教员，因为他怕把他逼急而抡起拳头来。别位教师，虽然拳头没有那么厉害，可是言语都说的不十分肯定。于是，他抓到了瑞丰。
"老祁！"他费了许多力气才把眉眼调动得有点笑意。"他们要都不去的话，咱们俩去！我作正领队——不，总司令，你作副司令！"
瑞丰的小干脸上发了光。他既爱看热闹，又喜欢这个副司令的头衔。"我一定帮忙！不过，学生们要是不听话呢？""那简单的很！"东阳的鼻眼又向相反的方向扯开。"谁不去，开除谁！简单的很！"
回到家中，瑞丰首先向胖太太表功："蓝东阳入了新民会。他找我帮忙，领着学生去【创建和谐家园】。他总司令，我副司令！我看，只要巴结好了他，我不愁没有点好事作！"说完，他还觉得不甚满意，因为只陈述了事实，而没拿出足以光耀自己的理由来。他想了一会儿，又找补上："他为什么不找别人，而单单的找咱们？"他等着胖太太回答。她没答理他。他只好自动的说出："这都是因为咱们平日会作事！你看，每逢他托我买东西，我总给他买顶好的，而不说价钱。一条毛巾或两刀稿纸什么的，难道他自己不会去买，而必定托我去？这里就有文章！可是，咱们也会作文章！一条毛巾或两刀稿纸，咱们还能没地方去拿？拿来，送给他，这就叫不费之惠！我要连这个小过门都不会，还当什么庶务？"
胖太太微微的点一点头，没有特别的夸赞他。他心中不甚满意，所以找了大嫂去再说一遍，以期得到预期的称赞。"大嫂，你等着看这个热闹吧！"
"哟！这年月还有什么热闹呀？"大嫂的一向很水灵的眼近来有点发昏，白眼珠上老有些黄暗的朦子——老太爷的不舒服，婆婆的病，丈夫的忧郁，老三的出走，家计的困难，都给她增多了关切与工作。她仍然不大清楚日本人为什么要和我们打仗，和为什么占据了北平，可是她由困难与劳累中仿佛咂摸到了这些不幸与苦痛都是日本人带给她的。她觉得受更大更多的苦难已经是命中注定的事了，她想不到还会有什么热闹可看；就是有，她也没心去看！
"顶热闹的大【创建和谐家园】！学校里由我领队！不是吹，大嫂，我老二总算有一套！你多咱看见过庶务作领队的？""真的！"大嫂不晓得怎样回答好，只用这个有一百多种解释的字表示她的和蔼。
老二把嫂嫂的"真的"解释成：庶务领队真乃"出类拔萃"。于是，有枝添叶的把事情的经过与将来的希望都又说了一遍。
"你哥哥也得去吧？"韵梅从老二的叙述中听出点不大是味儿的地方来。她知道那个出好酱菜的城也是中国的，而中国人似乎不该去庆祝它的陷落。假若她没想错，她以为，瑞宣就又必很为难，因为难而也许又生她的气。她很怕丈夫生气。在结婚以前，她就由娘家人的神色与低声的嘀咕中领会到她的未婚夫不大喜欢她。虽然心中反对自由结婚，她可是不能不承认现在的世界上确乎可以"自由"一下，而未婚夫的不欢喜她，或者正因为不"自由"！她认定了自己是毫无罪过的苦命人。假若瑞宣坚持不要她，她愿意把这条苦命结束了。幸而瑞宣没坚持己见，而把她娶过来。她并不感激他，因为既是明媒正娶，她自有她的身分与地位。可是，她心中始终有点不大安逸，总觉得丈夫与她之间有那么一层薄纱，虽然不十分碍事，可是他们俩老因此而不能心贴着心的完全粘合在一处。没有别的办法，她只能用"尽责"去保障她的身分与地位——她须教公婆承认她是个能干的媳妇，教亲友承认她是很象样的祁家少奶奶，也教丈夫无法不承认她的确是个贤内助。她——即使在结婚和生儿养女以后——也不能学那些"自由"的娘们那种和男人眉来眼去的丑相。她不能把太太变为妖精，象二弟妇那样。她只能消极的不招丈夫生气，使夫妇相安无事。在思想上，言论上，和一部分行动上，瑞宣简直是她的一个永不可解的谜。她不愿费她的脑子去猜破这个谜，而只求尽到自己的责任，慢慢的教"谜"自动的说出谜底来。是的，她有时候也忍无可忍的和他吵几句嘴，不过，在事后一想，越吵嘴便相隔越远；吵嘴会使谜更难猜一些。她看清楚：不急，不气，才会使日子过得平安。
最近，丈夫更象个谜了。可是她看得很明白，这个谜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了。现在这个谜是日本人给她出的。日本人使她的丈夫整天的没个笑容，脸上湿碌碌的罩着一层忧郁的云。她可怜丈夫，而无从安慰他。她既不知道日本人都怀着什么鬼胎，又不清楚日本人的鬼胎在什么地方影响着她的丈夫。她不敢问他，可又替他憋闷的慌。她只能摆出笑脸操作一切，而不愿多说多道惹他生气。只要他不对她发脾气，她就可以安一点心，把罪恶都归在日本人身上。因此，她也盼望中日的战争早早结束了，所有在北平的日本人全滚出去，好使瑞宣仍旧作她一个人的谜，而是全家的当家人，有说有笑有生趣。
瑞宣从钱家刚回来。关于学生【创建和谐家园】的事，他已经听到，而且打定主意不去参加。他的校长，在开学的那天没有到校，现在还请着假。瑞宣猜想：假若大【创建和谐家园】成为事实，校长大概十之【创建和谐家园】会辞职的。他颇想到校长家中去谈一谈，假若校长真要辞职，他自己也该赶早另找事作；他知道校长是能负责必负责，而不能因负责累及自己的气节的人。他愿和这样的人谈一谈。
他刚走到枣树那溜儿，老二便由东屋的门外迎接上来。"大哥，你们学校里筹备得怎样了？我们那里由我领队！""好！"瑞宣的脸上没有丝毫的表情，这个"好"字是块更无表情的硬石子。
韵梅在厨房的门口，听到那块石子的声响。她心中跳了一下。假若她怕丈夫对她生气的话，她就更怕他和别人发脾气。她晓得丈夫在平日很会纳着气敷衍大家，使家中的暗潮不至于变为狂风大浪。现在，她不敢保险丈夫还能忍气，因为北平全城都在风浪之中，难道一只小木船还能不摇动吗？
她说了话。她宁愿话不投机，招丈夫对她发怒，也不愿看着他们兄弟之间起了口舌。"刚由钱家回来吧？钱先生怎样了？是不是能吃点什么啦？跌打损伤可非吃不可呀！""哪——好点啦！"瑞宣仍旧板着脸，可是他的回答教韵梅明白，并且放心，他理解了她的用意。
他走进自己的屋中。她相当的满意自己。老二没有声音的笑了笑，笑老大的不识时务。
这时候，冠先生穿着半旧的绸袍走出门来。由他的半旧的衣服可以看出来，他要拜访的一定不是什么高贵的人。他奔了六号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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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世同堂24
在冠家的历史中，曾经有过一个时期，大赤包与尤桐芳联合起来反抗冠晓荷。六号住的文若霞，小文的太太，是促成冠家西位太太合作的"祸首"。
小文是中华民国元年元月元日降生在一座有花园亭榭的大宅子中的。在幼年时期，他的每一秒钟都是用许多金子换来的。在他的无数的玩具中，一两一个的小金锭与整块翡翠琢成的小壶都并不算怎样的稀奇。假若他早生三二十年，他一定会承袭上一等侯爵，而坐着八人大轿去见皇帝的。他有多少对美丽的家鸽，每天按着固定的时间，象一片流动的霞似的在青天上飞舞。他有多少对能用自己的长尾包到自己的头的金鱼，在年深苔厚的缸中舞动。他有多少罐儿入谱的蟋蟀，每逢竞斗一次，就须过手多少块白花花的洋钱。他有在冬天还会振翅鸣叫的，和翡翠一般绿的蝈蝈，用雕刻得极玲珑细致的小葫芦装着，揣在他的怀里；葫芦的盖子上镶着宝石。……他吃，喝，玩，笑，象一位太子那么舒适，而无须乎受太子所必须受的拘束。在吃，喝，玩，笑之外，他也常常生病；在金子里生活着有时候是不大健康的。不过，一生病，他便可以得到更多的怜爱，糟蹋更多的钱，而把病痛变成一种也颇有意思的消遣；贵人的卧病往往是比穷人的健壮更可羡慕的。他极聪明，除了因与书籍不十分接近而识字不多外，对什么游戏玩耍他都一看就成了专家。在八岁的时候，他已会唱好几出整本的老生戏，而且腔调韵味极象谭叫天的。在十岁上，他已经会弹琵琶，拉胡琴——胡琴拉得特别的好。
在满清的末几十年，旗人的生活好象除了吃【创建和谐家园】所供给的米，与花【创建和谐家园】供献的银子而外，整天整年的都消磨在生活艺术中。上自王侯，下至旗兵，他们都会唱二簧，单弦，大鼓，与时调。他们会养鱼，养鸟，养狗，种花，和斗蟋蟀。他们之中，甚至也有的写一笔顶好的字，或画点山水，或作些诗词——至不济还会诌几套相当幽默的悦耳的鼓儿词。他们的消遣变成了生活的艺术。他们没有力气保卫疆土和稳定政权，可是他们会使鸡鸟鱼虫都与文化发生了最密切的关系。他们听到了革命的枪声便全把头藏在被窝里，可是他们的生活艺术是值得写出多少部有价值与趣味的书来的。就是从我们现在还能在北平看到的一些小玩艺儿中，象鸽铃，风筝，鼻烟壶儿，蟋蟀罐子，鸟儿笼子，兔儿爷，我们若是细心的去看，就还能看出一点点旗人怎样在最细小的地方花费了最多的心血。
文侯爷不是旗人。但是，因为爵位的关系，他差不多自然而然的便承袭了旗人的那一部文化。假若他不生在民国元年，说不定他会成为穿宫过府的最漂亮的人物，而且因能拉会唱和斗鸡走狗得到最有油水的差事。不幸，他生在民国建国的第一天。他的思想——假若他也有思想——趣味，生活习惯与本领，完全属于前朝，而只把两只脚立在民国的土地上。民国的国民不再作奴隶，于是北平那些用楠木为柱，琉璃作瓦的王府，不到几年就因老米与银锭的断绝而出卖，有的改为军阀的私宅，有的改为学校，有的甚至拆毁了而把砖瓦零卖出去，换些米面。贵族的衰落多半是象雨后的鲜蘑的，今天还是庞大的东西，明天就变成一些粉末，随风而逝！文侯爷的亭台阁榭与金鱼白鸽，在他十三四岁的时候，也随着那些王公的府邸变成了换米面的东西。他并没感到怎样的难过，而只觉得生活上有些下方便。那些值钱的东西本来不是他自己买来的，所以他并不恋恋不舍的，含着泪的，把它们卖出去。他不知道那些物件该值多少钱，也不晓得米面卖多少钱一斤；他只感到那些东西能换来米面便很好玩。经过多少次好玩，他发现了自己身边只剩下了一把胡琴。
他的太太，文若霞，是家中早就给他定下的。她的家庭没有他的那么大，也没有那么阔绰，可是也忽然的衰落，和他落在同一的情形上。他与她什么也没有了，可是在十八岁上他们俩有了个须由他们自己从一棵葱买到一张桌子的小家庭。他们为什么生在那用金子堆起来的家庭，是个谜；他们为什么忽然变成连一块瓦都没有了的人，是个梦；他们只知道他们小两口都象花一样的美，只要有个屋顶替他们遮住雨露，他们便会象一对春天的小鸟那么快活。在他们心中，他们都不晓得什么叫国事，与世界上一共有几大洲。他们没有留恋过去的伤感，也没有顾虑明天的忧惧，他们今天有了饭便把握住了今天的生活；吃完饭，他们会低声的歌唱。他们的歌唱慢慢的也能供给他们一些米面，于是他们就无忧无虑的，天造地设的，用歌唱去维持生活。他们经历了历史的极大的变动，而象婴儿那么无知无识的活着；他们的天真给他们带来最大的幸福。
小文——现在，连他自己似乎也忘了他应当被称为侯爷——在结婚之后，身体反倒好了一点，虽然还很瘦，可是并不再三天两头儿的闹病了。矮个子，小四方脸，两道很长很细的眉，一对很知道好歹的眼睛，他有个令人喜爱的清秀模样与神气。在他到票房和走堂会去的时候，他总穿起相当漂亮的衣裳，可是一点也不显着匪气。平时，他的衣服很不讲究，不但使人看不出他是侯爷，而且也看不出他是票友。无论他是打扮着，还是随便的穿着旧衣裳，他的风度是一致的：他没有骄气，也不自卑，而老是那么从容不迫的，自自然然的，眼睛平视，走着他的不紧不慢的步子。对任何人，他都很客气；同时，他可是决不轻于去巴结人。在街坊四邻遇到困难，而求他帮忙的时候，他决不摇头，而是手底下有什么便拿出什么来。因此，邻居们即使看不起他的职业，可还都相当的尊敬他的为人。
在样子上，文若霞比她的丈夫更瘦弱一点。可是，在精力上，她实在比他强着好多。她是本胡同中的林黛玉。长脸蛋，长脖儿，身量不高，而且微有一点水蛇腰，看起来，她的确有些象林黛玉。她的皮肤很细很白，眉眼也很清秀。她走道儿很慢，而且老低着头，象怕踩死一个虫儿似的。当她这么羞怯怯的低头缓步的时候，没人能相信她能登台唱戏。可是，在她登台的时候，她的眉画得很长很黑，她的眼底下染上蓝晕，在台口一扬脸便博个满堂好儿；她的眉眼本来清秀，到了台上便又添上英竦。她的长脸蛋揉上胭脂，淡淡的，极匀润的，从腮上直到眼角，象两片有光的浅粉的桃瓣。她"有"脖子。她的水蛇腰恰好能使她能伸能缩，能软能硬。她走得极稳，用轻移缓进控制着锣鼓。在必要时，她也会疾走；不是走，而是在台上飞。她能唱青衣，但是拿手的是花旦；她的嗓不很大，可是甜蜜，带着膛音儿。
论唱，论做，论扮相，她都有下海的资格。可是，她宁愿意作拿黑杵的票友，而不敢去搭班儿。
她唱，小文给她拉琴。他的胡琴没有一个花招儿，而托腔托得极严。假若内行们对若霞的唱作还有所指摘，他们可是一致的佩服他的胡琴。有他，她的不很大的嗓子就可以毫不费力的得到预期的彩声。在维持生活上，小文的收入比她的多，因为他既无须乎象她那么置备行头和头面，而且经常的有人来找他给托戏。
在他们小夫妇初迁来的时候，胡同里的青年们的头上都多加了些生发油——买不起油的也多抿上一点水。他们有事无事的都多在胡同里走两趟，希望看到"她"。她并不常出来。就是出来，她也老那么低着头，使他们无法接近。住过几个月，他们大家开始明白这小夫妇的为人，也就停止了给头发上加油。大家还感到她的秀美，可是不再怀着什么恶意了。
为她而出来次数最多的是冠晓荷。他不只在胡同里遇见过她，而且看过她的戏。假若她是住在别处，倒也罢了；既是近邻，他觉得要对她冷淡，便差不多是疏忽了自己该尽的义务。再说，论年纪，模样，技艺，她又远胜尤桐芳；他要是漠不关心她，岂不是有眼而不识货么。他知道附近的年轻人都在头发上加了油，可是他也知道只要他一往前迈步，他们就没有丝毫的希望；他的服装，气度，身分，和对妇女的经验，都应当作他们的老师。从另一方面看呢，小文夫妇虽然没有挨饿的危险，可是说不上富裕来；那么，他要是常能送过去一两双【创建和谐家园】子什么的，他想他必能讨过一些便宜来的；有这么"经济"的事儿，他要是不向前进攻，也有些不大对得住自己。他决定往前伸腿。
在胡同中与大街上，他遇上若霞几次。他靠近她走，他娇声的咳嗽，他飞过去几个媚眼，都没有效果。他改了主意。
拿着点简单的礼物，他直接的去拜访新街坊了。小文夫妇住的是两间东房，外间是客厅，内间是卧室；卧室的门上挂着张很干净的白布帘子。客厅里除了一张茶几，两三个小凳之外，差不多没有什么东西。墙上的银花纸已有好几张脱落下来的。墙角上放着两三根藤子棍。这末一项东西说明了屋中为什么这样简单——便于练武把子。
小文陪着冠先生在客厅内闲扯。冠先生懂得"一点"二簧戏，将将够在交际场中用的那么一点。他决定和小文谈戏。敢在专家面前拿出自己的一知半解的人不是皇帝，便是比皇帝也许更胡涂的傻蛋。冠先生不傻。他是没皮没脸。
"你看，是高庆奎好，还是马连良好呢？"冠先生问。小文极自然的反问：
"你看呢？"小文的态度是那么自然，使冠晓荷绝不会怀疑他是有意的不回答问题，或是故意的要考验考验客人的知识。不，没人会怀疑他。他是那么自然，天真。他是贵族。在幼年时，他有意无意的学会这种既不忙着发表意见，而还能以极天真自然的态度使人不至于因他的滑头而起反感。
冠晓荷不知道怎样回答好了。对那两位名伶，他并不知道长在哪里，短在何处。"哪——"他微一皱眉，"恐怕还是高庆奎好一点！"唯恐说错，赶紧又补上："一点——点！"小文没有摇头，也没有点头。他干脆的把这一页揭过去，而另提出问题。假若他摇头，也许使冠先生心中不悦；假若点头，自己又不大甘心。所以，他硬把问题摆在当地，而去另谈别的。幼年时，他的侯府便是一个小的社会；在那里，他见过那每一条皱纹都是用博得"天颜有喜"的狡猾与聪明铸成的大人物——男的和女的。见识多了，他自然的学会几招。
脸上一点没露出来，他的心中可实在没看起冠先生。又谈了一会儿，小文见客人的眼不住的看那个白布门帘，他叫了声："若霞！冠先生来啦！"倒好象冠先生是多年的老友似的。
冠先生的眼盯在了布帘上，心中不由的突突乱跳。很慢很慢的，若霞把帘子掀起，而后象在戏台上似的，一闪身出了场。她穿着件蓝布半大的褂子，一双白缎子鞋；脸上只淡淡的拍了一点粉。从帘内一闪出来，她的脸就正对着客人，她的眼极大方的天真的看着他。她的随便的装束教她好象比在舞台上矮小了好多，她的脸上下似在舞台上那么艳丽，可是肉皮的细润与眉眼的自然教她更年轻一些，更可爱一些。可是，她的声音好象是为她【创建和谐家园】。一种很结实，很清楚，教无论什么人都能听明白这是一个大方的，见过世面的，好听而不好招惹的声音。这个声音给她的小长脸上忽然的增加了十岁。
"冠先生，请坐！"
冠先生还没有站好，便又坐下了。他的心里很乱。她真好看，可是他不敢多看。她的语音儿好听，可是他不愿多听——那语声不但不象在舞台上那么迷人，反而带着点令人清醒的冷气儿。